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全面从严治党常态化制度化科学化的重要性

全面从严治党是我们党提出的重大战略思想，是我们党加强自身建设方面具有前瞻性和现实紧迫性的重要任务。全面从严治党常态化、制度化、科学化的重要性可以具体细化为三个方面来进行阐释，即全面从严治党常态化的重要性、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化的重要性、全面从严治党科学化的重要性。

第一，全面从严治党常态化对新时代推进党的建设具有全局和长远意义。如果把这项工作当作短暂性的工作，那么它可能只会起到短期的效果和一时的作用，而反腐倡廉、作风建设以及思想建设等都不是能够一蹴而就的，习近平强调：“抓长，就是要持久抓、见长效。作风建设，重在持久，必须反复抓。” 党的各项建设都是如此，必须是常态化的、日常性的任务和工作，只有把全面从严治党纳入日常工作和生活的常态化轨道，才能确保党自身建设的长期性和实效性，保证党的队伍始终能够站在时代的前列、保持自身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第二，全面从严治党制度化同样对新时代加强党的建设具有关键意义。目前，在我国政治体制下和党内政治生态下，很多党员处于一种非制度化生存状态，有研究指出了目前中国共产党党内政治生活中非制度化行为的几种表现：在党内正式制度的执行过程中滋生了党内组织生活中的非制度化行为、党内关系中的非制度化行为、党员干部权力行使中的非制度化行为。党员的非制度化生存状态一方面破坏了党内的良好运转秩序和规则制度体系，把党内的规章制度变成一纸空文，另一方面也破坏了党在人民群众心目中的良好形象。总之，非制度化行为把中国封建社会的坏风气和社会的潜规则带进官场和党内，使得正式的制度和规矩变成一纸空文，影响到了党作为执政党的各项职能的履行，破坏了党内各项制度的有效执行。面对党员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的一系列非制度化行为，必须从党内政治生活着手，规范党员的日常生活行为和政治行为，重塑党内良好政治生态。

第三，全面从严治党科学化对党的建设和党自身的发展具有关键意义。长期以来，党的建设存在着形式化和低效化现象，在进行党员教育活动和组织生活时，往往存在着走形式、走过场的现象，导致党的建设处于低效甚至是停滞状态，而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科学化，可以通过采取科学化、系统化的方式和优化路径提升党的建设的效率，使得党的建设的效果更明显。

这是从具体细化的角度对全面从严治党常态化、制度化、科学化重要性进行的阐释。从整体层面上看，全面从严治党常态化、制度化、科学化的重要性具体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能够应对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面临的风险和考验，不需要搞多党制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旗帜鲜明提出，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命运所系” 。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制度和社会性质上与资本主义国家有着根本的区别，而我国实行的政党制度是党和人民在长期的历史实践中探索而成的，是符合我国实践状况和国情特征的政党制度，即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党的领导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一方面为我国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带来了优势和便利，提高了执政的效率和效果，避免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多党轮流执政过程中相互扯皮、相互推诿，从而导致执政效率低下的现象，使得全体人民在党的带领下全心全意、团结一致谋发展，共建和谐社会和繁荣的国家。

历史和现实都证明，这种政党制度的独特优越性已经从不同方面显现，历史材料的证明就是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建立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真正翻身做主人，并且在党的领导下发展和建设自己的美好家园；现实材料的证明则是当前中国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并且朝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目标不断迈进。同时，在政治生活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有助于提高政治民主化水平，给予执政党以外部监督，帮助执政党在外部监督和压力导向下努力提升自身的能力和水平。在决策和制定政策时，参政党提出各种参考意见和对策，防止执政党出现各种疏漏和问题。可见，我国现行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符合我国国情、适应历史潮流和现实需要的正确选择。但是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产生的一些问题已经在不同时期有所体现，如部分党员干部的作风存在问题，进而转化为贪污腐败问题，对党和政府的良好形象的建构造成一定的伤害，对党和群众在长期社会主义建设中形成的相互信任关系造成一定程度的消解；还有一些党员长期忽视自身素质和能力的提升，忽视了在实践锻炼中成长和发展的根本要求，忘记了中国共产党在本质上要通过不断学习和锻炼保持先进性的本质，从而导致自身的整体素质、能力出现下降，不能与时俱进地发展自己，落后于时代和实践发展的要求；还有一部分党员出现了精神懈怠和懒政不作为的状况，由于长期执政，且缺少外在压力机制和内在动力机制，导致在实际工作中庸懒散，心理上不愿意为群众做事，做起工作得过且过，欺上瞒下，执政不作为、从政不担当，遇到困难不解决，对于群众不热心，不能及时有效地应对群众困难、解决现实问题，导致党与群众的关系恶化，群众对党的执政地位产生怀疑和不信任；“一些党组织软弱涣散，一些党员、干部难以受到监督，队伍管理缺位、不到位” 等。针对这一系列的问题，党必须要加强自身建设，全面从严治党以解决党长期执政产生的问题，从而夯实党治国理政的坚强基础，提升党掌控全局的能力和水平。因而，在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常态化、制度化、科学化就是要直面这些问题、有效解决这些问题，再次向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证明，中国自身能够应对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所面临的风险和考验，不需要向西方发达国家那样搞多党制，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最适合中国的选择，是历史和人民的正确选择。

（1）中国共产党在历史实践中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政党制度。

中国共产党执政地位的获取是中国共产党人不懈奋斗的必然结果，是历史和时代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人民在实践探索中的正确选择。在历史实践的发展中，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共同探索形成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我们要不遗余力地坚持和完善这项制度。中国共产党是拥有合法地位的执政党，其他的党派则是与中国共产党通力合作、密切配合进行政治协商的参政党，与中国共产党共同商议国家大事、广泛参与各项政治活动，一方面对共产党形成监督，施加党外的舆论和监督压力；另一方面对共产党提供力量支撑，协助共产党完成各项工作。这种政党制度并不是在短暂时间内形成的，而是在长期斗争和发展中形成的，并且在当代中国政治生活实践中得以不断完善。

第一，探索和奠基阶段。新中国成立之前是执政党的探索和奠基时期。在领导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过程中以及反对国内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剥削和压迫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通过维护和实现人民群众的利益得到了群众的广泛支持，获得了群众的拥戴和信任，不断建构自身的群众基础，不断巩固自身存在以及后来成为执政党的合法性基础。带领中国人民战胜国外侵略者、打倒国内剥削者，建立全新的国家政权，成为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前提和基础。中国共产党取得正当的执政地位和资格，这是人民的选择、历史的选择。历史的选择和人民的选择的执政合法性是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基础。执政党的资格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争的历史实践中获得的，其执政合法性来源于人民群众在根本上的支持和信任。同时，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中国共产党就已经进行了多党合作方面的尝试和探索，并积累了大量的工作经验，这些经验的积累和前期的工作为新中国成立之后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奠定了经验基础和党际关系基础。中国共产党进行党际合作开始于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但是国民党最终背弃了党际合作，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使得国共合作破裂，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党际合作尝试以失败告终。即便如此，国共两党通过这次合作，改变了中国当时军阀割据混战、国家支离破碎的局面，初步实现了国家在形式上的统一，人民群众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免受军阀割据、军阀集体剥削和压迫的痛苦，第一次国共合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然而，在党际合作中，中国共产党始终处于被动和受牵制的局面，委曲求全导致后来中国共产党的党员被污蔑和杀害，这也给予我们党深刻的经验教训，认识到必须要建设自己的军事武装力量。后来，在反抗日本侵略的战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积极主动地同包括国民党在内的各个民主党派加强合作与联系，号召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从而凝聚全体中国人民的力量反侵略、反压迫。在不懈的努力与推动下，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与国民党的又一次合作，并且在合作中发挥了积极性与关键性的作用，最终战胜了日本帝国主义。在这个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汲取了第一次党际合作失败的教训，保持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充分发动群众的武装力量，在与国民党的合作中，坚持既合作又斗争的策略，保持自身在各个方面的独立，特别是军事力量方面的独立，对国民党采取既联合又独立的政策，从而维系了党际合作的现实基础，为最终取得抗战胜利巩固了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在此期间表现出来的积极宣传、不遗余力地反侵略举动得到了当时社会上多数民主党派的支持和赞赏，为新中国成立后建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初步奠定了思想基础。在抗战胜利后，中国共产党还积极推动建立一个多党合作的新的国家政权，毛泽东在抗战胜利前夕党的七大报告中明确指出，要“成立包括更广大范围的各党各派和无党无派代表人物在内的同样是联合性质的民主的正式的政府，领导解放后的全国人民” 。在这里，我们党就已经形成了建立一个各党派联合参与的民主政府的思想和愿望，推动党际合作成为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民主政府的重要方面。随后，党的领导人毛泽东和周恩来参加了重庆谈判，与国民党以及其他党派共同商议建国大计，为实现和平、建设多党合作的国家政权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但是，国民党的假和平、实备战阴谋最终被揭穿，中国共产党为建立多党合作政权所做的努力也付诸东流，但是中国共产党倡导各党派合作的思想并未改变，并且延续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付诸实践。在国民党撕开阴险的面具之后，当时中国存在的各民主党派也随之陆续转而支持中国共产党，特别是在1946年初重庆召开的政治协商会议上，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多党合作、和平建国、反对独裁以及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等主张得到了各民主党派人士的广泛支持和赞誉。国民党不得人心的统治使得其根基进一步松动，再加上战场上的节节败退，使得各民主党派对国民党彻底失去信任，转而支持中国共产党，如1948年1月中国民主同盟就宣布与中国共产党合作。1949年召开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将“同党外民主人士长期合作的政策”纳入党的战略中。

