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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尔·福兰德（Karl Vorläder）
康德在这部作品的前言结尾处（本书，11页 [1] ）说明，他在“学科之争”这个总标题下……归总了三篇文章，这些文章是他怀着不同的意图，也是在不同的时间里撰写的，但尽管如此它们仍具有适宜于被结合在一部著作中所需要的那种系统的统一性。也就是说，他只是后来才觉察到，它们作为 低等 学科与三个 高等 学科的争执，（为了避免分散）可以很得体地放在同一本书中。据此，我们分别考察这部作品的三章的产生史。
一、 第一 篇“哲学学科与神学学科的争执”的产生时间至少回溯到1794年。因为在1794年12月4日，康德写信对格廷根的神学教授卡·弗·施托伊德林（他后来把完成了的作品题献给的那个人）说：“我有一篇……论文，题为《学科之争》，自一段时间以来已经写好放在我这里，可以为此把它寄给您。” [2] 在这封信的进一步展开中，现在的第一篇的内容被如此清晰地勾勒，以至于对这一篇与所说的论文的同一性的怀疑几乎是不可能的。确定这部作品当时已经写好放着有多久，却并不同样容易。它的基本思想已经在1793年复活节出版的《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的前言 [3] 中，同样地在这样一个前言的最初由狄尔泰发表的两个草稿 [4] 中探讨过了。由于它在《学科之争》中的阐述是一个大大扩展的阐述，所以可以假定，后一种阐述只是在那些前言之后，因而不早于1793年夏天撰写的。此外，由于康德在1793年12月13日致基塞维特尔的探讨同一个主题，即圣经神学家作为与哲学书报审查官对立的神学书报审查官的全权的一封信中声明，人们必须把指斥对文学警治的滥用延迟到更宁静的时代 [5] ，所以这部作品的撰写极有可能不早于1793年12月13日。
如从其1798年4月5日致蒂夫特隆克的信中可知的那样，康德也把这篇论文递呈给书报审查当局，但它没有通过赫尔墨斯和希尔默的书报审查，而只好搁置起来。 [6] 但是，由于哲学家按照他的严格合法的意念，肯定不是在1794年10月12日收到10月1日导致他停止宗教哲学写作的国王批示 [7] 之后把这部作品递呈书报审查的（这会是特别没有意义的），所以，这部作品的撰写可以相当确定地设定在1793年12月13日和1794年10月12日之间的时间里。 [8]
鉴于国王敕令，康德决定，由于现在我们这个地方握有大权的书报审查会解释和诋毁出不同的东西，所以在对临近的和平也许也可以在这方面带来更多的无辜判断的自由的希望中，把这篇论文留而不发；但根据这些，把它通报给施托伊德林，至少哪怕是供评判，它确实也应当被视为神学的或是纯然统计学的（statistisch）。 [9] 施托伊德林也在以后的几年里多次表达他对此的要求和极大的渴望，并且写道：“书报审查和诋毁在刊印这篇论文上也能够对像您这样一个人有什么伤害吗？” [10] 但是，临近可信的和平对于康德来说只是在国王弗里德里希·威廉去世（1797年11月16日）之后才来临。还在5个星期之前（1797年10月13日），康德写信对蒂夫特隆克说：“在做这件事的过程中，很可能死亡会意外地光顾我。如果出现这种情况，我们的根济欣教授先生将会在我的抽屉中找到两篇文章，其中一篇已经完成，另一篇也差不多要完成了（大约是两年多以前完成的）。至于如何利用它们，根济欣教授会告诉您的。”当然，他接着认为：“这件事我们知道就行了，也许我在世的时候就能把它们出版。” [11] 已经完成的作品是指《学科之争》的第一篇，这似乎是首先想到的。不过，也不排除这样的可能性，即康德在这期间决定做出某些改动或者补充，但却尚未完成；在这种情况下，差不多要完成的就可以理解为 第一 篇，而已经完成的论文则可以理解为 第二 篇。
