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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吉见俊哉 苏硕斌 译
摘要
全球化的来临，使过去以国民国家为架构的媒介及文化基础产生了崩解式的变动。由此，全球媒介跨越界限而生，其并非单一性质的媒介，而是蕴含着重层的、多面的构造，同时包含地方、国家、区域、全球各种不同面向和层次的复杂现象。全球媒体作为帝国主义的文化支配工具所起到的世界性作用，也已然成为值得关注的问题。
关键词
全球化；全球媒体；恐怖袭击；伊拉克战争；文化帝国主义；网际网络；离散；族群；族裔媒介
作者简介
吉见俊哉，日本东京大学情报学研究生院教授。
译者简介
苏硕斌，台湾大学台湾文学研究所教授。
20世纪80年代以后，现代人面对的最大变动就是全球化。过去以国民国家（nation state）
为架构的媒介及文化基础产生了崩解式的变动，各种边界开始交错、冲突，并创造出许多新的集合体。在这样的时刻，一方面，多国籍企业的跨国性（transnational）布局及全球金融市场的压力导致重重问题，面对全球资本主义超越民族国家之力排山倒海而来，究竟要如何因应早已引发诸多话题；另一方面，有关文化的杂种性、混成化，以及后殖民文化状况的各种讨论，也逐渐浮上台面。今天我们所要探究的全球媒介，已是极其深刻地纠缠在一起的问题了。全球化，不论是从大众传播理论还是从其他媒介分析的观点来看，都使媒介的存在样态本身出现了决定性的变化。卫星传输和网际网络，造成跨国性的信息、影像、文化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大规模流通。因此，我们对媒介的认识，也无法再以过去那种封闭性的国族空间及均质性的语言、传统、文化认同（cultural identity）为基础来思考。既然那种国族媒体（national media）的各种条件都已崩坏，那么跨越界限而生的全球媒介就绝非单一性质的媒介，而是同时包含地方、国家、区域、全球各种不同面向和层次的复杂现象，对此，我们当然有必要更加全面地理解。
从2001年9月11日美国本土爆发“9·11”恐怖袭击，到2003年春天的伊拉克战争为止，这一连串的事件都与今天的全球化和媒体高度相关，在实际上也引出很多问题。“9·11”恐怖袭击事件，从一开始就是高度典型的媒体事件。建筑在世界最大影像产业基础上的美国，拥有无所不在的摄影机视线，当客机撞上纽约世界贸易中心时，不只所有待命的摄影机全部把镜头对准了起火燃烧的大楼，记者也都全力赶赴事件现场。“9·11”恐怖袭击事件，就以这种摄影机视线为前提而进行。为什么袭击目标会选上全世界最知名的纽约代表性建筑物？为什么袭击时间选在早晨这个可以独占全天新闻节目、发挥最大效果的时段？如果回顾事件的经过，就会发现，恐怖分子在策划袭击事件之初，应该就很清楚地意识到了事件现场的摄影机视线。“9·11”恐怖袭击从一开始就是为了在全世界电视画面中上演的剧本化（台本化）事件。
随后美国即刻展开所谓对抗“恐怖主义”的“战争”，这也是一个经由美国全国媒介总动员而上演的剧本。这个过程中，在美国国内媒体、全球媒体、媒体自我言说的事实、另类媒体的可能性等许多问题上，现代媒介都呈现出充满矛盾的吊诡状态。这些状态，笔者将整理成以下四点分别讨论。
第一点要指出的是，从“9·11”事件到伊拉克战争的过程，美国多数大众媒体都明显朝向排他性、独善性民族主义的方向自我封闭。恐怖袭击发生后，美国总统和许多电视评论家都强调，美国应展开对抗“邪恶”的战争，很多美国人也坚信从精神重创中重新站起来的唯一道路是歼灭“邪恶”。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大楼崩垮的震撼画面反复播映到几近饱和状态，陆续化约为到处飞奔的简单口号，然后导向“战争”的意识。
“9·11”事件到伊拉克战争的过程中，最能代表、最能煽动美国大众情绪的媒介，无疑就是新兴的福克斯新闻（FOX News）。福克斯新闻是一个专业新闻频道，隶属于媒体大亨默多克（Rupert Murdoch）
