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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史家和傳叙家底分野，常常不清，希臘、羅馬時代如此，中國古代也是如此。我們誤認古代底史家就是傳叙家，所以常説史傳，我們也誤認司馬遷、班固底著作是傳叙底標準。這實在是一種混亂的觀念，現在必須看清，所以要把《史記》紀傳底意義説明白，連帶也把一切史家底傳叙談一下，以後就可以把史家底著述，完全擱下了。這一章本來可算是節外生枝，但是爲着澄清一般的觀念，還是必要。
通常認定二十四史是正史，這實在是流俗底誤解。本來史有二體，所以劉知幾説：“三五之代，書有典墳，悠哉邈矣，不可得而詳。自唐虞以下，迄于周，是爲古文《尚書》，然世猶淳質，文從簡略，求諸備體，固以闕如。既而丘明傳《春秋》，子長著《史記》，載筆之體，於斯備矣。後來繼長，相與因循，假有改張，變其名目，區域有限，孰能逾此。蓋荀悦、張璠，丘明之黨也；班固、華嶠，子長之流也。” 《史通内篇·二體》 。因此《史記》是正史，《左傳》也是正史；《漢書》、《後漢書》是正史，《漢紀》、《後漢紀》也是正史。編年式的正史，和傳叙文學無關，我們所討論的止是紀傳式的正史。
有人説二十四史不是史，止是歷朝帝王底家傳，英雄底記載。這個當然也有一部分的理由，尤其是我們看到《史記》百三十卷，本紀、世家、列傳占去了百十二卷；《漢書》百卷，本紀、列傳占去了八十二卷；《三國志》六十五卷，除了列傳以外，什麽都没有。現代史學家認爲在二十四史裡面，不易看到時代潮流，社會情形，甚至關於典章文物，法令制度，所載的也不完備，他們底不滿，正是最可理解的事。
假如説二十四史是帝王底家傳，英雄底記載，那麽二十四史便是二十四部傳叙文學底總集了。從傳叙家底立場看，這是不能承認的。尤其是關於帝王底方面，更無法認爲傳叙。史家常把本紀當爲全書的綱領，多半像《春秋》的經文一樣，例如《秦始皇本紀》裡，我們看到：“二年，鹿公將卒攻卷”；“四年十月庚寅，蝗蟲往東方來蔽天，天下疫，百姓納粟千石，拜爵一級”這一類的文字，在文字底後面，我們看不到秦始皇。所以本紀常是一張大事年表，或是年號表，而不是傳叙；而帝王底生平，也只剩了一些大綱和年表，而不是血肉之軀。他没有憎，没有愛，没有思想和感情，而止有若干的表格。所以假如説二十四史是帝王底家傳，這實在是一種無意的，然而刻骨的譏諷。傳叙家當然不應該這樣説。
這裡自然也有例外，《史記·項羽本紀》便是一篇好文章，那邊看到項羽底才氣逼人，叱咤慷慨。但是古代的史學家已經認爲不對。劉知幾説：“如項王宜傳而以本紀爲名，非唯羽之僭盜，不可同于天子，且推其序事，皆作傳言，求謂之紀，不可得也。” 《史通内篇·列傳》 。又説：“《項紀》則上下同載，君臣交雜，紀名傳體，所以成嗤。” 同上 。劉知幾底是非，姑且不談，我們藉此狠可看到前人對於本紀底看法。其實像《項羽本紀》一類的文字，本來狠少。司馬遷以後的史家，完全把本紀寫成表册的公式，所以帝王是没有傳叙的。
那麽英雄底記載便是傳叙嗎？《史》、《漢》底列傳，《三國志》底全部，都是傳叙文學嗎？這又不然。近代底傳叙，應當是真相底探求，而不僅是英雄底記載。在史家底叙述裡，常常認定這是聖賢，這是名臣，或則這是佞邪，這是篡盜，於是就在文字裡從這一方面發揮，其結果我們所看到的往往不是本人底故事，而止是表格底填充。不幸而史家底見地，不狠健全，於是一切文字底叙述，便成爲對於古人的誣衊。劉知幾也説：
案《後漢書·更始傳》稱其懦弱也，其初即位，南面立，朝群臣，羞愧流汗，刮席不敢視。夫以聖公身在微賤，已能結客報仇，避難緑林，名爲豪傑，安有貴爲人主，而反至於斯者乎？將作者曲筆阿時，獨成光武之美，諛言媚主，用雪伯升之怨也。且中興之史，出自東觀，或明皇所定，或馬后攸刊，而炎祚靈長，簡書莫改，遂使他姓追撰，空傳僞録者矣。
——《史通内篇·曲筆》
還有史家對於所寫的時代，根本不能明瞭，於是一切的叙述，都經過一種歪曲。這種情形，在《史記》裡狠容易看到。司馬遷對於漢武帝一朝的史跡，充滿了怨憤，因此也就不能理解。本來武帝這一朝，在中國史上是一個劃時代的時期，許多上古的遺風，到這一時期截止；許多中古的習尚，從這一時期開始。在這個時期裡面的人，因爲時代太近了，也許看不出轉换的痕跡，這原是狠自然的，但是像司馬遷那樣地不去瞭解所寫的時代，不能不算一件少有的事。《史記·匈奴傳》贊説：“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這裡我們看出他的諷刺，所以在《平津侯傳》和《平準書》裡，對於公孫弘、桑弘羊都有深刻的不滿。尤其是他對於衛青、霍去病的批評，更常常從字外看到。語如次：
衛青、霍去病亦以外戚貴幸，然頗用材能自進。
——《史記·佞幸傳》贊
大將軍爲人仁善退讓，以和柔自媚於上，然天下未有稱也。
——《史記·衛將軍傳》
蘇建語余曰：“吾嘗責大將軍至尊重，而天下之賢大夫毋稱焉，願將軍觀古名將所招選擇賢者，勉之哉！大將軍謝曰：‘自魏其、武安之厚賓客，天子常切齒。彼親附士大夫，招賢絀不肖者，人主之柄也。人臣奉法遵職而已，何與招士！’”驃騎亦放此意，其爲將如此。
——《史記·衛將軍驃騎傳》贊
天子爲治第，令驃騎視之，對曰：“匈奴未滅，無以家爲也。”由是上益愛幸之。然少而侍中，貴不省士。其從軍，天子爲遣太官齎數十乘，既還，重車餘棄粱肉，而士有饑者。其在塞外，卒乏糧，或不能自振，而驃騎尚穿域蹋踘，多此類。
——《史記·驃騎傳》
