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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人自称商，金文中已有成例《左传》中此称尤多。至于《商颂》之不能为商时物，必为宋时物者，王静安论之甚详，王君说：
《殷武》之卒章曰：“陟彼景山，松柏丸丸。”毛、郑于景山均无说。《鲁颂》拟此章则云：“徂徕之松，新甫之柏”，则古自以景山为山名，不当如《鄘风·定之方中》传“大山”之说也。案，《左氏传》商汤有景毫之命。《水经注·济水篇》：黄沟枝流“北径已氏县故城西，又北径景山东”，此山离汤所都之北毫不远，商丘蒙亳以北惟有此山，《商颂》所咏，当即是矣。而阿自盘庚至于帝乙，居殷虚，纣居朝歌，皆在河北；则造高宗寝庙，不得远伐河南景山之木；惟宋居商丘，距景山仅百数十里，又周围数百里内别无名山，则伐景山之木以造宗庙，于事为宜，此《商颂》当为宋诗不为商诗之一证也。又自其文辞观之，则殷虚卜辞所纪祭礼与制度文物，于《商颂》中无一可寻，其所见之人地名与殷时之称不类，而反与周时之称相类，所用之成语并不与周初类，而与宗周中叶以后相类，此尤不可不察也。卜辞称国都曰商，不曰殷，而《颂》则殷商错出；卜辞称汤曰大乙不曰汤，而《颂》则曰汤，曰烈祖，曰武王，此称名之异也。其语句中亦多与周诗相袭，如《那》之“猗那”，即《桧风·苌楚》之“阿傩”，《小雅·隰桑》之“阿难”，《石鼓文》之“亚箬”也；《长发》之“昭假迟迟”，即《云汉》之“昭假无赢”，《烝民》之“昭假于下”也；《殷武》之“有截其所”，即《常武》之“截彼淮浦，王师之所”也。又如《烈祖》之“时靡有争”，与《江汉》句同；“约軧错衡，八鸾鶬鶬”，与《采芑》句同。凡所同者，皆宗周中叶以后之诗，而《烝民》《江汉》《常武》，序皆以为尹吉甫所作，扬雄谓“正考父晞尹吉甫”，或非无据矣。
按王君此说有三证：
其一，景山在宋。
其二，《商颂》中称谓与殷卜辞不同。
其三，《商颂》中词句与宗周中叶以后《诗》之词句同。
然而，二、三两证断无可疑，一证则无力。盖《鄘诗·定之方中》亦有“景山与京”之语，此诗乃卫文公成是丘时诗也。恐景山即是大山之义，未必是专名，虽此证未必有着落，然二、三两证已足证《商颂》为宋诗而有余矣。
王君断定《商颂》为宋诗固是精确不移之论，然又以为是宗周中叶之诗，以求合《鲁语》正考父校于周太史之说，则由王君一往不取孔广森、刘逢禄以来辨析古文经作伪之义故有所蔽，不敢尽从韩义，不免曲为《鲁语》说也。请申韩说。
《殷武》初章、二章曰：
挞彼殷武，奋伐荆楚。深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
维女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
荆蛮称楚，绝不见于《诗三百》，西周诗中称伐荆蛮者数次，皆不称楚，则荆楚之称乃春秋时事，此是一证。西周之世，王室犹强，礼乐征伐，自王朝出，《大雅》《小雅》所叙各种战伐事可以为例，断不容先朝之遗，自整武威；故宋在西周，无伐楚使之来享于宋来王于商之可能：此是二证。《史记·楚世家》：
当周夷王之时，王室微，诸侯或不朝，相伐。熊渠甚得江汉间民和，乃兴兵伐庸、杨粤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及周厉王之时，暴虐，熊渠畏其伐楚，亦去其王。后为熊毋康，毋康早死。熊渠卒，子熊挚红立。挚红卒，其弟弑而代立，曰熊延熊延生熊勇。……熊勇十年卒，弟熊严为后。……熊严卒，长子伯霜代立……熊霜六年卒……而少弟季徇立，是为熊徇……熊徇卒，子熊号立。熊号九年卒，子熊仪立，是为若敖。若敖二十年，周幽王为犬戎所弑。……二十七年若敖卒，子熊坎立，是为霄敖。霄敖六年卒，子熊眴立，是为蚡冒。蚡冒……十七年卒。蚡冒弟熊通弑蚡冒子而代立，是为楚武王。……三十五年，楚伐随。随曰：“我无罪。”楚曰：“我蛮夷也，今诸侯皆为叛，相侵，或相杀。