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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國志注》引用的傳叙

史籍底盛行,經過整個的漢朝,傳叙文學底發達,比較遲缓,大約在西漢末年開始萌芽,一直到漢魏之交,纔有著名的篇幅。《隋書·經籍志》説:“又漢時阮倉作《列仙圖》,劉向典校經籍,始作《列仙》、《列士》、《列女》諸傳,皆因其志尚,率爾而作,不在正史。後漢光武始詔南陽撰作《風俗》,故沛三輔有《耆舊》、《節士》之序,魯廬江有《名德》、《先賢》之讚,郡國之書由是而作。魏文帝又作《列異》以序鬼物奇怪之事,嵇康作《高士傳》以叙聖賢之風,因其事類相繼而作者甚衆,名目轉廣而又雜以虚誕怪妄之説。推其本源,蓋亦史官之末事也。”志中稱劉向諸書,率爾而作,當然是適當的批评。其下便直指後漢以來,許多傳叙總集,帶着濃厚的地方色采的原因,這確是中國傳叙文學特有的性質。

《隋書·經籍志》記載着不少的後漢以來的傳叙目録,但是并不完備,而且比較地注重傳叙總集,而没有注意到单篇的傳叙。關於這一點,幸虧有裴松之底《三國志注》,總算彌補了缺憾。陳壽《三國志》作於西晉,裴松之注作於劉宋,所以漢末直至西晉的傳叙文學,有許多都收在裡面。至於《隋書·經籍志》、《舊唐書·經籍志》所載漢晉雜傳未經裴松之引用的,當然還有。我們止是舉出這一個時期中傳叙文學底大概,關于目録底事,無須羅列。

《三國志注》引用的最古的傳叙總集,便是《三輔決録》,漢太僕趙岐撰,晉摯虞注,後來唐人作《隋書·經籍志》的時候,也推爲最前的作品。《三輔決録》狠簡單,到了摯虞作注,便成爲骨肉停匀的文字。例如《魏志》卷三《明帝傳》裴注引:

《三輔決録》曰:“伯郎,涼州人,名不令休。”其注曰:“伯郎,姓孟名他,扶風人。靈帝時,中常侍張讓專朝政,讓監奴典護家事。他仕不遂,乃盡以家財賂監奴,與共結親,積年,家業爲之破盡。衆奴皆慙,問他所欲。他曰:‘欲得卿曹拜耳。’奴被恩久,皆許諾。時賓客求見讓者,門下車嘗數百乘,或累日不得通。他最後到,衆奴伺其至,皆迎車而拜,徑將他車獨入。衆人悉驚,謂讓與他善,争以珍物遺他。他得之,並以賂讓,讓大喜。他又以蒲桃酒一斛遺讓,即拜涼州刺史。”

自傳底風氣,從司馬遷《史記》自序起,以後接着有班固底《漢書叙傳》,王充《論衡》底《自紀》,都帶有自傳底意味。曹丕《典論自叙》一篇,更是論文者所常言。《三國志注》也曾引用,但這和以上諸篇一樣,止是全書底一章,不但形式上没有獨立,而且作用上也止是申述作書的宗旨居多,記載個人的事迹較少。 揚雄《自叙》見《文選注》,内容如何,不得而詳 。到高貴鄉公曹髦,纔完成了自傳底形式。《魏志》卷四《高貴鄉公傳》注稱:

帝集載帝自叙始生禎祥曰:“昔帝王之生,或有禎祥,蓋所以彰顯神異也。惟予小子,支胤末流,謬爲靈祇之所相祐也。豈敢自比於前喆,聊記録以示後世焉。其辭曰:惟正始三年九月辛未朔,二十五日乙未,直成予生。于時也天氣清明,日月暉光,爰有黄氣,烟煴於堂,照耀室宅,其色煌煌。相而論之曰:‘未者爲土,魏之行也;厥日直成,應嘉名也;烟煴之氣,神之精也;無災無害,蒙神靈也。’齊王不弟,顛覆厥度,羣公受予,紹繼皇祚,以眇眇之身,質性頑固,未能涉道而遵大路,臨深履冰,涕泗憂懼。古人有云:‘懼則不亡。’伊予小子,曷敢怠荒,庶不忝辱,永奉蒸嘗。”

