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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思的著这一部书，约有下列各种动机：
1.我到了北平，学问欲日益大，不久考入国立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研究“中国思想”：一面参考西洋各大家的学说，一面发表自己的见解。梁任公（启超）先生因看到我的思想论文，而来书厚勉道：“大稿略读，具见精思，更加覃究，当可成一家言。勉旃！勉旃！”（十四年十一月十五日）于是益自淬砺，开始注意有关系的材料；后来在沪、汉各大学讲学，担任“中国哲学史”、“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学术概论”、“中国通史”一类课程，因连带关系益努力搜集。
2.我遍读时贤所编关于中国哲学和社会科学的著作，觉得他们的方法虽也有很好的，但应用起来，却多欠正确（详见书中《新观点的应用》一节）。而新旧派的著作，又多同病：内容空虚，材料缺乏。对于宋代以后，有的不能完成，有的虽完成而仍以正统派和普通常识（即人所共知者）为限，实不足以代表中国的思想。
3.我少时治中国哲学，独侧重政治哲学、社会哲学、人生哲学、教育哲学方面；而不喜欢宇宙、心性一类玄谈。后来因进而以为：哲学思想好像还不如社会科学思想对于人生社会关系的来得密切。因为“学术社会合一”是社会科学的特点；而汉后的经济政治教育各种思想，更重实际，多属经验之谈。有些盲从的，认“中国无所谓社会科学”，这正如清李宝洤所讥：“事不目见，而臆断其有无，可乎哉？”（《汉堂文钞·又书列子后》）
4.民国以来，主张淘汰固有思想，估定过去价值，建设本位文化者，颇不乏人。在我却以为：非先研究其整个，无从淘汰与估定；非先淘汰与估定，无从重新建设。
5.古今中外，异说纷纭，后之学者，无所适从。今特以本人涉猎为范围，以大众福利为目的，采过去的材料，备今后的施行。有如白居易所主张的“为民为物为事而作”（详见《新乐府序·与元九书》）和袁枚所主张的“猎取精华”、“却处处有我在”。而我对于前哲今贤友朋后生，亦如袁氏所说“主善为师”、“有一篇之善”、“仆必师之”（详见《再答李少鹤》、《答雷翠庭祭酒书》，请再参看本书第五章中的“扬弃主义”伊里奇对于文化的主张）。
6.我在各大学讲学，一般同学动辄以“各种研究法”和“要怎样去求学处世”相问，使我忙于应答。而我后来，因为自己所获材料益富，所遇困难益多，也就益认方法的重要。所以今特先来完成这本《中国思想研究法》。又吾因鉴于历史与思想有密切的关系，像梁任公先生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一类名著，所论因果，既不得要领；其他标准，亦尚未详尽。故本书到处兼注重历史的研究方法，现已将历史的方法与应用方面，提出一小部分编成《中国历史新研究法》一书。
既有动机，便有目的。我著这书的目的，约可分为方法、材料、思想三方面来说。一为集合古今中外各种正确的方法论而贯通之，使之成为一种新鲜的总结的研究法（多在《中国思想研究法》第二章）。二为大规模地把中国数千年来，尤其是宋以后大部分很宝贵的思想材料，从埋没中发掘出来，而后分别加以整理，以使今人从此而得很深切的认识中国思想文化（多在《中国思想研究法》第四章）。三为对于古今中外各种思想学说，既选择其精华，又纠正其荒谬；或详前人所未详，或发前人所未发。在自成一家，以利人益世（多在《中国思想研究法》第七章）。