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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傳底方式，從《史記·太史公自序》開始。這是一篇屢經改竄的文章，所以一入手就説：“昔在顓頊，命南正重以司天，北正黎以司地。”這裡重和黎是兩個人，在顓頊時代，擔任兩種不同的職務。這便和本書《楚世家》所説：“楚之先祖出自帝顓頊高陽，高陽者，黄帝之孫，昌意之子也。高陽生稱，稱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爲帝嚳高辛居火正。”完全不同了。重黎是一人或是二人，是顓頊底大臣或是他底曾孫，顯然成爲問題。假如認爲自序的話不錯，那麽接下“至于夏商，故重黎氏世序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甫其後也”便不易解。重黎世序天地，固然可能，但是要説程伯休甫是二人之後，事理上便不通：而且程伯休父見《大雅·常武》篇，爲宣王司馬，上與“世序天地”不合，下與本文“司馬氏世典周史”也不合。改竄之迹，昭然若揭。至于下文“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二十而南游江淮……”，無端於許多地名之間，插入誦古文的一段經過，也是非常可疑。總之無論這一篇的文字之美何如，其曾經竄亂，是無可懷疑的事實。
班固的《漢書叙傳》，多少也有些自傳的意味，上篇叙述班氏底世系和班彪底著作，下篇則給《漢書》紀表志傳百篇各作一段韻語的小序，所以其實不能認爲自傳底好例。至於魏晉間的自傳，在上文約畧談過，文章儘有，但是没有完整的篇幅。
晉宋之間，却有兩篇自傳，一篇是有名的陶潛底《五柳先生傳》，一篇便是《法顯行傳》。
《五柳先生傳》是一篇一百幾十字的小品文章，對於自己的個性，確有近情的描寫。我們讀“閒静少言，不慕榮利，好讀書，不求甚解，每有會意，便欣然忘食。性嗜酒，家貧不能常得，親舊知其如此，或置酒而招之，造飲輒盡，期在必醉，既醉而退，曾不吝情去留。環堵蕭然，不蔽風日，短褐穿結，簞瓢屢空，晏如也。”這是一幅速寫，看到陶潛的輪廓，但是對於他一生的經過，仍舊没有什麽啟示。所以這篇止是優美的小品文，然而不是傳叙。
就在這時，産生了一部有名的自傳，這便是《法顯行傳》。
《隋書·經籍志》雜傳部有《法顯傳》二卷，又有《法顯行傳》一卷，地理部有《佛國記》一卷。《開元釋教録》作《歷遊天竺記傳》一卷， 原注亦云《法顯傳》自撰，述往來天竺事，見《長房録》 。《貞元新定釋教目録》卷五作《歷遊天竺記傳》一卷， 原注亦云《法顯傳》，法顯自撰，述往來天竺事，見《長房録》 。同書卷二十三則作《法顯傳》， 原注亦云《歷游天竺記傳》 。《通典》卷百九十一則作《法明遊天竺記》。 原注：國諱改焉 。其後對於同書，宋元明清藏經則稱爲《法顯傳》，其收入《秘册彙函》、《津逮秘書》、《説郛》、《漢魏叢書》、《唐宋叢書》、《學津討原》者，则稱爲《佛國記》。
綜言之，则《隋書·經籍志》之二卷本《法顯傳》其後失傳，至一卷本之《法顯行傳》，則有《佛國記》、《歷遊天竺記傳》、《法明遊天竺傳》、《法顯傳》之異名。日本足立喜六作《法顯傳考證》，以《法顯傳》爲名，合稱《法顯行傳》，以還《隋書·經籍志》之舊。
