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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安迪·贝内特 著 胡疆锋 译 陈曦 校
摘要
后亚文化转向让人们了解到青年文化研究者在过去十年中进行的讨论和辩论。虽然后亚文化转向带来了新的分析工具和概念方法，也为一些著作选集提供了依据，但它同样引起了一系列引人关注的批评，这类批评否认后亚文化理论是一种可行的青年研究方法。对于后亚文化理论，可能存在一种重要批评，认为关于文化工业在建构青年的认同和有品质的生活方式上发挥的作用，它采取了幼稚的、本质上来说是赞扬的立场。同样，一直有人认为，尽管后亚文化理论主张新的个性化、反思性的青年认同已经出现，但人们并不需要努力去寻找证据来证明结构性不平等在决定青年人生机遇和文化归属方面持续发挥的作用。
关键词
后亚文化；亚文化；青年；认同
作者简介
安迪·贝内特（Andy Bennett），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人文、语言与社会科学学院教授。
译者简介
胡疆锋，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的大量研究认为，“亚文化”概念在过去25年中一直被用来研究基于风格的青年文化，这个术语似乎已经没有什么价值。虽然理论家对于这种看法产生的原因还存在着诸多争议，但他们普遍认为：青年认同——其实本质上是社会认同——由于文化产品、图像和文字的日益增多而变得更具反思性、流动性，更碎片化了。更具个性化标识的项目和自我的概念也借以风行并被模仿。
青年文化研究中的这种“后亚文化转向”成了许多研究和汇编论文集的重点领域。
作为具有可行性的理论和分析框架，亚文化在青年文化研究中是否仍然有效，理论家围绕着这个问题展开了持续的批判性对话。
后亚文化理论对青年文化研究已经产生了重要影响。事实上，正如本文揭示的那样：后亚文化理论为我们理解文化动态做出了很多贡献，让我们了解到青年每天接触或使用的音乐、风格及其相关物品、形象和文本。虽然后亚文化理论在某个层面上为青年文化研究的新范式奠定了基础，但后亚文化理论并没有取代亚文化理论成为青年研究的基础。针对后亚文化转向，亚文化理论的倡导者也的确提出了一系列引人注意的批评。对后亚文化理论的一种普遍批评是，它作为一种方法在理论上不够严谨，不能为青年文化研究提供一整套可选择的、分析性的、实证性的概念。对后亚文化理论的另一种批评是，对文化工业在建构青年认同和有品质的生活方式上发挥的作用，它采取了幼稚的、本质上来说是赞扬的立场。因此，有人认为，尽管后亚文化理论提出了否认基于阶级的青年认同的主张，但人们并不需要努力去寻找证据来证明结构性不平等在决定青年人生机遇（life chances）和文化归属方面持续发挥的作用。另外一些倾向于批判的观察家认为，后亚文化理论在强调反思性的个人主义是形成当代青年认同的原动力时，实际上去除了青年文化的政治色彩。对后亚文化理论的最后一个批评是，它认为青年的各种风格归属（stylistic affiliations）是流动的盛宴（a moveable feast），这种看法忽略了形成历史更久的青年文化风格的典范，而这些典范似乎违背了后亚文化理论家观察到的具有流动性和暂时性的这一风格的新规律。
在很大程度上，亚文化与后亚文化理论之间的紧张关系和冲突仍未得到解决。不管后亚文化研究遭到何种批评，它都确实有助于揭示亚文化理论的一些明显不足之处。有鉴于此，后亚文化转向在理论和方法上可以得出哪些重要见解呢？本文的目的就是回顾后亚文化转向的重要原则，研究针对它的一些重要批评，并尝试解决与后亚文化理论及后亚文化转向相关的一些疑难问题。在研究并确定了后亚文化理论的优点和一些潜在不足之后，在今后的青年文化形式和行为的研究中，如何将亚文化与后亚文化这两种理论最重要的原则结合起来，本文最后会提出一些建议。