本來漢武帝最大的政績，在他對外的方面，固然平東越、南越，滅朝鮮，開西南夷，不能不算是好大喜功。但是對付匈奴，這是爲着了整個民族生存的問題，實在是不得已。開西域以斷匈奴的右臂，也是不得已。自從漢高祖以來，經過了孝惠、吕后、孝文、孝景諸朝，以至武帝底初年，中國不斷地用着納宗女、獻歲幣的政策對付匈奴，然而匈奴還是繼續地南侵，沿邊諸郡，自遼東、遼西、右北平、雁門、雲中、九原，以至北地、上郡，没有一處不受到匈奴的屠戮。最後武帝纔決定採用賈生底策略，實現文帝底決心。起初用韓安國、李廣、王恢諸將，但是因爲他們不是大將之才，所以不能成功。其後一切的戰畧，都由武帝獨斷，恰恰遇着衛青、霍去病承意順命，如臂使指，當然攻無不克，一直等到匈奴北徙，幕南無王庭之後，中華民族纔得到喘息的機會。以後再由元帝收拾全局，但是這個民族生存的大功，還是在武帝手内奠定的。要説將相的人才，當然陶青、劉含、許昌、薛澤這一班貴胄不是相才，連帶公孫弘、劉屈氂也不是相才，韓安國、李廣、王恢這一班戰將不是將才，連帶衛青、霍去病也不是大將之才。但是有甚麽關係呢？當時的漢武帝便是第一等的相才，第一等的將才。以第一等的人才，當着民族存亡的關頭，領導民族抗戰的事業，偏偏遇着一個不能理解的史家，認爲好大喜功，認爲將相無人，實在是歷史上的奇事。司馬遷對於當時的認識，既然不夠，於是認定衛青、霍去病阿諛順旨，以和柔自媚於主上，當然兩人底列傳，也止寫成了這麽可憐相的篇幅。幸虧《武帝本紀》失去了，後來拿着半篇《封禪書》權行代用，否則要是司馬遷底原本具在，那麽不僅是武帝底生平會寫得全不對題，連帶地也更加降低了《史記》底價值。
史家把傳主的生平看錯了，自然會寫成全不中肯的文章，即是看對了一部分，也常會把傳主的一生看成表格，於是一切的叙述，止成爲填表，而不是作傳，上面已經説過了。那麽現代的傳叙家和史家的態度，有什麽分别呢？這裡引莫利哀底意見於次。
誠實的近代傳叙家絶不會想到：“這是偉大的君主，偉大的政治家，偉大的作家，他底聲名曾引起某種的傳説，我底著作，就以這種傳説爲惟一的根據。”不然的。他這樣想：“這是一個人，關於這個人我有某種的檔案，某種的證件。我正在開始替他畫一幅肖像。是怎樣的一幅呢？我没有概念。在没有完成以前，我也不願知道。我準備接受長期觀察所得的結果，也準備在發現新的事實以後，再加以修正。”（Andre Maurois： Aspects of Biography ）
史家底叙述和傳叙家底叙述有一個根本的差别，就是史家以事爲中心，而傳叙家以人爲中心。因爲如此，所以在一部整個的史書裡，往往先有成見，認爲幾件大事是一代政績的骨幹，和這幾件大事有關的人，當然都收進列傳，但是傳中所載，也僅僅把他對於這幾件大事的關係寫出，其餘都不妨付之闕如。傳叙家不應當這樣的。他應當把傳主底人性完全寫出。凡是和這種人性底發展有關的，都是傳叙家底材料。最顯然地，和人性底發展有關的事態，不一定是歷史上的大事，所以傳叙家所用的材料，和史家所用的材料不同，而兩家所得的結果，也必然地不會一致。因此要把史家底傳叙認爲傳叙底標準，當然是一種錯誤。不過初期的史家如司馬遷、班固等作品，也常能注意到傳主的人性，例如《史記·項羽本紀》寫着項王悲歌忼慨，泣數行下；《萬石君傳》寫着石慶執策數馬；《漢書·陳萬年傳》寫着陳咸睡觸屏風，萬年大怒；《蕭望之傳》寫着蕭育手案佩刀，不肯詣曹之類。這些確是傳叙中底名筆，但是在史傳中，究是罕見的例外。
史家底傳叙，既然爲幾件大事而作，而在每件大事底當中，傳主因有一部或全部的參加，當然會發生相當的責任，因此在史家底紀載裡，便發生彰善癉惡的問題。在史家抱有一定成見的時候，這種褒貶，必定不得其公，這固然在傳叙裡，留下了不斷的遺憾，但是即使史家力求公正的時候，也必然地不能滿足傳主遺族底意念。在褒的方面，常常嫌他語氣的不充分，在貶的方面，更加嫌他是非的不得當。這實在是自古迄今的通病。司馬遷底著作，即蒙謗書之譏；以後如班固受金、陳壽借米的故事，更加糾纏不已。史家以外，例如韓愈《平淮西碑》之爲李愬不滿，以致敕令段文昌重作；歐陽修《范文正公神道碑銘》之爲范氏諸子不滿，以致擅自刊削，也是一般人都知的故實。主要的原因還在心理的差别。一個人對於自己的認識，或是遺族對於祖先的認識，常常以爲這是最真確的；那麽在他看到傳叙家或史傳家底描繪，看到那些和他底認識多少有些不同的地方，必然地會發生一種不安，甚至不滿。於是史傳家便發生了直筆曲筆的問題。所謂直筆便是據事直書，曲筆便是意存回護；直筆常常遭到當時的人禍，曲筆也難免遇到後代的指摘。劉知幾説：
夫爲於可爲之時則從，爲於不可爲之時則凶；如董狐之書法不隱，趙盾之爲法受屈，彼我無忤，行之不疑，然後能成其良直，擅名千古。至若齊史之書崔弑，馬遷之述漢非，韋昭仗正於吴朝，崔浩犯諱於魏國，或身膏斧鉞，取笑當時，或書填坑窖，無聞後代。夫世事如此，而責史臣不能申其强項之風，勵其匪躬之節，蓋亦難矣。是以張儼發憤，私存《默記》之文；孫盛不平，竊撰遼東之本。以兹避禍，幸獲而全，足以驗世途之多隘，知實録之難遇耳。
——《史通内篇·直書》
自梁、陳以降，隋、周而往諸史，皆貞觀年中群公所撰，近古易悉，情僞可求。至如朝廷貴臣，必父祖有傳，考其行事，皆子孫所爲，詢諸故老，事有不同，言多爽實。昔秦人不死，驗苻生之厚誣；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斯則自古多歎，豈獨於今哉！
——《史通内篇·曲筆》
