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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的方法，较重要者约有八种。
此法，例如梁任公先生的《先秦政治思想史》这一类著作，其态度或方法多是普通的或唯心的；要想去批评它，在可能的范围内，最好也用对方的态度或方法，庶几可使心服（参看拙作《评梁任公先生先秦政治思想史》一文）。不然，他们以唯心的态度或方法来，你们以唯物的态度或方法去，如你们说：“您是唯心的，根本就不对。”他们也回答道：“您是唯物的，根本就配不上来评我。”只要说一两句话就可以完事，但同时又是虽说千万句话也无法结局。这岂不弄到有批评等于没有批评了吗？他如李季先生的《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一类，多是用“唯物史观”的，你们如想批评他，而又不用“唯物史观”，那也恐怕弄到双方都要妄自尊大，而轻视对方，终无希望有正面接触的机会（参看拙作《用物观考据证明李季观察道家阶级和主张的错误》一文）。我们在可能内，对于这两派的著作，应尽可能用这“顺他法”去批评它。
此法正和“顺他法”相反：往往不顾及对方，即加以抨击，在自己虽很像胜利，但却未遇见对方的面目，终让他躲避。这如梁漱溟先生的批评墨子，胡适之先生的批评老庄，都各觉得“格格不入”，“无一而可”。此外如李季先生批评胡著，和一般唯心论者的反对唯物史观，全属只顾自己，不管对方的“自主法”。但这“自主法”实也很重要。如老是用那“顺他法”，最后总有没法解决的一天。因为我们既要顺他，就无异于以对方为主，自视为奴；以对方为君，自视为臣。臣奴常恐敌不了君主，所以只好采用“自主法”：你在东方称帝，我在西方称王，或王于明，或帝于幽，大家都不相下，决个雌雄，对方虽不降服，众人或能判决。此在明代的李贽，已经用了此法：“……此乃孔氏之言也，非我也；夫天生一人，自有一人之用，不待取给于孔子而后足也；若必待取足于孔子，则千古以前无孔子，终不得为人乎？”（详前）但我们万不可像康有为的样子：“以好博好异之故，往往不惜抹杀证据，或曲解证据，以犯科学家之大忌。……万事纯任主观，自信力极强，而持之极毅，其对于客观的事实，或竟蔑视，或必欲强之以从我。”（《清代学术概论》）自主法有的是主观的，顺他法有的是客观的；穷于使用“顺他法”时，然后借重这“自主法”好了。
甲说“是”，乙提出反证而说“不是”，这乙用的便是反证法。又如甲心不甘服，再提出强有力的反证，说乙说的“不是”是“是”。这也还是反证法。故凡否认对方而提出证据的，都属于这一类。至其所以要提出反证，为的是对方的议论不合事实，即似是而非，证据脆弱，有所误会。例如“或毁直不疑善盗嫂”，“不疑闻曰：我乃无兄”（见《史记》、《汉书》）。又如：“林可山自称和靖七世孙，不知和靖不娶，已见梅圣俞序矣，何其谬附乎？姜石帚以诗嘲之云：‘和靖当年不娶妻，因何七世有孙儿？若非崔种并龙种，定是瓜皮搭李皮。’石帚之诗，特甚于郭崇韬、李环之挝，戒之！”（李贽辑《枕中十书·筼窗笔记》）这都是极有力的提出反证的例子。而胡适之先生对于儒家所说古代通行三年之丧，亦举出反证道：“三年之丧，也是儒家所创，并非古礼，其证有三：《墨子·非儒篇》说：‘儒者曰：亲亲有术……其礼曰丧父三年。……’此明说三年之丧，是儒者之礼，是一证。