《法顯傳》二卷本已亡，其詳不得而知。因爲《法顯行傳》是法顯自作，記其歷遊天竺始末，所以不妨假定《法顯傳》是時人或時代畧後之人爲法顯所作。證以晉宋間傳叙之風甚盛，每人或有傳叙兩種以上之情態，此種假定，當可不誤。進一步我們可以假定梁釋慧皎《高僧傳·宋江陵辛寺釋法顯傳》中的材料，凡不見於《法顯行傳》者，皆出於《法顯傳》二卷本，其後慧皎即據之以作傳。這是一種更膽大的假定，但不是不可能的。
《法顯行傳》第一句便是：“法顯昔在長安，慨律藏殘闕，遂以弘始二年，——足立喜六考定作元年，——歲在己亥，與慧景、道整、慧應、慧嵬等同契，至天竺尋求戒律。”在一部記載旅程的行傳，這個起句，是很應當的。《高僧傳》裡便多了許多故事。我們看到法顯姓龔，平陽武陽人，有三兄，並齠齔而亡。法顯三歲度爲沙彌，十歲遭父憂，葬畢仍即還寺。禪門常説，“法顯不怕黑師子，但看不得白絹扇。”黑師子底故事，不見於《法顯行傳》，而見於《高僧傳》，語如次：
將至天竺，去王舍城三十餘里，有一寺，逼冥過之。顯欲詣耆闍崛山，寺僧諫曰：“路甚艱阻，且多黑師子，亟經噉人，何由可至？”顯曰：“遠涉數萬，誓到靈鷲，身命不期，出息非保，豈可使積年之誠，既至而廢耶？雖有險難，吾不懼也。”衆莫能止，乃遣兩僧送之。顯既至山，日將曛夕，欲遂停宿，兩僧畏懼，捨之而還。顯獨留山中，燒香禮拜，翹感舊跡，仰覩聖儀。至夜有三黑師子，來蹲顯前，
唇摇尾。顯誦經不輟，一心念佛，師子乃低頭下尾，伏顯足前。顯以手摩之，呪曰：“若欲加害，待我誦竟，若見試者，可便退矣。”師子良久乃去。
法顯歸國以後，就佛馱跋陀，於道場寺譯經百餘萬言，其後卒於辛寺，年八十餘，皆見《高僧傳》。大致二卷本《法顯傳》所載與此畧同，此外是否尚有其他的細目，因爲没有佐證，祇有置之不論。
法顯以後秦弘始元年出國，是年即東晉安帝隆安三年；其後回國，於義熙八年，到達青州，次年至京口，夏坐畢，復至建康。義熙十年甲寅，始作《行傳》，其自跋云：
法顯發長安六年，到中國，——即中天竺——停六年還，三年達青州。凡所游歷，減三十國。沙河已西，迄於天竺，衆僧威儀法化之美，不可詳説。竊惟諸師未得備聞，是以不顧微命，浮海而還，艱難具更。幸蒙三尊威靈，危而獲濟。故竹帛疏所經歷，欲令賢者同其聞見。是歲甲寅。
在自跋後，還有一篇大跋，這是劉宋時僧人所作的：
是歲甲寅，晉義熙十二年，歲在壽星，夏安居末，迎法顯道人。既至，留共冬齋。因講集之際，重問遊歷。其人恭順，言輒依實。由是，先所畧者勸皆詳載，顯復具叙始末。自云：“顧尋所經，不覺心之汗流，所以乘危履嶮，不惜此形者，蓋是志有所存，專其愚直，故投命於不必全之地，以達萬一之冀。”於是感歎斯人，以爲古今罕有。自大教東流，未有忘身求法，如顯之比。然後知誠之所感，無窮否而不通，志之所將，無功業而不成。成乎功業者，豈不由忘夫所重，重夫所忘者哉。
在某種意義上，《法顯行傳》底性質和玄奘底《大唐西域記》類似，因爲兩書都是天竺經行的記載，而且作者也是同樣的高僧。但是中間有一個區别。在《法顯行傳》裡，我們看到法顯底爲人，一切叙述也充滿了主觀的見地；但是在《大唐西域記》裡，我們看不到玄奘而祇看到所經諸國的叙述。所以前一部是自傳——當然和許多自傳一樣，這僅是生命中底一段旅程，而不是整個的生命，——而後一部則是地志。我們不採用《佛國記》底名稱，而仍稱爲《法顯行傳》，原因在此。
法顯同行之人，除去上述慧景、道整、慧應、慧嵬以外，尚有智嚴、慧簡、寶雲、僧景、慧達。其後智嚴、慧簡、慧嵬還高昌；慧達、寶雲、僧景相會於弗樓沙國以後，皆還秦土。同契祇餘四人，慧應在佛缽寺無常，慧景、道整兩人先發至佛頂骨寺；慧景病，道整留寺看護，法顯獨踰嶺過山。其後三人復會，共度小雪山，不久以後，慧景亦死。《法顯行傳》記載此事，有一節極其悱惻的文字：