第二，建立、发展与曲折阶段。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政治协商会议在北平成功举行，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执政、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政治协商制度的正式建立。在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经济社会建设中，各民主党派进行了广泛的政治参与，积极参与和投身到三大改造中以及推动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进程中，在这期间积极为执政党建言献策，推动了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并提升了执政党的执政效果。党的八大提出了“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党际合作方针，继续巩固和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文化大革命”时期，许多民主党派人士在艰难困苦的条件下，怀着坚定的信念继续同中国共产党保持合作，这也使得多党合作虽然饱受摧残和打击，但是并未被彻底摧毁和取消，也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我们党继续推进多党合作留下了“星星之火”。

第三，不断完善的历史新阶段。“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国家进入了恢复与发展的新时期，朝向全新的历史方向发展。1978年新的政协会议召开，也预示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发展进入新时期。1979年，党更是积极帮助各民主党派组织并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从而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夯实组织基础。1982年，在党的十二大会议中，党提出“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的方针，进一步确立了党际合作的原则和方针，明确了多党合作制度实行的总体原则，也标志着党际合作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1986年，习仲勋在全国统战工作会议上明确强调：“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派合作和政治协商会议制度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的一个特点和优点。” 可见，我们党已经开始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纳入我国政治制度的基本内容中。1987年党的十三大的召开进一步明确了这一基本政治制度。而1989年底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则正式从制度的角度确立了这项基本政治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将在我国长期延续和发展下去。1993年的宪法修正案更是将这一制度纳入根本大法，使其上升为国家意志。随后的历届党代会都强调要巩固和完善这一基本政治制度，发挥民主党派在中国共产党执政过程中政治参与的重要作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也进入了科学化、制度化发展的阶段，特别是党的十六大以来，一系列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文件的颁布，如2005年颁布的《中共中央关于进一步加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建设的意见》等，更是促进了这一政治制度走向完善发展的新时期。党的十七大报告、十八大报告、十九大报告和二十大报告都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重要性进行了进一步明确和强调，明确赋予其新的时代内容，不断推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与时俱进、时代更新与丰富完善。

从以上三个阶段的发展情况来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历史和人民的双重选择，在曲折和实践中得以完善，这也彰显了我国政治民主制度的不断完善历程。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在发挥其巨大优势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的困境与挑战。这也是我们党提出要实行全面从严治党的原因所在，只有不断加强党的建设，才能筑牢党长期执政的坚实根基。

（2）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优势与挑战。

我们党在长期的历史发展中探索出了适合中国政治民主发展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政党制度，这种制度就是执政党统筹和协调中国各方面事业的发展，各民主党派则是政治参与、为执政党建言献策的重要力量。也就是说，党不仅是各项事业的领导核心，也是政党制度运转的轴心力量，各民主党派是重要协助力量。这种政党制度的形成适应了我国实践发展的需要，是我们党推进政治民主发展的重要方式之一。一方面，正如习近平强调的：“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这个政党制度可以保证马克思主义政党在社会主义国家的领导核心地位，保障社会各方面改革与发展处于正确的轨道，从而为建设社会主义社会保驾护航。同时，还可以调动各民主党派的政治参与主动性，发展我国的民主政治制度，为社会的向前发展提供动力支撑和群众基础。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也面临着一定的考验，党的长期执政容易导致党员的思想懈怠和行为懒惰，失去竞争压力和内在发展动力的党员可能会失去前进的动力，致使党自身发展乏力以及国家各项事业发展进入疲软状态。同时，一些党员在缺乏监督和压力的情况下，容易走上背离人民的道路，贪污腐败问题已经影响了我们党长期执政的群众根基和合法性基础，损害了我们党的良好形象。可见，我们需要加强党的建设，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下面将从两个方面对这一制度的利弊进行深入分析。

第一，我国现行的政党制度有其天然的优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富于中国独特内涵的、具有强大优势的政党制度，深深地蕴含着源自内部的天然优势，这种优势主要包括：

首先，它充分地保障了党在各项事业建设和发展中的领导地位和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作用。党的执政地位是历史和人民双重选择的结果，同时其合法性和合理性也在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取得辉煌成绩的过程中得以进一步确证。中国共产党作为领导核心的优势就在于，始终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关系和各方利益的领导核心作用。各民主党派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具有参政党的地位，与中共通力合作，参与执政。这是党和各民主党派的自觉选择和思想共识，也为维护党际和谐关系奠定了基础。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不仅获得了群众的认可，而且也获得了各民主党派的坚决支持。在中国多党合作制度中，中国共产党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肝胆相照、荣辱与共，共同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国家政治和社会生活中显示出独特的政治优势和强大的生命力，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大作用。

其次，它有助于推动民主参与，发展全过程人民民主，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民主政治，提升党的执政效率。我国人口众多，要想推进国家的民主政治发展，提升公民的政治参与程度，必须要发展出适合国情的渠道和途径，而民主党派的参政议政就为民主的实现提供了相应的渠道。中国的各民主党派不是西方国家所谓的在野党，而是同共产党协同合作、团结一致，共建繁荣国家、和谐社会的亲密友党，它们不存在利益冲突和内在矛盾，可以团结起来，共同为社会主义建设贡献力量，形成强大的合力。当我们党对社会事务和国家大政方针进行决策时，各民主党派可以充分发挥智囊团和人民利益代表的作用，在决策过程中积极贡献智慧，传递来自各方的意见和建议，保证决策结果的合理性和广泛代表性。可见，多党合作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扬社会主义民主，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决策水平。

最后，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使得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与前进都在党的领导下进行，便于集中力量，发挥聚合功能，推动我国各项事业的繁荣发展。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可以集聚全体社会的力量推动发展，可以领导中国人民全心全意地发展生产力，这也是我国的独有优势，正如马克思在阐释无产阶级政党掌握政权后的历史使命时所指出的：“无产阶级将利用自己的政治统治，……并且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 可见，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政权之后，就是要带领广大人民群众大力发展生产力，为人民群众谋福利，改变原有的生活面貌。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党的社会动员力、坚强领导力、核心凝聚力以及组织力与战斗力，从而领导全体人民齐心协力、团结一致共建美好国家。改革开放40多年来，我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最直接的体现和证明，在此期间，党领导人民谋发展、搞建设，对经济提速度，对政治促改革，对文化求创新，改变了中国旧社会的落后面貌，推动了中国各方面事业的快速发展，并且呈现出蒸蒸日上和欣欣向荣的态势。党作为执政党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可以用几个例子具体说明，如当前我国载人航天工程和高新技术的快速发展，高铁的迅速发展，都是在党的集中领导之下所做的引领时代潮流的正确选择和所办的大事。

第二，党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也面临着各种风险和考验。其主要包括：

其一，党的长期执政容易导致党员思想上的懈怠、行为上的懒惰，特别是一些党员干部的思想懈怠和懒政行为，直接延缓了改革与发展的步伐，给国家带来了风险和损失。在长期执政的过程中，由于缺少外在的政党竞争压力以及内在的发展动力，部分党员忘却了我们党的初心和根本要求，失去精神动力，思想上停止不前，行动上平庸懒散。在精神上，部分党员形成了固化的思维和僵化的思想，精神状态明显趋于慵懒。他们失去了对我们党应有的正确认知和历史思考，丧失了党员应有的使命意识，不思考怎么服务于人民群众，而去思考政治升迁和利益的谋取；不去补充思想营养和汲取理论知识，而去学习奉承上级，搞权谋政治，他们信奉“章子不如条子，条子不如面子”，“有关系走遍天下，没关系寸步难行” ，整天揣摩着怎么讨好上级，怎么搞思想斗争，不务正业；不去学习和掌握最新技术和总结经验，而去思考在某工程中获取利益，在某人身上勒索好处。思想上的懈怠导致行为上的懒惰与不作为，在从政过程中，他们不去做有利于实现人民群众利益的事情，而是借机谋取个人的私利，对群众所关注的真实需要和现实问题不关心、不在乎，进而不作为，而对提升自己政绩的事情、能够给自己带来利益和好处的事情则是全心投入、积极作为。然而，在服务群众的过程中，他们则奉行能推则推、能拖则拖、能不为就不为的原则，丧失公仆意识，进而在具体的行为中不主动、不投入、不作为。在实际工作中，他们求稳怕乱，不注重上进，只求稳定，不从群众的意见出发，而是从上级领导个人的意志出发，对上级领导不合时宜的命令和决议，不愿言、不敢言，唯唯诺诺，缺乏建设性意见，胆小怕事“不作为”、“屈从性行为”频现。这种思想懈怠和行为懒惰严重降低了党和人民正在为之奋斗的事业的前进速度和效率，无形中影响了各项事业的发展。

其二，党的长期执政导致党内容易滋生贪污腐败。在长期的执政过程中，“一些潜规则侵入党内，并逐渐流行起来” ，由于内部形成封闭固化的僵化体制和组织制度，外部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导致部分党员尤其是党的部分领导干部，手握人民赋予的权力而不知珍惜和回馈群众，在长期掌握权力的情况下形成膨胀和浮夸的心理状态，把权力当作自己的私有物品而谋私利，把自己的身份地位当作个人产物而猖狂嚣张，从而酿成贪污腐败的违法犯罪事实，背离了党的宗旨和人民，辜负了党和人民的期待。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人民加速了反腐的步伐，实施多方举措，加强倡廉建设，打倒了一大批“大老虎”，抓住了大量“小老虎”，这些实例都说明党长期执政的潜在威胁就是党内容易滋生贪污腐败。这是因为一方面，作为唯一的执政党，在党的内部，党员干部个人容易滋生“一家独大”的思维，而部分党员干部正是在这种心理的作用下，倚仗着党和人民赋予的权力，贪赃枉法，走上犯罪道路。而另一方面，各民主党派虽然对执政党拥有一定的监督权，但是监督和制约作用较小，也为部分党员贪污腐败提供了间接条件。总之，在党长期执政的前提下，形成了一种内部有恃无恐和外部监督乏力的现实状况，导致党内部容易产生贪污腐败行为，直接威胁党和人民的利益。