關於勸懲和畏忌的方面，史家底地位和傳叙家的地位，往往相同。史家抱着勸善懲惡的目標立傳，傳叙家也常常是這樣的——傳叙家的著作，不完全是勸善的，有時也有懲惡的，例如宋楊克弼底《僞豫傳》一卷，明不著撰人姓氏底《汪直傳》一卷都是，正和《史記》有《佞幸傳》，《漢書》有《王莽傳》，以及後代底《奸臣傳》、《貳臣傳》一樣。史家因爲畏忌的關係，有時不能直書，傳叙家也常常是這樣的。在畏忌的方面，史家和傳叙家同樣地因爲曲筆而留下了自知的遺憾。至於勸懲的方面，即使他們謹慎從事，然而也不免因爲當時見地的限制，或是材料的缺乏，以至整個的結論，都不可信，而傳中事實的記載，也因此蒙到重大的影響。在這些方面，傳叙家正和史家一樣，没有什麽不同。
但是有一個最大的差别，這就是所謂“互見”。在史家底著作裡，一部書往往包括若干人底事蹟，這若干人必然有若干共同的事蹟，要把每個人底事蹟，都在本傳裡叙述，那麽必然有若干的重複或雷同，而這一部書也添進許多可省的篇幅，所以史家常把這些共同的事蹟，僅僅在主角底本傳裡記一下，連帶寫着與此事有關的諸人，那麽在其他諸人底本傳裡，就可以節省筆墨，止説見某某傳——甚或連這一句都可以省去了。這便是所謂“互見”，其主要的目的是避免重複。傳叙的目標是個人，所以在每個人底傳叙裡，應當把他底事蹟完全寫進，無論這是他單獨的事蹟，或是他與其他諸人共同的事蹟。在他與諸人共同的事蹟裡，他是一個主角，或許僅是一個不重要的配角，優良的傳叙家必然認定他底主從的關係，而給他相稱的叙述，這是另一問題。但是無論如何，止要這是和他底人性發展有關的，傳叙家便不應把這一件事蹟忽略或放棄。
傳叙是以記載個人事蹟爲本位的，但是也有一部總傳裡面，包含着若干的别傳。例如中國的《陳留耆舊傳》，英國的《維多利亞朝名人傳》（Lytton Strachey： Eminent Victorians ）。但是應當認清，總傳止是若干傳叙底合刻，這裡還是以個人爲本位，而與史書以事爲本位的不同。所以《史記》雖是百三十篇，而止是一部書；《維多利亞朝名人傳》僅有四篇，而不妨認爲四部書，至少也應當認爲四篇單獨著作底合刻。關於這一點，也許還需要一些不重要的討論，現在卻省去了。因此在史傳裡，互見之例有它存在的理由，但是在單獨的傳叙裡，根本就談不到，即是在總傳裡，互見之例也没有必要。
史傳互見之例底主要目的，是避免重複，但是同是一件事，應當在本傳裡叙述與否，這自然是史家底權衡了。這一種權衡當然不一定是讀者能夠同意的事。例如《史記·管晏列傳》。在《管仲傳》裡，我們止看到管鮑之交、管仲底主張兩節。在《晏嬰傳》裡，我們止看到晏子侍齊三世、顯名于諸侯，晏子交越石父，晏子薦其御爲大夫三節。我們對於管仲底事業，晏子底大節，都看不到，甚至連二人底没年，也無從知道。假如我們要就《管晏列傳》探求管、晏底爲人，那是必然地失望。但是止要看到《齊太公世家》，那就明白了。
在《齊世家》裡，我們看到在乾時之役以後，召忽自殺，管仲請囚。接着就是鮑叔牙薦管仲於齊桓公，桓公厚禮以爲大夫任政。桓公三十年，伐蔡，遂伐楚，這便是召陵之役，《世家》裡把管仲責楚之辭，完全記下。三十八年，齊使管仲平戎於周，周欲以上卿禮管仲，管仲三讓，乃受下卿禮以見。四十一年，管仲卒，臨死對桓公説，豎刁、易牙、開方不可用，桓公不用管仲言，卒近用三子，三子專權。這些都是管仲底大事，假使要認識管仲，就非讀《齊世家》不可。
同樣地在《齊世家》裡，我們看到了崔杼弑齊莊公，晏子枕公屍而哭。其後崔杼立景公，景公以崔杼、慶封爲相，二人與國人盟：“不與崔、慶者死。”晏子仰天説：“嬰所不獲，唯忠於君、利社稷者是從。”不肯盟。景公二十六年，公入魯，與晏嬰俱問魯禮。三十二年，彗星見，景公坐歎，群臣皆泣，晏子笑。公怒，晏子説：“君高臺深池，賦斂如弗得，刑罰恐弗勝，弗星將出，彗星何懼乎？”四十八年，晏嬰卒。這些都是晏子的大事，也是要認識晏子的人，應當讀的。
爲什麽要把管、晏底大事都放到《齊世家》去，而在列傳裡，止剩下一些不關重要的節目，這是一件不易明白的事。或許一、司馬遷認爲世家比列傳重要，所以把大事放在世家，小事留在本傳；二、再不然，他以爲管、晏底大事都與國家有關，所以放在世家，就是他們底存没，都有關大局，所以没年的記載，寧可放在世家，而不放在本傳。大致第二説比較地更近情。無論如何，司馬遷不把列傳看重，這是顯而易見的事實。讀《史記》的時候，必須認識互見之例，而後始能看清傳主底本事。
互見之例在司馬遷手裡，又發生了褒貶底作用。這就是所謂彰善癉惡。本來史家對於褒貶，可以運用隱惡揚善之例，但是遇到善人之惡無可諱言，惡人之善不容不説的時候，於是用了互見之例。在善人底本傳裡止看到善，惡人底本傳裡止看到惡，而把善人之惡，和惡人之善，放到另外一篇去。止要你肯讀全書，你自然會看到史家底定論；倘使你專讀本傳，你所看到的，止是史家底偏見。在《史記》裡面，這樣的例證特多，尤其因爲司馬遷底成見，是一般讀者所共認，我們可以斷定這是史家底故意的寫法，而不是偶然的疏忽。
《史記·魏公子列傳》是一篇有名的著作，我們看到司馬遷對於信陵君是怎樣的崇拜。傳中説：“秦聞公子死，使蒙驁攻魏，拔二十城，初置東郡。其後秦稍蠶食魏，十八歲而虜魏王，屠大梁。”這便隱隱地逗出信陵君底生死，影響到魏國底存亡。這個當然是一種偏見，所以在《魏世家》贊説：“説者皆曰：‘魏以不用信陵君，故國削弱至於亡。’余以爲不然。天方令秦平海内，其業未成，魏雖得阿衡之佐，曷益乎？”這裡又説魏國之亡，與不用信陵君無關。這是史論底互見。
信陵君最大的事業，便是將兵救趙之役。《魏公子傳》説：
公子遂將晉鄙軍，勒兵，下令軍中曰：“父子俱在軍中，父歸；兄弟俱在軍中，兄歸；獨子無兄弟，歸養。”得選兵八萬人，進兵擊秦軍。秦軍解去，遂救邯鄲，存趙。趙王及平原君自迎公子於界，平原君負韊矢，爲公子先引，趙王再拜曰：“自古賢人未有及公子者也。”
