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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之思想家，极力反对辩论批评者有两家：一是道家（详见《老子》五十六章、八十一章、四十五章、五章、二章及《庄子·齐物论》、《天下篇》），二是法家（详见《韩非子·问辩》、《五蠹》、《显学》）。道家因认一切都是相对的而非绝对的，因此以为：有言不如无言。法家因认一切都在实效而不在空言，因此以为：反辩不如奉法。此两家的反对辩论虽似相同，而其所以反对辩论则大不相同。但是我们试读老、庄、韩非子之书，便会承认道法两家为古代的极雄于辩论批评者，两家实都是用辩论批评的方法与态度去反对人家的注重辩论批评。所以就是反对辩论批评的道法两家，也还是以辩论批评为唯一利器的。至于注重批评辩论为人所共知者亦有四家，除了所谓名家、纵横家专以批评辩论为业以外，儒家的孟子、荀子都长于评论。但犹不若墨家的明认辩的重要，并能说出其功用：“谓：所谓，非同也，则异也。同：则或谓之狗，其或谓之犬也。异：则或谓之牛，其或谓之马也。俱无胜，是不辩也。辩也者，或谓之是，或谓之非，当者胜也。”（《经说下》）“夫辩也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焉（训‘乃’）摹略万物之然，论求群言之比。以名举实，以辞抒意，以说出故，以类取，以类予。”（《小取》）由上述看来，可以说：世间任何思想家，没有一个可以不用辩论批评的。不用辩论批评的，就是不著书立说的人，恐怕也不能办到，能办到的只有“麻木不仁”、不知痛痒者和木石而已。
我认为：1.凡被批评者，如先有怕、恨或不许人家批评的念头，那就可以断言，他如不是专靠势力、妄自尊大，以为自己万能、可以包办一切的最不长进最不讲理的人，便是“做贼心虚”、“伪金怕火”，根本就无价值。2.凡批评者如为了种种关系而不愿或不敢下批评，那也可以断定，如不是自私自利、伪恭伪敬的奸佞者，便是无勇气与能力的庸弱者。这两种人都是妨碍文化发展的退化主义者。如果你现在不先尽量去批评他人的错误，哪能希望将来他人来指摘你的过失呢？如果大家都默无一言，或开口便叫好，试问这文化界岂不变成一代不如一代？要知道，人是没有“全知全能”的，即使“全知全能”，亦如所谓“真金不怕火”：不但无损，转而益坚。所以我认为，虽不敢说一切批评都只有好处而无害处，但就文化方面言，至少也算好处多而害处少。如周末诸子百家互相批评而学术最为昌明，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以后辨白黑而定一尊，以致文化界死气沉沉，便是一个铁证。我最后要劝被批评者，最好是实行人人所知道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那两句话，和抱孔子的态度：“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要劝批评者，最好是抱孔子、孟子、韩愈、柳宗元的态度。孔子说：“众好之，必察焉；众恶之，必察焉。”孟子说：“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韩愈说：“知而不以告人者，不仁也；告而不以实者，不信也。”柳宗元（或郭橐
）说：“虽曰爱之，其实害之；虽曰忧之，其实仇之。”（请参看后面“勿混谈”引袁枚语）要劝双方最好是：都抱清代正统派学者的态度，如梁任公先生说的：“隐匿证据，或曲解证据，皆认为不德。”“所见不合，则相辩诘，虽弟子驳难本师，亦所不避；受之者，从不以为忤。”（《清代学术概论》）说到梁任公先生，我曾从他问学，而亦曾作一文评其代表作（《评梁任公先生〈先秦政治思想史〉》）。但此尚在其逝世以后，忆在民国十四年，我曾草一稿自名为《自家思想》——即《伦理革命》一书的前身或胎儿，虽其中批评一切，以思想论，多和梁任公先生相反，但梁先生仍不以己见绳人，以为有可取处，特别来书奖勉。梁先生其人真不愧为一个能言能行的真正学者（当然多指讨论学术方面）。因此，我益不能更不敢忘了梁先生那种真正的大公无私的精神，与其诱勉区区后进的德惠，这是我认公开批评的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