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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编写一本能够反映媒体文化前沿成果读本的想法已经好久，这种想法主要是由最近二十年来媒体文化领域的理论、现象以及媒体和技术自身急遽的变化引发的。我在接受《传媒观察》杂志副主编贾梦雨先生的访谈时曾强调当代文化发展的一个整体性走向：“文化—大众文化—媒体文化—新媒体文化”。这虽然是一种线性的文化叙事观念，但在我看来，这样一种相对较粗的线性文化叙事能够让人清楚地认识到，媒体与技术在文化发展中的作用越来越明显，研究新媒体文化十分必要。但以往我们在讨论文化时，很少考虑媒体和技术在其中的作用。北美两位学人麦克卢汉和伊尼斯是比较早地意识到这一点的。麦克卢汉的“媒介即信息”突出了媒介（媒体）对内容本身的决定性影响；伊尼斯则从媒体技术的发展角度认识文明和文化的长时段的变迁，从口头传播、文字传播，到印刷传播、电子传播，再到今天的数字传播，每一次文化变迁都是由媒体技术变革引起的。
说到媒体文化，绕不开的一个人物便是美国学者道格拉斯·凯尔纳，他的《媒体文化》《媒体奇观》等作品可以说引领了全球媒体文化研究的潮流。在接受中国学者王蔚的一次采访时，凯尔纳曾经详细地讲述了他的媒体文化研究之路：
20世纪80年代，我产生了一个重要的想法：我认为我们的文化是媒体文化，媒体将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方式，（通过商业广告及宣传）影响我们的经济，影响我们日益媒体化的政治（罗纳德·里根是当时的总统，因此当时的政治中，有些部分是作秀、形象工程和奇观），影响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文化正在逐渐转变为媒体文化，所有的文化形式都由媒体直接或间接地建构（比如，我们通过媒体了解到歌手或音乐的流行程度）。这个想法影响了我未来数十年的研究。
这种观念部分源于麦克卢汉。他在1964年出版的《理解媒介》一书中说道，伴随着新的媒体形式，我们将有新的文化形式、感官体验和日常生活。这种观念也同时受到法兰克福学派文化工业观点的影响，即资本与技术正在催生一种能够支配文化、经济、政治以及所有生活方式的综合事物。后来我更赞同葛兰西的观点，即文化是一个争夺的领域，而非法兰克福学派所说的是支配与操纵的工具。在那个时候，法兰克福学派的这个观点也是阿尔都塞和结构主义者以及其他马克思主义的媒体理论的观点。
“我们的文化正在逐渐转变为媒体文化，所有的文化形式都由媒体直接或间接地建构”，道格拉斯·凯尔纳敏锐地意识到了“文化之变”的根本原因在于媒体时代来临。借助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批判理论，他开始将研究重点放在媒体文化研究上。不过，20世纪90年代之前，凯尔纳的媒体文化研究主要集中在电影电视和录像文化领域，对于互联网时代的新媒体文化他虽有所关注，却着力不多。在凯尔纳等人的推动下，20世纪末以来，包括我国在内的全球媒体文化研究有了很大发展，特别是21世纪以来，随着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形形色色的新媒体文化现象引起了媒体文化研究者们的关注和重视，一些关于新媒体文化研究的前沿成果不断产生。这促使我有了编选一本能够全面反映媒体文化研究代表性成果的《新媒体文化研究选读》的想法。这个想法很快得到了合作者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王敏芝教授的呼应。
有了想法后，我们就着手选文、设计体例和联系出版社。大家目前看到的这本《新媒体文化研究选读》便是最后的成果。《新媒体文化研究选读》一共收录了32篇文章，汇集了国内外媒体文化研究领域的一些代表性成果。可以说，这是国内第一本以《新媒体文化研究选读》为名的媒体文化研究读本。
