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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颂》大别分两类：
其一，无韵的。
其二，有韵的。
无韵的如《清庙》、《维天之命》、《维清》，《昊天有成命》《时迈》《武》《赉》《般》皆是，半无韵的如《我将》《桓》是，此外都是有韵的。这些无韵半无韵的文辞体裁和有韵的绝然不同，有韵的中间很多近于《大雅》《小雅》的，若这些无韵的乃是《诗三百》中孤伶仃的一类，大约这是《诗经》中最早的成分了。《国语》以其中之《时迈》为周文公作，大约不对，《昊天有成命》一篇已出来了成王。但这些和那些有韵的《周颂》及《大雅》总要差着些时期。近写《周颂说》一篇，即取以代讲义。
凡是一种可以流行在民间的文学，每每可以保存长久，因为若果一处丧失了，别处还可保存；写下的尽丧失了，口中还可保存。所以有些并没有文字的民族，他的文学，每每流传好几百年下去，再书写下来，其间并不至于遗失。至于那些不能在民间流行的文字，例如藏在政府的，仅仅行于一个阶级中的，一经政治的剧烈变化，每每丧失得剩不下甚么这层事实很明显，不用举例。
照这层意思看《诗》《书》，《诗》应比《书》的保存可能性大。若专就《诗》论，我们也当觉得最不容易受政治大变动而消失或散乱者，是《国风》，最容易受政治大变动而消失或散乱者，是《颂》。诚然不错，在口中流传并不著于竹帛之文词，容易改变，但难得因一个政治大变化丧失得干净，若保存在官府的事物，流动改变固难，一下子掉了却很容易。
《周书》《周诗》现在的样子好不奇怪！《周书》出于伏生者，只有号为武王伐纣的两篇，即《牧誓》《洪范》，和关于周公的十多篇，从《金滕》到《立政》，成王终康王即位的二篇，以下还只有涉及甫侯的一篇是西周，此外皆东周了。
何以周公的分量占这么大？宗周百年中书的分配这么不平均？再看《周诗》，《大雅》《小雅》《颂》中两个大题目是颂美文武，称道南国，二南更不必说，何以南国的分量占这么多？宗周百年中《诗》的分配这么不平均？这都不能没有缘故吧？或者宗周的《诗》《书》经政治的大变动而大亡佚，在南鲁两处，文之守献之存独多些，故现在我们看见《诗》《书》显出这个面目来？
现在且就《周颂》说。《周颂》有两件在《诗经》各篇中较不同的事：
其一，不尽用韵。
其二，不分章。
王静安君以此两事为颂声之缓，皆揣想之词，无证据可言。且《鲁颂》有摹《周颂》处，《商颂》更有摹《鲁颂》《周颂》处。《鲁颂》《商颂》皆用韵，是颂之一体可韵可不韵。大约韵之在诗中发达，由少到多。《周颂》最先，故少韵，《鲁颂》《商颂》甚后用韵一事乃普遍，便和风雅没有分别了。
又《鲁颂》《商颂》皆分章，且甚整齐，如《大雅》《小雅》；是《周颂》之不分章，恐另有一番缘故。若如王君声缓之说，《鲁颂》《商颂》之长又要怎么办？王君意在驳仪征阮君之释颂义，所以把这两事这样解了，其实阮君释颂不特“本义至确”，即他谓三颂各章皆是舞容，亦甚是。
王君之四证中，三证皆悬想，无事实；一证引《燕礼·记》《大射仪》，也不是证据，只是凭着推论去，拿他所谓礼文之繁证其声缓。《仪礼》各仪因说得每每最繁，不止于这一事，且由礼繁亦不能断其声缓，盖《时迈》一章奏时无论如何缓，难得延长三十四节，若必有这么一回事，必是夹在中间，或首末奏之。又由声缓亦不能断定他不属于舞诗。
阮君把《颂》皆看做舞诗，我们现在虽不能篇篇找到他是舞诗之证据，但以阮君解释之透澈，在我们得不到相反的证据时，我们不便不从他。
因为颂字即是容字，舞乃有容，乐并无容，何缘最早之颂即出于本义之外？所以若从阮君释颂之义，便应从阮君释颂之用，两件事本是一件事，至少在《周颂》中，即颂体之开始中，不应有“function”之感。现在细看《周颂》实和《大雅》不同，《大雅》多叙述，《周颂》只是些发扬蹈厉之言，只到《鲁颂》《商颂》才有像《大雅》的。金奏可以叙述，舞容必取蹈厉。若是《周颂》和《大雅》在用处上没有一个根本的分别，断乎不会有这现象的。
