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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及史家底傳叙

古代史家和傳叙家底分野,常常不清,希臘、羅馬時代如此,中國古代也是如此。我們誤認古代底史家就是傳叙家,所以常説史傳,我們也誤認司馬遷、班固底著作是傳叙底標準。這實在是一種混亂的觀念,現在必須看清,所以要把《史記》紀傳底意義説明白,連帶也把一切史家底傳叙談一下,以後就可以把史家底著述,完全擱下了。這一章本來可算是節外生枝,但是爲着澄清一般的觀念,還是必要。

通常認定二十四史是正史,這實在是流俗底誤解。本來史有二體,所以劉知幾説:“三五之代,書有典墳,悠哉邈矣,不可得而詳。自唐虞以下,迄于周,是爲古文《尚書》,然世猶淳質,文從簡略,求諸備體,固以闕如。既而丘明傳《春秋》,子長著《史記》,載筆之體,於斯備矣。後來繼長,相與因循,假有改張,變其名目,區域有限,孰能逾此。蓋荀悦、張璠,丘明之黨也;班固、華嶠,子長之流也。” 《史通内篇·二體》 。因此《史記》是正史,《左傳》也是正史;《漢書》、《後漢書》是正史,《漢紀》、《後漢紀》也是正史。編年式的正史,和傳叙文學無關,我們所討論的止是紀傳式的正史。

有人説二十四史不是史,止是歷朝帝王底家傳,英雄底記載。這個當然也有一部分的理由,尤其是我們看到《史記》百三十卷,本紀、世家、列傳占去了百十二卷;《漢書》百卷,本紀、列傳占去了八十二卷;《三國志》六十五卷,除了列傳以外,什麽都没有。現代史學家認爲在二十四史裡面,不易看到時代潮流,社會情形,甚至關於典章文物,法令制度,所載的也不完備,他們底不滿,正是最可理解的事。

假如説二十四史是帝王底家傳,英雄底記載,那麽二十四史便是二十四部傳叙文學底總集了。從傳叙家底立場看,這是不能承認的。尤其是關於帝王底方面,更無法認爲傳叙。史家常把本紀當爲全書的綱領,多半像《春秋》的經文一樣,例如《秦始皇本紀》裡,我們看到:“二年,鹿公將卒攻卷”;“四年十月庚寅,蝗蟲往東方來蔽天,天下疫,百姓納粟千石,拜爵一級”這一類的文字,在文字底後面,我們看不到秦始皇。所以本紀常是一張大事年表,或是年號表,而不是傳叙;而帝王底生平,也只剩了一些大綱和年表,而不是血肉之軀。他没有憎,没有愛,没有思想和感情,而止有若干的表格。所以假如説二十四史是帝王底家傳,這實在是一種無意的,然而刻骨的譏諷。傳叙家當然不應該這樣説。

這裡自然也有例外,《史記·項羽本紀》便是一篇好文章,那邊看到項羽底才氣逼人,叱咤慷慨。但是古代的史學家已經認爲不對。劉知幾説:“如項王宜傳而以本紀爲名,非唯羽之僭盜,不可同于天子,且推其序事,皆作傳言,求謂之紀,不可得也。” 《史通内篇·列傳》 。又説:“《項紀》則上下同載,君臣交雜,紀名傳體,所以成嗤。” 同上 。劉知幾底是非,姑且不談,我們藉此狠可看到前人對於本紀底看法。其實像《項羽本紀》一類的文字,本來狠少。司馬遷以後的史家,完全把本紀寫成表册的公式,所以帝王是没有傳叙的。

那麽英雄底記載便是傳叙嗎?《史》、《漢》底列傳,《三國志》底全部,都是傳叙文學嗎?這又不然。近代底傳叙,應當是真相底探求,而不僅是英雄底記載。在史家底叙述裡,常常認定這是聖賢,這是名臣,或則這是佞邪,這是篡盜,於是就在文字裡從這一方面發揮,其結果我們所看到的往往不是本人底故事,而止是表格底填充。不幸而史家底見地,不狠健全,於是一切文字底叙述,便成爲對於古人的誣衊。劉知幾也説:

案《後漢書·更始傳》稱其懦弱也,其初即位,南面立,朝群臣,羞愧流汗,刮席不敢視。夫以聖公身在微賤,已能結客報仇,避難緑林,名爲豪傑,安有貴爲人主,而反至於斯者乎?將作者曲筆阿時,獨成光武之美,諛言媚主,用雪伯升之怨也。且中興之史,出自東觀,或明皇所定,或馬后攸刊,而炎祚靈長,簡書莫改,遂使他姓追撰,空傳僞録者矣。

——《史通内篇·曲筆》

還有史家對於所寫的時代,根本不能明瞭,於是一切的叙述,都經過一種歪曲。這種情形,在《史記》裡狠容易看到。司馬遷對於漢武帝一朝的史跡,充滿了怨憤,因此也就不能理解。本來武帝這一朝,在中國史上是一個劃時代的時期,許多上古的遺風,到這一時期截止;許多中古的習尚,從這一時期開始。在這個時期裡面的人,因爲時代太近了,也許看不出轉换的痕跡,這原是狠自然的,但是像司馬遷那樣地不去瞭解所寫的時代,不能不算一件少有的事。《史記·匈奴傳》贊説:“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這裡我們看出他的諷刺,所以在《平津侯傳》和《平準書》裡,對於公孫弘、桑弘羊都有深刻的不滿。尤其是他對於衛青、霍去病的批評,更常常從字外看到。語如次:

衛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貴幸,然頗用材能自進。

——《史記·佞幸傳》贊

大將軍爲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

——《史記·衛將軍傳》

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放此意,其爲將如此。

——《史記·衛將軍驃騎傳》贊

天子爲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由是上益愛幸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爲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粱肉,而士有饑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穿域蹋踘,多此類。

——《史記·驃騎傳》

本來漢武帝最大的政績,在他對外的方面,固然平東越、南越,滅朝鮮,開西南夷,不能不算是好大喜功。但是對付匈奴,這是爲着了整個民族生存的問題,實在是不得已。開西域以斷匈奴的右臂,也是不得已。自從漢高祖以來,經過了孝惠、吕后、孝文、孝景諸朝,以至武帝底初年,中國不斷地用着納宗女、獻歲幣的政策對付匈奴,然而匈奴還是繼續地南侵,沿邊諸郡,自遼東、遼西、右北平、雁門、雲中、九原,以至北地、上郡,没有一處不受到匈奴的屠戮。最後武帝纔決定採用賈生底策略,實現文帝底決心。起初用韓安國、李廣、王恢諸將,但是因爲他們不是大將之才,所以不能成功。其後一切的戰畧,都由武帝獨斷,恰恰遇着衛青、霍去病承意順命,如臂使指,當然攻無不克,一直等到匈奴北徙,幕南無王庭之後,中華民族纔得到喘息的機會。以後再由元帝收拾全局,但是這個民族生存的大功,還是在武帝手内奠定的。要説將相的人才,當然陶青、劉含、許昌、薛澤這一班貴胄不是相才,連帶公孫弘、劉屈氂也不是相才,韓安國、李廣、王恢這一班戰將不是將才,連帶衛青、霍去病也不是大將之才。但是有甚麽關係呢?當時的漢武帝便是第一等的相才,第一等的將才。以第一等的人才,當着民族存亡的關頭,領導民族抗戰的事業,偏偏遇着一個不能理解的史家,認爲好大喜功,認爲將相無人,實在是歷史上的奇事。司馬遷對於當時的認識,既然不夠,於是認定衛青、霍去病阿諛順旨,以和柔自媚於主上,當然兩人底列傳,也止寫成了這麽可憐相的篇幅。幸虧《武帝本紀》失去了,後來拿着半篇《封禪書》權行代用,否則要是司馬遷底原本具在,那麽不僅是武帝底生平會寫得全不對題,連帶地也更加降低了《史記》底價值。

史家把傳主的生平看錯了,自然會寫成全不中肯的文章,即是看對了一部分,也常會把傳主的一生看成表格,於是一切的叙述,止成爲填表,而不是作傳,上面已經説過了。那麽現代的傳叙家和史家的態度,有什麽分别呢?這裡引莫利哀底意見於次。

誠實的近代傳叙家絶不會想到:“這是偉大的君主,偉大的政治家,偉大的作家,他底聲名曾引起某種的傳説,我底著作,就以這種傳説爲惟一的根據。”不然的。他這樣想:“這是一個人,關於這個人我有某種的檔案,某種的證件。我正在開始替他畫一幅肖像。是怎樣的一幅呢?我没有概念。在没有完成以前,我也不願知道。我準備接受長期觀察所得的結果,也準備在發現新的事實以後,再加以修正。”(Andre Maurois: Aspects of Biography

史家底叙述和傳叙家底叙述有一個根本的差别,就是史家以事爲中心,而傳叙家以人爲中心。因爲如此,所以在一部整個的史書裡,往往先有成見,認爲幾件大事是一代政績的骨幹,和這幾件大事有關的人,當然都收進列傳,但是傳中所載,也僅僅把他對於這幾件大事的關係寫出,其餘都不妨付之闕如。傳叙家不應當這樣的。他應當把傳主底人性完全寫出。凡是和這種人性底發展有關的,都是傳叙家底材料。最顯然地,和人性底發展有關的事態,不一定是歷史上的大事,所以傳叙家所用的材料,和史家所用的材料不同,而兩家所得的結果,也必然地不會一致。因此要把史家底傳叙認爲傳叙底標準,當然是一種錯誤。不過初期的史家如司馬遷、班固等作品,也常能注意到傳主的人性,例如《史記·項羽本紀》寫着項王悲歌忼慨,泣數行下;《萬石君傳》寫着石慶執策數馬;《漢書·陳萬年傳》寫着陳咸睡觸屏風,萬年大怒;《蕭望之傳》寫着蕭育手案佩刀,不肯詣曹之類。這些確是傳叙中底名筆,但是在史傳中,究是罕見的例外。

