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反贫困理论

关注贫困问题、研究应对贫困的途径和策略，是社会学、经济学、公共管理以及“三农”问题研究的重要领域。无论哪个学科的贫困研究，所要探讨的问题其实都是一个社会该如何应对和解决贫困问题。但是，针对共性的问题，人们的理解和阐释则有不同的方式和视角。

在发展研究领域，关于应对贫困问题的研究属于“减贫”（poverty alleviation）范畴。减贫研究通常以发展中国家作为研究对象，主要探讨发展中国家存在的贫困问题、影响以及缓解贫困的有效方法和国际援助的需要。此类关于贫困问题的研究和表述方式常见于世界银行、联合国等相关国际组织的研究报告之中。国际视野中的减贫事业，主要针对的是相对贫穷的国家，也就是欠发达国家。对于这些国家来说，发展的一项重要内容就在于减贫。所谓减贫，就是贫穷国家需要实现发展以缓和或缓解贫困，减少绝对贫困人口，缓和贫困问题的影响范围和影响程度。在人类减贫事业发展进程中，国际组织和国际合作发挥着一定的促进作用。国际减贫项目就是一些国际组织为推动国际减贫合作而设立的项目，如小额贷款项目、妇女支持项目等。通过国际减贫项目的实施，一方面可以向发展中国家的典型贫困地区提供资金和资源的援助与支持，另一方面在项目的执行过程中，实际上也传达了国际平等发展的价值和理念，类似于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凸显了国际合作在促进人类平等发展进程中的意义。

在中国语境下，针对贫困问题的表述主要包括“扶贫”“扶贫开发”“脱贫”“脱贫攻坚”等。

扶贫帮困是中国社会应对贫困问题的传统观念和主流方式。在这一观念里，社会对贫困问题的态度更加注重微观的实践、具体的行动以及人际关系。扶贫就是针对具体贫困家庭和个人而采取一定的扶持手段与措施，以帮助贫困者能够摆脱生活中的困境或失调状态。此外，扶贫也更加注重对贫困人群的帮扶实践或行动。

改革开放后，中国在应对贫困问题或反贫困方面，注重国家层面的扶贫开发计划。“扶贫开发”的反贫困理念包含两个要素：一是扶贫，即向绝对贫困人口提供救助和帮扶，这些帮扶措施是有计划、有组织地推行实施的，而且帮扶资金、资源和力量主要来自国家；二是开发，主要是国家通过促进贫困地区的发展，以减少、预防贫困的发生，降低地区贫困发生率。作为国家层面的反贫困政策，扶贫开发主要针对农村贫困地区的绝对贫困问题而采取政府支持与干预措施，首先对划定的贫困县、贫困村和贫困户重点给予扶贫资金支持和帮困，缓解特别困难地区和人群的绝对贫困问题。此外，国家还通过组织、实施扶贫开发项目，扶持并促进农村贫困地区加快发展，帮助其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

“脱贫”是中国反贫困的重要目标，特别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后，随着宏观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国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共中央提出了“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第一个“一百年目标”是到建党一百周年时实现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要实现这个目标，基本的前提条件就是要让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所谓脱贫，即指摆脱贫困状态。就具体经验而言，脱贫主要有三个层次：一是由官方确认的贫困县（州）通过实施系列扶贫政策措施后，达到政府规定的脱贫摘帽指标；二是被正式划定为贫困村的符合脱贫摘帽要求；三是让建档立卡贫困户和贫困人口达到“两不愁三保障”的脱贫标准。

为实现全面脱贫目标，国家推进了“脱贫攻坚”战略。脱贫攻坚的理念实际上包含将反贫困视为一种人类与贫困问题之间的斗争。这一斗争是分阶段的，脱贫攻坚类似于反贫困“战役”的攻营拔寨阶段，也是关系到全面脱贫的决胜阶段。在这一阶段，所面对的贫困问题最为特殊，扶贫脱贫的任务也最为艰巨，需要“啃硬骨头”，即要让最困难、最偏僻的、贫困程度最深的农村地区贫困人口全部脱贫。为打赢脱贫攻坚战，国家不仅实施了精准扶贫方略，而且在此过程中动员起多方面的力量，形成了反贫困的合力，对有效解决农村绝对贫困问题起到了显著的作用。

在扶贫脱贫理念的引领下，中国扎实地推进了扶贫开发和脱贫攻坚的行动，形成并积累了丰富的反贫困实践经验，创造了世界减贫史上的奇迹，为人类减贫事业做出了彪炳史册的贡献。

