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南宋中兴时期文人的古文观

古文写作要以文人对古文的认识为基础，古文观理应成为探讨南宋中兴时期古文必然要触及的话题。中兴时期上距北宋古文运动已有一百年左右，这一时期的文人与北宋古文家在时空上有适当的距离，恰好可以对北宋古文形成冷静而全面的认识。这一时期的文人审视、总结、继承唐宋古文运动的成果，形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古文观。本节选取文道观、文气论、功能说、典范选择、风格倾向五个角度，希望从每位文人独特的个性中找到时代共性，概括记述南宋中兴时期文人对古文的看法有怎样的共同趋向。

一、文道观：以道为本，文道一体

正如欧阳修所说的“我所谓文，必与道俱”，自韩愈倡导“文以载道”以来，古文家们始终以古文与古道两方面的复兴为己任，“道”是每一位古文写作者熟悉的概念，文道关系则是他们必须面对的问题。古文在北宋时期实现了全面的繁荣，而道学的复兴则在南宋中兴时期得以最终实现。这一时期，程朱理学尚未成为官方学说，相对开放包容的氛围为思想史发展提供了多种可能性，从书院讲学、为政一方到著书立说、辩论争锋再到致君尧舜，胸怀独立思想的道学家们拥有广阔的舞台和相对自由的发展环境。在这样的氛围中，关于性命、天道等思想的探讨不仅被道学家们密切关注，而且成功吸引了多数其他文人的注意，他们与道学家频繁往来，在思想史中留下了独特的风景。受其影响，文人心目中文与道的位置发生了变化，文与道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因此呈现出了新的面貌。

在文道关系的层面，以唐宋八大家为首的古文写作者虽然从理论上主张文道并重，但在实际写作中却往往将文放在比道更加优先的位置。道学在南宋中兴时期发展势头迅猛，在精英知识分子的主流话语中，它呈现出越来越强势的姿态，其极端表现，便是“多言害道”之说。文章“害道”之说由程颐最先提出：“问：‘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为文，不专意则不工，若专意则志局于此，又安能与天地同其大也？《书》曰“玩物丧志”，为文亦玩物也。’”（《河南程氏遗书》卷十八） 二程的思想在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由弟子们发扬光大，对南宋道学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朱熹是南宋道学的集大成者，他对文道关系的看法可以被视作中兴时期道学家古文观的代表，与程颐所谓的“作文害道”一脉相承，他在《读大学诚意章有感》中说道：“顷以多言害道绝不作诗。” 在他看来，“宇宙之间，一理而已”，“文皆是从道中流出”，“今人不去讲义理，只去学诗文，已落入第二义”。从字面意义上来讲，“多言害道”已经是比“作文害道”更为折中的说法，对文的敌视程度有所降低。至于古文究竟会怎样加害于道，《答徐载叔》比较详细地解释了这一观点：“所喻学者之害莫大于时文，此亦救弊之言。然论其极，则古文之与时文，其使学者弃本逐末，为害等尔。但此等物如淫声美色，不敢一识其趣，便使人不能忘，政当以为通人之蔽，不当以是为当务而切切留意也。” 比起古文来，时文明显更容易妨碍学者对至道的追求，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讲，古文与淫声美色一样，都容易让人沉溺其中进而对学者造成不利影响，因此两者都是有害的，都应当避开。朱熹此处将古文称为“此等物”，与程颐提出的“为文亦玩物”如出一辙，朱熹担心学者一味沉溺于古文而舍弃道学，与前面程颐担心学者“专意”于文进而“玩物丧志”的逻辑是大同小异的。不过，从这段引文中，我们还可以发现，朱熹已经间接承认了古文之有“趣”，这“趣”非同小可，它的诱惑力甚至可以同淫声美色相提并论，需要人刻意回避才能够有效地抵制。

淳熙十二年（1185），周必大撰《跋郑景旺诗卷》云：“言道学者薄词章，近世则然。” 此处的“词章”可以视作诗文的总称，是包含古文在内的。不过，所谓“言道学者”，是否专指道学家呢？我们已经习惯于从道学家的著作中看到“薄词章”的言论，但是，从另外一些文献中可以发现，在“道学”与“词章”之间厚此薄彼，似乎不只是道学家的做法。陆游在《老学庵》《〈遣性〉之二》两首诗中一再感叹“文辞终与道相妨” ，《宿上清宫》诗云“早岁文辞妨至道” ，《〈杂感〉之四》云“文词害道第一事” ，《上殿札子》又云：“太平既久，日趋于文，放而不还，末流愈远，浮虚失实，华藻害道。” 联系到《剑门道中遇微雨》里“此身合是诗人未” 的叹息，陆游所说的“害道”“妨道”应当主要指向的是诗和华丽藻饰之文，但他在屡次重复“文辞妨至道”“文词害道”时并未特意将古文排除在外，可见在道与文之间，他是厚此薄彼的。杨万里在《答刘子和书》说：“抑区区文辞，固学道者之所羞薄……文于道未为尊，固也。” 在《罗德礼补注汉书序》中，他再次说道：“夫文之于道也，末矣。” 毋庸赘言，杨万里尊道而轻文的倾向也显而易见。洪迈在《辞免兼侍讲状》中为辞去兼侍讲的职务自谦道：“伏念臣一介书生，见识污下，仅能骈四俪六，缀缉华藻，以事区区应用之词章。至于潜心圣经，窥发关键，如以蠡测海，莫知津涯。” 宋代经筵中侍讲的内容为经书，宁宗时，朱熹就曾担任过焕章阁待制兼侍讲。在这篇奏疏中，洪迈将自己的身份定义为仅仅能够写作应用文的“一介书生”，他认为自己并不具备讲读经书的能力，在“区区应用之词章”与“圣经”“关键”之间，他显然认为后者才是更深奥、更崇高的。这固然是洪迈故作谦词，其对词章与经学的价值对比有所夸大，但两者的地位高下之别却是不容置疑的。淳熙元年（1174），韩元吉辑韩维集，撰《高祖宫师文编序》云：“岂道德之蕴于内者深，其发于文词者皆余事哉？” 在这位“文献、政事、文学为一代冠冕” 的士大夫眼中，文章只是道德之余事，道德才是文章的根本，是更值得赞美、更需要用心涵育的。

以上重道轻文的观念，并不是中兴时期才开始出现的，北宋时就已经有类似的观点。元祐年间，黄庭坚在写给外甥的书信中说道：“君子之事亲，当立身行道，扬名于后，文章直是太仓之一稊米耳。此真实语，决不相欺。”（《与洪驹父》） 在黄庭坚看来，立身行道是君子必须做的事情，相比之下文章是微不足道的，甚至可有可无。由此看来，周必大所说的“言道学者薄词章”指向的并不只是道学家，而应当是所有在道学和文章之间做出高下判断的人，也就是当时身处在同一个思想史语境中的士大夫群体。在道学日渐成熟的南宋中兴时期，重道轻文的出现是必然的，从另一个角度说，这种道优于文的观点未尝不是古文运动复古成功的表现之一。

