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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运随时而中兴”
通常我们谈到宋代古文，首先想到的就是古文运动以及活跃在嘉祐、元祐文坛的欧阳修、苏轼、王安石、曾巩等人，北宋古文运动声势浩大、成绩斐然并引人瞩目，南宋古文则长期处在不起眼的位置，门庭冷落。然而，从写作实绩来看，南宋古文延续并巩固了北宋古文运动所奠定的良好传统，作家、作品的数量都超过了北宋。据朱迎平统计，《四库全书》集部收入北宋别集122部，而收入南宋别集达277部，较北宋多出一倍有余；《现存宋人别集版本目录》著录的今存宋人700余家别集中，北宋仅约200家，南宋则有500余家，大大超过北宋。
从《全宋文》
收录的文章数量来看，北宋六大家中，苏轼4837篇、欧阳修2484篇、王安石1584篇、苏辙1192篇、曾巩788篇、苏洵133篇；南宋文人中，周必大4787篇、朱熹3423篇、楼钥2300篇、杨万里1142篇、陈傅良948篇、陆游805篇、吕祖谦612篇、叶适573篇、张栻569篇。尽管这组统计数字包含骈文在内，但是即便考虑到南渡战火的破坏，南宋文人的文章数量仍然令人惊叹。更值得注意的是，南宋上述作家中，除叶适外，其余几人均在1125—1137这13年间出生，他们大都在高宗末年至孝宗初年进士及第并开始古文写作，12世纪中后期的文坛，正是他们集中开展文学活动、展示文学才能的舞台。
在《陈长翁文集序》中，陆游不无自矜地说：“我宋更靖康祸变之后，高皇帝受命中兴，虽艰难颠沛，文章独不少衰。”
元人虞集也指出：“乾、淳之间，东南之文相望而起者，何啻十数。若益公之温雅，近出于庐陵、永嘉诸贤；若季宣之奇博，而有得于经正，则之明丽，而不失其正。彼功利之说，驰骋纵横其间者，其锋未易婴也。文运随时而中兴，概可见焉。”（《庐陵刘桂隐存稿序》）
无论身处当时文坛的文人，还是作为旁观者的后世文人，都意识到了南宋文章之中兴这一无可否认的事实。由于后人在梳理古文发展史的过程中有失偏颇，南宋中兴时期古文大家无一跻身于唐宋八大家之列，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散文写作整体水平低于唐宋八大家。南宋后期，叶绍翁在《四朝闻见录》中已经指出：“水心先生之文，精诣处有韩、柳所不及，可谓集本朝文之大成者矣。”
当代学者朱东润先生在《陆游研究》中也早已指出：“陆游的散文和唐宋八家比较，远在苏洵、苏辙之上，明人茅坤选《八大家文钞》，不录朱熹、陆游，所见不可谓不偏。”
叶绍翁避开欧阳修、苏轼等人不谈，称叶适为宋朝文章的集大成者，其文有超越韩、柳之处，显然认为叶适的文章在北宋诸位大家之上；朱东润先生认为陆游散文成就远高于苏洵、苏辙，并为陆游和朱熹二人未能跻身于唐宋八大家而鸣不平，这是在纵观唐宋古文发展史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由此可见，南宋中兴时期的著名文人不仅在古文写作的数量方面可以与八大家相颉颃，他们当中的佼佼者在作品质量上也能够与八大家并驾齐驱。不论在创作数量上还是质量上，南宋中兴时期的古文写作都与北宋古文运动遥遥相望，形成了古文创作的又一个高峰。
唐宋古文运动声势浩大，影响深远，韩、柳、欧、苏等人的古文写作登峰造极，是南宋古文写作的重要背景。南宋中兴时期上距北宋古文运动已有一百年左右，时空上适当的距离，恰好可以让当时的文人对北宋古文形成冷静而全面的认识。他们对唐宋古文运动的成就表现出了一致的高度认同，他们全面总结并全盘继承古文运动的优秀成果，对北宋古文家、古文创作思想与古文作品做了严谨细密的分析，得出了合情合理并且经得住历史考验的结论。这一时期，古文家继续坚持北宋古文运动对文与道的双重复古，延续了古文运动对经传诸子、秦汉散文与韩、柳古文的推崇，在古文文本风格方面也继续推崇北宋平易流畅的文风。在此基础上，受当时政治局势、思想学术等因素的影响，南宋中兴时期文人的古文思想还体现出了鲜明的时代特色。在文道观方面，他们一致认为文道一体，道是文的根本，古文只是道德的外在表现。他们十分强调作者气质对作品风格的影响，发展了前人的文气论，为文气赋予了丰富多彩的内涵。由于时局等原因，他们又特别强调刚大之气，崇尚刚强果断、刚正方直的人格与刚劲矫健、刚直严峻的文风。谈到古文的功能，南宋中兴时期的文人特别推崇关乎世教的有益之文，他们普遍拥有以古文才能参与朝廷典礼制作的远大理想，也意识到古文之才与处事能力的相关性，认为古文的功能并不“止于润身”。选择古文典范时，他们十分重视承载着圣人之言的经传之文与诸子散文，认为欧阳修在道与文两方面均得到了韩愈的真传，堪称宋代儒学与古文的宗师；而苏轼则以行云流水般的文风受到了南宋文人的普遍喜爱，并因孝宗对其气节与文章的盛赞得到了朝野的一致追捧。在作品风格方面，文人们在尊重古文体制的前提下总结并提倡韩、柳、欧、苏的文风，为多种古文风格的并存与发展提供了宽松的环境。
