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國志注》引用的傳叙

史籍底盛行，經過整個的漢朝，傳叙文學底發達，比較遲缓，大約在西漢末年開始萌芽，一直到漢魏之交，纔有著名的篇幅。《隋書·經籍志》説：“又漢時阮倉作《列仙圖》，劉向典校經籍，始作《列仙》、《列士》、《列女》諸傳，皆因其志尚，率爾而作，不在正史。後漢光武始詔南陽撰作《風俗》，故沛三輔有《耆舊》、《節士》之序，魯廬江有《名德》、《先賢》之讚，郡國之書由是而作。魏文帝又作《列異》以序鬼物奇怪之事，嵇康作《高士傳》以叙聖賢之風，因其事類相繼而作者甚衆，名目轉廣而又雜以虚誕怪妄之説。推其本源，蓋亦史官之末事也。”志中稱劉向諸書，率爾而作，當然是適當的批评。其下便直指後漢以來，許多傳叙總集，帶着濃厚的地方色采的原因，這確是中國傳叙文學特有的性質。

《隋書·經籍志》記載着不少的後漢以來的傳叙目録，但是并不完備，而且比較地注重傳叙總集，而没有注意到单篇的傳叙。關於這一點，幸虧有裴松之底《三國志注》，總算彌補了缺憾。陳壽《三國志》作於西晉，裴松之注作於劉宋，所以漢末直至西晉的傳叙文學，有許多都收在裡面。至於《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所載漢晉雜傳未經裴松之引用的，當然還有。我們止是舉出這一個時期中傳叙文學底大概，關于目録底事，無須羅列。

《三國志注》引用的最古的傳叙總集，便是《三輔決録》，漢太僕趙岐撰，晉摯虞注，後來唐人作《隋書·經籍志》的時候，也推爲最前的作品。《三輔決録》狠簡單，到了摯虞作注，便成爲骨肉停匀的文字。例如《魏志》卷三《明帝傳》裴注引：

《三輔決録》曰：“伯郎，涼州人，名不令休。”其注曰：“伯郎，姓孟名他，扶風人。靈帝時，中常侍張讓專朝政，讓監奴典護家事。他仕不遂，乃盡以家財賂監奴，與共結親，積年，家業爲之破盡。衆奴皆慙，問他所欲。他曰：‘欲得卿曹拜耳。’奴被恩久，皆許諾。時賓客求見讓者，門下車嘗數百乘，或累日不得通。他最後到，衆奴伺其至，皆迎車而拜，徑將他車獨入。衆人悉驚，謂讓與他善，争以珍物遺他。他得之，並以賂讓，讓大喜。他又以蒲桃酒一斛遺讓，即拜涼州刺史。”

自傳底風氣，從司馬遷《史記》自序起，以後接着有班固底《漢書叙傳》，王充《論衡》底《自紀》，都帶有自傳底意味。曹丕《典論自叙》一篇，更是論文者所常言。《三國志注》也曾引用，但這和以上諸篇一樣，止是全書底一章，不但形式上没有獨立，而且作用上也止是申述作書的宗旨居多，記載個人的事迹較少。 揚雄《自叙》見《文選注》，内容如何，不得而詳 。到高貴鄉公曹髦，纔完成了自傳底形式。《魏志》卷四《高貴鄉公傳》注稱：

帝集載帝自叙始生禎祥曰：“昔帝王之生，或有禎祥，蓋所以彰顯神異也。惟予小子，支胤末流，謬爲靈祇之所相祐也。豈敢自比於前喆，聊記録以示後世焉。其辭曰：惟正始三年九月辛未朔，二十五日乙未，直成予生。于時也天氣清明，日月暉光，爰有黄氣，烟煴於堂，照耀室宅，其色煌煌。相而論之曰：‘未者爲土，魏之行也；厥日直成，應嘉名也；烟煴之氣，神之精也；無災無害，蒙神靈也。’齊王不弟，顛覆厥度，羣公受予，紹繼皇祚，以眇眇之身，質性頑固，未能涉道而遵大路，臨深履冰，涕泗憂懼。古人有云：‘懼則不亡。’伊予小子，曷敢怠荒，庶不忝辱，永奉蒸嘗。”