史家底傳叙,既然爲幾件大事而作,而在每件大事底當中,傳主因有一部或全部的參加,當然會發生相當的責任,因此在史家底紀載裡,便發生彰善癉惡的問題。在史家抱有一定成見的時候,這種褒貶,必定不得其公,這固然在傳叙裡,留下了不斷的遺憾,但是即使史家力求公正的時候,也必然地不能滿足傳主遺族底意念。在褒的方面,常常嫌他語氣的不充分,在貶的方面,更加嫌他是非的不得當。這實在是自古迄今的通病。司馬遷底著作,即蒙謗書之譏;以後如班固受金、陳壽借米的故事,更加糾纏不已。史家以外,例如韓愈《平淮西碑》之爲李愬不滿,以致敕令段文昌重作;歐陽修《范文正公神道碑銘》之爲范氏諸子不滿,以致擅自刊削,也是一般人都知的故實。主要的原因還在心理的差别。一個人對於自己的認識,或是遺族對於祖先的認識,常常以爲這是最真確的;那麽在他看到傳叙家或史傳家底描繪,看到那些和他底認識多少有些不同的地方,必然地會發生一種不安,甚至不滿。於是史傳家便發生了直筆曲筆的問題。所謂直筆便是據事直書,曲筆便是意存回護;直筆常常遭到當時的人禍,曲筆也難免遇到後代的指摘。劉知幾説:

夫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如董狐之書法不隱,趙盾之爲法受屈,彼我無忤,行之不疑,然後能成其良直,擅名千古。至若齊史之書崔弑,馬遷之述漢非,韋昭仗正於吴朝,崔浩犯諱於魏國,或身膏斧鉞,取笑當時,或書填坑窖,無聞後代。夫世事如此,而責史臣不能申其强項之風,勵其匪躬之節,蓋亦難矣。是以張儼發憤,私存《默記》之文;孫盛不平,竊撰遼東之本。以兹避禍,幸獲而全,足以驗世途之多隘,知實録之難遇耳。

——《史通内篇·直書》

自梁、陳以降,隋、周而往諸史,皆貞觀年中群公所撰,近古易悉,情僞可求。至如朝廷貴臣,必父祖有傳,考其行事,皆子孫所爲,詢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實。昔秦人不死,驗苻生之厚誣;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斯則自古多歎,豈獨於今哉!

——《史通内篇·曲筆》

關於勸懲和畏忌的方面,史家底地位和傳叙家的地位,往往相同。史家抱着勸善懲惡的目標立傳,傳叙家也常常是這樣的——傳叙家的著作,不完全是勸善的,有時也有懲惡的,例如宋楊克弼底《僞豫傳》一卷,明不著撰人姓氏底《汪直傳》一卷都是,正和《史記》有《佞幸傳》,《漢書》有《王莽傳》,以及後代底《奸臣傳》、《貳臣傳》一樣。史家因爲畏忌的關係,有時不能直書,傳叙家也常常是這樣的。在畏忌的方面,史家和傳叙家同樣地因爲曲筆而留下了自知的遺憾。至於勸懲的方面,即使他們謹慎從事,然而也不免因爲當時見地的限制,或是材料的缺乏,以至整個的結論,都不可信,而傳中事實的記載,也因此蒙到重大的影響。在這些方面,傳叙家正和史家一樣,没有什麽不同。

但是有一個最大的差别,這就是所謂“互見”。在史家底著作裡,一部書往往包括若干人底事蹟,這若干人必然有若干共同的事蹟,要把每個人底事蹟,都在本傳裡叙述,那麽必然有若干的重複或雷同,而這一部書也添進許多可省的篇幅,所以史家常把這些共同的事蹟,僅僅在主角底本傳裡記一下,連帶寫着與此事有關的諸人,那麽在其他諸人底本傳裡,就可以節省筆墨,止説見某某傳——甚或連這一句都可以省去了。這便是所謂“互見”,其主要的目的是避免重複。傳叙的目標是個人,所以在每個人底傳叙裡,應當把他底事蹟完全寫進,無論這是他單獨的事蹟,或是他與其他諸人共同的事蹟。在他與諸人共同的事蹟裡,他是一個主角,或許僅是一個不重要的配角,優良的傳叙家必然認定他底主從的關係,而給他相稱的叙述,這是另一問題。但是無論如何,止要這是和他底人性發展有關的,傳叙家便不應把這一件事蹟忽略或放棄。

傳叙是以記載個人事蹟爲本位的,但是也有一部總傳裡面,包含着若干的别傳。例如中國的《陳留耆舊傳》,英國的《維多利亞朝名人傳》(Lytton Strachey: Eminent Victorians )。但是應當認清,總傳止是若干傳叙底合刻,這裡還是以個人爲本位,而與史書以事爲本位的不同。所以《史記》雖是百三十篇,而止是一部書;《維多利亞朝名人傳》僅有四篇,而不妨認爲四部書,至少也應當認爲四篇單獨著作底合刻。關於這一點,也許還需要一些不重要的討論,現在卻省去了。因此在史傳裡,互見之例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在單獨的傳叙裡,根本就談不到,即是在總傳裡,互見之例也没有必要。

史傳互見之例底主要目的,是避免重複,但是同是一件事,應當在本傳裡叙述與否,這自然是史家底權衡了。這一種權衡當然不一定是讀者能夠同意的事。例如《史記·管晏列傳》。在《管仲傳》裡,我們止看到管鮑之交、管仲底主張兩節。在《晏嬰傳》裡,我們止看到晏子侍齊三世、顯名于諸侯,晏子交越石父,晏子薦其御爲大夫三節。我們對於管仲底事業,晏子底大節,都看不到,甚至連二人底没年,也無從知道。假如我們要就《管晏列傳》探求管、晏底爲人,那是必然地失望。但是止要看到《齊太公世家》,那就明白了。