《论语》十七记宰我说三年之丧太久了，一年已够了，孔子弟子尚有不认此制合礼，可见此非当时通行之俗，是二证。《孟子·滕文公》记：孟子劝滕世子行三年之丧，滕国的父兄百官皆不愿意，说道：‘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鲁为周公之国，尚不曾行过三年之丧，是三证。至于儒家说尧死时，三载如丧考妣，商高宗三年不言；和孟子所说‘三年之丧，三代共之’，都是儒家托古改制的惯伎，不足凭信。”（《中国哲学史大纲》）此法凡批评者最为常用，为批评方法中极重要之一。
凡遇一种言论或著作，内容不充实，欠完备，即适用此增补法。把对方所未看到，或虽看到而被忽略的材料，指示出来。例如，裴松之《三国志注》的补陈寿《三国志》：“寿书……失在于略，时有所脱漏。臣奉旨寻详，务在周悉，上搜旧闻，傍摭遗逸。……寿所不载，事宜存录者，则罔不毕取以补其阙；或同说一事，而辞有乖杂；或出事本异，疑不能判；并皆抄内，以备异闻。若乃纰缪显然，言不附理，则随违矫正，以惩其妄；其时事当否，及寿之小失，颇以愚意，有所论辩。”（裴松之《上三国志注表》）他如丘濬《大学衍义补》的补真德秀《大学衍义》一类之书，皆属此例。
此法比之反证法，还要有力。因反证法虽有“强有力”的证据，但尚非出于被批评者之口；此矛盾法，却更进一步，使对方以自己的手掌打自己的嘴巴，有时简直使对方感到无从剖白。到底怎样叫做矛盾法？此如《韩非子·难势》说：“客曰：‘人有鬻矛与盾者，誉其盾之坚，物莫能陷也。’俄而又誉其矛曰：‘吾矛之利，物无不陷也。’人应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盾，何如？’其人弗能应也。以为不可陷之盾，与无不陷之矛，为名不可两立也。”此矛盾法，要怎样去应用？此如魏嵇康说：“既曰寿夭不可求，甚于贵贱；而复曰善求寿强者，必先知灾疾之所自来，然后可防也。然则寿夭，果可求耶？不可求也？”“既曰彭祖七百，殇子之夭，皆性命自然；而复曰：不知防疾致寿去夭，求实于虚，故性命不遂。此为寿夭之来，生于用身；性命之遂，得于善求。然则夭短者何得不谓之愚？寿延者何得不谓之智？苛寿夭成于愚智，则自然之命，不可求之论，奚所措之？”（《难张辽叔宅无吉凶摄生论》）明李贽更说：“仲舒不计功谋利之云，似矣；而以明灾异，不狱死，何也？夫欲明灾异，是欲计利而避害也；今既不肯计功谋利矣，而明灾异者，何也？既欲明灾异以求免于害，而又谓仁人之不计利，谓越无仁，又何也？所言自相矛盾矣！”（《李氏文集·贾谊》）清袁枚亦有一论：“柴守礼杀人，世宗知而不问，欧公以为孝。袁子曰：世宗何孝之有？此孟子误之也！孟子答桃应曰：‘瞽瞍杀人，皋陶执之，舜负而逃。’此非至当之言也，好辩之过也。夫舜之不能无父，即皋陶之不能无君也。有父而后有君，有君而后有法，瞍能杀人，即能杀皋陶；皋陶能执瞍，即能执舜。彼海滨者何地耶？瞍能往，皋亦能往；因其逃而赦之，不可谓执；听其执而逃焉，不可谓孝；执之不终，逃而无益，不可谓智；皋陷舜为逋逃主，舜容皋为不共戴天之人，不可谓仁。中国无帝，皋将空天下而无君乎？抑自立而代舜乎？将求一无父之人而立之为天子乎？以子之矛，陷子之盾，孟子穷矣！”（《读孟子》）但此尚属言论方面。可再举一个史传方面的例子。如宋赵与时说：“史出自一人而自相矛盾者，如姚思廉《梁书》（尚思按：《梁书》实非出自一人）。《江革传》谓：何敬容掌选序用，多非其人；革性强直，常有褒贬。而《何敬容传》乃谓：敬容铨序明审，号为称职。”（《宾退录》卷九）
