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载掌阅APP，畅读海量书库
立即打开
初唐诗人王绩的生平，自《王无功文集》五卷本发现以来，基本上都能考订清楚，兹据韩理洲《王绩生平求是》
、张锡厚《王绩生平辨析及其思想新证》
及韩理洲会校五卷本《王无功文集》
的《前言》，略述其生平经历：
王绩，字无功，太原祁人，家龙门。隋开皇十年（590）左右生，年十五始游长安，谒杨素。大业中登孝悌庶洁科为秘书省正字，随求为六合县丞，大业十年（614）弃官，浪游中原、吴越，十三年（617）归长安。不久归龙门。窦建德破后，武德五年（622）入长安待诏。贞观初，由于其兄王凝得罪权贵而放归
。贞观中第三次出仕，任太乐丞，不到两年又弃官归田，十八年（644）卒。
得出以上概貌，主要所据材料为：五卷本《王无功文集》的吕才序、《全唐文》卷一六一王福峙《录东皋子答陈尚书书》及王度《古镜记》。这些都是最原始的材料。《古镜记》虽为小说，但通过材料间的相互比勘，觉其记年叙事大致去实不远，故必要时仍可采用。至于新旧《唐书》之《王绩传》，《唐诗纪事》、《唐才子传》、《全唐诗》、《全唐文》的小传等，都是根据吕才序而来的第二乃至第三、四手资料了。
但是细读五卷本《王无功文集》，却还有一件大事未被注意。据《古镜记》，王绩自大业十年弃六合县丞后，游中原、吴越，十三年夏六月归长安，“数月，勣（绩）还河东”。但吕才序却说：“隋季版荡，客游河北，时窦建德始称夏王，其下中书侍郎凌敬，学行之士也，与君有旧，君依之数月……君遂去还龙门。”看来是王绩回家后，又突然去河北跑了一趟
，原因是龙门已成战场，令他无法居留。《文集》卷二《薛记室收过庄见寻率题古意以赠》说：“豺狼塞衢路，桑梓成丘墟。余及尔皆亡，东西各异居。”考以史实，是符合当时情况的，《旧唐书》卷一《高祖纪》大业十三年（617）：“八月辛巳，高祖引师趋霍邑，斩宋老生，平霍邑。丙戌，进下临汾郡及绛郡。癸巳，至龙门，突厥始毕可汗遣康稍利率兵五百人、马二千匹，与刘文静会于麾下。”这应该就是吕才序所谓“隋季版荡，客游河北”之背景。序又谓“时窦建德始称夏王”，则据《旧唐书》卷五四《窦建德传》，建德以武德元年（618）冬至（在十一月）改国号曰夏，以次年闰二月诛宇文化及，声称“吾隋民也，隋吾君也”，奉表于原越王杨侗建立的隋政权，被封为“夏王”。王绩到河北“依之数月”，当在此前后。但是不是数月之后立刻便“去还龙门”，却可能性极小，因为那里一直战火缭绕，《旧唐书》卷二《太宗纪》载武德二年（619）十一月“太宗率众趣龙门关”，此行是与刘武周、宋金刚打仗。所以，从大业十三年（617）八月“桑梓成丘墟”到此年（619）将尽，中间有两年多的时期，又恰为隋唐之际历史上最关键的一段，在这段时期内，王绩的传记资料只留下河北窦建德处的“数月”，而自“余及尔皆亡”到“客游河北”，以及“数月”之后，王绩尝另有去处，而为《古镜记》及吕才序所讳言。自然，他们为兄弟为朋友计，都难免有闪烁文字以为开脱的嫌疑，所以对于其生平中这一段叆叇的时期，都言之不详。
再来看凌敬，他是王绩之兄文中子王通的弟子，在文中子《中说》里屡次出现的。隋末群雄竞起于天下，文中子的弟子们纷纷寻找“明主”去投靠，凌敬便到了窦建德那里，他的同学薛收（即上引王绩诗题中的“薛记室收”）却投到李世民的幕下，在李、窦战争中，他们曾各为其主地较量过军事才能。按吕才的序，王绩似乎只与凌敬发生过关系，其实这里面大有曲折。事关王绩一生行为之大节，不能不略为考辨。
史料既讳言真实，我们只能根据王绩自己写的诗来探索了。五卷本《王无功文集》卷二有《在边三首》，是旧传的三卷本不收的：
客行秋未归，萧索意多违。雁门霜雪苦，龙城冠盖稀。穹庐还作室，短褐更为衣。自怜书信断，空瞻鸿雁飞。
羁旅滞胡中，思归道路穷。犹擎苏武节，尚抱李陵弓。漠北平无树，关南迥有风。长安知远近，徒想灞池东。