受文与道之间位置转变的影响，这一时期，文人站在古文的角度对道在古文写作中能够发挥的作用有了一些新的认识。在品评人物时，他们越来越多地将文章与道德相提并论，如陆游《贺曾秘监启》称赞对方“文贵乎道” ，杨万里《益斋藏书目序》云：“彼其渟之为道德，流之为文章，溥之为事业深矣。” 周必大《总跋自刻六一帖》云：“欧阳公道德文章，百世之师表也。” 道德与文章并列，既是文人所看重的内容，也是他们自身努力的方向。在《张彦正文集序》中，周必大在评价人物的同时对文章与道德的关系做了较为细致的阐释：“有德之人其辞雅，有才之人其辞丽，兼是二者，多贵而寿。盖以德辅才，天之所助而人之所重也。丹阳章简张公秉懿好德，所蕴者厚。自其少年，才名杰出英俊之上。穷经必贯于道，造行弗踰于矩。发为文章实而不野，华而不浮，在西掖所下制书最号得体，其论思献纳皆达于理而切于事。” 此处道德与文章风格之间的关系未免有被夸大的嫌疑，毕竟，文辞的“雅”“丽”很难与“德”“才”直接挂钩，而道德、才华与“贵而寿”之间也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但是，周必大与杨万里都明确地将蕴于内的道德和发于外的文章联系起来，认为文章所“发”的就是内在的道德，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在以道为文章之本的大环境中，将文与道相提并论，显然也使古文的地位有所提升。陆游在《上执政书》中指出：“夫文章，小技耳，然与至道同一关捩。惟天下有道者，乃能尽文章之妙。” 陆游在这篇文章的前半部分谈到自己学习文章的经历时举出的典范文本是“上世遗文”“先秦古书”“《六经》《左氏》《离骚》”，这些都与古文学习密切相关，因此，“与至道同一关捩”的文章指的就是古文。初看来，古文写作貌似是微不足道的，比起至道来，它只是小技而已，但古文与至道在关键之处具有相同的道理，因此，古文虽不足以与道平起平坐，但它仅次于道，并且与道有着最为密切的关系。杨万里《答刘子和书》也指出：“文于道未为尊，固也。然譬之瑑璞为器，瑑固璞之毁也。若器成而不中度，瑑就而不成章，则又毁之毁也。” 他将古文写作比作在玉石上雕刻花纹，道就像玉石一样，需要通过雕刻修饰才能够成为适当的器物并发挥作用，若雕刻不当就会损毁玉石。在这个思路中，文是道实现价值的关键，道虽然在地位上优于文，却必须依赖文而存在。尽管古文写作要以道为基础，但杨万里从反面肯定了文的价值，强调了写好古文的必要性。

在身为道学家的朱熹看来，道不仅是古文理应承载的内容，而且文与道的关系密切与否还是衡量古文成就高低的标准：“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叶。惟其根本乎道，所以发之于文，皆道也。三代圣贤文章，皆从此心写出，文便是道。今东坡之言曰：‘吾所谓文，必与道俱。’则是文自文而道自道，待作文时，旋去讨个道来入放里面，此是它大病处。只是它每常文字华妙，包笼将去，到此不觉漏逗。说出他本根病痛所以然处，缘他都是因作文，却渐渐说上道理来；不是先理会得道理了，方作文，所以大本都差。欧公之文则稍近于道，不为空言。如唐礼乐志云：‘三代而上，治出于一；三代而下，治出于二。’此等议论极好，盖犹知得只是一本。如东坡之说，则是二本，非一本矣。” 三代圣贤之文皆是道，自然是最好的古文；欧阳修的古文尚且有道作为根本，接近于道，因此他的古文与圣贤也相去不远；苏轼的古文已经与道有了明显的界限，他的古文没有道作为根本，算不得最上乘的文章。在这里，朱熹已经不是在评价古文的好坏，而是在审视文字背后的道理是否符合道学的要求，以道为标准来衡量古文的优劣，这是强调文与道须臾不可分离的极端例证。朱熹关于文道观的阐述往往带有浓厚的道学色彩，他的某些言论难免有过激之处，但是通过了解当时其他文人的文道观能够看出，由于对道的特别关注，朱熹对文道关系的思考相当深入，而他得出的结论在整体趋向上与当时的文人是一致的。

以道为本和文道一体，是道学蓬勃发展的态势下中兴时期文人文道观的主要特点。相比于中唐至北宋时期的文道观念，道的地位在南宋中兴时期有明显的提升，而古文也因以道为根本、从道中流出而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在《朱熹文学研究》一书中，莫砺锋曾将朱熹的文道观概括为“调和了韩、柳、欧、苏等古文家和周、程等理学家两派的理论而形成的” 。与此类似，这一时期文人的文道观在继承北宋古文理论的基础上吸取了道学发展的新资源，也是二者互相调和、融会贯通的产物。

二、文气论：“文以气为主，非天下之刚者莫能之”

文气论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一个重要命题，《论语·泰伯》中曾子的“出辞气，斯远鄙倍矣”最早将“辞”与“气”相提并论。《孟子·公孙丑上》中关于“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的自述进一步将“言”与“气”结合，曹丕《典论·论文》中“文以气为主”的说法正式将“文”与“气”联系在一起，用“气”来解释个人才性的不同，开创了以气论文的经典范式。中唐古文运动中，韩愈在萧颖士、李华等先驱者的基础上提出了“气盛言宜”说与“养气”说，将“气”的内涵由元气自然转为儒学道德义理和孟子的浩然之气，由自然才性论、风格论转为创作论的语言行文之气，“以意为主，以气为辅”的观点开始萌芽并随后由杜牧提出 。北宋古文家中，三苏父子是“文气论”的典型代表。苏洵在《上欧阳内翰第一书》中将欧阳修的文章比作孟子、韩愈之文，并概括其特点说：“执事之文，纡余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舒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 这既有对文章气脉贯穿的评价，也隐含了对欧阳修气定神闲的人格气质的赞美。苏辙在《上枢密韩太尉书》中明确提出了自己对文与气的认识：“辙生好为文，思之至深，以为文者，气之所形，然文不可以学而能，气可以养而致……其气充乎其中而溢乎其貌，动乎其言而见乎其文，而不自知也。” 苏辙认为文是气之形，强调以养气作为文章写作的重要基础。与此同时，“气”也是宋代道学密切关注的范畴，张载、周敦颐、二程、朱熹等人均对此有过论述。以上关于文气说的发展过程，尤其是孟子以及唐宋时期古文家和道学家对气的论说，为南宋文人讨论文气说奠定了重要的基础。南宋中兴时期，文人们比前代更加频繁地谈到文与气的关系，王十朋、周必大、陆游、杨万里、朱熹等人都非常重视古文与古文家之气，并对此有过反复探讨，集前人之大成而又有新的开拓。

在孟子提出“浩然之气”后，古文家们讨论文气时，或者指向“浩然之气”，或者仅以“气”概论气象风格，而南宋中兴时期的“气”被文人们赋予了多重样貌：

古今能文之士非不多，而能杰然自名于世者亡几，非文不足也，无刚气以主之也。孟子以浩然充塞天地之气，而发为七篇仁义之书，韩子以忠犯逆鳞、勇叱三军之气，而发为日光玉洁、表里六经之文。（王十朋《蔡端明文集序》）