领军的福克斯电视网，因为娱乐色彩强烈、政治立场保守而蹿红。连环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后，福克斯新闻的经营高层就指示下属必须编采坚定爱国的新闻。这个新闻频道，在平常的新闻节目画面中也要打上一个星条旗小标志，在伊拉克战争的报道中则一直称呼英美联军为“我们的部队”。福克斯新闻放弃客观的新闻立场，转而靠拢军方以煽动民族情感。就经营方针来看，这样的“爱国式”编采方针确实大为成功，福克斯新闻的收视率也一举超越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对于本来就富有娱乐性质的福克斯新闻来说，有效提振收视率最快捷的方法，就是成为爱国者。而其他美国电视台为了不让福克斯新闻独享收视率，也跟进强化同样的保守派编采方针，结果，在伊拉克战争结束以前，美国电视新闻仍受到一种前所未见的爱国主义基调支配。美国电视台这样的倾向，与为了客观报道而自订“战争报道方针”，并一直与国家政府保持相当距离的英国BBC电视台比起来，显然有很大的差异。
美国电视的爱国主义倾向对美国国内媒体的变化意义重大。CNN，以及NBC、CBA、ABC三家无线电视网，除了是美国国内媒体，向来也是全球性的媒体。因此，当美国国内的电视台被排他性原则支配时，其他国家的媒体也必然受到影响。如此一来，美国的媒体传布的新闻与资讯，是以跨越国境的世界各地媒体为框架的，这种情形是接下来要讨论的第二点。
伊拉克战争发生之际，可以看到欧洲的媒体与日本的媒体态度有极大差异。概括来说，欧洲的电视台多是派遣自己的采访团前往巴格达采访新闻，不同于美国电视台联合阵线的统一采访方式；而有不少日本媒体则是致力于捕捉美国媒体的报道。
例如NHK，除了对既有的开罗、耶路撒冷、德黑兰等支局加派记者，也新增了杜哈、安曼、科威特等采访据点，总共派出34人的采访团；然而NHK却决定从最关键的巴格达撤退，甚至也不委托自由记者（freelance journalists）留在战地采访，因此实际上伊拉克的相关报道画面，全部都要依赖签约的海外媒体提供。而派遣到安曼和科威特的采访团，对于远离现场的战地也无可奈何，结果NHK只能盯着CNN等全球媒体的镜头，在报道不足之处才补上自家记者的现场采访。NHK在开战的第一个星期，总计采用了 23 个国家41个机构的画面，编辑播放的内容可以说是“非常平衡”。这种采用各种不同机构影像画面的做法，或可确保一定的“客观性”。但是这里所谓被保证的“客观性”，结果只是CNN等全球媒体在传送战争信息这样一个事实。
但是，在美国空袭阿富汗到伊拉克战争的过程中，也出现了一些不同于上述趋势的情形。其中之一，是以半岛电视台为代表的中东电视台的崛起。半岛电视台是1996年在卡塔尔设立的全天候24小时播送新闻的卫星电视台，记者多数是曾有BBC工作经验的中东人士。美军空袭阿富汗
之际，他们坚决采取现场主义做法，因此对于美英联军和美国媒体传出的一些消息，半岛电视台多次播岀现场卫星影像和当事人访谈予以反驳。例如，对于美英联军发出的消息“已攻陷乌姆盖斯尔港（Umm Qasr）”
，半岛电视台以现场直播采访指出“乌姆盖斯尔港并无被攻陷的迹象”；又如，对于伊拉克军方某位司令官成为战俘的报道，半岛电视台则采访到该司令官，表明其并未被俘。
半岛电视台创立的重要意义在于，这是中东地区首次有媒体能够对CNN、BBC等美英全球媒体的世界权威公然提出挑战。接续半岛电视台的成功经验，中东地区陆续出现阿布扎比电视台（Abu Dhabi TV）、阿拉伯电视台（Al-Arabiya）等新兴电视台。如此一来，过往以全球影像媒体之姿占据压倒性优势的美英媒体，开始受到持中东观点的媒体的不断质问。半岛电视台在中东波斯湾区拥有3500万观众，在欧洲拥有800万观众，在美国也有15万以上观众，若再加上其他媒体的二次影像转播，看过半岛电视台画面的人数应远超过前面提到的观众人数。在这样的发展下，这个电视台早已不只是阿拉伯地区内的媒体，而是名副其实的全球媒体了。
