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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部陆海新通道是在中新互联互通项目框架下发展起来的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战略通道，是纵贯我国西南地区、联系中国-中南半岛等国际经济走廊、有机衔接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陆海联动通道，是带动东盟及相关国家和地区协商共建发展、支撑西部地区参与国际经济合作的陆海贸易通道，是具有交通支撑引领作用，以“全链条、大平台、新业态”为指引促进交通、物流、经济深度融合的综合运输通道。根据《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西部陆海新通道空间布局及主要范围如下：
一是主通道。建设自重庆经贵阳、南宁至北部湾出海口（北部湾港、洋浦港），自重庆经怀化、柳州至北部湾出海口，以及自成都经泸州（宜宾）、百色至北部湾出海口三条通路，共同形成西部陆海新通道的主通道。
二是重要枢纽。着力打造国际性综合交通枢纽，充分发挥重庆位于“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交汇点的区位优势，建设通道物流和运营组织中心；发挥成都国家重要商贸物流中心作用，增强对通道发展的引领带动作用。建设广西北部湾国际门户港，发挥海南洋浦的区域国际集装箱枢纽港作用，提升通道出海口功能。
三是核心覆盖区。围绕主通道完善西南地区综合交通运输网络，密切贵阳、南宁、昆明、遵义、柳州等西南地区重要节点城市和物流枢纽与主通道的联系，依托内陆开放型经济试验区、国家级新区、自由贸易试验区和重要口岸等，创新通道运行组织模式，提高通道整体效率和效益，有力支撑西南地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四是辐射延展带。强化主通道与西北地区综合运输通道的衔接，联通兰州、西宁、乌鲁木齐、西安、银川等西北重要城市。结合西北地区禀赋和特点，充分发挥铁路长距离运输优势，协调优化运输组织，加强西部陆海新通道与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衔接，提升通道对西北地区的辐射联动作用，有力促进西部地区开发开放。同时，注重发挥西南地区传统出海口湛江港的作用，加强通道与长江经济带的衔接。
从概念形成看，“西部陆海新通道”这一概念是从“中新项目”到“南向通道”，再到“国际陆海新通道”，最后到“西部陆海新通道”逐步演变而来的：2017年2月，“南向通道”概念在中新互联互通示范项目联合协调理事会会议上被首次提出；2017年8月，重庆、广西、贵州、甘肃4省份签署“南向通道”框架协议，奠定了区域协作共建基础；2018年11月，中国与新加坡签署“国际陆海贸易新通道”谅解备忘录，“南向通道”正式更名为“国际陆海新通道”；2019年8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西部陆海新通道总体规划》，由此“西部陆海新通道”正式上升为国家战略。从战略定位看，“西部陆海新通道”概念的演变反映了这一国际贸易物流新通道的战略定位不断升级：国内范畴从重庆等西南少数省份的孤点式开放拓展为整个西部的全面开放和区域协同；国际范畴从中国-新加坡两国经贸合作拓展到中国-东盟经贸合作。从战略目标看，“西部陆海新通道”的本质是对内形成西部开放发展聚合轴、对外促进中国-东盟区域一体化乃至衔接“一带一路”；在新发展格局下，如何在现有实践基础上加大“西部陆海新通道”理论创新，进一步厘清“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概念的内涵、外延及基本理念，通过“促进通道与区域经济融合发展”和“加强通道对外开放及国际合作”，形成协同开放的区域经济开放发展格局，以及健康和谐的国际分工与经贸关系，既是西部陆海新通道战略目标实现的本质要求（余川江等，2022），也是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当前，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大国竞争呈现新态势，中国崛起处于新阶段，国家安全面临新形势，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这些国内国际形势都给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
（一）大国竞争新态势
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正式超越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改变了持续42年的“美国第一、日本第二”的世界经济格局，并取代了美国保持了110多年的制造业大国地位。自美国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后，日本、苏联等第二经济大国崛起时，都曾受到遏制。对于中国的崛起，美国也势必加以遏制（王宏广等，2018）。2017年末至2018年初，特朗普政府相继出台《美国国家安全战略》《2018美国国防战略报告》《核态势评估》等战略文件，宣告“世界重回大国竞争时代”，并将中国列在俄罗斯之前，作为首要、全面、全球性的战略竞争对手。2022年10月白宫正式发布新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声称中国是唯一一个既有意图又有能力重塑国际秩序的竞争者，并对美国构成最严重的地缘政治挑战。此外，2023年5月美国正式启动印太经济框架（IPEF），以美国、韩国、日本、印度、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尼西亚、泰国、马来西亚、菲律宾、新加坡、越南、文莱等13国为初始成员，意图构筑“IPEF（经济）+QUAD（战略）+AUKUS（军事）”三位一体的印太“战略包围圈”，在国际上孤立、削弱和分化中国。新发展格局下，如何通过西部地区开放发展以及中国-东盟区域一体化，突破美国主导的印太“战略包围圈”，进一步拓展我国生存发展空间及大国竞争的战略回旋空间，也是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必须研究解决的问题。