惟是雄豪之气，寓于钜丽之文。（陆游《答薛参议启》）

挟之以刚大之气，行之乎忠信之涂。（周必大《王元渤洋右史文集序》）

惜二先生皆以忠厚尔雅之文，隽明迈往之气，事累朝为名臣，然不得一直玉堂，议者惜之。（周必大《跋刘原父贡父家书》）

志气不强，不足以言文；学问不博，不足以言文。（周必大《王致君司业文集序》）

恭惟某官学粹而文高，气和而节劲。（周必大《贺吏部张尚书启》）

太史公之书慷慨峻拔，有终南嵩华之气，渊溶渟涵，有洞庭彭蠡之气……孟坚之书淳庞敦厚，有君子长者之体，徘徊容与，有升降揖逊之体。读之使人有欣喜相亲之意，温然典诰气象也。（杨万里《问司马迁史记班固汉书欧宋唐书得失》）

近岁以来，能言之士例以容冶调笑为工，无复丈夫之气，识者盖深忧之，而不能有以正也。（朱熹《跋曾仲恭文》）

前辈文字有气骨，故其文壮浪。（《朱子语类》）

抑观诸人所记宋君本末，犹可以想见其魁奇磊落之气。（朱熹《跋宋君忠嘉集》）

本朝东坡先生起于峨眉，文章节气照映今古。（陈造《题方舟集》）

矫矫三苏公，挹此淑灵气。文章垂日星，照映盖一世。（楼钥《饯李君亮著作守眉山分韵得翠字》）

引文中出现的“气”有刚气、浩然充塞天地之气、忠犯逆鳞勇叱三军之气、雄豪之气、刚大之气、隽明迈往之气、志气、和气、终南嵩华之气、洞庭彭蠡之气、温然典诰气象、丈夫之气、气骨、魁奇磊落之气、文章节气、淑灵气，种类繁多的“气”令人目不暇接。这些“气”均与古文相关，按照主体的不同可以分为自然之气、古文家之气和古文作品之气三个方面。这三个方面又互相交叉，有以自然之气喻古文之气者，如终南嵩华之气、洞庭彭蠡之气；有兼古文家之气与古文之气者，如丈夫之气与气骨。其中大多数材料又将古文家之气与古文之气并列，认为古文作品是古文家之气的外在表现，而读者可以从古文作品中读出文气，进而推知作者之气。这样的思维方式很容易让我们想起那句“文如其人”的熟语，以及法国作家布封的名言——“风格即人”。在文气论的视野中，文章所表现的特点与作者个人的风格气质紧密联系起来，作者的特质成为探讨文学风格的焦点。因此，我们可以将“气”理解为自然的特点、文人的特质或者文学作品的气韵风格，所谓文气论，就是将三者联系起来、分析三者之间关系的理论 ，而三对关系之中最关键的就是文人的特质与文学作品的气韵风格的关系。

乾道五年（1169），王十朋为《蔡端明文集》作序，序文以文气论贯穿始终，是南宋中兴时期以气论文的典范，这篇文章涉及文气论的多个范畴，我们可以由此大致串联起南宋中兴时期文人的文气论：

文以气为主，非天下之刚者莫能之。古今能文之士非不多，而能杰然自名于世者亡几，非文不足也，无刚气以主之也。孟子以浩然充塞天地之气，而发为七篇仁义之书，韩子以忠犯逆鳞、勇叱三军之气，而发为日光玉洁、表里六经之文。故孟子辟杨墨之功不在禹下，而韩子抵排异端、攘斥佛老之功又不在孟子之下，皆气使之然也。若二子者，非天下之至刚者欤！国朝四叶，文章尤盛，欧阳文忠公、徂徕先生石守道、河南尹公师鲁、莆阳蔡公君谟，皆所谓杰然者。文忠之文，追配韩子，其刚气所激，尤见于《责高司谏书》。徂徕之气则见于《庆历圣德颂》，师鲁则见于《愿与范文正同贬》之书，君谟则见于《四贤一不肖诗》……然窃谓文以气为主，而公之诗文实出于气之刚。入则为謇谔之臣，出则为神明之政，无非是气之所寓。学之者宜先涵养吾胸中之浩然，则发而为文章事业，庶几无愧于公云。

大多数文人在论及文气关系时会从写作主体的角度出发，讨论文人之气对古文作品之气的影响。王十朋这篇序言开门见山地断定了气对于文的作用，即“文以气为主”。这一说法源于曹丕，在南宋中兴时期被数次提起，杨万里《问古今文章》云：“工以器为主，贾以财为主，文章以气为主。甚矣，文章之作，步骤驰骋，抑扬高下，无非气使之然也。其气充者其文杰以壮，其气削者其文局以卑，轻浮而骄吝者必无浑厚之辞，褊刻而峭急者必多险谲之语。汪洋大肆，决非肤浅之人；磊落不羁，决非骫熟之辈也。是故文章不关于所学，而关于所养。” 他从行文与风格两方面阐述了文与气的关系，在行文方面，写作的规模法度、缓急快慢，都是由气来决定的；在风格方面，气则关系到文章的整体形势。他认为文章的语词、气度与作者的气质之间有必然的联系，文章与作者的学养无关而与作者之气密切相关。并不是这一时期所有的文人都像杨万里那样重视气而认为文章与学无关，例如周必大《王元渤洋右史文集序》就说道：“文章以学为车，以气为驭。车不攻，积中固败矣；气不盛，吾何以行之哉？” 《皇朝文鉴序》又云：“臣闻文之盛衰主乎气，辞之工拙存乎理。昔者帝王之世，人有所养而教无异习。故其气之盛也，如水载物，小大无不浮；其理之明也，如烛照物，幽隐无不通。” 他承韩愈的“气盛言宜”之说而来，指出文之盛衰取决于气之盛衰，并将气分别与学、理并列，认为气关系到文章的规模气度，是统率文章脉络的关键，学决定了文章思想内容的高下，理则关涉到文辞的工拙。不过，这一时期文人普遍重视气对文的作用，认为作者的气质是古文特点形成的关键因素，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蔡端明文集序》接下来以孟子、韩愈、欧阳修、石介、尹师鲁、蔡君谟为例，认为他们都有“刚气”，他们的文章能出于众人之上，都是“刚气”的作用使然。此处可以从两个层面来分析。一方面是作者胸中之气发为文章之气，如周必大写给孙次山的信中称“闻执事廉介绝俗，以胸中浩然之气昌其诗文” 、陆游《答薛参议启》称对方“惟是雄豪之气，寓于钜丽之文” 等，这是文气论的基本内容，在南宋中兴时期的文献中十分常见。另一方面是“刚气”之“刚”，这一时期对“气”的修饰限定词中，“刚”是出现频率比较高的一个。周必大《王元渤洋右史文集序》称赞王氏云：“挟之以刚大之气，行之乎忠信之涂。仕可屈，身不可屈；食可馁，道不可馁。如是者积有年，浩浩乎胸中，滔滔乎笔端矣。”《题杨廷秀浩斋记》称赞杨万里云：“真所谓浩然之气至刚至大，以直养而无害，塞于天地之间者。” 吕祖谦《寄章冠之》云：“君才甚硕气方刚，身虽欲隐文则彰。” 除去自孟子以来言气者几乎必谈的“浩然之气”外，“刚气”几乎是当时文人谈论最多的一种。刚气与浩然之气有一定的相通之处，都强调正大刚直、豪迈壮阔，南宋中兴时期文人推崇的“刚者”，有刚强果断、刚正方直的风姿，而体现在文中的“刚气”则是刚劲矫健、刚直严峻的风格。刚气还与今天我们所说的男性的“阳刚之气”有关，朱熹批评“近岁以来，能言之士多例以容冶调笑为工，无复丈夫之气”，丈夫之气与刚气也是相通的。太平日久，士人以读书为尚，拥有诸多文雅的爱好，性格也容易变得温文尔雅，比起“丈夫之气”“阳刚之气”来，“腹有诗书气自华”的书卷气更受欢迎，突如其来的靖康之难则提示了缺乏刚气的后果。联系到南宋人对于渡江北上、收复失地的热切盼望以及主战派、主和派之间的政治斗争，南宋中兴时期文人对“刚气”的追求，体现了时代风云在文学观念中的投射，从中也可以看出他们对士大夫群体气质的自省、反思与矫正。