所谓“文运随时而中兴”，虞集的话明确地提示我们，对于仓皇南渡后偏安一隅的南宋而言，政治局势与文学之间的关系尤其密切。有鉴于此，本书将研究对象的时间范围限定在两个重要的政治事件之间，即秦桧去世的绍兴二十五年（1155）与嘉定和议签订的嘉定元年（1208）。这五十余年间，南宋社会相对稳定，经济与文化繁荣发展，思想学术充满活力，读书人占社会总人口的比例不断上升，文学作品被大量刻印并广泛传播，这一切都为古文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环境。王十朋（1112—1171）、韩元吉（1118—1187）、洪迈（1123—1202）、陆游（1125—1210）、范成大（1126—1193）、周必大（1126—1204）、周煇（1126—？）、杨万里（1127—1206）、尤袤（1127—1194）、朱熹（1130—1200）、张孝祥（1132—1170）、张栻（1133—1180）、陈造（1133—1203）、薛季宣（1134—1173）、罗愿（1136—1184）、吕祖谦（1137—1181）、楼钥（1137—1213）、陆九渊（1139—1193）、辛弃疾（1140—1207）、陈亮（1143—1194）、叶适（1150—1223）等大批优秀文人共同活跃于文坛，创作了大量体式完备、风格多样的优秀古文作品。他们以手中之笔既拓展了论、记、序、碑传等传统体裁的表现范围，又开拓了日记、题跋等新的文体，使南宋古文达到了真正意义上的中兴。
二、记体文在宋代的特殊地位
刘熙《释名·释典艺》云：“记，纪也，纪识之也。”
“记”的本义为单凭人的大脑记忆，是一种具体的活动。作为一种文体的“记”，则指记录具体事件、事物的文字，这一文体在韩愈、柳宗元的笔下定型。北宋初年，李昉等人编纂《文苑英华》时首次将其单列一类，记体文也从此受到了特别的重视，在之后的文章总集中均占据着重要的位置。《文苑英华》与《宋文鉴》所录记体文的共同特征是以“记”名篇，姚鼐《古文辞类纂》则在目录中指出：“杂记类者，亦碑文之属。碑主于称颂功德，记则所纪大小事殊，取义各异。故有作序与铭诗全用碑文体者，又有为纪事而不以刻石者。柳子厚纪事小文，或谓之序，然实记之类也。”
姚鼐已经注意到，从题材内容、文体形态与文体功能来看，有些记事的小文章，虽然不以“记”名篇，实则应当归到记体文之中。本书考察南宋中兴时期的记体文，主要讨论当时以“记”名篇的文章，同时兼顾文体形态和文体功能，将收入别集中的少量记人或记事的杂记文包含在内。除单篇记文之外，日记体游记也在这一时期获得了极大的发展。不过，《全宋文》与《全宋笔记》均收录了日记体游记，可见日记体游记的归属依然比较模糊。从目前可见的文献来看，日记体游记在宋代并未独立成书，通常与单篇记文一起被编入别集之中，因此本书也将日记体游记纳入了考察范围。
在《宋代散文体裁样式的开拓与创新》一文中，杨庆存十分确信地谈道：“在宋代散文的诸多体裁样式中，宋人对于‘记’体的发展、改造和创新最为引人注目。”
记体文滥觞于记述类文章，在唐代确立文体格局并获得了独立的文体地位，在宋代初年便受到文人们的青睐。《湘山野录》与《邵氏见闻录》均曾记载天圣年间钱惟演在洛阳命谢绛、尹洙、欧阳修三人为临辕馆写作同题记文之事，欧阳修见尹洙所作之文语简事备，而后别作一记，“更减师鲁文廿字而成之”，尹洙称赞“欧九真一日千里也”
。这次文学活动发生在欧阳修写作古文的早期，欧阳修正是从此开始学习尹洙“简而有法”的古文写作方法并着意写作古文，为日后领导古文运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北宋年间，记体文佳作频繁出现，《黄州新建小竹楼记》《岳阳楼记》《醉翁亭记》《游褒禅山记》《墨池记》《记承天寺夜游》《石钟山记》等文章面世后迅速流传开来，成为当时全社会流行的古文篇章。北宋古文运动中，记体文对于宋代散文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整体风格的确立厥功甚伟，古文家大量的记体文写作也使这一文体在题材与写作方式上均有很大的拓展。南宋中兴时期，文人们敏感地意识到了北宋记体文的扩张，对北宋古文家在记体文写作方面的成就给予了高度评价，也对这一文体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宋高宗在宫中辟损斋并御书《损斋记》赠予群臣，宋孝宗先后命洪迈、周必大为宫中的选德殿撰写《选德殿记》，并令周必大书写记文、刻石立于殿中，这些行为无疑会对记体文写作提供极大的助推力量。
记体文在宋代的蓬勃发展很快影响到了科举考试，北宋绍圣二年（1095），朝廷设立宏词（又作“宏辞”）科，记体文便是考试科目之一
，南宋绍兴三年（1133）改称博学宏词（又作“博学鸿词”）科，记体文依旧在列
。词科考试录取的人数并不多，据统计，南宋自建炎二年（1128）至咸淳十年（1274），共试词科28次，入等者47人
。这一数字比初设词科的北宋绍圣、宣和年间已经有了不小的压缩，但入选词科之人往往受到朝廷的特别关注，在仕途上走得很顺利，在文坛亦有较大影响力。《宋史·选举志二》载：“南渡以来所得之士，多至卿相、翰苑者。”
作为考试内容的记体文，自然是词科应考者留心学习的对象。与此同时，在古文之学兴起的背景下，记体文还引发了文章学家的兴趣，在科举时文“以古文为法”的风气中，唐宋古文家的记体文与其他古文体裁一道成为士子们的取法对象，当时流行的文章总集《苏门六君子文粹》
便对六君子的记体文均有收录。