“后亚文化”这个术语的提出要归功于史蒂夫·雷德黑德（Steve Redhead），他用这个术语来揭示从前的青年亚文化体系的不完善，特别是它们无法恰当解释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出现的舞曲文化。
后来戴维·马格尔顿（David Muggleton）在其著作《亚文化透视：风格的后现代意义》（
Inside Subculture：The Postmodern Meaning of Style
）中对这一术语进行了重要补充，并将其发展为成熟的概念方法。和雷德黑德一样，马格尔顿认为，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亚文化青年已经转变为后亚文化青年，他将这一时期描述为“亚文化分裂和快速发展的数十年，伴随着大量的（亚文化）复兴、杂合和转换，无数风格在任何一个时间点上并存”
。马格尔顿同时使用了韦伯式的分析和后现代分析，他认为，风格的选择和混合（the pick and mix）是由于青年风格日益多样化和复古市场的突出地位，以及对新的后现代风格的敏感性，从他研究中的那些受访者身上可以明显看到这种处理风格的方法。在新的风格中，个人主义超越了对集体性的强调，成为社会行为人（social actors）的一种手段，为他们自己寻求理想的视觉形象，进而形成自己的社会文化特性。后亚文化理论在随后的发展中使用了一系列的概念框架，最突出的是“新部落”（neo-tribe）、“有品质的生活方式”（lifestyles）和“场景”（scene）。
“新部落”概念最初由法国社会学家米歇尔·马费索利（Michel Maffesoli）提出，用来研究与后现代主义的出现相联系的社交新模式。根据马费索利的解释，新部落“没有我们所熟悉的刻板的组织形式，它更多的是指一种特定的氛围、一种心境，通过那些注重外观和形态的生活方式可以更好地得到体现”
。新部落理论随后被用于安迪·贝内特和本·马尔本（B.Malbon）对当代舞蹈音乐进行的两项实证研究中。
这两项研究提出了这样的中心论点：舞蹈俱乐部会员的流动性表明了由青年风格的碎片化和舞蹈音乐零碎的文字所引发的新部落式的敏感性，其中舞蹈音乐本身就是音乐节目主持人（DJ）使用数字采样、混音及糅合技术生产出来的产品。
在青年文化研究中，新部落方法的核心就是它允许对青年聚在一起形成集体的方式及原因做出新的理解。和亚文化理论不同，新部落理论允许品味、审美感受和情感成为青年参加集体文化活动的主要驱动因素，而亚文化理论认为个体如果不是“被迫的”，也是因为阶级、社区、种族或性别这些事实而“被掌控”（held）在一起，形成亚文化群。
“有品质的生活方式”的概念最早出现在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研究中，随后被美国社会学家托斯丹·凡勃伦（Thorstien Veblen）作为一种工具，来研究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兴的休闲阶层的财富和地位问题。
20世纪90年代学术界再次出现了对这一理论的兴趣，引领这种趋势的是文化转向和对文化消费的日益重视，因为在吉登斯称为反思性现代性的背景下，文化消费是建构身份和有品质的生活方式的基础。
使这一理论得以再次兴起的一个重要人物是英国社会学家戴维·钱尼（David Chaney），他对有品质的生活方式（lifestyles）和生活方式（ways of life）做了重要区分。他认为，有品质的生活方式是“创意项目”，依赖于“消费能力的显示”，而“生活方式”是“通常和比较稳定的社区相关联的（并）具有共同规范、礼仪、社会秩序的模式，可能会通过一种独特的方言得以体现”