邯鄲解圍，當然是戰國時期最重大的一個關鍵，但是事實決没有《魏公子傳》這樣的簡單。因爲要證明史傳互見之例底運用，所以我們止能引用《史記》底材料，推求這次戰役底真相。
邯鄲之圍是長平之役底後果。在長平之役，趙人用趙括爲將。趙括也是當時有名的大將，決不如後代以耳爲目的史論家所説那樣的庸妄。所不幸的秦將白起是一個更能幹的將才，所以趙括一出，“秦將白起聞之，縱奇兵，詳敗走，而絶其糧道，分斷其軍爲二”。 《史記·廉頗藺相如列傳》 。這是戰略上的大失敗，正同一九四〇年世界大戰，德國軍隊把法國第一軍團以及英比聯軍截斷在佛蘭德斯一樣。趙括將兵，到了非死即降的時候，“出鋭卒自搏擊，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數十萬之衆遂降秦，秦悉坑之。” 同上 。信陵君底將畧，未見勝過趙括，趙軍底善戰，向來在魏軍之上，其人數又遠過於魏軍，再加趙軍爲祖國爲生存而戰，更非魏軍之勞師救人可比。假如趙括數十萬之衆，不能擊秦，而信陵君八萬之衆，居然一戰破秦，救邯鄲存趙，這不但是白起將畧底失敗，而且戰事勝負底因素都屬無效，而成爲歷史上無雙的奇跡。
其實信陵君之行，本來没有決勝底把握，所以最初便“欲以客往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夷門，見侯生，具告所以欲死秦軍狀，辭決而行”。 《魏公子列傳》 。這一點侯嬴看得狠清楚，後來爲公子畫策，奪晉鄙軍，只是一種計劃，原想因此死得更加有意義，並没有認爲有什麽決勝的可能。所以傳中又説：“公子過謝侯生，侯生曰：‘臣宜從，老不能，請數公子行日，以至晉鄙軍之日，北鄉自剄，以送公子。’”“公子與侯生決，至軍，侯生果北鄉自剄。”侯生認定信陵君即是奪到軍隊以後，仍舊逃不了必然的死亡，而戰國時期的賓客，有和主人翁同死的義務，所以北鄉自剄，完成了武士最後的節操。假如魏公子救趙之役，還有成功的因素，那麽侯生底自剄，成爲可笑的愚騃，而信陵君聽見自剄之約，不加阻止，也未免是不經意的疏忽。但是信陵君知道奪到軍隊也免不了死亡，所以下令軍中，父歸兄歸獨子歸養的三條，本來止是減少損害的辦法，並不期望什麽激勵軍心的作用。
然而邯鄲解圍畢竟是歷史的事實，這是怎樣的呢？除了《魏公子傳》以外，《史記》還有以下的紀載：
秦圍邯鄲。武垣令傅豹、王容、蘇射率燕衆反燕地。趙以靈丘封楚相春申君。（孝成王）八年，平原君如楚請救。還，楚來救，及魏公子無忌亦來救，秦圍邯鄲乃解。
——《趙世家》
（考烈王）六年，秦圍邯鄲，趙告急楚，楚遣將軍景陽救趙。七年，至新中，秦兵去。
——《楚世家》
楚使春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皆未至。秦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鄲傳舍吏子李同説平原君，……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卻三十里。亦會楚、魏救至，秦兵遂罷。
——《平原君傳》
邯鄲告急于楚，楚使春申君將兵往救之，秦兵亦去，春申君歸。
——《春申君傳》
昭襄王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上黨郡。秦分軍爲二：王齕攻皮牢，拔之；司馬梗定太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説秦相應侯曰：“……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爲三公，君能爲之下乎？雖欲無爲之下，固不得已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爲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于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以休士卒。”王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正月，皆罷兵。
——《白起列傳》
秦既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赫約事於秦，割六縣而媾。
——《虞卿列傳》
從這許多記載裡面，我們看到邯鄲解圍，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當時運用了一切外交上的策畧，連帶在秦國還有些幕後的牽線。其實救趙的軍隊，除了楚、魏兩國見於明文外，尚有已經出動之齊，正在準備之燕。 見《魯仲連列傳》 。四國之外，還有與趙自上党、長平以來同患難之韓。所以在外交形勢上，成立了六國敵秦的戰線。固然當時的將才没有白起的敵手，而且楚在屢敗之後，齊、魏、燕的援助，多分並不積極。但是趙人還有支撐的勇氣，而春申君毅然地北伐，不能不算是有力的威脅，再加以趙孝成王、平原君一面抵抗一面屈服的方案，所以邯鄲畢竟是解圍了。秦所以不能一舉滅趙之故，論大局則因爲六國還没有完全削弱；論形勢則因爲韓、魏没有滅亡，秦人有後顧之憂；論個人底政績，那麽平原君底憂國如家，奔走匡救，其功第一，而救趙的春申君、信陵君次之。
但是《魏公子列傳》卻把救邯鄲存趙的大功完全放在信陵君身上，這不能不算是司馬遷底偏見。假使我們不把其他的記載看清，那便完全看錯了。