其三，党的长期执政容易引起党的执政能力不足、党员自身能力停滞不前的问题。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执政带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容易引起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方面的松懈和停滞，部分党员思想上松懈，忽视自身能力的提升，也忽视从整体上提升党的执政能力。虽然我们党一直强调要在与时俱进中不断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但是在实际的操作中，往往存在着走形式、走过场的趋向，实际效果不佳。从根源上看，这与党员思想上的懈怠有密切联系，同对我们党是唯一执政党的认识有着深刻关系，思想上的放松导致实际工作过程中的能力提升不明显，特别是在改革不断深入推进、社会节奏加快、瞬息万变的网络信息时代，部分党员的个人能力不能紧随时代的步伐，落后于时代的发展，从而导致在处理党和人民交予的各项事务时显得有些力不从心、无能为力。

其四，党在长期执政过程中面临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唯物史观认为，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是历史进步的根本动力。群众的信任和支持是一个政党长期执政的根本基础，也是合法性的根本来源。现当代的历史发展也证明，紧密联系群众，与群众形成水乳交融、良好互动的状态是我们党成长、发展、壮大以至成为执政党的根本原因所在。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最大的政治优势，脱离群众是党执政后面临的最大危险。总的来说，脱离群众主要体现在部分党员的生活和工作作风问题上，如官僚主义作风，在中国传统社会“官本位”思想的延续影响下，中国共产党的部分党员干部也深受这种不良传统思想的影响，把自己当作高高在上的官员而不是为人民服务的仆人，“有的领导干部喜欢当家长式的人物，希望别人都唯命是从” ，在现实生活与工作中，在与人民群众打交道的过程中，也摆官架子，严重脱离群众，无形中把自己与群众隔离在两个世界中，导致群众对党和政府产生不信任和质疑。这种思想和行为的形成既是由于受到不良传统思想的影响，也与党员的惰性和既定心理优势有关，忘却了群众基础的重要性。再如部分党员的形式主义作风，在为人民群众做事和服务的过程中往往是走形式，摆摆样子让上级看，不能真真切切地为群众做真事、办实事，走形式的作风会让群众对党产生疏离感，进而对党产生怀疑。脱离群众还可能进一步演化成党执政的合法性问题，没有群众的支持与信赖，失去强有力的群众基础，党执政的合法性必然遭受质疑，合法性基础会被不断消解。

其五，党的长期执政容易造成部分党员的骄横心理，在心理层面上忽视民主党派的重要作用，把民主党派仅仅当作摆设，当作投票和选举的工具，而在具体的执政过程中，忽略参政党的意见和建议，不注重从它们那里获得有效的信息和群众的声音，最终导致民主的缺失和退化。当然，我们要客观看待这些问题，理性认识和客观分析问题的根源所在，着手解决问题而不是停留在问题表面上。当前，在推进全面从严治党过程中，要坚信我们党一定能够有效地解决这些问题，从容应对党在执政过程中面临的多种风险。

（3）全面从严治党的常态化、制度化、科学化能够防范和应对党长期执政面临的风险和考验。

正是因为党长期执政存在着各种各样的风险，会引起各种现实问题，所以全面从严治党的目标和要求被提上日程，全面从严治党能够有效地防范和化解各种潜在风险，帮助解决各种执政问题，提升我们党执政的科学性和效率性。

第一，面对部分党员干部思想懈怠和不作为的现象，通过常态化的建设，推动党内长期监督机制的形成，建立党内长期有效的提醒和警示机制，而“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清除党内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的有力武器” ，通过批评和自我批评可以让党员干部时刻都能保持清醒的认识，牢记党员的义务与责任，践行党员的本职工作，在工作中坚持党性原则，保持党的为民初心，成为党的形象的直接展示者。同时，通过常态化、持久性地教育和提醒，让党员干部斗志昂扬，切忌思想松懈和行动乏力，从而帮助党员干部形成勇于实践和敢于拼搏的思想风貌。在实际工作中，不仅仅考虑自己的政绩和上级的意志，更重要的是考虑群众切实利益的维护与实现。建立常态化的监督机制，防止党员干部出现思想松懈和行为懒惰情况，对党员干部实施实时的、动态的教育和提醒，使之保持警醒的状态，在为人民服务中积极作为、发挥作用，从而塑造和树立党的良好形象。

第二，面对我们党长期执政少数党员干部贪污和腐败问题，加强全面从严治党的常态化、制度化、科学化建设可以有效地预防、终止和查处相应的问题，以预防为主、终止为辅、查处为重点，全面推动党内的反腐倡廉建设。在党内建立常态化的监督和反腐机制，有助于时刻提醒党员干部，让他们对反腐倡廉局势有正确的认知和判断，消除他们的侥幸心理和腐败心理。通过长期有效的监督，可以有效地预防党员干部的贪污和腐败，做到经常性地提醒、经常性地查处，形成强大的心理攻势和反腐高压。还可以通过相应的各项制度的建立，确保从制度层面有规可依，让党员干部用规章制度约束自己的行为，把思想预防和依规治理结合起来，使得党员干部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即一方面是党员干部在长期的制度规制下和教育下，不敢腐败或失去腐败的念想和意愿，不愿意铤而走险，走上贪污腐败之路；另一方面则是在常态化的监督下和制度化的规约下，党员干部失去了腐败的途径，失去钻漏洞的可能性而不能腐，从而保持党员的纯洁性。

第三，针对部分党员干部失去提升自身能力的动力的问题，可以通过在党内建立长期有效的常态化学习机制加以解决。通过科学化和系统化的学习，“自觉按党提出的标准要求自己、磨练自己、提高自己” ，进而提升党员的个人能力和整体素养，经常性和常态化的学习活动可以帮助党员补充知识营养，学习党的最新理论成果和施政纲领，在学习中提升自己的理论功底，同时，鼓励党员干部积极把理论知识的学习与实际工作结合起来，在实践中锻炼自己的操作能力，实现理论知识能力和实践能力的互相促进和互相融合。

第四，面对脱离群众的风险，可以通过建立常态化、制度化的党群联系部门或开展促进党群联系的经常性的活动来实现密切党群联系的目标。一些党员干部在实际工作中忽视群众基础对巩固党执政根基的根本性作用，不去维护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却在有意和无意中侵占和损害之；不去为群众提供优质的服务，而是让群众为自己服务；不去想怎么帮助群众，而是想着怎么实现自己的政治升迁。这些现象都导致了党与群众之间关系的疏离，群众对党的执政产生不信任，为此，必须要在党和群众之间搭建日常性的联系机制，让每一个党员干部都能在与群众的交流和沟通中体会群众的需要，这种联系机制应该是常态化的，而不是短暂性的；应该是有具体内容的，而不是形式主义的。同时，还应用具体的制度为这种党群联系机制提供制度保障，以使其长期有效地运行。而且还要用科学化的方式保证这种联系机制能够取得预期的效果，如对这种长期联系的工作进行经常性的总结，探索其运行和发展的规律，采取科学有效的组织形式保障联系活动的有效开展等。

第五，针对忽视或淡化民主党派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可以通过在党内建立常态化的联系制度，即在相应的政府职能部门中设立相应的机构，通过制定相关的制度落实下来，以实现民主党派人士的民主权利和各项职能。要建立相应的投票表决制度以及意见传递机制，保证民主党派人士在政府政策制定中切实发挥有效的作用。

总之，党执政过程中所面临的各种风险和考验，都是新时代我们党加强全面从严治党所要关注和应对的课题，为此，就应不遗余力地保障全面从严治党的常态化运行、制度化开展和科学化推进，维持全面从严治党的长期性开展和持久性运行，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化和规则化建设，开辟全面从严治党的科学化和系统化途径。

二、保持党的先进性、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

新时代，推动全面从严治党的另一个重要课题就是要保持中国共产党作为执政党的先进性，提高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前进与发展的全局掌控力、统领力等方面的执政能力，以及增强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水平。

中国共产党是有着科学理论作为指导的政党，因而首先在思想上就处于领先地位，“只有理论上清醒才能有政治上清醒” ，马克思主义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认识世界和解释世界的理论知识和科学方法，也为我们从事改变世界的实践活动提供了正确的方法论指导。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思想上的先进性意味着在实践过程中也要处于领导地位，这也可以从共产党人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成功的革命实践得以证实。什么是党的先进性？所谓先进性，是先行、先导、先锋的意思，指一事物比较其他事物确立起来的长处和优势，用形象的话来说，即“走在前列”。党的先进性主要体现在党是先进阶级代表、党代表的范围具有广泛性、党能够始终保持自己的时代性等三个方面，正如“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倡导的，是中国先进生产力、中国先进文化和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集中代表。与此同时，还要把党的能力建设当作日常性工作来抓，这是党能够长期执政必备的核心要素。党只有在时代的前进中始终加强自身执政能力的建设和领导水平的建设，才能维系执政党地位。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领导水平的提升包括党自身各方面的建设，就是党在执政的过程中，能够始终制定合适的纲领以引领社会发展与前进，能够领导人民制定适当的法律和制度以规范群众的日常生活秩序、维系社会稳定繁荣，能够采取科学有效的领导和工作方式以动员全社会的力量共同进行国家与社会的治理等。

因而，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就是要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制度上全面提升党依法执政的能力和领导人民群众共同建设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等各方面的水平。要想在经济发展新常态下继续保持党的先进性，不断提升党统筹规划、谋划全局的能力，就要实现全面从严治党，推动党的建设全面开展。

（1）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内在本质要求。

新时代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常态化、制度化、科学化的重要性体现在它能够为我们党始终保持自身的先进性提供帮助和现实路径，而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是党实现长期治国理政的根本要求，不同时期的马克思主义代表人物都对此进行了明确的阐述。

