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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民力困竭的徽宗末年到生灵涂炭的靖康年间，赵宋王朝命悬一线岌岌可危，直到高宗赵构在临安的新政权日渐巩固，才慢慢恢复元气，绍兴和议后，宋朝在南方富饶的领土上不断发展，奠定了南宋政权倚江南立国的国势。高宗的继任者孝宗赵昚勤于政事、锐意进取，他在位期间，大批有才之士得到任用，国家政治秩序进一步稳定，经济更加繁荣。法国汉学家谢和耐在《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一书中称：“这个帝国在当时是全世界最富有和最先进的国家。在蒙古人入侵的前夜，中华文明在许多方面都处于它的辉煌顶峰。”
南宋之中兴名副其实，它既是记体文写作的重要背景，也在当时文人笔下得到了切实的记录。
一、偏安局势下的社会复兴
尽管南宋人普遍将高宗即位的建炎元年视作中兴的开端，但是宋高宗赵构即位的第一个十年，宋金战争不断，直到绍兴十一年（1141）高宗向金国皇帝称臣、宋金订立和约，才换来了二十年的和平。其间，秦桧专权十四年（1141—1155），政治环境压抑。绍兴二十五年（1155）十月，秦桧去世。高宗表面上非常倚重秦桧，但实际上对他颇为戒备。秦桧去世前后，借朝中官员揭发其罪行的机会，高宗顺理成章地彻底瓦解了秦桧结党营私的政治集团，起用了一批被他压制的官员。自秦桧去世至高宗退位的七年间，虽然高宗的政治路线并未改变，但正直之士已经不像之前那样受到严重的排挤，大量有才学的士子从科举中脱颖而出步入政坛。魏了翁《王侍郎秬复斋诗集序》云：“绍兴之季，隆、乾之间，人物复振。”
秦桧之死是绍兴末年政治的转折点，因此魏了翁所说的“绍兴之季”，应当从秦桧的去世开始算起。绍兴三十二年（1162）六月，高宗退位，孝宗长达二十八年的统治（1162—1189）正式开始。孝宗早年就有收复北地的志向，即位之次月，便重用张浚，此后很快着手组织了隆兴北伐（1163），可惜以失败告终，并于次年签订了隆兴和议。隆兴和议比绍兴和议更为平等，再度确定了宋金双方实力均衡、南北对峙的稳定局面。从隆兴二年（1164）到宁宗开禧二年（1206），宋金之间维持了四十余年的和平。
孝宗将自己的人生理想与赵宋王朝的恢复大业紧密联系在一起，为政勤勉，对中兴时期社会的繁荣发展起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孝宗是高宗的养子、宋太祖七世孙，绍兴二年（1132）选育宫中，直到绍兴三十年（1162）方才立为太子。他博闻强记，天资特异，完颜亮南侵时他曾主动请求出征，在位期间勤政、节俭、自律，颇有作为。从孝宗本人的政治理想出发，可以对孝宗朝的政治局势有清晰的认识。隆兴北伐失败后，他在外交中与金朝针锋相对，在军事、经济方面做了积极的准备。《鹤林玉露》云：“孝宗初年，规恢之志甚锐，而卒不得逞者，非特当时谋臣猛将凋丧略尽，财屈兵弱未可展布，亦以德寿圣志主于安静，不思违也。厥后蓄积稍羡，又尝有意用兵，祭酒芮国器奏曰：‘陛下只是被数文腥钱使作，何不试打算了得几番犒赏。’上曰：‘朕未知计也，待打算报卿。’后打算只了得十三番犒赏，于是用兵之意又寝。乃知南北分合，自有定数，虽英明之主，不能强也。”
芮烨（字国器）于乾道五年（1169）任国子监祭酒，乾道七年（1171）去世，他向孝宗提出估算财力的建议，当在乾道六年（1170）前后。《宋史·虞允文传》载：“上尝谓允文曰：‘丙午之耻，当与丞相共雪之。’又曰：‘朕惟功业不如唐太宗，富庶不如汉文、景。’故允文许上以恢复。”
