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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围绕中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治理，注重分类行为与计量收费的相关理论构建，对计划行为理论加以拓展，分析了分类意愿与行为的偏差及其决定因素，对“熟人社会”在个体生活垃圾分类决策中的作用机制进行了理论分析，从公共政策视角采用成本收益分析框架重点构建了符合行业特点、更具现实指导意义的计量收费理论；而后，采用多种定量分析工具从城市宏观层面和居民微观层面开展了系列经验研究，既定量探究了分类意愿与行为的偏差的决定因素，也识别了当前城市垃圾收费执行效率的影响因素，还以北京市为案例探讨了垃圾处理支付意愿、计量收费接受度的现状及其影响因素，从公众视角分析向计量收费升级面临的现实挑战；基于定量研究与实地政策实验等方法，提出了具有全局性、层次性和实践指导意义的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治理思路和推进建议。本书许多内容具有明显的理论性、探索性、前瞻性，在理论构建、经验研究和研究发现等多个方面均体现出创新性。
第一，生活垃圾分类与收费理论的创新。其一，基于计划行为理论系统分析了生活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的偏差的产生原因以及转化关系。大量研究表明，垃圾分类意愿可以诱发垃圾分类行为的发生，二者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从而表现出一定的一致性（Fan et al.，2019；Miafodzyeva et al.，2013；Tonglet et al.，2004）。不过，居民垃圾分类意愿和行为也在一定程度上存在偏差。个体垃圾分类行为并不完全由其分类意愿决定，意愿可能无法完全转化为行为（Czajkowski et al.，2014；Kuang et al.，2021；陈绍军等，2015；王晓楠，2020）。现有研究较少关注二者间的偏差及其背后的原因。本书构建了分类意愿和行为在“四分类”下的全情景模式，采用可回收物、厨余垃圾、有害垃圾和其他垃圾四类生活垃圾进行分类变量的构建，且构建了刻画偏差大小的专门变量，相较以往研究0-1变量的二元分类更加细致全面，能更直接、更准确地分析偏差产生的诱导机制。此外，现有研究在分析居民垃圾分类行为时大多将居民作为独立个体，忽略了从众行为、熟人影响等社会关系对居民公共事务态度与行为的影响，社区居民通常会通过采取与其他居民一致的行为获得集体认同感与归属感（曾鹏等，2006；冯川，2020；殷融等，2015）。因此，本书在传统计划行为理论框架的基础上，加入政策措施和居民个人社会经济特征等因素，同时还将他人行为对个体态度和行为的影响作为重要因素纳入分析，充分考虑既有政策、个人特征、社会规范对意愿行为偏差、计量收费接受度等带来的影响，为解释垃圾分类和收费行为提供了更全面和更符合现实的分析框架。
其二，从经济学角度探讨了生活垃圾减量化经济学，辨析了计量收费政策的实施依据。由于生活垃圾处理具有典型的必需品特征，属于公共服务范畴（马慧强等，2011；谭灵芝等，2008b），城市政府对提供生活垃圾处理服务负主要责任。与污染者付费原则要求工业企业将所有的环境外部成本内部化不同（Reichenbach，2008；褚祝杰等，2012；李大勇等，2005；吕军等，2007；谭灵芝等，2008a；杨凌等，2010），虽然生活垃圾处理存在环境外部成本，但通过有效的生活垃圾管理可以大幅降低其环境外部成本；生活垃圾处理收费是提升生活垃圾管理效率的重要手段，其收费依据及费率不是由环境外部成本决定的，作为一项公共政策，其实施条件应由政策收益与成本共同决定。本书认为污染者付费原则不适用于生活垃圾计量收费。使用者付费是对特定公共服务的直接接受者征收使用费，其主要经济原因是增进政府公共资源的使用效率，其经济学理论基础不是筹集收入，而是提高经济效率（Bird，2001）。因此，使用者付费原则为计量收费政策的实施提供了依据。使用者付费原则要求生活垃圾处理服务的使用者按照服务数量，即生活垃圾排放量缴纳处理费，为生活垃圾排放行为提供经济约束，从而实现生活垃圾处理服务的合理使用，促进减量化目标的实现。
