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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安迪·贝内特 著 胡疆锋 译 陈曦 校
摘要
后亚文化转向让人们了解到青年文化研究者在过去十年中进行的讨论和辩论。虽然后亚文化转向带来了新的分析工具和概念方法，也为一些著作选集提供了依据，但它同样引起了一系列引人关注的批评，这类批评否认后亚文化理论是一种可行的青年研究方法。对于后亚文化理论，可能存在一种重要批评，认为关于文化工业在建构青年的认同和有品质的生活方式上发挥的作用，它采取了幼稚的、本质上来说是赞扬的立场。同样，一直有人认为，尽管后亚文化理论主张新的个性化、反思性的青年认同已经出现，但人们并不需要努力去寻找证据来证明结构性不平等在决定青年人生机遇和文化归属方面持续发挥的作用。
关键词
后亚文化；亚文化；青年；认同
作者简介
安迪·贝内特（Andy Bennett），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人文、语言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译者简介
胡疆锋，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大量研究认为，“亚文化”概念在过去25年中一直被用来研究基于风格的青年文化，这个术语似乎已经没有什么价值。虽然理论家对于这种看法产生的原因还存在着诸多争议，但他们普遍认为：青年认同——其实本质上是社会认同——由于文化产品、图像和文字的日益增多而变得更具反思性、流动性，更碎片化了。更具个性化标识的项目和自我的概念也借以风行并被模仿。
青年文化研究中的这种“后亚文化转向”成了许多研究和汇编论文集的重点领域。
作为具有可行性的理论和分析框架，亚文化在青年文化研究中是否仍然有效，理论家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了持续的批判性对话。
后亚文化理论对青年文化研究已经产生了重要影响。事实上，正如本文揭示的那样：后亚文化理论为我们理解文化动态做出了很多贡献，让我们了解到青年每天接触或使用的音乐、风格及其相关物品、形象和文本。虽然后亚文化理论在某个层面上为青年文化研究的新范式奠定了基础，但后亚文化理论并没有取代亚文化理论成为青年研究的基础。针对后亚文化转向，亚文化理论的倡导者也的确提出了一系列引人注意的批评。对后亚文化理论的一种普遍批评是，它作为一种方法在理论上不够严谨，不能为青年文化研究提供一整套可选择的、分析性的、实证性的概念。对后亚文化理论的另一种批评是，对文化工业在建构青年认同和有品质的生活方式上发挥的作用，它采取了幼稚的、本质上来说是赞扬的立场。因此，有人认为，尽管后亚文化理论提出了否认基于阶级的青年认同的主张，但人们并不需要努力去寻找证据来证明结构性不平等在决定青年人生机遇（life chances）和文化归属方面持续发挥的作用。另外一些倾向于批判的观察家认为，后亚文化理论在强调反思性的个人主义是形成当代青年认同的原动力时，实际上去除了青年文化的政治色彩。对后亚文化理论的最后一个批评是，它认为青年的各种风格归属（stylistic affiliations）是流动的盛宴（a moveable feast），这种看法忽略了形成历史更久的青年文化风格的典范，而这些典范似乎违背了后亚文化理论家观察到的具有流动性和暂时性的这一风格的新规律。
在很大程度上，亚文化与后亚文化理论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冲突仍未得到解决。不管后亚文化研究遭到何种批评，它都确实有助于揭示亚文化理论的一些明显不足之处。有鉴于此，后亚文化转向在理论和方法上可以得出哪些重要见解呢？本文的目的就是回顾后亚文化转向的重要原则，研究针对它的一些重要批评，并尝试解决与后亚文化理论及后亚文化转向相关的一些疑难问题。在研究并确定了后亚文化理论的优点和一些潜在不足之后，在今后的青年文化形式和行为的研究中，如何将亚文化与后亚文化这两种理论最重要的原则结合起来，本文最后会提出一些建议。
“后亚文化”这个术语的提出要归功于史蒂夫·雷德黑德（Steve Redhead），他用这个术语来揭示从前的青年亚文化体系的不完善，特别是它们无法恰当解释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出现的舞曲文化。
后来戴维·马格尔顿（David Muggleton）在其著作《亚文化透视：风格的后现代意义》（
Inside Subculture：The Postmodern Meaning of Style
）中对这一术语进行了重要补充，并将其发展为成熟的概念方法。和雷德黑德一样，马格尔顿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亚文化青年已经转变为后亚文化青年，他将这一时期描述为“亚文化分裂和快速发展的数十年，伴随着大量的（亚文化）复兴、杂合和转换，无数风格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并存”
。马格尔顿同时使用了韦伯式的分析和后现代分析，他认为，风格的选择和混合（the pick and mix）是由于青年风格日益多样化和复古市场的突出地位，以及对新的后现代风格的敏感性，从他研究中的那些受访者身上可以明显看到这种处理风格的方法。在新的风格中，个人主义超越了对集体性的强调，成为社会行为人（social actors）的一种手段，为他们自己寻求理想的视觉形象，进而形成自己的社会文化特性。后亚文化理论在随后的发展中使用了一系列的概念框架，最突出的是“新部落”（neo-tribe）、“有品质的生活方式”（lifestyles）和“场景”（scene）。
“新部落”概念最初由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马费索利（Michel Maffesoli）提出，用来研究与后现代主义的出现相联系的社交新模式。根据马费索利的解释，新部落“没有我们所熟悉的刻板的组织形式，它更多的是指一种特定的氛围、一种心境，通过那些注重外观和形态的生活方式可以更好地得到体现”
。新部落理论随后被用于安迪·贝内特和本·马尔本（B.Malbon）对当代舞蹈音乐进行的两项实证研究中。
这两项研究提出了这样的中心论点：舞蹈俱乐部会员的流动性表明了由青年风格的碎片化和舞蹈音乐零碎的文字所引发的新部落式的敏感性，其中舞蹈音乐本身就是音乐节目主持人（DJ）使用数字采样、混音及糅合技术生产出来的产品。
在青年文化研究中，新部落方法的核心就是它允许对青年聚在一起形成集体的方式及原因做出新的理解。和亚文化理论不同，新部落理论允许品味、审美感受和情感成为青年参加集体文化活动的主要驱动因素，而亚文化理论认为个体如果不是“被迫的”，也是因为阶级、社区、种族或性别这些事实而“被掌控”（held）在一起，形成亚文化群。
“有品质的生活方式”的概念最早出现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研究中，随后被美国社会学家托斯丹·凡勃伦（Thorstien Veblen）作为一种工具，来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兴的休闲阶层的财富和地位问题。
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再次出现了对这一理论的兴趣，引领这种趋势的是文化转向和对文化消费的日益重视，因为在吉登斯称为反思性现代性的背景下，文化消费是建构身份和有品质的生活方式的基础。
使这一理论得以再次兴起的一个重要人物是英国社会学家戴维·钱尼（David Chaney），他对有品质的生活方式（lifestyles）和生活方式（ways of life）做了重要区分。他认为，有品质的生活方式是“创意项目”，依赖于“消费能力的显示”，而“生活方式”是“通常和比较稳定的社区相关联的（并）具有共同规范、礼仪、社会秩序的模式，可能会通过一种独特的方言得以体现”