在《蔡端明文集序》的末尾，王十朋提到了“养气”之说，认为学者需要先培养胸中的浩然之气，然后发为文章与事业，在进退之间可以达到无往而不胜的境界。“养气”是探讨文气论的最后落脚点，杨万里也提出要像孟子学习，涵养浩然之气：“人君欲成一代之文，必先教养其文气；君子欲自为一家之文，必先涵养其文气。” 陆游《上辛给事书》则以文章可以洞见人之邪正、心术、才能因而不容作伪为由，提出“重其身而养其气” 。“养气”针对写作主体的气质而提出，意在通过内心修养的提高而使个人气质提升，进而使文章之气得到提升。关于究竟如何“养气”，他们没有给出明确的说法，不过，从文人们推崇的文气来看，他们对以性情涵养为主的内心修养相当重视，却较少谈到吸取大自然中的灵气，他们所谓的养气，应该主要指以性情涵养为主的内心修养。“养气”之说在表面上与道学家对修身养性的推崇有相近之处，但二者最终目的不同，不可混为一谈。

总体来说，南宋中兴时期文人的文气论比较全面地继承了前代的文气理论，在此基础上，他们对“气”加以多种修饰限定，使“气”的内涵变得更加宽广深厚，其中对“刚气”的追求尤其带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他们以包容的胸襟对待文人与古文的多种特质，为不同类型的气质风格提供了自由的生长空间。他们延续了唐宋古文运动中古文家们对文气的关注，却没有像韩愈那样将文气论禁锢在儒学的范围之内，而是从古文写作与鉴赏的角度用心寻找文人气质与作品风格的联系，并以此指导了文人的修养与古文写作。

三、功能说：“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

南宋初年，由于社会局势的动荡，几乎全社会都高度关注军事形势的发展，“士大夫论兵”的现象达到了高潮 。当论兵的高潮回落、文教秩序逐渐恢复后，有些文人一度对古文的价值产生过怀疑。陆游《答方寺丞启》说道：“某缘病废书，迫贫随牒。能古文何用于今世，徒惭长者之见知。” 杨万里《答周子充内翰书》亦云：“某少也贱且贫，亦颇剽闻文墨，足以发身，騃不解事，便欲以身徇文，不遗余力以学之，竟何所成？虽成，竟何所用？” 从他们不无牢骚的话语中可以看到，古文和能古文者的不遇于时，让他们颇为失落。然而，这不能“用于今世”的失落与焦虑，正从另一方面说明，在他们的心目中，古文具备丰富的用途，可以发挥强大的实用价值。在《渭南文集序》中，陆游的幼子子遹记载：“盖今学者，皆熟诵《剑南》之诗，《续稿》虽家藏，世亦多传写。惟遗文自先太史未病时，故已编辑，而名以《渭南》矣，第学者多未之见。今别为五十卷，凡命名及次第之旨，皆出遗意。今不敢紊……尝谓子遹曰，《剑南》乃诗家事，不可施于文，故别名《渭南》。” 陆游在未病之前就已经编定《渭南文集》，周详地安排了命名和次第。虽然他的诗作在当时流传甚广，但他认为诗歌中的许多内容是不能进入文章的，文章具有其独立的价值，需要严谨地对待。杨万里《张魏公传》载：“浚自幼即有济时志，不观无益之书，不为无益之文。” 可见，在当时人的眼中，书和文有有益、无益之分，有益之文才是应当努力的方向。那么，他们划分有益、无益的标准是怎样的？有益之文究竟有什么功能是诗歌所不具备的呢？

叶适在《赠薛子长》一文中完美地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为文不能关教事，虽工无益也。” 无关于教化之事的文是无益之文，也就是说，有益之文必须是关乎教化之文。真德秀《汤武康墓志铭》在赞扬墓主人时也说道：“论文章不溺于华靡新奇，而必先乎正大。要其归，以切实用、关世教为主。” 二人均认为文辞工巧对于文章而言只是可有可无的点缀，而关乎教化的实用价值则是其不可或缺的条件。经过古文运动的推动，古文的应用范围有了很大的拓展，它在南宋中兴时期继续广泛存在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在体现艺术价值的同时更具备多方面的实用意义。这一时期，文人在谈到古文之用时特别强调的，正是其关切世教的价值。

陆游在《周益公文集序》中叙述周必大的经历说：“大丞相太师益公，自少壮时，以进士、博学宏词叠二科起家。不数年，历太学三馆，予实定交于是时。时固多豪隽不群之士，然落笔立论，倾动一座，无敢婴其锋者，惟公一人。中虽暂斥，而玉烟剑气、三秀之芝，非穷山腐壤所能湮没。复出于时，极文章礼乐之用，绝世独立，遂登相辅，虽去视草之地，而大诏令典册，孝宗皇帝犹特以属公。” 此处将文章与礼乐并称，由于上下文所述的内容过于宽泛，文章礼乐之用的范围还不太明确，我们很难据此判断所谓文章之用具体指向什么。所幸还有后面这条材料作为参照——陆游在《晁伯咎诗集序》还曾讲到：“盖晁氏自文元公以大手笔用于祥符、天禧间，方吾宋极盛时，封泰山，礼百神，歌颂德业，冶金伐石，极文章翰墨之用。” “翰墨”是文章的代称，“文章翰墨之用”可以简称为文章之用。在陆游眼中，“极文章翰墨之用”的，是晁氏祖先在祥符、天禧的极盛年间“封泰山，礼百神，歌颂德业，冶金伐石”的事迹。与此相关，周必大于绍兴二十七年（1157）举博学宏词科，从政四十五年，曾以宰相之尊主盟文坛，陆游所谓周必大“极文章礼乐之用”，指的就是周必大作为词臣为君王出谋划策、起草文书并参与朝廷典礼制作的经历。乾道三年（1167），卫博撰《文昌杂录跋》，在赞扬《文昌杂录》的作者庞元英时着重表扬了他对朝廷典礼制作的参与：“当时大制作、大典礼，祲盛之容，进退揖逊，罔不与从事。” 赞美、艳羡之意，溢于言表。在为刘攽、刘敞兄弟的家书撰写跋语时，周必大则惋惜地说：“惜二先生皆以忠厚尔雅之文，隽明迈往之气，事累朝为名臣，然不得一直玉堂，议者惜之。” 玉堂在宋代指翰林院，翰林学士的职责主要有两方面，一是起草文书，二是为皇帝出谋划策。 中兴时期文人以关乎世教之文为“有益”“有用”之文，翰林学士的两方面职责都是直接为正统思想服务、向民众施行教化的，故能“极文章翰墨之用”。周必大与“议者”的叹息中，既包括对文章之士在政治地位方面的期许，也含有对文章之才得到施展机会的盼望。这些赞叹与惋惜，让我们看到了文人参与礼乐制度建设的巨大热情，这是自古以来儒家文人的普遍理想，也是承平时代的文人们一展抱负的共同期望。