如再总起来说，就是以我的思想眼光，把中国古来最前进最精彩的思想材料，和西洋近代最前进最精彩的思想方法，贯通起来，而使之成为一种化合古今中外人我的新方法新思想。凡哲学与社会科学、思想与历史、整理与创作、理论与实践等，无不合一。朱一新曾主张道：“考证须字字有来历，议论不必如此，而仍须有根据。所谓根据者，平日博考经史，覃思义理……无不讲求，倾群言之沥液以出之……并非凿空武断以为议论也。此其功视考证之难倍蓰，而学者必不可无此学识。考证须学，议论须识，合之乃善。”但此事却如章学诚所叹：“吾之所为，则举世所不为者也！”
陈斠玄（钟凡）先生努力搜集中国艺术、宗教方面的材料，于二十三年起决定与我合编《中国思想史》。但我对于体裁方面，前后却有不同。起先，打算采取“通代分编”，分为：（1）《中国思想研究法》；（2）《中国思想总背景》；（3）《中国经济思想史》；（4）《中国政治思想史》；（5）《中国教育伦理思想史》；（6）《中国艺术宗教思想史》；（7）《中国思想新估价》；（8）《中国思想史表索引》。以上按部分先后陆续编著，以完成每一部分为暂告一段落，各部分各自独立而又互相联系。
后来，我却为了下列各种原因，而决定改“通代分编”为“断代混编”，改“从古代整理下来”为“从近百年整理上去”。第一，是由于我常被文化界特约撰述现代近代的思想。第二，是由于我看出各界对于现代近代思想同感兴趣与需要（以上两点详见拙著《中国近百年思想史·自序》）。第三，是由于目前整理中国思想者，多集中于周、秦、汉、晋方面，至于近代现代思想，尤其是正统派之外的宋、明、清、民国的思想著作，几乎全不为学者所注意。第四，是由于我认“通代分编”的体裁，对于背景、估价各方面，很容易重复，并会令人感到无从认识各家的整个面目，所以不如略采“断代混编”的体裁，在每一时代之下，分各种人物，在每一人物之下，分经济、政治、教育、伦理各种思想。第五，是我对于周、秦、明、清、现代的思想，较为重视，较多用力。如采取断代混编体，便可把非我所长的部分，从缓去整理，或让给别人去整理。现在暂将《中国思想史》一书分为：（1）《中国思想研究法》；（2）《中国上古思想史》（周秦）；（3）《中国中古思想史》（汉—五代）；（4）《中国近古思想史》（宋、元）；（5）《中国近世思想史》（自明至清鸦片战争）；（6）《中国近百年思想史》（自清鸦片战争至今）；（7）《中国思想史年表索引》。其中《中国思想研究法》为一切的根据，周、秦及汉—五代部分的材料系人所共知、可缓整理的部分；但周、秦部分仍极重要，须速应用正确观点重新整理。宋、元、明、清及近现代部分的材料，系人所少知、宜速整理部分。周秦至近现代，包括“背景”、“估价”两部分。以上所谓上古、中古、近古、近世各部分，纯就平均分配思想材料着想。至于中国史的分期，我的主张是：（1）多属传说时代，即虞、夏以前的“原始共产社会时代”。（2）部分可考时代，夏商的“奴隶社会时代”。（3）正式有史时代，即①周、秦的“原始的封建社会时代”；②秦至清鸦片战争的“转变的封建社会时代”；③清鸦片战争至今的“半殖民地（或半封建）社会时代”。
总之，我们的计划，在乎方法（尤其是观点）与材料；至于体裁方面，比较没有关系，非此则彼，不必限定。大概如目的在编成各种思想史料如便利专门学者，固当采取“通代分编”；如为便利自己整理，和应付一般需要起见，自以“断代混编”为是。现在决先编成“简要的断代体”，将来如有需要，再就经济、政治、教育、伦理各部分，选出一、二种，编成“详细的问题体”，可也。
我此刻既拥有二百余万言（将来拟力求简要，删存三四分之一）而极珍贵的中国各种思想材料，如生活安定，而且有空，没有病痛，自然可以按期陆续完成。不然，则拟先成各种思想史长编，或把一切材料略为编排，作为各种思想史料。再不然，就只好把比较重要而先脱稿的《中国思想研究法》、《中国近百年思想史》两种，公开献给有志于思想历史的学者与文化界了。