。这种区分依次出现在当代青年理论家，如瑞典社会学家布·赖默尔（Bo Reimer）和英国社会学家史蒂芬·迈尔斯（Steven Miles）对有品质的生活方式理论的应用中。
在研究当代青年的文化消费模式时，迈尔斯认为，晚期现代性（late modernity）见证了这样一种转变：“务实、统一的亚文化身份，转变为风格的变动不居的拼接和并列。”
在早期研究音乐品味和集体性的论文中，加拿大文化理论家威尔·斯特劳（Will Straw）把场景作为概念框架集中分析了它的价值。斯特劳认为，“当各种人群和社会群体围绕特定的音乐风格聚集在一起时”，场景往往超越了特定的地方性，“反映和实现了这些群体的特定关系状态”
。场景的这种概念化在后亚文化理论家中一直极具影响力。音乐场景被赋予了许多特点：作为个体聚集场所的功用——这些个体聚集在一起是因为音乐品味和相关的审美感受（而不是因为阶级或社区）不断演变和经常表现出的短暂性——与被谈及的后亚文化转向的本质相一致。音乐场景的这些性质被理论家们视为关键特性，理论家们认为场景是比亚文化更适用于探索集体性和凝聚力等问题的理论框架，因为这些人是围绕流行音乐聚集起来的；与此相反的是，他们认为亚文化太过于坚持有关阶级和社区固定性的本质主义假设。
如前所述，后亚文化转向在青年文化理论家之中引发了许多批判性的辩论。后亚文化理论经常遭受的一种批评是：它在本质上不是一个连贯的理论，而是把来自不同传统的众多理论拼凑在一起的大杂烩。但是，对于亚文化理论，我们也能做出大致相似的评论。即使是在亚文化被美国社会学家当作一种方法来研究越轨社会行为的初期，在芝加哥学派这一涵盖性术语之下也已经形成了许多不同的亚文化模式。
亚文化理论通过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进入英国时，从文化马克思主义一直到法国文化理论家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和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使用的符号学方法，它们经历了进一步的整体改造。
CCCS重建了亚文化理论。在“亚文化”成为青年文化的国际研究中使用的一个词语后，它的很多内涵都被丢弃了，越来越成为一个“徒有虚名”（nameonly）的标签。基于北美洲进行的研究，如蒂娜·温斯坦（Deena Weinstein）的著作《重金属》（
Heavy Metal
）证实了这一点。
CCCS把基于风格的青年文化解释为它们是阶级背景和经验的表征，温斯坦很明显认同这一观点，把美国的重金属作为“工人阶级”（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蓝领”）亚文化进行了阐释。不过，除此之外，温斯坦对CCCS的亚文化解读模式的使用是很有限的。CCCS制定出的工人阶级亚文化抵抗的基本原则并没有在温斯坦的研究中被重新系统使用，也没有受到质疑，或者进行调整，以便为美国提供本土化的解读模式。
将亚文化理论解读为碎片化的、变得越来越不连贯的理论，这是安迪·贝内特1999年发表的研究论文的中心论点。他在文章中指出：
……这些就是亚文化现在被当作理论基础的各种分析角度，“亚文化”就这样变成了一个“万能”词，可以容纳年轻人、风格和音乐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然而，即使是在1999年，关于亚文化不够严谨的评论也绝不是前所未有的。美国社会学家约翰·欧文（John Irwin）在1970年就指出，亚文化在社会理论中的应用方式日益多元化；在欧文看来，由于反文化（counter-culture）及其衍生的“子系统和生活方式”的出现，这种情况恶化了。
同样，迈克尔·克拉克（M.Clarke）于1974年在《英国社会学期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
多年来，“亚文化”这个术语就是社会学的一部分，像“角色”“阶级”“魅力”等词一样，无论它是否在社会学兴起之前就已经被广泛使用，毫无疑问，它现在已经是日常语言了。因此，对它进行批判性思考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如果今天把它作为社会学的一个新概念加以介绍，我想它将会被认为毫无价值而被摒弃。
有人认为“后亚文化”本身不是什么严谨的术语，不过也有合理的理由认为，亚文化其实也没有多严谨，因为它在社会学和文化理论研究方面已经被用得太滥了。实际上，亚文化与后亚文化这两种理论都来自范围广阔的一套理论传统，各自体现了青年文化研究的一系列不同的分析角度。既然亚文化研究方法适用于具体的研究和分析，可以质疑的就是：它在理论和方法上的整体性（cohesiveness）是否可以实现，或者是否可取？
另一种针对后亚文化转向的批评，与吉姆·麦圭根（J.McGuigan）等文化理论家确定的文化民粹主义话语有关。这种观点认为，通过强调消费是年轻人中的一种重要文化行为
，后亚文化理论本质上是沉溺于泰德·波尔希默斯（T.Polhmus）所谓的“风格超市”（supermarket of style）中的年轻人所采取的支持的赞扬式立场
。但是，一旦重新评估这一点，就能得出公平的结论：作为青年消费模式的描述符号，“风格超市”这个概念尽管在其表面上具有吸引力，但如果用它来确定后亚文化理论的局限性却会产生决定性的负面影响。“风格超市”
这个术语来自雷德黑德等人主编的《亚文化读本》（
The Subcultures Reader
）中一篇简短的、基本上是描述性文字的文章，该术语将后亚文化青年贬为卡利尼科斯（A.Callinicos）所谓的后现代纨绔主义（postmodern dandyism）的实例。
从本质上说，“风格超市”的概念把青年对风格的敏感简化为“选择与混合”的游戏，把青年本身描述成只会进行商业街消费（high street consumption）的年轻人。所以，“风格超市”这个概念严重破坏了马格尔顿和迈尔斯等理论家的大量研究成果。这些理论家试图证明的是：文化消费和商品的日益泛滥，事实上不会消除青年在风格和相关文化产品上留下的任何形式的有意义的印记。事实上，马格尔顿和迈尔斯都在尽力指出风格政治（a politics of style）的可持续意义，因为这是通过后亚文化青年的消费行为明确表达出来的。
所以，迈尔斯指出：
在社会、文化和结构发生快速改变的背景下……消费的必要性……已经成为维系年轻人稳定生活的根本手段。这种稳定并不表现为千篇一律的生活方式，而是表现为灵活、可变和多样化的认同感。
有人认为后亚文化理论强调个人主义、流动性和碎片化。后亚文化理论对这些方面的强调引发了另一种批评，这种批评主要围绕后亚文化理论方法的局限性展开，认为它在解释看似较为固定和连贯的早期青年文化风格形式上仍然存在着局限性。所以有的学者，如霍金森（Hodkinson）认为：虽然后亚文化理论对风格的解读（即风格更多的是源自个体的、由消费驱动的、本质上是流动的后现代项目）可能对当代青年文化行为的一些方面（例如关于舞蹈文化）具有意义，但是其他青年文化群体，例如“哥特”（goth）文化，也表现出了集体性和风格固定性这些和传统的亚文化解读联系更为紧密的特点。
然而，可以说，即使在这一点上，亚文化和后亚文化理论之间的界限也没有像霍金森所说的那样明显。赫伯迪格在对朋克摇滚风格进行的著名分析中认为，朋克风格和先前的亚文化形式的一个不同之处是：它将此前遭反对的亚文化形象进行切分，然后重新放在身体表面上。
赫伯迪格的这一分析，在很多方面被认为是他对后现代进行宏大诠释的著作《藏于灯下》（
Hiding in the Light
）一书的雏形。