法顯等三人南度小雪山，雪山冬夏積雪。山北陰中遇寒風暴起，人皆噤戰。慧景一人不堪復進，口出白沫，語法顯云：“我亦不復活，便可時去，勿得俱死。”於是遂終。法顯撫之悲號，本圖不果，命也奈何。
最初同行諸人，至此祇賸法顯和道整，經過了種種困難，終於到達拘薩羅國舍衛城祇垣精舍。《行傳》説：
法顯、道整初到祇垣精舍，念昔世尊住此二十五年，自傷生在邊城，共諸同志，遊歷諸國，而或有還者，或有無常者，今日乃見佛空處，愴然心悲。彼衆僧出，問顯等言：“汝從何國來？”答云：“從漢地來。”彼衆僧歎曰：“奇哉！邊地之人，乃能求法至此。”自相謂言：“我等諸師和上，相承已來，未見漢道人來到此也。”
從祇垣精舍以後，經過幾處聖跡，始到耆闍崛山，《行傳》底叙述，不僅寫盡鷲峯底古跡，而且曲傳法顯底悲哽：
入谷摶山東南上十五里，到耆闍崛山。未到頭三里，有石窟南向，佛本於此坐禪。西北三十步，復有一石窟，阿難於中坐禪。天魔波旬化作雕鷲，住窟前恐阿難。佛以神足力，隔石舒手，摩阿難肩，怖即得止。鳥跡手孔今悉存，故曰雕鷲窟。山窟前有四佛坐處。又諸羅漢各各有石窟坐禪處，動有數百。佛在石窟前，東西經行，調達於山北嶮巇間，横擲石，傷佛足指處，石猶在。佛説法堂已毁壞，止有塼壁基在。其山峯秀端嚴，是五山中最高。法顯於新城中，買香華油燈，倩二舊比丘，送法顯上耆闍崛山，華香供養，燃燈續明，慨然悲傷，收淚而言：“佛昔於此處，説《首楞嚴》。法顯生不值佛，但見遺跡處所而已。”
這幾節文字裡，很明顯地看到《法顯行傳》不僅是一篇遊歷底記載，而是一篇人性底叙述。我們看到悲歡離合，看到生死無常，看到法顯底慨然生悲，看到印度諸僧底相顧駭歎。這裡所見的不僅是事跡而是人生，所以這一篇便成爲有價值的自傳。
道整、法顯前往天竺的目標雖同，但是他們終極的目標便不一致。道整求法是自度，法顯求法是度人，所以在天竺數年以後，兩人分道，在《行傳》裡留下後列的記載：
從波羅捺國東行，還到巴連弗邑。法顯本求戒律，而北天竺諸國，皆師師口誦，無本可寫。是以遠步乃至中天竺。於此摩訶衍僧伽藍，得一部律，是《摩訶僧祇衆律》，佛在世時，最初大衆所行也。於祇洹精舍傳其本。自餘十八部，各有師資，大規不異於小小不同，或用開塞，但此最是廣説備悉者。復得一部抄律，可七千偈，是薩婆多衆律，即此秦地衆僧所行者也。亦皆師師口相傳授，不書之於文字。復於此衆中得《雜阿毗曇心》，可六千偈。又得一部《綖經》，二千五百偈。又得一卷《方等般泥洹經》，可五千偈。又得《摩訶僧祇阿毗曇》。故法顯住此三年，學梵書梵語，寫律。道整既到中國，——即中天竺——見沙門法則，衆僧威儀，觸事可觀，乃進歎秦土邊地，衆僧戒律殘闕，誓言自今已去得佛，願不生邊地，故遂停不歸。法顯本心欲令戒律流通漢地，於是獨還。
法顯在《行傳》裡，留下這段素樸的記載。他没有覺到他底大願，遠在道整不生邊地的意境以上，所以祇是淡漠地提到，反把道整底誓言，源源本本地叙下，這種不自覺的流露，正是自傳中崇高的意境。《莊子》説：“賊莫大乎德有心而心有睫，及其有睫也而内視，内視而敗矣。”自傳裡面過分的自覺，常常落到心有睫的境地，正是作家不得不留意的場所。
法顯本心在於求法，所以自跋説：“沙河已西，迄於天竺，衆僧威儀法化之美，不可詳説。竊惟諸師未得備聞。是以不顧微命，浮海而還，艱難具更。”在他到達青州以後，傳言“法顯遠離諸師久，欲趣長安，但所營事重，遂使南下向都，就律師出律”。所營之事即指出律，《高僧傳》裡有更詳的記載：
