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张鸣（北京大学）

从南宋高宗绍兴末年到宁宗朝（约12世纪中后期），宋朝社会从南渡初期的战乱动荡逐步走向安定。虽然只是偏安的局面，但政局和社会的稳定毕竟带来了“中兴”气象，社会文化随之逐步走向复兴繁荣。南宋中兴时期的士大夫文学，无论诗歌还是文章，都在这一背景下迎来了发展的又一高峰。以“中兴四大诗人”为代表的诗歌的“中兴”，学界已有很多研究成果。但古文的“中兴”，则还未得到充分的重视，缺少较为全面的综合性的考察探讨。纠正这一偏向，需要有扎实的努力。谭清洋博士的新著《美事微言：南宋中兴时期记体文研究》，就可以看作这种努力的一份成果。

这部著作，研究的时段是南宋中兴时期，范围从宋高宗绍兴二十五年（1155）到宋宁宗嘉定元年（1208）前后。研究的对象文体是“记体文”。所谓“记体文”，是指以“记”名篇的各种题材的古文。南宋中兴时期，各种体裁的文章，都极为繁荣。但最特别的是各种以“记”名篇的杂记文章，不仅数量庞大，而且因功能多样，题材丰富，体式灵活，从各个方面反映了社会文化复兴繁荣的面貌和社会生活的细节，在古文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更因反映了士人介入社会文化复兴过程所做的努力而具有特殊的认识价值。

作者在数量庞大的南宋中兴时期各种文章中，梳理出记体文1800多篇，涉及作者500多人。全书围绕南宋“中兴”的时代主题，旁及思想、政治、文化的发展变迁，将“记体文”视为对社会各方面“中兴”图景的文学化记录。在这个思路统领下，作者首先对中兴时期记体文做了宏观的梳理，将之分为公共建筑记文、私人居所记文、单篇山水游记、日记体游记等四大类别，在每类中分别讨论内容相近的几种题材，涵盖了中兴时期记体文的重要内容。这种分类方式，既符合中兴时期记体文的写作实际，又体现了学术思路的创新。其次，由于学术思路的以上调整，中兴时期独具特色但过去很少受到研究者关注的官署修造记、祠堂记、寺观记、藏书楼记等题材的作品，得以进入研究的视野。作者对这些以往较少受到关注的作品做了较为深入细致的讨论，意图全面揭示中兴时期记体文的成就和时代特色。

全书最大亮点，在于特别注重在社会文化和士人生活史视域下挖掘一些具有时代性和代表性的问题，比如社会复兴时期的公共建筑修造记的时代意义，祠堂记对“国朝”先贤精神的纪念和发扬，日记体游记密集出现于中兴时期的原因。这些问题的提出，都体现了作者敏锐的眼光。作者对这些问题的论述，同样富于新意，如第三章“私人空间精神意义的赋予和阐释”，分别考察了私人居所记文、藏书楼记、书斋记的不同精神内涵和文化意义，并抓住极有特色的“雪巢书写”个案，探讨了《雪巢记》与雪巢书写由私人空间书写发展成文坛公共话题的过程和原因，见前人所未见，发前人所未发，读来让人兴味盎然。

作者既然将记体文视为南宋“中兴”社会图景的文学化记录，自必涉及对文章体制的处理。虽然都是记体文，但因书写对象不同，体制便有区别。最明显的是公共建筑修造记文和私人书房记文，文章功能不同，或庄重严肃，或灵活随意，记事和议论的分寸就有区别。作者讨论每种题材的记体文，都能注意到其体制的独特之处，而采取不同的论述策略，并以比较的眼光，分析中兴时期各种题材记体文对前代记体文的承变，以及记体文与其他文体的异同。特别第四章第三节围绕朱熹、张栻和林用中等人同游南岳衡山时的诗文写作，讨论山水游记与山水诗的互补：作者首先分析了张栻《南岳唱酬序》的“破体”为文，指出此文虽名为“序”，但从体制看，实为一篇游记文；其次对比分析《南岳唱酬序》的游记内容和诗的不同写作方式以及文学呈现；进而又考察了朱熹的《南岳游山后记》的再次“破体”为文的写作特点，指出诗和文的不同处理体现了“诗情诗思与戒惧警醒之间的博弈，是戒惧警醒战胜了诗情诗思”。这一段讨论，紧扣论述对象的特点，在思路上几次反转，论说不断推进，十分精彩。