赫伯迪格是在英国社会面临持续的严重社会经济动荡之时进行分析的，他将朋克碎片化的零散风格定位于英国社会面临的更广泛的危机之中。虽然距后亚文化转向出现的时间超过30年，但是赫伯迪格对朋克青年的描述看起来与后亚文化青年是一致的，后亚文化青年重新使用了先前的风格趋势并将其混合在一起。在这方面，有一个引人注意的有趣现象是：马格尔顿的一些“后亚文化”受访者将自己认定为朋克青年。同样，哥特对朋克、华丽摇滚（glam）、重金属和在某种程度上是浪漫主义新意象的现象的重新定位，也可以被视为类似“切分和重新定位”的方法，这在本质上是后亚文化风格而非亚文化风格。遵循这种论证思路及其符合逻辑的结论，就可以在CCCS研究的那些“经典的”战后青年亚文化中识别出“后亚文化”的特点。这样，摩登族（mods）、无赖青年（teddyboys）和光头仔（skinheads）也是借用了先前的时尚和潮流中的风格元素并对它们进行了重新定位。
布莱克曼（S.Blackman）指出，后亚文化理论把青年风格当作了关注重点，但忽视了当代青年文化较为政治化的一些方面，例如，锐舞文化（rave culture）和舞会场景中表现出的那些元素。
事实上，布莱克曼认为，鉴于舞蹈生成了集中连贯的反霸权的话语，舞蹈的政治特点更明显地与“亚文化”的敏感性是一致的。根据布莱克曼的观点，这些话语起到的作用是操控阶级的不同概念。但是人们不禁要问，把阶级作为青年政治意识和行动的推动力，这种强调从过去到现在是否一直被夸大了呢？虽然CCCS的亚文化理论将工人阶级的青年亚文化安置于阶级斗争的场景中
，但正如沃特斯（C.Waters）所说的那样，在CCCS的青年研究中出现的这种政治行动，是一种没有完全成形的、难以言喻的激进主义
。这方面的例子包括对学校环境的破坏
、属地主义
和“无所事事”
。正如霍尔和杰斐逊主编的《通过仪式抵抗》所表明的，更明显的政治冒犯（这只是在朋克出现之前的几年中发生的）不是来自亚文化，而是来自嬉皮士的反文化。不过，即使在这一点上，也有人曾尝试用本质上是葛兰西学派的术语（Gramscian terms）来描述反文化。因此，克拉克（J.Clarke）等人认为：如果说工人阶级的亚文化是从外部对中产阶级的权力构成了威胁，那么中产阶级的反文化则是从内部构成了类似的威胁：
……领导了针对他们自己的、占主导地位的“父辈”文化的反抗。他们的反叛主要是思想和文化上的反叛。他们的攻击主要针对的是那些重现了主流文化意识形态关系的制度，即家庭、教育、媒体、婚姻和劳动的性别分工。
但是，正如非CCCS的倡导者当时所认为的那样，将反文化主体限定为白人中产阶级学生其实就是一种本质主义（essentialism）。所以，根据克莱卡克（P.Clecak）的观点，“反文化”从整体上看更像是一个涵盖性的术语，用来指代一系列多样化的跨阶级、多种族的活跃分子的行为。
克莱卡克表示，这一系列广泛分布的社会群体的共同目标是“为他们对社会和精神的不满及希望找到象征性的形式”
，反文化在政治上为他们提供了手段。
克莱卡克的观点再次表明，青年文化也许始终在抵制亚文化理论，实际上是反文化理论所设定的还原论（reductionism）的各种形式——作为各种形式的文化之一种的青年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包括他们的政治动机和意图，都准确地限定在超越结构性类别（structural categories）及接纳跨地方性的影响、观点和成员身份的这种能力范围之内。最近的实证研究表明，克莱卡克的这个观点可以在当代青年文化形式（如朋克文化、舞蹈文化和嘻哈文化等）中找到例证。
此外，正如麦凯（McKay）等人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最近以青年为主的各种自己动手做（DIY）行动主义和各种抗议，如反道抗议（Anti-Road Protest）和收复街道（Reclaim the Streets）运动等也包含了来自不同阶层和教育背景的各种各样的参与者。
针对后亚文化理论的另一种批评是，后亚文化理论假定不论青年身处什么阶级、收入多寡、生活在何处，他们都有同等的消费能力。
有人认为，在年轻人对文化产品的获取、他们在自己的认同形成过程中对那些文化产品的最终使用方面，结构化的不平等显示出了持续的重要性，而后亚文化理论对此完全没有认识到。这种形式的不平等在许多社区和地区中持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影响了年轻人对休闲资源的使用，并有力地显示了他们对自己的感觉和对同伴（peer group）的忠诚。
对于这一点，指出文化消费确实是多方面的现象是非常重要的——这显然也是消费理论家常常忽视的——它不仅仅意味着购买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及相应的经济资本的必要水平。
文化消费定义了一系列广泛的活动，个体通过这些活动获取了文化物品、文本和形象，并在文化上盗用了它们。就青年文化而言，这不可避免地会扩展到物品、文本和形象的盗用和创新上，它们已经在特定地区流传，并逐渐在互联网上流传。
事实上，正如以往的青年文化研究所显示的那样，在发达国家中一些最贫困的社区已经出现了一些显著的、影响长久的青年文化创新，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嘻哈（hiphop）文化。嘻哈文化发源于纽约的南布朗克斯区
，迅速成了全球性的青年文化现象。但有趣的是，它在学术著作中很少被称为“亚文化”。
虽然民粹主义理论会认为嘻哈文化能在全球传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特定元素说唱（rap）的商业化和商品化，但这种解释过于片面了。比如有研究表明，说唱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快速商业化，而在此之前，当非裔美国士兵驻扎于德国等欧陆国家时，他们在当地酒吧的即兴表演说唱，就使得说唱越过大西洋传播到了欧洲。
同样，福格蒂（M.Fogarty）关于街舞文化（b-boy culture）（或是霹雳舞，因为它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最流行期间才变得较为有名）的研究显示了自拍录像这种DIY行业的活力：渴望向彼此学习新舞蹈动作和技巧的街舞爱好者制作了自拍录像，并通过它们在全球的网络进行传播。
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嘻哈文化以这种方式传遍全球，也经历了相当程度的本土化。有些城市和地区已经形成了嘻哈文化的场景，其中常常含有多民族、跨阶级形式的派别。
嘻哈文化的这种转变表明，基于特定区域和社区进行的孤立的个案研究，得出关于青年文化行为社会文化意义的通用结论，这是很危险的。加里·克拉克（Gary Clarke）在20世纪80年代初认为，亚文化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主要采取研究大都市的视角。克拉克援引了赫伯迪格的著作《亚文化：风格的意义》后指出，赫伯迪格对朋克的理解是“开始于牛津街的一股热浪，结束于国王路的精品店”
。克拉克认为，各地方对朋克文化的共鸣，在赫伯迪格的解释中从来都没有占据过重要位置，然而赫伯迪格的研究却声称提供了对朋克风格的社会文化诠释。可以说，同样的问题可能会出现在特定的地方性青年文化研究中，其中日常参与的活动，例如小丑舞（krumping）、涂鸦（graffing）和说唱（mcing）等基本上被诠释为以结构为基础的日常体验的有限表达；在阶级、教育背景、职业地位等人口统计数据多样化的其他地区，对当地与上述活动相似的风格行为进行研究，可能会发现，在说明当地完全不同的一组日常体验时，也会用到上述的有限表达。
对此可以补充的一点是区域问题，区域性的经济增长和社会流动将结构性因素对流行文化和休闲的影响进一步复杂化了。例如，对澳大利亚黄金海岸地区的青年文化形态的持续研究表明，传统基于阶级的亚文化模式应用存在着严重问题，因为整个社会各个阶层都处于相对富裕水平，生活品质也较高。因此，明确概括出黄金海岸地区青年、阶级、风格和相关的文化及休闲行为之间的关系，就变成了极具难度的任务。以冲浪这项在该地区流行的青年活动为例，虽然当地有很多参与该活动的群体，尤其是棕榈军（the Palmy Army）（来自黄金海岸棕榈滩附近的一个由工人阶级青年结成的群体），但不能说冲浪本身是某个阶层专享的一项活动——当地的冲浪文化的确“实际上涵盖了包含阶级（性别、种族）、地域，以及风格、技术与其他形式的知识和专长这些方面的一系列不同的敏感性”。