在这里，我们不得不正视的一个事实是，宋代词臣为君王起草的代言体命令诏册均为四六体而非散体古文。不过，有足够的现象显示，上述“有益”“有用”的文章非四六体所能涵盖，古文才是其中的灵魂。从体制上来说，自宋初开始，四六便受到了古文写作的很大影响，“以古文就近体” （周必大《仲并文集序》）的写作方法得到了南宋中兴时期文人的广泛认同。陈骙《文则》在总结制诰的写作法则时指出：“唐虞三代，君臣之间，告戒答问之言，雍容温润，自然成文。降及春秋，名卿才大夫，尤重辞命，婉丽华藻，咸有古义。秦汉以来，上之诏命，皆出亲制。自后不然，凡有王言，悉责成臣下，而臣下又自有章表。是以束带立朝之士，相尚博洽，肆其笔端，徒盈篇牍，甚至于骈俪其文，俳谐其语，所谓代言，与夫奏上之体，俱失之矣。今采摭《尚书》及《左氏内外传》之语，可以代言奏上者录之，庶使古人之美，昭然可法。如汉武帝初作诰以立三王，各以土俗申戒，文辞气象，未远于古，俱附于后。” 《文则》的成书目的在于为古文写作提供模范与准则，陈骙将古文作为制诰写作的典范，认为近世制诰写作以骈俪为主，已经失去了雍容温润的古雅之义。他将《尚书》《左传》和汉武帝册封齐王、燕王、广陵王的诰书作为制诰写作的典范文本，希望“古人之美”能够延续到当下的制诰文中，希望当朝词臣所撰写的制诰仍然能有古意。即便无法奢求古文单行散体的形式再次为制诰所采用，他也期待古文的美感、内涵和精神能够在制诰中延续。此外，词臣在处理日常行政事务时也会大量接触并经常写作古文，大量奏疏、劄子等是以散体古文写成的，散体古文写作的能力也是他们必须具备的。吕乔年《太史成公编皇朝文鉴始末》记载《宋文鉴》成书后，孝宗称赞说：“朕尝观其奏议，甚有益治道。” 周必大奉孝宗之命为《宋文鉴》撰写的序言中也谈到其编写宗旨乃是：“思择有补治道者表而出之” 。吕祖谦曾称“有用文字，议论文字是也” 。奏议以议论为主，主要内容便是讨论政事，在统治者和文人眼中均为有益之文，写好奏议对文官而言自然是相当重要的。因此，“极文章翰墨之用”的“文章”与古文有很大的关系，参与典礼制作、辅助教化，是中兴时期文人对古文价值的最高期许。《宋史·礼志》赞扬当时礼制云：“南渡中兴，锐意修复……孝宗继志，典章文物，有可称述。” 显然，这份荣耀应当首先归功于当时的文人。

这一时期，关于古文有益于世教、古文写作者可以充当文学侍从以尽其用的想法也得到了统治者的认可。周必大《芮氏家藏集序》曾记载芮氏受到君王恩遇的过程：“绍兴末，高宗将内禅，殿中侍御史蜀名士张震以名闻，高宗曰：‘是能古文者。’即日擢监察御史。已而出入中外，为孝宗深知，许以侍从。两朝眷遇盖如此。” 因高宗认可其“能古文”而受到两朝君王的知遇，这是最高统治者对“能古文者”的赏识，是他们对古文释放出的友好信号。从周必大的叙述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他敏锐地抓住了这一信号，并对古文与能古文者的价值有了更坚定的自信。

然而，只有少数身怀文章之才的士人才有机会通过考试或者像芮氏那样经由推荐成为词臣，进而“极文章翰墨之用”，那终究是多数文人无法企及的高度。那么，除此之外，古文的存在还有什么更普遍的意义呢？韩元吉《送陆务观序》云：“夫以务观之才，与其文章议论，颉颃于论思侍从之选，必有知其先后者。既未获逞，下得一郡而施，亦庶几焉。” 在韩元吉看来，文章议论是政治才能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到朝廷之体，小到郡县之政，文章议论的才能都是可以发挥作用的。如果不能够在君王之侧充当文学侍从，那么，为政一方也大致可以施展其才能。陈亮《酌古论序》亦云：“文非铅椠也，必有处事之才。” 文章通过文人这一主体而与具体事务联系起来，拥有文章之才者大都具备处理具体事务的能力。在关于古文价值的判断中，古文写作者的官员身份被凸显，他们是庞大的政权体系中手握一定权力的参政者。利用手中的权力，他们在担任地方官时也可以教化一方民众，在处理政事的过程中推行圣人之道。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韩元吉、陈亮等人的眼中，文章不止于润身，还可以经由政事而及物。

在强调现实世界中实用价值的同时，古文反映社会风俗、记载人物事件的功能也引起了一些文人的注意。叶适的弟子赵汝譡在《水心集序》中记载道：“昔欧阳公独擅碑铭，其于世道消长进退，与其当时贤卿大夫功行，以及闾巷山岩朴儒幽士隐晦未光者，皆述焉，辅史而行，其意深矣。此先生之志也。” 叶适从欧阳修的碑铭中读到了欧阳修那个时代的社会风俗与人物事迹，并决心以自己手中的笔记述当下的微观历史，希望达到“辅史而行”的目的。这仅仅是与碑铭相关的一部分古文，但叶适以古文“辅史而行”的明确志向体现了他对古文之用的深刻思考与清晰认识。

关切世教与辅史而行涉及的均是古文写作者与外在现实世界的关系，在强调与外在世界关系的过程中，古文作为文学艺术的特质有些被冷落。南宋中兴时期文人在谈到古文时，多讨论其“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的一方面，较少触及其娱忧舒悲、反映个人内心世界的一面。只有在向外发展受到严重阻碍时，他们才会偶尔想到古文对内心世界的意义。如陆游《书幸》云：“文章不传世，自适亦有余。” 《题书斋壁》又云：“文章排闷不求名” 。要自适、明志与排解心中的忧闷，质朴的古文比华丽的四六要合适得多，因此这里的文章应当指古文。当人生失意时，陆游还可以从古文中得到乐趣，古文可以为他的心灵提供栖居地。

四、典范选择：从经传诸子到韩、柳、欧、苏

就像宋人在进行诗歌写作时必须面对近在咫尺的唐诗高峰一样，南宋人在进行古文写作时，也必须首先正视中唐至北宋年间的古文高峰。在全面总结古文运动的基础上，南宋中兴时期文人一方面延续了古文运动中以经书、史书及秦汉古文为学习对象的传统，另一方面也从中唐至北宋的古文家中精选了学习的榜样。

