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报告探讨的核心问题
如前所述,随着经济全球化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迅猛发展,国家安全逐渐成为各国所面临的共同问题:现有以美西方发达国家为主导的国际分工格局,使各国的正常产业与创新生态遭到破坏,甚至丧失了对一些事关国计民生的战略资源、重大产业和核心技术的控制权,成为制约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稳定的核心问题。此外,为遏制中国的崛起,美国综合政治、军事、经济、安全、科技等手段全面围堵中国,联合盟友竭力孤立、削弱和分化中国,导致威胁生存与国家安全的各种风险和挑战不断显现。
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如何根据党的二十大精神指引,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把维护国家安全贯穿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各方面全过程,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进一步化解美西方全面围堵、提升我国国家安全能力和安全水平,是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必须关注与考虑的关键问题。在全球化进程中,尤其是国家实行更加积极主动开放战略的形势下,如何根据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形势与大国地缘竞争格局的新变化,深入分析我国国家安全及区域高质量发展困境,采取有效应对措施,构筑开放经济条件下我国国家安全保障体系及区域高质量发展协同机制,也是新发展格局下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亟待研究与解决的重大课题。鉴于以上认识,本报告探讨的核心问题可概括为:在中美博弈及大国地缘竞争加剧的背景下,如何在开放型通道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通过高水平共建以“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为核心的复合型西部陆海新通道,打造突破美西方集团围堵与遏制的战略出口,构筑开放经济条件下国家安全保障体系及区域高质量发展协同机制,解决现有国际分工格局下产业与创新生态不完整,重大产业、核心技术及战略资源控制力不强等制约民族经济高质量发展与国家安全稳定的核心问题。
该核心问题具体可分为两个方面的关键问题:一方面,在新发展格局下,如何在开放型通道经济发展的基础上,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对内开放及区域经济融合发展,促进东西互动与产业协作,拓展国家战略回旋空间,增强西部地区战略担当。另一方面,在新发展格局下,如何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对外开放及国际合作,实现以新通道为载体的国际区域伙伴关系重塑,促进新地缘政治格局下关键战略资源统筹。这些都是新发展格局下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亟待解决的问题。
(二)本报告的研究对象
本报告的研究对象是:共建高水平复合型西部陆海新通道,以及以此为依托而构筑的国家安全防护体系及区域高质量发展协同机制。具体而言,是在全球化进程中,尤其是国家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的形势下,根据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形势与大国地缘竞争格局的新变化,以新发展格局下开放型通道经济发展为载体,以“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高水平安全”为核心理念,以物流贸易、产业科技、数字治理、能源供应、文化认同为建设重点,建立健全东西互动、南北协作、全域联动、立体高效的国家安全防护合作体系和区域高质量发展协同机制,将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成为高水平复合型西部陆海新通道。
(三)本报告的主要研究内容与总体研究框架
在明确研究核心问题及研究对象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本报告的主要研究内容、总体研究框架、各子课题的构成及内在逻辑关系(如图0-1所示),具体阐述如下。
图0-1 本报告研究内容、总体研究框架及逻辑关系
1.理论视角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充分发挥东部沿海的区位优势,综合利用国内土地、劳动力、资源等要素的低成本优势,加入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价值链循环及分工体系,形成了以“低成本制造”为核心的国家竞争优势,实现了国民经济的持续繁荣与发展。然而,伴随人民币升值及国内要素成本上升,我国制造业的“低成本优势”正逐步丧失(巫强等,2010)。此外,在开放循环的全球价值链分工格局下,发达国家政府及跨国企业综合运用价格、贸易壁垒及知识转移等多种手段对我国实施“多重围堵”(梁运文等,2010)。中美新一轮贸易摩擦以及中兴、华为等系列事件表明,以美国为首的所谓“自由市场”与“自由贸易”国家可以动用一切手段、不惜一切代价围堵中国高科技产业发展,遏制“中国制造2025”及我国制造业竞争优势升级(代栓平等,2018;杨虎涛等,2018)。自2019年香港修例风波到2020年全球抗疫斗争,以及贯穿近几年的中美贸易摩擦,处处表现出美国等西方反华势力寻机封锁、制裁、孤立中国的企图(朱佳木,2020);从特朗普执政时期的中美贸易摩擦长期持续、美国技术民族主义甚嚣尘上,到拜登延续特朗普强硬对华政策——关税壁垒不降、贸易施压继续,又新增了联合盟友共同打压中国的手段(白利军,2021)。只有运用独特的理论视角,深入洞悉上述现象的深层次原因,深刻地剖析当前区域一体化与融合发展障碍,以及国家安全与高质量发展困境的本质和内在机理,才能为破解中美博弈及大国地缘竞争加剧形势下的国家安全与高质量发展困境找到有效路径与对策方法。