那么，由亚文化/后亚文化辩论引发的当代青年研究中的关键问题不是将社会结构作为分析的参照框架纳入研究，而是如何将它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定位，可以这样说吗？当然，先是以结构问题作为既定前提，接着以此为起点进行的反向研究不太可能回答这个问题。正如钱尼认为的那样，从结构上进行说明的当代文化形式的研究方法所存在的一个关键问题是：
这些方法试图关闭意义产生的过程。这些理论不允许讽刺和反思在关于文化的对话里自由发挥……最简单的表述就是，这些理论假设社会实体——例如阶级——存在于真实的世界中，然后将它们作为文化问题进行探讨、描述和体验。接着就是前者（社会实体）的动态关系可以用来解释后者（文化问题）的特点。
正如钱尼的评论所暗示的那样，关于青年文化研究中的阶级这个问题，更富有成效的方法是，对通过创造性使用文化资源、以反思性方式对其实施管理的结构性体验本身给予更多的重视。这在本质上意味着要制定一个分析框架，该框架会考虑到这个事实，即当代青年的认同是围绕当地经验（如家庭、学校、工作、朋友、对等群体、语言和方言等）和来自跨地区青年文化行为（如音乐、服装、文学、电视、电影、互联网、舞蹈、运动和体育锻炼等）的文化资源的反思性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迄今为止，尝试创建这样一个分析“融合区”（analytical“fusion-zone”）并在其中进行研究的努力，其效果一直不尽如人意。一个相关的例子是威利斯（Willis）对青年、消费和文化行为进行的研究。他在研究中使用“现实美学”（grounded aesthetics）这个概念来描绘人们对文化物品和资源的日常使用。
然而，现实美学实际上在很多方面都被理解为威利斯先前使用的概念性框架“同构”（homology）的改版。这两种方法都试图在一系列有关思想和审美的语言中找到日常的文化行为，这些语言来自有关阶级、性别和种族等根本的、本质上固定的一系列结构性基础。
最终，在青年文化研究中，要结合后亚文化和亚文化理论的元素，以便更有效地描绘当代青年文化世界，形成一种精确有效的理论，似乎还任重道远。因为在当代青年文化世界中，青年的认同不仅会受到全球文化的影响，也会被地方文化影响，成为一个日益复杂的合成品。这方面的研究迄今为止进展甚微，总体而言，亚文化和后亚文化研究仍然被描述为青年文化研究的两个独立领域。
确实可以说，这两种方法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扩大，因为亚文化的观点和针对青年的实质性社会经济问题进行的研究日趋一致，问题有越轨行为
、风险
和转变
，而那些研究对于后亚文化理论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干预，尤其是涉及文化消费的重要意义时，基本上仍然持否定态度。可以说，在这一领域中，明确认可文化消费是年轻人的生活特点并对此进行分析的研究是相当有限的；这些研究倾向于仅仅对文化消费模式加以分类和量化，而不是深入分析结构性体验和文化消费在地方青年文化行为实践形成中的互动作用。
与此相反，采取后亚文化视角的研究，如安迪·贝内特、迈尔斯和马格尔顿等人的研究，虽然显示了青年认同和文化消费之间较为复杂的互动性关系，但因为要依靠小的定性数据库，所以不可避免地遭到了质疑。
为了更充分地确定年轻人的地方体验与消费、休闲和生活方式的全球性流动之间的互动性质和程度，大规模的定性及定量数据库是必需的。
因此，只有在掌握了融合多重方式、能开展大规模研究的方法之后，亚文化和后亚文化理论家才能实现有意义的合作。合作项目将旨在通过使用显然比先前的后亚文化研究样本更大的、更具多样性的样本，来提供针对后亚文化研究的主要原则的严谨的实证性评价。可以说，这样的测试也将提供更清晰的、更细微的、更具当地敏感性的方式，来分析消费、休闲和生活方式的模式，在哪里、以何种方式，呼应阶级、性别和种族等结构性经验。
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解决一系列关键问题。第一个问题，即最重要的是，这种性质的研究将需要确定的是：在青年文化特性的形成中，阶级、性别和种族等这些被赋予的特点，会以何种程度及何种具体方式来继续发挥作用？如前所述，许多使用亚文化理论的研究或受其影响的研究的严重不足，就是倾向于先假定一些特性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建构了青年的身份，然后从此观点出发进行反向研究。
所以，研究工作在一开始先承认来自地方和全球的一系列影响中那些特性的存在，然后评估它们整体对青年身份建构的影响，这样的研究本身就是一种重大创新。
在这种研究模式下，该合作项目需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是：消费品、不同形式的媒体、新媒体在年轻人的身份建构中的角色和影响，准确地说是什么呢？在撰写本文时，关于该主题的研究继续在一系列国家中推进。特别是青年和新媒体，它们正在迅速成为新的关注领域，尤其是在线社交网络和年轻人之间借助互联网实现的其他形式的交流方面。
然而问题是，这一研究仍然局限于小规模的项目和研究生的研究论文。此外，到目前为止，这项研究的成果还远不能完整描述以下问题：在当地及跨地区范围内，数字通信媒体影响青年的认同概念及青年和同伴间文化联系的多种高度复杂的方式。
融汇了亚文化与后亚文化视角的项目，将会完美地处理好后亚文化转向话语中的三个关键“假设”，即“流动性”“多样性”“暂时性”。
在很大程度上，后亚文化话语中有一个理所当然的观点：年轻人的品味、兴趣和文化归属是流动的、可以互换的。然而，除了上面讨论的极少数已发表的研究成果外，在更大的社会文化层面上提出这些主张的可信赖的数据非常少。关于各种形式的本地体验如何模仿那些在青年文化版图中被确认的后亚文化的变迁，也没有清晰的认识。同样，需要进行更深入更严格的测试，来确定年轻人的认同在何种程度上表现出了“多样化”，因为要在众多同时形成的兴趣和团体之中对他们的认同进行划分。
最后，鉴于上面已经列出的其他研究领域的研究，关于青年认同在何种程度上借鉴了可识别的群体或是为这些群体所建构，显然需要更多的相关数据。在采用新的更具流动性和互换性维度方面，关于青年的共同文化归属如何不断变化及为什么可以被视为不断变化的，虽然后亚文化理论提出了可信的论据，但是，经过集体认可的审美、文化和其他生活方式方面的言行，可以表明有关这些共同文化归属的数据是非常少的。
本文研究的目的是审慎地评价后亚文化转向的重要原则。本文首先回顾了后亚文化理论家所提出的一些主要理论干预措施（the oretical interventions），它们与青年文化研究中亚文化传统的主要研究有着密切联系；然后论述了亚文化理论自20世纪90年代末形成以来遭受的一系列主要批评。
不论后亚文化理论在多大程度上为青年研究提供了准确、可靠的概念和实证的框架，但毫无疑问，在围绕阶级、性别、种族和民族在青年个体和集体文化认同建构中的重要性进行探讨时，该理论开辟了新的领域。在这方面，后亚文化理论引出了新的问题，这些问题针对的是文化消费在年轻人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当代青年的文化行为和来自本地、全球的影响的关系。
然而，一系列有关青年文化性质的重要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这些问题本身就表明：青年文化研究中使用的后亚文化和亚文化理论都有其局限性。鉴于这种情况，针对后亚文化和亚文化研究人员如何弥补不足之处，开展富有成效的项目合作，以及提供更全面的有关当代社会背景下青年文化行为的数据，本文的最后提出了一些初步建议。