就字义言，学问约有二义。一则如古人所谓“不能则学，不知则问”、“学以聚之，问以辨之”，此学问是作动词讲的。一则如后人所谓学问家、有学问一类，则作名词讲。在表面上，虽有动词与名词的不同，要此二者，缺一不可。名词的学问，实由动词的学问而来。就实质言，学问约有二途：一为手段的，即方法的学问，或学问的工具；一为目的的，即真相的学问，或学问的事实（此事实系广义的，如一切历史固属事实，即一切思想亦属事实，例如孔子提倡仁孝、墨子提倡兼爱，此即二人思想的事实）。前者如一切方法论或研究法，学者谓之“所以然”；后者如一切事实或思想，学者谓之“当然”或“所已然”。
方法的学问与事实的学问，二者孰重孰轻？解答此者，在学者中约有两派：一派为所谓前辈旧学者中的一部分，他们多注重事实或目的研究，而认方法为无足重轻；另一派则为所谓后辈新学者的一部分，他们多注重方法或理论的研究，而认事实为无足重轻。吾则以为，博学而不知方法者，只是半个学问家；有了方法而不能博学，也还是半个学问家。因为不博学的方法，任你说到“天花乱坠”、“滔滔不竭”，终是“纸上谈兵”、“闭门造车”，神话式、玄谈式的方法，没有多大适用，甚至所谓真者非真，由自欺欺人，而误己误人；无方法的博学，任你“道贯古今”、“学博中外”，终是“博而寡要，劳而无功”，垃圾箱、字纸簏的博学，自己不得要领，便无以使后学多所心得，所有整理或研究的工作，多等于白费。反之，有方法的材料，才是真相的材料；有材料的方法，才是实验的方法。换言之，应合新旧学者、中西学问而为一。即用新学的西洋的方法，去研究旧学的中国的材料。如用科学来比方，则科学课本好比“研究法”，而标准仪器好比“思想历史”；二者相辅而行。这便是我极力主张方法与博学合一的理由。而我的所以要同时编著“思想史”与“研究法”二者的原因，亦在此。
或又问道：“方法与博学二者孰难孰易？”此在我亦以为，二者皆难而不易；不过这是以真正的方法与博学为限的。若像一般“文抄公”、“文剪公”之类的伪博学，和“心法”、“冥想”之类的空方法，那就皆易而不难了！
我在方法论方面，对于现今各种玄虚的、机械的、武断的、片面的和糊涂的、灰色的、调和的、平等的观点，皆未敢无条件的随声附和，而形式论理学和归纳法、考据学等，亦只是一种补助的方法，而未能完全独立。我从旧式的清代的归纳法考据学，到最新的西洋的辩证法和历史的唯物论，都曾划出长久时间去作专门的研究，自然要由“有的比较注意，有的不合我见”；而“有的比较精熟，有的少有心得”；以致“有的多受影响，有的少有取材”。但我自己却也有创获的愚见和集成的企图，这便是善者从之，微者显之，偏者正之，误者改之，缺者补之。……学者看完此书，便会知道我的研究方法，既不是无根据的冥想，亦不是无见解的盲从。
我在材料方面，为了要使重要材料不致逃出我目，而赶读清末以前四千种的书籍，论卷数似亦在四五万卷以上。虽未能种种都一样地精读或细读，但我的涉猎书籍与搜集材料，自问：第一，不像版本学者目录学者，只翻卷首的序文目录，和刻版的年月，就算完事，一天能够查阅数百种。第二，不像一部分很经济的学者，或聪明的学者，要著作或研究某一问题时，就跑到图书馆翻查《古今图书集成》、《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二十四史》、《九通》、《皇朝经世文编》、《百子全书》几部大书，再参看今人所著各种大概相同的新书。第三，不像一部分新学者，平日少读中国旧籍，因一时要编起中国某某思想史来，便跑到有名的国学家处，请其指导，开一书单，而后遵命去翻查，看完那书单，便自以为什么材料都莫能出乎其外了。