南宋中兴时期文人自发表现出的对北宋记体文佳作的浓厚兴趣，与词科考试的巨大吸引，都成为他们写作记体文的有效动力。以王十朋与叶适为界，《全宋文》共收录南宋中兴时期记体文作品1800余篇，参与写作者500余人，其中朱熹以95篇高居榜首，陆游（70篇）、杨万里（66篇）、楼钥（56篇）、周必大（55篇）、叶适（54篇）、张栻（52篇）等人紧随其后，创作数量不相上下。北宋的六大家中，苏轼以63篇独占鳌头，此外，曾巩41篇、欧阳修38篇、王安石27篇、苏辙25篇、苏洵5篇，数量上显然已被南宋中兴时期的文人超越。这一时期记体文的高产者，各体文章写作总数均在当时文坛的前列，其古文方面的整体成就也是极为突出的，记体文往往能够明显体现文人的写作风格，代表其古文写作的成就。
这一时期，书序随着印本文化的繁荣而迅速发展，但在写作数量方面较记体文仍逊一筹，题材范围与文体功能都相对有限；碑志文则因冗长芜蔓而长期为人所诟病，在写作艺术方面少有突破。与此对应的是，记体文以叙事为本色，它承载的内容都与当下日常生活密切相关。南宋中兴时期的记体文涵盖了山水、亭台楼阁、寺庙、官署、城市建筑、私人居所、官学、书院、藏书楼等内容，几乎每一种题材都呈现出了独有的时代特质，从不同侧面展示了当时的社会生活面貌。文人们可以在记体文中展现多方面的才华，梳理地方沿革，书写文人情致，抒发个人情感，寄寓人生理想，等等，进而使记体文成为文人展现古文写作风格的重要体裁。这一时期的记体文延续了北宋以来平易自然、流畅婉转的文风与喜爱议论的风气，理学的发展也在其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就文体形式而言，日记体游记的成熟是南宋中兴时期记体文在文体方面的新拓展，大量优秀日记体游记的密集出现，形成了古文乃至宋代文坛上独特的景观。总之，就文章的内在结构形式来看，这一时期记体文从题材、体裁与写作方法方面均体现出了记体文对写作传统的总结、继承与发展。
三、南宋中兴时期记体文研究综述
宋代古文研究中，北宋的六大家研究占据了大半壁江山，在他们的耀眼光芒之下，南宋古文很少有人问津。相比于南宋古文写作的实绩而言，南宋古文的研究才刚刚起步。近年来，王水照、祝尚书、曾枣庄、诸葛忆兵等著名学者对南宋古文做了初步的开掘，南宋古文因此获得了比较合理的历史定位；年轻学者们也开始将目光投向南宋，南宋古文的选题越来越多地出现在单篇论文与学位论文中。具体到南宋中兴时期的记体文，目前仅少量著名文人的记体文有硕士学位论文或单篇文章讨论，个体作家研究与单一题材的宋代记体文研究的论著中偶尔有零散的论述。以下将从中兴时期古文的整体定位说起，渐次介绍南宋古文综合研究与文人个体研究中对南宋中兴时期记体文的论述。
针对南宋中兴文坛的批评声音，在当时就已经有了。在《陈长翁文集序》中，陆游为突出陈造的古文成就而批判当时人“或以纤巧摘裂为文”
。《朱子语类》亦云：“今人作文，皆不足为文。大抵专务节字，更易新好生面辞语。”
他们或以欧、苏之文为标杆，或以圣贤之文为典范，严厉批评了当时文坛上的不良风气。然而，让他们始料不及的是，他们对韩、柳、欧、苏的推崇与对当时古文的严格审视一起，被后人严重放大，其结果是唐宋古文运动成就被无限抬高与南宋古文价值被长久遮蔽。《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在承认南宋某一部文集的价值时往往流露出对当时大部分作品的鄙薄与贬抑，进一步导致了后人对南宋文章的轻视。
清代道光年间，庄仲方辑《南宋文苑》，所列作家二百九十余人，书目二百六十余种；董兆熊辑《南宋文录》，后经删定为《南宋文录录》二十四卷，与《南宋文苑》互相补充，共同展示了南宋文坛的繁荣面貌。民国时期，学者们对宋文的论述基本以北宋为主，只有在文学史的框架中偶尔可见他们对南宋文章的印象式评述。如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朴社，1932）提到，古文运动到南宋的时候已是大功告成、稳坐江山，南宋的散文文体为古文家所独占，道学派和功利派是当时最重要的散文流派，但他们皆不甚着意于文章。除此之外还有不以功名或“性命”之道标榜的王十朋、周必大、洪迈、楼钥等重要的散文作家。陈柱《中国散文史》（商务印书馆，1937）专节论述宋代“道学家”与“民族主义派”之文，对朱熹、岳飞、文天祥等人的文章均有介绍。钱基博《中国文学史》
（中华书局，1993）指出，南宋诗文，一衍北宋，乃苏氏之支与流裔。虽然这些学者都没有展开论述南宋文学的成绩，但他们以渊博的学识和精湛的学养高屋建瓴地概括南宋古文的面貌，为后来的南宋古文研究起到了先导作用。
20世纪的最后十余年，南宋文学逐渐进入当代学者的视野。王绮珍在《南宋散文评论中的几个问题》（《文学遗产》1988年第4期）一文中指出，南宋散文虽不及唐宋，却同样有自己的特色，有不容贬低的艺术成就，南宋既不是中国散文史的最低点，更不是断层，它的基本特点是亢奋与冗弱并存，精警与汙漫并存。作者还注意到南宋中叶是南宋散文的主体阶段，认为这一时期偏安局面已成，士大夫的情绪偏于消沉，但南渡初期的那种壮怀也未曾泯灭，文人代替政治家和军事名将成为古文写作的主体。南宋中叶古文写作更讲求章法，叙事性作品不乏精品，功利派与理学派是当时的两个重要派别。这是最早专论南宋散文的文章，其中的许多观点影响了之后的南宋散文研究者。