陈师道《后山诗话》云：“余以古文为三等：周为上，七国次之，汉为下。周之文雅，七国之文壮伟，其失骋；汉之文华赡，其失缓；东汉而下，无取焉。” 朱熹亦有“韩文力量不如汉文，汉文不如先秦战国” 之语，表达了明显的贵古贱今、厚古薄今的倾向。在重道轻文、文道一体的文道观的指导下，尊崇经书与贵古贱今的倾向在中兴时期进一步延续。前文已提到陆游《上执政书》叙述自己学习文章的经历时以经书为典范，此外，陈骙在《文则序》中谈到自己科举及第后学习古文的经历时说道：“后四年，窃第而归，未获从仕，凡一星终，得以恣阅古书，始知古人之作。叹曰：‘文当如是。’且《诗》、《书》、二《礼》、《易》、《春秋》所载，丘明、高、赤所传，老、庄、孟、荀之徒所著，皆学者所朝夕讽诵之文也。” 包括他在内的当时的学者“朝夕讽诵之文”就是六经、《春秋》三传和诸子散文。《文则》一书便以经传之文与诸子散文为准则，阐述了古文写作的规范与准则。在批评同时期所作的古文时，朱熹以圣人之言和欧、苏古文为参照，交代了自己推崇圣人与欧、苏之文的原因：“今人作文，皆不足为文。大抵专务节字，更易新好生面辞语。至说义理处，又不肯分晓。观前辈欧、苏诸公作文，何尝如此？圣人之言坦易明白，因言以明道，正欲使天下后世由此求之。使圣人立言要教人难晓，圣人之经定不作矣。若其义理精奥处，人所未晓，自是其所见未到耳。学者须玩味深思，久之自可见。” 圣人所立之言，正是道学家与古文家共同推崇的经典古文。圣人之言的总体风格是“坦易明白”，他们通过文字来记述自己对道的理解，希望后人能够通过他们的文字探求道的义理。其中虽有个别“义理精奥”、不容易理解之处，只要通过长久地“玩味深思”，自然能够通晓。这样的说法很容易让我们联想到黄庭坚向苏轼请教作文之法时得到的答复 。圣人之言一直具备道学经典与作文典范的双重意义，在南宋中兴时期道学迅速发展的情况下，它作为道学经典的意义被着重强调，但它作为古文典范的作用也始终存在着。

从朱熹的话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欧、苏之文在说理议论方面与圣人之言有相通之处，是近在眼前的取法对象，与经传一同成为古文写作的重要学习资源。早在南宋初年，吕本中就在《童蒙诗训》中写道：“学文须熟看韩、柳、欧、苏，先见文字体式，然后更考古人用意下句处。” 绍兴二十年（1150），王十朋读《东坡大全集》后写下了《读苏文》。他指出：“唐宋文章，未可优劣。唐之韩、柳，宋之欧、苏，使四子并驾而争驰，未知孰后而孰先，必有能辨之者”，“不学文则已，学文而不韩、柳、欧、苏，是观诵读虽博，著述虽多，未有不陋者也”。 他将欧、苏与韩、柳并称，认为欧阳修和苏轼的古文成就不在韩愈和柳宗元之下，韩、柳、欧、苏之文是习古文者必须学习的内容。在《杂说》中，他还进一步指出：“唐宋之文，可法者四：法古于韩，法奇于柳，法纯粹于欧阳，法汗漫于东坡。余文可以博观，而无事乎取法也。” 这里不仅将韩、柳、欧、苏并举，而且认为四人的古文各有特色，代表了唐宋古文的最高水平，是唐宋古文中仅有的值得取法的四家，其他人的古文通读即可，并不值得仿效。王十朋于绍兴二十七年（1157）中状元，在当时文坛具有很大的影响力，他对韩、柳、欧、苏的看法基本上奠定了中兴时期文人认识唐宋古文的基础。杨万里《赠彭云翔长句》：“赠我文章无不有，出入欧苏与韩柳。” 吕祖谦《古文关键》在《总论看文字法》中特别列出了看韩、柳、欧、苏四家文的方法，并认为：“学文须熟看韩、柳、欧、苏。先看文字体式，然后遍考古人用意下句处。”以韩、柳、欧、苏之文作为唐宋古文的最高峰，是当时文人较为普遍的认识。据陈晓芬《宋人以“韩柳”并举所反映的文学思想》 一文，韩、柳并举始于北宋初年，北宋前期的文人们多借助推崇韩、柳而诉求文学革新的愿望，后期则越来越多地探究韩、柳文法的妙处。中兴文人在北宋古文家的影响下继续尊崇韩愈和柳宗元为唐代古文的最高峰，如朱熹曾云：“韩、柳文好者不可不看”，“若会将《汉书》及韩、柳文熟读，不到不会做文章” 。不过，中兴文人对韩愈和柳宗元的认识与北宋古文家基本一致，这一时期对古文典范的选择中，欧阳修和苏轼之文的脱颖而出更多地体现了具有时代特色的古文观。

楼钥在《东坡与欧阳叔弼兄弟帖》中曾将欧阳修和苏轼的关系概括为“苏以欧而显，欧以苏而尊”，指的是嘉祐二年（1057）贡举中，欧阳修慧眼识珠，苏轼得以崭露头角；而苏轼终生对欧阳修推崇备至，从欧阳修手中接过斯文之任并在其身后不遗余力地将欧阳修的文学与思想发扬光大。楼钥对欧、苏之间这一关系的概括非常到位，欧阳修与苏轼对彼此文学史地位的确立都做出了很大贡献，后人对欧、苏二人，尤其是对欧阳修的评价，往往要回溯到苏轼父子。苏轼在《六一居士集叙》中称欧阳修“论大道似韩愈” ，中兴时期文人将欧阳修与韩愈并称，认为欧阳修延续了韩愈文章的发展脉络，并对韩愈和欧阳修在复兴儒学方面的努力给予了高度赞扬。周必大《龙云先生文集序》称“庐陵郡自欧阳文忠公以文章续韩文公正传，遂为本朝儒宗”，认为欧阳修从文章与儒学两方面得到了韩愈的真传，是宋代儒学的宗师。由于文章续韩愈的正传而成为本朝儒宗，可见在周必大的逻辑中，儒学是韩、欧文章的精髓。杨万里《庸言二十》称韩愈和欧阳修为圣人之徒，并为欧阳修在道学方面的造诣做了辩护：“或问：‘韩子、欧阳子何人也？’杨子曰：‘圣人之徒也。’‘何以知之？’曰：‘孟子曰：“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孟子能言距杨、墨者也，韩子、欧阳子能言距释、老者也。能言距杨、墨者为圣之徒，能言距释、老者非圣之徒乎？’‘然则或谓二子未知道也，信乎？’曰：‘二子之未知道，其未知君臣父子仁义礼乐之道乎？抑亦未知清净寂灭虚玄空无之道乎？不知乎前，二子焉得为圣之徒？不知乎后，二子安得为非圣之徒？’” 将韩愈、欧阳修二人“距释、老”比作孟子辟杨、墨，杨万里高度肯定了他们在复兴儒学方面的功绩，从“君臣父子仁义礼乐之道”的方面断定其“知道”，以“圣人之徒”的说法巩固了韩、欧二人在儒学方面的地位。在南宋中兴时期重道轻文、文道一体的观念影响下，在道学方面有一定造诣并且能够在古文写作中成功阐发道理是他们衡量古文家的双重标准，在这样的标准下，儒学地位稳固的韩、欧二人在文学方面成为典范也就顺理成章了。直接将欧阳修的文章视为宋文最高峰的也不乏其人，乾道二年（1166），曾几在《东莱诗集序》中说：“文集莫盛于唐，亦莫盛于本朝。唐则韩退之、柳子厚，本朝则欧阳文忠公实为之冠。”楼钥《静退居士文集序》也称：“欧阳文忠公为本朝文章宗师，犹昌黎文公之在唐也。光焰万丈，不容赞叹。”欧阳修生前在政坛、文坛首屈一指，身后又经苏轼不懈推举，他的地位在北宋已经相当稳固，因此，中兴文人对欧阳修的推崇，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对北宋中后期及南渡初期文学典范的延续。