其次關於信陵君個性的描寫，在本傳所看到的，是“公子爲人仁而下士，士無賢不肖，皆謙而禮交之，不敢以其富貴驕士。士以此方數千里争往歸之”。從本傳所載關於侯嬴、朱亥、毛公、薛公底故事，也的確證實了信陵君仁而下士的個性，所以從文章論，《魏公子列傳》當然是一篇完整的篇幅。這是信陵君底一個方面，但是他還有他陰影的方面，也見於《史記》：
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説，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樑，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屩擔簦，一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黄金百鎰；再見，拜爲上卿；三見，卒受相印，封萬户侯。當此之時，天下争知之。夫魏齊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禄之尊，解相印，捐萬户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慚，駕如野迎之。魏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
——《范雎列傳》
這不能不算是信陵君的慚德。尤其是我們知道魏齊也是魏之公子，曾爲魏相，所以他是信陵君底兄弟叔侄之輩，而且也常常見面的。在虞卿可以放棄一切，陪着朋友亡命，而同宗的信陵君偏偏拒不見面，無怪要引起侯嬴底嘲譏了。我們在同傳裡看到秦昭王把平原君騙到秦國，軟禁起來，向他追究魏齊，平原君止是説：“貴而爲交者爲賤也，富而爲交者爲貧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倘使把平原君底勇決，和信陵君底遲疑，比較一下，那麽我們更可明白司馬遷底《魏公子列傳》對於信陵君之褒，並不是全褒，而他底《平原君傳》贊對於平原君之貶，也不是全貶。這便是史傳互見之例底運用。
對於武帝時的大臣，司馬遷最不滿意的要算是田蚡了。在《魏其武安侯列傳》裡面，我們看到田蚡未貴以前對於竇嬰的殷勤，及其既貴以後的暴横，我們看到他對兄東鄉的驕妄，看到他挑逗李廣、程不識的陰險，而最後致竇嬰、灌夫二人於死的毒辣。這一篇也是很完整的篇幅。但是倘使我們把全書讀過以後，對於田蚡的見地，或許有些兩樣。
至建元三年，閩越發兵圍東甌。東甌食盡，困且降，乃使人告急天子。天子問太尉田蚡，蚡對曰：“越人相攻擊，固其常，又數反覆，不足以煩中國往救也。自秦時棄弗屬。”於是中大夫莊助詰蚡曰：“特患力弗能救，德弗能覆。誠能，何故棄之？且秦舉咸陽而棄之，何乃越也！今小國以窮困來告急天子，天子弗振，彼當安所告愬，又何以子萬國乎？”上曰：“太尉未足與計。”
——《東越列傳》
今天子元光之中，而河決于瓠子，東南注巨野，通於淮、泗。於是天子使汲黯、鄭當時興人徒塞之，輒復壞。是時武安侯田蚡爲丞相，其奉邑食鄃，鄃居河北，河決而南，則鄃無水菑，邑收多。蚡言於上曰：“江河之決皆天事，未易以人力爲强塞，塞之未必應天。”而望氣用事者，亦以爲然。於是天子久之不事復塞也。
——《河渠書》
就當時的情形論，對於兩越的興兵，確是有些疲中國以事四夷的意味。田蚡底主張，不得不認爲正論。《平準書》裡也説：“嚴助、朱買臣等招來東甌，事兩越，江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可見司馬遷對於田蚡底主張，也有同情。至於黄河決口以後，不去疏濬宣導，止是一味地堵塞，實在是一件狠笨的事，而且也必然歸於失敗。武帝塞河底最大的成績，便是宣房之役，在《河渠書》裡也有記載。武帝底《瓠子歌》，更是有名的作品，流爲文學史的佳話。但是宣房塞了以後，黄河依然決口，一直到太始二年，武帝纔看明白，報齊人延年説：“延年計議甚深。然河迺大禹之所道 同導 也，聖人作事，爲萬世功，通於神明，恐難改更。自塞宣房後，河復北決于館陶，分爲屯氏河，東北經魏郡、清河、信都、勃海入海，廣深與大河等。故因其自然，不堤塞也。” 《漢書·溝洫志》 。從元光三年田蚡建議以後，至此前後三十七年，經過了長久的歲月，費去了無數的國帑，所得的結果，止是認識了田蚡判斷的正確。太始二年，司馬遷尚在，止是因爲已在《史記》斷限之後，《史記》終於太初，余别有考。所以武帝報書在《史記》裡没有記載，而北決館陶的事實，也諱去了。可是《史記·平準書》説：“河決觀，梁、楚之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堤塞，河輒決壞，費不可勝計。”這便明白地説了。《河渠書》贊又説：“甚哉水之爲利害也，余從負薪塞宣房，悲《瓠子》之詩，而作《河渠書》。”司馬遷之悲，一定是悲塞河之徒勞無功，因爲這是他身歷其境的。所以《河渠書》載田蚡底主張，縱使對於他底動機，也還不免有些惡意的推測，但是同《東越列傳》一樣地把田蚡“老成謀國之言” 錢大昕論田蚡底建議説：“此老成謀國之言。當時惡蚡者，謂蚡邑在河北，故阻塞河之役，其實非公論也 。”完全發表，可見《武安侯列傳》對於田蚡之貶，也不是全貶。這又是互見之例。