靖康元年（1126）为丙午年，丙午之耻，即靖康之耻。从孝宗对虞允文所说的两句话可以看出，孝宗以唐太宗、汉文帝、汉景帝为自己的榜样，将自己的功业、财力与他们对比，认为恢复故土是成就自己帝王事业的关键一步。乾道九年（1173），虞允文“使蜀一岁，无进兵期，上赐密诏趣之，允文言军需未备，上不乐”。此时，孝宗对于挥师北上仍然跃跃欲试，只是苦于军需不足，需要进一步积蓄力量。淳熙元年（1174）虞允文去世，孝宗失去了一员大将，他的恢复理想再一次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即便如此，他还是没有完全失去信心。据《续资治通鉴》载，淳熙六年（1179），孝宗还说道：“朕不忘恢复，欲混一四海，效唐太宗为府兵之制，国用既省，则科敷民间诸色钱务，可悉蠲免，止收二税以宽民力耳。”
可见他始终记挂着自己的理想，并将其与自己治理国家的策略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令人惋惜的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朝中大臣们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南宋尚不具备北伐的条件，主和的声音逐渐占据主流，孝宗的恢复之志只好无奈地落空了。
理想的落空固然可惜，然而对于南宋来说，孝宗的一腔热血并没有白费，他对战争与时局的乐观态度极大地调动了整个社会的积极性，大批有识之士加入官员队伍之中，他们或在朝中出谋划策，或在地方重建基础设施，为南宋的发展贡献了自己的力量。关于孝宗在南宋中兴过程中所起的作用，文学研究者往往大赞其出色的政绩，例如曾维刚《宋孝宗与南宋中兴诗坛》总结：孝宗励精图治、锐意恢复，君臣交修、不禁言路，戒除朋党、学术兼容，开启了南宋政治文化的新局面。
金国正《南宋孝宗词坛研究》指出：孝宗锐意进取，修明政事，营造出“清明宽大”的政治氛围，一批有才能的大臣得以施展其才华，孝宗朝是南宋最有生气的时代。
历史研究者则大多将目光投向孝宗的政治手腕，相对保守地看待南宋之中兴。刘子健以“包容政治”概括南宋中兴时期的政治作风，并指出：“有兼收并蓄，大多数士大夫的拥护，有充分的税收财源，有办法把强盗编入军队，再从大将手里把兵权一起拿过来，同时也让敌国知道，不是容易征服的——具备这些条件，经过这些过程，这半壁江山才算中兴。其实也不太兴旺，只是稳定而已。”
以上所引的三种观点均是从历史事实出发得出的结论，由于关注点不同，结论也略有偏差。将这些观点综合起来可以看出：一方面，孝宗锐意进取、知人善任、兼容并包，是一位相当睿智的君主；另一方面，为了巩固君权、避免党争、笼络人心等，他采取了种种手段，独断专行，软硬兼施，并基本取得了预期的效果。孝宗的理想和他的政治手腕，其实正契合了当时的时代需要。理想、能力、手段兼备，于君王而言是极其难得的，《宋史·孝宗本纪》在赞语中称其“聪明英毅，卓然为南渡诸帝之称首”
，正合其实。
孝宗退位后，光宗在位时间仅有五年，基本承袭了孝宗年间的内政、外交政策，故而孝宗朝的政治对光宗朝之后的宁宗朝前期仍有一定影响。庆元元年（1195）赵汝愚为相时曾重用以朱熹为首的多位道学家，赵汝愚垮台后，道学家受到了沉重的打击，至庆元四年（1198），韩侂胄加少傅，朝廷正式下令禁“伪学”。韩侂胄的权势虽然不在秦桧之下，但他在用人方面尚能顾全大局，叶适、陆游、何澹、袁说友等人均凭借自己的才干得到了韩侂胄的赏识。直到开禧北伐失败、嘉定协议签订、史弥远上台执政，南宋的中兴局面才正式走向了衰落。