90年代，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中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漆绪邦《中国散文通史》（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王水照《宋代文学通论》（河南大学出版社，1997）先后问世。断代文学史或散文史的框架要求这些著作必须对南宋散文有所介绍，这些书中比较简略地概括了南宋散文的成绩。《两宋文学史》指出，南渡以后，散文写作一以苏文为准绳，孝宗年间讲学风气盛行，各学派之间的论争促进了散文创作的繁荣与发展。漆绪邦《中国散文通史》认为南宋散文继承唐、北宋古文运动的成果，沿着欧阳修、苏轼引导的方向，进一步发挥散文的特性，运用的范围更广，形式更加多样。郭预衡《中国散文史》指出，南宋中兴时期言事论政之作大量产生，且有新的特色。由于偏安日久，社会相对稳定，儒者讲学、学者著书、文人立说，都比前一阶段为多，各体杂文产生了不少。王水照《宋代文学通论》在“体派篇”中讨论宋文流派，将南宋中兴时期的古文作者细分为事功派、理学“正统”派、永嘉派、道学辞章派，认为自1155年至1235年，这些流派或联袂而出，或鼎足而立，或前后继踵，形成了宋文发展的又一繁荣期。这些著作虽不专注于南宋散文，却比通代文学史更深入地触及了南宋散文的内核，也进一步引导了南宋古文研究。在南宋散文的概况之外，他们已经普遍注意到中兴时期是南宋古文发展的巅峰，书中对南宋古文的探讨也均以中兴时期的古文为核心。
此后，杨庆存《宋代散文研究》（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沿袭《宋代文学通论》的思路，以“南宋中兴诸派的联袂与踵武”为题展开论述。马茂军《宋代散文史论》（中华书局，2008）将南宋散文分为永嘉文派、江湖文派、闽学文派、江西散文、岭南散文和移民散文，分别论述了他们的散文思想与创作实绩。曾枣庄《宋文通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指出，南宋之文经历了崇苏、崇程两个阶段，文章之士多崇苏，道学之儒多崇程。王水照、熊海英《南宋文学史》（人民出版社，2009）也在《宋代文学通论》的基础上总结说，南宋文学中兴于孝宗之世，欧、苏散文成为南宋散文写作的标准，文学性散文的创作较南渡初期更加繁荣，各类文章体式都有所开拓，虽无大的突破与创新，但不乏名篇，自具特色。从以上论著中可见，随着时间的推移，南宋古文在书中所占的比重有明显的上升，学界对南宋古文的定位也逐渐明朗起来。
在南宋中兴时期的古文研究方面，朱迎平用力颇多，先后有《宋文发展的整体观及南宋散文评价》［《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4期］、《唐宋散文研究刍议》（《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论南宋散文的发展及其评价》（《上海财经大学学报》2001年第1期）等文章发表。2003年，其《宋文论稿》一书由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上编在收录以上文章的同时，另有《乾淳宋文中兴论》论述宋孝宗乾道、淳熙年间宋文“中兴”的情况，还有两篇论文探讨了这一时期古文大将陆游和叶适的散文成就。下编则在简述南宋文章发展脉络后，挑选南宋散文重要的四十家加以述评。在他看来，南宋散文创作比北宋更为普遍，作家作品的总量都超过了北宋，质量也不容忽视。从宋孝宗乾道、淳熙间到宁宗嘉定末，前后约六十年间，南宋文坛名家辈出，文备众体，文派孳生，文论勃兴，呈现出一派蓬勃兴旺的气象。“冗弱”固然是一部分南宋散文的明显不足，但用它来概括整个南宋散文创作，无疑是片面的。宋文发展到乾、淳年间还有新的发展，并出现了足以代表其新水平的创作和理论成就。《宋文论稿》篇幅不长，但在南宋散文研究方面很有分量，为全面把握南宋散文的情况与正确评价其历史地位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闵泽平《南宋理学家散文研究》（齐鲁书社，2006）是较早涉及南宋散文的博士学位论文，书中分章论述了陈亮、朱熹、吕祖谦、陆九渊、叶适及其追随者的散文艺术特色，从理学家学理的影响着眼，探寻南宋理学家的散文主张、散文艺术精神、艺术风格及其成因，并分析了他们的异同。书中指出，南宋古文的繁荣正在淳熙前后，南宋理学大家的优秀古文作品与唐宋古文大家的杰出之作相比在艺术上并不逊色，他们的古文创作及理论，对元代乃至明清两代的散文创作与古文理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陈君慧《南宋孝宗时期散文研究》（四川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2）是南宋中兴时期散文研究的又一重要成果，论文上编为宏观研究，介绍孝宗时期散文繁盛的时代背景、散文创作概观、散文理论的发展；下编选取了王十朋、周必大、楼钥、陈亮、叶适的散文予以个案研究。文章指出，南宋孝宗时期的散文从创作到理论都十分繁盛，在内蕴特质、艺术成就上形成了新的面貌和特色，欧、苏奠定的宋文优良传统得到了呼应和弘扬，北宋散文的发展高潮得到了重要的延续和响应。孝宗时期是宋文发展的第二个高潮期，在宋文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这两篇学位论文既是对南宋中兴时期古文研究的阶段性总结，也进一步呈现了南宋中兴时期古文的大致面貌。
综上，南宋中兴时期的古文日渐受到学者们的关注，古文在南宋的中兴已经得到了比较广泛的认可。不过，与这一时期突出的创作实绩相比，无论在深度还是广度上，南宋中兴时期古文研究都还有宽广的空间需要继续挖掘。