《周颂》在用韵上和鲁商两颂的分别应该由于先后的不同，《周颂》在词语上和《大雅》的分别应该由于用处的不同，若《周颂》的不分章又该是由于甚么缘故呢？我想《周颂》并非不分章。自汉以来所见其所以不分章者，乃是旧章乱了，传经者整齐不来，所以才有现在这一面目。
有三证：《左传》宣十二：“楚子曰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囊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敷时绎思，我徂维求定。’其六曰：‘绥万邦，楼丰年。’”我们用《左传》证《诗》有个大危险，即《左传》之由《国语》出来本是西汉晚年的事，作这一番工作者，即是作古《礼》、古文《尚书》《毛诗》《周官》之说者，其有意把他们互相沟通，自是当然。但《国语》原书中当然有些论《诗》《书》的，未必于一成《左传》之后，一律改完，所以凡《左传》和《毛诗》《周官》等相发明者，应该不取，因为这许是后来有意造作加入的材料，凡《左传》和《毛诗》《周官》等相异或竟相反者，应该必取，因为这当是原有的成分，经改乱而未失落的。宣十二年这一段话和毛义不同，这当然不是后来造作以散入者。这一段指明武之卒章、三章、六章，此是一证。
现在看《周颂》各篇文义，都像不完全的，《闵予小子》《访落》《敬之》《小毖》或及《烈文》合起来像一事，合起来才和《顾命》所说的情节相合，此种嗣王践祚之仪，不应零碎如现在所见《周颂》本各章独立的样子。又《载芟》《良耜》《丝衣》三篇也像一事，《载芟》是耕耘，《良耜》乃收获，《丝衣》则收获后燕享。三篇合起有如《七月》，《丝衣》一章恰像《七月》之乱，不过《七月》是民歌，此应是稷田之舞。又《清庙》以下数章，尤其现出不完全的样子，只是他们应该如何凑起来，颇不易寻到端绪。此是二证。
《鲁颂》《商颂》虽然有演变，然究竟应该是继续《周颂》者，果然《鲁颂》《商颂》无不是长篇者，若把他们也弄得散乱了，便恰是现在所见《周颂》的面目。此是三证外证有《左传》宣十二年所记，内证有文义上之当然，旁证有《鲁颂》之体裁，则《周颂》之本来分章，当无疑问。舞为事节最繁者，节多则章亦应多，乃反比金奏为短，不分章节，似乎没有这个道理。至于在《诗三百》中《周颂》何以独零乱得失了节章，当因颂只是保存于朝廷的，不是能“下于大夫”的，一朝国家亡乱，或政治衰败，都可散失的。《国风》固全和这事相反，即《大雅》《小雅》也不像这样专靠朝廷保存他的面目的。
如上所说，《周颂》不分章由于旧章已乱，传他的人没法再分出来，然则我们现在在《周颂》中可能找出几件东西的头绪来？可能知道现在三十一章原来是些甚么东西零乱成的？答曰：《周颂》零乱了，可以有三件事发生：
其一，错乱，即句中之错乱，及不同在一章之句之错乱。
其二，次序之颠倒；三、章节之亡失。孟子引《诗》，“立我丞民，莫匪尔极”之下，尚有“不识不知，顺帝之则”，今此语见《大雅·思文》篇中，“莫匪尔极”下乃“贻我来牟，帝命率育”两句，不知谁是错乱者，或俱是经过错乱的。
宣十二年传，《武》之三章有“敷时绎思，我徂维求定”，《武》之六章有“绥万邦，屡丰年”，今《桓》在《赉》之前。至于各章不尽在三十一章别有遗失，恐怕更不能免的了。所以若求在这三十一章中寻出几个整篇来，是做不到的。但究竟是哪些篇杂错在这三十一章中，还有几个端绪可寻。
其一，曰《肆夏》：《左传》宣十二年“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橐弓矢。我求懿德，肆于时夏，允王保之。’”今在《时迈》，他章无可考。后来乐名夏或大夏者，恐是由此名流演。
其二，曰《武》：或曰《大武》。《左传》宣十二年记其卒章三章六章中语，今在《武》《赉》《桓》三章中，他章无可考。据《左传》宣十二年语，《武》乃克殷后作，所记念者为武成之义，故庄王于此推论出武之七德来：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武》为儒者所称道，在儒家的礼乐及政治的理论中据甚高的地位。