用互見之例以示褒貶外，其他的作用便是明忌諱。本來直筆底結果，往往可致殺身之禍，《春秋》以後的史家，逐漸地看到這一層。《史記·匈奴列傳》贊説：“孔氏著《春秋》，隱、桓之間則章，至定、哀之際則微，爲其切當世之文，而罔襃忌諱之辭也。”以後又説：“堯雖賢，興事業不成，得禹而九州寧。且欲興聖統，唯在擇任將相哉！唯在擇任將相哉！”最後三句，便是司馬遷底提示。《史記》是仿《春秋》而作的，孔氏著《春秋》，至定、哀之際則微，這就是説，司馬遷著《史記》，至武帝之際則微。《河渠書》之言塞宣房是微詞；《匈奴列傳》之言擇任將相，也是微詞。乃至《封禪書》之言：“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羈糜不絶，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也是微詞。《平準書》之言：“烹弘羊，天乃雨。”更是微詞。自此以外，爲《平津侯主父列傳》、《衛將軍驃騎列傳》、《東越列傳》、《西南夷列傳》、《儒林列傳》、《酷吏列傳》，都可看到微詞，也就隱隱約約地在這許多篇幅之後，看到漢武帝底影子。這個當然只算微詞，卻不必認爲互見之例底明證。
假如認定武帝時代是《史記》底定、哀時期，那麽楚漢之間的時代，便是文、宣、成、襄時期了。在這一個時期裡，或許不能如先秦時代那樣地應用“隱、桓之際則章”的原則，但也用不到如武帝時代那樣地應用“定、哀之際則微”的原則。在這個不章不微的時代，最是應用互見之例的時期。
楚漢之間的時代，只是劉邦、項羽争天下的時代。從傳叙文學底立場看，當時只有兩個英雄，其餘的一切人物和社會環境，止是他們底背景。司馬遷底同情完全寄託在項羽身上，但是他底地位，卻不許不稱揚劉邦，這是一種心理底矛盾。 後來陳壽著《三國志》的時候，關於劉備、諸葛亮和他們對於曹魏的關係，也陷在同樣的地位 。因此司馬遷對於劉、項二人的寫法，常常發生異樣的色采。大致從正面寫的，劉邦是一個長者，而項羽是一個暴君；但在側面寫的，卻恰恰相反。所以如果讀者止讀《項羽本紀》、《高祖本紀》，決然得不到二人底真相。止有讀到其他的篇幅，纔認識司馬遷底作法。這也是互見之例。
關於劉、項二人的正面文字，見於《高祖本紀》：
懷王諸老將皆曰：“項羽爲人僄悍猾賊。項羽嘗攻襄城，襄城無遺類皆坑之，諸所過無不殘滅，且楚數進取，前陳王、項梁皆敗。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告諭秦父兄。秦父兄苦其主久矣，今誠得長者往，毋侵暴，宜可下。今項羽僄悍，今不可遣，獨沛公素寬大長者，可遣。”
這裡對於二人的不同，經過這樣地語重心長的叙述，再加以篇首高祖爲人“仁而愛人，喜施，意豁如也”十字，更加顯得劉、項仁暴的區别，當然可以取信了。但是事情不是這樣的。《史記》裡另有左列的記載：
漢王謂陳平曰：“天下紛紛，何時定乎？”陳平曰：“項王爲人恭敬愛人，士之廉節好禮者，多歸之；至於行功爵邑，重之，士亦以此不附。今大王慢而少禮，士廉節者不來；然大王能饒人以爵邑，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亦多歸漢。誠各去其兩端，襲其兩長，天下指麾則定矣。然大王恣侮人，不能得廉節之士。顧楚有可亂者，彼項王骨鯁之臣，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之屬，不過數人耳，大王誠能出捐數萬斤金，行反間，間其君臣，以疑其心，項王爲人意忌信讒，必内相誅，漢因舉兵而攻之，破楚必矣。”
——《陳丞相世家》
王曰：“丞相數言將軍，將軍何以教寡人計策？”信謝，因問王曰：“今東鄉争權天下，豈非項王邪？”漢王曰：“然。”曰：“大王自料勇悍仁强，孰與項王？”漢王默然，良久曰：“不如也。”信再拜賀曰：“惟信亦爲大王不如也。然臣嘗事之，請言項王之爲人也。項王喑嗚叱吒，千人皆廢，然不能任屬賢將，此特匹夫之勇耳。項王見人恭敬慈愛，言語嘔嘔，人有疾病，涕泣分食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此所謂婦人之仁也。”
——《淮陰侯列傳》
高祖置酒雒陽南宫。高祖曰：“列侯諸將，無敢隱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 《集解》：孟康曰：“姓高名起。”瓚曰：“《漢帝年紀》，高帝時有信平侯臣陵、都武侯臣起。魏相丙吉奏事，高帝時奏事有將軍臣陵、臣起。”錢大昭曰：“魏相傳述高帝時受詔長樂宫者，但有將軍陵，無臣起，《漢紀》亦無‘高起’二字，二字當衍文 。”對曰：“陛下慢而侮人，項羽仁而愛人。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與天下同利也。項羽妒賢嫉能，有功者害之，賢者疑之，戰勝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
——《高祖本紀》
陳平、韓信底話，在劉邦尚未出漢以前，所以比較地更切實。王陵底話在項羽已死，漢高已得天下以後，所以著下妒賢疾能的幾句。但是三個人説：“恭敬愛人”、“恭敬慈愛”、“仁而愛人”，確然寫出項羽底人性。在這三人之中，陳平、韓信都是棄楚歸漢的人，王陵之母在楚，也死於非命，他們對於項羽，當然不會有過分的好評，所以他們底話，都相當地可信，而“仁而愛人”落在項羽身上，尤其在和《高祖本紀》篇首的幾句對看以後，令人發會心的微笑。