宋代古文综合研究中对记体文的论述大都非常零散，不成体系。不过，记体文综合研究与单一题材的宋代记体文研究都对中兴时期的记体文有所关注，这些论著与论文讨论到南宋记体文的内容，绝大部分以中兴时期的文人与记体文作品为中心，其中有一些价值不菲的碎片，值得用心打捞。
（1）宋代记体文综合研究
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在“杂记文”一节中谈到，南宋以后，叙事的杂记文不仅数量增多，而且向新的方向发展，于记事之中，兼抒胸次、怀抱，鞭挞社会，寄寓感慨，思想性和感情色彩都有所加强。书中根据杂记文的内容与特点将其分为台阁名胜记、山水游记、书画杂物记和人事杂记四类，这样的分类方式也对此后的记体文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
赵燕《唐宋记体散文及其文化意蕴》（南开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07）将唐、北宋与南宋分别视为记体散文的创体时期、变体时期与定体时期，认为南宋记体散文从文体到语体都趋于成熟和稳定。具体而言，南宋亭台园林记在北宋记文的框架中做了局部的创变，山水游记中写景的成分增加，学记重点阐述理学家的论学主张，书画记被题跋所取代，散体作为一种语言体式真正地成熟起来。论文分章梳理了山水游记、亭台园林记、书画记与学记在唐宋时期的发展脉络，在唐宋记体散文发展史的框架下，能够清晰地对照同一题材的记体文在不同时代的前后变化。也正因如此，这篇论文的整体框架是为中唐与北宋的记体文量身定做的，用在南宋记体文上不甚妥帖。
李真瑜、田南池、房春草《中国散文通史·宋金元卷》（安徽教育出版社，2012）按体裁论述宋代文章，在第六章“宋代杂记文”中概括南宋杂记文时谈到，南宋杂记文与北宋旗鼓相当，成绩喜人。书中参照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的结论，认为南宋以后，杂记文数量增多，而且出现了新的拓展。可惜该书以单篇作品的赏鉴为主，并未对中兴时期记体文的发展给予理论方面的归纳总结。
近年来，宋代文体学的著述中也对记体文有所关注。祝尚书认为中国古代文章学于南宋孝宗年间正式成立，他在《论文章学视野中的宋代记序文》（《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中指出，记、序散文是南宋词科考试的重要内容，南宋文章学家们为指导词科考试而对其体式与作法做了全方位的研究，有力带动了记体文的写作。作者认为，南宋记体文在变体方面比北宋更甚，其内容也较单纯的叙事显得深厚。由于是在文章学的框架内讨论记体文写作，文中的文献依据大多出自南宋末年王应麟的《辞学指南》与谢枋得的《文章轨范》，文章所关注的重点是南宋学者针对北宋记体文文章体式与写作技巧的研究，并未深入探讨中兴时期记体文的思想性与艺术性。谢琰《文法交融与风景变容——唐宋记体文发展轨迹管窥及“破体说”反思》（《文化与诗学》2014年第2期）梳理唐宋记体文写景的发展，指出唐代记体文接受了骈文、赋、古文甚至诗歌的影响，形成了“骈语对仗法”“逻辑排比法”“空间铺陈法”“时间铺陈法”“散语点染法”等多种写景文法。北宋记体文的写景延续了唐代记体文的文法类型和文体风貌，只是在文法的具体使用和组合关系上进行了革新，追求简约与圆融，从而形成新的美感特质：唐人写景兼重写实与造境，而宋人写景专意于造境。文章从文法入手，角度新颖，分析细致深入，结论令人信服。谷曙光在《贯通与驾驭：宋代文体学述论》（人民文学出版社，2015）中专门讨论了宋代“以论为记”的现象，认为宋代的文体相参、破体为文，通过这一创新法门，宋代记体文突破旧界限，开拓新天地，“始尽其变态”。记体文的变革，成为宋代古文革新中的成功典范，也是“宋型文化”作用于文学创作的生动体现。书中所涉及的记体文均为北宋作品，但“以论为记”的现象在南宋更为普遍，此书用史学思维从宏观、微观两方面观照研讨宋代文体学中的一些问题，在研究路径方面对南宋记体文研究有很多启示。
此外，斯坦福大学艾朗诺教授2021年发表于《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的论文《苏轼早期至黄州时期的记体文研究》详细分析了苏轼从入仕之初到贬谪黄州期间的记体文创作。文章指出，在苏轼手中，“记”成了他思考的工具，他对许多问题的思考，包括自我认同、作者和外界的关系、佛教思想和实践的种种争议、对绘画的理解、收藏书画所遇到的问题、行政策略的选择、通往知识的途径等，均反映在记体文中。苏轼早年灵活地应用记体，熙宁年间拓宽记体的内容，他的记体文在乌台诗案中被他的政敌曲解，成为迫害他的证据之一；被贬到黄州后，苏轼又用记体文表达他对新环境和逐臣的认知。苏轼早年的记体文对构成其作品和作家身份而言不可或缺，并在唐宋散文史上独树一帜。这篇论文对记体文这种文体形式的关注角度、对苏轼记体文的文本细读，都对南宋记体文研究有较大的指导意义。
另外，石刻、地方志中的宋代记体文也开始进入研究者的视野。如王星《论宋代石刻与其文学创作导向》［《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刘向培《方志所见宋代记文补遗》（《中国地方志》2020年第1期）等。加强对宋代石刻文学作品、文学传播与文学创作相互关系的研究，将方志等文献纳入文学研究视野内，将会深化对宋代记体文生成、发展、传播过程的认识。