其三曰，《勺》：现在《毛诗》里还有《酌》一篇。酌本即勺字之后文，犹裸之本作果，醴之本作豊，汉儒好加偏旁，义解反乱。《酌》篇即《勺》，历来法家用之，勺字见《仪礼·燕礼》“若舞则勺”，《礼记·内则》有“十三年学诵《诗》舞勺，成童舞象，学则御”。熊安生谓即《勺》篇。勺、韶两字在声音上古可通。勺与今在平声之韶同纽，与在去声之召小差，而此差只是由z到d，珂罗倔伦君证此差通例在古代无有。勺以k收声，韶以u，汉语及西洋语为例不少，珂罗倔伦君亦会证宵药等部乃去入之对转，我们试看以勺为形声之字，多数在入，而约钓钓诸字在去声，约且在《广韵》与召同部。召与勺在声音上既可同源，我们现在可假设召、勺之分由方言出，因韶之错乱，而勺韶在后来遂为实有小异之名，盖同源异流，因流而变，而儒者不之知也。今先看古书中韶、勺相连处：《荀子·乐论》：“舞韶歌武。”孔子时尚未以歌舞为《武》《韶》之对待。而后人谓《勺》乃但云舞，是舞韶者舞勺也。又，《春秋繁露·质文篇》以《勺》为周文公颂克殷之事，显见《勺》与《武》关系之密切，惟《韶》可如此来源，与《武》为比，若果如《内则》所记为小舞，则不当尸此大用。又《汉书·董仲舒传》引武帝诏，以为在虞莫盛于《韶》，在周莫盛于《勺》，此虽言其异，实是言其同类。大约召乐在鲁地者，失而为不完之《勺》，遂有小实，然仍不忘其为周物，其流行故虞地者，仍用“召”名，遂与虞舜之传说牵连，然仍可见其与《勺》同类，此例实证其通也。再看其相异，《周礼》韶、勺并举，然《周礼》举事物尽是把些不同类且相出入的事凑成者，如六书六诗，原是不别择的大综合，则一物在后来以方言而有二名，二名亦因殊方不尽同实者，被他当做两事，初不奇怪。《荀子·礼论》亦杂举韶、武、勺、濩、象、箭及八种乐器，然《荀子·礼论》类汉儒敷论，故多举名物，不若《乐论》纯是攻墨者之言，较为近古。《吕氏春秋·古乐》《音始》两篇举乐舞之名繁多，独不及《勺》，而举九招之名。如此看去，由召流为勺者，在鲁失其用而有大号，由召流入虞者，仍用韶名，乐舞唐大，而被远称。这个设定似乎可以成立。加偏旁既多是汉儒事，则韶之原字必为召，招更是后起之假借字了。此说如实，则今《诗》中至少尚有《韶》之一章。召字为乐之称，准以夏颂文王，武颂武王舞名皆是专名之例，得名当和召公为一事。孔子对于《韶》《武》觉得《韶》能尽美尽善《武》却只能尽美，未能尽善，当是由于《韶》之作在《武》后，青出于蓝而青于蓝。且武纪灭商，陈义总多是些征伐四国戎商必克的话，《韶》之作乃在周室最盛的时候，当是较和平的舞乐，用不着甚多的干戈戚斧。《内则》郑注：“先学勺，后学象，文武之次也。”孔疏：“舞勺者，熊氏云，言十三之时，学此舞勺之文舞也，成童舞象者，成童谓十五以上，舞象谓舞武也，熊氏云，谓用干戈之小舞也，以其年尚幼，故用文武之小舞也。”孔子对此文舞遂称曰尽善，对彼武舞：不能尽善。《雅》《颂》在孔子时之鲁国本已乱了，大约由于丧失，改作及借用。《论语》：“子曰，吾自卫及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则必以先已经不得其所。又，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则已把《周颂》借用到他事。《韶》并已亡于鲁，《论语》：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于斯也。’”孔子适齐在年三十五以后，见《孔子世家》，若《韶》还存在鲁国，孔子不会到了齐始闻到，乐得那样。《韶》之大体及本体虽早亡，但从这一个名字流行下来的却不少。在鲁儒家有勺舞，在齐有徵招、角招之乐，《孟子·梁惠王下》：“景公说，大戒于国，出舍于郊，召大师曰，为我作君臣相说之乐，盖徵招、角招是也。”《韶》如是称道召公，则此处徵招、角招为君臣相乐之乐，去初义还不远。召公之后召虎戡定南国，韶乐当可行于南国，后来《韶》既与南国有相干，则南国或有此名之遗留：果然《楚辞》中存《招魂》《大招》两篇。这里这个招字当即是徵招、角招的招字，大招不如此解乃不词。《招魂·叙》上有“乃下召曰”，遂把招魂之招作为动字，不知《叙》和《招魂》本文全不相干，且矛盾，《招魂》本文劝魂归家，东西南北俱不可止，《叙》乃言下召之使上天，明是有人将这一篇固有之礼魂之歌，硬加在屈原身上，遂造作这一段故事作《叙》。《吕览·古乐篇》《周礼·春官·大司乐》，皆载九招之名，是由召而出；以招名者，在战国至汉初年多得很了。至于后人何以把韶加在虞身上，大约由于虞地行韶之一种流变，遂以为是出自虞地之先人者。《李斯上秦王书》“郑卫桑间，韶虞舞象者，异国之乐也”，指明了他的流行地了。