昔岁衔王命，今秋独未旋。节毛风落尽，衣袖雪沾鲜。瀚海平连地，狼山峻入天。何当携侍子，相逐拜甘泉。
这三首诗，提供了作者在北方边地的经历。其写作的时间，据王绩生平来看，有两种可能性，一是在少年时代“弃襦频北上，怀刺几西游”
之时，另一个可能便是“客游河北”之后。三首诗文字都比较成熟，更像中年之作，再从“自怜书信断”、“思归道路穷”等句来看，也像是“隋季版荡”之时所作。如果这个推断成立的话，则诗中“犹擎苏武节”、“昔岁衔王命”便意味着他“客游河北”前后的真实情形，并不仅仅是为逃避战火在四处飘零，而是身系王命，为了某种任托而在各地奔走。如此一来，这位唐初著名的隐逸之士，原来却曾积极地参与了隋季政局。他的态度，应该是反唐扶隋。《王无功文集》卷三《晚年叙志示翟处士正师》云：
风云私所爱，屠博暗为俦。解纷曾霸越，释难颇存周。
他以屠博自比，意思很明显，所谓“存周”，实即“存隋”而已。至于“霸越”二字，看似用典，但如参考《文集》卷五《无心子》“无心子居于越，越王不知其大人也，拘之仕”语中的“越王”，便很可疑他有所暗指。武德元年（618）五月唐高祖李渊在长安称帝的同时，东都留守官奉越王杨侗即隋的帝位，当年王世充、杜伏威、李密等都声称接受这个政权的领导，窦建德也于次年闰二月接受其封职，从表面上看，一时颇有复隋之势。王绩在此时，亦颇以东周时代合纵连横的说客处士自任，一力谋求“存隋”，所以他极有可能接受过越王杨侗的什么“王命”。如此我们便可获取这两年中王绩活动之大概。他从龙门家乡被战火轰出来之后，如果不曾预见趁乱起兵的李氏将会开创三百年大唐天下而及时与之认同，则必会奔向他原先出仕过的“朝廷”所在，即东都洛阳，与隋政权的最后亡遗们一起苟延残喘。然后，他似乎衔命持节而奔赴河北，其任务大概是游说窦建德“尊王”攘乱。我们不知道窦建德的一度尊隋是否与王绩相关，但窦毕竟自有其野心，王绩的游说从根本上说是不能成功的。就《在边三首》来看，他的活动范围还远不止此，诗中提到的地名有“雁门”、“龙城”、“漠北”、“关南”、“瀚海”、“狼山”等，涉及北方相当大的区域，这只能解释为离别凌敬、窦建德后的继续奔走，甚至深入“胡中”，似乎还与突厥发生过关系。其实隋末群雄，包括李渊、李世民，在其逐鹿中原之初，都曾称臣于突厥，以寻求帮助；王绩之行，无论是为杨侗，还是为窦建德，都不无可能。自然，他最后所得的结果是失望而归，回龙门去了。也许他获得过局部的、暂时的成功，也许他为此曾付出巨大的努力，这些我们都无法了解其详情。历史有意无意地将这一切忘却，并抹去了，但在诗歌中却并非毫无踪迹，《文集》卷二有一首《山夜》诗，估计就是王绩失望回家后写的：
仲尼初返鲁，藏史欲辞周。脱落四方事，栖遑万里游。影来徒自责，心尽更何求。
这诗意太明显了，他是“吾道不行”后归来，孔子做不成，只好做“藏史欲辞周”的老子了。他心里有些自责，但又以为自己已尽心尽力，虽无奈，也无愧了。从“心尽”二字可见他为了“存隋”而非常努力过的。
一直到武德四年（621），窦建德因不听凌敬的建议而被李世民战败俘获，王绩才又一次到了长安，《文集》卷三有《建德破后入长安咏秋蓬示辛学士》，此时凌敬当一道被捕，据吕才序，王绩在京还见到了他。可见，王绩的入京与窦建德失败有关。吕才序的表述是：“武德中，诏征，以前扬州六合县丞待诏门下省。”这是“建德破后入长安”的另一种说法，颇堪玩味。似乎吕才的用意在于遮掩王绩生平中那一段叆叇，因为他既受了越王的“伪命”，则也应另任过什么“伪职”，这里特意说“以前扬州六合县丞”的身份“待诏”，显然是企图抹去其“伪职”了。但是王绩自己的诗题却把“建德破”与“入长安”联结起来。