二、在完成了的著作中被加上标题“哲学学科与法学学科的争执”的这个第二篇，一开始使用的是现在作为副标题附上、内容上更能说明特点的标题：“重新提出的问题：人类是否在不断地向着更善进步？”作为专题文章，它 已经 在致蒂夫特隆克的那封信的 10 天后，即在1797年10月23日，由《柏林月刊》及其延续《柏林报》的主编比斯特尔递呈给了柏林书报审查当局。 [12] 关于它的进一步命运，康德在前面已经提到的1798年4月5日致蒂夫特隆克的信中报告说：“我的天才的降生又遇到了另一桩麻烦事。我的一篇新作题名为《重新提出的问题：人类是否在不断地向着更善进步？》，我把它寄给了图书馆馆长比斯特尔的《柏林报》。不知怎么搞的，1797年10月23日，也就是说，还在前国王在世之日，这部作品被送交市长艾森贝格审查，并被拒绝同意付印。我简直无法理解，比斯特尔先生怎么可能直到1798年2月28日才通知我这件事 [13] ”。如今，虽然在11月16日，弗里德里希·威廉二世去世，并且如布道人吕德克于1797年12月30日从柏林报告的那样，“在12月27日，高等教会监理会又获得了所有它曾被剥夺的审查权，即书报审查等等” [14] ，以至于康德现在，如他在1798年2月回复吕德克所说，能够想到“重新着手我的一些迄今被禁止或者需要完成的工作” [15] 。然而，由于他不想或者不能把上述工作再次递呈 柏林的 书报审查，所以他——他因此事先征求过法学建议——做出决定，在 哈勒 申请印刷许可。1798年4月5日的信继续说道：“众所周知，在著述事宜中，我一直小心谨慎地遵循着法令的限制。但是，我不能无缘无故地抛弃艰辛写就的作品，却又好像什么都没有抛弃。在咨询了精通法律的人士之后，我决定，通过我的出版商尼克洛维，把这部作品，连同艾森贝格的书报审查所做出的拒绝，一起寄到哈勒，麻烦您送交审查。我相信，在那里我是不会再次受挫的。请您把这两部作品当做属于一个整体的，构成一本书。”事情的进一步发展我们就不知道了。在哈勒的大学档案中，如A．里尔在查阅档案后告诉O．许恩德弗尔的那样，不存在任何事关康德的申请的标记。 [16] 也不再能确定，两篇论文中在1798年还需要完成的一篇是否以及何时得到完成或者最后的润饰。
三、在此期间，哲学家产生这样的想法，即也把已经写就的第三篇论文与前文所说的两篇结合成一部整体的著作。这事关“哲学学科与医学学科的争执”。在1795年8月10日，康德就已经在写给薛默岭、作为其作品《论灵魂的器官》（1796）的附录被刊印的信中表述过这样的思想：关于这个主题，“两个学科由于其审判权（forum competens）可能陷入争执”，即“ 医学 学科，在其解剖生理学专业中，与 哲学 学科，在其心理形而上学专业中”；而且就在这个地方，他也已经指出了另两个学科“在把 纯粹的 法学学说与作为 经验性有条件的 法学学说的政治学，此外把 纯粹的 宗教学说与同样作为 经验性有条件的 宗教学说的启示宗教学说相结合时还总是发生的一种情况”。“对于所有的 合作试验 [17] 来说，在一切都基于 经验性 原则的试验和最上面要求先天根据的试验之间将产生仅仅基于学科之争的麻烦，如果在一个大学（作为囊括所有智慧的机构）寻求一种答案的话，问题就属于这些麻烦。” [18]
这样，虽然“低等”（哲学）学科与所有三个“高等”学科的一种争执的理念在康德心中早在撰写整部作品之前就已经浮现；但只是在1798年4月，他才贯彻这个理念，他把一篇同样已经撰写了的文章作为 第三 篇附给他所预期的作品。这就是致宫廷顾问胡弗兰德教授先生的一封回信：《论心灵通过纯然的决心来控制其病感的力量》。胡弗兰德当时是耶拿教授，于1796年12月12日把他著名的《长寿学或者延长人的寿命的艺术》连同一封既充满敬畏也温馨的信，寄给了“我们这代人最受崇敬的人”康德。 [19] 由于它走海路经吕贝克到达，所以只是1797年3月中旬才到其接收人手中。接收人在其感谢信中对胡弗兰德“关于自然人里面道德禀赋甚至激活他的大胆的，但同时又升华灵魂的理念”表示充分的赞同，并向他预告自己对这个主题进行一种文献探讨的意图：“关于我对此在我自己身上为此目的在养生学方面所做的考察，我也许不久将荣幸地公开给您消息。” [20] 胡弗兰德此后在该年9月30日的一封信中表达了对康德给他造成的“可爱希望”的高度愉悦，并且请求把文章交给他用于他的《实践医疗学杂志》，“它在那里将极快地为医学公众所知，并同时会给这份杂志带来极大的荣耀” [21] 。康德履行了他的承诺，他在1798年1月 [22] 把他采用一封回信的形式的论文《论心灵的力量》寄给了胡弗兰德。这篇论文随后发表在胡弗兰德的《实践药物学和外科学杂志》的第4卷第4期上，耶拿，1798，701～751页。