高貴鄉公集隋時已亡，所以我們無從確定本篇底真相，也許僅僅止此一段，但是已經不是專書底叙録，顯然可見。此外尚有司馬彪序傳，見《魏志》卷十五《司馬朗傳》注，大致也是獨立的篇幅，和高貴鄉公自叙一樣，所引一節特别注重先代底世系。

論者常言：“不當作史之職，無有爲人立傳者，故有碑有誌有狀而無傳。” 顧炎武《日知録》 。這個止是一偏之見。唐人以前，史家著述，本來止是私人底作品，無論司馬遷、班固、陳壽、王隱、謝承、范曄，這些人的著作止是自成一家之言，最初並没有奉命作史的經過。所以説：“不當作史之職，無有爲人立傳”，這全是不符事實的話。在《三國志注》，就看到許多爲人作傳的故實。《魏志》卷十八《龎淯傳》注引皇甫謐《列女傳》言，“故黄門侍郎安定梁寬追述娥親，爲其作傳。”這是作專傳的故事，文章却没有引入。至於有名的文人爲人作傳者，則有何劭、傅玄、鍾會、陸機，皆見《三國志注》。

《魏志》卷二十八《鍾會傳》注引何劭作《王弼傳》。弼是當時有名的哲學家，何劭便把他底哲理完全寫出。節録於次：

何晏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會等述之。弼與不同，以爲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沖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弼注《易》，潁川人荀融難弼大衍義，弼答其意，白書以戲之曰：“夫明足以尋極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顔子之量，孔父之所預在，然遇之不能無樂，喪之不能無哀。又常狹斯人，以爲未能以情從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是足下之量，雖已定乎胸懷之内，然而隔踰旬朔，何其相思之多乎？是知尼父之於顔子，可以無大過矣。”

《魏志》卷二十九《杜虁傳》注言：“時有扶風馬鈞巧思絶世，傳玄序之。”序當然就是傳，這是一證。又《鍾會傳》注引鍾會爲其母傳。爲母立傳，在後代狠少有的，多半止是事畧、行狀之類，其實都是虚文，倒不如鍾會底直截。傳中一節説得異常質實：

夫人張氏字昌蒲，太原泫氏人，太傅定陵成侯之命婦也。世長吏二千石。夫人少喪父母，充成侯家，修身正行，非禮不動，爲上下所稱述。貴妾孫氏，攝嫡專家，心害其賢，數讒毁，無所不至。孫氏辨博有智巧，言足以飾非成過，然竟不能傷也。及妊娠，愈更嫉妬，乃置藥食中。夫人中食，覺而吐之，瞑眩者數日。或曰：“何不向公言之？”答曰：“嫡庶相害，破家危國，古今以爲鑒誡。假如公信我，衆誰能明其事？彼以心度我，謂我必言，固將先我，事由彼發，顧不快耶！”遂稱疾不見。孫氏果謂成侯曰：“妾欲其得男，故飲以得男之藥，反謂毒之。”成侯曰：“得男藥佳事，闇於食中與人，非人情也。”遂訊侍者，具服，孫氏由是得罪出。成侯問夫人何能不言，夫人言其故。成侯大驚，益以此賢之。黄初六年，生會，恩寵愈隆。成侯既出孫氏，更納正室賈氏。

這是全傳中底一節，我們看到鍾會之母，止是鍾繇之妾，而且當時衆妾争寵傾軋，陰森可怖，張氏不一定賢淑，但是以智自衞，結果孫氏被逐。這是寫實的文章，也是傳叙文學應有的作風。