。这种区分依次出现在当代青年理论家，如瑞典社会学家布·赖默尔（Bo Reimer）和英国社会学家史蒂芬·迈尔斯（Steven Miles）对有品质的生活方式理论的应用中。
在研究当代青年的文化消费模式时，迈尔斯认为，晚期现代性（late modernity）见证了这样一种转变：“务实、统一的亚文化身份，转变为风格的变动不居的拼接和并列。”
在早期研究音乐品味和集体性的论文中，加拿大文化理论家威尔·斯特劳（Will Straw）把场景作为概念框架集中分析了它的价值。斯特劳认为，“当各种人群和社会群体围绕特定的音乐风格聚集在一起时”，场景往往超越了特定的地方性，“反映和实现了这些群体的特定关系状态”
。场景的这种概念化在后亚文化理论家中一直极具影响力。音乐场景被赋予了许多特点：作为个体聚集场所的功用——这些个体聚集在一起是因为音乐品味和相关的审美感受（而不是因为阶级或社区）不断演变和经常表现出的短暂性——与被谈及的后亚文化转向的本质相一致。音乐场景的这些性质被理论家们视为关键特性，理论家们认为场景是比亚文化更适用于探索集体性和凝聚力等问题的理论框架，因为这些人是围绕流行音乐聚集起来的；与此相反的是，他们认为亚文化太过于坚持有关阶级和社区固定性的本质主义假设。
如前所述，后亚文化转向在青年文化理论家之中引发了许多批判性的辩论。后亚文化理论经常遭受的一种批评是：它在本质上不是一个连贯的理论，而是把来自不同传统的众多理论拼凑在一起的大杂烩。但是，对于亚文化理论，我们也能做出大致相似的评论。即使是在亚文化被美国社会学家当作一种方法来研究越轨社会行为的初期，在芝加哥学派这一涵盖性术语之下也已经形成了许多不同的亚文化模式。
亚文化理论通过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CCCS）进入英国时，从文化马克思主义一直到法国文化理论家罗兰·巴尔特（Roland Barthes）和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使用的符号学方法，它们经历了进一步的整体改造。
CCCS重建了亚文化理论。在“亚文化”成为青年文化的国际研究中使用的一个词语后，它的很多内涵都被丢弃了，越来越成为一个“徒有虚名”（nameonly）的标签。基于北美洲进行的研究，如蒂娜·温斯坦（Deena Weinstein）的著作《重金属》（
Heavy Metal
）证实了这一点。
CCCS把基于风格的青年文化解释为它们是阶级背景和经验的表征，温斯坦很明显认同这一观点，把美国的重金属作为“工人阶级”（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蓝领”）亚文化进行了阐释。不过，除此之外，温斯坦对CCCS的亚文化解读模式的使用是很有限的。CCCS制定出的工人阶级亚文化抵抗的基本原则并没有在温斯坦的研究中被重新系统使用，也没有受到质疑，或者进行调整，以便为美国提供本土化的解读模式。
将亚文化理论解读为碎片化的、变得越来越不连贯的理论，这是安迪·贝内特1999年发表的研究论文的中心论点。他在文章中指出：
……这些就是亚文化现在被当作理论基础的各种分析角度，“亚文化”就这样变成了一个“万能”词，可以容纳年轻人、风格和音乐等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然而，即使是在1999年，关于亚文化不够严谨的评论也绝不是前所未有的。美国社会学家约翰·欧文（John Irwin）在1970年就指出，亚文化在社会理论中的应用方式日益多元化；在欧文看来，由于反文化（counter-culture）及其衍生的“子系统和生活方式”的出现，这种情况恶化了。
同样，迈克尔·克拉克（M.Clarke）于1974年在《英国社会学期刊》上发表的一篇论文中指出：