在《齊世家》裡,我們看到在乾時之役以後,召忽自殺,管仲請囚。接着就是鮑叔牙薦管仲於齊桓公,桓公厚禮以爲大夫任政。桓公三十年,伐蔡,遂伐楚,這便是召陵之役,《世家》裡把管仲責楚之辭,完全記下。三十八年,齊使管仲平戎於周,周欲以上卿禮管仲,管仲三讓,乃受下卿禮以見。四十一年,管仲卒,臨死對桓公説,豎刁、易牙、開方不可用,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這些都是管仲底大事,假使要認識管仲,就非讀《齊世家》不可。

同樣地在《齊世家》裡,我們看到了崔杼弑齊莊公,晏子枕公屍而哭。其後崔杼立景公,景公以崔杼、慶封爲相,二人與國人盟:“不與崔、慶者死。”晏子仰天説:“嬰所不獲,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景公二十六年,公入魯,與晏嬰俱問魯禮。三十二年,彗星見,景公坐歎,群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説:“君高臺深池,賦斂如弗得,刑罰恐弗勝,弗星將出,彗星何懼乎?”四十八年,晏嬰卒。這些都是晏子的大事,也是要認識晏子的人,應當讀的。

爲什麽要把管、晏底大事都放到《齊世家》去,而在列傳裡,止剩下一些不關重要的節目,這是一件不易明白的事。或許一、司馬遷認爲世家比列傳重要,所以把大事放在世家,小事留在本傳;二、再不然,他以爲管、晏底大事都與國家有關,所以放在世家,就是他們底存没,都有關大局,所以没年的記載,寧可放在世家,而不放在本傳。大致第二説比較地更近情。無論如何,司馬遷不把列傳看重,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讀《史記》的時候,必須認識互見之例,而後始能看清傳主底本事。

互見之例在司馬遷手裡,又發生了褒貶底作用。這就是所謂彰善癉惡。本來史家對於褒貶,可以運用隱惡揚善之例,但是遇到善人之惡無可諱言,惡人之善不容不説的時候,於是用了互見之例。在善人底本傳裡止看到善,惡人底本傳裡止看到惡,而把善人之惡,和惡人之善,放到另外一篇去。止要你肯讀全書,你自然會看到史家底定論;倘使你專讀本傳,你所看到的,止是史家底偏見。在《史記》裡面,這樣的例證特多,尤其因爲司馬遷底成見,是一般讀者所共認,我們可以斷定這是史家底故意的寫法,而不是偶然的疏忽。

《史記·魏公子列傳》是一篇有名的著作,我們看到司馬遷對於信陵君是怎樣的崇拜。傳中説:“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這便隱隱地逗出信陵君底生死,影響到魏國底存亡。這個當然是一種偏見,所以在《魏世家》贊説:“説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爲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這裡又説魏國之亡,與不用信陵君無關。這是史論底互見。

信陵君最大的事業,便是將兵救趙之役。《魏公子傳》説:

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韊矢,爲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

邯鄲解圍,當然是戰國時期最重大的一個關鍵,但是事實決没有《魏公子傳》這樣的簡單。因爲要證明史傳互見之例底運用,所以我們止能引用《史記》底材料,推求這次戰役底真相。

邯鄲之圍是長平之役底後果。在長平之役,趙人用趙括爲將。趙括也是當時有名的大將,決不如後代以耳爲目的史論家所説那樣的庸妄。所不幸的秦將白起是一個更能幹的將才,所以趙括一出,“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詳敗走,而絶其糧道,分斷其軍爲二”。 《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 。這是戰略上的大失敗,正同一九四〇年世界大戰,德國軍隊把法國第一軍團以及英比聯軍截斷在佛蘭德斯一樣。趙括將兵,到了非死即降的時候,“出鋭卒自搏擊,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坑之。” 同上 。信陵君底將畧,未見勝過趙括,趙軍底善戰,向來在魏軍之上,其人數又遠過於魏軍,再加趙軍爲祖國爲生存而戰,更非魏軍之勞師救人可比。假如趙括數十萬之衆,不能擊秦,而信陵君八萬之衆,居然一戰破秦,救邯鄲存趙,這不但是白起將畧底失敗,而且戰事勝負底因素都屬無效,而成爲歷史上無雙的奇跡。

其實信陵君之行,本來没有決勝底把握,所以最初便“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 《魏公子列傳》 。這一點侯嬴看得狠清楚,後來爲公子畫策,奪晉鄙軍,只是一種計劃,原想因此死得更加有意義,並没有認爲有什麽決勝的可能。所以傳中又説:“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侯生認定信陵君即是奪到軍隊以後,仍舊逃不了必然的死亡,而戰國時期的賓客,有和主人翁同死的義務,所以北鄉自剄,完成了武士最後的節操。假如魏公子救趙之役,還有成功的因素,那麽侯生底自剄,成爲可笑的愚騃,而信陵君聽見自剄之約,不加阻止,也未免是不經意的疏忽。但是信陵君知道奪到軍隊也免不了死亡,所以下令軍中,父歸兄歸獨子歸養的三條,本來止是減少損害的辦法,並不期望什麽激勵軍心的作用。

然而邯鄲解圍畢竟是歷史的事實,這是怎樣的呢?除了《魏公子傳》以外,《史記》還有以下的紀載:

秦圍邯鄲。武垣令傅豹、王容、蘇射率燕衆反燕地。趙以靈丘封楚相春申君。(孝成王)八年,平原君如楚請救。還,楚來救,及魏公子無忌亦來救,秦圍邯鄲乃解。

——《趙世家》

(考烈王)六年,秦圍邯鄲,趙告急楚,楚遣將軍景陽救趙。七年,至新中,秦兵去。

——《楚世家》

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説平原君,……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卻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