从文字记载来看，生活在这一时期的许多文人对乾道、淳熙年间的社会复兴景象已经有了切身的体会。叶适《著作正字二刘公墓志铭》从朝廷用人的角度说道：“每念绍兴末、淳熙终，若汪圣锡、芮国瑞、王龟龄、张钦夫、朱元晦、郑景望、薛士隆、吕伯恭及刘宾之、复之兄弟十余公，位虽屈，其道伸矣；身虽没，其言立矣。好恶同，出处偕，进退用舍，必能一其志者也。表直木于四达之逵，后生之所望而从也。”
优秀的人才得以施展自己的才能，不仅可以实践他们各自的政治理想，而且能够形成良好的政治风气，树立杰出的榜样，积极带动后学的进步。杨万里《静菴记》亦云：“景伯收科之年，盖孝宗之季年，王道郅隆之时也。如唐之贞观、开元，如本朝之庆历、元祐。”
据此文交代，这位萧景伯在淳熙十四年（1187）中举。杨万里将淳熙末年比作贞观、开元、庆历、元祐，可见在他心目中，南宋中兴实至名归。南宋末年，周密在《武林旧事序》中记述当时人的评价云：“乾道、淳熙间，三朝授受，两宫奉亲，古昔所无。一时声名文物之盛，号‘小元祐’。”
“小元祐”之号由周密记下，但并不是他所创，而是当时人的共识。
社会复兴的背景下，与记体文写作关联最直接的当属各类建筑的修复与重建。记体文以记事为本色，其所记之事中与建筑修造相关的内容非常多，如官署、寺庙、官学、书院、亭台楼阁等，在南宋中兴时期的记体文中，此类题材约占记体文总量的85 %。陆游《诸暨县主簿厅记》载：“建炎、绍兴间，予为童子，遭中原丧乱，渡河沿汴，涉淮绝江，间关兵间以归。方是时，天子暴衣露盖，栉风沐雨，巡狩四方，曾不期月休也。大臣崎岖于山海阻险之地，草行露宿，不敢告劳，亦宜矣。况于州牧郡守以降，籧篨一厦以治其事者相望，又况降而为县令丞簿者哉！及王室中兴，内外粗定，然郡县吏寓其治于邮亭民庐僧道士舍者，尚比比皆是。积累六七十年，四圣相授，天下日益无事，兵寝岁登，用度饶余，然后皆得稍复承平之旧。至于县，则有迨今苟且因循者。”
金兵南下，对江南地区造成了极大的破坏，宋高宗为躲避金人追击而行踪不定，许多州县官员的办公地点设置在邮亭、民房、寺庙、道观之中，直到孝宗年间社会安定、财力充沛后才有足够的能力修复或重建官署。官署尚且如此，就更不用说寺庙、官学与私人居所了。中兴时期有大量记文所记录的对象为战后修复或重建的建筑，这些建筑在形制上大多与南渡前类似，至于规模，则一部分如陆游文中所说，只是“稍复承平之旧”，并不能完全与北宋时比肩；也有一部分依江南的风景与地势而建，明显超过了北宋及前朝鼎盛时期。记体文中包含着时代的缩影，中兴时期的记体文，正是南宋社会复兴的文学记录。
二、“中原文化”与“江南文化”的深入融合
宋金交界的秦岭—淮河一线，是现代地理学家公认的中国季风区南方与北方的分界线。这条分界线的南北两侧，气候、河流水文特征、土壤类型、自然植被类型、运输方式、耕作制度、主要农作物、生活习俗等等，都存在显著的差异。这一分界线北侧与南侧所孕育的文化同中有异，根据其相异之处，可分别称之为“中原文化”与“江南文化”。“中原文化”产生于中原地区，在成长过程中吸纳了许多其他地区的文明；江南地区长久处在中原政权的统治之下，“江南文化”中早已存在许多中原文化的痕迹。南宋年间，随着赵宋政权在南方的安顿与新一代南宋人的成长，“中原文化”逐渐在江南扎根，与“江南文化”互相补充调和，使华夏文明得到了良好的延续与发展。这既是赵宋王朝复兴的突出表现，也是中兴时期记体文写作的重要背景。
赵宋家族祖籍涿郡（今北京），太祖赵匡胤生于洛阳，之后又以北方政权后周为根基建立了宋朝，赵宋政权与中原有着天然的关联。然而，这个在中原根深蒂固的政权，却因金人的南下被迫南迁，皇室贵族、文武官员、大量士兵与百姓，都在靖康之难中迁徙到了南方地区。此后，绍兴末年完颜亮南侵与孝宗初年的隆兴北伐期间，都有大量北方流民进入江南。据吴松弟《北方移民与南宋社会变迁》统计，绍兴和议签订前，大约有500万移民迁入并定居在南方