論到項羽底失敗，倘使把當時雙方戰略和天下大勢擱開不説，那麽其中最大的原因，或許恰如陳平等所説：項羽對於部下的賞賚，是比較地慎重，换言之，就是“慎重名器”。倘使我們把殷周之間的遺風，以及春秋、戰國之間的故事，甚至秦始皇平六國之際的情形看過，當然知道這是自古以來相傳的精神，也就是孔子“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的本意。項氏世世將家，知道這是古代的遺風，我們無從菲薄項羽。但是就在他争天下的時期，整個時代已經不知不覺地變了。劉邦止是一個無賴，他手下的大多是時代底渣滓，這正是陳平説的“士之頑鈍嗜利無恥者”。渣滓當然有渣滓底道理。在這一大群的頑鈍無恥之徒，他們没有宗旨，没有信義，所看到的止是高官厚禄，玉帛子女。恰恰劉邦看清楚這一點，所以他成功了。他底成功的因素，就在不惜名器，所以一到南陽就封宛守爲殷侯，陳恢爲千户，入關中以後，部下封執珪，執帛，乃至封侯者就不少，以後一路的勝利，完全得力於此。高祖十年，陳豨反，劉邦底對策，也還是這一着。
上問周昌曰：“趙亦有壯士，可令將者乎？”對曰：“有四人。”四人謁，上謾駡曰：“豎子能爲將乎？”四人慚伏。上封之各千户，以爲將。左右諫曰：“從入蜀漢，伐楚，功未遍行，今此何功而封？”上曰：“非若所知！陳豨反，邯鄲以北皆豨有，吾以羽檄徵天下兵，未有至者。今唯獨邯鄲中兵耳。吾胡愛四千户，不封此四人，以慰趙子弟！”
——《韓信盧綰列傳》
封賞最濫的，尤其是在封王。韓信平齊以後，請爲假王，劉邦經過張良、陳平底勸導以後，罵曰：“大丈夫定諸侯，即爲真王耳，何以假爲！”乃遣張良往立信爲齊王。 《淮陰侯列傳》 。這是史有明文的。《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祁侯繒賀，“漢王敗走，賀方將軍擊楚追騎，以故不得進，漢王顧謂賀：‘祁子留彭城。’”這裡祁子底子字，《漢書》作王，《史記》傳寫之訛。顔師古説：“謂之祁王，蓋嘉其功寵號之，許以爲王也。”這當然狠清楚的，至於以後祁王仍舊降爲祁侯，大致正和韓信由齊王、楚王降爲淮陰侯一樣，幸虧繒賀止是一個戰將，所以“得保首領以殁”，不曾得到韓信底遭際。至於爲什麽又降級，那麽當時的封轉本來没有一定的原則，夏侯嬰賜爵勝公以後，至霸上，賜爵列侯，封昭平侯，其後賜食祁陽，更食汝陰，便是一例。 《樊酈絳灌列傳》 。總之從劉邦看來，一切的名號封賞，都是他争天下的工具，等到得天下以後，再慢慢地計較。其實高祖六年，諸將坐沙中語的一幕，與其説是相聚謀反，毋寧説是要求兑現。張良説：“今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 《留侯世家》 。這便看出劉邦底封賞，是怎樣地太濫。
假如把項羽底封賞，和劉邦底封賞，比較一下，就可看出項羽是怎樣地慎重。項羽入關以後最大的事，便是分封十八王之舉。其後劉邦數項羽十大罪，便有“項羽皆王諸將善地，而徙逐故主，令臣下争叛逆”的一條。其實事情的真相不一定是如此的。本來草創之際，韓廣、趙歇這一類的君主，對於臧荼、張耳這一般大將，君臣的名分原是算不得什麽的。武臣韓廣畧地燕趙，便可自立爲王，要想在張耳、臧荼破關滅秦立了大功以後，不自立爲王，這是情勢所不許的。要在關中爲王，那時關中塞、雍、翟三王並立，不容自立，那麽只有各回本國。在君臣之分不算什麽的時代，要想他們自擇惡地，當然不近情理，於是造成了趙歇徙代，韓廣徙遼東，而由張耳王常山，臧荼王燕的局勢。所以十九王 連同西楚共十九王 底分立，正是時勢推演的結果。項羽固然負責，臧荼、張耳乃至劉邦這一般大將必然同意，縱使趙歇、韓廣等未必情願。《漢書·高帝本紀》詔曰：“故衡山王吴芮與子二人，兄子一人，從百粤之兵，以佐諸侯誅暴秦，有大功，諸侯立以爲王。”既説諸侯立以爲王，這便見到十九王底分立，毋寧説是十九王底相王，當然不能認爲項羽底封賞。至於十大罪的説法，那麽因爲和漢詔自相矛盾，顯然有些誣陷的意味，那正是無賴底本色。
倘使把十八王分封的事隔開，我們便看到項羽是怎樣地慎重名器。劉邦不斷地封侯爵賞，但是西楚諸將封侯的便不多；劉邦的部下有丞相，有左丞相，右丞相，乃至假相，但是項羽的部下，就没有這些名號。陳平稱項羽“至於行動爵邑，重之”，韓信稱爲“至使人有功當封爵者，印刓敝，忍不能予”，都恰恰中了項羽底所短。他們棄漢歸楚的動機，或許就是這一點。劉邦一邊拜韓信爲大將，陳平爲護軍，一邊與陳平黄金四萬金，恣所爲，不問其出入：這正是利用人類的弱點。以後劉邦底成功，多多得力於此。不過在陳平所數亞父、鍾離昧、龍且、周殷四人之中，除了周殷反楚以外，其餘都是至死不變，還保留了一份士氣。
劉邦攻擊項羽最大的口實，便是放殺義帝一件事。《項羽本紀》説：“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趣義帝行，其群臣稍稍背叛之，乃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高祖本紀》也是這樣説，其後十大罪也數到“項羽使人陰弑義帝江南”。這些當然是正面文章。但是《黥布列傳》卻説“項氏立懷王爲義帝，徙都長沙，乃陰令九江王布等行擊之。其八月，布使將擊義帝，追殺之郴縣。”這樣一來，兇手便從衡山王、臨江王轉移到九江王布了。在這三人之中，衡山王吴芮或許會來一下。臨江王共敖始終爲楚，一直到垓下兵敗以後，臨江没有變節，就共敖的個性言，既能始終不背項羽，那麽曾爲義帝柱國，一定也是始終不背義帝；就情理言，共敖萬一身與其事，也絶無把項羽底陰令加以宣揚之理。黥布出身群盜，做兇手的可能性最大，但是也不會是黥布。本傳載隨何説黥布：“夫楚兵雖强，天下負之以不義之名，以其負盟約而殺義帝。”假如黥布確有其事，隨何斷無在遊説之際當面揭其陰私之理。所以義帝底被殺，雖是事實，而主謀和行兇之人，並未成爲定案。《高祖本紀》、《項羽本紀》以及《黥布列傳》底矛盾，正見當時游移不定之詞，而“陰令”二字更加有些“莫須有”底氣息。就事理言，義帝底被殺多半和大順皇帝李自成底被殺，同樣是勢窮衆潰底結果：就嫌疑言，毋寧説是劉邦主使的嫌疑更大，因爲被認爲正犯的吴芮、黥布，其後都被劉邦重用的原故。