第四，不像一部分旧学者，信任过去学者，根据目录学书的分类与提要，去搜集材料。以为：研究文学，只要读《集部》的重要书籍；研究哲学，只要读《子部》及《经部》的重要书籍；研究历史学，只要读《史部》的重要书籍（上海某有名的新文学家，作篇指导青年读书的文章，也大唱此老调子）。第五，不像正统派的新旧学者，虽然不一定像上述四种人，但他们却极信任过去的历史与记载，专问正统与偏系、礼教与邪说、同宗与异端、有名与无闻、高贵与卑贱、成功与失败、著录与禁书，而不细察其真正的是非得失、真伪善恶……遂自以为自己所说与所述的一小部分全是主要的，可以代表整个学术界；而所未知未研究的大部分全是无足重轻的枝叶问题，属下乘学者。在我以为，第一种人，讲版本者，可不用说；讲目录者，多不可靠。因为在短篇序文里，实在看不出一大部书的内容来；即使看得出，也只是九牛之一毛，沧海之一粟。因为有了此等目录学者，便产出许多欺人误人的目录学书。第二种人，自今以后，实不屑为。第三种人，临时抱佛脚，即使佛真有灵，也不肯或未暇庇佑你，何况佛根本就不灵。第四种人，不知道中国旧书的性质非常混杂，虽经传统的目录学书明分为经、史、子、集四部，仍嫌笼统。第五种人，未免太开倒车，新时代的人实不宜如此。我今是要一一与之相反的。总之，我以为耳闻不如目见，间接不如直接，少读不如多阅。例如我对于古来的文集，既发见其为宋以后思想的大渊薮，便把南京国学图书馆最新出的《集部书目》逐一翻阅一下，结果把该馆所有文集约三千种（前此阅过的亦在内，诗词曲等专集在外），通通过眼，然后稍稍放心，以为经此包围涉猎，《集部》中的重要材料，大部分或不致遗失；同时我所搜集到手的材料，亦多为在我以前一切思想史所无者。所谓“学然后知不足”，吾今才到此境界。唐代诗圣杜甫“读书破万卷”，在当时确可以算是最博学的文学家，但自唐至今，因印刷术的进步，著作的便利，书籍一代多于一代，单说清代的文集而被我涉猎的，已近二千种，卷数当在二万以上。如使杜甫生在今世，仍旧只读万卷书，那就无所谓博学了，我想，他也许会读到十万卷，而说“读书破万种”呢。我今虽用尽心血，痛苦万分，结果也只能涉猎到四千种，所以仍旧学得惭愧！学者如要知道我的材料的来源，我今可附录数语于此：
按《四库全书》，著录者计三千四百五十八种（存目六千七百八十八种不在内）。尚思生平涉览之书，经最近之统计，竟将近四千种（卷数尚未统计，又单文集已近三千人）。惟我所阅之书，异于《四库全书》所收者，约有三点：我侧重《集部》之文集；次为《子部》中之先秦诸子、宋明理学及汉后杂家笔记小说等；又其次为《史部》之正史，及政书部分；而以经部为最少。在《四库全书》，则四者略均，其眼光亦重《经史》，而轻《子集》。此其一。我所读之书，多在后代，及出于《四库全书》之后者；而对于《四库存目》与《四种违禁书目》所载之书，亦勤于访阅，若《四库全书》，则纯以正统派为限，至清初为止。此其二。我所阅者，以各本人最完备之一种书为限；至于不完备或重复之本书，及经后人删节注解之书，则皆不阅。故我所谓“种”，实多指“人”而言。虽在一人一部中，而有数种不同之书，亦仍以一种计算。若《四库全书》，则不然。此其三（见《国学图书馆第八年刊》拙作《学问家与图书馆》一文）。