多年来，“亚文化”这个术语就是社会学的一部分，像“角色”“阶级”“魅力”等词一样，无论它是否在社会学兴起之前就已经被广泛使用，毫无疑问，它现在已经是日常语言了。因此，对它进行批判性思考是非常困难的。但是如果今天把它作为社会学的一个新概念加以介绍，我想它将会被认为毫无价值而被摒弃。
有人认为“后亚文化”本身不是什么严谨的术语，不过也有合理的理由认为，亚文化其实也没有多严谨，因为它在社会学和文化理论研究方面已经被用得太滥了。实际上，亚文化与后亚文化这两种理论都来自范围广阔的一套理论传统，各自体现了青年文化研究的一系列不同的分析角度。既然亚文化研究方法适用于具体的研究和分析，可以质疑的就是：它在理论和方法上的整体性（cohesiveness）是否可以实现，或者是否可取？
另一种针对后亚文化转向的批评，与吉姆·麦圭根（J.McGuigan）等文化理论家确定的文化民粹主义话语有关。这种观点认为，通过强调消费是年轻人中的一种重要文化行为
，后亚文化理论本质上是沉溺于泰德·波尔希默斯（T.Polhmus）所谓的“风格超市”（supermarket of style）中的年轻人所采取的支持的赞扬式立场
。但是，一旦重新评估这一点，就能得出公平的结论：作为青年消费模式的描述符号，“风格超市”这个概念尽管在其表面上具有吸引力，但如果用它来确定后亚文化理论的局限性却会产生决定性的负面影响。“风格超市”
这个术语来自雷德黑德等人主编的《亚文化读本》（
The Subcultures Reader
）中一篇简短的、基本上是描述性文字的文章，该术语将后亚文化青年贬为卡利尼科斯（A.Callinicos）所谓的后现代纨绔主义（postmodern dandyism）的实例。
从本质上说，“风格超市”的概念把青年对风格的敏感简化为“选择与混合”的游戏，把青年本身描述成只会进行商业街消费（high street consumption）的年轻人。所以，“风格超市”这个概念严重破坏了马格尔顿和迈尔斯等理论家的大量研究成果。这些理论家试图证明的是：文化消费和商品的日益泛滥，事实上不会消除青年在风格和相关文化产品上留下的任何形式的有意义的印记。事实上，马格尔顿和迈尔斯都在尽力指出风格政治（a politics of style）的可持续意义，因为这是通过后亚文化青年的消费行为明确表达出来的。
所以，迈尔斯指出：
在社会、文化和结构发生快速改变的背景下……消费的必要性……已经成为维系年轻人稳定生活的根本手段。这种稳定并不表现为千篇一律的生活方式，而是表现为灵活、可变和多样化的认同感。
有人认为后亚文化理论强调个人主义、流动性和碎片化。后亚文化理论对这些方面的强调引发了另一种批评，这种批评主要围绕后亚文化理论方法的局限性展开，认为它在解释看似较为固定和连贯的早期青年文化风格形式上仍然存在着局限性。所以有的学者，如霍金森（Hodkinson）认为：虽然后亚文化理论对风格的解读（即风格更多的是源自个体的、由消费驱动的、本质上是流动的后现代项目）可能对当代青年文化行为的一些方面（例如关于舞蹈文化）具有意义，但是其他青年文化群体，例如“哥特”（goth）文化，也表现出了集体性和风格固定性这些和传统的亚文化解读联系更为紧密的特点。
然而，可以说，即使在这一点上，亚文化和后亚文化理论之间的界限也没有像霍金森所说的那样明显。赫伯迪格在对朋克摇滚风格进行的著名分析中认为，朋克风格和先前的亚文化形式的一个不同之处是：它将此前遭反对的亚文化形象进行切分，然后重新放在身体表面上。
赫伯迪格的这一分析，在很多方面被认为是他对后现代进行宏大诠释的著作《藏于灯下》（
Hiding in the Light
）一书的雏形。