我有敝甲，欲以观中国之政，请王室尊吾号。”随人为之周，请尊楚，王室不听还报楚。三十七年楚熊通怒曰：“吾先鬻熊，文王之师也，早终，成王举我先公，乃以子男田令居楚，蛮夷皆率服，而王不加位，我自尊耳。”乃自立为武王，与随人盟而去。于是始开濮地而有之。五十一年，周召随侯，数以立楚为王。楚怒，以随背已，伐随；武王卒师中，而兵罢。子文王熊赀立，始都郢。文王二年，伐申。……六年伐蔡。……楚强陵江汉间小国，小国皆畏之。十一年，齐桓公始霸，楚亦始大。十二年，伐邓，灭之。十三年，卒，子熊艰立，是为杜敖。杜敖五年，欲杀其弟熊恽，恽奔随，与随袭弑杜敖，代立是为成王。成王恽元年，初即位，布德施惠，结旧好于诸侯。使人献天子，天子赐昨曰：“镇尔南方夷越之乱，无侵中国。”于是楚地千里。十六年，齐桓公以兵侵楚，至陉山，楚成王使将军屈完以兵御之，与桓公盟。桓公数以周之赋不入王室，楚许之乃去。十八年成王以兵北伐许，许君肉袒谢，乃释之。二十二年，伐黄。二十六年，灭英。三十三年，宋襄公欲为盟会，召楚。楚王怒曰：“召我，我将好往，袭辱之。”遂行，至盂，遂执辱宋公，已而归之。三十四年，郑文公南朝楚，楚成王北伐宋，败之泓，射伤宋襄公，襄公遂病创死。……三十九年……晋果败子玉于城濮。
由这一段看去，楚在周夷王时曾强大，后以厉王故，削其王号。大、小《雅》中所记“蠢尔蛮荆”“荆蛮来威”等语，皆是指厉王宣王对荆用兵事。此后荆蛮颇衰，兄弟争乱幽王之乱，不曾乘势以攻东周。数代之故，经若敖蚡冒“筚路蓝缕以启山林”，至于熊通然后又北向以窥中国，历翦南国，亡绝江汉旧封。至于晋文之世，息以周姻之侯，申以方伯之遗，竟为楚之戎卒，北战晋宋矣。厉宣时之伐荆，既非宋之得而参与，而楚在武王文王前，亦无与宋接触之可能，则宋之伐荆楚者，必为襄公，历检《春秋左氏》《史记》，断断乎无第二人也。此是三证。总之，西周荆不称楚，西周伐荆乃王室事，周既东迁之后宋楚接触，至襄公始有之，是《韩诗》以《商颂》为襄公时作，太史公述《鲁诗》亦然，皆不诬也。
或疑《殷武》之词甚泰，曰：“挞彼殷武，奋伐荆楚。罙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若核以《左氏》《史记》所载，宋襄公固未胜楚，霍之盟辱身，泓之战丧师，几乎亡国，晋文救之，然后不亡。若此汤孙为襄公，何至厚颜如此？答之曰：《诗》之语夸，一往皆然，即以《周诗》论，俨犹侵镐，至于陉阳，临渭滨矣，徐淮侵周，迫雒京矣。而《周诗》所记南征北伐，只记反攻之盛，不言入寇之强。且《殷武》固一面之词，《左氏》所记亦一面之词。旧来《国语》应是晋三家将为诸侯或已为诸侯时之人所集，以晋楚等传说为资料而成者。今如统计《国语》《左传》时记事，晋最多，楚次之，鲁又次之，晋楚间小国如周郑等又次之，宋甚少，齐尤小。且《左氏》称晋楚多善言，记鲁国多乱政，从此可知原本《国语》之成分，来自晋楚者多，宋齐事恐皆是附见他国者，楚人记宋襄公必另是一面之词也。今试看《春秋》所记，葵丘之会，襄公与焉；咸之会，牡丘之会，淮之会，皆与焉齐桓甫死，襄公即以曹卫邾莒之师伐齐，胜鲁而定齐难，于是乎继齐桓之霸。次年执滕子婴齐，与曹人邾人盟于曹南。逾二年宋人齐人楚人盟于鹿上。大国之盟，宋人为先，俨然盟主也。其年秋，“宋公、楚子、陈侯、蔡侯、郑伯、许男、曹伯会于孟”，襄公然后为楚所欺，乘车之会，楚人伏兵执襄公。次年，“宋公、卫侯、许男、滕子伐郑”，其年冬十一月，然后败于泓。由是而论，襄公固曾主霸，只是断烂朝报之《春秋》，所记不详耳襄公曾致楚人来，盟之而为主霸，泓之战前，未必对楚无小胜也。且若合襄公前后两世看之，宋在当时关系实大。僖四年，“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郑伯、许男、曹伯侵蔡，蔡溃。遂伐楚，次于陉。……楚屈完来盟于师，盟于召陵”。僖六年夏，“公会齐侯宋公、陈侯、卫侯、曹伯伐郑，围新城。秋，楚人围许，诸侯遂救许”。七年，“公会齐侯、宋公、陈世子款、郑世子华，盟于宁母”。八年，“公会王人、齐侯、宋公、卫侯、许男、曹伯、陈世子款，盟于洮，郑伯乞盟”。是齐桓敌楚诸役，襄公之父桓公皆与焉。襄公卒后，楚势大张，伐陈灭夔，数次伐宋，几至入其国，诸侯以宋故盟于宋。至僖公二十八年，晋文败楚于城濮，然后中国不为楚灭。是则晋文定功，亦缘宋之故也。齐桓晋文之间，宋襄虽小霸而不卒，然齐桓晋文御南蛮之事业，宋公三世皆参与之。则“奋伐荆楚”之语，括召陵之盟以言可也。若《殷武》作于襄公卒后，括城濮之役以言亦可也。《殷武》固只言战荆而胜之，未言荆楚来享。总之，《楚语》以楚为本，一种说法，《殷武》以宋为本，又是一种说法。其详则“书阙有间”，不可考矣。