四、 整部作品 。当康德寄出他致胡弗兰德的回信时，他还没有计划把它与另两篇论文结合为一个整体。是的，即便在1798年4月5日，如我们看到的那样，他还对蒂夫特隆克表达了仅仅把前两篇合并为这样一个整体的意图。相比之下，在5 月2日之前，以其今天的形象出版整部作品就已经在与尼克洛维协商了。因为在这一天，尼克洛维在一封——遗憾的是已经遗失的——信中显然有点惊奇地在康德这里询问同时也通知胡弗兰德的哲学—医学篇的印刷准许。对此，康德在该月9日回答说：“尊贵的阁下，我来回应您1798年5月2日的来信，我在把哲学—医学篇寄给胡弗兰德教授先生的杂志时，确实曾给与他自由，刊登在这杂志上或者随意出版单行本；因为我当时还没想到计划写成《学科之争》这本书，分成三个部分，亦即哲学学科与神学学科、与法学学科和医学学科的争执，并如此在一个体系中阐述；就像我在您启程之前与您协商的那样。——同时，我请求把这告知胡弗兰德教授先生，并因把本来献给他的论文刊登在那部著作中，出自上述的原因而原谅我。”在这封信的下文中，还有关于封面的印刷、对排字工和校对清除正写方面的不规范（c和k）以及把标题“决疑论问题”改为“圣经历史学问题”（《康德全集》，第Ⅶ卷，68页）的请求。 [23]
1798年7月1日，康德终于向“珍贵的朋友”卡·弗·施托伊德林预告本书在该年米迦勒节博览会出版；当然不是在后者的杂志上，这现在已经不可行，因为它与异质材料相结合，现在必须公开，而是借助前言之前的一个题献词。——“我将设法，这本书一旦印毕就到您手中。” [24] 然而，书似乎是直到深秋才出版，因为只是在11月25日，基塞维特尔才从柏林写信说：“您的《学科之争》和《人类学》带给我极其多的快乐。” [25] 而只是在12月9日，施托伊德林才感谢“荣幸之至的题献和几天前到手的样书” [26] 。因此，如果伽尔韦在9月中旬就读过《致伽尔韦的信：论心灵对于痛苦，甚至对于疾病的力量》 [27] ，那么，这必然指的要么是杂志上的文章，要么是胡弗兰德的单行本。
《学科之争》只以一个显得很大的印数出版；因为如罗森克兰茨在他的版本中报告的那样 [28] ，在尼克洛维的出版社于1832年拍卖时，还存有1 100本样书。对此，也许对此负有责任的是如下情况，即1799年，所有三篇论文都已经——此外是以颠倒了的顺序——在蒂夫特隆克的版本中（参见下文“刊印”）同样被重印。看起来，蒂夫特隆克把第二篇论文《人类是否在不断地向着更善进步？》在康德寄出（1798年4月5 日）之后很快就已经付印了，因为它连同论文《论心灵的力量》在尼克洛维的集子——亦即《学科之争》——出版之前就已经在印厂了。在后者出版之后，发生了“用出自尼克洛维的集子的第三篇，亦即用整部作品现在的第一篇补充这两篇。在我们获得这个事实的上述信 [29] 中，蒂夫特隆克请求康德在尼克洛维因为翻印而针对他提起的顽固诉讼中斡旋。实际上，由于是从康德处获得的双重印刷准许，因此他对此不无责任。至于这件事最后什么结果，我们不能说。
康德把自己的作品题献给卡尔·弗里德里希·施托伊德林，后者于1761年在斯图加特出生，自1790年始任格廷根神学教授，1826年卒于格廷根。他与康德的联系是通过寄送他所撰写的一部作品连同一起寄来的1791年11月9日的信 [30] 开始的，康德直到1793年5月4日才以回赠《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和关于其书报审查史的一封更长且有趣的信 [31] 回复他的信。1794年6月14日，施托伊德林给他寄来自己的《怀疑主义的历史》，并请他为自己新创办的宗教科学杂志时而赐稿。 [32] 所有其他的事情都是从前置的导论得知的。
刊印：1．《学科之争》，共分三篇，伊曼努尔·康德著，哥尼斯贝格，弗里德里希·尼克洛维出版，1798，共205页。