赫伯迪格是在英国社会面临持续的严重社会经济动荡之时进行分析的，他将朋克碎片化的零散风格定位于英国社会面临的更广泛的危机之中。虽然距后亚文化转向出现的时间超过30年，但是赫伯迪格对朋克青年的描述看起来与后亚文化青年是一致的，后亚文化青年重新使用了先前的风格趋势并将其混合在一起。在这方面，有一个引人注意的有趣现象是：马格尔顿的一些“后亚文化”受访者将自己认定为朋克青年。同样，哥特对朋克、华丽摇滚（glam）、重金属和在某种程度上是浪漫主义新意象的现象的重新定位，也可以被视为类似“切分和重新定位”的方法，这在本质上是后亚文化风格而非亚文化风格。遵循这种论证思路及其符合逻辑的结论，就可以在CCCS研究的那些“经典的”战后青年亚文化中识别出“后亚文化”的特点。这样，摩登族（mods）、无赖青年（teddyboys）和光头仔（skinheads）也是借用了先前的时尚和潮流中的风格元素并对它们进行了重新定位。
布莱克曼（S.Blackman）指出，后亚文化理论把青年风格当作了关注重点，但忽视了当代青年文化较为政治化的一些方面，例如，锐舞文化（rave culture）和舞会场景中表现出的那些元素。
事实上，布莱克曼认为，鉴于舞蹈生成了集中连贯的反霸权的话语，舞蹈的政治特点更明显地与“亚文化”的敏感性是一致的。根据布莱克曼的观点，这些话语起到的作用是操控阶级的不同概念。但是人们不禁要问，把阶级作为青年政治意识和行动的推动力，这种强调从过去到现在是否一直被夸大了呢？虽然CCCS的亚文化理论将工人阶级的青年亚文化安置于阶级斗争的场景中
，但正如沃特斯（C.Waters）所说的那样，在CCCS的青年研究中出现的这种政治行动，是一种没有完全成形的、难以言喻的激进主义
。这方面的例子包括对学校环境的破坏
、属地主义
和“无所事事”
。正如霍尔和杰斐逊主编的《通过仪式抵抗》所表明的，更明显的政治冒犯（这只是在朋克出现之前的几年中发生的）不是来自亚文化，而是来自嬉皮士的反文化。不过，即使在这一点上，也有人曾尝试用本质上是葛兰西学派的术语（Gramscian terms）来描述反文化。因此，克拉克（J.Clarke）等人认为：如果说工人阶级的亚文化是从外部对中产阶级的权力构成了威胁，那么中产阶级的反文化则是从内部构成了类似的威胁：
……领导了针对他们自己的、占主导地位的“父辈”文化的反抗。他们的反叛主要是思想和文化上的反叛。他们的攻击主要针对的是那些重现了主流文化意识形态关系的制度，即家庭、教育、媒体、婚姻和劳动的性别分工。
但是，正如非CCCS的倡导者当时所认为的那样，将反文化主体限定为白人中产阶级学生其实就是一种本质主义（essentialism）。所以，根据克莱卡克（P.Clecak）的观点，“反文化”从整体上看更像是一个涵盖性的术语，用来指代一系列多样化的跨阶级、多种族的活跃分子的行为。
克莱卡克表示，这一系列广泛分布的社会群体的共同目标是“为他们对社会和精神的不满及希望找到象征性的形式”
，反文化在政治上为他们提供了手段。
克莱卡克的观点再次表明，青年文化也许始终在抵制亚文化理论，实际上是反文化理论所设定的还原论（reductionism）的各种形式——作为各种形式的文化之一种的青年文化的形成和发展，包括他们的政治动机和意图，都准确地限定在超越结构性类别（structural categories）及接纳跨地方性的影响、观点和成员身份的这种能力范围之内。最近的实证研究表明，克莱卡克的这个观点可以在当代青年文化形式（如朋克文化、舞蹈文化和嘻哈文化等）中找到例证。
此外，正如麦凯（McKay）等人的研究所表明的那样，最近以青年为主的各种自己动手做（DIY）行动主义和各种抗议，如反道抗议（Anti-Road Protest）和收复街道（Reclaim the Streets）运动等也包含了来自不同阶层和教育背景的各种各样的参与者。
针对后亚文化理论的另一种批评是，后亚文化理论假定不论青年身处什么阶级、收入多寡、生活在何处，他们都有同等的消费能力。
有人认为，在年轻人对文化产品的获取、他们在自己的认同形成过程中对那些文化产品的最终使用方面，结构化的不平等显示出了持续的重要性，而后亚文化理论对此完全没有认识到。这种形式的不平等在许多社区和地区中持续发挥着重要作用，影响了年轻人对休闲资源的使用，并有力地显示了他们对自己的感觉和对同伴（peer group）的忠诚。