第一，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共产党的性质和历史使命进行了初步的探索。《共产党宣言》明确指出：“在实践方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理论方面，他们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 也就是说，共产党人是革命的最果断的推动力量，是工人阶级推动革命事业的代表者，坚决的革命性彰显了共产党的先进性。而且，共产党人还在思想上具有先进性，他们能够从容地领导无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对革命的条件、过程和结果进行预测和分析，从而为保证革命顺利进行和朝正确的方向发展奠定基础。同时，共产党人“为着工人阶级的最近目的和利益而奋斗，但是他们在当前的运动中同时还坚持着运动的未来” 。在这里，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了共产党作为工人阶级的先进代表，代表着革命的未来和方向，它的目标就是要在运动中实现和维护这个阶级的现实利益。在论及共产党的组织建设时，马克思还指出，“组织本身是完全民主的，它的各委员会由选举产生并随时可以罢免，仅这一点就已堵塞了任何要求独裁的密谋狂的道路” 。可见，党的先进性也需要党拥有良好的组织建设，而在党的组织建设中既要倡导民主的原则，又要强调组织的纪律保障，总之，只有集中力量，共产党才能办大事；只有民主参与，才能保证做正确的事和人民欢迎的事。由于历史条件的限制，马克思和恩格斯并未形成比较系统的关于共产党先进性的思想，只是在理论工作和实践斗争中零散地进行了相关论述。

第二，列宁在领导建立俄国共产党的实践工作中，结合自己的理论工作，对保持俄国共产党的先进性进行了相关探索。首先，列宁认为共产党具有先锋队的天然属性，无产阶级是最先进的阶级，是革命最彻底的阶级，而共产党则是这一先进阶级的核心，是由这一先进阶级中的先进成员构成的，“党是阶级的先进觉悟阶层，是阶级的先锋队” ，“党是阶级的先进部队，是阶级的领导者和组织者，是整个运动及其根本和主要目的的代表” 。可见，在他看来，共产党是由无产阶级队伍中的先进分子组成的，是作为阶级的先锋队形式存在的，是无产阶级整体利益的代表，更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倡导者和引领者。其次，在列宁看来，因为有了先进的、科学的理论指导，共产党的先进性进一步彰显。“只有以先进理论为指南的党，才能实现先锋战士的作用。” 可见，在他看来，作为先锋队，共产党理应拥有先进的理论作为指导，而这个先进的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实践，只有在思想上坚持以先进的理论作为指导，才能在革命的实践活动中引领前进的正确方向，发挥先锋队的作用。最后，列宁也强调加强共产党的组织建设，只有建立合理的组织形式，形成科学的组织结构，才能更好地发挥先锋队的作用。“党应当是组织的总和……使作为阶级的先进部队的党成为尽量有组织的” 。显然，列宁认为党有组织、有秩序可以提高党作为整体的战斗力。在强调加强组织建设的同时，列宁还认为，要提高党员的整体素质和能力，只有高素质的党员队伍，才能保障党的整体质量，从而保证党的先进性。“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的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的增加，而注重党员质量的提高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 可见，列宁对党员的质量非常重视，明确指出党员质量对于党的先进性维系的关键作用，对于始终保持党的领导地位的重要性，强调党员质量而不是数量的做法的效果也在革命的实践中得以展现。同时，在列宁看来，党的先进性还直接体现在与群众的紧密联系中，失去人民群众的支持和信任，党的先进性是无法体现的，“先锋队应该在实际上淹没在群众中……不是形象化地、象征性地同群众一起前进，而是真正地同群众一起前进” 。党与人民群众的关系应当是真真切切地融为一体，而不是做形式、象征性地与人民群众交往，党的先进性体现在与人民群众的紧密联系中，体现在人民群众对党的广泛支持和充分信任上。由以上论述可知，列宁对于党的先进性的诸多论述可以给我们当前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以一定的启示和帮助。

第三，中国历届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对党的先进性建设做了重要的探索。首先，毛泽东在领导中国共产党进行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不同时期就对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做了相关论述。毛泽东重视从思想上建党，强调维系党的先进性的核心在此，思想先于行动，只有以科学的思想作为指导，才能保证实践行动的正确性。在各种思想杂糅传播的时代，只有首先保证共产党员思想上的一致性，保证共产党员有共同的科学指导思想，才能保证共产党作为一个整体采取共同的行动，最大限度地集聚力量。为此，毛泽东经常在各类场合鼓励党员要主动学习，运用马克思主义丰富自己的思想世界和精神内涵，指导自己的实践工作。毛泽东重视从思想上建党还体现在对党员作风问题的关注上，毛泽东在多个场合强调要改进党的作风，在延安时期，毛泽东撰写了《整顿党的作风》一文，在文中提道：“反对主观主义以整顿学风，反对宗派主义以整顿党风，反对党八股以整顿文风” 。可见，在毛泽东看来，需要通过反对各种思想作风问题，来保障党的先进性。同时，毛泽东认为，群众是党的根基所在，因而党的先进性在根本上体现在服务群众的现实生活实践中，他明确指出：“共产党是为民族、为人民谋利益的政党” 。党正在进行的和即将进行的所有工作，都是为人民谋福祉，一旦脱离人民，背离人民的期待，党的先进性也就失去了。为维护党的先进性，还要注重从每一个党员出发，提升每一个党员的先进性，党员个人组成了党的整体，整体的先进性需要具体落实到个人身上，党员的先进性表现集合起来就会展现为党的集体的先进性。毛泽东认为，首先应该从党员的选拔和入党方面注重提升党员的质量。在党员的教育和培育方面，毛泽东认为，应当帮助党员树立理想和信仰，从而确保党员的先进性。在实践中，党员个人的先进性则直接体现在党员在工作与生活中具有的榜样和模范作用上，毛泽东指出：“共产党员……应在各方面起其先锋的模范的作用。” 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可以直接展现党的先进性，体现出党作为人民利益代表的先锋队作用。党的先进性还需要可靠的组织保障，即维护党组织的团结性，只有团结统一的党才能最大限度地彰显先锋队的作用，如果组织涣散，那么党的先进性就无法作为一个整体而展现出来，毛泽东强调：“在党内，在革命队伍内，我们有一条方针，就是团结，在原则基础上的团结。” 在他看来，团结是党要坚持的重要方针，团结可以提升党作为整体对外的战斗力，并且增强党作为一个整体的凝聚力，从而维系党的先进性，而党内的团结可以通过“团结——批评——团结”的方式展开，在团结中批评和指正错误之处，从而达到更加团结的目的。

其次，邓小平在改革开放进程中，也对我们党的先进性建设做了相关论述。邓小平也强调思想建党对于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基础地位，如果没有科学的理论作为指导，党的先进性就无法得到保障，他多次强调“老祖宗不能丢”，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都是共产党人的宝贵精神财富，必须在改革开放的实践中加以坚持和弘扬，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指出的，“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是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我们要坚持和运用好毛泽东思想活的灵魂，把我们党建设好” 。正是因为毛泽东思想蕴含丰富的智慧和能量，邓小平才强调对其进行坚持和发展。邓小平一贯重视用科学理论武装全党，尤其是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更是强调要总结经验教训、重新学习。只有这样，才能不断加强我们工作中的原则性、系统性、预见性和创造性，防止有的同志在日益复杂的斗争中迷失方向。可见，在邓小平看来，先进的理论指导是保持党的各方面先进性的思想灵魂。在科学的理论指导下，共产党人要在思想上坚定信仰，从而保持昂扬斗志，邓小平指出：“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又有代表那个阶段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 信仰坚定可以给予党员精神力量支撑，从而自觉保持自身先进性。然而，先进性不仅体现在坚定的理想和信仰上，还体现在始终为人民群众谋利益的执政过程中，正如邓小平所说的：“中国共产党员的含意或任务，……只有两句话：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党员的最高准绳。” 如果不能代表群众的利益，党的执政合法性基础就会丧失，就没有先进性可言。

因而，只有在全心全意为群众服务的过程中，实现和维护群众的现实利益，才能诠释党的先进性的含义，才能展现党的先进性面貌。为了使党始终具有先进性，邓小平还强调从长效化的制度建设着力，加强党的各方面具体制度建设，以制度建党保障党的先进性的持久化，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民主集中制，既要发挥民主，又要集中领导，使得党的各项工作效率最大化的同时保障民主性和广泛代表性。1979年后，在邓小平的倡导下，党内一系列制度，如干部制度、党组制度等得以建立和完善，这些制度的建立和完善为保持党的先进性奠定了制度基础。另外，邓小平还强调组织建设，完善党的各种组织机构和人事任命制度，要求实现党员干部队伍的“四化”建设，通过党员干部的革命化建设提升党员干部坚定社会主义道路的革命热情；通过党员干部的年轻化建设为党员干部的整体队伍注入新鲜的活力，巩固党员干部队伍的后备力量；通过党员干部的知识化建设提升党员干部的知识文化水平和道德知识素养；通过党员干部的专业化建设增强党员干部的专业能力，从而提升党员干部服务社会的工作能力，提高工作效率。

在邓小平看来，作风建设更是关系到党能否长期执政的事情，他十分强调党员对我们党长期以来形成的优良传统作风的继承和弘扬，包括实事求是的思想作风，密切党群关系的行为作风，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邓小平还对党内容易出现的官僚主义作风、主观主义作风进行了批判，提醒党员干部时刻警戒忽视实际情况和失去群众支持的危险。

再次，江泽民在实际工作中也多次强调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他根据实际情况和现实要求提出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这一理论创新进一步丰富了执政党建设的理论，这是对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的时代课题的科学回应，也是我们党在建党理论上的重要创新。“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三方面内容也是我们党先进性的集中体现和关键要求。

其一，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我们党作为革命政党和先锋队，本身就代表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与取缔，代表着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方向，这是我们党先进性的根本体现，同时“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 ，党执政必须要把握这个根本任务。