近几十年来，随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五花八门的新媒体文化现象层出不穷，相关的文章和论述也是铺天盖地，要从中挑选出比较具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还是很艰难的。但为了编写一本能够汇集经典和反映最新前沿成果的媒体文化读本，我们决定迎难而上，绝不想随意地对待此事，就连书名我们也反复斟酌。一开始我们想用《媒介文化读本》这样的名称，但后来觉得，我们所编写的读本应该能够尽量反映出最新的一些前沿成果，所以经过商量和斟酌后定下了《新媒体文化研究选读》的书名。而哪些文章可以进入读本，更是一件不容易决定的事。记得当我跟中国传媒大学新闻学院院长、《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主编隋岩教授联系，希望他授权一篇文章时，隋院长郑重地问我：“一果，你们都选了哪些人的代表作？”显然，他对我们的选本没有太大信心，担心我们在知网上随便下载一些文章，拼凑成一本书。但当他听我详细地介绍了我们的想法和做法时，他在电话里说了句很给力的话：“一果，好好弄。”隋岩老师的这句话极大地鼓励了我，增加了我们编选的信心。
为了让所选的文章具有代表性和前沿性，我和敏芝老师分头开出了一系列名单，这些名单基本上是国内外从事媒体文化研究的代表性人物，然后通过各种渠道查找其相关著述和文章——尽可能多地收集他们近年来的一些代表性成果，再从中挑选出我们认为可以进入读本的作品。当然，这个过程十分困难，因为不少媒体文化学者是高产作者，每篇作品的质量往往又特别高，有时似乎任意选一篇即可，但我们还是很慎重地比较，最终选定我们认为最具代表性也最符合媒体文化研究读本需要的那篇文章。即便如此，因为选本的容量实在有限，在这个过程中，肯定仍有不少遗珠之憾。
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合作者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的王敏芝教授。“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媒介文化专业委员会第三届学术年会暨2019年媒介文化论坛”在四川外国语大学召开时，我认识了敏芝老师。次年该会议恰巧是由陕西师范大学承办，而敏芝老师就是主要的会务组织者之一。通过这两次学术研讨会，我发现敏芝老师是一位在媒体文化领域长期耕耘，且思想敏锐、做事投入的学者，对许多问题都有独到的见解。陕西师范大学会议之后，我们便开始了在媒体文化研究领域的一系列合作。这本书也是我们合作的成果，凝结了我们在媒体文化研究领域的一些共同想法，篇目也由我们共同商量而定。在这里，我对她的辛勤付出表示衷心的感谢。
就本书的体例和结构，我们做了认真的讨论和推敲，最终确定分为“理论探索”“技术批判”“文化观察”“亚文化审视”“访谈对话”五个部分。
“理论探索”部分重点介绍了不同学者对于媒体文化理论的思考与拓展。凯尔纳关于媒体文化的经典阐述自然不可或缺。杨国斌老师的《转向数字文化研究》原文刊发在《国际新闻界》上，该文敏锐地指出未来的媒体研究将转向数字文化研究。近年来，做粉丝文化研究的无人不知亨利·詹金斯的大名，在我们所选编的《大众文化：粉丝、盗猎者、游牧民》一文中，“粉丝”“盗猎者”“游牧民”等关键词已将詹金斯大众文化研究的核心思想表达出来。另外，我们所选编的安迪·贝内特的《后亚文化转向：十年后的一些反思》对亚文化与后亚文化的关系所做的思考势必对从事媒体亚文化研究的人有所裨益。作为英国文化研究第三代代表性人物，戴维·莫利的媒体文化思想深受威廉斯文化唯物主义理论的影响，在《传播与运输：信息、人和商品的流动性》中，他站在物质文化发展的角度思考赛博空间的传播问题，并指出：“我们与其把赛博空间抽象地看成一个统一的领域，不如探究不同的物质文化中虚拟与现实的具体结合方式。”这一观点对我而言有着醍醐灌顶的作用。吉见俊哉是日本乃至亚洲媒体文化研究的代表性人物，我曾经在中山大学的一次会议上见过他，其为人温文尔雅，演讲时说一口流利的英文。他的《媒介文化论》《声的资本主义》等作品在中国影响甚大。
