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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红颖认为，基本公共服务是指建立在一定社会共识基础上，能满足居民基本需求，一国全体公民不论其种族、收入和地位，都应该普遍享有的公平可及的服务，具有非竞争性、非排他性、市场供应不足等特征，可划分为保障人民基本生存权、基本健康权和自我发展权的社会保障和就业、医疗卫生、公共教育、公共管理、文体传媒、城乡社区、环境保护、公共安全和交通运输等九类服务
。马慧强等人认为，基本公共服务应该先满足包含教育服务、文化服务、卫生服务、社会保障服务、信息化服务、生态环境服务和基础设施服务在内的民生类公共服务和公益性公共服务这两大方面
。郁建兴和秦上人的研究认为基本公共服务是一系列以正义和秩序为基础，以保障公民宪法权利为核心的国家治理行为和制度安排的过程，其提供主体是公共机构，目的在于实现国家长治久安，满足公民基础的、广泛的、迫切的和可行的需求，并且不同阶段、不同地域的公民需求都是不同的
。王延杰和冉希研究认为，基本公共服务是人人皆应享有的普惠性服务，旨在满足社会成员需求结构中普遍的、较低层次的公共需求，并实现公民基本的生存权与发展权
。马雪松认为在此基础上，基本公共服务是特定历史时期内社会成员公认的共享性服务，内容和范围受限于既定的社会条件，但其是动态演进的和边界开放的
。基本公共服务是普遍富裕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国家在民生领域的基础性制度安排，关乎每一个社会成员的切身利益，需要动用公共资源，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可能会扩大、服务标准可能会提高
。《“十三五”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规划》中提出：“基本公共服务是由政府主导、保障全体公民生存和发展需要、与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公共服务”。协同学作为一门学科，由德国物理学家赫尔曼·哈肯于20世纪70年代创立，主要研究复杂开放系统中，大量不同子系统或要素在一定条件下相互作用、协作而产生的整体效应。协同学理论认为，任何一个研究对象，都可以被看作一个由多个子系统或要素构成的复杂系统
。在经济全球化、知识信息化、文化多元化和竞争激烈化的背景下，白列湖研究认为把协同论引入管理研究，对解决管理、社会和经济发展中出现的大量综合复杂的问题具有重大意义
。汪锦军认为协同是通过包括横向和纵向的协调，有效利用各自的资源和优势，为公众提供无缝隙的而非相互分离的服务的过程，是解决公共服务多元主体供给导致的碎片化的机制选择
。刘卫平认为，社会协同治理是基于社会资本的政府、民间组织、企业和公民个人等多元社会要素相互协调、合作治理，在整合和发挥各类要素优势中维护和实现最大公共利益，推进社会有序发展，强调社会主体的多元化和协同性
。吴季松将协同论应用于解决京津冀严重缺水、重度污染、经常断流的海河水资源治理问题中，并提出了相应的治理建议
。周艳玲指出基本公共服务政策系统是一个开放复杂系统，由各个方面的公共服务、政府各项政策汇集而成，与协同论存在契合之处，认为政策协同可以作为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路径
。在田玉麒、李政蓉和郭喜的研究中，协同是不同主体间为实现同一目标而采取共同行动，强调公共领域治理主体间的关系，主张“共同行动”或“共同治理”，认为公共服务协同供给是政府、市场和社会等多元主体以人民需求为指引，在充分沟通与协调的前提下，共享资源信息、共同提供公共服务的过程
。杨宏山指出协同发展理论基于地方自主利益诉求，关注地方政府间跨行政区域的合作行动和政策网络的发展，强调在解决跨行政区域发展问题上政府间协商与合作的重要性，倡导形成多元主体参与的运作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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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N（《1》-Y1!+197mm。120.5mm]0[HT][PN）][PN（《2》-Y2!+197mm。120.8mm][HT9.SS]0[HT][PN）]赵曼丽基于共生理论分析认为，协同作用表现为共同适应、共同激发、共同合作和共同进化，随着改革的全面深化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公众对公共服务的需求日益增长且越来越多元化，对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对各地间的公共服务差异也越来越敏感，单纯依赖任何一种社会力量都无法解决复杂的公共服务需求问题，公共服务供给多元化是必然趋势。公共服务多主体的协同供给可以发挥各组织的优势，解决服务供给碎片化、分散化问题，形成供给合力，是顺应多元化公共服务需求的必然趋势，是提高公共服务供给效率和效益的必然之路
。张贤明和田玉麒主张，供给主体间应建立一种新型关系，在厘清各自特长和优势的同时，加强彼此之间的协同关系，形成共同决策、共同行动、资源共享、责任共担、共同回应的良好供给模式，通过部门功能、地域界限与组织空间等方面的协调，使不同公共服务供给主体充分发挥自己的能力特长和资源优势，互补短板和不足，为社会提供整体性的公共服务
。徐叶彤和芦平生基于多中心治理理论视角分析认为，政府不应该成为公共服务供给的单一主体，而应和企业、非营利组织、社区乃至个人等独立主体相互协作、调适，形成供给主体间平等独立、供给方式多样化的公共服务模式
。马雪松指出，构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让社会民众均可以平等享有多样化、高质量的公益性服务和产品，基本公共服务协同治理是将协同治理机制纳入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的探索与尝试，可以有效化解基本公共服务供需矛盾，提升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水平和质量，并从系统结构、治理资源和行为主体三个层面为基本公共服务体系建设指明方向
。韩兆柱和于均环认为，要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必须先行，并基于整体性治理理论从法律制度、政府间关系、公私关系和区域经济四个方面探索了实现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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尹栾玉通过调查问卷对基本公共服务的界限、基本公共服务需求的内容及需求表达机制三个方面进行了调查，发现基本公共服务需求的内容和发展水平在不同地域之间差异巨大，服务内容发展不均衡，公众需求与政府供给不对等，基本公共服务需求表达机制严重缺失，提出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模式必须转变为以需求为导向的精准协同供给模式