其三，以成本收益分析为框架，从公共政策视角对生活垃圾计量收费理论进行深化，提出以政策净收益为正值且最大化为目标、符合中国行业和公众特征的计量收费定价理论。传统的城市公共产品定价思路是边际成本定价、平均成本定价或全成本定价（Hotelling，1927；陶小马等，2002），未充分考虑城市生活垃圾处理服务的特殊性，特别是对生活垃圾计量收费政策实施的高成本考虑不足。在现实中，由于生活垃圾服务具有自然垄断属性，边际成本定价将带来长期亏损，因此政府通常采用平均成本定价或全成本定价的策略进行价格管制。然而，生活垃圾计量收费政策制定和实施过程中的宏观和微观环境更具复杂性，突出表现为计量收费的减量收益对居民而言不是即显的，不容易被感知，生活垃圾排放量缺少现成的计量手段，其精准计量较为困难、成本高，且计量收费的实施依赖社会公众的广泛认可和参与，随着公众权利意识觉醒，收费政策更可能面临公众的抵触，致使计量收费通常具有较高的政策执行成本和政策遵从成本。对于减量化迫切的城市，其促减量的行为调节功能是首要功能。本书超越了公共产品平均成本定价或全成本定价的思路，从公共政策成本收益分析视角，提出了适应中国生活垃圾处理行业和社会经济特点的生活垃圾处理定价新思路，主张收费模式和费率的确定应尽可能使政策的净收益最大化。其中，收费模式和费率是政策成本的函数，政策成本包括政策制定和执行成本、政策遵从成本、非预期成本等；同时，收费模式和费率也是政策收益的函数，政策收益包括减量带来的节约费用、净化环境和提升社会文明水平等效应。政策收益大于政策执行成本与政策遵从成本之和是计量收费介入的前提条件。对居民而言，生活垃圾减量化水平由边际减量成本和边际减量收益决定；居民的减量化效果可以分为生活垃圾产生量的减少和采取减量化行动带来的排放量减少，计量收费对产废率的作用过程相对缓慢，因此其减量化效果需要生产环节减量（如生产者责任延伸制）以及生活垃圾分类等政策的支持。
第二，生活垃圾收费政策定量研究的创新。基于宏观与微观结合的研究层次，既定量探究了当前城市垃圾收费征收额的影响因素，又以北京市为案例城市探讨了居民分类意愿与行为的偏差、垃圾处理支付意愿、计量收费接受度的现状与决定因素，从公众视角分析了向计量收费升级面临的挑战。基于公共政策视角和成本收益分析框架，对北京市生活垃圾计量收费管理体制和模式选择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讨，基于分权理论提出了北京市计量收费管理制度的设计框架。
其一，全面梳理了国内外生活垃圾收费政策类型与社区生活垃圾计量收费的成功经验，对比了不同收费模式的优劣与适用性。首次分析了中国城市生活垃圾收费的动态演变特征，对中国城市生活垃圾收费政策进行了多维度、全方面的分析，通过构建城市层面的实证模型，定量分析了城市垃圾处理费征收额的影响因素，创新性地探索了定额收费、随水费征收、按水费计量征收等收费方式对城市垃圾处理费收缴效率的影响。此外，刻画了中国城市生活垃圾收费的全貌和演变特征，定量分析了提升收缴效率的决定因素，为城市探索高效的征管方式，推动垃圾处理收费政策转型升级提供了重要参考。
其二，基于北京市随机抽样入户调研数据，不同于已有研究分别分析分类意愿与分类行为的影响因素，本书专门构建了刻画分类意愿与行为的偏差的变量，定量研究了偏差的大小及其决定因素。由于正值支付意愿是实施计量收费的必要条件，本书定量分析了北京市居民垃圾处理支付意愿和成本信息干预的影响，创新性地发现了信息提供对于提升居民垃圾处理支付意愿的显著作用，从关键信息提供角度为垃圾收费从传统定额收费向计量收费升级提供了经验支撑。本书还分析了居民生活垃圾计量收费接受度及其影响因素。现有研究仅关注垃圾处理量而未能将其与具体的收费模式联系起来，忽略了公众接受度对计量收费政策实施的关键作用（Bonafede et al.，2016；Dreyer et al.，2015；Li et al.，2018）。与之不同，本书重点研究了案例城市居民对计量收费的接受度，揭示了该政策实施时的公众态度，为理解计量收费在中国特别是在北京市落地的社会基础及其影响因素提供了一手信息。本书首次揭示了居民对计量收费政策和具体定价方式的态度，进一步分析了居民对不同收费模式的偏好及原因，对计量收费接受度较低、减量压力较大的地区及时引入计量收费政策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其三，结合实地调研和问卷调查，面向计量收费实践，对北京市生活垃圾计量收费管理体制构建、收费模式选择、费率确定等进行了系统化的设计。由全市统一负责的垃圾分类管理体制更具规模效益、便于规范化管理、政策协调成本较低，但统一的模式难以充分兼顾各区的差异性、不利于政策落地，且需要较强的市级管理能力。理论上，由各区分别负责的分权化管理体制具有信息优势和更强的政策执行力（Adler，2005；刘鹏，2020），能够激发基层政策创新（Ulph，2000），提高垃圾分类管理效率。基于北京市生活垃圾管理现状，计量收费适宜采用分级管理、以基层为主的分权管理体制。综合考虑随袋收费、称重收费、定额收费后按分类效果返补奖励三种模式的减量效果，政策实施后的新增成本，与现行管理体制的衔接，以及北京的人口特征、居民垃圾投放习惯、生活垃圾管理能力等因素，随袋收费相比其他两种收费模式更具优势，适合作为北京市实施生活垃圾计量收费的首选模式。实施随袋收费时，厨余垃圾和其他垃圾是收费的主要对象，其他垃圾应采用高于厨余垃圾的费率，可回收物和有害垃圾可考虑不收费。