高貴鄉公集隋時已亡,所以我們無從確定本篇底真相,也許僅僅止此一段,但是已經不是專書底叙録,顯然可見。此外尚有司馬彪序傳,見《魏志》卷十五《司馬朗傳》注,大致也是獨立的篇幅,和高貴鄉公自叙一樣,所引一節特别注重先代底世系。

論者常言:“不當作史之職,無有爲人立傳者,故有碑有誌有狀而無傳。” 顧炎武《日知録》 。這個止是一偏之見。唐人以前,史家著述,本來止是私人底作品,無論司馬遷、班固、陳壽、王隱、謝承、范曄,這些人的著作止是自成一家之言,最初並没有奉命作史的經過。所以説:“不當作史之職,無有爲人立傳”,這全是不符事實的話。在《三國志注》,就看到許多爲人作傳的故實。《魏志》卷十八《龎淯傳》注引皇甫謐《列女傳》言,“故黄門侍郎安定梁寬追述娥親,爲其作傳。”這是作專傳的故事,文章却没有引入。至於有名的文人爲人作傳者,則有何劭、傅玄、鍾會、陸機,皆見《三國志注》。

《魏志》卷二十八《鍾會傳》注引何劭作《王弼傳》。弼是當時有名的哲學家,何劭便把他底哲理完全寫出。節録於次:

何晏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會等述之。弼與不同,以爲聖人茂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沖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弼注《易》,潁川人荀融難弼大衍義,弼答其意,白書以戲之曰:“夫明足以尋極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顔子之量,孔父之所預在,然遇之不能無樂,喪之不能無哀。又常狹斯人,以爲未能以情從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是足下之量,雖已定乎胸懷之内,然而隔踰旬朔,何其相思之多乎?是知尼父之於顔子,可以無大過矣。”

《魏志》卷二十九《杜虁傳》注言:“時有扶風馬鈞巧思絶世,傳玄序之。”序當然就是傳,這是一證。又《鍾會傳》注引鍾會爲其母傳。爲母立傳,在後代狠少有的,多半止是事畧、行狀之類,其實都是虚文,倒不如鍾會底直截。傳中一節説得異常質實:

夫人張氏字昌蒲,太原泫氏人,太傅定陵成侯之命婦也。世長吏二千石。夫人少喪父母,充成侯家,修身正行,非禮不動,爲上下所稱述。貴妾孫氏,攝嫡專家,心害其賢,數讒毁,無所不至。孫氏辨博有智巧,言足以飾非成過,然竟不能傷也。及妊娠,愈更嫉妬,乃置藥食中。夫人中食,覺而吐之,瞑眩者數日。或曰:“何不向公言之?”答曰:“嫡庶相害,破家危國,古今以爲鑒誡。假如公信我,衆誰能明其事?彼以心度我,謂我必言,固將先我,事由彼發,顧不快耶!”遂稱疾不見。孫氏果謂成侯曰:“妾欲其得男,故飲以得男之藥,反謂毒之。”成侯曰:“得男藥佳事,闇於食中與人,非人情也。”遂訊侍者,具服,孫氏由是得罪出。成侯問夫人何能不言,夫人言其故。成侯大驚,益以此賢之。黄初六年,生會,恩寵愈隆。成侯既出孫氏,更納正室賈氏。

這是全傳中底一節,我們看到鍾會之母,止是鍾繇之妾,而且當時衆妾争寵傾軋,陰森可怖,張氏不一定賢淑,但是以智自衞,結果孫氏被逐。這是寫實的文章,也是傳叙文學應有的作風。

《吴志》卷七《顧譚傳》注:“陸機爲《譚傳》曰:‘宣太子正位東宫,天子方隆訓導之義,妙簡俊彦,講學左右,時四方之傑畢集,太傅諸葛恪等雄奇蓋衆,而譚以清識絶倫,獨見推重,自太尉范慎、謝景、羊徽之徒,皆以秀稱其名而悉出譚下。’”裴氏所引,僅此一節,當然在陸機底著作裡,算不得什麽。但是清朝儀徵派論文,以爲陸機《文賦》,止稱詩賦碑誄銘箴頌論奏説十體,不及傳叙,因此以爲傳叙不在文章範圍以内,現在看到陸機底《顧譚傳》,那麽儀徵派底主張,便失却立論的根據了。