伊拉克战争过程中还有值得讨论的一点是，全球媒体遭遇到一种新的信息网络渗透，而且这个网络是由市民身份的发信主体通过网际网络运作而生的。在“9·11”事件发生时，众人都是盯着电视看，网际网络只是扮演辅助角色，但后来伊拉克战争过程中，网际网络因成为全世界反战思想集结的媒介而扮演了主要角色。2003年1月到3月，通过国际性的ANSWER（Act Now to Stop War & End Racism）等网络社群的呼吁，世界各地有上千个地方发起反对伊拉克战争的集会、示威等活动，在美国华盛顿、旧金山都有数十万人参加，在罗马、伦敦、巴黎、巴塞罗那等地甚至达到100万、200 万人之多（东京则有2.5万人），这么多次的街头集结表达意见，无疑是空前的全球性反战运动。这种世界同时性的市民集结之所以可能，是因为网际网络的无数活动网站、电子邮件群组（mailing list）集结形成了一种网眼形态。既有的大众媒体对战争抱持暧昧的态度，但是在网际网络的空间里却掀起了反对美国暴虐的反战声浪。
这个反对伊拉克战争的世界性运动之蓬勃，除了前述的人数众多及规模庞大，还要加上几点清晰的特征：第一点是行动的扩散异常迅速。反战运动在“布什主义”
确立之后的2002年9月急速酝酿，各种集会及示威在网际网络上获得广泛呼应，并在极短的时间内组织起来。第二点是反战表现的多样化。在各地展开的除了常见的集会和示威游行，还有各种组织团体发起的各式各样的抗议活动，例如排成PEACE字样、身穿夸张的粉红衣服集合、对白宫发动传真和电子邮件攻击、购买报纸广告、绝食静坐示威、拒绝购买亲布什政府的企业的产品、组成人肉盾牌等。第三点是，这些抗议活动整体来看都不是通过既有的大众媒体形成的，而是通过网际网络自身的反身性集结与报道形成的。既有的大众媒体，应该已无法掌握这个全新的、全球规模的公民运动了。例如在日本，几个全国性报纸对于反战示威的事实，都不太能掌握实际意义，只会计较集会规模大小，发布新闻资料片段。
如前所述，从“9·11”事件到伊拉克战争期间的媒体发展，大致呈现出四种动向，分别是：（1）美国主流媒体走向“爱国主义”性自闭；（2）日本大众媒体对美国媒体的观点照单全收；（3）半岛电视台等非欧美型的全球媒体崛起；（4）借由网际网络的市民发信型大众媒介成形。因此，所谓的全球媒体其实蕴含重层的、多面的构造。
20世纪60年代以来，关于全球化与媒介的关系虽然已有很多讨论，但是鲜少将关注点放在全球媒体自身的重层性之上。在这些讨论中，最早注意并尖锐质问全球媒体支配性影响力的是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对文化帝国主义（cultural imperialism）的批判。此理论的代表性学者席勒认为，美国的文化工业（cultural industries），亦即大众媒体的世界性支配，已然是个问题。
构成席勒论证基础的认识观，在于他认为现代世界的美国霸权乃是由经济力量与信息力量互补支撑的，因此美国不再是过去以“铁与血”
为主轴的美国，取而代之的是以“经济与电力联姻”为主轴的美国，也就是新帝国主义的抬头。这个“联姻”，恰与主张金融资本应超越国界自由流通的自由贸易主义一拍即合，也与信息应超越国界自由流通的全球信息社会图像相互呼应。然而，自由贸易的结果，往往是强国力量渗透到弱国，有如推动一个支配的陷阱。这样看来，跨越国界的自由信息流通，往往也是把美国的生活方式与美国的价值观埋进贫苦的、孱弱的社会里头，贫弱国家要利用社会和文化而自律性发展，实在是太困难了。
席勒的论点最重视的是大众媒体作为帝国主义的文化支配工具所发挥的作用。美国制造的大众媒体演出了美国“富裕生活”的意象并且激发大众的欲望，然后到海外广泛流通美式文化的意象，结果反而巧妙避开了“反美”的矛头。席勒也指出：“从美国发射出去的传播信号，呈现的是一种生活方式的愿景。他们的产品是堆积如山的意象（images），提供给私人装扮自己，而由个人购买并消费掉。”这里重要的是，美国国内文化工业对国民大众的支配，与全球层次上美国对第三世界的文化支配，二者实际上是一体两面。