其二，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是我们党的先进性在文化发展方面的展现。我们党只有引领和把握文化发展的正确方向，才能在思想上给群众以正确的指引，才能把握群众思想、精神领域的正确方向，为群众改善生活和实现自我发展提供良好的文化氛围。

其三，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这是我们党的本质要求。背离群众的根本利益诉求，就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也就失去了执政的根基，从而失去先进性的合法性基础，“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我们党的建设增添了当代内涵。

胡锦涛紧跟时代步伐，在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新时期加强先进性建设的主线的同时，进一步强调党的先进性建设所具有的重要时代意义。胡锦涛强调，先进性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根本特征，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的生命所系、力量所在，是决定党的前途命运的根本性问题。可见，在胡锦涛看来，党的先进性建设是党的性质使然、是党的生命所在、是党的永恒课题和长期任务。同时，对于党的先进性建设要不断增添当代内涵，使其在时代的要求下进行。

总之，党的先进性建设是在历史实践中具体变化的和动态发展的，因而要把先进性建设归于时代发展的要求下，胡锦涛就曾在党的先进性建设专题报告会上指出，党的先进性的发展始终是会随着我们的社会的形势与任务的不断变化而丰富发展的。同时，党的先进性建设还应该落实到每一个党员的先进性建设上来，通过党员的先进性建设来提升作为整体的党的先进性，通过党员在实践中的先进性表现来充分展现党的先进性，“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和党的活动的主体，党员队伍的先进性是党的先进性的重要基础” 。可见，在胡锦涛看来，党员个人的先进性表现和行为是党整体的先进性的基础和保障。因此，党的先进性建设要贯穿到每一个党员的实际工作中，体现到党的科学、依法执政过程中，体现到党引领先进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先进文化建设中，体现到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和推动人的全面发展中，从而使我们党领导建设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方方面面、各个领域都能体现党的先进性。可见，胡锦涛在前人的基础上，进一步从理论和实践层面赋予党的先进性建设以时代内容。

最后，党的十八大以来，在继承前人经验的基础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矢志不渝地在理论和实践层面实现党的先进性建设的双重推进。在理论上，推进党的先进性建设，为其增添新的时代内涵，不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创新性理论主张；在实践上，坚定不移地推进党的先进性建设，如陆续实施的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三严三实”专题教育、“两学一做”学习教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党史学习教育、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主题教育、党纪学习教育等。尤其是全面从严治党理论的提出，它是新时代关于党的建设理论的突破性创新，推动全面从严治党的常态化、制度化、科学化建设是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始终保持党的先进性的根本途径和现实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我们党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要始终赢得人民拥护、巩固长期执政地位，必须时刻保持解决大党独有难题的清醒和坚定。经过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我们解决了党内许多突出问题，但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将长期存在，精神懈怠危险、能力不足危险、脱离群众危险、消极腐败危险将长期存在。全党必须牢记，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党的自我革命永远在路上，决不能有松劲歇脚、疲劳厌战的情绪，必须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

（2）加强执政能力建设、提升领导水平是我们党执政以来历史经验总结的现实要求。

前文已经对党的执政能力的主要内容和建设的主要方面进行了概括性的叙述，而在新的历史时期，从严治党的课题被摆上时代舞台，其目的就是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和提升领导水平，这是我们党对党建的经验和规律归纳、梳理的结果，也是我们党在新时代维护执政地位、实现统筹领导的现实需要。

第一，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升党的领导水平是对我们党执政以来历史经验总结的结果，也是我们党面临新的历史实践状况所做出的现实调整。自从成为执政党以来，中国共产党已经在中国执政70多年，在这70多年中，党也积累了大量的执政经验和党建经验，而其中的重要一条就是要不断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提升党统领社会主义事业全局的领导水平，从而巩固执政地位，以获得群众的长期认可和信赖。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期间，我们的党加强执政能力建设和提升领导水平经历了繁荣和挫折两个阶段。

新中国成立初期，我国进入过渡时期，我们党正处于角色和地位转型的适应时期，但是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在此期间得到了迅速的提升，执政经验也不断积累，三大改造的顺利完成就是现实的例证。在这段时间内，党提高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方式和路径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加强理论学习，提升党员群体的知识水平和理论功底，保证探索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工作能够在正确的理论指导下进行。毛泽东针对执政后党的历史任务的变化，从事关新政权能不能站住脚的高度，反复号召全党加强学习，迅速提高理论政策水平和学会管理经济建设。毛泽东认为，对于当时党所面临的全新的执政环境，唯有不断学习，完善各方面不足之处，才能切实提高党统筹规划、谋划全局的执政能力，从而实现有效的领导。特别是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强调党内的领导干部要集中学习经济治理方面的理论和政策，这是我们党以前不擅长的领域，但是执政后，我们党必须要快速适应，领导全国人民改变经济发展落后的旧面貌，搞好经济社会各方面建设，改善人民生活。当时，毛泽东还强调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思想，从而更好地推进实践工作。

其次，不断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实践锻炼，鼓励党员干部积极投身经济发展与社会建设的第一线。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针对党员干部的学习问题提出要坚持调查研究，深入到群众日常生产生活中去，在实践锻炼中积累工作经验，从而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在毛泽东的倡导下，各级党员干部纷纷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前线，深入群众的工作和生产实际中去，向群众学习，在实际调查中总结和积累经验。

再次，注重党的政策、方针、策略、方法的制定和运用。“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 。可见，政策制定的正确与否关系党在一段时间内的工作方向和工作内容是否正确，而策略和方法的运用是否恰当则关系到实际工作的效果，关系到能否集中力量把政策落实下去。

复次，加强党的制度化建设，通过制度保障能力提升。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初期推动一系列制度的建立，如多党合作制度的建立，就是要借助民主党派参政议政和监督职能的履行，有效地帮助党提升执政能力。一方面，在制定各项政策时提供有效的建议和意见，帮助提升党领导制定的各项政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另一方面，从党外对党实施监督，监督和帮助党内同志克服不良作风，防止腐败事件的产生，从而避免党出现能力退化和水平降低的危险。

最后，在现实问题的解决和应对中，帮助党员干部提升判断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如在应对朝鲜战争的问题时，党通过科学决策，做出了正确的决定；在应对苏中关系变化时，党做出了正确选择；等等。

改革开放以来，党建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国内的改革和对外的开放使得我国各方面事业都面临着一个崭新的环境，我们党的执政环境也因此而改变。一方面，改革开放使得经济社会发展进入快车道，为我国生产力的解放和发展注入了动力，给我们党执政能力的提升提供了机遇，使得我们党可以在新环境下大展拳脚，在引领小康社会的建设中巩固执政地位，提升领导水平。另一方面，大环境的变化使得国外的新事物涌入中国，特别是市场经济体制的引入，使得国内各方面发展都发生巨大变化，对我们党治国理政提出了新的挑战，党执政经受着新的考验和新的困境。在这种复杂的境遇下，我们党着重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抓党建：

其一，坚持解释世界的理论创新和改变世界的实践探索双向同行，在不断推动指导思想更新的同时，也深入改革的实践探索，保证党在理论指导与实践能力两个方面上都不断提升。在思想上，我们党始终以与时俱进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且不断推动理论创新与时代同步，保证理论上的先进性，从而保障党的能力建设能够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在此期间，创新发展着的最新理论成果指导着党的执政实践，可以保证党在执政过程中坚持正确的方向、制定科学的政策、采取正确的方法，从而保障执政实践的科学性。

在实践中，我们党在探索改革的进程中大胆革新，敢于承担历史的重任，勇于开拓新的发展方向，采取一系列改革措施推动社会主义各项事业的繁荣发展，实现和维护群众的现实利益，如推进经济制度的市场化改革、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等，充分彰显了我们党在实践中不断积累经验、提升自身执政能力和执政水平的努力和尝试。

其二，坚持执政为民，不断在推进发展的历史进程中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自从实施改革开放政策后，党把经济建设作为第一要务，以发展生产力为核心，重点加强党领导群众发展社会生产、提高生活水平的能力和建设，提升应对和解决复杂经济问题的水平，提升自身在复杂的国际环境中推进中国各项事业发展的判断力、领导力、决策力和执行力。以发展生产力为核心、实现人民群众利益为根本来提升党的各方面能力和领导水平，是我们党的本质要求，也是党自身发展的根本路径。

其三，从领导和执政方式维度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实现领导方式的创新与发展。如果党的领导和执政方式不恰当，会引起群众的逆反心理和反抗情绪，削弱党的执政基础。改革开放后，党不断在实践中把握和归纳执政经验与执政规律，改善和转变党的领导和执政方式，实现执政方式向科学化、民主化和法治化方向转化，使党的领导和执政方式更加科学合理，在涉及党的重大决策和政策制定时，都采取民主化形式和手段推进，通过合理和法定程序来实现领导和执政。

其四，注重对共产党员进行常提常醒的作风教育和思想教育。党员是党的肌体的细胞，党员的个人素质和能力一定程度上彰显了党的领导能力和水平。正如习近平所指出的：“反对腐败、建设廉洁政治，保持党的肌体健康，始终是我们党一贯坚持的鲜明政治立场。” 因而，必须通过加强党员的能力建设来实现党的整体能力的提升。改革开放后，我们党一方面根除党内的部分“毒瘤”，把贪污腐败分子从党的队伍中剔除，保证党的队伍的纯洁性，从而为党的执政能力的提升提供风清气正的党内环境。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加大反腐力度，清除一批“毒瘤”。另一方面，“从严治党不能只当口号喊，必须体现到党组织和党员、干部一切工作和活动中” 。通过党员个人能力和道德素养的提升来实现党的整体执政能力的提升，我们党通过不断开展教育活动来保证党员思想和行为上的与时俱进。总之，改革开放后，面对新的时代背景和历史特征，我们党不断提升自身把握全局、统筹协调的能力，带领中国人民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和伟大的成就。