——《平原君傳》

邯鄲告急于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歸。

——《春申君傳》

昭襄王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秦分軍爲二:王齕攻皮牢,拔之;司馬梗定太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説秦相應侯曰:“……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欲無爲之下,固不得已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爲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于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以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

——《白起列傳》

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赫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

——《虞卿列傳》

從這許多記載裡面,我們看到邯鄲解圍,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當時運用了一切外交上的策畧,連帶在秦國還有些幕後的牽線。其實救趙的軍隊,除了楚、魏兩國見於明文外,尚有已經出動之齊,正在準備之燕。 見《魯仲連列傳》 。四國之外,還有與趙自上党、長平以來同患難之韓。所以在外交形勢上,成立了六國敵秦的戰線。固然當時的將才没有白起的敵手,而且楚在屢敗之後,齊、魏、燕的援助,多分並不積極。但是趙人還有支撐的勇氣,而春申君毅然地北伐,不能不算是有力的威脅,再加以趙孝成王、平原君一面抵抗一面屈服的方案,所以邯鄲畢竟是解圍了。秦所以不能一舉滅趙之故,論大局則因爲六國還没有完全削弱;論形勢則因爲韓、魏没有滅亡,秦人有後顧之憂;論個人底政績,那麽平原君底憂國如家,奔走匡救,其功第一,而救趙的春申君、信陵君次之。

但是《魏公子列傳》卻把救邯鄲存趙的大功完全放在信陵君身上,這不能不算是司馬遷底偏見。假使我們不把其他的記載看清,那便完全看錯了。

其次關於信陵君個性的描寫,在本傳所看到的,是“公子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争往歸之”。從本傳所載關於侯嬴、朱亥、毛公、薛公底故事,也的確證實了信陵君仁而下士的個性,所以從文章論,《魏公子列傳》當然是一篇完整的篇幅。這是信陵君底一個方面,但是他還有他陰影的方面,也見於《史記》:

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説,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樑,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屩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黄金百鎰;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户侯。當此之時,天下争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禄之尊,解相印,捐萬户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慚,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

——《范雎列傳》

這不能不算是信陵君的慚德。尤其是我們知道魏齊也是魏之公子,曾爲魏相,所以他是信陵君底兄弟叔侄之輩,而且也常常見面的。在虞卿可以放棄一切,陪着朋友亡命,而同宗的信陵君偏偏拒不見面,無怪要引起侯嬴底嘲譏了。我們在同傳裡看到秦昭王把平原君騙到秦國,軟禁起來,向他追究魏齊,平原君止是説:“貴而爲交者爲賤也,富而爲交者爲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倘使把平原君底勇決,和信陵君底遲疑,比較一下,那麽我們更可明白司馬遷底《魏公子列傳》對於信陵君之褒,並不是全褒,而他底《平原君傳》贊對於平原君之貶,也不是全貶。這便是史傳互見之例底運用。

對於武帝時的大臣,司馬遷最不滿意的要算是田蚡了。在《魏其武安侯列傳》裡面,我們看到田蚡未貴以前對於竇嬰的殷勤,及其既貴以後的暴横,我們看到他對兄東鄉的驕妄,看到他挑逗李廣、程不識的陰險,而最後致竇嬰、灌夫二人於死的毒辣。這一篇也是很完整的篇幅。但是倘使我們把全書讀過以後,對於田蚡的見地,或許有些兩樣。

至建元三年,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食盡,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弗屬。”於是中大夫莊助詰蚡曰:“特患力弗能救,德弗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乃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天子弗振,彼當安所告愬,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未足與計。”

——《東越列傳》

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于瓠子,東南注巨野,通於淮、泗。於是天子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爲丞相,其奉邑食鄃,鄃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鄃無水菑,邑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爲强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事者,亦以爲然。於是天子久之不事復塞也。

——《河渠書》

就當時的情形論,對於兩越的興兵,確是有些疲中國以事四夷的意味。田蚡底主張,不得不認爲正論。《平準書》裡也説:“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可見司馬遷對於田蚡底主張,也有同情。至於黄河決口以後,不去疏濬宣導,止是一味地堵塞,實在是一件狠笨的事,而且也必然歸於失敗。武帝塞河底最大的成績,便是宣房之役,在《河渠書》裡也有記載。武帝底《瓠子歌》,更是有名的作品,流爲文學史的佳話。但是宣房塞了以後,黄河依然決口,一直到太始二年,武帝纔看明白,報齊人延年説:“延年計議甚深。然河迺大禹之所道 同導 也,聖人作事,爲萬世功,通於神明,恐難改更。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于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堤塞也。” 《漢書·溝洫志》 。從元光三年田蚡建議以後,至此前後三十七年,經過了長久的歲月,費去了無數的國帑,所得的結果,止是認識了田蚡判斷的正確。太始二年,司馬遷尚在,止是因爲已在《史記》斷限之後,《史記》終於太初,余别有考。所以武帝報書在《史記》裡没有記載,而北決館陶的事實,也諱去了。可是《史記·平準書》説:“河決觀,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堤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這便明白地説了。《河渠書》贊又説:“甚哉水之爲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司馬遷之悲,一定是悲塞河之徒勞無功,因爲這是他身歷其境的。所以《河渠書》載田蚡底主張,縱使對於他底動機,也還不免有些惡意的推測,但是同《東越列傳》一樣地把田蚡“老成謀國之言” 錢大昕論田蚡底建議説:“此老成謀國之言。當時惡蚡者,謂蚡邑在河北,故阻塞河之役,其實非公論也 。”完全發表,可見《武安侯列傳》對於田蚡之貶,也不是全貶。這又是互見之例。