就学问言，我从前是做“专精数部”的工夫；近来，尤其到武昌（民国二十年秋起）以后，益反而赶做博览群籍的工夫。以前注重空论，近来注重实学。就思想言，中学时代，是信奉儒家孔子，而排斥诸子以及其他的。后来到了北平（十四年秋起），多读了点书，便知道前此主张的不对，而更主张，惟真理是视，而不问一切宗派门户。又第一次在上海讲学时（十八年秋起），还是不出空想的，注重目的的（详见《伦理革命》一书）；到了武昌，才变成科学的，注重实践的。就学科言，中学时代，是治古文，尤其是韩愈的古文，并兼研究经书诸子。到了北平，便喜治哲学与历史，因又涉及社会科学。换言之，便是站在哲学与社会科学的中间，喜欢与社会科学性质相近的一部分哲学，以为新时代的哲学要和社会科学谋接近，不可再如从前一样以心学、玄学、神学为中心。所以我所研究的思想，是在乎哲学社会科学方面的。就方法言，最初是不讲方法的。自往北平到第一次在上海大夏、复旦等大学教书时，还是“因素论”，即“平等的多因主义”的色彩带得很重。自到武昌以后，才渐渐像这本《中国思想研究法》中所说的。换言之，起先倾向“信古”，中间倾向“疑古”，近来倾向“释古”（释古一个名词，系从冯友兰先生说）。
总而言之，我个人的历史，在思想与方法各方面，均可用“辩证法”的眼光，把它分做三小时期，即由“正”而“反”到“合”。我自往武昌以至这第二次来沪（二十四年秋起），在两地各大学讲学，如担任“中国思想史”、“中国哲学史”、“中国政治思想史”、“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中国学术概论”一类课程，便先把这《中国思想研究法》的大意，及所搜集到手的其他方面的几箱材料，分别在有关系的各课程里向诸生讲授，诸生认为多是一般课本参考书所无者，所以很乐于听讲。我今因这本新著作既已成功，对于过去一切随便写出的著作，自当声明作废。
我自离开北平以后，便历在沪、汉讲学，除沪、汉两地图书馆是我课余前往搜集材料外，又于二十三年春请假再赴北平，在国立北平图书馆、东方图书馆、国立北京大学图书馆等处补充搜集关于清代禁书和其他秘本的材料。更于同年暑假向学校辞职，到南京入住号称全国第二大图书馆的国学图书馆。根据该馆的目录，凡未经前此翻阅过的要籍，多逐部涉猎一过（多指文集部分）。若就对我利益的程度而说，则帮助我最多的，便是这在南京龙蟠里的江苏省立国学图书馆，其次为国立北平图书馆、东方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以及湖北省立图书馆（多由程方先生代借）、国立武汉大学图书馆（多由吕怀君先生代借）、华中大学的文华公书林等。其中如武大图书馆、湖北图书馆，因为有人代借，所以就是善本书和丛书，有时也可以通融的拿出馆外来，而武汉藏书家兼目录学、版本学者徐行可先生（恕），和努力搜集近代史料的郑鹤声先生，我也曾向他们借过书籍，问过版本。饮水思源，我应该首向以上各图书馆道谢！但以上所云，多属中国固有图书，至于西洋近代的新社会科学、新哲学译著，则为现今各大图书馆所少收藏，只好由我自己随时向上海、武汉、北平等处新书店去访购。
在搜集中国思想史各种材料（《中国思想研究法》在内）时期（十四年起），奖励我指导我的，首推梁任公（启超）、王静安（国维）、陈援庵（垣）、江叔海（瀚）、李证刚（翊灼）、梅撷芸（光羲）、陈百年（大齐）诸先生。在编著《中国思想研究法》时期（二十三年起），由同意而促成我的，首推蔡孑民（元培）、李证刚、黄离明（建中）、欧阳予倩、柳翼谋（诒徵）、刘楚贤（掞藜）、陈斠玄诸先生。在《中国思想研究法》的脱稿至增订时期（二十五年夏起），与我讨论，或并代为校阅，赠送序文的，首推陈斠玄、柳翼谋、蔡孑民、顾颉刚（顾先生最能认识我的一切）、嵇文甫、张栗原、蒋竹庄（维乔）、吕诚之（思勉）及陈道生诸先生。其他如朱逷先（希祖）、章太炎、李石岑诸先生，我也常与之讨论中国学术思想。所以自梁先生以下各位师友，都是吾所应该郑重表示感谢的！