第二，总结党执政的历史和实践经验，可以看出，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提升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去做：

其一，在思想方面，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原理，又要以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最新成果为指导，这样才能保证党的各项政策的制定、路线和方针的实施能够科学化、合理化。另外，不断推进党的指导思想的创新和发展也是重要方面，如果失去理论的创新，便会在实践引领过程中出现乏力的情况。

其二，在组织建设方面，要建立科学合理的党的组织机构，构建健全的组织体系、组织方式，只有合理有序的组织体系和组织方式，才能最大化党的各项工作的效率，促进党更好地为群众服务，从而提升党统筹各方的领导能力和水平。

其三，在制度建设方面，要从党内制度的制定和实施着手，使各项工作的开展和实施有明确的制度依据，实现依规治党，在制度的规范和约束下实现党内治理和党外工作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制度建设包括党的根本制度、具体制度、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三个层次，要着手从这三个层次加强建设。党的根本制度包括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制度和党的各级代表大会制度；党的具体制度包括反腐倡廉制度、人才选拔制度等；党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是指对党的根本制度和具体制度的协调、选择形成的体制机制。

其四，在政治生活方面，一方面党要发扬民主制度，将各民主党派纳入合法、合理参政的轨道，保障政策制定时具有充分的代表性、民主性和科学性。另一方面，始终要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党执政的根本评判标准，只有从根本上围绕群众利益开展工作，才能切实保障党的能力建设沿着正确的方向推进。

其五，在引领经济发展方面，党要切实加强领导经济建设和发展生产力的能力建设，提高应对各种错综复杂情境和解决各方面问题、化解社会风险的能力。

其六，在党员队伍建设方面，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的提升需要具体体现在每一个党员身上，因而，只有从每一个党员的发展着手，通过系统的学习和各项活动的开展提高党员的知识素养和实践能力，更新党员队伍组成，使其更加年轻、更加专业、知识素养更高，才能更好地促进党的执政能力的全面提升。从党员的作风方面来看，一方面，要通过教育活动和严格的监督活动，让党员干部保持作风上的风清气正，避免官僚主义、享乐主义等作风问题的出现；另一方面，要通过不断铲除党内“毒瘤”的方式，把贪污腐败分子从党的队伍中剔除，保证党的队伍的纯洁性，为执政能力的提升营造良好的党内环境。

总之，对于当前我们党面临的各种新情况和新问题，只有充分借鉴历史经验，进行能力建设，提升党应对各种社会风险、解决社会矛盾和发展中遇到的问题的能力，才能不断夯实党治国理政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基础，带领人民共建繁荣国家与和谐社会。习近平在新的历史时期，紧扣时代脉搏、把握时代规律、响应时代呼声，呼吁和倡导全面从严治党，就是要求我们不遗余力地实现全面从严治党的常态化运行、制度化开展和科学化发展，自觉维系党的先进性，“使管党治党真正从宽松软走向严紧硬” ，在实践的发展中提升党的各项能力。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所强调指出的：“我们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从制定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开局破题，提出和落实新时代党的建设总要求，以党的政治建设统领党的建设各项工作，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同向发力，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持续开展党内集中教育，提出和坚持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突出政治标准选贤任能，加强政治巡视，形成比较完善的党内法规体系，推动全党坚定理想信念、严密组织体系、严明纪律规矩。我们持之以恒正风肃纪，以钉钉子精神纠治‘四风’，反对特权思想和特权现象，坚决整治群众身边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刹住了一些长期没有刹住的歪风，纠治了一些多年未除的顽瘴痼疾。”

（3）全面从严治党的常态化、制度化、科学化为保持党的先进性、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供现实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时代状况下，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就是要更加强调党的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不断提升党统筹规划、谋划全局的执政能力，而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常态化、制度化、科学化则为实现这一目标提供了现实路径。在这里，笔者从以下三个方面分别阐述全面从严治党的常态化、制度化、科学化对于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提升党的执政能力与领导水平的重要作用。

首先，全面从严治党的常态化为党的先进性建设和执政能力的提升提供了长效化的实现机制，使得党的先进性保持、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拥有稳定、持续、长久的实现路径保障。

其一，在思想方面，全面从严治党的常态化可以保证党内学习和教育的长期化和持久性，保证党员能够常学常新，保持常态化的学习状态，从而在思想上既继承了经典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又学习和应用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从而保证了党在各项政策的制定、路线和方针的实施中能够保持科学化、合理化。可见，不断推进党员的实践学习和思想更新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维系自身先进性、提升自身治国理政能力的重要方面，如果不能以与时俱进的最新理论成果为指导，党在引领实践过程中就可能处于落后状态，从而导致执政乏力。

其二，在组织建设方面，全面从严治党的常态化可以帮助实现党的组织机构建设的常态化，在经常性的组织建设中，完善组织体系和组织方式，从而为提升党的各项工作的组织效率奠定组织基础，实现有效率地为人民服务，提升党统筹规划、谋划全局的能力和水平。

其三，在制度建设方面，全面从严治党的常态化可以推动制度的建立、实施和执行的常态化，规范党员的日常生活和工作行为，保持党内的纪律性和规范性，从而为党的各项工作的开展提供长期有效的制度保障。实现依规治党，在制度制约下实现党内治理的科学化，保证党在党内治理和党外工作中的先进性，促进党的各项能力建设。

其四，在弘扬政治民主方面，全面从严治党的常态化一方面可以发扬党的民主制度，使民主党派可以常态化地、经常性地参政议政，从而保障党制定的各项路线、方针、政策能够在充分的讨论和商议下形成，充分地代表民意，巩固党的群众基础；另一方面还可以保证党的人民性，常态化的从严治党为党内倾听人民的心声开辟了常态化的路径，只有民主的充分彰显和民意的集中表达才能体现党的先进性和高超领导水平。

其五，在引领经济发展方面，全面从严治党的常态化可以让党员时刻保持头脑的清醒，加强学习和能力建设，提升驾驭经济发展全局的能力、应对发展中出现的各类问题的能力、化解来自国内外金融风险的能力，最终提升党领导全体人民从事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建设的领导力和执政能力。

其六，在党员队伍建设方面，党的先进性和执政能力体现为一个个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带头作用和出色的工作能力，全面从严治党的常态化就是把每一个党员都纳入常态化的教育与管理中，在教育与管理中提升每一个党员的知识、能力与素质，在他们的日常工作中彰显我们党的先进性，展现共产党人的杰出工作能力。

其七，从党员的作风方面来看，习近平指出：“批评和自我批评是清除党内政治灰尘和政治微生物的有力武器。” 常态化的批评和自我批评机制有助于党员时刻处于思想清醒状态和行为守规状态。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常态化运行就是要建立长期有效的作风监督和教育机制，进行经常性的、纳入日常生活的作风教育，同时，实施常态化的监督，通过人民的实时监督、党内的长期监督、党外民主党派的常态监督使得党员能够在教育与监督的结合中保持良好的执政作风和生活作风。对于反腐倡廉建设，全面从严治党常态化就是要实现多方位、广视角、全天候的监督和反腐，把反腐纳入常态化的工作中，做到反腐永远处于进行中、不间断，与此同时，还要广泛开展相关思想教育活动，防患于未然，使得广大党员失去腐败胆量、丧失腐败途径、丢弃腐败想法，从作风和反腐倡廉两个方面着手构筑党的先进性的底线。

其次，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化为党的各方面建设提供了可供遵循的制度保障。通过制度的有效制定，保证党在制度的规约下开展各项工作，能够程序化地实施执政行为，从而保障党的各项工作的透明、高效，使得党的先进性维系、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提高拥有各项制度保障。

其一，在思想方面，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化可以在制度层面为我们党确立科学的指导思想，从而从制度层面维护其合法性，并且通过一系列全面从严治党的相关制度的制定，将党员坚定理想信念和学习科学指导思想的行为纳入制度化轨道，从而为党在思想上保持先进性提供制度保障。

其二，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要建立健全相关制度，用制度管权管事管人” 。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化可以保障党的各项组织程序有规可依，保障党在制度的规约下进行各项组织建设。健全的组织体系、组织方式的构建，都需要有科学的制度为依据，组织建设制度化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组织效率，使组织工作有规可依，从而使得各组织部门职责明确、分工合理，避免相互扯皮的低效组织工作。另外，制度化建设可以保障党的组织生活的合理、有序开展，提高组织生活的质量。

其三，要保证在制度规约下有序地开展党的各项工作，实现依规治党，在制度的规范下实现党内治理和党领导各项工作开展的规范化和科学化。制度建设包括党的领导制度、党的民主制度、党的各项具体制度等方面，党的领导制度主要是指党的领导工作和活动的规则和程序，如党的代表大会制度等；党的民主制度有党内民主制度和党外的多党合作制度等；党的各项具体制度有反腐倡廉制度、人才选拔制度等。

其四，在政治方面，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化一方面可以把党的各项民主参与形式制度化，让党员在规范的程序下进行民主参与，同时，将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途径纳入制度化轨道，保障民主党派参政活动的科学性和程序性。另一方面，可以把实现人民群众利益的各项工作纳入制度化轨道，通过具体制度的制定，如规范党和群众联系的制度，从而保障为人民服务能够在制度的指导下进行，避免出现各种乱象和不作为，最终提升党为人民服务的能力。

其五，在经济方面，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化可以通过制度的制定，切实规范党领导经济建设和生产力发展的各项行为，提高党应对经济领域内各项复杂问题的能力，制度的建立可以为其提供规范的操作程序，也可以为解决问题和应对风险提供制度化保障。

其六，在党员队伍建设方面，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化可以为党员的教育和发展提供可遵循的制度，以制度的形式确保党员系统学习和各项活动的顺利开展，从而为提高党员的知识素养和实践能力提供制度保障。