再后来，王绩作《薛记室收过庄见寻率题古意以赠》，回顾“桑梓成丘墟”以来各自的经历说：“余及尔皆亡，东西各异居。尔为培风鸟，我为涸辙鱼。”薛收比他和凌敬更有政治头脑，明智地投奔了李世民。就是这个薛收在武德四年向李世民力主先破窦建德。所以王绩说“东西各移居”，是不是一语双关，以“东西”暗指东都、西都的隋、唐两个政权呢？反正，结果是薛收成功了，是“培风鸟”，而王绩则成了“涸辙鱼”，谁教他投错了人呢？《文集》卷二《春晚园林》云：“不道嫌朝隐，无情受陆沉……兀然成一醉，谁知怀抱深。”《读真隐传见披裘公及汉滨老父因题四韵》云：“世人无所识，谁知方寸心。”这种陆沉之感，这种“怀抱深”、“方寸心”，其实都说明了对隋的怀念，与唐的情感上的对立，故前人评王绩最著名的《野望》一诗
，多谓“长歌怀采薇”有故国之思，应该不错。
终唐一代，人们都以隐士视王绩，新旧《唐书》亦列之隐逸传中，而其为隐士的真实动机与心境，却有如上述。隐士身份是吕才等人在复杂环境下的表述策略所塑造的结果，却被王绩自己的诗语所道破，诗云“存周”，就是“存隋”。
至于王绩以何德能而参与逐鹿之争，则亦有说。大致除其家庭世传及兄授的“帝王之道”、“王霸之略”
外，另有一种特殊的本领，即吕才序中倾心称道的所谓“妙占算”。序中述他“客游河北”之时：
（凌）敬知君妙于历象，访以当时休咎。君曰：“人事观之足可，不俟终日，何遽问此？”敬曰：“王生要当赠我一言。”君曰：“以星道推之，关中福地也。”敬曰：“我亦为然。”君遂去还龙门。建德败后，君入长安见敬，曰：“曩时之言，何其神验也！”
以关中为福地，这是预料占据了关中的李渊有福呢，还是建议窦建德要进占关中才会有福？我们不得而知。王绩据以推算出这一点的“星道”，自是术数之一种，自六朝至隋唐，文士多有这方面的能耐。《河岳英灵集》卷下崔国辅《百丈溪新理茅茨读书》曰：“浪迹弃人世，还山自幽独……开卦推盈虚，散帙改节目。”还山读书而演易卦，好像也是读书人的必修课。
大致太平之世，士人以经义干明主；纷乱之年，则颇有以术数赞帷幄者，所谓“军师”之流，便是这一类人物。如张
《朝野佥载》卷一所载：
孙佺为幽州都督，五月北征。时军师李处郁谏：“五月南方火，北方水，火入水必灭。”佺不从，果没八万人。昔窦建德救王世充于牛口谷，时谓窦入牛口，岂有还期？果被秦王所擒……
王绩若参与窦建德军事，大约也不免就像这里的李处郁。但用兵之略与术数之学，在古人观念中也确实容易混淆，唐初大军事家李靖，在传说及记载中便被形容为深通术数，近于神通，《新唐书》卷九三本传赞遂力辟其说：
世言靖精风角、鸟占、云祲、孤虚之术，为善用兵。是不然，特以临机果、料敌明、根于忠智而已。俗人传著怪诡禨祥，皆不足信。
这话可能不错，但作者宋人，时隔一代，于隋唐间人所迷信的东西，未必能真实体会。观《旧唐书》所载，当时的军政大事中，确实是很有些术士参与其间，并起了一定作用的。如：卷五四叙桓法嗣以图谶之术佐王世充，卷七九叙李淳风预知武后革命而为太宗定策，卷八叙道士冯道力、处士刘承祖辅韦后谋倾宗社，卷一九一谓“近者綦连耀之构异端，苏玄明之犯宫禁，皆因占侯，辅此奸凶。圣王禁星纬之书，良有以也”，等等。由此看来，那时候的人们是吃这一套的。
术数之学，阴阳占卜龟策之流，《史记》、《汉书》都有传，刘歆《七略》中专立一《数术略》，《汉书·艺文志》因之，曰“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其渊源有自，流变有迹，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也足以自成一种传统，史书上大略载入“方伎传”。由杜淹《文中子世家》看，似乎也是王氏家学之一课
，吕才序称王绩“博闻强记，与李播、陈永、吕才为莫逆交，阴阳历数之术，无不洞晓”。这里的李播是李淳风之父，陈永又见于《古镜记》：“还履会稽，逢异人张始鸾，授绩《周髀九章》及明堂六甲之事，与陈永同归。”这样，王绩既承家学，复得异人传授，所交往的好朋友，又多是同一类精于术数的名家，其为当时术者之一大宗匠，自不待言。