本书是谭清洋在她的博士论文基础上修改增删而成。八九年前她写作博士论文期间，我负有指导责任，对她的选题动机、研究和写作过程都比较了解，知道她读书思考的专注用功，也了解她写作的辛苦。说实话，清洋论文最后达到的水平，超出了我的预期。作为导师，读到学生的好论文，内心总是欣慰的。记得谭清洋论文答辩时，答辩主席陶文鹏先生特别称道关于《雪巢记》个案的论述，认为“雪巢书写”由私人空间书写发展成文坛公共话题的讨论很有启发性，并热心给谭清洋出主意，指导她将这一节改写成期刊论文投稿发表。陶文鹏先生和其他几位答辩老师的表扬，给予谭清洋极大的鼓励。她后来将全文改为书稿即将正式出版，来找我求序，因此写了以上心得，并回忆她答辩时的一个插曲，以作为我们师生共同的记忆。

写完以上一段，觉得意犹未尽，不免再啰嗦几句。

宋代文章研究，近年越来越受到学界重视，无论文献整理还是作家、文体、文论和文本研究，都有很多成果。谭清洋即将出版的这部著作，也将为宋文的研究增添一点风采。

不过，这还远远不够。我的浅见，目前宋文研究的成绩，与宋文在当时的崇高文体地位和重要性相比，还不相称。有几个问题值得考虑。

一是按照今人建立在文学体裁代际兴替观念基础上的文学史观，一提宋代文学，必称“宋词”，诗、文都在其次。而实际上，在宋人的文体观念中，词是游戏笔墨，余技小道。众所周知，苏轼“以诗为词”，“指出向上一路”，将“词”写得“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才大大提升了“词”的文体地位。但无论如何提升，“词”在宋人心目中的重要性还是不能与诗、文相提并论。总之，在宋代，诗的地位高于词，文的地位又高于诗。就文体地位而论，文处在最高层级。日本著名汉学家吉川幸次郎《中国文章论》曾说：“在宋人的观念中，文比诗更重。”（见王水照、吴鸿春编选《日本学者中国文章学论著选》）这是非常有见地的看法。文学成就的高下，见仁见智，不同时代、不同人有不同看法，非常自然，但文体地位的高低，却是一个时代的共识。因此，回归宋人对文章的文体地位的认识，进一步明确当时文和诗、词的文体关系，是推进宋代文章研究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

二是衡量宋代文章的成就，还要有纵向的维度。明人宋濂说：“自秦以下，文莫盛于宋。”（《苏平仲文集序》）可见评价之高。清人李渔则将宋文与汉史、唐诗、元曲相提并论：“历朝文字之盛，其名各有所归，汉史、唐诗、宋文、元曲，此世人口头语也。《汉书》《史记》，千古不磨，尚矣，唐则诗人济济，宋有文士跄跄，宜其鼎足文坛，为三代后之‘三代’也。”（《闲情偶寄》卷一《词曲部·结构第一》）在李渔看来，“宋文”才是代表一代文学成就的典范文体，与两汉史传、唐代诗歌并为“后三代”文学之典范。实际上，宋人对本朝文章，也是以上追“三代”而自豪的。如北宋欧阳修说：“圣宋兴，百余年间，雄文硕学之士相继不绝，文章之盛，遂追三代之隆。”（《集古录跋尾》卷四《范文度模本兰亭序》）南宋中兴时期王十朋说：“我国朝四叶文章最盛，议者皆归功于仁祖文德之治与大宗伯欧阳公救弊之力，沉浸至今，文益粹美，远出乎正（贞）元、元和之上，而进乎成周之郁郁矣。”（《梅溪先生文集·前集》卷十四《策问》）陆游《尤延之尚书哀辞》说：“吾宋之文抗汉唐而出其上兮，震耀无穷。”（《渭南文集》卷四十一）可见宋人对本朝文章的自信，是出自纵向比较的结果。研究宋文、评价宋文成就，如何认识宋人基于纵向比较的这种自信，值得认真思考。

三是从文体功能的角度看，文章介入宋代士人生活中的广泛性，决定了它的重要性。宋代士人，参加科举、为官施政、上书言事、辩论说理、官场文书往来、参与社会活动、题写公私建筑设施，无不采用文章的形式；以至记录私人空间生活、题写名胜风景、叙说行旅经历等等，除了采用诗歌，文章同样是离不开的体裁。以上应用场景，从上层士大夫到普通文人，涉及政治生活、社会活动和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从文章介入生活的广泛程度可见，研究宋文，需要关注文体的重要性，也需要细分体裁，了解各种体裁的不同功能和应用场景，还要注意体裁和题材的关联。明确这一点，对文体的把握和对文本的分析才能抓住关键。这一点，学界同仁共识较多，但也有强调的必要。

以上三点，并不要求都直接体现在每一篇论文的写作中，但做每一项具体的研究，背后要有这些意识。有没有这些意识，结果会大不一样。清洋的这部新著，有的问题解决得较好，有的方面则注意不够，需要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思考。

以上浅见，趁此机会，提出来供清洋参详，也祈请方家批评。

2024年9月24日星期二
于京西博雅西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