此外因知道我此种研究工作，而特约我撰述关于中国思想文化方面稿子的有：沪大出版委员会及马宗荣、雷震、艾思奇诸先生。要代我刊印本书的有：陈柱尊先生（要我先选录几章在《学术世界》发表），王宏实（兆荣）先生（要我把全稿发表于《学艺杂志》，并刊入中华学艺社《学艺丛书》，我因要再增删改正，与一时抄写不便，故未应命）。要聘我去专门指导与讲授中国思想的有：广州学海书院（系研究院派负责人来沪大要我专任“指导该院研究生研究中国社会科学”的导师），光华大学与蒋竹庄先生（要我讲授“中国思想史”）。以上各处虽送聘书，我均未就。盼望我能够早日完成《中国思想史》的有：参加中国哲学会第三届年会的许多新旧朋友；而因读我《三十年来的中国思想界》、《两年来的中国思想界》、《研究中国思想应有的新认识》等文，而未见面或不知名的许多学者、学生，也纷纷来函奖励。以上是近来文化界对于我的研究工作的注意。
我在华中大学讲学时，因黄心学、霍恒德诸同学的努力研究近代西洋最新的方法论，每读一新书，即互相介绍，如不易得者，亦互相借阅，有所疑问，更互相讨论。我的研究新方法论，因此而益感便利。又前在大夏大学讲学时，有一位长于文学的邱竹师同学，前年暑假特聘他到南京国学图书馆为我校勘，兼代我指导抄写员工作。而十几位每日到国学图书馆为我抄写材料的抄写员，在大暑中赶快工作，于一个足月，便把近百万言的材料，从近千种的旧籍中抄出，尤使我念念不忘！此外还有一个人，对我也是有帮助的，这是内子林柏青女士。我为了慎重，草稿是常改的，中间曾经她很用心地代我重抄过一回，有时候且抄到午夜，而她也很会考虑，可以给我做点参考。
自前年五月初到此刻，已有两年半之久，我为慎重起见，一面继续寄稿请各师友校阅和商榷，一面由自己不断地翻查新旧书籍，斟酌考虑，大小改正与增删，当不下百次。起先增补到三四十万字，继则又删成二十五六万字而到近二十万字，现又把近二十万字而删到约十二万字。兹将经过情形略述如下：
因为《观察的方法（一）》那一部分很重要，所以把六七年来被我眉批提要、加圈折角、多作记号以便考查的新哲学新社会科学方法论译著数十种，再温一遍，对于最重要而又最正确的部分或书籍，先做选取的工作，次做集成的工作，后做阐明的工作（有一部分是在从前草成的），把原稿重新整理一下。有的删去，有的保留，有的修正，有的补充（以补充为最多）。当我拟定纲目，正在修改的时候（去年一月），出席了在南京开的中国哲学会第三届年会，提出和本书有关系的论文，并和四方来会学者讨论了中国学术思想与西洋新方法论。最可纪念的，就是遇到对于新观点既有研究又能应用的嵇文甫先生。嵇先生又于会毕来沪访我，我把全书和拟定的新观点纲目，请他审查一下，他结果无异议。到了客秋，那一部分已改编竣事，精研新观点的张栗原先生和我又都因战事逃入法租界，时常往来谈论一切，我乘此机会，抽出《观察的方法》全章，和全书详细目录，请他慎重为我校阅，并代删节。他除了对于我用的名辞有所商量以外，也认理论与应用各部分都很正确，不可再求简要，以致不易令人了解。我当时曾拟让《观察的方法（一）》的篇幅占绝对多数（原文多至七万字），但经后来一再考虑，却把它删去，打算另外编《社会科学基本方法》一书，以供读本书者参考。最近，我又把书中与历史有关系的一小部分，另外抽出编成《中国历史新研究法》一书。《中国历史新研究法》与本书的关系，好比手足的处处互相依赖。顾先生序中说的“历史的分期法”，现已并入《中国历史新研究法》，希望阅者注意及之。