2．《伊曼努尔·康德杂文集》，第八及完全版，哈勒，伦格尔书店，1799，第3卷，389～428页（《论心灵的力量》，429～456页（《重新提出的问题》），506～574页（《与神学学科的争执》），连同整部作品的标题、前言和导论（457～505页）。
3．第三篇，以《论心灵通过纯然的决心来控制其病感的力量》为标题，伊·康德著，除了在上文谈到的地方，还作为单行本：耶拿，学术书店，1798，共54页。
4．《学科之争》，共分三篇，伊曼努尔·康德著，哥尼斯贝格，1798，共ⅩⅩⅣ和192页。没有给施托伊德林的题献词（翻印）。
[1] 即本书边码。——译者注
[2] 《康德全集》，第Ⅺ卷，514［533］页。——（第一个数字表示该卷第一版页码，第二个数字表示该卷第二版页码。——译者注）
[3] 《康德全集》，第Ⅵ卷，6页以下。
[4] 《哲学史档案》，第Ⅲ卷，435页以下；也请参见我的《纯然理性界限内的宗教》版本（《哲学丛书》，第45 卷），LⅩⅩⅪ～ⅩCⅢ页。
[5] 《康德全集》，第Ⅺ卷，458［476］页。
[6] 《康德全集》，第Ⅻ卷，238［240］页。
[7] 本书，6～7页。
[8] 也请参见许恩德弗尔：《老普鲁士月刊》，第39卷，631～637页。许恩德弗尔所做的建议，即把1794年6月14日设定为最后日期，我觉得并不足够令人信服。施托伊德林在这一天写下的让康德给他（施托伊德林）的杂志一篇论文的请求，在我看来对我们的问题来说并不具有决定性意义。
[9] 1794年12月4日致施托伊德林的信（《康德全集》，第Ⅺ卷，514～515［533～534］页）。Statistisch［统计学的］= pubulizistisch［大众传播的］，即政治哲学的，如从这封信的先行内容得出的那样。
[10] 施托伊德林于1795年2月21日致康德的信（《康德全集》，第Ⅻ卷，6～7［7］页；参见1796年3月6日的信（同上书，60～61［61］页。
[11] 《康德全集》，第Ⅻ卷，206［208］页。
[12] 在同一个10月13日，除了别的3封信（《康德全集》，第Ⅻ卷，第743～745［782784］封）之外，康德还如他在10月17日写信告诉蒂夫特隆克的那样，寄给比斯特尔一个信封，确切地说是匆匆忙忙提交给邮局的（《康德全集》，第Ⅻ卷，207［209］页。
[13] 遗憾的是，比斯特尔的这封信并未保存下来。
[14] 《康德全集》，第Ⅻ卷，227［228］页。
[15] 致吕德克的信稿，《康德全集》，第Ⅻ卷，231 ［234］页。
[16] 许恩德弗尔：《老普鲁士月刊》，第39卷，638页注1。
[17] 同样，他在1793年12月13日给基塞维特尔写道：“对于这样的结合，毕竟必须一度付诸言表”（《康德全集》，第Ⅺ卷，458［476］页）。
[18] 《康德全集》，第Ⅻ卷，31［31］页；也请参见由阿图尔·瓦尔达在《老普鲁士月刊》（第40卷，85页以下）发表的短文的草稿，特别是109页。
[19] 《康德全集》，第Ⅻ卷，136～137［136～137］页。
[20] 《康德全集》，第Ⅻ卷，148［148］页。
[21] 《康德全集》，第Ⅻ卷，202［203～204］页。
[22] 参见《康德全集》，第Ⅶ卷，97页。
[23] 《康德全集》，第Ⅻ卷，241～242［243～244］页。
[24] 《康德全集》，第Ⅻ卷，245［248］页。
[25] 《康德全集》，第Ⅻ卷，263［265］页。
[26] 《康德全集》，第Ⅻ卷，268［270］页。
[27] 《康德全集》，第Ⅻ卷，253［256］页。
[28] 罗森克兰茨和舒伯特编：《伊曼努尔·康德全集》，第Ⅹ卷，Ⅵ页。
[29] 蒂夫特隆克于1800年6月7日致康德的信（《康德全集》，第Ⅻ卷，310［312］页）。
[30] 《康德全集》，第Ⅺ卷，296［309］页。
[31] 《康德全集》，第Ⅺ卷，414～416［429～430］页。
[32] 《康德全集》，第Ⅺ卷，488～489［507～50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