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生理论是指不同种属的生物生活在一起的状态,在生物的长期发展计划中,不同种属的生物之间形成彼此共存、共同适应外在环境、相生相养、各自获得一定利益的关系。研究认为,共生可以被认作“不同种属依据利害相关性结成协作关系且维护自我形成的均衡”。共生理论的要素有共生单元、共生模式和共生环境。其中,共生单元是多元主体组成的有机体系,共生单元作为构成共生体的基本能量生产和交换单位,是形成共生体的基本物质条件。共生单元在治理互动过程中相互协同,弥补彼此功能上的不足或者缺陷,从而相互激励、相互适应。共生模式又被称为共生关系,指的是共生单元相互作用的方式或者相互结合的形式,它不仅能够较好地反映共生单元作用的方式、作用的强度,还能突出地反映共生单元之间的物质信息交流关系、能量互换关系。共生环境是指共生单元为了实现互惠共生,在协同治理过程中所面对的政策环境、技术支持、资金状况以及人才培育等因素的总和 。共生环境会对共生单元产生一定的影响,这里面包括正向激励影响、中性影响以及抑制影响。正向的共生环境有利于升级优化共生关系,负向的共生环境则会抑制共生关系及其活动。在共生理论中,共生模式是关键,共生单元是基础,共生环境则是重要的外部条件 。
共生理论表明,生物之间并不总是处于彼此竞争的状态,相反,不同的生物之间存在共生的关系。共生模式包括间歇性共生、连续性共生、一体化性共生、寄生性共生、偏利性共生、非对称性共生和对称性共生等多种。共生关系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共生系统由不同种类的共生单元构成,不论是在内部结构还是外在功能上,共生单元都具有一定的差异性;第二,共生的各方通过共生的方式来实现个体所不能完成的功能;第三,不同共生主体之间是一种互补与合作的关系,各主体合作的前提是双方可以互利共赢;第四,共生理论并不排除各主体之间的竞争关系,各共生主体之间是共同发展、共同进化、共同适应的有序竞争。共生理论认为,合作是共生现象的本质特征之一,但共生并不排除竞争。这里的竞争更加强调共生单元自身性质、状态的继承与保留以及各共生单元的相互补充、促进以及合作。共生主体之间的相互依赖和合作,可以带来能量的净增加。共生理论本质上是要实现共生体中各个环节的互惠互利,最终实现产业间资源、信息的共享,达到产业共同发展、优化并且互惠互利的目的。共生效应主要体现在三方面:一是分散或者降低创新风险,二是消除或缓解资源瓶颈问题,三是降低交易成本。
随着人类社会逐渐进入“多元共生”时代,共生理论得到不断拓展应用,现已被广泛地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互惠、协同、合作、互利、互补成为共生理论的核心要义。刘志辉和沈亚平把共生理论引入公共管理领域,认为在公共管理领域引入共生理论是政府转型的需要和公共管理学科发展的需要 。公共服务协同无疑是公共管理的重要研究主题。就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协同而言,在共生单元方面,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就是三个基本的共生单元,三个共生单元之间具有一定的差异性,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各自的资源禀赋为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协同发展提供了前提和基础。在共生环境方面,2015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了《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2016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要“坚持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区域一体,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和空间结构”,“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以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为“牛鼻子”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2021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指出,要加快推动京津冀协同发展:以上政策均为更好地实现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协同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共生环境。在共生模式方面,主要是北京市、天津市、河北省在基本公共服务方面的协同发展、互补互惠、共建共享。以教育资源为例,通常而言,北京市集中了大量的优质教育资源,通过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协同发展和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天津市、河北省可以通过承接北京市优质教育资源的转移提升本区域内的教育水平和人力资本水平。再以环境保护为例,北京市的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多且规模大,这些企业在带动北京市经济增长的同时,也给北京市带来了较为严重的环境污染,利用京津冀基本公共服务协同发展和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这些工业企业可以向河北省迁移,减少北京市的污染,改善北京市的空气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