相比于欧阳修，苏轼对道的理解与中兴时期的道学家有很多不同之处，他文中的道不太受认可，然而，苏轼以行云流水般的文章获得了中兴文人的由衷喜爱，成为他们心目中的典范作家。周必大《澈溪居士文集序》云：“六一先生之后，文章莫如东坡，时人或得一语，终身荣之。”周必大以欧阳修为儒宗，认为在他之后，苏轼是文章写得最好的一个，在他眼里，苏轼在儒学方面并没有达到欧阳修的高度，他的成就主要体现在文学方面。不过，苏轼作品在中兴时期的传播有一个特殊的有利因素，那就是孝宗的称赏。乾道六年（1170），赐苏轼谥文忠；乾道九年（1173）闰正月，孝宗撰《苏文忠公文集赞》；二月，特赠苏轼为太师。《苏文忠公文集赞》中，孝宗叙述自己日常读书的情形云：“朕万几余暇，绎诗书，他人之文，或得或失，多所取舍。至于轼所著，读之终日，亹亹忘倦，常置左右，以为矜式，可谓一代文章之宗也欤！” 最高统治者将苏轼奉为一代文章之宗，盛赞苏轼的气节与文章，并将其放在手边作为文章楷模，苏轼的文章理所当然会受到自上而下的高度关注。陆游在《上殿札子》中发表《苏文忠公文集赞》的读后感说：“陛下之言，典谟也。轼死且九十年，学士大夫，徒知尊诵其文，而未有知其文之妙在于气高天下者。今陛下独表而出之，岂惟轼死且不朽，所以遗学者顾不厚哉！” 可见孝宗之言深得苏文之精髓、深得陆游之心。陆游早就意识到苏轼文气之高妙，孝宗从文气方面称赞苏轼，恰好与陆游的想法契合，于是陆游认为孝宗的做法对文人士大夫学习苏文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在孝宗的提倡下，苏轼其人与其文的影响力迅速扩大，苏文还一度成为士子们学习的经典教材，《老学庵笔记》中“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的谣谚就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当时全社会追捧苏文的热潮。赵彦卫《云麓漫钞》也记载：“淳熙中，尚苏氏，文多宏放。”“宏放”是从古文写作的风格而言，可见南宋人学习苏轼的文章，主要在其写作风格方面。整体而言，中兴文人对苏轼的评价或许不像欧阳修那样高，但是，北宋末年，新旧党争与旧党内部洛、蜀党争对苏轼之文的传播产生过很多阻碍，欧阳修则已盖棺定论而没有受到这些风波的太大影响。从文学传播与接受的角度来看，中兴时期对欧阳修文章的接受与传播来说只是一个自然延续的阶段，于苏轼而言则是解除禁令后再度受到朝野一致追捧的时期，苏轼留给世人的丰富遗产，从这时开始才得到全面的整理与珍视。

与欧阳修、苏轼古文典范地位确立相呼应的，是他们的作品在中兴时期的多次刻印与广泛流传。这一时期，陈亮辑《欧阳文粹》，朱熹编《欧曾文粹》，周必大重刊《欧阳文忠公集》，吕祖谦编《三苏文选》，郎晔注《经进东坡文集事略》，相传为陈亮所辑的《苏门六君子文粹》也于此时问世。这些作品的编辑、印刻与流传既体现了欧、苏古文的流行，也促进了他们作品的传播，进一步巩固了其典范地位。

北宋除欧、苏以外，另有曾巩之文受到了朱熹等道学家的推崇 ，王安石、苏洵、苏辙、张耒等人的古文也得到了程度不一的关注，不过，他们所受的关注与欧阳修和苏轼无法比肩。此外需要指出的是，上述古文典范的脱颖而出，并不仅仅与古文写作有关，与时文的写作也有密切的关系。陆游《答邢司户书》云：“故自科举取士以来，如唐韩氏、柳氏，吾宋欧氏、王氏、苏氏，以文章擅天下者，莫非科举之士也。” 韩、柳、欧、苏等人不仅古文写得好，科举时文也非常出色，在中兴时期时文“以古文为法”的潮流中，他们的古文与时文同时被士人效仿，对其古文作品的传播和古文典范地位的巩固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

五、风格倾向：上承北宋，兼容并包

在总结前人的写作经验和评价当代人的古文作品时，中兴文人对古文的风格有过许多议论。前文讨论过的“文气论”已经部分触及了文学风格的问题，但“文气”的着眼点主要在作者本人，而文本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客观存在，在作者完成之后具备其独立的价值。因此，探讨南宋中兴时期的古文风格论，应主要关注当时文人对古文作品风格特征的认识，观察他们心目中理想的古文风格 。

吕祖谦《古文关键》在“论作文法”时提出了“明白、整齐、紧切、的当、流转、丰润、精妙、端洁、清新、简肃、清快、雅健、立意、简短、闳大、雄壮、清劲、华丽、缜密、典严” 等风格。与包容多种类型的文气相似，南宋中兴时期文人对不同的古文风格表现出了极为宽广的胸襟。吴承学指出：“提倡风格的多样化是中国古代文学批评的优良传统”，“风格的多样化是艺术的必然特性”，“真正艺术昌盛繁荣的时代，必然是艺术风格多样化的时代”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南宋中兴时期无愧为古文风格多样化、古文艺术昌盛繁荣的时代。正因如此，想要从中归纳出当时主流的古文风格，无疑有相当的难度。王十朋与吕祖谦都曾在谈如何学习韩、柳、欧、苏四家古文时对他们的风格进行过概括：

唐宋之文，可法者四：法古于韩，法奇于柳，法纯粹于欧阳，法汗漫于东坡。余文可以博观，而无事乎取法也。（王十朋《杂说》）

看韩文法［简古］一本于经，亦学《孟子》。学韩简古，不可不学他法度。徒简古而乏法度，则朴而不文。

看柳文法［关键］出于《国语》。当学他好处，当戒他雄辩，议论文字亦反复。

看欧文法［平淡］祖述《韩子》。议论文字最反覆。学欧平淡，不可不学他渊源。徒平淡而无渊源，则委靡不振。

看苏文法［波澜］出于《战国策》《史记》。亦得关键法。当学他好处，当戒他不纯处。（吕祖谦《古文关键·看文字法》）

前文已经提到，韩、柳、欧、苏之文是中兴文人眼中最值得取法的“近代”古文，那么韩、柳、欧、苏的古文风格可以被视为中兴文人喜爱、关注并认为值得学习的古文风格。上述引文中归纳四人古文风格的词语，与南宋中兴时期古文风格论中出现频率较高的词语或者一致、或者相关，下文将以王十朋和吕祖谦对韩、柳、欧、苏的这些归纳作为切入点，辨析中兴文人的古文风格论。

