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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脱贫成就可分为不同层次，某种意义上说，使乡村具有可持续发展能力会在较高层次实现脱贫目标，也在较大程度上降低返贫风险，提高脱贫成果巩固的效率。
可持续发展理念源自生态学，主张保护生态环境的可持续性。生态可持续发展要求当代人在满足自身发展需要时，不对满足后代生存和生活需要的自然环境和生态资源造成破坏。关于乡村可持续发展问题，主要指乡村在四个方面发展保持可持续性，包括物质空间发展的可持续性、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和文化发展的可持续性。
乡村物质空间发展的可持续性表现为村庄的存续和乡村基础设施建设的加强与改善，即乡村作为一种不同于城镇的空间形态得以保留、存续和发展。在脱贫攻坚过程中，整村推进、易地搬迁模式等扶贫脱贫模式和实践，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乡村的物质空间形态、结构和特征。易地搬迁和整村推进模式使贫困村庄转变为安置社区，从小规模的村寨变成集中安置的大型社区，在扶贫脱贫的角度看，这彻底拔掉了贫困人口的“穷根”，为贫困人口提供了发展新空间、新机遇。新的安置社区一般建在交通便利、离城镇距离较近、产业基础较好的地方，社区采取精准安置和发展措施，将搬迁补助、保障安置、就业安置和产业支持有机结合起来，使易地搬迁安置的贫困户和贫困人口在新空间具备可持续发展的能力。
从贵州省易地扶贫搬迁实践看，2016年启动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对居住在生存环境恶劣、人地矛盾突出、不具备基本生产生活条件、生态环境脆弱、地理位置偏僻交通不便、村寨规模在50户以下、贫困发生率高于50%、自然灾害频发等“一方水土养不起一方人”的特困地区的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实施易地搬迁和扶贫脱贫安置。易地扶贫搬迁以自然村寨整体搬迁安置为主，共实施45万人的搬迁，涉及3200多个自然村寨。易地搬迁扶贫脱贫工作遵循“搬得出、住得下、稳得住、能发展”的原则
，为易地搬迁脱贫人口的可持续发展创造了靠得住的条件。
当然，改变乡村物质空间的扶贫脱贫模式是一种创新行动，在扶贫脱贫效果上非常显著，扶贫脱贫的效率也非常高。但不容忽视的事实是，乡村贫困人口的空间转变给他们带来诸多的挑战。他们快速地实现了脱贫，离开了“穷根”地，却背离了“家乡”。由于跨越式迈入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他们需要应对社会融入和社会适应问题。
乡村贫困地区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取决于两方面因素：一方面，乡村经济增长内发动力具有可持续性；另一方面，扶贫脱贫的帮扶支持措施助推乡村经济发展具有可持续性。从现实情况看，乡村贫困地区经济增长的内发动力通常疲弱，正是因为经济增长内发动力的疲弱，才会在社会快速变迁过程中陷入贫困状态。贫困乡村的经济增长内发动力之所以处于低水平状态，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结构性内发动力匮乏，亦即贫困地区的自然条件和社会历史结构性特征或固有特征导致经济增长一直处于乏力状态。例如，在自然生态环境较为恶劣和脆弱地区，自然灾害多发，居民生产生活条件差，经济发展基础薄弱，成本很高，经济增长非常困难。二是变迁型内发动力疲弱，是指在经济社会转型的进程中，一些乡村地区没有顺利实现转型，或是未能很好适应经济社会转型带来的经济发展环境转变，从而出现经济增长缺乏新动力的状况。此类经济增长内发动力缺乏情况常见于以传统小农经营方式为主，且种植结构单一，调节弹性较低的农村。由于其未能适应市场化、全球化变迁带来的影响，也未能顺利实现自身结构性调整和生产经营转变，因而难以在现代化的市场体系中获得收入增长的新机会。与此同时，市场经济和现代社会的快速变迁导致保持原有生产经营方式的小农户处于发展劣势或发展滞后的状态。与现代部门的收入水平相比，维持家庭小规模的农业生产经营，又不能调整种植结构的农户，经济收益相对低下，以致有很多这样的小农户会陷入贫困之中。为适应市场化、工业化转型的大环境，广大农民采取流动和兼业的策略来破解经济增长的困局。流动即外出打工经营，大多是到城镇非农业部门寻找就业机会，争取非农就业的工资性收入。就现实而言，大多数农民工外出打工经营实现了家庭收入结构的根本转变，即工资性收入超过家庭农业收入，在家庭总收入中占主体部分。农民兼业现象不仅在个体层面发生，而且在家庭和农村社会层面也具有兼业特征。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快速兴起，农民的兼业方式是“离土不离乡”，农村劳动力到乡镇企业打工，获得非农业收入，但不需要离开农村，而且一部分农民可以兼顾家庭农业生产，在工厂下班之后可以参与家庭的农业劳动。随着市场经济转型，越来越多的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这样便出现家庭层面的兼业情况，即留守在农村的家庭成员在家庭承包耕地上从事农业生产，而以男性青壮年为主体的家庭劳动力流向城镇从事非农业生产经营。在工业化、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的大背景下，乡村社会层面的兼业现象也越来越普遍，兼业结构和兼业程度在不断变化。乡村社会从以纯农业为主的纯农村逐渐向兼业的乡村转型。乡村兼业表现为乡村经济结构的变迁，即农业只是乡村经济的重要构成之一，乡村劳动力和广大农户广泛从事多种职业、多种产业，多种经营、混合职业成为乡村兼业的重要特征之一。