。马慧强等人采用集对分析模型构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评价体系，对京津冀地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进行了测度，对其时空格局演变特征进行了分析，并探讨了其背后的影响因素
。周京奎和白极星构建了京津冀公共服务配置水平指标体系，对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和配置质量进行了测度，探究了京津冀公共服务一体化的障碍，并针对如何促进公共服务资源均衡配置提出了区域公共服务一体化机制框架设想
。张贵和薛伊冰从京津冀公共服务协同发展状况着眼构建评价指标体系，从协同和发展两个层级客观评价了京津冀公共服务协同方面近些年取得的成效与不足，并给出了初步对策
。田学斌和陈艺丹从教育文化、医疗卫生、基础设施、生态环境和社会保障五个层面出发，采用泰尔指数测算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及其变化特征，发现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非均等化程度较高，且两两观察差距主要体现在京冀和津冀之间
。申伟宁等人从失配角度运用生态系统评估中的健康距离模型和空间计量模型对影响京津冀城市群基本公共服务资源合理配置的因素进行了实证考察并提出了优化对策
。孙丽文和任相伟通过构建碳排放协同治理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复合系统协同度模型，对京津冀区域碳排放治理的有序度及整体协同度进行测度，分析了其影响因素并提出了优化协同治理的策略
。荣利颖和孟静怡通过辨析区域行政协议的合法性依据，梳理京津冀教育协同治理的行政协议，探索了区域协同治理的法制模式，以推动京津冀地区总体竞争力的提升
。臧雷振等以1997年以来京津冀公布的劳动政策文件为分析文本，结合京津冀协同治理实践，对京津冀政府间政策文本差异与协同特征进行了考察并阐释了其原因，进而剖析了京津冀区域协同治理的政策实现路径和现实困境
。叶堂林和李璐构建了包括基础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设施环境四个维度的京津冀公共服务水平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熵值法对京津冀公共服务水平进行了测度，采用变异系数法对公共服务水平的差距进行了分析，通过面板回归模型分析了公共服务水平的影响因素并提出了对策建议
。孙钰等人运用熵权—集对分析模型对2010—2019年京津冀城市群13个地级以上城市基本公共文化服务水平进行了测算，对区域内城市群基本公共文化服务非均等化问题展开了分析，并利用双向固定的空间杜宾模型分析了中心城市空间溢出效应，识别了其关键驱动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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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玉麒认为，公共服务协同供给受到利益关系、社会资本和协调能力的影响，能否实现协同发展取决于供给的参与主体间利益方向是否一致、是否具有同构性；取决于能否通过信任、规范和参与网络这三个社会资本要素达成供给主体间的协作，形成良好秩序，为协同供给提供坚实基础；取决于能否协调协同者间的利益和共享信息
。高树兰对京津冀三地公共服务水平和财税情况进行调查分析后认为，公共服务协同发展受到财政收支规模、纵向财政转移支付制度、税收政策差异和财政协同治理机制缺乏等因素的影响，应调整京津冀财政政策、规范转移支付制度、统筹区域内税收政策，促进公共服务协同发展
。王延杰和冉希认为，基本公共服务领域的财力、人力、物力的配置失衡以及低调控能力的财税体制是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产生断崖式落差进而难以实现协同发展的重要原因
。臧秀清和李旭辉研究认为，京津冀协同发展面临的诸多困难，根源在于京津冀三地的财政不均衡，财政政策方向与目标不同，各自追求本地利益而忽视合作
。李磊等人通过对政府、市场和非营利组织分别提供公共服务的情境进行分析，认为政府间的行政管辖权和行政边界、市场“经济人”利益至上的理念以及非营利组织“弱社会”角色对城市群公共服务的供给存在影响
。苏洨宇认为，共同事权领域的支出责任分担关系到中央与地方之间的利益分配，其制度安排直接影响各级政府公共服务供给质量与财政支出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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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杰认为基本公共服务协同发展的同时可以促进产业调整、解决人口就业（包括农民工在城市稳定就业和合法居住）的问题，打破地域和身份壁垒，促使城乡间资本、信息、经济资源和劳动力等双向流动、公平交换，实现“人口城镇化”的新型城镇化发展
。公共服务协同供给可以通过对问题的共同界定和对价值信息的共享，将以往多个供给者各自为政、相互分割的零散分散的公共服务局面转变为以公民需求为导向，多元主体相互依赖、优势互补，整体高效的供给格局，在提高供给效率的同时有效考虑参与者不同利益诉求，促进多方合作
。张丽莉分析了基本公共服务协同发展可能产生的减轻就业压力等效应，其认为协同发展为京津冀区域社会管理奠定了理论基础，打下了良好的现实基础，有益于解决流动人口就业、管理和社会保障等问题
。何文炯认为合理有效的基本公共服务制度有利于积累人力资本、维护社会稳定和谐、拉动消费增长从而促进经济持续发展，实现国民收入再分配
。李实和杨一心通过分析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推动高质量发展、形成合理收入分配格局的作用，认为基本公共服务协同发展可以更好地推动共同富裕，在教育、医疗、养老、公共文化等领域大力发挥市场的积极作用，通过创新公共服务供给方式，充分挖掘国内市场需求，促进形成更加合理的收入分配格局，使部分弱势群体、进城务工人员、灵活就业群体精神更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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