教育部于二十四年八月起，补助沪江大学一个“文史特种教席”（特别讲座），当局聘我来担任。因京沪间来往很便利，所以得再乘前年暑假的机会，到南京重入国学图书馆去补充涉猎书籍，并把一切寄存馆中的书稿运沪。不久，又再到京，把从前住该馆搜集只先在书目中登记的材料抄出。因而翻阅这一大堆的材料，便再抽出很有关系的好几万字，分别补入书中（多属附录原文作注方面）。后来嵇先生对我说：“与其失之繁，毋宁失之简。换言之，搜集材料当求详尽，编著成书当求简要。”这实不失为至理名言。但其他师友，却多不以极端求简与完全取消原文为然，其理由是：“您这本书和普通的著作不同，例如您书中所引证的人名、书名、至理名言，多不是一般图书馆所有，和一般学者所知道的。如不详备一点，便又害了‘正统’、‘道统’、‘陈陈相因’、‘人云亦云’的流行病了。况且伟大著作如马克思《资本论》一类，也是繁征广引，力求材料丰富的。”结果只好一面尽量删去附录原文，一面略为提要与注明出处，如读者想由本书的提要，进而读某古人、某名言的原文，而又苦无书或难查者，来函询问，自当明告。再有一个办法，就是打算将来把多附原文的本书原稿，招人重抄一部，交给益我这书最多的南京国学图书馆收藏，以备今后读者的翻查。汪馥泉先生也要我就本书中的《中国思想史料简目》注明各人的著作，在我原意，是认那“简目”的大部分，如读者按着人名去找书籍，并不算难。如读者一点力也不肯费，则尽可等看很详细的《中国思想史》。
蒋竹庄先生认我的“中国思想史，与其通代分编而为经济、政治、教育、伦理各种思想史，不如把它改为断代混编，先由清代思想史着手，次及清以前各代思想史，较为便当”。我本也想到此层，现已接受蒋先生的主张。又陈子展先生，要我们于原有各种思想之外，添一“文艺思想”。我以为，只要有人加入，分工合作，至于扩大范围，增加部分，那是不成问题的。
自“七七”卢沟桥事变发生，故都图书损失以后，我益重视我从北平各大图书馆采来的那一部分材料。不久空前未有的统一抗战，于“八一三”开始，我虽把所有图书物件放弃于沪江大学，但对于由南北各大图书馆采来的三箱宝贵材料却自幸多已搬出（惟关于各家“背景”材料的一大部分，和札记索引的一小部分，因抽出另排公文柜中，以致临急忘记带出，仍觉可惜，此后恐怕无法搜集了！）。而这本《中国思想研究法》更在机声轧轧、炮声隆隆的危城中，继续增订。我对于本书第二章《观察的方法》和第七章《实践的方法》所引古今中外一般圣哲的至理名言，至此而益觉其有价值而很切用。就是自己说的话，也因此而益坚信不疑。
近几年来，新旧师友（不论信古、疑古、释古各派）和初见面而头脑相当清楚的人，其思想或方法向来和我不甚合者，只因和我畅谈，或看见我一部分稿子和近来发表的几篇论文，也多对我深表好意。这是我最引为欣慰的！我很希望自此以后，国内学者能够渐渐地不再有无谓的盲目的门户意气之争，大家都足蹈实地，努力去求真理，提出成绩，只要“持之有故，言之成理”，便不应该有所嫉妒，妄加摧残。
我因近来书籍益多读，材料益多得，于是益觉治学之难。既贵分析，又贵贯通（所谓“知类通达”），是为一难。既贵博学，又贵精思，是为二难。换言之，即既贵材料（或学问）丰富，又贵方法精确，更贵思想（或见识）高超，兼此三长，古今罕见。我今虽不揣固陋，勉为其难，究觉尚未有合，惟生平精力，几尽于此，可以少愧而已！
最后，我很盼望国中学者的，有二点：一是多方合作，例如我在《中国各种思想史料简目》中所提出的人名，往往为现今所有《人名辞典》、《生卒年表》（如商务印书馆的《中国人名大辞典》、《历代名人生卒年表》、《历代名人年里碑传总表》及国学图书馆的《历代名人生卒年表补》等）一类书籍所无，无从依生死先后的严格次序去排列。此事我颇感困难，前已与顾颉刚先生论及之。其他需要合作的地方，也还不少。如有努力的学者，愿很忠实地加入合作，我最热烈欢迎的！一是多所指教，因怕记忆有错误，希望海内博学者，多多指正。再如认我的各种方法尚有待商榷的地方，也希望发表意见，直接赐示，经考虑后，果极正确，即行修正，以臻完善。
民国二十七年双十节 蔡尚思草于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