其七，在党员的作风建设方面，制度建设是确保党内政治生态纯洁、党员作风良好和远离腐败的长期有效的根本保障，全面从严治党的制度化就是为党内各项建设提供制度保障。一方面，通过制度保障党内教育活动和监督活动的长期实施，让党员干部保持作风上的风清气正状态；另一方面，通过制度的制定保障清除党内的“毒瘤”，保证党的队伍的思想纯洁和行动先进。

最后，全面从严治党的科学化可以提高党的执政效率，使我们党把握执政规律，进而提升执政能力并完善执政方式。胡锦涛就曾强调，要“以科学的思想、科学的制度、科学的方法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可见，实现科学化发展是党建的重要内容，它对于我们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保持党的先进性具有关键性的意义。

其一，在思想建设方面，全面从严治党的科学化要求我们党能够始终坚持以科学的理论作为指导，这就要求我们党以不断发展和创新的科学理论为指导，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引领，从而不断提升党的理论运用力和理论创新力，在实践中推进理论创新，赋予理论以新鲜内容，理论创新力也是能力建设的重要内容。全面从严治党的科学化为党在理论方面的创新提供了动力和基础，为党联系实际和国情推动理论创新创造了条件。在此基础上，才能保证党执政过程中领导制定的各项政策、路线和方针的科学化、合理化。

其二，在组织建设方面，全面从严治党的科学化可以帮助提升党的组织建设的科学化水平，构建更有效率的组织结构和组织形式，保障党组织工作效率的提升和先进性的维系。推进党的组织建设的科学化，要科学认识和破解组织建设中存在的问题，推动改革与创新，保持党组织的生机与活力，如强化党的顶层设计，加强党组织的上下协调和联动等；还要强化党组织的民主公开运行机制建设，着力推进党组织建设的开放与互动，建立透明的组织信息公开制度，积极运用新媒体技术加强组织建设；同时要构建合理合法的组织建设制度体系，从组织制度的整体规划着手，细化各项具体组织制度。

其三，在制度建设方面，全面从严治党的科学化要求党内各项制度的制定都必须进行科学的前期调研、论证，保证党内各项制度的合理性，从而保障制度后期执行的可靠性。同时，要保障制度执行和实施的科学性，就要从程序着手，规范制度的实施流程，保证制度实施的合理性。

其四，在领导政治和经济建设方面，全面从严治党的科学化要求党在政治建设中充分发扬党的民主制度，在法律制度的规约下，把党与人民紧密联结起来，同时，要明确党的领导核心作用。在党领导的政策制定中，要切实保障政策制定和决策的科学性，充分展现党在领导民主政治发展方面的能力。同时，党在引领我国经济与社会前进的过程中，要维护党的经济政策的连续性和科学性，从而保障经济发展的稳定性，自觉学习和运用科学的经济理论，指导现实的经济工作，推动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维护人民群众的经济利益。

其五，在党员队伍建设方面，全面从严治党的科学化要求党内设置科学、合理的人才引进、流动和升迁制度，实现人尽其才，保障人才的科学、合理安排和运用，从而最大化地提升党的各项工作的效率。同时，还要通过系统化的培训和教育，提升党员的知识素养和能力水平，使得党员队伍在年龄上更为年轻、在知识素养上更加丰富、在专业能力上更加出色。另外，还要“用纪律管住全体党员” 。

其六，从党员的作风方面来看，全面从严治党的科学化要求实现作风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经常化、有效化、规范化，一方面，对于作风建设而言，要求创新载体，推动作风教育的日常化、高效化发展；完善各项制度体制；发扬党内外的民主，为作风建设提供适宜的党内外环境；强化领导干部的模范作用。另一方面，对反腐倡廉而言，加强科学化建设应当从理论建设的创新上，自觉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进行反腐倡廉的实践，总结实战经验，把握反腐规律；还要创新工作理念，加强腐败治理的制度体系建设，制定完善的制度，为反腐倡廉保驾护航；还需要注意运用新科技和自媒体途径收集信息进行反腐败斗争，推动反腐倡廉方法和路径的创新和突破。

总之，在新的历史时期，推动全面从严治党的常态化、制度化、科学化建设有助于从思想上、组织上、制度上、党员队伍上、政治与经济方面、作风建设方面和反腐倡廉等多层面促进党自身的建设与发展，为我们党在新的历史时期始终保持先进性奠定基础，是党提升自身能力和水平的关键举措。

三、切实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常态化制度化科学化新的伟大工程

全面从严治党是习近平总书记根据时代变化的特征、党的建设的新状况，总结我们党的建设的历史经验，把握党的建设的规律而提出的加强我们党的建设的创新性思想，是作为“四个全面”最后一部分提出的，其重要性和关键作用不言而喻。这也是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推进党的建设的阶段性总结，全面从严治党在短时期内不可能完成，是一项因时而变、因势而为的动态历史任务，会随着历史时期的不断转换和实践特征的不断改变而与时俱进，可谓任重而道远，是我们党新的伟大工程。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明确指出，在新的历史时期要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落实到具体执行上，就是要不遗余力地保障全面从严治党的常态化运行、制度化开展和科学化发展，这项伟大的工程对于党领导全国人民团结一致建设社会主义、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1）推进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是我们党的一贯作风。

我们党自成立以来就十分注重从思想、组织、作风等各方面加强党自身的建设，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内在精神品质和优良传统，是我们党不断巩固执政党地位的重要因素。作为一项系统的、复杂的涉及多层面内容的，而且还会随着历史的发展和时代条件的转换不断被赋予时代内容的工作，我们党的历届领导人都将其定位为一项伟大的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也提出了要把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向前进，他指出：“形势的发展、事业的开拓、人民的期待，都要求我们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在党的历届最高领导人看来，推进党的建设从来就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项长期的、持久的、不断更新的伟大工程，会随着中国共产党党员人数的增加、党内条件的变化以及党面对的时代特征和外部环境的改变而不断具有新的具体内容，全面从严治党这项伟大工程是永远处于进行时的未完成工程，这项工程永远处于动态变化和不断发展的进行时中。

最先提出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的是毛泽东，他在《〈共产党人〉发刊词》一文中明确指出：“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迫切地需要建设这样一个党，建设这样一个党的主观客观条件也已经大体具备，这件伟大的工程也正在进行之中。” 之所以把党的建设定义为一项伟大的工程，其一是因为当时中国所面临的严峻和险恶的环境，党的成长和发展必须要同一切外部邪恶势力做斗争，必须要战胜诸多的艰难困苦，才能完成建设一直充满活力的革命的共产党的任务。其二是因为党代表着中国的未来和方向，要建设一个引领中国未来的大党，具有重大的历史和现实意义，其建设的过程必然也是复杂的，需要长期有效的各方面协同建设，党的建设不是单项的，而是要让党组织分布覆盖全国地域，与党员的数量大发展和质量大提高紧密结合，把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紧密结合，党的建设是有着多方面内容的综合性党的建设，因而这项任务是繁重的，也是光荣而伟大的。

在这里毛泽东也表达了另外两层意思：首先，党的建设不是在无条件的情况下进行的，而是主客观条件已经基本成熟，需要加强党的建设；其次，党的建设处于进行之中，说明不是从现在开始，而是从以前就已经开始了，而且这项伟大工程永远都会处于动态变化发展的进行时中。邓小平则沿着毛泽东的思路，矢志不渝地推进这项伟大工程，在新的历史时期和时代下，他适时地提出了党的建设的新目标和新要求，指出：“把我们党建设成为有战斗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成为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坚强核心。” 可见，在全新的历史环境下，党的建设的伟大工程又有了新的时代内容和发展要求，这项伟大工程是不可能完成的工程，是一项处于不断建设和发展中的工程。

邓小平还注重从制度方面建党，强调党的制度建设对于党的发展的重要作用，“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 。邓小平深刻地认识到党的制度建设对于党的长远发展的关键作用，这是对党内出现的问题，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各项制度遭到破坏的反思和经验总结，是对历史教训的深刻反思和现实纠正。江泽民从世纪之交的新的历史状况出发，把党的建设这一伟大工程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针对当时出现的各种新变化，他明确指出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这个命题，强调要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要求，全力推进这项“新的伟大工程”。在200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指出：“我们必须继续围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建设一个什么样的党和怎样建设党这个基本问题，……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这个新的伟大工程在新时期主要围绕的两个课题就是一方面要着力提高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另一方面要提高党的拒腐防变和抵御各项风险的能力。在此基础上，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总体目标，实现党各项能力的全面提升。胡锦涛则是在江泽民奠定的基础上，不遗余力地推动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全面贯彻与落实，胡锦涛根据时代的发展要求和我们党自身建设的实际情况，第一次明确提出了党的先进性建设思想，着力抓住党的先进性建设这个根本，围绕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这个重点，大力加强党的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和制度建设，开创了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新思路，使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呈现出活力迸发、全面推进的新局面。胡锦涛明确提出要全力以赴地继续推进这项新的伟大工程，并且着眼于实际情况的变化，着手从理论层面为新的伟大工程明确方向和提供指引，提出党的建设新的时代课题，即加强党的先进性建设，此举开拓了党的建设的新视野，明确了党的建设的新要求。同时，胡锦涛还提出了新的命题，即“以改革创新精神全面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以创新性的内涵和时代的要求丰富新时期党建的内容，改革创新是时代精神诉求，而把改革创新与党的建设结合起来，则体现了胡锦涛深刻把握时代特征和实践条件，全面推进党的建设的睿智眼光和聪慧才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沿着我们党历届领导人在党的建设方面开辟的道路，矢志不渝地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推动党的各方面建设，“以党的自我革命引领社会革命” ，健全全面从严治党体系，以提升党的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以及维系党的先进性为主要内容，全面系统地推动党的建设，促进党的建设各方面事业的发展。同时，以此为基础，结合新的历史境遇，创新性地提出和诠释全面从严治党的目标和要求。推动全面从严治党的常态化、制度化、科学化是我们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关键举措。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指出：“经过不懈努力，党找到了自我革命这一跳出治乱兴衰历史周期率的第二个答案，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显著增强，管党治党宽松软状况得到根本扭转，风清气正的党内政治生态不断形成和发展，确保党永远不变质、不变色、不变味。”