现有西部陆海新通道研究多局限于“双向通道”“物流通道”等传统概念范畴,对陆海新通道缺乏整体性思考和系统性理论解释,无法充分显示西部陆海新通道在国家安全中的战略地位;传统点-轴理论、国际经济学等理论局限于各自孤立的解释,不能充分发挥西部陆海新通道在破解当前国家安全与高质量发展困境中的作用。本研究拟综合地缘政治学、圈层结构理论、新结构经济学、空间经济学、全球价值链及产业生态等相关理论与分析工具,结合实地调研资料与数据,按照“枢纽—网络—经济圈”的发展思路构建理论分析框架,从“要素分割”、“结构分割”及“体制分割”等视角,对现有发达国家主导分工格局、美西方围堵制裁等造成的价值链空间分割,以及国家安全与高质量发展困境的形成过程、基本情况、主要特征与深层次原因进行深入剖析;进而运用开放型通道经济等相关理论,从机制耦合、要素相通、结构互补等视角,对新发展格局下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推进国际国内合作、提升国家安全能力与水平的路径与机理进行研究。
2.战略导向及战略目标
综合《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及现有研究,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战略导向可从国内循环及国际循环两个方向展开,主要包括促进通道对内开放及区域经济融合发展和加强通道对外开放及国际合作(余川江等,2022)两个方面。
(1)国内循环:促进通道对内开放及区域经济融合发展。
从国内空间与国内循环视角看,以开放型通道经济发展为基础,促进通道对内开放与区域经济融合发展,可以通过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将西部内陆开放发展聚合轴串联起来,使西部陆海新通道成为西部地区长度最短、时效最高的便捷出海通道,使西部整体对外开放的区位前移,从根本上改变西部长期所处的对外开放劣势地位,促进部分产业从东部沿海向内陆腹地转移,有利于促进东西互动与产业协作,拓展国家战略回旋空间;同时,西部陆海新通道又是西部地区第一条贯穿南北的大通道,有利于打破区域分割,连接西南与西北,激活西部资源要素的跨区域聚合,有利于带动西部地区全面开放与协调发展,提升西部地区战略地位,增强西部地区战略担当。
基于此,战略导向一“促进通道对内开放及区域经济融合发展”需要实现的战略目标是:在新发展格局下,以开放型通道经济发展为基础,通过促进通道对内开放及区域经济融合发展,对内形成西部开放发展聚合轴,促进东西互动与产业协作,拓展国家战略回旋空间,增强西部地区战略担当。
(2)国际循环:加强通道对外开放及国际合作。
从国际空间与国际循环视角看,以开放型通道经济发展为基础,加强通道对外开放及国际合作,可以促进中国-东盟区域经济一体化,打开我国南向的开放新空间。西部陆海新通道南连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和中南半岛,北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将构建起联通东盟、辐射全球的贸易和物流网络,极大地提升物流效率,从而重塑中国出海到东盟的传统路线,助推中国-东盟自贸区全面升级乃至亚欧贸易深化发展,有利于在国际区域伙伴关系重塑的基础上,促进新地缘政治格局下关键战略资源统筹。
基于此,战略导向二“加强通道对外开放及国际合作”需要实现的战略目标是:在新发展格局下,以开放型通道经济发展为基础,通过加强通道对外开放及国际合作,对外促进中国-东盟区域一体化乃至衔接“一带一路”,实现以新通道为载体的国际区域伙伴关系重塑,促进新地缘政治格局下关键战略资源统筹。
3.重点任务及研究思路
根据经济全球化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新形势与大国地缘竞争格局的新变化,在西部陆海新通道开放型通道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以物流贸易、产业科技、数字治理、能源供应、文化认同为重点任务,建立健全东西互动、南北协作、全域联动、立体高效的国家安全防护合作体系和区域高质量发展协同机制,将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成为以“5个高”为标准的复合型西部陆海新通道,系统性提升国家安全能力与高质量发展水平。
(1)以物流贸易为核心高水平共建西部物流贸易大通道。
西部陆海新通道首先是“物流通道”。当前,高水平共建西部物流贸易大通已经建成东、中、西三条主干道,铁路营业里程、公路里程及民用机场数量逐步增加并形成了较为完善的交通网络,铁海联运、国际铁路联运、跨境公路班车三种物流形态均已实现常态化运行。然而西部物流贸易大通道建设中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在基础设施方面,通道沿线交通基础设施整体发展水平偏弱、区域分化明显;在运输方式方面,铁路、公路交通网络密度较低,高速公路占比不高;在物流产业方面,市场主体数量匮乏,行业产值较低,货运量较少;在省际协作方面,政策协调机制仍不完善,物流节点建设尚存堵点。此外,在对外贸易方面,对外贸易结构多数省份保持贸易顺差状态,进口贸易结构表现稳定,但外贸潜力有待挖掘,外贸结构有待优化。基于此,第一章的重点任务是:从跨国协作、交通物流、国内协调等三个方面对以物流贸易为核心高水平共建西部物流贸易大通道进行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具体来说:一是加强跨国协作,促进对外贸易;二是提高物流水平,畅通交通运输;三是完善协调机制,发展服务平台。
(2)以产业科技为核心高水平共建西部产业科技大通道。