此包围法亦可叫做“夹攻法”，意即四面包围或内外夹攻，使之无论如何总要在批评者指定的两途中（或两途以上）自择一途。凡遇被批评者，原意不甚明显，或虽明显仍恐被逃，事后有所借口，皆适用此法以批评之。所谓“二者必居一于此矣”、“非愚则诬”一类，便是近乎此法。例如，李贽的痛驳周公：“周公欲以身代兄之死，既以明告于神矣，而卒不死，何耶？然犹可委曰：神不许我以死，我岂敢自死乎？我直以明我代兄之心云耳，非以祈人之知我欲代兄之死也。则册祝之词，坛刉之设，珪璧之秉，金匮之纳，何为者哉？喭曰：‘平地上，起骨堆。’此之谓也。无风扬波，无事生事，一人好名，毒流万世，卒使管叔流言，新莽借口，圣人之所作为，道学之所举动，吾不知之矣。不有陈贾乎？陈贾曰：‘周公使管叔监殷，管叔以殷畔，知而使之，是不仁也；不知而使之，是不智也。’此千古断案也。不仁不智，从公择其一者可矣！”（《初潭集·兄弟》）
此法近“反证”、“矛盾”、“包围”诸法，而不与之相同。如遇有犯所谓眼见丘山而不自见其眉睫，笑他人之未工，忘己事之已拙的毛病者，即适用此法。请他自己平心静气地反省一下，或仿效其行为以对付他，用不着像以上诸法的要费力想计去证他攻他围他。例如，公孙龙主张“白马非马”之说（此说并未违理），当时有人想反对他，就把龙打得头破血流。龙提出抗议道：“先生为何打人？”对方因仿其学说而答道：“我打的不是人。”（此举并未合理）龙到这时，连自己也只好大笑起来了（原文似在《史遗》，今只能忆其大概）！而古代某和尚待人不平：遇富贵者很恭敬，遇贫贱者很傲慢。有人责问他道：“佛主慈悲平等，佛徒为何不以慈悲平等待人？”该和尚借口道：“傲慢他就是恭敬他。”对方听见，便把他打了一顿，该和尚提出抗议，而结果只得到一个“打你就是爱你”的回声（这也是凭记忆的）。胡适之先生痛斥人家被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和孔丘、朱熹牵着鼻子走，而人家更可说他被赫胥黎、达尔文、易卜生、杜威牵着鼻子走。我以为：我们对于一切，只能问其是不是真理，是不是适合潮流，是不是真能利益大多数人，而不可动辄以被人家牵着鼻子走为理由（详见拙著《中国近百年思想史》第二篇）。
凡原著的体裁、材料、文字等等，遇有虽不甚非，亦不甚是的地方，我们即代他修改：或是由一体而混体，由混体而一体；或是由分开而归并，由归并而分开；或是删繁就简，改质为文……如超过“修改”的程度以上，即用其他看法以批评之。第一类是改编，如荀悦的改班固《汉书》为《汉纪》，是改纪传体为编年体；第二类是删繁节要，如梁任公先生的《节本明儒学案》；第三类是修正，如曾国藩《经史百家杂抄》的改变姚鼐《古文辞类纂》所分十三类为三门十一类。
批评法，当然不止此八种。但实际归纳起来，似乎要以此八法，尤其是“反证”、“矛盾”、“包围”、“反省”、“增补”五法为最重要，其余或不重要，或虽重要而可分隶于此八法中，不能独自成立。如“归纳”、“比较”、“三段”、“辩证”等法，虽极重要，但都是“研究法”，而非可单属于“批评法”。又试问我上面所举出的“反证”、“顺他”、“自主”等法，如不用“归纳”、“比较”、“三段”、“辩证”等法，如何能去“反证”、“顺他”、“自主”……呢？甚至其他一切“批评法”，都要以各种“研究法”为前提为基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