比較地最接近於現代傳叙文學的便是《曹瞞傳》。《舊唐書·經籍志》有《曹瞞傳》一卷,注云“吴人作”。那麽這是一部獨立的著述,是顯然的了。至於作者的姓名,今不可考,《唐書》稱爲吴人作,大致亦是想象之辭。《魏志》卷一所引尤詳,因爲這是一部已佚的佳作,録於次:

太祖少好飛鷹走狗,游蕩無度,其叔父數言之於嵩,太祖患之。後逢叔父於路,乃陽敗面喎口,叔父怪而問其故。太祖曰:“卒中惡風。”叔父以告嵩,嵩驚愕呼太祖,太祖口貌如故。嵩問曰:“叔父言汝中風,已差乎?”太祖曰:“初不中風,但失爱於叔父,故見罔耳。”嵩乃疑焉。自後叔父有以告嵩,終不復信。太祖於是益得肆意矣。

太祖初入尉廨,繕治四門,造五色棒,縣門左右,各十餘枚。有犯禁者,不避豪彊,皆棒殺之。後數月,靈帝爱幸小黄門蹇碩叔父夜行,即殺之。京師歛迹,莫敢犯者。近習寵臣咸疾之,然不能傷,於是共稱薦之,故遷爲頓丘令。

公聞攸來,跣出迎之,撫掌笑曰:“子卿遠來,吾事濟矣。”既入坐,謂公曰:“袁氏軍盛,何以待之?今有幾糧乎?”公曰:“尚可支一歲。”攸曰:“無是,更言之。”又曰:“可支半歲。”攸曰:“足下不欲破袁氏耶?何言之不實也!”公曰:“向言戲之耳,其實可一月,爲之奈何?”攸曰:“公孤軍獨守,外無救援,而糧穀以盡,此危急之日也。今袁氏輜重有萬餘乘,在故市烏巢屯,軍無嚴備,今以輕兵襲之,不意而至,燔其積聚,不過三日,袁氏自敗也。”公大喜,乃選精鋭步騎,皆用袁軍旗幟,銜枚,縛馬口,夜從間道出,人抱束薪。所歷道有問者,語之曰:“袁公恐曹操鈔畧後軍,遣兵以益備。”聞者信以爲然,皆自若。既至,圍屯,大放火,營中驚亂,大破之。盡焚其糧穀寶貨,斬督將眭元進、騎督韓莒子、吕威璜、趙叡等首,割得將軍淳于仲簡鼻,未死,殺士卒千餘人,皆取鼻,牛馬割唇舌,以示紹軍,將士皆怛懼。時有夜得仲簡,將以詣麾下。公謂曰:“何爲如是?”仲簡曰:“勝負自天,何用爲問乎?”公意欲不殺,許攸曰:“明旦鑒於鏡,此益不忘人。”乃殺之。

既寒且旱,二百里無復水,軍又乏食,殺馬數千匹以爲糧,鑿地入三十餘丈,乃得水。既還,科問前諫者,衆莫知其故,人人皆懼,公皆厚賞之,曰:“孤前行乘危以徼倖,雖得之,天所佐也,故不可以爲常。諸君之諫,萬安之計,是以相賞,後勿難言之。”

公將過河,前隊適度,超等奄至,公猶坐胡床不起。張郃等見事急,共引公入船。河水急,比渡,流四五里,超等騎追射之,矢下如雨。諸將見軍敗,不知公所在,皆惶懼。至見,乃悲喜,或流涕。公大笑曰:“今日幾爲小賊所困乎!”

公遣華歆勒兵入宫收后,后閉户匿壁中,歆壞户發壁牵后出。帝時與御史大夫郗慮坐,后被髮徒跣過,執帝手曰:“不能復相活耶?”帝曰:“我亦不自知命在何時也。”帝謂慮曰:“郗公,天下寧有是乎?”遂將后殺之,完及宗族死者數百人。