文化帝国主义批判担忧的，是广播、电影和电视等大众媒介的全球性扩散将连根拔除各地域的文化传统，这虽然源自担忧美国商品大量入侵西欧文化传统的思想系谱，然而席勒的论点指出，对被支配国家的文化造成破坏性影响的其实是跨国媒体资本。因此，全球资本主义的核心，应该才是第三世界自主性发展难以成功的真凶。
在20世纪80年代以后，文化帝国主义批判遭到来自文化研究学者的严厉批判。例如汤林森（John Tomlinson）就认为席勒的论证毫无保留地接受了“媒体产品本身就具有支配性效果”的预设，批评席勒忽略了文化工业的战略与接收者的解释过程之间存有动态性意义构成的复杂机制。
汤林森认为席勒设想的是：美国跨国企业制造的文化产品扩散会自然造成全球规模的文化标准化，亦即全世界的可口可乐和麦当劳汉堡的贩卖，会造成可口可乐化（Coca-colonization）和麦当劳化（McDonaldization）。汤林森批评这种想法是“发送者中心”思维，是对跨国企业力量的过度夸大，无法真正对文化帝国主义支配提出批判。实际上，作为发送者的媒体产业并不能控制其产品的接收者，因此全球化的进行也未必就会直接造成媒体文化的标准化。在全球媒体的发送者和接收者的狭缝之间，在跨国企业与大众性文化消费之间，其实也孕育着对抗、妥协、矛盾的过程，而这才应该是问题的核心。
例如20世纪70年代智利学者多夫曼（Ariel Dorfman）与马特拉就曾以文化帝国主义批判的观点，做出优异的研究成果——《如何阅读唐老鸭》（
How to Read Donald Duck
）
，这本书以马克思主义及精神分析理论为基础，对“唐老鸭”进行精细而辛辣的分析，即使在今天看来也还相当刺激。书中有一些敏锐的分析。例如，所有主角都没有父母亲，完全将“性活动”排除在孩子们的世界之外
，孩子们的世界可以由外在的权力恣意进行支配，如此推导下去，带着文明与技术造访异乡的孩子们，与接受外部权威的当地土著之间，就不断呈现了前者（孩子）是“大人/帝国”、后者（当地土著）是“孩子/殖民地”的关系；又如在迪士尼的世界中，任何人都不需要劳动，形成一个将生产过程观点完全排除在外的独特世界。多夫曼与马特拉通过以上这些例子，相当尖锐地捕捉到迪士尼卡通的基本特征。但问题是，中南美洲的孩子们是不是如此读取文本中表现的意识形态呢？认为中南美洲低下阶层的孩子们是用多夫曼所说的“阅读”方式在读取文本，恐怕并不正确。
即使我们提出些许批评，但仍然必须肯定文化帝国主义批判对媒介研究提出了一大革新。文化帝国主义批判的论点，强烈驳斥了过去结合现代化理论（modernization theory）的大众传播理论意识形态，而采取与现代化理论敌对的依赖理论（dependency theory）观点将媒介在全球化过程中发挥的作用视为问题。换句话说，原本是主流的大众传播理论观点并未跳脱国家的范畴，因而认为资讯技术有助于现代化、开发、民主化等；与此相对的文化帝国主义批判则认为，国家的文化构成是由全球性的政治经济结构所规定的。前者将媒体视为发展的“工具”，而后者将媒体视为依赖全球支配结构的“陷阱”。因此，批判全球主义势力的抬头，也同样是由批判支配性现代化理论的第三世界国家开始。
然而，我们并不认为全球化就是文化被动标准化的过程。今天，在全球化潮流中，跨国性文化工业和资本的流通、资讯的同时性网络确实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也让各地诞生了极为同质化的文化。但是，全球资讯和媒介文化的流通究竟如何被地方的既有脉络接受、使用、再脉络化，这是我们有必要追问的。
因此，我们有必要注意，全球文化造成的影响不止在于它被土著文化吸收，更在于对既有文化秩序的重组。自我和他者、土著（natives）和外人（exotics）、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在地化（localization）等重层交错而构成无数联动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移动的文化及接受此种文化的主体已经随同这个文脉而发生变化。虽然批判全球媒体产业造成在地文化被侵蚀有其必要，但与此同时，我们并不能确认在全球影响力之下，文化是否已被驯化、同化，因此必须要探讨全球流通的文化潮流与各种场域脉络化过程的构造本身。