对于这一点，指出文化消费确实是多方面的现象是非常重要的——这显然也是消费理论家常常忽视的——它不仅仅意味着购买商品和服务的能力以及相应的经济资本的必要水平。
文化消费定义了一系列广泛的活动，个体通过这些活动获取了文化物品、文本和形象，并在文化上盗用了它们。就青年文化而言，这不可避免地会扩展到物品、文本和形象的盗用和创新上，它们已经在特定地区流传，并逐渐在互联网上流传。
事实上，正如以往的青年文化研究所显示的那样，在发达国家中一些最贫困的社区已经出现了一些显著的、影响长久的青年文化创新，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嘻哈（hiphop）文化。嘻哈文化发源于纽约的南布朗克斯区
，迅速成了全球性的青年文化现象。但有趣的是，它在学术著作中很少被称为“亚文化”。
虽然民粹主义理论会认为嘻哈文化能在全球传播，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其特定元素说唱（rap）的商业化和商品化，但这种解释过于片面了。比如有研究表明，说唱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才快速商业化，而在此之前，当非裔美国士兵驻扎于德国等欧陆国家时，他们在当地酒吧的即兴表演说唱，就使得说唱越过大西洋传播到了欧洲。
同样，福格蒂（M.Fogarty）关于街舞文化（b-boy culture）（或是霹雳舞，因为它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最流行期间才变得较为有名）的研究显示了自拍录像这种DIY行业的活力：渴望向彼此学习新舞蹈动作和技巧的街舞爱好者制作了自拍录像，并通过它们在全球的网络进行传播。
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嘻哈文化以这种方式传遍全球，也经历了相当程度的本土化。有些城市和地区已经形成了嘻哈文化的场景，其中常常含有多民族、跨阶级形式的派别。
嘻哈文化的这种转变表明，基于特定区域和社区进行的孤立的个案研究，得出关于青年文化行为社会文化意义的通用结论，这是很危险的。加里·克拉克（Gary Clarke）在20世纪80年代初认为，亚文化理论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主要采取研究大都市的视角。克拉克援引了赫伯迪格的著作《亚文化：风格的意义》后指出，赫伯迪格对朋克的理解是“开始于牛津街的一股热浪，结束于国王路的精品店”
。克拉克认为，各地方对朋克文化的共鸣，在赫伯迪格的解释中从来都没有占据过重要位置，然而赫伯迪格的研究却声称提供了对朋克风格的社会文化诠释。可以说，同样的问题可能会出现在特定的地方性青年文化研究中，其中日常参与的活动，例如小丑舞（krumping）、涂鸦（graffing）和说唱（mcing）等基本上被诠释为以结构为基础的日常体验的有限表达；在阶级、教育背景、职业地位等人口统计数据多样化的其他地区，对当地与上述活动相似的风格行为进行研究，可能会发现，在说明当地完全不同的一组日常体验时，也会用到上述的有限表达。
对此可以补充的一点是区域问题，区域性的经济增长和社会流动将结构性因素对流行文化和休闲的影响进一步复杂化了。例如，对澳大利亚黄金海岸地区的青年文化形态的持续研究表明，传统基于阶级的亚文化模式应用存在着严重问题，因为整个社会各个阶层都处于相对富裕水平，生活品质也较高。因此，明确概括出黄金海岸地区青年、阶级、风格和相关的文化及休闲行为之间的关系，就变成了极具难度的任务。以冲浪这项在该地区流行的青年活动为例，虽然当地有很多参与该活动的群体，尤其是棕榈军（the Palmy Army）（来自黄金海岸棕榈滩附近的一个由工人阶级青年结成的群体），但不能说冲浪本身是某个阶层专享的一项活动——当地的冲浪文化的确“实际上涵盖了包含阶级（性别、种族）、地域，以及风格、技术与其他形式的知识和专长这些方面的一系列不同的敏感性”。