当代互联网技术的迅猛发展对媒体文化理论和现实都构成了挑战，因此，在“技术批判”这部分，我们精选了一些对媒体文化中的技术问题思考深入的文章。陈龙的《媒介文化的现代性涂层危机》从社会批判的角度讨论了“媒介文化现代性的‘涂层’现象”。在他看来，这种有趣的涂层现象正是由技术发展导致的：“当人们摆脱了旧媒介传播体系的束缚，欢呼来到媒介新天地之时，却发现一种新型附魅正在产生。新型附魅，即技术附魅，是指在文化生产和接受过程中因技术复杂而崇拜某种文化形式，进而忘记或放弃对文化‘灵韵’的追求。随着5G、AI（人工智能）在全社会的崛起，信息技术成为整个社会关注的焦点，而媒介内容、媒介文化该向何处去却少有人关注，这正是一种媒介文化现代性的‘涂层’现象。”该文认为，这种技术“涂层”现象潜藏着深刻的社会和文化危机。作为一名思想敏锐的人文学者，在《电脑：机器的进化》中，汪民安用一种罗兰·巴尔特式的文字描述了电脑进化的历史。其中有一段话很触动我：“在同一台机器上能够轻而易举地将娱乐和工作进行转换，这是一种全新的工作方式。这也创造了一种新的自我技术：自我面对着新的自我诱惑，自我面对着管理自我的困难，自我还面对着自我内部的冲突。电脑让自我时刻处在一种纷争状态。”确实，今天在电脑之前的我们，似乎很难分清娱乐、休息和工作的关系了。蒋原伦则将目光聚焦到手机这个人们日日使用的“媒介物”上，关注的是这种媒介物（手机）与人的主体关系问题，而无论是亲密关系，还是异己关系，今天，谁都离不开手机，媒体、技术与人类就这样深深地被捆绑在一起。彭兰的《网络的圈子化：关系、文化、技术维度下的类聚与群分》思考的是互联网时代的社群与圈子问题，在她看来，关系、文化和技术三种力量共同塑造了网络的圈子化现象。陈霖的《论新媒介技术的青年亚文化价值取向》一文深入地讨论了新媒介技术与青年亚文化群体的特殊关系。他认为：“在媒介发展史上，新的媒介技术总是以其本身的特性形成新鲜的文化刺激，对固有的、传统的、占主导位置的文化形态构成挑战和对抗，从而激发与催生相应的亚文化形态。”毋庸置疑，青年人总是新媒体技术最先的使用者和倡导者。
在“文化观察”部分，我们精选了周宪、隋岩、孙玮等人的研究成果。在《当代中国传媒文化的景观变迁》一文中，周宪认为当代传媒文化已经摆脱了“传统的格局”，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阶段，而在这个过程中，政治和娱乐话语之间的张力决定着中国传媒文化的未来走向，而草根传媒的兴起则改变了传媒文化的版图。周宪肯定了草根传媒崛起的价值，但又敏锐地意识到“民间草根传媒如何发展出理性论辩的规则，如何避免非理性的传媒暴力，将是决定草根传媒命运的关键问题”。隋岩、姜楠在《加速社会与群聚传播：信息现代性的张力》中深入思考了加速社会产生的“脉冲式文化”现象。所谓“脉冲式文化”是指“一种呈现而非再现的文化”。“呈现与再现的区别在于它们各自蕴含着不同的时间性。诗歌、小说、绘画、摄影、戏剧、电影等是再现的文化，它们依循着节律、叙事、描摹、构图、表演与蒙太奇等方式，将‘过去’的事与物在时间的延宕中阐释给受众品味，在时间的持续与累积中创造价值。而热搜榜、流行语、网络直播等则是呈现的文化，它们借助感官刺激、制造轰动、博出位、制作吸引人的标题等手段，将‘现在’的事与物在即时的散播中填塞给受众消遣，企图在时间的迅即与消费中创造价值——一种来自‘震惊（shock）体验’的价值。”“脉冲式文化”的提法对我们理解种种新媒体文化现象颇有启发意义。短视频打卡城市是一种媒体文化行动新潮，孙玮在《我拍故我在 我们打卡故城市在》一文中，从媒体哲学的角度对短视频打卡的媒体文化实践潮流进行了深入分析。