在宏观经济结构调整和供给侧改革政策的作用下，广大农户也面临着改革和结构调整带来的冲击，以往的发展模式和兼业模式也要迎接结构性变迁的挑战。流动的乡村劳动力受到城镇市场机会变化的影响，城镇劳动力市场的需求和供给结构在变化，流动乡村劳动力能否适应市场形势的变化，反映着个体或群体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与水平。那些在新的市场环境下缺乏应变和适应能力的人，可能遇到发展困境。例如，主要在第二和第三产业兼业的农村劳动力，由于市场结构和状况的变化，兼业的经营效益会发生相应变化，要求兼业者做出相应调整或转型，以适应劳动力市场新变化。变迁型内发动力疲软可能是较多乡村在新时代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之一，因为乡村居民以老年人居多，在应对快速变动的世界和市场体系方面本来就处于劣势状态。对农村老年人群体来说，改变既有生产生活方式，应对多变的外部环境，可能困难重重。所以，乡村可持续发展必须正视乡村社会老龄化的事实，加强适老型社会建设，化解部分乡村变迁型内发动力不足问题。
脱贫攻坚使农村绝对贫困人口摆脱了贫困状态，贫困县、贫困村实现了脱贫摘帽。同时扶贫脱贫的帮扶和支持措施对贫困人口和贫困地区发展来说，能够发挥持续性的支持和推动功能。在一些地区的乡村产业扶贫实践中，在多方力量共同参与和扶持下，乡村突破产业发展滞后的瓶颈制约，着力发展新产业，为农业和农民增收开辟新渠道，为乡村发展提供可持续发展的新动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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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陇南市地处甘陕川三省交界的秦巴山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下辖1区8个县，3201个行政村，283万人，其中农业人口245万人。2014年底，全市有83.94万贫困人口，占全省552万贫困人口的15.2%，贫困发生率34.06%，居甘肃省第一，是甘肃省贫困面最大、贫困人口最多、贫困程度最深的市。
陇南是甘肃省最大的中药材生产和出口基地，有中药材1200多种，全市种植特色农产品1100万亩左右，花椒、油橄榄、核桃等特色农产品产量较高，但由于未顺畅打通市场，优质特色农产品并未转化为增收的渠道，农户脱贫困难重重。
2013年底，陇南市委提出把发展电子商务作为突破口，拓宽地方名优特色产品的市场渠道，促进农户增收。农村电商在起步阶段，面临着农村群众观念不一致、农村电商基础薄弱、农村产业条件脆弱、农村电商人才缺乏等诸多问题。为有效推进电商扶贫工作，陇南市提出“市抓统筹、县为主体、乡镇落实、到村到户”的工作方针，采取了政府引领推动、开展多层次电商扶贫技能培训、加强贫困村电商扶贫网店建设、大力开发农产品网络、建设完善乡村网络物流服务体系、发挥新媒体营销作用等应对措施。
陇南市电商扶贫取得了良好效果，至2015年底，全市共培训电商人才8.5万多人次，开办网店8674个，销售额达到26.5亿元，新增就业3.7万人，直接带动贫困群众人均增收430元，为贫困人口增收致富开辟新渠道，为乡村可持续发展提供新动能。
从案例2-2的扶贫脱贫经验看，帮扶措施不仅有直接的帮扶脱贫效果，而且对解决乡村贫困地区发展的约束问题有重要推动作用。贫困地区之所以陷入贫困，一个重要原因是发展受到条件的严重制约。因此，巩固脱贫成效，需要有破解发展制约问题之路，实现乡村可持续发展。
在乡村开辟电商发展新业态，实际上顺应了信息化、数字化和市场化的发展大势，能够为乡村产业发展开辟一条新路径，为乡村巩固脱贫和实现可持续发展创造新动能。乡村电商业发展不仅是解决特色农产品市场销路和经济效益增长问题的有效路径，也是带动乡村数字经济、仓储物流业等新产业发展的重要动力。为应对快速变动的市场环境，乡村扶贫脱贫及脱贫成果巩固必须在创新中寻找新的出路。
乡村社会发展的可持续性表现为乡村社会结构、乡村人口在一定范围内、以一定规模存续下来。乡村是整个社会系统中的一种构成，并在社会系统中发挥着相应的功能。维持这一社会构成的存在和延续，不仅对乡村发展来说是必要的，而且对维护整个社会系统均衡和协调、保护社会系统多样性来说非常重要。推进乡村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关键在城镇化大背景下，合理地调节城乡关系，既要发展新型城镇化，又要坚持“反哺”原则，以城促乡，而不是以城代乡，即以城镇发展支持和促进乡村更好发展。
乡村文化发展的可持续性指与农村、农业和农民相关的文化传统和生活方式在现代化进程中得以传承、保护和获得新的发展。文化是乡村的灵魂，也是社会整合和社会团结的重要机制与纽带。实现乡村振兴，必须有乡村文化的振兴。保持乡村文化发展的可持续性，应重视两个方面：一方面，传承和保护优秀的乡村文化传统是基础；另一方面，需要与时俱进，顺应现代化之大势，推动乡村文化的创新发展。如在数字时代，加强数字乡村建设，形成乡村的数字文化，助力乡村振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