［英］戴维·莫利 著 王鑫 译 张昱辰 审校
摘要
在传播研究常常注重信息流动性而忽视人与商品流动性的背景之下，本文探讨了传播和交通研究领域进一步融合的可能性。与认为虚拟性的出现意味着物质地理环境不再重要的立场相反，本文认为应将媒介化的“远程技术”的作用置于一个更广阔的背景下加以考量。这样一个背景不仅包括多种物理形态流动性的塑造（与管制），还包括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变化着的连接方式。
关键词
传播；交通；信息；人；商品；流动性
作者简介
戴维·莫利（David Morley）系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媒体、传播与文化研究系教授。
译者简介
王鑫，同济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教授，审校者张昱辰系上海社科院新闻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吴欣慰对本文译校亦有贡献。
我家里的一本老字典将“传播”宽泛地定义为：“［名词］告知（特别是新闻）；提供的信息；交往；普通的门、两地之间的通道、公路、铁路或者电报。”这个古老的概念不仅包括象征符号领域——这是当传播问题产生时我们第一时间常常想到的，也包括交通领域的研究。正是本着这一精神，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传播概念的定义宽泛到足以包括“商品、人、信息和资本的流动”——其范围不仅包括信息传播的工具，还包括当时的物质运输基础设施。然而，近年来，传播学研究几乎完全集中于信息传播中的象征、机构和技术维度。与此同时，对人员和商品流动性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已被归入交通研究的范畴，并且为传播学研究者所忽视。在这样的语境下，笔者主张一种不那么以媒体为中心的范式，这种范式实际上是将媒介和传播问题置于更广阔的物质环境和背景中来讨论。
令人高兴的是，研究传播的较窄路径的一些典型的假设、拒斥和等级排序开始遭到当代关于文化和经济体系全球化研究的挑战。因此，阿尔君·阿帕杜莱（Arjun Appadurai）对当代世界的媒体景观、意识形态景观、族群景观、金融景观和技术景观的轮廓、相互作用和差异予以分析的呼吁，虽然被广泛引用，却很少被实际运用。正如他所说，这一背景下流动的信息在移动和中介的相互情境化中与去地域化的受众相遇。
这种对传播的媒介化形式的研究路径，充分意识到信息和受众的跨域流动性，显然对未能解决文化和地域的相关性问题的传播研究构成了挑战。然而，这并不是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完全去地域化的世界，笔者将在后文探讨当代的再地域化动态。
在此，我们首先需要关注构成媒体受众的差异化流动性的因素，这涉及可用的交通技术、用以监管线上和线下区域的技术，以及监管信息和人群流动的技术。正如安塞尔姆·弗兰克（Anselm Franke）所说，这些以交通和通信为中心的基础设施的“权力在空间中的实施”，调节着不同人群的运动和停滞。因此，“就像高速公路、媒体网络和管道可能连接起来一样，它们也会分离；就像它们可能整合起来一样，它们也会分化；就像它们为一些人（新移动阶层）压缩了时间和空间使其增值一样，它们也让那些不得不保持不动的人贬值”
。
或许这些不同的流动性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就是，在一个跨国的去管制时代，商品和媒体产品正在“自由流动”。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移民政策和边境管理对人口流动管制的日益加强。正如彼得·阿迪（Peter Adey）所说：“如果流动性是一切，那么它就什么都不是”，这不啻把世界变成一摊无形的液态“黏稠物”。
因此，我们必须区分相对流动性和固定性的不同形式、比率和样式。尽管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强调流动性的中心的、周期性的隐喻，但他还是区分了那些被他称为后现代世界“游客”的人和被称为“流浪汉”的人，前者的信用评级让其在任何想去的地方都受到欢迎，而后者却很难拿到签证去任何地方。
乌苏拉·比曼（Ursula Biemann）对这种“流浪汉”的“封闭流动性”所做的描述，突显出他们所处的两难境地。
在一个离岸的地方上岸，在集装箱世界里，只“容忍”跨地域的状态——既不属于此处，也不属于任何其他地方，而是处于一种永久无归属、在法律上也不存在的状态。他来到这里，象征着这个巡回身体，被束缚在一连串的领土上，一次又一次地探索进入的规则，永远无法到达最终目的地。他穿梭于非文明场所，在非社会空间中等待“地位”……曾经的一种暂时豁免的状态——在法律延迟的流动时空中生存——正慢慢地巩固为移民维持生计的主要模式。这种存在的场所是连接的，但又是分离的：它是一个封闭流动性的世界系统。
自从詹姆森（Jameson）、哈维（Harvey）和苏贾（Soja）提醒我们“时空压缩”在（后）现代性的构成中占据中心地位以来，文化地理学中出现了十分显著的复兴趋势，然而这些理论家的作品如今也受到地理学家的严肃批评，这些地理学家恰当地指出了“压缩”进程有着更长的历史，其开端远早于任何“后现代”时期。
这些研究很大一部分聚焦于当代“远程技术”
所具备的超越距离的能力。一些研究确实认为，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以“无地方性”为特征的新型赛博世界中，在这里物质地理环境在影响社会或文化生活上所发挥的作用十分有限。
然而，最近出现的修正主义立场质疑了这些理想主义假设
，认为尽管我们的世界中新的虚拟维度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但物质地理环境远未“死亡”，仍然需要密切关注。新兴的批判性研究认为，赛博空间本身具有完全可识别的地理形态，其中的路线和位置在很大程度上复制了早期通信方式的结构和模式。
除此之外，这些研究还有力地提醒我们注意其他一些问题，比如不同地理位置每平方公里互联网连接的系统性差异（以及明显的不平等）。在这里，还必须注意到一个奇怪而有趣的事实，即这些通常被认为是关于去地域化的传播的网络产业实际上往往聚集在特定的地域，例如伦敦东部的肖迪奇和巴黎的“赛博桑提耶”地区，这显现了实体位置作为一种竞争经济优势所拥有的持续重要性。
互联网技术最初被认为极度重要的原因是，它们能够让各种“欺骗”和“伪装”成为可能，不仅将身份从物理场所中解放出来，而且将身份从具身性中解放出来。然而，我们现在看到一个趋势，即赛博网络越来越明显地利用基于地理位置的连接和参与者的实际身份（而非假扮的身份）。因此，对许多网民来说，虚拟只是个人身份的一个维度，而不是某种神奇的“逃离”身份的手段，或是一种越来越日常化的虚拟对现实的覆盖。从一定程度上说，对地点高度敏感的位置媒介（比如Facebook最近推出的“地点”应用）现在被普遍视为“社交媒体”未来盈利的核心点。同样，在商务往来中，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电子邮件的主要功能与其说是让远距离的人相互联络，不如说是加强相邻地理位置（而且常常在同一栋楼里）的人之间的沟通。此外，有时被称为“去地域化”的进程，如离岸电话“呼叫中心”的发展
，仍遵循帝国历史上的地理逻辑——主要的几个工业国家都将其设在自己的前殖民地。