综上，宋代记体文综合研究目前的重点仍在北宋，学界对南宋记体文少有注目，但现有研究在研究方法、路径等方面对中兴时期记体文研究有许多启示。
（2）单一题材的宋代记体文研究
专门讨论宋代记体文某一题材的文章近年来频繁出现，其中，在宋代发展显著的记文题材以及日记体这一记体文的新形式得到了重点关注。
学记一体起源于中唐时期，刘成国《宋代学记研究》（《文学遗产》2007年第4期）认为，学记在宋代才形成了固定的创作格式，王安石与曾巩的学记作品被后世奉为圭臬。南宋时，道学家们对学记体情有独钟，学记成为他们借机宣扬心性之学的理想文体，道学术语触目皆是，迂腐气息逼人，议论成分愈加浓厚，少有上乘之作。倪春军《宋代学记文研究：文本阐释与文体考察》（复旦大学出版社，2021）是第一部全面研究宋代学记文的专著，从学记文的起源、成立、开拓、衍变、传播和接受等角度，梳理了宋代学记文的文体发展和艺术流变。书中指出，北宋学记打破了以孔庙记为代表的宗庙文学的传统观念，崇尚经术，好为议论，以文人士大夫的学术见解和治国安邦理想为宗旨，把学记请下了宗庙的“神坛”，成为士大夫日常化的案头文学。到了南宋的书院记，由于书院的特殊地理位置与作家的特殊身份，这种案头文学又转变成了山林文学，成为隐居山林的学者们抒发情怀、交流思想、求学问道的精神寄托，具有自由的思想和独立的品格。由于受到理学思想的影响，对于“心性”的讨论成为书院记的主要内容，书院记成为理学各派宣扬理学思想的重要载体。南宋的书院记完全属于文人的一种自由写作，因此无论是在写景还是叙事方面都显得更为开阔而自由，在表达思想和情感方面也更加从容而深刻。南宋书院刻书行业繁荣兴盛，书院记的雕印传播和石刻传播扩大了书院记的影响范围，为书院记走向民间提供了基础和条件。
钟振振《宋代城市桥记刍议》（《江海学刊》2014年第1期）是讨论城市建筑记文的一篇十分别致的文章。据作者统计，宋代以前的城市桥记仅存8篇，且无一出于文学大家、名家之手，北宋桥记17篇，南宋则有44篇，反映出宋与宋前政治文化精英的不同构成、宋与宋前文化的不同属性等问题。文章重点讨论了宋代桥记显示的社会文化现象，并未从历时的角度分析南宋桥记与北宋桥记有何差别。不过，作者对城市桥记这一题材的关心，为宋代记体文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
近期，诸葛忆兵发表的《宋人贡庄记论略》（《江西社会科学》2019年第10期）、《宋代进士题名记论略》（《文学遗产》2020年第1期）、《宋人贡院记论略》［《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1期］三篇论文，重点关注与科举制度相关的记文，所讨论的多数是南宋的文章，对相关记体文的写作背景、思想内容、篇章结构、语言风格等均有详细的介绍。
另外，王晓骊《宋代题名与题名记考论：缘起、新变和审美价值》（《北京社会科学》2016年第2期）、刘珺珺《论唐宋记体文的意义演进——以营造记为中心》［《南京大学学报》（哲学·人文科学·社会科学）2018年第2期］、张文利《理学视域下的宋代书院记》（《文学研究》2019年第2期）、胡晓《论宋代厅壁记的文体新变》（《励耘学刊》2020年第2期）等，均是近年来探讨宋代单一题材记体文的优秀论文，但以上文章均将重点放在北宋，对南宋记体文讨论较少。
宋代日记体文章很早就得到了中外学者的关注，南宋中兴时期是宋代日记写作当之无愧的高峰，其中以陆游《入蜀记》与范成大《吴船录》最受瞩目。1935年，上海南强书局出版阮无名（阿英）编选的《日记文学丛选》，该书的文言卷中便选录了《入蜀记》与《吴船录》。1982年，陈左高选注的《古代日记选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该书共选注了五种宋代日记，其中有四种在南宋中兴时期写成。同年，日本学者玉井幸助出版《日记文学概说》（日本国书刊行会），综合讨论中日两国的日记，以目录学的方法较为系统地梳理了中国日记作品。之后，陈左高在《中国日记史略》（上海翻译出版公司，1990）一书中明确指出，南宋以后日记留存较多，首推记游一类，当时记游的代表作允推陆游、范成大的日记。关于南宋中兴时期日记体游记的研究，大多数将注意力集中在陆游和范成大身上，例如王立群《〈入蜀记〉向文化认同的倾斜》［《河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年第5期］、莫砺锋《读陆游〈入蜀记〉札记》（《文学遗产》2005年第3期）、许靖卿《南宋日记体游记研究——以〈入蜀记〉〈吴船录〉为中心》（台湾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吕肖奂《陆游双面形象及其诗文形态观念之复杂性——陆游入蜀诗与〈入蜀记〉对比解读》［《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1期］、刘珺珺《范成大纪行三录文体论》（《文学遗产》2012年第6期）等。由于日记体文章内容丰富驳杂且具有丰富的历史文献价值，已有研究成果大都在介绍日记内容、讨论文体分类、衡量文本价值方面用力颇多，仅有少数文章深入探讨了日记与其他文体的关系等问题。关于这一形式特别、包容量大的新兴文体及其在南宋中兴时期的繁荣发展，仍然有许多有意义的话题值得探讨。