《吴志》卷七《顧譚傳》注：“陸機爲《譚傳》曰：‘宣太子正位東宫，天子方隆訓導之義，妙簡俊彦，講學左右，時四方之傑畢集，太傅諸葛恪等雄奇蓋衆，而譚以清識絶倫，獨見推重，自太尉范慎、謝景、羊徽之徒，皆以秀稱其名而悉出譚下。’”裴氏所引，僅此一節，當然在陸機底著作裡，算不得什麽。但是清朝儀徵派論文，以爲陸機《文賦》，止稱詩賦碑誄銘箴頌論奏説十體，不及傳叙，因此以爲傳叙不在文章範圍以内，現在看到陸機底《顧譚傳》，那麽儀徵派底主張，便失却立論的根據了。

比較地最接近於現代傳叙文學的便是《曹瞞傳》。《舊唐書·經籍志》有《曹瞞傳》一卷，注云“吴人作”。那麽這是一部獨立的著述，是顯然的了。至於作者的姓名，今不可考，《唐書》稱爲吴人作，大致亦是想象之辭。《魏志》卷一所引尤詳，因爲這是一部已佚的佳作，録於次：

太祖少好飛鷹走狗，游蕩無度，其叔父數言之於嵩，太祖患之。後逢叔父於路，乃陽敗面喎口，叔父怪而問其故。太祖曰：“卒中惡風。”叔父以告嵩，嵩驚愕呼太祖，太祖口貌如故。嵩問曰：“叔父言汝中風，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風，但失爱於叔父，故見罔耳。”嵩乃疑焉。自後叔父有以告嵩，終不復信。太祖於是益得肆意矣。

太祖初入尉廨，繕治四門，造五色棒，縣門左右，各十餘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彊，皆棒殺之。後數月，靈帝爱幸小黄門蹇碩叔父夜行，即殺之。京師歛迹，莫敢犯者。近習寵臣咸疾之，然不能傷，於是共稱薦之，故遷爲頓丘令。

公聞攸來，跣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事濟矣。”既入坐，謂公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有幾糧乎？”公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耶？何言之不實也！”公曰：“向言戲之耳，其實可一月，爲之奈何？”攸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穀以盡，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輜重有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今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公大喜，乃選精鋭步騎，皆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鈔畧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爲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盡焚其糧穀寶貨，斬督將眭元進、騎督韓莒子、吕威璜、趙叡等首，割得將軍淳于仲簡鼻，未死，殺士卒千餘人，皆取鼻，牛馬割唇舌，以示紹軍，將士皆怛懼。時有夜得仲簡，將以詣麾下。公謂曰：“何爲如是？”仲簡曰：“勝負自天，何用爲問乎？”公意欲不殺，許攸曰：“明旦鑒於鏡，此益不忘人。”乃殺之。

既寒且旱，二百里無復水，軍又乏食，殺馬數千匹以爲糧，鑿地入三十餘丈，乃得水。既還，科問前諫者，衆莫知其故，人人皆懼，公皆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倖，雖得之，天所佐也，故不可以爲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

公將過河，前隊適度，超等奄至，公猶坐胡床不起。張郃等見事急，共引公入船。河水急，比渡，流四五里，超等騎追射之，矢下如雨。諸將見軍敗，不知公所在，皆惶懼。至見，乃悲喜，或流涕。公大笑曰：“今日幾爲小賊所困乎！”

公遣華歆勒兵入宫收后，后閉户匿壁中，歆壞户發壁牵后出。帝時與御史大夫郗慮坐，后被髮徒跣過，執帝手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時也。”帝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乎？”遂將后殺之，完及宗族死者數百人。

爲尚書右丞司馬建公所舉，及公爲王，召建公到鄴，與歡飲，謂建公曰：“孤今日可復作尉否？”建公曰：“昔舉大王時，適可作尉耳！”王大笑。建公名防，司馬宣王之父。

是時南陽間苦繇役，音於是執太守東里褒與吏民共反，與關羽連和。南陽功曹宗子卿往説音曰：“足下順民心，舉大事，遠近莫不望風。然執郡將，逆而無益，何不遣之？吾與子共勠力，比曹公軍來，關羽兵亦至矣。”音從之，即釋遣太守。子卿因夜踰城亡出，遂與太守收餘民圍音，會曹仁軍至，共滅之。