因此，即使在不断变化的技术条件下，物质地理环境也以各种方式保持着重要性。我们必须关注这种转变如何发生，又是在何处发生。一旦我们以这种在历史和地理维度上更微妙的方式看待问题，就会发现，不是从一个传播的“时代”突然进入另一个传播的“时代”，而是新旧符号和物质传播技术之间存在着许多连续性、重叠性和共生模式。在多重形式的虚拟和实际联系不断变化的格局中，来自先前历史时代的老幽灵仍然在赛博空间的小路上游荡，甚至最新技术的有效性依旧可以说最终取决于物质基础设施。也许这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08年初，澳大利亚很多地区的互联网瘫痪了，因为支持它的沿着大英帝国于19世纪铺设的电报线路从地中海横跨印度洋的海底电缆，被一艘从亚历山大港起航的远洋船在靠近苏伊士运河口（此地曾被认为是大英帝国的“咽喉”）时损坏了。
在这样的背景下，运输和传播问题的分析，必须从不同类型的基础设施“网络”如何促进（或禁止）不同人群的多种活动模式着手。因此，作为当代文化的一个普遍性方面，我们不需要抽象的“速度学”
，而需要对获得不同“连接”模式的分层进行分析
。与被大肆宣扬的新技术超越社会、地理和文化分化的作用相反，我们的探究也应该关注技术形态如何通过建设不同类型的当代“技术区域”，再次塑造新的分化。
基于这些考虑，我们与其把赛博空间抽象地看成一个统一的领域，不如探究不同的物质文化中虚拟与现实的具体结合方式。在这方面，米勒和斯莱特对特立尼达岛特定文化背景下互联网的使用进行了研究，为如何更好地理解互联网提供了一个范例，因为互联网（不同程度上）融入了特定地方的物质世界。格雷格·科林斯（Greg Collins）对崩溃后索马里的移动电话使用情况进行的分析也颇具启发性。科林斯并没有把手机技术本身看成一种引发革命性变化的神器，而是从手机如何适应游牧民和链式移民既存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背景着手来细致探讨这项技术。这种研究技术的“情境主义”视角与布赖斯（Bryce）的观点相似，布赖斯的观点为笔者和罗杰·西尔弗斯通（Roger Silverstone）早期关于家庭使用信息和传播技术的研究提供了基础。通过展示手机的采纳和使用如何受到既存文化模式的影响，科林斯提供了曼纽尔·卡斯特“网络逻辑”的小规模版本，（正如他指出的）不过是“以逆转的方式”——摈弃了所有关于这些技术“变革”性质的夸张说法。
正如前面提到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传播史认为，在从封建主义地方经济向资本主义世界市场更广阔空间过渡过程中，传播发挥了关键性和结构性的作用，即“信息之于资本，如同润滑剂之于机器”。近年来，这种传统在阿芒·马特拉（Armand Mattelart）的权威历史著作《传播的发明》（
The Invention of Communication
）中得到了极好的发展。
他从这样一个前提开始，即当代媒体理论失去了其传统的历史根源，而这一传统最初将诸如航运、运河、公路系统和铁路的文化、经济和政治作用归入其范围。
在较早时期，传播研究被视为更广泛的地缘政治“领土科学”的一部分。
笔者的观点是，这个视角的新版本可以为分析（实体和虚拟）传播和运输网络以及它们在当代世界地缘政治动态中的作用提供许多东西。
如果说马克思、恩格斯、海耶（Haye）和马特拉构成了欧洲传播理论物质主义的一种谱系，那么北美也有这种传统的一个版本，只是理论基础大有不同。这里笔者指的是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和詹姆斯·凯瑞（James W.Carey）等学者的著作——在凯瑞去世后，新一代学者［帕克（Packer）和罗伯逊（Robertson）等］重新振兴了这一传统。凯瑞关于电报发明（符号通信首次脱离物理传输限制的那一刻）历史意义的卓越文章（最初发表于1983年），近年来逐渐被视为全新的有着历史转折意义的传播学物质主义研究的一个潜在“基石”。它也为其他开创性的著作提供了灵感，如汤姆·斯坦达奇（Tom Standage）的作品，出于同样的原因，在重新思考电报重要性的同时，使重置关于当代互联网的讨论成为必要。
事实上，可以说，正是莫尔斯电码的点号和破折号构成了所有信息最初的“二进制”，因此数字时代的开端应该追溯到19世纪中期。
近年来，也出现了被称为“新流动性”的范式，它与社会学家约翰·厄里（John Urry）
、地理学家蒂姆·克雷斯韦尔（Tim Cresswell）
和文化理论家卡伦·卡普兰（Caren Kaplan）的工作密切相关。这种方法，与阿帕杜莱的观点相呼应，关注人、物体、信息和废弃物的不同流动性，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依赖性。通过借鉴戴尔德丽·博登（Deirdre Boden）和哈维·莫洛奇（Harvey Molotch）在虚拟联系的世界里对物理接近的持续性“冲动”进行的富有影响力的研究，这种范式也摆脱了过分简单化的方法，即假定传播的虚拟形态可以不容置疑地替代传播的物质形态。
此外，这些新观点中最可取的一点，不是把流动性或者“游牧学”浪漫化为毫无问题的“好东西”，而是认识到关于作为全球化进程核心的通信和交通系统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各种“坏东西”（计算机病毒、疾病、药物、武器等）的流动性增加。所有这一切也让我们有必要进一步分析新出现的边境监管形式——由这些新的、扩展的流动性形式产生的——无论是欧洲目前可见的银行信贷系统的重新国有化，还是世界许多地方关于更严格控制“非法”移民的讨论。正如内奥米·克莱因（Naomi Klein）所言，人们远未生活在不久前许多学者还在屏息期待的“无边界”世界里，相反“边境安全”是当下全球化的繁荣产业。
当代全球化理论，很大程度上忽视了海上贸易的问题。如果说全球化是关于信息和人员的流动，那么它也是关于商品的流动，迄今为止，远距离运输货物最便宜的方式仍是通过轮船的集装箱运输。我们可能部分地生活在一个虚拟的电子世界中，但世界上的港口从未像现在这样处理过这么多的货物。正如艾伦·塞库拉（Alan Sekula）指出的那样，在大家都在谈论电子的瞬时性以及空间崩溃的时代，一些货船仍然需要大约8天才能穿过大西洋，需要大约12天才能穿越太平洋。这些缓慢和大规模的移动仍然构成了大部分不易察觉的全球交流。人们普遍认为，“计算机和电信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主要）引擎”，而塞库拉的观点正好相反。他的抱负是“抵抗对……‘赛博空间’重要性的过分夸大，以及对由此产生的关于远距离空间‘即时’接触的神话”。他指出，对信息流的关注往往伴随着错误的看法和未经检验的假设，比如，“世界上大多数货物都像人一样通过航空旅行”的“准拟人化概念”。也正如他所说，尽管这一想法一经提出就被认为荒唐可笑，但是许多人的行为就好像“电子邮件和航空旅行构成了全球运动的整体”
。
在地理学科的范围内，众所周知，运输速度和运输能力的显著提高，使大量货物和人员能够以较低的成本在世界各地长途流动，这已成为全球经济的主要驱动力之一。在海运领域，关键的发展是基于集装箱的“多式联运”系统，集装箱被高效地从铁路转移到公路，再到轮船，正是装有集装箱的轮船（箱船）主导了现在的海运贸易。
集装箱本身是一个非常平庸的物体：它们的标准尺寸和结构如此简单，在当代世界如此普遍，以至于我们几乎看不见它们，然而我们正被它们包围着。正如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的小说《幽灵国度》中的一个人物所说，尽管他可能模糊地“读过个别箱子上的名字……韩进（Hanjin）、中远（Cosco）、天泰（Tex）、川崎汽船（K-Line）、马士基（Maersk Sealand）”，但他指出，人们很少会想到这些名字，只是偶尔在高速公路上瞥见过它们，这是当代现实所映射的一个侧面，它们如此普遍以至不被考虑、不受质疑，尽管我们知道“几乎一切……都在和它们一起旅行”。
然而，正是集装箱这个平庸的物体使世界制造系统成为可能，因为集装箱运输了分散在全球生产新系统的组成部分。在某种程度上，集装箱船运成本的降低实际上创造了一种新的经济地理环境，在那里可以生产和分销利润丰厚的产品。