前文已提到全球媒介（global media）
具有重层性的重要意涵。过去的文化帝国主义批判指责美国文化工业遂行世界性支配时，批判的全球媒体正是以好莱坞和三大电视网为代表的跨国媒体。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种意义的全球媒体确实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然而，全球化不只是单纯朝向好莱坞型大众文化同质化，关于全球媒介的意义也不该单纯认为就是形成美国主导的跨国媒体。
当然，英国的媒体资本也具有相同的意义。英美主导的全球媒体长期以来的全球霸权（hegemony）地位，近来至少已受到两方面的威胁：一是从中东、其他非欧美地区开始的全球媒介崛起；二是以网际网络为基础、以市民为主导的全球网络出现。在这些变化之中，今日世界的媒介也就必然纠结了全球、区域（region）、国族（nation）、在地（local）等多个面向重层交错的斗争。
确实，这样的全球媒介多样化，在地球上的各个地方各有不同的呈现方法。例如东亚就不曾出现像半岛电视台那样的非欧美系强力全球媒体。虽然1991年中国香港金融界人士曾斥资创立“卫星电视”（STAR TV），看似出现了某种可能性萌芽的机会，但经营者却在两年之后将电视台转卖给了默多克。今天在东亚整个大区域中，跨越国界的新闻媒介也只有CNN和BBC等英美系媒体而已。这样说来，以中国香港为据点形成东亚的汉语网络，应该具有不同于英美系全球媒体的可能性。1996年卫星电视和中国银行等机构共同出资创立的凤凰卫视（Phoenix TV），顺利扩大了亚洲全境的观众规模，并于2001年开播新闻资讯频道。日本的媒体似乎已被遗落在国际化流动的力量之外，今后东亚的全球媒体，或许会围绕以中国香港为据点的汉语媒体而展开。
这种摆脱英美支配的东亚和中东媒体，也在世界其他地区急速扩张成网络，再逐渐集结为族裔媒介（ethnic media）。在多频道化的背景下，少数族群的母语播送机构也有开始扩大为一般性媒体的倾向，远离国家的离散社群（diaspora community）之中也开始流通母国的人气广播节目，例如移民人口众多的伦敦、洛杉矶或纽约等大都会中的各种族裔媒介不断出现，甚至跨越旧有国界而将母国的电视节目以卫星方式播放，就像流行音乐跨越界限而交织各种意义的混成化，这些前所未有的族裔媒介，也颠覆了过去国族媒体与全球媒体固有的区分。
对于全球媒介的变化，我们应该如何应对呢？过去以报纸和电视为基础而形成的国族社群空间，受到全球媒介扩张上下两面的侵蚀，因此内容也逐渐空洞化。“上”的侵蚀，指的是全球媒体资本以占据压倒性优势的财力、资本、信息搜索能力对民族国家内部原有的媒体从业者逐步进逼。“下”的侵蚀，指的是利用网际网络和广播的市民方面逐步扩展媒介的表现，让既有大众传播媒体的虚构性都必须摊在阳光下接受检验。在这种状况之下，既存的主流大众传播媒体面对新时代而由内部进行自我改革，可能性恐怕极小。尤其是在像日本这样的国家，大众传播媒体过去享足了安定的地位，完全不希望发生剧烈的体制改变。因而，20世纪90年代以后的日本大众传播媒体，虽然对海外资本的进出已尽力阻挡，但对于市民方面的行动却视若无睹，不予正面回应。电视也好，报纸也好，对全球化的反应都相当迟钝，由主流媒体内部自觉发动改变，可能性实在不大。
媒介能够伴随技术（但不是因为技术）而改变。媒介技术的变化，特别是数字化所带动的影像及通信的小型化、平价化、个体化、个人化、多频道化等各种趋势，使原本媒介发信者的可能性已经开始扩大，而且还会持续扩大。这种可能性的扩大也撼动了旧有的以报纸和电视为主角的国族性信息空间的根基。在1992年泰国的五月事件、2001年菲律宾总统埃斯特拉达被迫下台事件中，移动电话都扮演了重要的对抗性角色。韩国网络新闻台“ohmyNews”的影响力也已凌驾于既有的几家大报。1994年墨西哥恰帕斯州发生的农民起义，也是通过网际网络将抗争者的主张传送给全世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