关于韩文，王十朋将其概括为“古”，而吕祖谦概括为“简古”。“古”指质朴淳古，“简古”指简朴古雅，这一时期与此相关的风格论词语还有“高古”，指高雅古朴。陆游《上陈安抚启》云“文章简古，在先秦两汉之间” ，又可见“古”的典范是先秦两汉之文。唐宋古文运动以复古为旗帜，韩愈是其中倡导复古最有力的一个，他的古朴文风为中兴文人所认同，意味着唐宋古文运动复古精神的延续。吕祖谦还强调要学习韩文的“法度”。“法度”指规范、规矩、格式，古文之法度也就是每种文体应当遵循的体制。中兴时期详细讨论古文体制的文献不多，陈骙《文则》对不同文体的主导风格的概括是其中出类拔萃的，他说：“春秋之时，王道虽微，文风未殄，森罗辞翰，备括规摹。考诸《左氏》，摘其英华，别为八体，各系本文：一曰命婉而当，二曰誓谨而严，三曰盟约而信，四曰祷切而悫，五曰谏和而直，六曰让辩而正，七曰书达而法，八曰对美而敏。作者观之，庶知古人之大全也。” 此处对八种文体风格的概括简洁到位，可见陈骙对各种文体的贴切理解。陈亮《书作论法后》称“大手之文，不为诡异之体而自然宏富” ，也是尊重古文法度、体制的表现。从这里还可以看出，南宋中兴时期文人对古文风格多样性的包容建立在遵守每种文体特有体制的基础之上，而且其中也有人强调要针对每种文体的特质培养其独特的美感风格。

关于学习柳文，王十朋认为要学他的“奇”，吕祖谦认为要学他的“关键”。“关键”在文学理论中指诗文作品的结构，与风格关系不大。“奇”有出人意料之意，朱熹认为柳文之奇“大概是不肯蹈袭前人议论，而务为新奇。惟其好为新奇，而又恐人皆知之也，所以吝惜” ，可见“奇”又可以理解为“新奇”。不过，对于“奇”这一风格，中兴时期文人的看法不太一致。陈亮《书作论法后》提倡“奇寓于纯粹之中” ，吕祖谦《古文关键》鼓励“常中有变，正中有奇” 。陈亮和吕祖谦认为可以适当地运用“奇”，朱熹明确反对“奇”，而他们提出的与“奇”相对的风格分别是“纯粹”“正”“坦易明白”。可见对他们而言，相对于“奇”，纯正、朴实、平易是更重要、更值得追求的风格。朱熹云：“欧公文章及三苏文好，说只是平易说道理，初不曾使差异底字换却那寻常底字。” 将用字造语之“平易”“寻常”作为欧阳修和三苏文章的优点，更可看出北宋古文运动确立的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文风在南宋中兴时期文人心目中的延续。

关于欧文，王十朋谓之“纯粹”，吕祖谦概括为“平淡”，虽用词不同，却都强调其纯正、朴实、浑厚、不事雕琢的风格，与上一段中所论的“平易”有一定的相通之处。中兴时期文人对欧阳修古文风格的认识中，还经常出现“纡余”（或写作“纡徐”）一词，如陈亮《书欧阳文粹后》云“公之文雍容典雅，纡余宽平，反覆以达其意，无复毫发之遗” ，朱熹认为“曾所以不及欧处，是纡徐曲折处” 。“纡余”一词的较早出现是在司马相如《子虚赋》和《上林赋》中：“襞积褰绉，纡徐委曲”，“酆、鄗、潦、潏，纡余委蛇，经营乎其内”。《文选》刘良对后者注云：“纡余委蛇，屈曲貌。”后来韩愈《进学解》以该词形容人物风貌：“纡余为妍，卓荦为杰” ，指有才之人从容不迫的气度。自苏洵以“纡徐委备”概括欧阳修的古文之后，该词才被广泛运用到文学风格论中，指文辞舒缓婉转，文章从容不迫、曲折有致。吕祖谦为欧文在“平淡”之外附加“反复”和“渊源”两个特点，他对欧文的认识其实也可以用“纡余”一词来归纳。从陈亮《书欧阳文粹后》的话中我们还可以看出，“纡余”主要是说理议论的特点，指能够婉转曲折地将文意表达得清晰透彻。北宋古文的一大特点就是擅长议论，从宋室南渡到中兴，无论士大夫言事论政还是道学家说理，都需要大量用到议论文的写作。对“纡余”风格的认同，一方面推广了欧阳修的古文风格，另一方面也延续了北宋以来古文的议论功能。

最后，关于苏文，王十朋称其“汗漫”，吕祖谦称其“波澜”。“汗漫”指任性放纵、漫无边际，“波澜”指笔法豪放、跌宕起伏。两人的概括都没有突破苏轼的自我认定：“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汩汩，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其他虽吾亦不能知也。” 与“汗漫”对应的是“一日千里无难”，与“波澜”对应的是“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不过，朱熹曾有一段话批评当时文人学习苏文的方法不当，他说：“东坡虽是宏阔澜翻，成大片滚将去，他里面自有法。今人不见得他里面藏得法，但只管学他一滚做将去。” 在这里，“汗漫”与“波澜”的说法被朱熹批评。其实，无论说苏文“汗漫”“波澜”还是“藏得法”，都有一定道理，字面意义上又都有一些模糊笼统、含糊其词。朱熹与王十朋、吕祖谦在此处的分歧，恰巧让我们看出，中兴时期文人对苏文都很感兴趣，但对苏文的具体特色却还在逐步的摸索、总结之中。

从以上材料中我们还可以看出，中兴文人不仅有意识地分析韩、柳、欧、苏四人的古文风格，而且十分重视他们的古文风格论，对唐宋古文运动中推崇的文风给予了大力支持。在评价南宋中兴时期古文的成就时，朱迎平先生曾总结道：“没有北宋的第一次高潮，当然就不能形成宋文的特色和传统；而没有乾、淳宋文的中兴，这种特色就难以保持，传统就难以延续。第二次高潮是对第一次高潮的重要回应和支撑。因此，宋代散文平易流畅的总体风格之所以能在元、明、清三代沿袭不衰，北宋诸大家的开创奠基之功固不可没，而乾、淳作家的呼应弘扬之功也不可磨灭。” 中兴时期，古文保持了北宋古文运动形成的特色，延续了北宋古文家的写作传统，对北宋时期的古文高潮形成了回应、支撑与弘扬，这与当时文人对唐宋古文运动的古文风格的体察以及对他们的古文风格论的继承有必然的联系。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唐至北宋的古文在南宋中兴时期达到了名副其实的中兴。

林庚先生曾以“盛唐气象”一词概括盛唐诗歌中因诗人蓬勃的思想情感而形成的独特精神面貌 。从南宋中兴时期文人的古文观念中，我们看到了纯粹谨严的气质、刚正方直的风骨、忧国忧民的担当、博大开放的胸襟与沉稳自信的坚持，这是中兴时期特殊的历史背景下由文人生动的思想感情所生成的，何尝不在一定程度上呈现着“中兴气象”呢？

古文观是一个开放的话题，关于创作论、文体学等方面的内容都可以纳入讨论范围，由于考虑到南宋中兴时期的时代特色，本节只能选取有限的几个特殊角度加以探索。一种复杂的观念一旦落实到字句中，往往就已经丢失了部分内容，更何况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只是文人的一部分字句。想要完全还原描述文人内心的古文观念，只能是一个理想。不过，借由文字而一步一步靠近他们的内心、一点一点更清楚地认识他们的想法，也不失为一种有价值的努力。 Vh4HoFnQDM1+E1L0UwibyOvAEVvA9i1q4VDcbiKj/y62F8lX+qAfGVe8oqwXwAm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