那么，由亚文化/后亚文化辩论引发的当代青年研究中的关键问题不是将社会结构作为分析的参照框架纳入研究，而是如何将它作为研究对象进行定位，可以这样说吗？当然，先是以结构问题作为既定前提，接着以此为起点进行的反向研究不太可能回答这个问题。正如钱尼认为的那样，从结构上进行说明的当代文化形式的研究方法所存在的一个关键问题是：
这些方法试图关闭意义产生的过程。这些理论不允许讽刺和反思在关于文化的对话里自由发挥……最简单的表述就是，这些理论假设社会实体——例如阶级——存在于真实的世界中，然后将它们作为文化问题进行探讨、描述和体验。接着就是前者（社会实体）的动态关系可以用来解释后者（文化问题）的特点。
正如钱尼的评论所暗示的那样，关于青年文化研究中的阶级这个问题，更富有成效的方法是，对通过创造性使用文化资源、以反思性方式对其实施管理的结构性体验本身给予更多的重视。这在本质上意味着要制定一个分析框架，该框架会考虑到这个事实，即当代青年的认同是围绕当地经验（如家庭、学校、工作、朋友、对等群体、语言和方言等）和来自跨地区青年文化行为（如音乐、服装、文学、电视、电影、互联网、舞蹈、运动和体育锻炼等）的文化资源的反思性相互作用而形成的。迄今为止，尝试创建这样一个分析“融合区”（analytical“fusion-zone”）并在其中进行研究的努力，其效果一直不尽如人意。一个相关的例子是威利斯（Willis）对青年、消费和文化行为进行的研究。他在研究中使用“现实美学”（grounded aesthetics）这个概念来描绘人们对文化物品和资源的日常使用。
然而，现实美学实际上在很多方面都被理解为威利斯先前使用的概念性框架“同构”（homology）的改版。这两种方法都试图在一系列有关思想和审美的语言中找到日常的文化行为，这些语言来自有关阶级、性别和种族等根本的、本质上固定的一系列结构性基础。
最终，在青年文化研究中，要结合后亚文化和亚文化理论的元素，以便更有效地描绘当代青年文化世界，形成一种精确有效的理论，似乎还任重道远。因为在当代青年文化世界中，青年的认同不仅会受到全球文化的影响，也会被地方文化影响，成为一个日益复杂的合成品。这方面的研究迄今为止进展甚微，总体而言，亚文化和后亚文化研究仍然被描述为青年文化研究的两个独立领域。
确实可以说，这两种方法之间的差距在不断扩大，因为亚文化的观点和针对青年的实质性社会经济问题进行的研究日趋一致，问题有越轨行为
、风险
和转变
，而那些研究对于后亚文化理论在理论和方法上的干预，尤其是涉及文化消费的重要意义时，基本上仍然持否定态度。可以说，在这一领域中，明确认可文化消费是年轻人的生活特点并对此进行分析的研究是相当有限的；这些研究倾向于仅仅对文化消费模式加以分类和量化，而不是深入分析结构性体验和文化消费在地方青年文化行为实践形成中的互动作用。
与此相反，采取后亚文化视角的研究，如安迪·贝内特、迈尔斯和马格尔顿等人的研究，虽然显示了青年认同和文化消费之间较为复杂的互动性关系，但因为要依靠小的定性数据库，所以不可避免地遭到了质疑。
为了更充分地确定年轻人的地方体验与消费、休闲和生活方式的全球性流动之间的互动性质和程度，大规模的定性及定量数据库是必需的。
因此，只有在掌握了融合多重方式、能开展大规模研究的方法之后，亚文化和后亚文化理论家才能实现有意义的合作。合作项目将旨在通过使用显然比先前的后亚文化研究样本更大的、更具多样性的样本，来提供针对后亚文化研究的主要原则的严谨的实证性评价。可以说，这样的测试也将提供更清晰的、更细微的、更具当地敏感性的方式，来分析消费、休闲和生活方式的模式，在哪里、以何种方式，呼应阶级、性别和种族等结构性经验。