。从仓皇南渡到扎根江南，无论君臣还是百姓，都需要经历漫长的适应过程。秦岭—淮河南北两侧气候条件、地理环境的差异是表面的，文化的差异则是深层的。庄绰《鸡肋编》载：“建炎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绍兴初，麦一斛至万二千钱，农获其利，倍于种稻。而佃户输租，只有秋课。而种麦之利，独归客户。于是竞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
这才不过是绍兴初年，北方移民的南下，已经通过物价的变化引导南方地区的农业生产发生了重大的改变。此后的乾道、淳熙、嘉定年间，朝廷都曾发布劝民种麦的诏书。饮食习惯的差异到南宋后期尚且无法同化，文化方面的差异更不是轻易能够改变的。南宋的军队主要由北方人组成，而在朝为官者以南方人居多，南北文化的差异导致南方人与北方人自然地形成了各自的阵营。对此，陆游曾上《论选用西北士大夫札子》云：
臣伏闻天圣以前，选用人才，多取北人，寇准持之尤力，故南方士大夫沈抑者多。仁宗皇帝照知其弊，公听并观，兼收博采，无南北之异，于是范仲淹起于吴，欧阳修起于楚，蔡襄起于闽，杜衍起于会稽，余靖起于岭南，皆为一时名臣，号称圣宋得人之盛。及绍圣、崇宁间，取南人更多，而北方士大夫复有沈抑之叹。陈瓘独见其弊，昌言于朝曰：“重南轻北，分裂有萌。”呜呼！瓘之言，天下之至言也！臣伏睹方今虽中原未复，然往者衣冠南渡，盖亦众矣。其间岂无抱才术、蕴器识者？而班列之间，北人鲜少，甚非示天下以广之道也。欲望圣慈命大臣近臣各举赵、魏、齐、鲁、秦、晋之遗才，以渐试用，拔其尤者而任之。庶上遵仁祖用人之法，下慰遗民思旧之心。其于国家，必将有赖。伏惟留神省察。取进止。
张兴武《宋初文坛的冲突与对话——南文北进与北道南移》一文指出，北宋初年南方降臣的优势在于博学善诗，中原文化的突出亮点则在儒道经学，通过南文北进与北道南移，南北文化得到了有机融合，这是宋代文化走向繁荣的关键。
陆游的札子从北宋的用人情况说起，认为北宋初年选用人才以北方人为主，南方士大夫不得重用，直到仁宗皇帝能够兼容并蓄、唯才是举，起用了大批南方士人，北宋方才进入繁盛期。可见当时他已经意识到，只有中原文化与江南文化之间互相取长补短，才是南宋发展的正确方向。
借陈瓘之口，陆游提出重南轻北乃是分裂的征兆，身为偏安政权中的主战派，一心记挂着恢复大业的陆游无疑对此深为忧虑。陆游的痛心疾首一方面显示了中原文化与江南文化之间的对立，另一方面也可以看出一部分南方精英知识分子对中原文化的深刻认同。作为外来者的北方移民，在人口数量、政治资源、经济实力等方面或许无法与南方地区的原住民比肩，但是，在文化方面，中原地区是华夏文明的发祥地，与江南文化相比有着天然的优势。南宋的朝政主要由南方人把持，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而南宋人对中原文化的全面认同、继承与发展也是毋庸置疑的事实。
在文学方面，南渡的人生经历与深沉的故土之情为文学创作提供了绝佳的素材。北方移民中，吕本中、曾几、李清照、陈与义等人通过书写亲身经历，以悲壮慷慨之风对南宋文学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陆游《谢徐居厚汪叔潜携酒见访》诗云：“我虽生乱离，犹及见前辈。衣冠方南奔，文献往往在。”