就反贫困的理论而言，中国的扶贫脱贫理念是基于国情、社会现实和实践需要而提出的，可以说是中国式反贫困理论或扶贫脱贫理论。与一般意义上的减贫理论不同，中国式反贫困理论的突出特点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对减贫效果的强调和重视，扶贫脱贫理论关注对贫困对象的帮扶结果，聚焦于帮扶政策和扶贫措施能否实现让贫困人群摆脱贫困状态的目标，也就是重点探讨如何扶贫、如何实现脱贫问题；另一方面是注重对减贫实际行动的考察和研究，扶贫脱贫理论的重要来源就是现实世界的减贫行动或实践，理论所总结和反映的主要是具体的扶贫经验和脱贫事实。而在一般减贫理论中，关于什么是贫困问题，往往存在较大的分歧和争议；对减贫的关注和讨论似乎也仅停留在一些理念倡导和口号之上，而对真正解决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同社会中的实际贫困问题的讨论，则往往纳入相对抽象的领域。

经历扶贫开发和脱贫攻坚等反贫困的历史过程，中国在2020年底实现了让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战略目标，此一过程积淀并形成了人类减贫的中国经验。中国式扶贫脱贫理论来源于实践经验，而且在扶贫脱贫的过程中，又对中国的反贫困实践起着理论指导作用，体现出了从实践到理论、再从理论回归实践的认识逻辑以及理论发展的基本规律。

就反贫困理论的发展而言，扶贫脱贫的中国经验为理论的进一步丰富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素材，也奠定了事实基础。扶贫脱贫的中国经验既是人类反贫困实践的一种理想类型，即具有自己特色和典型特征的减贫实践和脱贫过程，也是由丰富多彩的、基层的、具体的扶贫脱贫实践构成的。扶贫脱贫的中国经验不仅是一个抽象的概念总结，而且是许许多多鲜活的、生动的扶贫帮困和脱贫攻坚行动或故事组成的。这些具体的扶贫脱贫故事，既显现出基层的、微观的扶贫脱贫实践的个性特征，同时也包含了中国扶贫脱贫工作与事业的共性特征。

对丰富多彩的扶贫脱贫的中国经验，仍需要加以进一步地总结和提炼，以推动反贫困理论的向前发展，增进人类对贫困问题与反贫困的认识。

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反贫困40多年的历史经验来看，反贫困行动的根本驱动力源自社会主义共同富裕的基本原则。一般减贫理论倾向于将贫困问题界定为某种绝对的贫穷和危机状态，如难以获得维持生存所需的物质资料。然而，现实生活中，贫困是一种复杂的社会问题，既有绝对贫困的表征，也能反映横向比较意义上的相对剥夺状态。因此，真正解决贫困问题，就必须践行共同富裕的价值理念，在追求共同发展的过程中，根除贫困问题。不解决社会经济发展中的不平等问题，逐步缩小社会差别，就难以达到良好的扶贫脱贫效果。因此，共同富裕的价值原则实际上为扶贫脱贫提供了原动力。

此外，从扶贫脱贫的中国经验中，还可总结提炼出动员性贫困治理策略的可行性与有效性。中国的扶贫脱贫经验显示，在党委与政府的领导之下，形成了自上而下与横向联合互动的社会动员体系。这一动员体系动员起了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到扶贫脱贫的行动之中，共同治理贫困问题特别是乡村绝对贫困问题。动员性贫困治理策略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背景下形成和运用的，通过全面的动员，促成了反贫困的合力，对中国减贫奇迹的创造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在这一动员体系中，不仅仅是基层群众被广泛动员起来，而且自上而下的党员干部也被广泛动员起来，积极地投身到扶贫脱贫工作之中，领导和带动贫困人群努力奋斗，力争脱贫。正如一些地方宣传口号所反映的，“苦干、实干、亲自干”，亿万党员干部特别是基层扶贫干部，与基层群众特别是贫困人群一起，共商共建，共同应对贫困问题。

西方反贫困理论主要是基于工业化国家城市社会的贫困现象以及一些国际组织报告的发展中国家贫困问题而构建起来的，这些理论通常注重于对贫困一般性问题的探讨，如对贫困概念的界定、对贫困线的划定、对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的划分等。例如，在对贫困概念的界定方面，“贫困轮”（poverty wheel）理论提出了三维十二聚类的界定法 ，试图提供一个标准化、可操作的贫困定义，为人们理解贫困提供一种参考框架（见图1-1）。

“贫困轮”理论将贫困比拟为一种由“无法承受的困难”状态为轴心的、由“物质条件”“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三个主要轮毂构成的车轮。在物质条件维度，贫困与三个要素相关，包括特殊需求、生活水准和剥夺方式，亦即贫困者的物质需求难以得到满足，处于资源较为匮乏的状态，以及面临多种不同方式的剥夺。在经济状况维度，贫困是通过有限的资源分配、较高的收入差距或贫富差距、较低的经济地位三个要素体现出来的。在社会地位维度，贫困主要表现为：缺乏基本安全保障，包括权益和生活保障不充分；缺乏基本权利/能力，即被社会认可接受的资格，如文凭、证书、资历等；较为明显的、严重的社会隔离，即在社会中被区隔出来；有高度的依赖性，亦即在生存和生活中对救助和福利有较强的依赖；处在社会的底层，也就是社会中的贫困阶层。“贫困轮”表明了贫困问题是复杂的，由多方面因素的影响而致。因此，理解贫困问题和反贫困策略，也需要从多个角度、不同方面切入。