要实现这一目标需要解决一系列关键问题。第一个问题，即最重要的是，这种性质的研究将需要确定的是：在青年文化特性的形成中，阶级、性别和种族等这些被赋予的特点，会以何种程度及何种具体方式来继续发挥作用？如前所述，许多使用亚文化理论的研究或受其影响的研究的严重不足，就是倾向于先假定一些特性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建构了青年的身份，然后从此观点出发进行反向研究。
所以，研究工作在一开始先承认来自地方和全球的一系列影响中那些特性的存在，然后评估它们整体对青年身份建构的影响，这样的研究本身就是一种重大创新。
在这种研究模式下，该合作项目需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是：消费品、不同形式的媒体、新媒体在年轻人的身份建构中的角色和影响，准确地说是什么呢？在撰写本文时，关于该主题的研究继续在一系列国家中推进。特别是青年和新媒体，它们正在迅速成为新的关注领域，尤其是在线社交网络和年轻人之间借助互联网实现的其他形式的交流方面。
然而问题是，这一研究仍然局限于小规模的项目和研究生的研究论文。此外，到目前为止，这项研究的成果还远不能完整描述以下问题：在当地及跨地区范围内，数字通信媒体影响青年的认同概念及青年和同伴间文化联系的多种高度复杂的方式。
融汇了亚文化与后亚文化视角的项目，将会完美地处理好后亚文化转向话语中的三个关键“假设”，即“流动性”“多样性”“暂时性”。
在很大程度上，后亚文化话语中有一个理所当然的观点：年轻人的品味、兴趣和文化归属是流动的、可以互换的。然而，除了上面讨论的极少数已发表的研究成果外，在更大的社会文化层面上提出这些主张的可信赖的数据非常少。关于各种形式的本地体验如何模仿那些在青年文化版图中被确认的后亚文化的变迁，也没有清晰的认识。同样，需要进行更深入更严格的测试，来确定年轻人的认同在何种程度上表现出了“多样化”，因为要在众多同时形成的兴趣和团体之中对他们的认同进行划分。
最后，鉴于上面已经列出的其他研究领域的研究，关于青年认同在何种程度上借鉴了可识别的群体或是为这些群体所建构，显然需要更多的相关数据。在采用新的更具流动性和互换性维度方面，关于青年的共同文化归属如何不断变化及为什么可以被视为不断变化的，虽然后亚文化理论提出了可信的论据，但是，经过集体认可的审美、文化和其他生活方式方面的言行，可以表明有关这些共同文化归属的数据是非常少的。
本文研究的目的是审慎地评价后亚文化转向的重要原则。本文首先回顾了后亚文化理论家所提出的一些主要理论干预措施（the oretical interventions），它们与青年文化研究中亚文化传统的主要研究有着密切联系；然后论述了亚文化理论自20世纪90年代末形成以来遭受的一系列主要批评。
不论后亚文化理论在多大程度上为青年研究提供了准确、可靠的概念和实证的框架，但毫无疑问，在围绕阶级、性别、种族和民族在青年个体和集体文化认同建构中的重要性进行探讨时，该理论开辟了新的领域。在这方面，后亚文化理论引出了新的问题，这些问题针对的是文化消费在年轻人生活中的重要性，以及当代青年的文化行为和来自本地、全球的影响的关系。
然而，一系列有关青年文化性质的重要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这些问题本身就表明：青年文化研究中使用的后亚文化和亚文化理论都有其局限性。鉴于这种情况，针对后亚文化和亚文化研究人员如何弥补不足之处，开展富有成效的项目合作，以及提供更全面的有关当代社会背景下青年文化行为的数据，本文的最后提出了一些初步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