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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学理方法的难能可贵处，不在于空谈高论，而在于应用实践。在未说到新方法以前，不妨先略讲一般应用旧方法者。应用中国固有的旧方法，即考据学的归纳法方面，在考据这最盛时代（清），对于考据学很精的大师如顾炎武、赵翼、俞正燮诸家，有时已难免错误（另详拙著《中国历史研究法》），其他更不用说了。应用西洋的旧方法即论理学方面，在堪称“近代译界太祖”的严复，竟把西洋的论理学和中国的《春秋学》及《大学》之“格致”、《易》之“名数”混为一谈，真是穿凿附会到极点了（余见拙著《中国近百年思想史》）。直到后来，胡适、冯友兰诸先生用以整理中国哲学，才有成绩的表现。应用中西的旧方法如考据学、论理学等，已经不容易得到正确，何况对于广大精微的西洋新方法即辩证法唯物论与唯物史观呢？其不免犯了“食而不化”之病，更不足为怪了！又在此种新方法盛行的苏联，以普列汉诺夫、布哈林、托洛茨基那般名家要人，应用此方法去观察时事，已不免“似是而非”，而今国人用以整理中国学术，自然多会犯了“不正确”的毛病。
关于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新政治经济学一类的理论书籍，极受近来中国文化界的欢迎，甚至为唯一阐扬宣传“三民主义”之文化机关的中山文化教育馆，更十足的显出此种色彩。其刊物有《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时事类编》等；其书籍有《中山文库》，如张仲实等译的拉皮杜斯等著《政治经济学教程》第八版，沈志远译的米汀等著《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等，已由商务印书馆印行。这些书，都是现今苏联认为最正确，而也是最流行的学校教本。从前杨幼炯先生在该馆时，虽逢人便痛斥“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的浅薄，表示固守“唯生史观”的立场，但在实际上，因为潮流所趋，该馆不但不免大受其影响，而且为正式介绍此等新理论之有力者（详见《中国新论二周年纪念》拙撰《两年来之中国思想界》一文）。在新学者，则如李大钊（详见李著《史学思想史》）、郭沫若（详见郭著《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顾颉刚（详见《古史辨》第四册《顾序》，及《史学年报》第二卷第二期顾作《战国秦汉间人的造伪与辨伪》附言）、范寿康（详见范编《中国哲学史通论·绪论》）诸先生，都极力表示应该采用“辩证法唯物论”、“唯物史观”来整理中国思想史、中国社会史。
现今国人多少实行采用此种新方法（其中有些人只是带点唯物眼光，还谈不上应用辩证法唯物论）来整理中国思想方面比较有成绩者，有嵇文甫（《左派王学》、《先秦诸子及其时代》）、李季（《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谭丕谟（《宋元明思想史纲》）、吕振羽（《中国政治思想史》）诸先生。但像李季先生虽算对此种方法论研究得极专了，可是一到应用起来，便有许多错误。如他在《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批判》一书里，硬认老庄那般道家是“封建地主阶级和旧贵族代表，主张回复封建初期的周初”，而不知其是极力反对封建社会（详见后附拙作《用物观考据证明李季观察道家阶级和主张的错误》一文）。而谭丕谟先生的《宋元明思想史纲》、吕振羽先生的《中国政治思想史》，应用新观点，在目前算是比较认真的，但对于老庄，竟也和李季先生同样的误认为“没落的封建领主阶级与贵族”。又如李麦麦先生著《中国古代政治哲学批判》一书，硬认老子为贫农、庄子为破产贵族、墨子为完全代表有产阶级，更不合事实，而且不能自圆其说（详见拙著《中国近百年思想史》第四篇）。叶青先生也认墨子代表有产阶级，又认庄周是一个革命的、代表“工商业者”的思想家，是“辩证法唯物论”者（后一点与陶希圣先生同）。听说他还认《易经》、《周礼》、《老子》三部书可以代表正、反、合的三个阶段，这些更不必批评了。以冯友兰先生的小心，也曾误认老子有西洋辩证法的“正、反、合”，尤其是常处于“合”（详见《中国哲学史》上册），而不知其只是正反，尤其是侧重反（此点陶希圣先生已有见及）。他如杨东莼先生虽专研新观点，范寿康先生虽力主采用新观点来整理中国哲学，但杨编《中国学术思想史讲话》、范编《中国哲学史通论》，却丝毫未见运用这新观点。而我认应用新观点，第一，不可太呆板，重公式，如李季先生等；第二，不可太随便，无定见，如陶希圣先生等；第三，不可太缺乏疑古的精神，如一部分物观派者完全否认疑古派的顾颉刚先生等；第四，不可太忽略归纳的考据，如李季、吕振羽诸先生；亦已另有《中国历史新研究法》一书详论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