其四，曰《象舞》：《毛诗序》在《颂》一部分，虽然说得不大明晰，但还没有甚支离的话，且颇顾到《诗》本文，或者其中保存早年师说尚多，不便以其晚出及其为古文学一套中物而抹杀。我们如用毛说，则《维清》为《象舞》之一章。《吕览·古乐》篇：“成王立，殷民反，命周公践伐之，商人服象为虐于东夷，周公遂以师逐之，至于江南，乃为三象，以嘉其德。”商地本出象舞，近人已得证据，象舞应是商国之旧，或者周初借用商文化时取之，熊安生以为即在《武》中，未必有本。又春秋时有万舞，《左传》记其行于楚：“子反欲蛊文夫人，为馆于其侧，而振万焉。”《诗·风》记其行于卫：“简兮简兮，方将万舞。”《商颂》记其行于商：“万舞有奕。”或亦是商国之旧，远及南服，未知和象舞有关系否？
其五，曰嗣王践祚之舞：此舞之名今不知，或可于传记中得到。《闵予》《访落》《敬之》三篇及《烈文》，均应是这个作用。我不是说这四篇应该合起来属一篇，但这四篇中必有如何关系，这四篇都不是单独看便能完全了意思的。
其六，曰稷田之舞：《载芟》《良耜》《丝衣》三篇属之。《丝衣》一篇尤像《豳·七月》末章。稷田是当时的大事，自可附以丰长之舞容。
此外必尚有其他残篇在《周颂》内，只是此时，或者永远，寻不出头绪来了。约上文而言之，《周颂》不分章非原不分章，乃是“不得其所”之后零乱得不分章。其所以在《三百篇》中独遭这个厄运者，由于这些事物的本体原是靠政府保存的，政治大变动便大受影响，只剩了些用旧名而变更成了新体的各种舞乐在民间了。东汉末年文化远高于西周末年，然灵帝以后之大乱，弄得中原众乐沦亡，魏武平荆州，获杜夔，善八音，常为汉雅乐郎，尤悉乐事，于是以为军谋祭酒，使创定雅乐。东汉之乱尚至如此，遑论西周之亡？
大约《周颂》可分三类：
其一，无韵者。
其二，有韵之短章。
其三，有韵之长章，文辞各不同。
上文中涉及两事，心中寻绎起来觉得关涉颇大者：问题一，西周亡时是怎么个样子？问题二，《风》《雅》《颂》中关系南者何以这样大？
然，西周亡时，大约是把文物亡得几乎光光净净。因亡国而迁都，都不是能搬着文物走的；永嘉之乱，没有搬出甚么东西到建业来；靖康南渡，没有搬出甚么东西到临安来。东晋文化只靠吴国的底子，南宋文化只靠江南诸军内的底子。照例推去，则宗周之亡，至少应该一样损失文献，遑论平王以杀父之嫌，申侯以杀君之罪，自取灭亡之后，更不能服人的。《小雅·正月》《雨无正》两篇，并记载周既东之初年景况，一望而知当时的周王竟成流离之子了，则《诗》《书》《礼》《乐》带不出来，是当然的。而据周故地者，先是野蛮的犬戎，后是称中国为蛮夏的戎秦，其少保存胜国文物更不必说。所以现在所见《诗》《书》关于西周者，应该别有来源处，断不能于既东之周室求之。那么，来源处在哪里？我想，一是南国，二是鲁。
先说南国。照上文说，韶乐与召公当有一种关系，如《武》之于武王。《颂》中既有勺一章，则《颂》和南国当不是没有关系的。就《小雅》论，说到地名人名，涉及南国者不少。《出车》所记是北伐，而北伐之人是南仲；此诗是“俨犹于夷”后“薄言旋归”者仿佛当时移镇南之师以为北征。《六月》之尹吉甫不知即是《大雅·常武》之尹否，若是则伐俨犹至于太原之人，也曾有事于东南。方叔之方应在西周境内，故俨犹来侵，则侵镐及方，薄伐俨犹，则往城于方；《采芑》中以方叔南征，又若移直北之师以为平南。《四月》所记又是“滔滔江汉”，“瞻彼洛矣”亦是东都之诗，《鼓钟》又有“淮水潜潜”之语，《鱼在于藻》有“王在在镐”之文，然这可是遥祝之语。《小雅》中有地方性之诗，只伐护犹涉及西周，其余皆在南国，或东周区域之内；所记之事，除燕享相见的礼仪外，几乎大多数是当周室之衰，士大夫感于散亡离乱之词。《大雅》称述周先德及克殷功烈者颇多，但除去涉及文武者外，所指地名人名都关涉南国及东周诸侯者。《崧高》之申伯，《江汉》之召虎，《常武》之南仲，乃及《烝民》中“城彼东方”之仲山甫，皆是南国重要人物；即《韩奕》之韩侯，虽未记其涉南国事，但韩亦近洛，只到召曼，宗周既亡，所思亦是召公之烈。《大雅》自《烝民》以下无不涉南国者。如此看来，《大雅》《小雅》之流传和南国当有一段因缘。