就《殷武》看，宋之民族思想在春秋中世又大发达，所谓“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者，乃指周之先世臣服于商。姜为周所自出，《大雅》“厥初生民，实为姜塬”，《鲁颂》“赫赫姜塬，其德不回”。至于氐，疑即狄之异文。
正考父相传为孔父嘉之父，孔父嘉与殇公同为华父督所杀下逮襄公之立，已六十年，时代不相接。故《史记》《韩诗》以《商颂》为襄公时者则是，以为即是正考父作者则非战国末汉初人好为诗寻作者，故以《周颂》一部分为周文公作，《鲁颂》为奚斯作，《商颂》为正考父作，无非于其国中时代差近之闻人，择一以当之。此是说诗者之附会，不暇详考年代者也。
宋襄公之为如何人物，《春秋》家与《国语》《左氏》所记绝异。泓之战，《公羊传》以为“虽文王之师不为过”。凡记襄公事，无不称之，襄公受窘，无不讳之。《公羊》于齐桓称之甚矣，亦未至如此。故宋襄公者，公羊家之第一偶像。《论语》《孟子》无谈及襄公者。然以孔子之称管仲齐桓，孟子之论《春秋》，“其事则齐桓晋文”，又曰“戎狄是膺”，诸义衡之，宋襄自是历来儒家所传之贤圣，为中国文化奋斗者也。儒与宋颇有关系，《国语》则出自晋，不与宋相涉，又非儒家之义，故其记襄公与《诗经》《春秋》有异。刘子骏刺取《国语》材料以为《春秋左氏传》，凡公羊之义彼可得而反者，无不设法尽力反之。公羊义之甚重者，如新周、故宋、王鲁，《左氏传》则全无以鲁为王之义，而改公羊春王正月之王谓文王一义曰“王周正月”，更以周为绝对者，非溯统而述文王。至其抑宋，更不待说矣。
故《商颂》为宋襄公之颂，儒者所传故说，与事实相合者也。引申而有正考父作之论，传《诗》者之小傅会也。改正考父之作为校，而曰是商代之诗，刘子骏作伪时所取义，以抑宋之地位，以与三家《诗》立异，以与春秋家立异，于《鲁语》中，一种不伦不类之言以证其说者也。刘子骏盖以自己校书之事加之古人，而忘时代之异，《商颂》说之三段迁移如此。
综观《鲁颂》《商颂》，齐桓管仲事业之盛可见，宋襄鲁僖皆叨桓公之光者耳。齐桓之霸，北伐山戎，以救邢封卫，南伐楚，陈诸侯之兵于召陵，楚既受责，略东夷淮徐以归方厉宣之世，俨犹临渭，徐淮犯雒，南北交侵中国，宣王能自保未能大定也，故幽王遂亡于犬戎。周既东之后，楚又张大，申息随邓江汉诸姬，无不翦灭，进迫河、洛之间。齐桓遂于北方功定之后，率诸侯之师以威之，虽未能战而胜楚，楚不敢不受盟也。鲁僖实躬与桓公历年之盟会，伐楚之役，与师往焉；东略而归，遵徐淮而反。疑《鲁颂》中所言淮夷来同，徐方来同者，未必非由召陵班师之役，桓公助之开始经营。桓公晚年，徐从诸夏，楚伐之，诸夏救之。桓公一死而宋鲁哄，宋纳齐孝公，鲁亦纳公子无亏，宋败鲁。从此宋东联东夷，主诸夏之盟，以斗楚，鲁则折而为楚。宋襄之主盟不成者，恐亦由于恢复殷商之观念甚炽，姬姓诸国所极不愿，然毅然抗楚之北上，为齐桓之所不敢为，继齐桓之志，开晋文之业，诚春秋前半之最大事件。若鲁僖则始追齐桓之后，继背诸夏而为楚，终乃于泓之战后受楚之献宋俘。乃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亦颜之厚矣。若《商颂》之语，虽为辞近谤，就感情论，及诚真无隐。宋人质直，故谈愚人每曰宋人，而太史公评鲁公“揖让之礼则从矣，而行事何其戾也！”礼云礼云，乐云乐云，鲁道之交，如是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