（1）南宋中兴时期文人个体古文研究
中兴时期著名文人中，陆游、叶适、朱熹、杨万里、周必大等人的古文整体成就突出，他们的记体文也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与文人个体古文研究相关的论著中有时会单独概括他们的记体文写作成就，其中陆游和叶适的记体文以其浓郁的文学色彩受到了较多的关注。
关于陆游古文的成就，早在20世纪60年代，朱东润《陆游研究》（中华书局，1961）就注意到，与唐宋八大家相比，陆游的散文成就远在苏洵、苏辙之上。书中还进一步总结到，他的记体文既吐露了爱国的感情，也写出了闲适的情趣。赵永平《陆游散文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专章论述了陆游的记体文成就，认为记体文浸润着陆游的人生坎坷与世事沧桑，是透视陆游一生思想演变过程的重要文献。陆游能够自觉运用散文的形式抨击、批判、反省现实，寻找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他的记体文呈现出了浓厚的人文关怀与灿烂的理性光辉。
朱迎平《宋文论稿》是较早谈到叶适散文的专著，他认为叶适在杂记写作方面追踪北宋大家，肆力于“尽变其态”，他的记文或以写景状物胜，或以即事发论称，笔法多变，摇曳生姿。周梦江、陈凡男《叶适研究》（人民出版社，2008）指出，叶适记体文致力于作品构思和表达的精巧，其风神情韵力追北宋大家，堪称记体文精品。李建军《宋代浙东文派研究》（中华书局，2013）谈到，叶适记体文佳作在论道说理时能够平和舒缓地酿出理趣，写景叙事可生出余韵，二者水乳交融，使其记体文相比于政论、碑志、序跋具备更强的文学性，更能代表叶适的散文成就。
以上论著在文人个体古文写作的框架中讨论他们的记体文成就，大多着眼于记体文在相应文人古文整体写作中的分量，能够抓住记体文的文体特质，讨论它在表达作者思想方面的长处，并对写作技巧有一定的触及，对本书有一定的启发。
（2）南宋中兴时期文人个体记体文研究
专门讨论某一文人记体文的文章，在近年来硕士论文的选题中时有出现，这些论文大都在考察记体文发展史的基础上，从题材内容与艺术技巧切入，总结作者的记体文写作特点，评价其文学史地位。其中，论述较为深入、观点相对新颖的有以下几种：
关于杨万里记体文的讨论，杨理论《论杨万里的记体散文》（《文学遗产》2009年第6期）是比较突出的一篇文章。作者指出，杨万里继承了北宋记体散文人文意识浓厚的特点，更加专注于写“人”，其散文结构精致小巧，写景叙物娓娓道来，记人抒情富含理趣。作者认为，记体文是杨万里散文中文学性最强的体裁，最能代表他散文创作的成就。
郭妍《朱熹“记”体散文研究》（北京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认为，朱熹的记体散文是其人格精神和价值追求的生动写照，典型地代表了南宋理学家的学术品格和济世追求。作者指出，朱熹记体散文思想内容的变化，与其理学思想的发展演变关系密切：他对“君子之志”和利义观的认识，反心求理、深造自得的“为己之学”以及“主敬涵养”的格物论，构成了其记体散文的精神内涵；他的记体散文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体现着他对科举文风、佛老和朝廷吏治的看法；他的经典诠释学和考据学对其记体散文思想艺术风格的形成也产生了重要影响。性理醇致是朱熹记体散文独立于南宋诸家的最主要特点。
金文凯《论张孝祥的记体散文》［《清华大学学报》（哲学与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6期］指出，张孝祥的记体文以对社会人生、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注为主题，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其记体文大多立意宏伟，气势雄壮，格调高远，文采斐然，艺术技巧高超。张孝祥记体文的总体成就虽不能与其词相比，但也能自成一家，在文学史上占据一席之地，不能以冗弱论之。
关于叶适的记体文，张平《帛裂与统合——叶适“文集大成”的一种微观考察：以记体文为例》（《浙江师范大学学报》2018年第2期）指出，作为最为叶适所重并为其获得盛誉的重要文体之一，记体文在叶适的散文创作中具有样本分析的典型意义，他的记体文实践了“景语”从式微到复萌的调适与“理语”从“放言”到“法言”的变迁，兼具“学人之文”与“文人之文”的双重属性，在特定的学术语境与文学语境中，它折射了叶适作为一代“学宗”与“文伯”，“欲合周程、欧苏之裂”的自觉意图。
综上所述，在宋代文学研究一贯重北宋而轻南宋的情况下，南宋中兴时期的古文长期受到冷落，直到近些年才得到了比较公允的评价。现有研究成果或者关注古文的某一派别，或者重点讨论某几位文人的作品，很少对这一时期古文的时代特色深入细致地发掘，尚未充分揭示南宋中兴时期古文的独特内涵。