《大雅》《小雅》不尽是西周诗，有确切之内证。《正月》“赫赫宗周，褒姒灭之”；《雨无正》“周宗既灭”，犹云宗周既灭；《召旻》“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今也日蹙国百里”，从此可知《大雅》《小雅》决不是全数出自西周的。又如上节所举事实，南国成分占这么多，若是出于西周，不会如此偏重南国。宗周三百年间文献，为甚么要偏于厉、宣两朝之一隅？又大、小《雅》之记丧乱，就辞义看去，许多已是“亡国之音哀以思”，至少也是出于两代的政景，故这些虽未指明南地的，也只能出于南国或东周之初。从这些事实上我们可以断定《大雅》中总有不少一部分是由南国传下的。至于《大雅》之述先烈，《小雅》之记礼乐，也许是从南国出来，也许是从东周保存故周礼乐最多的鲁国出来，也许春秋初其他列国中还有些保存的，现在未能决定；不过鼓钟明言“鼓钟钦钦，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不僭”，雅南配合在一起，则其中关系之大，恐有过于我们上文所叙者。《大雅》《小雅》各篇，以时代论，集在宣、幽、平时代如此多；以地方论，集在南国徐淮如此多；以事迹论，集在南国拓土上如此多；以感情论，集在政乱国破上如此多，若把这么一套作为宗周遗物，则由文王算起，大约宗周有三百年，即令前半诗体不发达，也何至有这样的分配？若看做大部分自南国出，这样时代地方事迹分配不平之怪状，都可释然了。
《风》中之《周南》《召南》固明指南地，且看他是何时诗，何地诗。二《南》中之地名，有河、汝、江、汉，南不逾江，北不逾河，西不涉岐周任何地名，当是黄河南，长江北，今河南中部至湖北中部一带。二《南》中之时代，有《何彼秾矣篇》中“平王之孙”一语，证其下及春秋初世；有《甘棠》一篇中“召伯所茇”一语，证其后于《召虎》多少年，这一篇恐正如《大雅》之《召旻》，因丧乱而思先烈；又《汝坟》一篇也言“王室如毁”，恰是在《风》中对待在《雅》中《正月》《十月》《雨无正》等篇者。《南》《雅》之相对已如此合符，至于词句中相同处更多，不待尽举，且有连着几句同者，如“嘤speed草虫，超趯阜螽。未见君子，忧心忡忡。既见君子，我心则降”，同见《小雅·出车》《召南》《草虫》。又《毛序》论变风“发乎情止乎礼义”之说，实在只有在二《南》可通，邶、鄘、卫、王、郑、齐、陈都包括很多并没有节制的情诗。二《南》之作用实和其他《国风》有些不同：第一，二南的情诗除《野有死廩》一篇外都是有节制的第二，二《南》中不像是些全在庶人中的诗，已经上及士大夫的环境和理想；第三，二《南》各篇，如《关雎》为结婚之乐，《樛木》《螽斯》为祝福之词，《桃夭》《鹊巢》为送嫁之词，皆和当时礼制有亲切关系，不类其他《国风》咏歌情意之诗，多并不涉于礼乐。《小雅》的礼乐在燕享相见成室称祝等，二《南》的礼乐在婚姻备祀成室称祝等，礼乐有大小，而同是礼乐。《南》之不同于《风》而同于《雅》者既如此多，则说《南》《雅》当是出于一地之风气，可以信得过去了。
说到此，不由不问南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了。周室之兴，第一步是征服了西方所谓伐密伐崇戡黎者，这时候文王对于诸夏，仅做到断虞芮之讼而已。第二步是东出，武王只做到了诛纣，禄父还是为商主，只把管蔡重兵监着罢了。到周公乃真灭商，以封曹、卫、鲁燕等国。成王时又北出灭唐，以封唐叔。记南国开辟事最早见者是“昭王南征不复”，其前在成康时如何形状，现在全无明文可见。《大雅》《小雅》开辟南国各诗，《毛序》皆归之宣王时，但《国语》载宣王事多非善政，既败于姜氏之戎，又丧南国之师，又兴鲁难厉王和幽王并称，当时战时国事，厉王只是严厉，为国人所逐，彼时之周尚强大，能将熊渠之王号去之，或南征各篇上及厉王，也甚可能者。