不过，王绩家传兄授，通经史之学，其明于术数，当与一般方伎之流有所不同。吕才序载他为凌敬以星道推算关中为福地前，先说“人事观之足可，不俟终日”，便极可注意。大约他的学问，仍以“帝王之道”、“王霸之略”为本，而以术数为末。末为本用，他治术数之学，必以经义为旨归。他的好朋友吕才及李播父子亦然。《旧唐书》卷七九《吕才传》载其为唐太宗刊正《阴阳书》，“多以典故质正其理，虽为术者所短，然颇合经义”；卷一九一《方伎传》载“李淳风删方伎书，备言其要”。这吕才和李淳风都是唐朝政府中治术数之学的官方权威，而其治学的原则乃与王绩一致。大约在隋末唐初，术数学中出现了一个不小的思潮，即以儒家经史之学及实践理性精神质正其理，删存其书，使其术归于正道，并获得政府的采用。从此以后，术数也有了正邪之分，所谓正，即合于经义。从《王无功文集》吕才序中对王绩这方面才能的钦佩和推崇来看，这一思潮的中坚人物，或曰领袖，当非王绩莫属。
只是王绩的人生道路与吕才、李淳风颇不相同，吕、李都被政府重用，王绩则一生坎坷，以隋代遗臣两次出仕为唐朝小官，皆不得志而归。其实他跟唐朝廷在情感上始终不能融洽，最后只好成为隐逸诗人。故国之思、陆沉之感，经了乱世磨难，几起几落，使他对于人生、宇宙，对于世代传承的所谓“王道”，另有了一番思考，“天道悠悠，人生若浮。古来圣贤，皆成去留”（《文集》卷一《游北山赋》），这里已弃儒向道了。对于从前擅长和自恃的术数之学，也改变了态度，见于《文集》卷二的《灵龟》诗：
灵龟君子，有悔也言：明不若昧，进不若退。彼灵龟兮，潜伏平坻。文列八卦，色合四时。出游芳莲，入负神蓍。吐故吸新，何虑何思。赫赫王会，峨峨天府。谋猷所资，吉凶所聚。尔有前鉴，尔既余将。尔有嘉识，尔既余辅。爰施长网，载沉密罗。于沼于沚，于江于沱。既剔既剥，是钻是灼。姑取供用，焉知其佗？呜呼灵龟，孰谓尔哲？本缘末丧，命为才绝。山木自寇，膏火自灭。敢陈明辞，以告来裔。
所谓“灵龟”，《尔雅》有“龟俯者灵”之说，详见郝氏义疏，此不赘引；全诗的义旨，则取自《庄子》杂篇《外物》宋元君与神龟之事，神龟能致梦于元君以求救，却不能避渔人之网，杀龟以卜，七十二钻无遗筴，却不能避刳肠之患，“如是，则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虽有至知，万人谋之”，这正是作者的自拟。灵龟本自然之物，自身无恙无悔，但因为它有“前鉴”，有“嘉识”，可以为将为辅，便被“王会”、“天府”的人网罗于沼沚江沱，剔剥钻灼以取用。这就好像山中之木，以成材而被砍，树中之膏，能燃火而自灭，灵龟不也就因为能鉴识而取亡自身的吗？推而广之，有才能的人不就是因其才能而丧命的吗？王绩本人，不也就是因长于历象推占而被卷入政治误区的吗？所以人生最好是没有才，没有名。“明不若昧，进不若退”，这就是王绩一生经验的概括。
不要有才，不要有为，连神仙也不追求（求仙也是有为有待），只是那样“委化乘流”，随运会所至而已。——这便是王绩的隐逸哲学。照这样的哲学，似乎生、死都无所谓了，不过世上谁不爱生，所以凡认定生死齐一的人，或多或少总是出于对“生”的绝望与厌倦，王绩也是如此，《文集》卷五《自作墓志文并序》说：“以生为附赘悬疣，以死为决疣溃痈。”这附赘悬疣的人生当然说不上美丽，主张隐逸的人也并非都有必要把人生形容得如此不堪，我们于此可以隐隐听出的，是他对失败而痛苦之人生的绝望和哀叹。
这样的人生，这样的哲学，正合了《灵龟》诗所寓示的，精通术数之学，明于鉴识，不仅无益，并且适足自害。所以，当吕才、李淳风继续发展其以经义刊正方伎的事业，并获得官方权威的地位时，王绩却主动地退出了，“弃卜筮而不占，余将纵心而长往”（《文集》卷一《游北山赋》）。我们只能在吕、李等人的成就之上悬想一个更为杰出的同道，其实绩却什么都得不到了。
世论王绩生平思想者，多知其儒、道兼杂，而他擅阴阳历数龟策占卜，并始以经义质正其理，实倾动当世，却未有论述。兹特拈出，备为一说。
【原载《渭南师范学院学报》1994年第3期，题为《王绩生平新考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