第三，基于定量研究与实地政策实验，提出了具有全局性、层次性和实践指导意义的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治理思路和推进建议。其一，采用实地实验等科学方法初步分析了计量收费效果。由于政策普遍实施导致可比性好的对照组通常较少，因此基于观测数据对计量收费效果的评估面临内生性较强等影响评估结论科学性的难题。研究团队与北京市城管部门深度合作，首次开展了北京市居民生活垃圾处理费收缴机制试点，进行实地对照政策实验，确保了研究结论的得出建立在科学方法的基础之上。
其二，强调经济激励手段在垃圾分类减量治理长效机制建设中的作用。生活垃圾分类由政府自上而下推动，在初期依赖行政力量的强势介入和资源的高强度投入，可以取得立竿见影的效果，这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制度优势。但随着社会关注度降低，高强度的行政性资源投入难以持续，引入有效的经济激励机制对于巩固和持续提升垃圾分类成效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本书重点关注分类计价、计量收费、低价值可回收物补贴、理顺物业企业资金流等经济激励机制，对于完善案例城市及中国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治理长效机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其三，基于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实践，结合理论分析、经验研究与实地政策试验、调研座谈的重要发现，提出了创新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治理的总体思路、完善社区垃圾分类管理长效机制的建议，以及稳妥推进北京市社区和非居民单位计量收费改革的总体策略。首先，应以科学的政策组合保障生活垃圾分类减量长效机制发挥作用。继续重视命令控制工具“压舱石”的核心作用，重视通过信息提供工具提高宣传教育的针对性，重视使用经济激励工具推动垃圾分类物质流持续优化。其次，应稳步推进分类计价、计量收费手段在垃圾分类减量中发挥重要作用。一是从非居民单位向居民社区、从厨余垃圾向其他垃圾逐步推行生活垃圾计量收费改革。待非居民单位计量收费政策实施趋于成熟稳定后，再启动居民社区生活垃圾计量收费政策。二是进一步强化生活垃圾计量收费政策储备研究和公众舆论引导。核算生活垃圾清运处理成本；推进不同计量收费模式、收费费率的减量化效果研究；分领域设计有效的收费模式和费率；通过成本核算、信息公开等方式，引导公众舆论、凝聚社会共识，提高计量收费政策的公众接受度；从数据基础、计量体系、监督执法等方面进一步提升生活垃圾收费的精细化管理水平。
研究团队针对社区生活垃圾计量收费、非居民厨余垃圾计量收费、垃圾分类政策工具的选择、垃圾处理费性质改革等，分析了北京市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治理长效机制建设的着力方向，撰写了有针对性的调研报告8篇，报送有关领导和管理部门参阅。目前，政策建议共获得省部级以上领导肯定性批示7人次，其中2人次获得中央领导重要批示，多篇政策建议得到北京市有关部门的重视和采纳，并产生了较大的政策影响。一是推动非居民厨余垃圾计量收费、大件垃圾收费等政策的制定，对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了专业意见，促进了政策的落地实施。二是促进将“启动非居民其他垃圾计量收费管理、完善社区可回收物体系”列入2023年北京市政府工作报告和《北京市“十四五”时期环境卫生事业发展规划》，并作为主管部门2023年度重点工作。三是编制了《北京市居民生活垃圾处理费收缴机制试点工作实施方案》，成功组织实施了社区生活垃圾计量收费试点，探索形成了通过经济激励手段构建居民生活垃圾分类减量治理长效机制的实践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