周之开南国当是很长久的事，南至江汉，封建诸姬，至楚兴乃尽灭之，这样子决不是一时的事。在周朝最盛的时代开辟了一片新疆土，成了殖民行军的重地，又接近成周，自然可以发达文化。这一片地有直属于王室者，有分封诸侯者，直属于王室者曰周南，分封诸侯统于召伯者曰召南，在这一片地殖民之大夫士所用礼乐，自然可以来自宗周，也可出于诸夏，也不免有些自己的制作。及宗周政变，这些地方大约也很受些影响，平王带着弑父弑君的罪名来居雒，实在做不出共主的局面来，这些文物的南国，当不能如厉宣时之盛。不过在楚未大时，尚能保持其文物，至周庄王末年，楚始强大，伐申成随，弄得周人戍申责随，从此不久，楚武文两世几乎把南国尽灭了，江汉间姬姓的势力完全失了。成随后四五十年间，楚逼中国之势更大，齐桓公遂称伯伐楚，宋襄、魯僖、晋文继续对付南来之逼迫，为春秋之最大事件，晋两次受伯，一次以义和辅周之东迁，一次以重耳城濮之败楚，两事在周史上重要相等。周之宗亡于犬戎，周所封建之南国灭于楚，所谓南国之寿命大约从西周的下半到平王都洛后六七十年间总也有百多年至百五十多年的历史。
以上一段不是牵引的话，乃就《史记·周本纪》《楚世家》《十二诸侯表》《左传》《国语》及《诗》之本文辑合起来的。南国之解既稍清楚，有一谬说可借以扫除者，即周召分伯一左一右陕西陕东之论。周公称王灭殷，在武王成王间，其时之召公奭只是一个大臣，虽《君奭》篇中亦不见他和南国有何相干。开辟南国是后起事，那时召伯虎为南国之伯，去召公奭不知有几世了。周室既乱，南国既亡，召伯之遗爱犹在，南国之衰历历在《周南》《召南》、大、小《雅》中见之。亡于楚后，南人文化尤为中原所称，如《论语》：“南人有言，人而无恒，不可以作巫医，信夫。”又如《中庸》：“南方之强也，而君子居之。”到《孟子》时才以南为楚而诋之，忘其为文物之遗，犹之东晋人仍谓中原人士为“先帝遗民”，宋齐以后并北地汉人亦称为索虏矣。南国之孑遗，他的功烈也在人口及诗中。秦时始以陕分中国为二。儒者忘了历史，遂把召公奭、召伯虎混为一人，以至于东征之周公，平南之召伯，作为同时，更从秦人关内关外之观念，以陕分二伯。汉初儒者实不知史事，司马迁说：“学者皆称周伐纣，居洛邑，综其实不然，武王营之，成王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复都丰镐。至犬戎败幽王，周乃东徙于洛邑。”西周东周且不知，自然会把召公奭、召伯虎混了的。又战国人造《牧誓》，把一切西方南方蛮族加入诗中，不知周人自赞他的文王之诗，也不敢说这些大话，只举他伐崇怀虞芮而已。
《书》中有《甫刑》一篇，和其他《周书》都不是一类，且时代前边接不上周公成王那一大堆，后边接不上《文侯之命》，来源颇可疑。《诗》中有“生甫及申”语，皆“南国是式”者，甫侯既是南国之一，《甫刑》又记苗事，当亦是南国典书之孑遗者。
南国而外，《诗》《书》从鲁国出来的必很多。鲁国和儒者的关系，儒者和六艺的关系，是不能再密切的了。战国初年的儒学，多是由所谓七十子之徒向四方散布，汉初年的儒学，几乎全是从齐鲁出来，这些显然的事实还都是后来的。我们且去看《诗》《书》在早年如何流行。《左传》昭二年，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于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这句话里有一矛盾处，书之用为泛名，经传皆曰书，是甚后的事，襄昭之世尚不至此。《论语》中尚且以“书”为今所谓《尚书》之专名，则观“书”只能观出所谓《周书》者来，不能观出《易象》与《鲁春秋》来。又《易》和儒学、鲁国之关系最浅，《论语》不曾提及易一字，而《易》之传授见于《儒林传》者，和《易》之作用见于《左传》等者，均不和儒家相涉。是《易》之入儒当为汉代事，和周公无干。《春秋》比附于周公，又是古文学之伪说，前人辨之已详。此处“见《易象》与《鲁春秋》”，显是为古文学者从《国语》里造出《左传》来的时候添的，以证其古文说，而不知和上文观《书》之书字矛盾。这样看来，见《易象》与《鲁春秋》，应是为古文学者加入者，原文只是观《书》于太史氏，遂感于《周礼》尽在矣。