太祖爲人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在側，常以日達夕，被服輕綃，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細物。時或冠袷帽以見賓客，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誦，盡無所隱，及歡悦大笑，至以頭投柸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幘，其輕易如此。然持法峻刻，諸將有計畫勝出己者，隨以法誅之，及故人舊怨，亦皆無餘，其所刑殺，輒對之垂涕嗟痛之，終無所活。初，袁忠爲沛相，嘗欲以法治太祖，沛國桓邵亦輕之。及在兖州，陳留邊讓言議頗侵太祖。太祖殺讓，族其家，忠、邵俱避難交州。太祖遣使就太守士燮盡族之。桓邵得出首，拜謝於庭中，太祖謂曰：“跪可解死邪？”遂殺之。常出軍，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付麥以相持。於是太祖馬騰入麥中，敕主簿議罪，主簿對以春秋之義，罰不加於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率下？然孤爲軍帥，不可自殺，請自刑。”因援劍割髮以置地。又有幸姬，嘗從晝寢，枕之卧，告之曰：“須臾覺我。”姬見太祖卧安，未即寤，及自覺，棒殺之。常討賊，廩穀不足，私謂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後軍中言太祖欺衆，太祖謂主者曰：“特當借君死以壓衆，不然，事不解。”乃斬之，取首題徇曰：“行小斛，盜官穀，斬之軍門。”其酷虐變詐，皆此之類也。

這些都見《魏志》卷一《武帝傳》注，關於曹操的個性，寫得生動活躍，超過了陳壽底本傳，而且還有許多所删畧的史料。裴松之作注的時候，引用《曹瞞傳》，本意也必在此。文中直斥曹操酷虐變詐，不像曹魏時的著作。《舊唐書》稱爲吴人作者，即以此故。但是吴人底著作，稱曹操爲太祖，也不近情。大致這是魏晉之間的作品。魏元帝咸熙元年（二六四）五月癸未，追命舞陽宣文侯爲晉宣王，次年（二六五）十二月壬戍，禪位於晉。《曹瞞傳》稱司馬懿爲司馬宣王，那麽這是一部咸熙以後的作品無疑了。易代之際，當然不妨直稱曹瞞，也就無須忌諱，同時因爲晉承魏统，所以稱曹操爲太祖，要是吴人底著作，就没有稱敵國先祖爲太祖之理了。

這一個時期裡還有一部有名的著作，也經裴注引用的，便是《漢末英雄記》。這是一部傳叙總集，記載袁紹、公孫瓚這一般人底故事，裴注簡稱爲《英雄記》。《隋書·經籍志》雜史類有《漢末英雄記》八卷，注稱王粲撰，殘缺，梁有十卷。《舊唐書·經籍志》則作十卷，注稱王粲等撰。《魏志》卷二十一《王粲傳》祇説粲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没有《英雄記》十卷之説。曹丕《典論》及《與元城令吴質書》都提到王粲底著作，但是也没有提到此書。《魏志》卷一《武帝傳》注引《英雄記》：“（袁）紹後用（袁）遺爲揚州刺史，爲袁術所敗。太祖稱長大而能勤学者，惟吾與袁伯業耳。語在文帝《典論》。”王粲死在建安二十二年，其時曹丕尚未即位，所以從“語在文帝《典論》”一句，我們可以斷定《英雄記》不是王粲底著作，而是魏明帝以後的作品。