不出所料，确立目前被公认为行业标准的“集装箱”尺寸是一个漫长而艰难的过程，最初，每家航运公司都有自己的集装箱尺寸。事实上，所有这些都涉及极其严重的困难和巨大的投资成本，因为运输系统的每一部分——港口、船舶、起重机、储存设施、卡车、火车和托运人自身的操作都必须标准化。把我们的眼光放宽一些，可以有效地注意到这与媒体工业的其他技术领域行业“标准化”斗争的相似之处——无论是Betamax和VHS之间的早期争斗，还是当今计算机行业和高清电视领域的技术规格斗争，抑或是从更广泛的角度来看欧洲单一市场建设中技术标准化的作用，它们都有相似处。
然而，如果我们过于关注集装箱的发明及其对航运业的预期影响，就必须谨防落入技术决定论的危险。在集装箱化故事的一些版本中，甚至有一个经典的英雄人物——一个叫马尔科姆·麦克莱恩（Malcom Mclean）的人，他通常被认为通过发明“集装箱”一手改变了世界。显然，这只是一个太简单的故事，现在关于集装箱化的争论中已经出现了某种形式的“修正主义”，就像在更微妙的数字化讨论中发生的一样。当然，在这两种情况下，我们不应仅仅看到技术变革和发明的历史，更重要的是，这些问题是如何在交通和传播行业跨平台所有制结构放松管制的具体背景下发生的，因为世界各国政府放松了对跨平台所有制结构的管制，而反垄断法以前是不允许跨平台所有制结构存在的。
也就是说，只有在了解这些不断变化的监管结构的大背景下，才能充分理解数字化和集装箱化的重要性。
聚焦交通在构成市场、地区和民族方面的积极作用（在新的语境下），在某种程度上是回到18世纪法国重农主义者关注的问题上来。正如马特拉所述，他们认为，克服自由流通的障碍，建立良好的运输机制和通信系统，对经济健康至关重要。这也需要认识到空间不仅仅是事件发生的“背景”，以及新的地理事实的创造（例如修建运河、铁路、公路或机场），也是决定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的最强大的构成因素之一。基于此，交通和传播问题不再被视为次要问题，而必须根据不同类型的“网络”如何启用（或禁用）活动模式进行分析。以欧洲铁路系统为例，其计划是生产综合性高速列车系统，从而将欧洲大陆东北部的主要首都城市连接起来，在增强它们的连通性的同时，加强所有被排除在外的边远地区的关系。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欧洲的核心区域将被重新推到处在劣势地位的偏远地区，诸如英格兰北部、西班牙南部和意大利南部等（在这方面，人们还可以注意到在英国提议建造“HS2”高铁线路中出现的关于其相互矛盾后果的辩论）。
贸易路线历史悠久，往往起源于地理环境所确定的自然边界。虽然现代技术更容易超越这些因素，但它们仍然比人们通常认识到的更为重要。与这些问题相关，巴尔干半岛的情况也值得仔细研究。该地区被差异化地理解为欧盟的试验/扩张空间、“麻烦”人群的边远隔离区，或者是一个潜在的旅游胜地（参考克罗地亚最近崛起为富裕欧洲人的时尚度假胜地）。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我们或许能够最大限度地理解欧盟的决定，即把建设贯穿巴尔干半岛和中东直至中国的通信基础设施和“走廊”作为其“扩张”政策的中心。
在这里，历史的幽灵也困扰着这些方案。欧盟计划已久的“8号走廊”项目，旨在提供公路和铁路、石油和天然气管道、电力和电信网络的组合，连接保加利亚黑海沿岸和阿尔巴尼亚亚得里亚海，这很容易被认为是试图重建丝绸之路的欧洲部分（通过众所周知的埃格那提亚），圣彼得沿着这段丝绸之路旅行，将早期的罗马与中东连接起来。
同样，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BTC）输油管道项目对西方控制高加索地区能源供应的计划至关重要，该项目最近被描述为“超级丝绸之路”的一部分，其最终计划是提供一个横跨黑海、高加索和里海连接欧洲和中亚的综合运输系统。
这些项目的深层次根源再一次从历史地缘政治学的角度得以揭示：19世纪末，俾斯麦的梦想是通过修建柏林—巴格达铁路线，为德国打开东方大门。
约翰·伯格（John Berger）在他关于欧洲移民劳工的开创性作品《第七人》中，注意到廉价汽车运输在移民过程中的关键作用，而此前移民旅行的特殊性相当被忽视。土耳其电影制作人通杰尔·库尔蒂兹（Tuncel Kurtiz）制作了一部出色的电影E5-Die Gastarbieterstrasse，以生动的细节记录了史诗般移民过程中的物质性劳动，而这往往是依靠超载的、不可靠的旧车完成的，这些车需要从南欧边界出发沿着高速公路穿过萨格勒布和贝尔格莱德，一直抵达希腊和土耳其。这条特别的公路在近代欧洲历史上占据了近乎神话般的空间，被誉为欧洲国际“E5”公路，并被南斯拉夫国家正式命名为“兄弟情谊和团结之路”（统一其不同民族地区和群体）。它被一代又一代移民的孩子们通俗地称为“自动通道”（autoput）和“无聊之路”。每年夏天他们都往返于南欧和巴尔干半岛，开启他们一年一度的“回家”之旅。这条路是1949—1985年作为一个意识形态项目建造的——为了民族自豪感，当然也是出于实际需要。它最初是由德国为二战期间基础设施受损的国家提供的赔偿资助的，在来自海外的年轻志愿者组建的理想主义大队的帮助下，由铁托的共产主义青年建造。这条路在20世纪90年代战争时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如前所述，我们注意到旧的历史模式以新的技术形式重演的方式是关键的。因此，在对巴尔干地区卫星和电话系统的研究中，莉萨·帕克斯（Lisa Parks）指出，随着德国和奥地利公司以电子形式改组和（虚拟化）“重新图绘”哈布斯堡王朝的疆域，新建立的无线区域实际上恢复了一些非常古老的政治联盟，比如曾经属于哈布斯堡帝国的地理区域。
同样，彼得雷拉（Petrella）指出，重新出现的跨国/区域经济和政治组织模式，与中世纪控制北欧贸易的汉萨同盟港口网络模式惊人地相似。实际上他甚至表明，我们正进入一个基于“全球技术种族隔离”的“世界经济汉萨时代的新阶段”。
笔者认为，这些历史上的相似之处并非仅仅出自偶然的兴趣。正如林恩·斯皮格尔指出的那样，我们越是谈论未来学，就越需要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待这些问题。
这里所需要的是一个更加严谨的历史视角，一个更好地处理虚拟/符号和实际/物理沟通方式的表达视角。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改写并超越当下狭窄的以媒体为中心或历史上总是关注最新信息传输技术的传播研究范式。
如果“连通性”被视为经济和文化资本的一种有价值的形式，并且分布非常不均，那么我们必须解决一些非常基本的问题，例如：谁可以使用哪种层级和方式的运输和通信工具？谁可以步行，谁可以使用自行车、汽车、火车、轮船或飞机等交通工具？谁被允许进入特定的实体或虚拟空间？这里的关键问题之一是，不同类型的交通工具如何产生截然不同的旅行体验，以及任何特定交通方式的相对地位如何“抹去”使用它的人。
因此，伊瓦伊洛·迪切夫（Ivaylo Ditchev）写道，在巴尔干旅行，“根据你的交通方式，你可能进入一个不同的国家。（在某些情况下）乘坐飞机可获得光荣的体面感，因其配备了漂亮的机场以及欧洲化的边防官员”。他说，这是一种旅行体验，鼓励人们认识到自己已经到达“地理的尽头”。不过，他补充道，也有人在“破旧、老化的火车上旅行……在火车上，用领带把门关好，以防被侵入，并在公文包上与陌生人打牌”。沿着社会阶梯向下，公共汽车上到处都是“旅行箱小贩”，他们被要求在每个边境下车、排队等候、打开行李接受检查。当然，就像他所指出的，在交通等级体系的最底层，是“那些在夜间由不知名的向导带领徒步穿越边境的人”。正如他看到的，只有做出这样的区分，人们才能理解当两辆车停在同一个检查站时，穿越同一个边境的旅行体验会有多么不同：一边是一辆昂贵而闪亮的车，一个戴着墨镜的司机通过不透明玻璃窗递出文件；另一边则是陈旧而可疑的车，海关官员为了寻找犯罪痕迹，会把它翻个底朝天。