陆游出生的宣和七年（1125）正值金兵南下之年，其父陆宰在汴京为官，于兵荒马乱中携家南下，尚为婴儿的陆游也成为南渡人群中的一员。“衣冠方南奔，文献往往在”一句，道出了陆游对中原文化的深厚感情，也折射出陆游眼中中原文献最终得以南传的状况。中原文献的南传，一方面指书籍等文化载体由北方转移到了南方，另一方面指中原地区世代相传的文明通过北方人的南迁而在南方地区生根发芽。韩淲《涧泉日记》云：“渡江南来，晁詹事以道、吕舍人居仁，议论文章，字字皆是中原诸老一二百年酝酿相传而得者，不可不讽味。”
所谓“中原诸老一二百年酝酿相传”，强调了师友传承在文学发展中的重要作用，既然晁说之、吕本中的议论文章得到了中原诸老之传，那么，南渡后，通过他们便可以继续将中原文化传承下去。
在思想学术方面，随着北方学者的南渡，理学的中心也转移到了南方。《文献通考》载：“自熙、丰间，程颢、程颐以道学倡于洛，海内皆师归之。中兴以来，始盛于东南，士子科举之文稍祖颐说。”
北宋末年，王安石新学大行于世，洛学虽有大量拥护者，却受到了新党的强力压制，影响范围局限在洛阳及其周边的部分中原地区。直到南渡之后，科举之文不再以王安石的学说为标准，洛学才得以成为士子研习的对象，并通过科举得到了广泛的传播。在为赵蕃（1143—1229）撰写的墓表中，刘宰（1167—1240）对南渡后理学发展的过程概述道：“粤自炎祚中兴，文物萃于东南。厥初，诸老先生师友渊源，有以系学者之望，天下学者翕然而景从之，闽、湘、江、浙，师道并建。凡异时孔、孟之所传，周、程、张、邵之所讲，思之益精，语之益详，炳然斯文，万世攸赖。”
学者之间的代际传承，是理学发展的重要纽带，南渡的学者中，二程的学生尹焞、杨时、胡安国、胡宏等人在当时有很大的影响力，正是赖于他们的传承，南方理学家的队伍才得以迅速扩大。南宋中兴时期的著名学者中，吕祖谦、赵汝愚、韩元吉等人都是北方移民或其后裔，而朱熹、张栻则自幼生长于南方，他们之间互为师友、切磋学问，使理学在这一时期出现了一个高峰。
王建生《南宋初“最爱元祐”语境下的文化重建》一文指出，南宋初年，朝廷为构建政统的合法性，确定了“最爱元祐”的政治文化导向，元祐之学成为南宋文化重建的基石。
虽然“最爱元祐”的倾向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具有强烈的政治动机，但元祐时期的文学、经学、史学等都有极高的成就，从今人的角度来看，建构南宋文化，以元祐为尚无疑是最佳的途径。这一政治导向确立后，曾在北宋末年受到政治压迫的许多元祐后学得到起用，“元祐党人”的文献得到了悉心整理与广泛传播，保证了元祐之学在南宋的师友传承。元祐文学与元祐学术的壮大贯穿在南北文化交融的过程之中，为中原文化与江南文化的协调发展贡献颇多。
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量北方移民在南方的土地上扎根，中原文化也在江南地区落地生根。在《两宋经济重心的南移》一书中，张家驹曾将吴自牧《梦粱录》与《东京梦华录》对比，考察南宋末年的杭州与北宋末年的汴京的情况，发现二者之间几乎看不见大的差别，“说明经过长期的糅杂以后，南北风俗已趋于融合”
。中兴时期著名文人大都生于南渡前后，其中既有北方移民的后代，也有南方的原住民，他们的成长过程与南北方文化的交流对话是同步的。不过，从文人个体身上，已经难以区分中原文化与江南文化究竟哪一个留下了更深印记，他们是全面继承了北宋文化、在南北方文化合流的形势下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南宋人”才是他们共同的突出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