《三國志注》引用的傳叙總集狠多，除去《三輔決録》、《漢末英雄記》以外，可舉的還有《先賢行狀》、《漢末名士録》、《魏末傳》、張隱《文士傳》、《列異傳》、皇甫謐《高士傳》、《列女傳》、葛洪《神仙傳》。其他带有地方色采的，則有虞溥《江表傳》、《楚國先賢傳》、《零陵先賢傳》、《汝南先賢傳》、《陳留耆舊傳》、陳壽《益部耆舊傳》、陳壽《益部耆舊雜記》、《會稽典録》。此外尚有《文章叙録》，多少也有些傳叙總集底性質，例如《魏志》卷九《夏侯渊傳》“渊子惠，樂安太守”下，注引“惠字稚權，幼以才學見稱，善屬奏議，歷散騎黄門侍郎，與鍾毓數有辨駁，事多見從。遷燕相、樂安太守，年三十七卒”。這當然是一部小傳底總録。

在這时期還有世譜底著作。《魏志》卷四《陳留王傳》引《魏世譜》，《蜀志》卷四《後主傳》引孫盛《蜀世譜》。世譜便是家傳底彙集，也不專門記載君主底世族，例如：

《蜀志》卷十一《費詩傳》注：“孫盛《蜀世譜》曰：‘詩子立，晉散騎常侍。自後益州諸費有名位者，多是詩之後也。’”

《蜀志》卷十三《吕凱傳》注：“《蜀世譜》曰：‘吕祥後爲晉南夷校尉。祥子及孫，世爲永昌太守。李雄破寧州，諸吕不肯附，舉郡固守，王伉等亦守正節。’”

世譜以外，又有當時大族底氏譜，裴注所引有《庾氏譜》、《孫氏譜》、《嵇氏譜》、《劉氏譜》、《陸氏譜》、《王氏譜》、《郭氏譜》、《胡氏譜》、《崔氏譜》、《諸葛氏譜》。此外則有《荀氏家傳》、《會稽邵氏家傳》、《袁氏世紀》、《杜氏新書》、傅暢《裴氏家紀》，也是同類的作品。從《裴氏家紀》，我們更可看到家傳有時也可由外人代作，這樣更易得到名人底手筆。至若《陸氏世頌》、《陸氏祠堂像贊》之類，當然也屬氏譜一類。又《魏志》卷十三《華歆傳》注引《華嶠譜叙》：“歆少以高行顯名，避西京之亂，與同志鄭泰等六七人閑步出武關，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俱，皆哀欲許之。歆獨曰：‘不可，今已在危險之中，禍福患害，義猶一也，無故受人，不知其義，既以受之，若有進退，可中棄乎？’衆不忍，卒與俱行。此丈夫中途墮井，皆欲棄之，歆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相率共還出之，而後别去。衆乃大義之。”這一件故事，《世説新語》記作華歆、王朗乘船避難的故事，和《譜叙》頗有出入。劉孝標注《世説》，引《華嶠譜叙》，加以訂正，字句也微有異同。

單行的傳叙在這時期已經狠盛，除了上述《曹瞞傳》、《王弼傳》、《顧譚傳》、《鍾會母張夫人傳》，及《馬鈞序》以外，則有《獻帝傳》、《荀彧别傳》、《鄭玄别傳》、《邴原别傳》、《王朗别傳》、《孫曉别傳》、《孫資别傳》、《曹志别傳》、《劉廙别傳》、《任嘏别傳》、《華陀别傳》、《管輅别傳》、《趙雲别傳》、《費褘别傳》、《虞翻别傳》、《機雲别傳》、《諸葛恪别傳》。《隋書·經籍志》雜傳類有管辰撰《管輅傳》三卷，那麽這是一部卷帙較多的著作，但是從《三國志注》引用的看來，零碎雜亂，似不足觀。《華陀别傳》篇幅較長，也是多記雜驗，和《管輅别傳》一樣。《獻帝傳》以皇帝之尊，亦稱爲傳，大致魏晉之間，對於紀傳之分，還不如後代的嚴格，所以有此。其後晉太康年間汲縣人發魏襄王墓，得《穆天子傳》，古代未必有此標題，穆天子稱傳，大致也是受了《獻帝傳》底暗示。 SHrKlfIRrZFbkXqqfwV5nb5Ez44C73iqqSBwK+NDSS/K/aq9mfkHmbXNLoo3q8N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