同样，关于可及性的差异，适用于“速度”问题——它作为当代文化的一个关键方面被广泛讨论。这里我们可能注意到，圣保罗中产阶级搭乘直升机频繁地往返于他们公寓楼顶的停机坪，而他们的用人则需要每天花费4~5小时乘坐公交车往返于其居住的贫民窟。
在所有关于“速度”的讨论中，一个经常被忽视的问题涉及它的对立面——等待。当然，等待往往是穷人的命运，或者是那些缺乏进入相关“快车道”或优先车道资格的人的命运。因此，非法移民乘船到达目的地可能需要一年多的时间，因为他们有时还必须在旅途中的各种据点等待数周，以逃避海关和边境管制。多琳·马西（Doreen Massey）也曾举过一个著名的例子：一个妇女为最近超市一个不常有的服务在公共汽车站等待。正如马西所说，问题是：“她生活中的时间、空间被压缩在哪里？”
在这个意义上，人们可能会争辩，一个人被迫参与“等待”的次数越来越成为衡量其社会地位的一个很好的指标（和一个决定因素）。
塞巴斯蒂安·乌雷塔（Sebastian Ureta）对智利城市贫民低流动性和社会排斥交织的分析
，以及菲奥娜·拉热（Fiona Raje）对英国由于各种流动性障碍而“放弃的、压抑的或未进行的旅行”的叙述，就是很好的例证。
尼克·库尔德利（Nick Couldry）和安娜·麦卡锡（Anna McCarthy）正确地指出：“随着电子媒体越来越多地携带着其他地方的图像（想象的或真实的），充斥着我们的日常空间……不讲述媒体的故事，要讲述一个社交空间的故事就变得越来越困难。反之亦然。”从某种程度上说，我们的分析需要能够说明“媒体创造的空间类型”和“现有的空间对媒体形式的影响”。因此，正在出现的景象不仅仅有“地方解体”，也有“其他地方和行为主体更微妙地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实践”
。
这里的核心问题是如何把握符号空间、物质空间和传播方式的整合与衔接。内斯特·加尔恰·坎克利尼（Nestor Garcia Canclini）在对当代城市媒介生活的描述中捕捉到了这一点。他说：
既然……就连前一天在我们城市发生的事故，也是通过媒体传到了我们这里，这些……媒体成为城市“公共”意义的主要组成部分……
我认为，它不仅仅是视听媒体对城市生活的绝对替代，更是一场回声游戏。我们在电视上看到的商业广告和政治口号也是我们在街上遇到的，反之亦然；这些广告和口号在其他广告和口号中得到了回应……
相反，我们注意到这一对立的过程，就像对身体被局限于边缘社会空间（贫民区、郊区）的“他者”（通常是种族化）的社会排斥的“回声”，其在媒介空间中的表征也是被边缘化或被排除在外的。这里，我们同时遇到了诺埃尔·纽曼（Noelle Neuman）所称的“沉默的螺旋”的物质化和媒介化版本，其中某些元素和某些类别的人在物质的和符号的维度上被排斥出我们的社会，而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这两个维度是如何被勾连的。
笔者曾在其他地方就虚拟空间控制和实体空间控制的相似之处进行过论证。因此，我们必须注意广播领域的黄金/边缘时间与房地产市场黄金/边缘地产结构之间的对应关系。允许哪类人“居住”哪些（虚拟的或实际的）空间是一个关键的问题，只有解决关于传播的虚拟和实际维度的衔接问题，才能避免我们在工作中过于狭隘地以媒体为中心。1995年，凯文·罗宾斯（Kevin Robins）和笔者曾关注全球媒体新出现的“电子景观”所构成的“身份空间”，现在笔者同样关心的是，我们是否会把“虚拟世界”的出现误认为是物质地理本身的消亡。
正是出于这些原因，在笔者自己关于媒体受众的研究中，越来越关注媒体实践是如何在具体的家庭生活模式、建筑模式和笔者所研究的人群的宗教生活方式中得到实质性的体现的。相反，阿苏·阿克索伊（Asu Aksoy）和罗宾斯关于移民观众的研究是在他们介入一定范围的虚拟和实体流动这一更广阔的背景下，探讨了其媒体消费模式问题。
这两种情况的问题在于虚拟世界和现实世界的衔接，包括媒体和信息的移动、构成受众的人的流动性（或宗教信仰），以及他们生活和移动的环境的物理架构。如果对于移民来说，他们的实际迁离常常与他们介入跨国媒体系统有关，那么对于其他许多人［例如仍居住在其出生地5英里（约8千米）内的大多数英国人］来说，国家广播系统的信息往往仍被根深蒂固的生活和文化模式所强化。
1933年，艺术史学家鲁道夫·阿恩海姆（Rudolf Arnheim）提出，电视这种新发明最能被理解为是隐喻性的，与作为“传播手段”的物质运输问题有关，但它只关涉到图像和声音，而无关物体或人。在这个层面上，他认为，电视从根本上与汽车和飞机等交通工具有关，是一种“心灵的交通工具”。
显然，阿恩海姆的论点是在隐喻的层面上起作用的，他把物理交通方式的功能转移到虚拟领域，在那里被“运输”的实体——图像和思想——本身是非物质的。如果我们追溯“隐喻”一词的词源，我们会发现它最初的希腊语意义正是“传递”或“携带”——在这种情况下，通过使用一种修辞格，把一个名称或描述性术语从一个意义领域转移到另一个意义领域，从而实现意义传递。在此，笔者自己的关注只是试图表明恢复符号和物质维度的传播之间的联系，可能会产生某种分析效益。
笔者着力解决的一些问题最近在一个富有想象力的英国广播公司（BBC）项目中得到了佐证，该项目也将交通和数字传播问题结合在一起。2008年8月，BBC赞助并“捆绑”了一个船运集装箱，集装箱上安装了一个全球定位系统发射器，可以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监测集装箱在全球各地的航行情况。这个项目的美妙之处在于它非常简单：从字面上来讲，全球定位系统设施允许那些使用BBC网站的人在线实时跟踪它（及其不断变化的内容），从而对国际贸易流动的地理规模和复杂性有一个生动的感知。同时，集装箱的功能不仅仅是作为其物质内容的载体，也不仅仅是作为交通地理学中的“客体”，而是隐喻性的，作为产生关于世界经济和全球化的各种详细的个人故事的工具，为BBC的电视、广播和在线观众提供多平台内容。
如果像笔者之前所说的那样，集装箱的标准化对当今全球化的物质交通系统的发展至关重要，那么同样重要的是媒体与传播行业的数字化。数字化将所有信息转换为一种标准化的“多式联运”形式，这种形式很容易在不同的媒体“平台”之间进行转换。因此，随着集装箱化出现，交通运输业在它之前已经变成了“多式联运”。这就是说，集装箱化是指物质商品的流动，正如数字化是指信息的流动一样。如果是这样的话，当我们谈到技术“融合”的重要性时——传播研究领域的学者们已经做了一段时间的工作，我们必须关注它在交通领域以及数字媒体行业中的重要性。
BBC的项目生动地展示了进一步融合通信和交通分析所带来的诸多好处。然而，对航运业的研究也提醒我们警惕一个更基本的要点，即泛化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危险。例如，我们越来越多地生活在一种“速度文化”中——即使不是即时的。航运研究给我们带来的难题不只是集装箱船仍然航行得十分缓慢，而且随着原油价格上涨，为了节省油费，已经被制造的最新和最大的船的航行速度甚至更慢。
因此，就全球化而言，在某种程度上与直觉相反，我们发现一些相当重要的事情其速度正在放缓。
此外，这一难题也提醒我们，不尊重某一分析领域的特殊性是危险的。为了更好地整合符号传播和物质运输形式的分析，笔者不主张将它们简化为一套统一的分析法则。在这方面，我们应该记住米歇尔·塞雷斯（Michel Serres）的提醒——“最佳的综合发生在差异最大的领域”，以及他对所谓“万能钥匙”分析这种“懒惰”形式的危险的相关警告，即在高度抽象的基础上，现成的解释被视为所有问题的解决方案。而正如他所观察到的，“一把钥匙不能打开所有的锁”，“最好的解决方案是局部的、单一的、特定的”，因此，“每次你试图打开不同的锁，你都必须制作一把特定的钥匙”。
尽管如此，进一步把玩塞雷斯的比喻，笔者认为，当试图进入一个门上有多把锁的房子时，把相关钥匙挂在同一个钥匙环上可能会有相当大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