用互見之例以示褒貶外,其他的作用便是明忌諱。本來直筆底結果,往往可致殺身之禍,《春秋》以後的史家,逐漸地看到這一層。《史記·匈奴列傳》贊説:“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爲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襃忌諱之辭也。”以後又説:“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最後三句,便是司馬遷底提示。《史記》是仿《春秋》而作的,孔氏著《春秋》,至定、哀之際則微,這就是説,司馬遷著《史記》,至武帝之際則微。《河渠書》之言塞宣房是微詞;《匈奴列傳》之言擇任將相,也是微詞。乃至《封禪書》之言:“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羈糜不絶,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也是微詞。《平準書》之言:“烹弘羊,天乃雨。”更是微詞。自此以外,爲《平津侯主父列傳》、《衛將軍驃騎列傳》、《東越列傳》、《西南夷列傳》、《儒林列傳》、《酷吏列傳》,都可看到微詞,也就隱隱約約地在這許多篇幅之後,看到漢武帝底影子。這個當然只算微詞,卻不必認爲互見之例底明證。

假如認定武帝時代是《史記》底定、哀時期,那麽楚漢之間的時代,便是文、宣、成、襄時期了。在這一個時期裡,或許不能如先秦時代那樣地應用“隱、桓之際則章”的原則,但也用不到如武帝時代那樣地應用“定、哀之際則微”的原則。在這個不章不微的時代,最是應用互見之例的時期。

楚漢之間的時代,只是劉邦、項羽争天下的時代。從傳叙文學底立場看,當時只有兩個英雄,其餘的一切人物和社會環境,止是他們底背景。司馬遷底同情完全寄託在項羽身上,但是他底地位,卻不許不稱揚劉邦,這是一種心理底矛盾。 後來陳壽著《三國志》的時候,關於劉備、諸葛亮和他們對於曹魏的關係,也陷在同樣的地位 。因此司馬遷對於劉、項二人的寫法,常常發生異樣的色采。大致從正面寫的,劉邦是一個長者,而項羽是一個暴君;但在側面寫的,卻恰恰相反。所以如果讀者止讀《項羽本紀》、《高祖本紀》,決然得不到二人底真相。止有讀到其他的篇幅,纔認識司馬遷底作法。這也是互見之例。

關於劉、項二人的正面文字,見於《高祖本紀》:

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僄悍猾賊。項羽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皆坑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項羽僄悍,今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

這裡對於二人的不同,經過這樣地語重心長的叙述,再加以篇首高祖爲人“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十字,更加顯得劉、項仁暴的區别,當然可以取信了。但是事情不是這樣的。《史記》裡另有左列的記載: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爲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端,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内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

——《陳丞相世家》

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争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强,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喑嗚叱吒,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

——《淮陰侯列傳》

高祖置酒雒陽南宫。高祖曰:“列侯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 《集解》:孟康曰:“姓高名起。”瓚曰:“《漢帝年紀》,高帝時有信平侯臣陵、都武侯臣起。魏相丙吉奏事,高帝時奏事有將軍臣陵、臣起。”錢大昭曰:“魏相傳述高帝時受詔長樂宫者,但有將軍陵,無臣起,《漢紀》亦無‘高起’二字,二字當衍文 。”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

——《高祖本紀》

陳平、韓信底話,在劉邦尚未出漢以前,所以比較地更切實。王陵底話在項羽已死,漢高已得天下以後,所以著下妒賢疾能的幾句。但是三個人説:“恭敬愛人”、“恭敬慈愛”、“仁而愛人”,確然寫出項羽底人性。在這三人之中,陳平、韓信都是棄楚歸漢的人,王陵之母在楚,也死於非命,他們對於項羽,當然不會有過分的好評,所以他們底話,都相當地可信,而“仁而愛人”落在項羽身上,尤其在和《高祖本紀》篇首的幾句對看以後,令人發會心的微笑。

論到項羽底失敗,倘使把當時雙方戰略和天下大勢擱開不説,那麽其中最大的原因,或許恰如陳平等所説:項羽對於部下的賞賚,是比較地慎重,换言之,就是“慎重名器”。倘使我們把殷周之間的遺風,以及春秋、戰國之間的故事,甚至秦始皇平六國之際的情形看過,當然知道這是自古以來相傳的精神,也就是孔子“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的本意。項氏世世將家,知道這是古代的遺風,我們無從菲薄項羽。但是就在他争天下的時期,整個時代已經不知不覺地變了。劉邦止是一個無賴,他手下的大多是時代底渣滓,這正是陳平説的“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渣滓當然有渣滓底道理。在這一大群的頑鈍無恥之徒,他們没有宗旨,没有信義,所看到的止是高官厚禄,玉帛子女。恰恰劉邦看清楚這一點,所以他成功了。他底成功的因素,就在不惜名器,所以一到南陽就封宛守爲殷侯,陳恢爲千户,入關中以後,部下封執珪,執帛,乃至封侯者就不少,以後一路的勝利,完全得力於此。高祖十年,陳豨反,劉邦底對策,也還是這一着。

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四人。”四人謁,上謾駡曰:“豎子能爲將乎?”四人慚伏。上封之各千户,以爲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遍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豨反,邯鄲以北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唯獨邯鄲中兵耳。吾胡愛四千户,不封此四人,以慰趙子弟!”