頃之，欲南歸，青州刺史請留過冬，顯曰：“貧道投身於不反之地，志在弘通，所期未果，不得久停。”遂南造京師就外國禪師佛馱跋陀，於道場寺譯出《摩訶僧祇律》、《方等泥洹經》、《雜阿毗曇心論》，垂有百餘萬言。
法顯抱定本心，不受任何的誘惑，所以終竟達到出律的宏願。但是法顯還是一個血肉交瑩的人，在他底《行傳》裡，也有自然的流露，所以在記載師子國的一節説：
佛至其國，欲化惡龍，以神足力，一足躡王城北，一足躡山頂，兩跡相去十五由延。王於城北跡上起大塔，高四十丈，金銀莊校，衆寶合成。塔邊復起一僧伽藍，名無畏山，有五千僧。起一佛殿，金銀刻鏤，悉以衆寶。中有一青玉像，高二丈許，通身七寶炎光，威相嚴顯，非言所載，右掌中有一無價寶珠。法顯去漢地積年，所交接悉異域人，山川草木，舉目無舊，又同行分披，或留或亡，顧影惟己，心常懷悲，忽於此玉像邊，見商人以晉地一白絹扇供養，不覺悽然，淚下滿目。
一個絶域捨身，忘身求法，無常無我，應無所住而安其心的高僧，看到白絹扇而悽然下淚，這實在是不可思議的奇蹟。“舉目無舊”、“顧影惟己”兩句，更見出他是怎樣地執著現在，沾泥帶絮，終於不能解脱。然而正從這幾句裡，我們認識法顯不僅是一個高僧，而且是和我們一樣地有知覺有感情的人物。倘使我們認定傳叙文學底目標是人性底真相的叙述，那麽，在中國文學裡，《法顯行傳》便是一部重要的著作。
法顯行傳最後的一段，寫着從獅子國 錫蘭 到耶婆提 足立喜六定爲蘇門答臘中央至東南之海岸 。然後再從耶婆提到長廣郡的海程，是不可多得的文字，今記於此。
法顯住此國二年，更求得彌沙塞律藏本，得《長阿含》、《雜阿含》，復得一部雜藏，此悉漢土所無者。得此梵本已，即載商人大船上，可有二百餘人，後係一小船，海行艱險，以備大船毁壞。得好信風，東下二日，便值大風，船漏水入，商人欲趣小船，小船上人恐人來多，即斫絙斷。商人大怖，命在須臾，恐船水漏，即取粗財貨，擲著水中。法顯亦以君墀及澡灌并餘物，棄擲海中，但恐商人擲去經像，唯一心念觀世音及歸命漢地衆僧：“我遠行求法，願威神歸流，得到所止。”如是大風晝夜十三日，到一島邊，潮退之後，見船漏處，即補塞之，於是復前。海中多有抄賊，遇輒無全。大海瀰漫無邊，不識東西，唯望日月星宿而進。若陰雨時，爲逐風去，亦無准。當夜闇時，但見大浪相搏，晃然火色，黿鼉水性怪異之屬。商人荒遽不知那向。海深無底，又無下石住處。至天晴已，乃知東西，還復望正而進。若值伏石，則無活路。如是九十日許，乃到一國，名耶婆提。其國外道婆羅門興盛，佛法不足言。
停此國五月日，復隨他商人，大船上亦二百許人，齎五十日糧，以四月十六日發。法顯於船上安居。東北行趣廣州，一月餘日。夜鼓二時，遇黑風暴雨，商人賈客皆惶怖，法顯爾時亦一心念觀世音及漢地衆僧，蒙威神佑，得至天曉。曉已，諸婆羅門議言：“坐載此沙門，使我不利，遭此大苦，當下比丘置海島邊，不可爲一人令我等危峻。”法顯本檀越言：“汝若下此比丘，亦并下我，不爾便當殺我。汝其下此沙門，吾到漢地當向國王言汝也。”漢地王亦敬信佛法，重比丘僧，諸商人躊躇不敢便下。於時天多連陰，海師相望僻誤，遂經七十餘日，糧食水漿欲盡，取海鹹水作食，分好水人可得二升，遂便欲盡。商人議言：“常行時正可五十日便到廣州爾，今已過期多日，將無僻耶！”即便西北行求岸，晝夜十二日，到長廣郡界牢山南岸，便得好水菜。但經涉險難，憂懼積日，忽得至此岸，見藜藿依然，知是漢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