（2）全面从严治党常态化、制度化、科学化新的伟大工程的主要内容。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全面论述了在新的历史时期如何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常态化、制度化、科学化新的伟大工程，并且做出了全新的战略部署，我们可以从以下两方面着手分析和理解全面从严治党常态化、制度化、科学化这一新的伟大工程的主要内容。

首先，全面从严治党中的“全面”强调的是全方位、多层面、多维度加强党的建设，包括思想、组织、制度、政治生活、作风、反腐倡廉等各个方面，全会公报也做了详细深入的论述。

其一，在规范党员党内政治生活方面，“必须以党章为根本遵循，……着力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党的团结统一、保持党的先进性和纯洁性” 。对于党内政治生活而言，要严格依照党章和党的各项规矩办事，提升党员参与政治生活的规矩性和纪律性。同时，全会还强调要贯彻民主集中制的要求，坚决维护党中央在全党和全国人民中的权威，服从上级的安排，但党内也应当弘扬党的民主作风，在做党内决策时要充分倾听来自各方的声音、充分吸收具有建设性的观点和想法，营造一种既有集中又有民主的局面。规范党内政治生活的重点对象是党内的主要领导干部，他们具有带头示范的作用，只有他们带头遵守党的各项政治规矩，严守党的政治纪律，其他党员才会在模范的带头作用下遵守各项要求。

其二，在党带领群众进行经济建设方面，“必须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这两个基本点统一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 。党的基本路线是符合现实国情的发展路线，是必须始终坚守的路线，也是巩固党执政基础的关键，这条路线是“党和国家的生命线、人民的幸福线”，关系到党长期执政的稳定性，关系到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因此，党必须时刻贯彻这条路线，把发展社会生产力与和谐社会作为第一要务。另外，党员干部“要始终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要牢固树立群众观点，倾听群众呼声，反映群众意愿，集中群众智慧，忠实地贯彻执行党的群众路线，努力使我们制定和实施的各项方针政策和措施更好地体现人民群众的利益。要始终与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牢记群众利益无小事的道理，时刻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挂在心上，为群众诚心诚意办实事” 。群众是我们党的坚强后盾和强大支撑，切实维护和实现群众的利益是党领导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

其三，在党的思想建设方面，党员要坚定理想信念和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和政治灵魂，也是保持党的团结统一的思想基础。” 共产党员要坚守这两个理想，以理想指导自己的实践。共产党员还要坚定自己的科学信仰，不断学习和补充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来指导自己的实践工作，在学习和实践中不断提升自身的党性修养和思想道德修养。在当前情况下，党员要从道路、理论、制度、文化四个方面全面树立自信，踏踏实实走好当前的道路，认认真真学习党的理论知识，勤勤恳恳不断推动党和国家各项制度的丰富和完善，弘扬和传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其四，在党的组织建设方面，必须坚持党的组织原则。一方面，要“坚决维护党中央权威、保证全党令行禁止” 。维护党中央在党内的权威，有助于提升党的整体凝聚力，保证党作为一个整体的行为的一致性和团结性，还可以提高党的执政效率。保证全党令行禁止可以把党中央制定的各项政策快速地落实和贯彻，最快地停止党内同志的一些不恰当做法和行为，对于党中央禁止的行为坚决不做。另一方面，在党内生活中，还要充分发扬党内民主，“任何党组织和个人都不得压制党内民主、破坏党内民主” 。党的各级组织在做决策时，要通过党内民主渠道吸收和接纳党员的意见和建议。要为党内民主的实现创造各种有利条件，为党员权利的维护和党员义务的履行提供民主的政治氛围。另外，在党内开展长期有效的组织生活，不仅是组织制度的程序要求，也是我们党重要的教育和管理方式。在良好的长期有效的组织生活中，可以通过组织生活发扬党的民主，促进党员同志之间的交流和学习，增强党内的团结和凝聚力，还可以通过组织生活开展党员教育和学习活动，提升党员的知识素养和实践能力。

其五，在党的纪律建设方面，要严明党的各项纪律和规则制度，“必须严明党的纪律，把纪律挺在前面，用铁的纪律从严治党” 。党内不允许有特殊人群的存在，在纪律面前党员人人平等，谁违纪，谁就要受相应的惩罚，任何党员都要保证在党的纪律约束下开展各项工作。同时，还要保证党的纪律和规则制度能够得到较好的执行，保证令行禁止，党内不允许存在非制度化的生存状况，更不允许存在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要实现“立明规则，破潜规则，必须在党内形成弘扬正气的大气候” 。

其六，在党员的培育、提拔、选用上，要坚持科学选拔、唯才是用，提升党的队伍的整体素质。“坚持德才兼备、以德为先，坚持五湖四海、任人唯贤” 。党员干部的选拔和任用要坚持党一贯的任用原则，拒绝各种任人唯亲、拉关系、走后门的行为，同时，要对官场的一系列不规范行为进行严厉的打击和严肃的管理，追究不规范行为的当事人和参与者的相关责任。在党员的日常生活和工作中，要倡导批评和自我批评的行为，这一方面对于每个党员自身有促进和帮助的作用，帮助党员及时发现和纠正错误，提高自身的能力和素质，另一方面对于党的整体来说有净化的作用，可以及时有效地避免某些错误行为的延续，避免给党和群众带来损失。

其七，在作风建设方面，要从党章着手，以党章为党员行为的底线，在学习和遵守党章中形成良好的作风，坚决治理党内存在的不良作风问题，抓紧党的作风建设。因此，还要重视党内外监督的重要作用，“必须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完善权力运行制约和监督机制，……必须在宪法法律范围内活动” 。可见，监督党执政权力的行使过程可以保证权力在合法、合理的范围内运用，避免部分党员干部以权谋私、滥用权力，以及权钱交易现象的产生。在党内监督中要“依规依纪进行，强化自上而下的组织监督，改进自下而上的民主监督，发挥同级相互监督作用” 。党内监督不仅要强调自上而下的监督，还要重视和强调党的组织内自下而上的常态化监督，以及同级各部门和人员之间的日常化监督，使监督行为在党内无时无刻不存在，使相互监督、上下级监督成为一种常态。当然，对于党内外的各种举报和反映的问题，更要严肃调查和处理。对于党内存在的和隐藏的腐败问题，“必须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防线和制度防线，着力构建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制机制” 。一方面从思想上帮助党员干部树立正确的思想认识，提高党员干部拒绝腐败的自觉意识，营造遵守党风廉政各项制度的良好党内氛围。另一方面从制度上筑牢防腐战线，用制度约束党员的腐败行为。同时，还要扩大人民群众的监督权，利用群众的力量进行反腐斗争。

总之，实现全面从严治党的常态化运行、制度化开展和科学化发展作为新的伟大工程，首先体现在全面上，要从全方位、多层面、多维度加强党的建设，推进党执政能力的整体提升和先进性的继续保持。

其次，全面从严治党中的“从严”是指“做到真管真严、敢管敢严、长管长严” ，具体体现为“三严三实”的内容和要求。

其一，严以修身强调党员在工作和生活中能够不断加强自身的理论知识学习、思想道德修养和实践能力锻炼，在教育与实践活动中提高党员的党性修养和思想道德修养。

其二，严以用权强调党员干部在使用权力时，要实现权责一致，使用权力就要承担相应的责任，因而在使用权力的时候要充分考虑，不能滥用权力。同时要把权力置于党内外各界人士的监督之下，做到对人民群众负责，权为民所用。

其三，严以律己要求党员在党内政治生活中，严格依照党的各项纪律和制度要求自己，约束自己的言论和行为，在党言党，严禁出现各种妄议中央、非议党的行为。

其四，谋事要实，是指党的一切工作都应当从现实情况出发，制定方针、政策和进行决策时，要充分考虑实际情况，进行详细的调研工作和详尽的分析论证，充分吸纳各方的意见和建议。

其五，创业要实要求提高执行力和执政效率，敢于创新、创业，真抓实干创业绩，做出一番大事业。

其六，做人要实要求每一个党员在生活中和工作中要老老实实做人，不能做两面人，不能对上级阿谀奉承、油头滑面，而且“党内决不能搞封建依附那一套” ，而是要对党组织忠诚，对人民群众诚实。可见，“从严”要求体现了我们党新的伟大工程的新特征。

最后，全面从严治党中的“治党”是指新时代全面推进政党治理。党要管党治党是一项党的治理和整顿活动，是党的建设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建设与党的治理逻辑上是种属关系。党的治理具有更为强烈的问题导向，是对党的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新情况的自我审视和新问题的自觉整改，是党的组织再造和组织更新活动。显然，全面从严治党开辟了政党治理的新境界，政党治理与党的建设之间存在着包含与被包含的关系，政党治理属于党的建设的重要内容，但又不同于党的建设，政党治理侧重于以问题为导向。要借助政党治理的理念更新和方式转换，推动党的建设达到新的历史高度，全面从严治党当然以政党治理规律的运用作为内在的发展路向。也就是说，推动政党治理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要求，而推进政党治理要着重从党员主体互动治理、党组织主体网络化治理、遵循法律的形式要件和实质要件进行治理，在方法和价值上谋求治党的善治之道。 vAC1z3EuROfh8/6BNpygIJSyJj4Wrk3DmmpWqE2FHEZVsOLpD9Sr8O0fxIGSjHf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