（二）中国崛起新阶段
纵观世界历史，大国崛起主要有四种典型模式：一是18世纪后期英国以强力开拓边缘国市场而崛起的“边缘型”模式，最终因侵害边缘国产业利益而使自身霸权地位摇摇欲坠；二是19世纪末期德国通过抢占霸权国市场而崛起的“替代型”模式，最终推动英德从经济竞争升级到军事竞争并引发第一次世界大战；三是20世纪后期日本通过嵌入霸权国市场而崛起的“嵌入型”模式，其崛起进程因侵害到美国产业利益，最终被美国所阻断；四是19世纪末美国依靠庞大的国内市场而崛起的“内源型”模式，通过国内市场塑造与他国间强大的经济联系，使得美国以最小的阻力稳步崛起，进而撬动边缘国市场并顺利开拓全球市场（黄琪轩等，2016）。
2017年以来，为了遏制中国崛起，美国通过政治上围堵、军事上遏制、经济上拖垮、安全上防范、科技上压倒等手段全面围堵中国，孤立、削弱和分化中国。如何借鉴历史上大国崛起的经验与教训，充分利用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势及与东盟各国的强大经济联系，尽可能减小崛起阻力，探索符合自身特点的大国崛起之路，助力和平崛起，也是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
（三）国家安全新形势
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及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迅猛发展，国家安全逐渐成为各国所面临的共同问题：贸易的全球化加剧了全球产业竞争，使各国传统民族产业必须直面国际市场的冲击；生产与金融的全球化形成了美西方主导的国际分工格局，导致各国内部分工模式、产业链条及创新生态环境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使各国不仅丧失了经济发展中的正常产业与创新生态，甚至还丧失了对一些事关国计民生的战略资源、重大产业和核心技术的控制权，成为制约经济发展与国家安全稳定的核心问题（曹秋菊，2007）。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国家安全形势发生深刻复杂变化，习近平总书记准确把握国家安全形势变化的新特点新趋势，创造性提出总体国家安全观。总体国家安全观系统集成了建党百年来国家安全思想创新，深刻总结了古今中外维护国家安全的理论与实践，既回答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关键阶段面临的特殊安全问题，又回答了大国发展进程中面临的共性安全问题，实现了对传统国家安全理念的重大突破。在中美博弈及地缘竞争加剧等严峻复杂的形势下，如何在总体国家安全观指导下，利用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破解实现国家现代化及大国崛起进程中所面临的国家安全难题，也是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
（四）西部大开发新格局
2000年1月，国务院成立西部地区开发领导小组，随即召开西部地区开发会议，研究部署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国家西部大开发战略的深入实施，有力促进了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也拓展了国家发展的战略回旋空间。然而，从高质量发展来看，西部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依然突出，巩固脱贫攻坚任务依然艰巨，与东部地区发展差距依然较大，维护民族团结、社会稳定、国家安全任务依然繁重，仍然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短板和薄弱环节。2020年5月印发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新时代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的指导意见》，标志着西部大开发战略迈入新阶段，西部地区也将开启新时期高质量发展的新局面。此外，西部地区一直是我国国防安全大后方，在三线建设之后，形成了完备的国防工业、国防工程体系。如何通过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在推动西部地区高质量发展的同时，借力东南沿海发达的民用产业科技资源，激活国防科技与军工产业资源，推动军民深度融合发展，巩固国防安全大后方，拓展国家安全战略纵深，也是新时代西部大开发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
从高水平开放来看，虽然中国的国际化发展为西部地区开放发展创造了条件，也为西部陆海新通道提供了真正“出海”的条件，但相对东部地区而言，西部地区对外开放相对落后，究其原因，是西部地区深处内陆，地形复杂险峻，交通不便，缺乏一条纵贯南北的大通道（侯政等，2021）。
此外，从高水平安全来看，我国经济重心所在的东南沿海缺乏防御纵深，面对美国双层岛链的围堵及“印太战略”的遏制，存在诸多安全隐患，一旦发生局部战争冲突，将严重影响中国崛起及现代化进程。在新发展格局下，如何通过西部地区开放发展，特别是高水平共建西部陆海新通道，形成突破美西方围堵与遏制的战略出口，也是亟待研究解决的重大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