——《韓信盧綰列傳》

封賞最濫的,尤其是在封王。韓信平齊以後,請爲假王,劉邦經過張良、陳平底勸導以後,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爲真王耳,何以假爲!”乃遣張良往立信爲齊王。 《淮陰侯列傳》 。這是史有明文的。《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祁侯繒賀,“漢王敗走,賀方將軍擊楚追騎,以故不得進,漢王顧謂賀:‘祁子留彭城。’”這裡祁子底子字,《漢書》作王,《史記》傳寫之訛。顔師古説:“謂之祁王,蓋嘉其功寵號之,許以爲王也。”這當然狠清楚的,至於以後祁王仍舊降爲祁侯,大致正和韓信由齊王、楚王降爲淮陰侯一樣,幸虧繒賀止是一個戰將,所以“得保首領以殁”,不曾得到韓信底遭際。至於爲什麽又降級,那麽當時的封轉本來没有一定的原則,夏侯嬰賜爵勝公以後,至霸上,賜爵列侯,封昭平侯,其後賜食祁陽,更食汝陰,便是一例。 《樊酈絳灌列傳》 。總之從劉邦看來,一切的名號封賞,都是他争天下的工具,等到得天下以後,再慢慢地計較。其實高祖六年,諸將坐沙中語的一幕,與其説是相聚謀反,毋寧説是要求兑現。張良説:“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 《留侯世家》 。這便看出劉邦底封賞,是怎樣地太濫。

假如把項羽底封賞,和劉邦底封賞,比較一下,就可看出項羽是怎樣地慎重。項羽入關以後最大的事,便是分封十八王之舉。其後劉邦數項羽十大罪,便有“項羽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争叛逆”的一條。其實事情的真相不一定是如此的。本來草創之際,韓廣、趙歇這一類的君主,對於臧荼、張耳這一般大將,君臣的名分原是算不得什麽的。武臣韓廣畧地燕趙,便可自立爲王,要想在張耳、臧荼破關滅秦立了大功以後,不自立爲王,這是情勢所不許的。要在關中爲王,那時關中塞、雍、翟三王並立,不容自立,那麽只有各回本國。在君臣之分不算什麽的時代,要想他們自擇惡地,當然不近情理,於是造成了趙歇徙代,韓廣徙遼東,而由張耳王常山,臧荼王燕的局勢。所以十九王 連同西楚共十九王 底分立,正是時勢推演的結果。項羽固然負責,臧荼、張耳乃至劉邦這一般大將必然同意,縱使趙歇、韓廣等未必情願。《漢書·高帝本紀》詔曰:“故衡山王吴芮與子二人,兄子一人,從百粤之兵,以佐諸侯誅暴秦,有大功,諸侯立以爲王。”既説諸侯立以爲王,這便見到十九王底分立,毋寧説是十九王底相王,當然不能認爲項羽底封賞。至於十大罪的説法,那麽因爲和漢詔自相矛盾,顯然有些誣陷的意味,那正是無賴底本色。

倘使把十八王分封的事隔開,我們便看到項羽是怎樣地慎重名器。劉邦不斷地封侯爵賞,但是西楚諸將封侯的便不多;劉邦的部下有丞相,有左丞相,右丞相,乃至假相,但是項羽的部下,就没有這些名號。陳平稱項羽“至於行動爵邑,重之”,韓信稱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都恰恰中了項羽底所短。他們棄漢歸楚的動機,或許就是這一點。劉邦一邊拜韓信爲大將,陳平爲護軍,一邊與陳平黄金四萬金,恣所爲,不問其出入:這正是利用人類的弱點。以後劉邦底成功,多多得力於此。不過在陳平所數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四人之中,除了周殷反楚以外,其餘都是至死不變,還保留了一份士氣。

劉邦攻擊項羽最大的口實,便是放殺義帝一件事。《項羽本紀》説:“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其群臣稍稍背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高祖本紀》也是這樣説,其後十大罪也數到“項羽使人陰弑義帝江南”。這些當然是正面文章。但是《黥布列傳》卻説“項氏立懷王爲義帝,徙都長沙,乃陰令九江王布等行擊之。其八月,布使將擊義帝,追殺之郴縣。”這樣一來,兇手便從衡山王、臨江王轉移到九江王布了。在這三人之中,衡山王吴芮或許會來一下。臨江王共敖始終爲楚,一直到垓下兵敗以後,臨江没有變節,就共敖的個性言,既能始終不背項羽,那麽曾爲義帝柱國,一定也是始終不背義帝;就情理言,共敖萬一身與其事,也絶無把項羽底陰令加以宣揚之理。黥布出身群盜,做兇手的可能性最大,但是也不會是黥布。本傳載隨何説黥布:“夫楚兵雖强,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負盟約而殺義帝。”假如黥布確有其事,隨何斷無在遊説之際當面揭其陰私之理。所以義帝底被殺,雖是事實,而主謀和行兇之人,並未成爲定案。《高祖本紀》、《項羽本紀》以及《黥布列傳》底矛盾,正見當時游移不定之詞,而“陰令”二字更加有些“莫須有”底氣息。就事理言,義帝底被殺多半和大順皇帝李自成底被殺,同樣是勢窮衆潰底結果:就嫌疑言,毋寧説是劉邦主使的嫌疑更大,因爲被認爲正犯的吴芮、黥布,其後都被劉邦重用的原故。