《項羽本紀》載范增説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入關，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范增是否故作此説，激勵項羽，原不可知，但是接着下面“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宫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更加顯出劉、項仁暴底差别。這當然也是正面文章。
但是事實上不是如此。《留侯世家》“樊噲諫沛公出舍，沛公不聽”句下，《集解》云：
徐廣曰：一本噲諫曰：“沛公欲有天下耶？將欲爲富家翁耶？”沛公曰：“吾欲有天下。”噲云：“今臣從入秦宫，所觀宫室帷帳珠玉鐘鼓之飾，奇物不可勝極，入其後宫，美人婦女以千數，此皆秦所以亡天下也。願沛公急還霸上，無留宫中。”沛公不聽。
在《史記》異文裡，徐廣所引本是比較可以相信的。 余别有《徐廣一本異文考》 。據此，我們可以看到劉邦是怎樣地貪戀秦宫中底貨寶婦女，雖然後來聽了張良底話，還軍霸上，但是看到劉邦獻項王白璧一雙，獻亞父玉斗一雙，賜張良金百溢，珠二斗；與陳平黄金四萬斤，恣所爲，不問其出入，那樣地慷慨，我們狠疑惑項羽所得的貨寶婦女，多分是劉邦底唾餘。漢二年四月，劉邦入彭城，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 《項羽本紀》 。更加看出他底本性。那麽“財物無所取，婦女無所幸”所寫的止是劉邦底一面，要對他作整個地認識，還要明白《史記》互見之例。
《高祖本紀》説劉邦仁而愛人，但是在其他的篇幅裡常常有相反的記載，下面就是幾個好例：
漢七年，高祖從平城過趙，趙王朝夕袒韛蔽，自上食，禮甚卑，有子婿禮。高祖箕踞詈，甚慢易之。
——《張耳陳餘列傳》
酈生説豹，豹謝曰：“人生一世間，如白駒過隙耳。今漢王慢而悔人，罵詈諸侯群臣，如罵奴耳，非有上下禮節也。吾不忍復見也。”
——《魏豹彭越列傳》
於是王欲召信拜之，何曰：“王素慢無禮，今拜大將，如呼小兒耳，此乃信所以去也。”
——《淮陰侯列傳》
昌嘗燕時入奏事，高帝方擁戚姬，昌還走。高帝逐得，騎周昌項，問曰：“我何如主也？”昌仰曰：“陛下即桀紂之主也。”
——《張丞相列傳》
騎生曰：“沛公不好儒，諸客冠儒冠來者，沛公輒解其冠，溲溺其中，與人言，常大罵，未可以儒生説也。”
——《酈生陸賈列傳》
至漢興，高祖至暴伉也。
——《佞幸列傳》
從這許多記載裡，我們看出劉邦是怎樣地暴而無禮，恰恰和“仁而愛人”一句對照。周昌稱爲桀紂之主，大致與事實相去不遠。十二年，蕭何請上林中空地，願令民得入田，漢高大怒，下廷尉械擊之。其後得釋，蕭何徒跣謝，高帝説：“相國休矣！相國爲民請苑，吾不許。我不過爲桀紂主，而相國爲賢相，吾故繫相國，欲令百姓聞吾過也。” 《蕭相國世家》 。這是一段疲頼的話，但桀紂主三字，從漢高口中逗出，正是自卑情綜底作用，所以《佞幸傳》稱爲暴伉，這也是漢高本性底流露。
孟子説：“好名之人，能讓千乘之國，苟非其人，簞食豆羹見於色。” 《盡心下》 。在孟子底時候，止看到好名之人。到了後來，好利之人，有時也可以非常慷慨，像漢高祖底封韓信、繒賀那樣地，以至“軍吏計功，以天下不足徧封”。這便是《高祖本紀》所説的“喜施，意豁如也”。但是這一切都是爲着争天下的目標。等到天下到手，那便是“苟非其人”的時候了。漢高祖以吏繇咸陽，吏皆送奉錢三，蕭何特地送了五個。其後大封功臣的時候，《史記》説：“是日悉封何父子兄弟十餘人，皆有封邑，乃益封何二千户，以帝嘗繇咸陽時，何送我獨贏奉錢二也。” 《蕭相國世家》 。這一種不棄細故的性格，全没有豁如的意態。漢宣帝微時，陳遵相隨博弈，數負進，其後宣帝即位，遵遷至太原太守。宣帝詔曰：“制詔太原太守。官尊禄厚，可以償博進矣，妻君甯時在旁，知狀。”同樣的遊戲文章，在宣帝是幽默，在高祖止看到寒傖。
關於高祖底器量，《史記》還有下列的記載：
高祖微時，嘗辟事，時時與賓客過巨嫂食。嫂厭叔，叔與客來，嫂詳爲羹盡，櫟釜，賓客以故去。已而視釜中，尚有羹，高祖由此怨其嫂。及高祖爲帝，封昆弟，而伯子獨不得封。太上皇以爲言。高祖曰：“某非忘之也，爲其母不長者耳！”於是乃封其子信爲羹頡侯。
——《楚元王世家》
當然巨嫂不是長者，但是劉信不是没有軍功的，信以兄子從軍，擊韓王信，爲郎中將，見《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封侯是他應得的，但是因爲櫟釜之故，置之不侯，臨到不得不封侯的時候，還給一個羹頡的名號，這完全是睚眥必報的器度。要説是豁達大度，那也不盡可信了。
史傳有了互見之例，不但重複可以避免，而且可以示褒貶，明忌諱，但是必待研討全書而後纔能看到事實的真相，倘使僅讀本傳，那麽不但不能得到真相，甚至所得的印像，止會是朦朧而不確實。這也是互見之例底結果。在傳叙文學裡，無論在專傳或傳叙總集裡，情形便不同了。所以要認史傳和一般傳叙文學有密切的關係則可，倘是認爲史傳就是傳叙文學，或是傳叙文學底標準，那麽不但在格局上不能一致，連帶在性質上，也是大相逕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