爲尚書右丞司馬建公所舉,及公爲王,召建公到鄴,與歡飲,謂建公曰:“孤今日可復作尉否?”建公曰:“昔舉大王時,適可作尉耳!”王大笑。建公名防,司馬宣王之父。

是時南陽間苦繇役,音於是執太守東里褒與吏民共反,與關羽連和。南陽功曹宗子卿往説音曰:“足下順民心,舉大事,遠近莫不望風。然執郡將,逆而無益,何不遣之?吾與子共勠力,比曹公軍來,關羽兵亦至矣。”音從之,即釋遣太守。子卿因夜踰城亡出,遂與太守收餘民圍音,會曹仁軍至,共滅之。

太祖爲人佻易,無威重,好音樂,倡優在側,常以日達夕,被服輕綃,身自佩小鞶囊,以盛手巾細物。時或冠袷帽以見賓客,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誦,盡無所隱,及歡悦大笑,至以頭投柸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幘,其輕易如此。然持法峻刻,諸將有計畫勝出己者,隨以法誅之,及故人舊怨,亦皆無餘,其所刑殺,輒對之垂涕嗟痛之,終無所活。初,袁忠爲沛相,嘗欲以法治太祖,沛國桓邵亦輕之。及在兖州,陳留邊讓言議頗侵太祖。太祖殺讓,族其家,忠、邵俱避難交州。太祖遣使就太守士燮盡族之。桓邵得出首,拜謝於庭中,太祖謂曰:“跪可解死邪?”遂殺之。常出軍,行經麥中,令士卒無敗麥,犯者死。騎士皆下馬,付麥以相持。於是太祖馬騰入麥中,敕主簿議罪,主簿對以春秋之義,罰不加於尊。太祖曰:“制法而自犯之,何以率下?然孤爲軍帥,不可自殺,請自刑。”因援劍割髮以置地。又有幸姬,嘗從晝寢,枕之卧,告之曰:“須臾覺我。”姬見太祖卧安,未即寤,及自覺,棒殺之。常討賊,廩穀不足,私謂主者曰:“如何?”主者曰:“可以小斛以足之。”太祖曰:“善。”後軍中言太祖欺衆,太祖謂主者曰:“特當借君死以壓衆,不然,事不解。”乃斬之,取首題徇曰:“行小斛,盜官穀,斬之軍門。”其酷虐變詐,皆此之類也。

這些都見《魏志》卷一《武帝傳》注,關於曹操的個性,寫得生動活躍,超過了陳壽底本傳,而且還有許多所删畧的史料。裴松之作注的時候,引用《曹瞞傳》,本意也必在此。文中直斥曹操酷虐變詐,不像曹魏時的著作。《舊唐書》稱爲吴人作者,即以此故。但是吴人底著作,稱曹操爲太祖,也不近情。大致這是魏晉之間的作品。魏元帝咸熙元年(二六四)五月癸未,追命舞陽宣文侯爲晉宣王,次年(二六五)十二月壬戍,禪位於晉。《曹瞞傳》稱司馬懿爲司馬宣王,那麽這是一部咸熙以後的作品無疑了。易代之際,當然不妨直稱曹瞞,也就無須忌諱,同時因爲晉承魏统,所以稱曹操爲太祖,要是吴人底著作,就没有稱敵國先祖爲太祖之理了。

這一個時期裡還有一部有名的著作,也經裴注引用的,便是《漢末英雄記》。這是一部傳叙總集,記載袁紹、公孫瓚這一般人底故事,裴注簡稱爲《英雄記》。《隋書·經籍志》雜史類有《漢末英雄記》八卷,注稱王粲撰,殘缺,梁有十卷。《舊唐書·經籍志》則作十卷,注稱王粲等撰。《魏志》卷二十一《王粲傳》祇説粲著詩賦論議垂六十篇,没有《英雄記》十卷之説。曹丕《典論》及《與元城令吴質書》都提到王粲底著作,但是也没有提到此書。《魏志》卷一《武帝傳》注引《英雄記》:“(袁)紹後用(袁)遺爲揚州刺史,爲袁術所敗。太祖稱長大而能勤学者,惟吾與袁伯業耳。語在文帝《典論》。”王粲死在建安二十二年,其時曹丕尚未即位,所以從“語在文帝《典論》”一句,我們可以斷定《英雄記》不是王粲底著作,而是魏明帝以後的作品。