《項羽本紀》載范增説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范增是否故作此説,激勵項羽,原不可知,但是接着下面“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宫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更加顯出劉、項仁暴底差别。這當然也是正面文章。

但是事實上不是如此。《留侯世家》“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句下,《集解》云:

徐廣曰:一本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將欲爲富家翁耶?”沛公曰:“吾欲有天下。”噲云:“今臣從入秦宫,所觀宫室帷帳珠玉鐘鼓之飾,奇物不可勝極,入其後宫,美人婦女以千數,此皆秦所以亡天下也。願沛公急還霸上,無留宫中。”沛公不聽。

在《史記》異文裡,徐廣所引本是比較可以相信的。 余别有《徐廣一本異文考》 。據此,我們可以看到劉邦是怎樣地貪戀秦宫中底貨寶婦女,雖然後來聽了張良底話,還軍霸上,但是看到劉邦獻項王白璧一雙,獻亞父玉斗一雙,賜張良金百溢,珠二斗;與陳平黄金四萬斤,恣所爲,不問其出入,那樣地慷慨,我們狠疑惑項羽所得的貨寶婦女,多分是劉邦底唾餘。漢二年四月,劉邦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 《項羽本紀》 。更加看出他底本性。那麽“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所寫的止是劉邦底一面,要對他作整個地認識,還要明白《史記》互見之例。

《高祖本紀》説劉邦仁而愛人,但是在其他的篇幅裡常常有相反的記載,下面就是幾個好例:

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韛蔽,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婿禮。高祖箕踞詈,甚慢易之。

——《張耳陳餘列傳》

酈生説豹,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今漢王慢而悔人,罵詈諸侯群臣,如罵奴耳,非有上下禮節也。吾不忍復見也。”

——《魏豹彭越列傳》

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

——《淮陰侯列傳》

昌嘗燕時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

——《張丞相列傳》

騎生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説也。”

——《酈生陸賈列傳》

至漢興,高祖至暴伉也。

——《佞幸列傳》

從這許多記載裡,我們看出劉邦是怎樣地暴而無禮,恰恰和“仁而愛人”一句對照。周昌稱爲桀紂之主,大致與事實相去不遠。十二年,蕭何請上林中空地,願令民得入田,漢高大怒,下廷尉械擊之。其後得釋,蕭何徒跣謝,高帝説:“相國休矣!相國爲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 《蕭相國世家》 。這是一段疲頼的話,但桀紂主三字,從漢高口中逗出,正是自卑情綜底作用,所以《佞幸傳》稱爲暴伉,這也是漢高本性底流露。

孟子説:“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盡心下》 。在孟子底時候,止看到好名之人。到了後來,好利之人,有時也可以非常慷慨,像漢高祖底封韓信、繒賀那樣地,以至“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這便是《高祖本紀》所説的“喜施,意豁如也”。但是這一切都是爲着争天下的目標。等到天下到手,那便是“苟非其人”的時候了。漢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蕭何特地送了五個。其後大封功臣的時候,《史記》説:“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封邑,乃益封何二千户,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 《蕭相國世家》 。這一種不棄細故的性格,全没有豁如的意態。漢宣帝微時,陳遵相隨博弈,數負進,其後宣帝即位,遵遷至太原太守。宣帝詔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禄厚,可以償博進矣,妻君甯時在旁,知狀。”同樣的遊戲文章,在宣帝是幽默,在高祖止看到寒傖。

關於高祖底器量,《史記》還有下列的記載:

高祖微時,嘗辟事,時時與賓客過巨嫂食。嫂厭叔,叔與客來,嫂詳爲羹盡,櫟釜,賓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尚有羹,高祖由此怨其嫂。及高祖爲帝,封昆弟,而伯子獨不得封。太上皇以爲言。高祖曰:“某非忘之也,爲其母不長者耳!”於是乃封其子信爲羹頡侯。

——《楚元王世家》

當然巨嫂不是長者,但是劉信不是没有軍功的,信以兄子從軍,擊韓王信,爲郎中將,見《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封侯是他應得的,但是因爲櫟釜之故,置之不侯,臨到不得不封侯的時候,還給一個羹頡的名號,這完全是睚眥必報的器度。要説是豁達大度,那也不盡可信了。

史傳有了互見之例,不但重複可以避免,而且可以示褒貶,明忌諱,但是必待研討全書而後纔能看到事實的真相,倘使僅讀本傳,那麽不但不能得到真相,甚至所得的印像,止會是朦朧而不確實。這也是互見之例底結果。在傳叙文學裡,無論在專傳或傳叙總集裡,情形便不同了。所以要認史傳和一般傳叙文學有密切的關係則可,倘是認爲史傳就是傳叙文學,或是傳叙文學底標準,那麽不但在格局上不能一致,連帶在性質上,也是大相逕庭。 eDln0IewdlDUBeNxa7ftqD9Gde5/es3igMkjYk1p0379KttKEz2Dh53vdzAm1/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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