伏生所传《周书》有《牧誓》《洪范》《金滕》《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雒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费誓》《吕刑》《文侯之命》《秦誓》各篇。《牧誓》《洪范》出来应甚后，文词甚不合，《牧誓》已是吊民伐罪之思想，和《诗》所记殷周之际事全不同，义解当和《汤誓》《甘誓》同出战国，为三代造三誓以申其吊民伐罪之论。《洪范》更是一套杂学，有若《吕氏春秋》之目录。《周书》的前端两篇如此，后端则《费誓》已经余永梁先生考证其非伯禽时物，应和《鲁颂》同涉僖公；《吕刑》一篇，上文已说其可出于南国；《文侯之命》《秦誓》已是春秋时物，当另有来源，且以秦之介乎蛮夷间，断难流传其文书于河山以东，恐怕这是伏生故为秦博士，由他传书的痕迹。至于中间由《金滕》《大诰》至《立政》十二篇，都是说周公成王间事，诚可由此感觉到“周礼在鲁，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然则韩宣子之言，即《周书》大部分出于鲁国之证。又《大诰》乃周公称王东征之始，《立政》乃周公将老归政成王之书，周公占这么大的成分，《周诰》几乎全成了周公之诰，《周书》几乎全成了周公之书，《周书》中这样偏重周公，何以《雅》《颂》中不及周公一字，《诗》《书》相反若此？且《金滕》里边的话，只有周公之党与裔可以这样说，宗周三百年中尤其不能独有周公居东数年的话语为大典章，则今伏生所传《周书》之不能出于宗周，可以无疑；而伏生所传《周书》大部出于鲁，即出于周公之党与裔，亦可信矣。然则《周书》只是鲁书，入战国而首尾附益了几篇，有来自别一源者，有是儒者造作者，以成伏生入汉所传。
《诗》中可疑为鲁者，为《豳风》。我一向相信豳应在岐周，但现在有三事使我不得不改信《豳风》是鲁传出。一、《金滕》既不能不信其为鲁国所出了，偏偏《金滕》中有一解释《鸱鸮》之文，异常不通。《鸱鸮》本是学鸟语的一首诗，在中国文学中有独无偶而《金滕》中偏把他解作周公、管、蔡间事，必是《鸱鸮》之歌流行之地与《金滕》篇产生之地有一种符合，然后才可生这样造作成的“本事”。二、《左传》襄二十九：“吴公子札来聘……为之歌《豳》，曰：美哉荡乎，乐而不淫，其周公之东乎！”果然周公之名在《诗》中只见于此处，而东山征戍之叹音，“无使我公归兮”之欲愿，皆和周公之东情景符合。至于《七月》中词句事节颇同《雅》《颂》，亦可缘鲁本是周在东方殖民之国，其保有周之故风，应为情理之常。三、《吕氏春秋·音初》篇：“乃作为破斧之歌，实始为东音。”今《破斧》正在《豳风》，虽附丽之事，不与《吕览》所记者同，然调子却是那个调子。有此三证，则《豳风》非出于豳，乃出于宗周在东方殖民之新豳，当是可以成立的了。
至于《雅》《颂》中有专自鲁国出来者否，未可知。
除南鲁两地而外，为《诗》《书》之出产地者，尚有宋。箕子之守朝鲜，实以相土时即有辽东，故宗周虽亡，犹可保守东疆，如晋宋南迁，只以辽东文化不发达，后乃忘了这一段故实。微子朝周，实等于刘姓宗室向王莽献符命，所谓殷有三仁之中，竟有他来陪衬比干箕子，当是他的后代宋国的话。殷在亡国时，疆土大，势力也大，牧野之战，“殷商之旅，其会如林”，虽把纣杀了，武庚犹在商国。及周公居东，三年经营，才能灭商，迁商顽民，到底不能绝殷祀，并用些恭维话，称商之德，安诸夏之心。宋不用姓，亦无封爵之号。周朝的习惯，男子称氏，女子称姓，然子并非姓，宋国女子以子为号，与箕子之子公子之子，当是同源。至于公之一辞，本是诸侯及周室大夫之泛称，《诗》《书》所记都这样，侯伯子男乃是封建之号。所以宋在立国上本有些不同于诸侯者，在遗训上当有些承受自前者，然商之文物，数次被周人扫荡一空，宋在初年当没有若何的事物可记。到春秋时，中国之局面大变，周室等于亡国，中原无有力之共主。而戎狄南侵，至于郑卫，荆楚北窥，尽有南国，诸夏文化几乎又要遭一场大厄，齐桓拿这些号召做了一番霸业，宋襄公跟着又恢复他的国族主义了。