现有的南宋中兴时期记体文研究或者是文学史中高度概括的整体评价，或者是北宋记体文研究的附庸，或者是个体古文研究中一个小的闪光点，或者是数篇文本鉴赏之后的简单归纳等，仅有的几篇以某位文人的记体文为对象的文章在论述模式上也比较相近。在类似的思维模式下，研究者们从这一时期不同文人的作品中得出的论断有许多共通之处。这从侧面反映出，记体文这一与社会现实紧密相连的文体受时代的影响非常之大，生活在同一片历史天空下的文人们，在记录现实生活时表现出了很大的共性。那么，这些共性究竟体现在南宋中兴时期记体文的哪些方面？它们使记体文形成了怎样的时代特色？记体文在当时文人的古文写作中占据怎样的位置？它着重记录了当时公共生活与私人领域的哪些问题？中兴时期的社会发展与思想变化在记体文中留下了怎样的特殊印记？记体文在唐宋古文运动的基础上有怎样的新发展？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内容。
四、日常生活史视角下的记体文微观生态
南宋中兴时期记体文的记述对象涵盖了山水、亭台楼阁、寺庙、官署、公共建筑、私人居所、官学、书院、藏书楼、游玩见闻等等，几乎每一种题材都呈现出独有的时代特质，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时文人的日常生活。每篇记文在文学艺术方面的价值固然有高低之分，但对其记述对象而言，它们都是为当时当地、其人其事而作，将社会生活、日常生活中的“美事”以“微言”加以记录，每一篇记文所呈现的都是一个独立的微观文学生态。20世纪70年代以来流行于历史学界的日常生活史研究着眼于一个人、一群人的日常生活，聚焦于特定时期人们的生活与精神世界，关注“人”这一历史主体，恰好可以观照到记体文所涉及的当时当地、其人其事。从日常生活史的视角出发探寻记体文文本生成、呈现、传播的微观生态，可以从看似常识的现象中抓出问题，将其特点化、深刻化、层次化，更多地照顾到非经典文献，通过微观文学生态的聚集而认识当时社会的纷纭万象，观察当时文人对日常生活的细致感触与深入思考。本书从单篇记体文文本出发，关注文人个体的物质生活、人际交往、文化活动、思想观念、生活态度等，探讨南宋文人在记录日常生活时呈现出的普遍性问题，力图在梳理南宋记体文写作成就的前提下，观察唐宋古文运动之后古文如何参与文人的日常生活。
在全面统计作品与作者的情况并从题材与功能的角度对记体文文本做分类梳理的基础上，根据南宋中兴时期记体文的特点，本书主要讨论公共建筑记文、私人居所记文、单篇山水游记、日记体游记四个大的类别。在每一大类中，分别讨论内容相近的几种题材，考察记体文对当时社会各方面“中兴”生活图景的文学化记录。南宋时期题跋与笔记的崛起，分别使书画杂物记与人事杂记的数量大大减少，因此书画杂物记、人事杂记等不足以专节讨论的题材，仅在总结记体文写作方式的新变时加以简单介绍。
具体到每种类别、题材的记体文的论述，首先，需要重视的问题是文章体制。“文章以体制为先”
、“论文章先体制而后文之工拙”
的理念已经深入宋代文人的观念之中。记体文在北宋文人的笔下已经开始呈现出“变体”的趋势，范仲淹《岳阳楼记》、欧阳修《醉翁亭记》、苏轼《醉白堂记》都曾引发一系列有关“变体”的争论
。北宋后期，陈师道在《后山诗话》中谈道：“退之作记，记其事尔；今之记乃论也。”
在记体文中发表议论，是北宋古文议论风气的重要表现之一。南宋中兴时期的古文沿袭了北宋的这一特点，作者针对记述的事件、事物等，常常在记体文中发表自己的看法，使议论成分成为记体文中一个比较自然的存在。除此之外，文章题材与功能的发展变化，也很容易影响相应记体文体制的变动。讨论每一种题材的记体文，都需要注意其独特的文章体制，这是衡量文本价值的首要依据，是古文研究必须遵循的规律。
其次，正如欧阳修所说的“我所谓文，必与道俱”，唐宋古文的发展与思想史密切相关，自韩愈倡导“文以载道”以来，古文家们始终以古文与古道两方面的复兴为己任，“道”是每一位古文写作者熟悉的话题。以道为本、文道一体，是道学
蓬勃发展的态势下南宋中兴时期文人文道观的主要特点。相比于中唐至北宋时期的文道观，道的地位在中兴时期有明显的提升，而古文也因以道为根本、从道中流出而被赋予了更丰富的内涵。记体文既是南宋中兴时期社会生活图景的写照，也是这一时期文人心灵史的缩影。从记体文题材的拓展与新变中，可以看出当时文人个体思想发展变化的端倪。同时，从记体文针对具体事件、事物而发出的议论中，也可以清楚地看到文人的精神世界在现实生活中的投射。
再次，唐宋古文运动是南宋古文写作的重要背景，记体文是唐宋古文运动中成长起来的文学体裁，中唐至南渡年间古文家的记体文写作，对南宋中兴时期的记体文写作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意义。讨论南宋中兴时期记体文的发展，必须以中唐至南渡年间的记体文为参照系，本书不拟设置专门的章节对比前代记体文与南宋中兴时期记体文的异同，但在论述南宋中兴时期记体文的过程中将努力贯彻这一比较意识。只有这样，才能清楚地看到每一种题材的记体文在这一时期出现的新内容、新问题，进而概括南宋中兴时期记体文的新发展。
综上，在全面统计南宋中兴时期的记体文文本及写作者后，本书将按题材对文本加以细致分类，逐一讨论各个题材在中兴时期记体文中得到了怎样的文学化呈现。在具体的论述中，遵循“文章以体制为先”和“文以载道”的经典规范，以文体学统领，从日常生活史切入，关注记体文文本的原生生态，关注记体文对当时当地、其人其事的价值。以唐宋古文运动中的记体文为参照，探讨这一时期记体文涉及的新问题以及它在南宋中兴的时代背景下的新发展，对南宋中兴时期记体文给予合理的历史定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