高水平共建产业科技大通道,有助于推动西部陆海新通道的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提升通道沿线城市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可持续性;同时也有利于促进国际产业协作和联合创新,增强国际竞争力,助力产业科技安全。当前,高水平共建西部产业科技大通道在经济基础、产业结构、科技创新、优势产业、市场主体、创新发展、创新平台等方面已经具备较好的基础与条件,但也存在以下问题:在规划布局方面,产业发展缺乏总体规划,产业备份功能有待强化;在产业结构方面,区域产业同构严重,跨区域产业分工协作难度较大;在产业互动方面,城市间互投能力显著分化,行业间互投比例明显失衡;在投资活力方面,投资金额落后于长三角、珠三角,互投行业集中于个别行业,与外部互投活力不足;在市场主体方面,通道内部发展不平衡,区域整体发展较落后;在科技资源投入方面,基础研究投入总量不足,研究与试验发展(R&D)经费投入结构不合理;在人才集聚方面,高端人才数量短缺,高等学校数量不足且分布不均。基于此,第二章的重点任务是:从完善物流基础设施、强化产业科技安全、明确区域功能定位、优化战略规划布局、培育优质市场主体、加大人才招引力度、强化产业分工协作、紧抓数字经济红利等八个方面研究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具体包括:一是完善物流基础设施,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二是强化产业科技安全,打造重要产业链备份基地;三是明确区域功能定位,推动产业科技协同发展;四是优化战略规划布局,畅通东中部产业转移路径;五是培育优质市场主体,增强产业科技发展动能;六是加大人才招引力度,赋能通道产业跨越式发展;七是强化产业分工协作,推动区域一体化融合发展;八是紧抓数字经济红利,发展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3)以数字治理为核心高水平共建西部数字治理与政府间协作大通道。
当前,全面深化数字治理及政府间协作已成为国际发展共识,我国数字经济红利正转化为“一带一路”发展动力。然而,在美“印太战略”框架下,我国海上和数字丝绸之路建设受到遏制,如何发挥西部陆海新通道在数字丝路建设中的新担当,是亟待研究的重大问题;此外,中欧班列和自贸区的建设使西部地区逐渐成为对外开放的前沿地带,在数据跨境自由流动、隐私保护、市场准入、知识产权保护、争端解决机制等方面仍然存在数字治理安全隐患,如何充分发挥全球数字治理在政府间协作及国内国际合作中的作用,也是亟待解决的问题。基于此,第三章的重点任务是:探讨如何通过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充分发挥西部陆海新通道承接数字经济红利、保障数字治理安全、推进政府间协作的新载体、新高地、新窗口作用。具体包括三个方面的对策:一是通过建立西部陆海新通道数字安全理论、数字安全评价体系、数字安全治理路径来建立西部陆海新通道数字安全体系;二是建立西部陆海新通道从一元到多元的政府间协作路径;三是通过加快西部陆海新通道数字经济发展、加强西部陆海新通道数字政务建设、放大西部陆海新通道数字化发展效应来建立西部陆海新通道数字治理路径。
(4)以能源供应为核心高水平共建西部能源安全保障大通道。
能源供应对于保障我国能源安全、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与高水平安全具有重要战略意义。20世纪90年代末,我国开启了以“西气东输”与“西电东送”为主的西部能源安全保障大通道建设进程,为西部能源安全保障大通道建设奠定了坚实的政治基础、设施基础、制度基础、技术基础。当前,随着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及国内发展形势的变化,高水平共建西部能源安全保障大通道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机遇,但也在省际利益协调、域外大国干预、周边政治稳定、恐怖主义隐患等方面遇到了诸多问题与挑战。基于此,第四章的重点任务是:从建设思路、政策保障、规划制定、建设路径等方面研究并提出相应的思路和对策。具体而言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从紧扣国家战略,确定总体方向,以及立足发展现实,制定相关政策等方面进一步明确建设思路;二是从广西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建设,发挥南宁市共建“一带一路”的枢纽以及重要节点作用,成渝地区能源通道建设,重庆经贵阳、南宁至北部湾出海口的能源通道建设等方面进一步制定规划、完善西部能源安全保障大通道战略构想;三是从加强制度建设、充分发挥多元行为体各自的优势、提升能源安全通道建设能力等方面进一步明确建设路径。
(5)以文化认同为核心高水平共建西部人文交流与民心相通大通道。
人文交流与民心相通在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中可以增进中国与东盟民众之间的相互了解,塑造并传播中国良好的国家形象,助力推动落实“全球文明倡议”。虽然中国与东南亚国家人文交流与民心相通具有地缘、族缘、人缘、文缘、商缘方面的优势,但也受到战略互信、领土争端、政局动荡、投资保护、大国干预、宗教问题、旅游交往等因素影响并面临诸多挑战。如何以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为载体,推进中国同周边东南亚国家文化交流与民心相通,是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必须解决的一个重大问题。基于此,第五章的重点任务是:以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为载体,深入分析文化认同与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与东南亚文化交流,探讨如何充分发挥中国与东南亚国家间天然的地缘优势,推进中国与周边东南亚国家的文化交流、民心相通,进而推进中国与周边东南亚国家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具体而言包括四个方面的思路与对策:一是构建起“政策—制度—文化”三位一体的路径;二是探索文化“走出去”的新模式与新路径;三是充分发挥云南、广西等省份在人文交流方面的独特作用;四是创新传播方式与传播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