《商颂》即成于此时，若末篇《殷武》，直说襄公伐楚的事业，这本是三家旧说，赵宋人有信之者，而罗泌考证，以荆楚一词并非商旧，更是明切。《商颂》既为《宋颂》，则《商颂》必自宋出，若《书》中之宋国成分，则当于《商书》中求之。《汤誓》疑是战国时为吊民伐罪论者做的，可别论；《盘庚》三篇文词不如《周诰》古，而比其他虞夏商周书都古，疑是西周末宋人所追记前代之典。若《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三篇，以文词论，当更后。高宗是儒者所称“三年之丧”一义之偶像，西伯之称当是宋人之称文王者，周人自称曰文王，商宋人称他曰西伯，《诗》《雅》《颂》绝未提及西伯一名，且周人断无称他这一号之理，犹满洲决不会称他的先世为建州卫都指挥。殷周之际恐很像大明与清虏之关系，明已亡其半，犹对清说：“贵国昔在先朝夙膺封号，载在盟府，宁不闻乎？”清虏在初步虽和中国已动干戈，还并不敢对明有贬词直到其帝玄烨才为诡辩，说“得国之正无过本朝”，谓本是异国也。此可解释文王西伯之称，实因周宋而异，然则《西伯戡黎》又是《宋书》了，《微子》一篇说得微子不是降周为山阳公，崇礼侯，而是遁世，这也很像宋人曲为其建国之君讳者。就这些看，至少可以假定《商书》大部分是《宋书》。
此外尚有一国恐怕和儒者所传之《诗》《书》有不小关系者，即卫国。卫国所据本纣之都，其地的文化必高，又是周之宗盟中大国。《论语》：“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或者孔子时代鲁国人造作得很自由，“三家者以雍彻”，竟须借卫国所存以正鲁国了。《风》中亦以卫诗为最多，而《卫风》即是北音。《吕览·音始》篇，北音之始为燕燕往飞，今燕燕于飞，在邶鄘卫。
西周亡，文物随着亡，南亡而“周礼尽在鲁矣”。“诗三百”，孔子时已经成了一个现成名词，则其成立必在孔子前。“三百”之名称虽成，然孔子所见《诗》和我们所见还有些甚不同处，“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已不在《诗经》，犹可说孔子嫌他不通，“未之思也，夫何远之有”，而删去了。然如“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今见硕人，下边并没有“素以为绚兮”，这是孔子注意的话，也不在了。《左传》襄二十九年所记吴季札语，不知有没有古文学者改动，若不是改动过的，则魏文侯时，《诗》之次叙已和现在所见者大都同了。《孟子》《荀子》《礼记》引《诗》分合处常和现在所见者不同，又有些篇目不见者，不知是名称和今见《毛诗》不同或是遗失。《大戴记·投壶》：“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鸣》《狸首》《鹊巢》《采蘩》《采蘋》《伐檀》《白驹》《乌虞》。”好几篇今在二《南》者，放在《雅》中；《伐檀》一篇，又在《魏风》，甚可怪。王静安先生以为《诗》《乐》早已分传，恐是。果然这样，则《雅》《南》关系之切，上文所举外，又得一证。总言之，《诗》各部分之集合，应当成于孔子之前，雅、颂、南、郑之名均见《论语》，其后流传上大同小异，入汉才有现在所见的“定本”呵。
《论语》说《书》处较少，恐怕孔子所见只是些鲁国所传的周公之书，也许有些宋国所传殷家之书，“谅闇三年”，“孝乎惟孝”，恐皆出自《商书》。战国时大约《尚书》大扩充了一下子，虞夏传说，吊民伐罪。各种理想，一齐搬进。《大誓》总是战国时儒者所传一篇重要书。入汉而伏生为二十八篇之定本；然真书假书永是闹个不已，只闹到齐梁人大航头上二十八字。《诗》之集合在孔子前，孔子以后不过是些少出入，《书》之集合在孔子后，众来闹着大变动，《诗》《书》在传授的生命上是大不同的。我们上文所叙可供人设想《诗》《书》的成分如何因地分析，以证其时代，我也断定儒者所传六艺都是和十二诸侯年表一样，不上于共和的。杞不足征夏，宋不足征殷，雒京不足征周。
（编者注：本文非原作者全文，编者进行了部分删减与梳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