“贫困轮”理论关注到了贫困问题的复合性，并抓住了贫困的主要维度和重要因素，对认识和把握贫困的核心含义有一定参考价值。然而，这一理论的经验基础仍以发达工业化国家的贫困问题为主，而且其背后的价值预设是西方式的，对我们理解和看待中国乡村贫困问题来说，可能还有较大的局限。例如，这些方面中的“隔离”等，就具有典型的西方社会特色和话语特征，因为在西方城镇化社会，阶级阶层之间、种族民族之间的居住隔离和社会隔离较为突出，这种社会隔离是社会不平等的一种体现，同时又造成和加剧社会不平等。中国的乡村特困地区，主要是自然脆弱性的一种体现，而并非人为的隔离，因而从“隔离”的角度来理解中国乡村贫困，可能并不合适。

贫困问题也是发展经济学关注和研究的重要问题。在发展经济学中，反贫困研究更加侧重于对贫困的测量与计量，虽然贫困线为划定贫困人口提供了可测量的标准，但这种界定主要从宏观层面来把握和衡量贫困人口的总体规模，从普遍意义上来认识绝对贫困问题。为了进一步细化对贫困现象的计量，一些发展经济学的研究者提出了对贫困者亦即贫困家庭和个人的动态测量，这种测量属于对贫困的微观分析与测量。在对贫困问题的动态、微观测量中，研究者引入了时间变量，也就是根据贫困对象陷入贫困和贫困持续的时间长短来将贫困问题区分为不同类型。如有学者将贫困分为慢性贫困（chronic poverty）与暂时性贫困（transient poverty）。 所谓“慢性贫困”，是指贫困者在一段时间内长期地、持续地陷入或处于贫困状态之中，类似于慢性病，是一种长期的、机能性的失调状态；所谓“暂时性贫困”，是指贫困者在某个时间段内陷入贫困状态，如遇到暂时的变故、偶发事件，使贫困者暂时陷入某种困境与危难之中。

也有学者引入贫困维续的时间变量，对贫困作出类似的分类，将贫困划分为持久性贫困（persistent poverty）和暂时性贫困（transient poverty）。 持久性贫困相当于慢性贫困，会持续很久，是贫困者要一直与其“共存”的一种状态；暂时性贫困是由某种原因导致某一时间内陷入贫困状态。

对贫困做慢性贫困与暂时性贫困的类型划分，引入了时间维度，为人们认识和测量贫困提供了一种方式与途径。然而，不可否认的是，在这种分类与测量方法之中，实际上有一个基本预设，那就是把贫困设定或比拟为一种“社会病”。既然如此，对于反贫困来说，针对慢性贫困也就只能持续“医治”，而无法根除。或者说，脱贫只是针对暂时性贫困而言的，社会不可能摆脱慢性贫困。中国的乡村脱贫经验表明，真正需要帮扶的贫困对象恰恰是那些长期处于贫困状态中的农村贫困人口，尤其是那些特困人群。而通过精准扶贫和脱贫攻坚等反贫困措施，是能够让农村贫困人口包括特困人群全部脱贫的。

关于反贫困策略，学界还有一种观点，将扶贫帮困分为“输血式扶贫”与“造血式扶贫”两大类。所谓“输血式扶贫”，是指直接向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输入资金、物资和社会救济等援助，亦即为贫困人群提供直接的、紧急的救助；所谓“造血式扶贫”，是指为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提供的救助要具有可持续性，且能帮助贫困对象恢复和提升自己的生存与发展动能。区分两类扶贫方式，目的是倡导扶贫脱贫工作从输血式扶贫向造血式扶贫转变，因为输血式扶贫只会“救急”，对满足和解决贫困人群的急需和暂时性困难有帮助，但难以达到让贫困人群自主发展、真正脱贫的效果。只有通过造血式扶贫，让贫困者形成自身的“造血功能”，这样才不至于形成对社会救助的依赖，也不至于轻易返贫，从而实现真脱贫的效果。

输血式扶贫与造血式扶贫的反贫困策略划分方法，较为形象地探讨了不同扶贫方式及其脱贫功能，这种理想类型的划分及分析，为人们理解和选择反贫困策略提供一种直觉经验的参考。不过，现实社会中的贫困本身就是多样的、具体的，而不是一个标准化对象，而且贫困与反贫困是一个动态的交互过程，因此，扶贫脱贫其实是一种实践过程，而不是抽象的理想类型。在实际的扶贫脱贫工作中，也许并不存在纯粹的输血式扶贫，也不存在纯粹的造血式扶贫，而可能是两者兼而有之，有效的扶贫脱贫策略也就需要兼有两者的功能，而不是从一种类型转向另一种类型。 vnxIbnuVLxZZ+GilAVztdpF0NUotsTzKVSA4GDUTkbusABv4GVEneL/1lCUQ9Iy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