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航空航天产业是国家世界地位的象征，由于其强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全球各国都非常重视航空航天产业的发展。在全球范围内，无论是欧美地区，还是亚太地区国家在航空航天产业上都投入巨大，目的是做强本国的航空航天产业，从而在国际市场上占一席之地。发展到现在，航空航天产业已经不再仅限于政治和军事需求，航天产业出现了军民结合的应用卫星，随后又出现了商业应用卫星；而航空产业中民用航空和商用航空也发展得如火如荼。航空航天产业甚至推动了全球经济和社会进步。
目前，全球航空市场被欧美国家垄断。近几年，世界航空工业的垄断态势不断增强，以美国与欧洲为首的发达国家处于市场的垄断位置，它们凭借先进的科学技术，垄断了航空工业中的高端产品，这些国家生产的大型飞机与支线飞机等高端技术的航空产品完全占领了航空工业的高端市场。但是，与此同时，商用航空航天经济增长已慢慢转向发展中经济体。随着发展中经济体越来越富裕，大约有18亿人有可能进入全球消费阶层，全世界年收入超过2万美元的家庭中，有60％可能位于发展中经济体。预计未来20年，全球飞机机队将增加一倍以上。欧洲和北美以外的市场大约有60％的需求，而亚太地区有望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商业航空市场。
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中国航空航天产业也进入了快速发展期，正由航空航天大国逐步向强国发展。根据《中国制造2025》的发展蓝图，中国航空航天行业在2020—2030年投资的重点方向包括运载火箭、国家民用空间基础设施、空间宽带互联网、在轨维护与服务系统、载人航天与探月工程以及深空探测。航空航天产业是关系国家安全的战略性产业，也是高端装备制造产业的核心组成部分，将会继续发挥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带动作用，成为中国产业转型升级的核心动力之一。
随着航空航天产业军用、民用和商用领域的不断拓宽，世界各国几乎都陆续将军民融合当作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共同发展的重要战略。美国在冷战结束后才开始实施军民一体化政策，在此之前一直是“先军后民，以军带民”。美国90％以上的军火是在私营企业中生产的，其大的军火商没有专门生产军品或民品的，大都是两者兼而有之。根据数据显示，美国有1/3的工业企业承担着生产军品的任务。日本在二战后由于政治上的限制，在发展军民融合方面采取了多种政策，主要是“先军后民、以军掩民、寓军于民”的模式，利用民间企业来掩护发展国防科技。苏联解体以后，俄罗斯与中国一样选择了先军后民。冷战结束后俄罗斯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和战略发展规划，致力于建立既能够满足军事需求，也能够在国际市场进行民品市场竞争的两用产业。
中国的军民融合政策经历了“军民分离”（1949—1977年）、“军民结合”（1978—2006年）、“军民融合”（2007年至今）三个演变过程。接下来的一段时期则是军民融合的战略机遇期，也是军民融合由初步融合向深度融合过渡，进而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关键期。军民融合既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也是一步步细化落实的过程。我国的航空航天产业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发生变化。航空航天产业具有高技术、高资本、长周期的特点，因此进入壁垒非常高，主要有政策性壁垒和市场性壁垒，其中市场性壁垒包含规模经济壁垒、必要资本壁垒、技术壁垒等。现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就是要拆壁垒、破坚冰，在这个过程中，航空航天产业的进入壁垒不断地出现，也在不断地消解。随着军民融合的不断深化，政策性壁垒在渐渐下降，民营企业在整个航空航天产业中的比例逐年升高。而随着产业政策的宽松，进入壁垒中的市场性壁垒开始发挥作用，高的资本技术要求、规模经济等依然是进入的重要障碍。
国内外的众多学者都对航空航天产业进行了研究，涉及技术研发领域、工业制造领域、经济领域、政治领域等，这些研究对于航空航天产业及装备制造业的发展都起到重要作用。但是，从航空航天产业研究现状来看，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发展优势、发展战略、技术进步等定性研究上，少数定量研究也多关注国际竞争力、创新效率、关联效应等方面。行业影响因素和进入壁垒相关研究比较少，已有的也多是从定性角度分析。关于航空航天产业自然垄断属性及行业规制的研究则是从自然垄断的角度出发，将航空航天作为其中之一来进行研究的。关于航空航天产业发展与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缺少定量的研究。在进入壁垒的研究方面，学者主要从进入壁垒的几个类别，进入壁垒的衡量，还有中国垄断行业行政管制方面来研究。在中国，军民融合发展时间较短，而理论研究尚且不足。从进入壁垒角度分析国防科技工业的军民融合进程和进一步推进军民融合发展的着力点，在理论上还没有学者做过研究。因此，本研究除了分析中国航空航天产业的影响因素和产业发展演变的脉络与布局之外，在定性分析的基础上，根据中国航空航天产业发展数据，定量研究各影响因素对产业发展的具体体现；更重要的是，通过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方式分析航空航天产业进入壁垒经济学机理的在军转民和民参军中的具体体现；结合中国的军民融合进程，对中国的航空航天产业在军民融合推进中的进入壁垒变迁进行研究，尤其是对政策性壁垒的改革如何对进入壁垒产生影响进行研究。将进入壁垒和军民融合的研究结合起来，研究其互动关系和影响，这在理论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国航空航天产业受到政府的严格管制，一方面是出于国家安全考量及历史原因；另一方面则是由于该产业具有显著的自然垄断属性，所以必须由政府进行管制才能够避免过度竞争，或是寡头企业滥用市场权利，造成的生产效率的浪费或是社会公平的损失。然而，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入，暴露出垄断行业经营效率低下，机制不够灵活，要素扭曲等现象依然存在。竞争性行业的改革一直在推进，而垄断行业在这方面则严重滞后，这种差距也阻碍了我国的市场化进程。另外，随着市场需求的发展和行业技术经济特征的变化，航空航天产业开始具备越来越多的竞争性。现在一方面政府对垄断行业的改革持续推进；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的不断发展，航空航天产业开始逐渐出现一些竞争性业务。
戚聿东、李峰（2016）通过对几十个国家的7个垄断行业5个驱动因素的实证分析发现，打破壁垒是整个垄断行业放松规制进程变化的主要驱动因素，其贡献度达到45％以上。在进入壁垒、公共产权、市场结构、垂直一体化四个因素中，航空航天产业最重要的驱动因素就是放松进入壁垒。也就是说，想要进一步放松规制，最重要的一个驱动因素就是打破进入壁垒。我们进一步深化军民融合的关键一步就是继续放松政府规制，而打破进入壁垒是这一步最主要的驱动因素。因此，本书以航空航天产业为例，研究航空航天产业军民融合发展中进入壁垒的分类、表现和成因，梳理在以往军民融合发展军转民和民参军中的表现和变迁，实证分析军民融合在中国航空航天产业发展中的贡献，解释如何在接下来的军民融合深入发展中打破壁垒和合理利用进入壁垒。在军民融合深入发展的今天，从进入壁垒方面来研究航空航天产业，对于打破壁垒、合理利用壁垒，进一步驱动国防科技工业放松规制，促进军民融合深度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