《三國志注》引用的傳叙總集狠多,除去《三輔決録》、《漢末英雄記》以外,可舉的還有《先賢行狀》、《漢末名士録》、《魏末傳》、張隱《文士傳》、《列異傳》、皇甫謐《高士傳》、《列女傳》、葛洪《神仙傳》。其他带有地方色采的,則有虞溥《江表傳》、《楚國先賢傳》、《零陵先賢傳》、《汝南先賢傳》、《陳留耆舊傳》、陳壽《益部耆舊傳》、陳壽《益部耆舊雜記》、《會稽典録》。此外尚有《文章叙録》,多少也有些傳叙總集底性質,例如《魏志》卷九《夏侯渊傳》“渊子惠,樂安太守”下,注引“惠字稚權,幼以才學見稱,善屬奏議,歷散騎黄門侍郎,與鍾毓數有辨駁,事多見從。遷燕相、樂安太守,年三十七卒”。這當然是一部小傳底總録。

在這时期還有世譜底著作。《魏志》卷四《陳留王傳》引《魏世譜》,《蜀志》卷四《後主傳》引孫盛《蜀世譜》。世譜便是家傳底彙集,也不專門記載君主底世族,例如:

《蜀志》卷十一《費詩傳》注:“孫盛《蜀世譜》曰:‘詩子立,晉散騎常侍。自後益州諸費有名位者,多是詩之後也。’”

《蜀志》卷十三《吕凱傳》注:“《蜀世譜》曰:‘吕祥後爲晉南夷校尉。祥子及孫,世爲永昌太守。李雄破寧州,諸吕不肯附,舉郡固守,王伉等亦守正節。’”

世譜以外,又有當時大族底氏譜,裴注所引有《庾氏譜》、《孫氏譜》、《嵇氏譜》、《劉氏譜》、《陸氏譜》、《王氏譜》、《郭氏譜》、《胡氏譜》、《崔氏譜》、《諸葛氏譜》。此外則有《荀氏家傳》、《會稽邵氏家傳》、《袁氏世紀》、《杜氏新書》、傅暢《裴氏家紀》,也是同類的作品。從《裴氏家紀》,我們更可看到家傳有時也可由外人代作,這樣更易得到名人底手筆。至若《陸氏世頌》、《陸氏祠堂像贊》之類,當然也屬氏譜一類。又《魏志》卷十三《華歆傳》注引《華嶠譜叙》:“歆少以高行顯名,避西京之亂,與同志鄭泰等六七人閑步出武關,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俱,皆哀欲許之。歆獨曰:‘不可,今已在危險之中,禍福患害,義猶一也,無故受人,不知其義,既以受之,若有進退,可中棄乎?’衆不忍,卒與俱行。此丈夫中途墮井,皆欲棄之,歆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相率共還出之,而後别去。衆乃大義之。”這一件故事,《世説新語》記作華歆、王朗乘船避難的故事,和《譜叙》頗有出入。劉孝標注《世説》,引《華嶠譜叙》,加以訂正,字句也微有異同。

單行的傳叙在這時期已經狠盛,除了上述《曹瞞傳》、《王弼傳》、《顧譚傳》、《鍾會母張夫人傳》,及《馬鈞序》以外,則有《獻帝傳》、《荀彧别傳》、《鄭玄别傳》、《邴原别傳》、《王朗别傳》、《孫曉别傳》、《孫資别傳》、《曹志别傳》、《劉廙别傳》、《任嘏别傳》、《華陀别傳》、《管輅别傳》、《趙雲别傳》、《費褘别傳》、《虞翻别傳》、《機雲别傳》、《諸葛恪别傳》。《隋書·經籍志》雜傳類有管辰撰《管輅傳》三卷,那麽這是一部卷帙較多的著作,但是從《三國志注》引用的看來,零碎雜亂,似不足觀。《華陀别傳》篇幅較長,也是多記雜驗,和《管輅别傳》一樣。《獻帝傳》以皇帝之尊,亦稱爲傳,大致魏晉之間,對於紀傳之分,還不如後代的嚴格,所以有此。其後晉太康年間汲縣人發魏襄王墓,得《穆天子傳》,古代未必有此標題,穆天子稱傳,大致也是受了《獻帝傳》底暗示。 qStf8mUiwHO1ejpdWo/8cNklZrxOOdBDRyGTeg9+NHGIXWq7xiAzDR0HX8GRly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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