亚文化是媒体文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板块。在第四部分，我们专门编选了部分亚文化研究的代表性成果。蔡骐的《网络虚拟社区中的趣缘文化传播》较早地讨论了网络虚拟社区的“趣缘文化”现象，该文的许多观念与安迪·贝内特、萨拉·桑顿等人的后亚文化思想不谋而合。马中红的《青年亚文化视角下的审美裂变和文化断层》深入讨论了互联网空间中的种种代际冲突现象，并由此思考其背后的审美裂变和文化断层现象。朱丽丽、蔡竺言的《“弹性”的毛细管作用：中国粉丝权力网络的博弈与变迁》借助福柯富有创造性的“‘弹性’的毛细管作用”一说，从微观的权力关系入手，详细描述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粉丝权力网络的变迁图景。何威的《从御宅到二次元：关于一种青少年亚文化的学术图景和知识考古》则从理论上对我国二次元文化理论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梳理，这些梳理对我们理解新兴的青少年亚文化是很有帮助的。
在第五部分，我们精选了几篇重要的“访谈录”，这些访谈能够帮助我们更全面地把握媒体文化思想在全球和我国的发展和变化脉络。例如在第一篇访谈录中，道格拉斯·凯尔纳详细地回顾了自己的媒体文化学术之旅。陶东风在接受杜安的访谈时，仍然倡导语境化和适合中国本土的文化研究，即从具体的历史、政治、社会和文化语境出发研究文化问题。陶东风认为如果只是简单“照搬西方文化研究范式”，忽视中西方语境的差异，势必会出现“难以避免的错位”。这一思考对每个从事媒体文化研究的人来说显然都是非常重要的。
本书所编选的32篇文章，有的侧重媒体文化理论思考，有的侧重文化现象观察，有的是对经典的回顾，有的是对前沿问题的探索……总之，它们从不同层面、不同角度勾勒了近年来国内外媒体文化研究的整体图景——从中我们既可以了解国外的研究动态，也可以看到本土媒体文化研究的发展和变化过程。我相信，精选出来的这些成果，对现在或将来要从事媒体文化研究的人或多或少都会有所启发。至少就我本人而言，许多文章让我受益匪浅，有些文章我甚至反复读了好多遍，并将其推荐给我的博士生和硕士生们学习。
在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本书各篇文章的作者（包括翻译者）。在收集、整理和筛选文章的过程中，为了得到各位作者的授权，我一一和各位联系。令人感动的是，几乎所有作者（国外学者主要通过翻译者授权）都很支持这项工作，有些作者如隋岩教授还给了我许多有益的建议。周宪、汪民安、蒋原伦、彭兰、孙玮和陈龙等著名学者也都慷慨授权。
近年来，我一直从事媒体文化领域的相关研究和教学工作，先后出版了《西方媒介文化理论研究》《媒介文化理论概论》《媒介文化论》《中国传媒文化百年史》等著作，在这个过程中，我结识了许多同道，还和其中的一些学者共同创立了中国高校影视学会媒介文化专业委员会，陈龙教授担任了媒介文化专业委员会主任一职。本书里的陈霖教授、朱丽丽教授、马中红教授、何威教授、黄典林教授、刘涛教授、于德山教授、王敏芝教授等人也都是媒介文化专业委员会的理事。围绕着媒体文化，大家有许多共同的学术旨趣，也经常就媒体文化的某些议题展开学术交流和讨论，一起推动着媒体文化研究不断朝纵深方向发展。本书也是媒体文化学术共同体中多位研究者劳动成果的结晶，在这里，借助本书的出版，我要向媒体文化研究的各位学术同行表示衷心的感谢。
另外，我要特别感谢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的翟江虹编辑，她的认真、专业和热情，让这本书得以顺利面世；我的几位博士和硕士研究生积极参与了本书的核校工作，他们是王可心、陈爽、昂振、钱伟浩、莫非、罗舜心、严明、吴宇迪、许润莎；王敏芝老师的硕士研究生周文俊、李懿轩、屈晓亮、张旭鹏、辛飞也参与了本书的核校工作，感谢他们的辛勤劳动。
真是“弹指一挥间”，不知不觉我在暨南大学工作已逾五载。在这五年中，我得到了暨南大学特别是新闻与传播学院的领导以及很多同事的关心和帮助。身处岭南他乡的我，常常不忍登高临远，因为望故乡渺邈，归思难收。但还好，有了许多朋友的关心支持，没那么孤独。在这里，我向所有关心和支持我的人表示衷心的感谢！
曾一果
2023年8月于暨南大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