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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晏子春秋》

《四庫全書總目》説:“紀事始者稱傳記始黄帝,此道家野言也。究厥本原,則《晏子春秋》是即家傳,《孔子三朝記》其記之權輿乎!”又説《晏子春秋》“雖無傳記之名,實傳記之祖也”。现在專談傳叙文學,像《孔子三朝記》這樣的記載,當然可以置之不問,其他古代著作,如《穆天子傳》,一則西晉年間得自汲冢,來歷不盡可恃,二則止是想象底叙述,而不是事實底記載,無從認爲傳叙。所以要談到古代傳叙文學,止有從《晏子春秋》説起。

假如認定《晏子春秋》是中國傳叙文學之祖,我們便得承認這止是一個狠寒傖的祖宗。這裡看不到整個的體系,看不到傳主生卒年月,看不到他的世系,看不到他的心理發展。所有的止是若干片段的記載:這些記載有時還是重複的,矛盾的,乃至莫衷一是的:縱使中間確有不少優美的篇幅。至于作者及成書的時代,仍然是一個無從斷定的問題。

《史記·管晏列傳》贊:“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這是認定《晏子春秋》是晏子自撰的。《漢書·藝文志》和《隋書·經籍志》都主此説。柳宗元《辨晏子春秋》:“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爲書。或曰,晏子爲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爲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爲之。”書中記晏嬰之死,不止一處,而且記明“田氏殺君荼,立陽生;殺陽生,立簡公;殺簡公而取齊國”。這是晏子死後數十年之事,所以認爲晏子自撰,當然是一種錯誤。不過像柳宗元那樣斷定是墨子之徒爲之,也不可信。宗元的理由是:

(一)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爲己術者。(二)且其旨多尚同兼爱,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三)又非孔子,好言鬼神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四)其言問棗及古冶子等尤怪誕。(五)又往往言墨子問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

倘使宗元底理由,可以分爲五點,我們不妨提出對案。第一點是假定,不是理由。第二,《晏子春秋》没有明顯的尚同、兼爱、非樂底理論。第三,晏子非孔子,在孔子適齊,景公欲封之以爾稽 《史記》作“尼谿 ”的時候,這時正在魯昭公奔齊,齊處昭公乾侯之後。 參《史記·孔子世家》 。但是夾谷之會以後,晏子稱孔子爲聖相,見地全然改觀,所以第三點也不能成立。第四點更與墨家無涉。第五點固然不錯,但是書中也説:“仲尼聞之曰:‘小子識之,晏子以一心事百君者也。’” 卷四第二十九章 。這是孔子聞其道而稱之了。所以宗元認爲“非齊人不能具其事”,固然可信;但説“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不盡可信。本來當時顯學,儒墨之徒徧天下,加以齊處海濱,方士之説又盛,所以在《晏子春秋》裡,往往看到儒家、墨家乃至方士的踪跡。 如問棗

因爲書中各片段底重複,矛盾,以及思想底不一致,所以狠容易地顯露作者不止一人。也許晏子身後,齊人關于晏子有許多不同的記載,中間某一時代,經過某種編輯,書名《晏子春秋》也成立了,但是也正因爲編輯者不止一人,所以本子又各各不同。傳到西漢劉向校書的時候,還是説:“所校中書《晏子》十一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史書五篇,臣向書一篇,參書十三篇,凡中外書三十篇,八百三十六章。除復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書無有三十六章,中書無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這裡狠看出原本的凌亂錯雜了。所以要斷定《晏子春秋》的作者,雖然不易,但是要推定《晏子春秋》的整理者,自然是劉向了。

劉向對他整理底成績,説:

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有復重,文辭頗異,不敢遺失,復列以爲一篇;又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辨士所爲者,故亦不敢失,復以爲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觀。

六篇之中,又分三類,各有上下兩篇,故有《諫上》、《諫下》、《問上》、《問下》、《雜上》、《雜下》的篇目:這都是《内篇》。此外則有“外篇重而異者”,“外篇不合經術者”兩個篇目。當然篇目都是劉向題的,和《晏子春秋》四種原本無涉。

正和一切整理過的書籍一樣,本來不過是重複矛盾,現在雖然面目一新,但是竟成爲支離破碎。晏子原來不管經術的,但是劉向偏要把“合六經之義”和“頗不合經術”分爲内外了;《晏子春秋》原有復重,但是劉向究竟憑何標準,分成或内或外,我們也無從判斷。所以從書底精神方面説,不但非晏子所作,亦非其後齊人所作,簡直成爲劉向底作品。

這樣的整理,實在是一種面目全非的改作。也許《晏子春秋》還不能算是傳叙文學,但即使是的,也經不起這樣的蹂躪。姑舉英國的格蘭斯敦(William Ewart Gladstone)爲例罷。十九世紀中,他從政六十年,做過四次的首相,在政治生活方面,多少有些和晏子相似。身没以後,他的後輩而曾經同僚的穆萊(John Morley)替他寫了八十萬言的三册專傳。這自然無須整理的。假如有人要把傳中的故實,也分《諫篇》、《問篇》、《雜篇》,加以重而異者一篇,不合基督教旨者一篇;在各篇之中,又不問事迹前後,止以相關之人,聯名相從,例如關于皮爾(Sir Robert Peel)幾章,關于格蓝威爾(Lord Granville)幾章,關于哈定敦(Lord Hantington)幾章,一定都要以次相屬。那麽,這裡怎會看到《格蘭斯敦傳》呢?這個當然止是一種比擬,並不是説《晏子春秋》是和穆萊的《格蘭斯敦傳》一樣。

《晏子春秋》底完成,大致是在戰國時期,我們有幾個理由,可以爲這個假定的根據:

(一)《内篇·諫上》第十一章:“景公殁,田氏殺君荼,立陽生;殺陽生,立簡公,而取齊國。”田氏代齊,這是戰國的事實。

(二)《内篇·諫上》第十四章:“楚巫曰:‘公神明之主,帝王之君也。公即位十有七年矣,事未大濟者,神明未至也。請致五帝以明君德。’”這裡以帝王稱景公,顯然是諸國稱王以後的習慣。五帝之説,也不是春秋時人的思想。

(三)《内篇·雜上》第二十六章:“晏子曰:‘燕,萬乘之國也;齊,千里之塗也。泯子午以萬乘之國爲不足説,以千里之塗爲不足遠,則是千萬人之上也。’”晏子怎樣説的,我們無從斷定,但是春秋中,燕還是小國,固然談不到萬乘,就是當時的齊,也談不到萬乘,晏子不會有萬乘的觀念。這顯然是戰國時代,作者對於萬乘的觀念,印象太深,不知不覺地把它放到晏子口吻裡。

(四)《内篇·雜下》第七章:“晏公病疽,在背。高子、國子請公曰:‘職當撫瘍。’高子進而撫瘍。公曰:‘熱乎?’曰:‘熱。’‘熱何如?’曰:‘如火。’‘其色何如?’曰:‘如未熟李。’‘大小何如?’曰:‘如豆。’‘墮者何如?’曰:‘如屨辨。’……晏子入,呼宰人具盥,御者具巾,刷手温之,發席傳薦,跪請撫瘍。公曰:‘其熱何如?’曰:‘如日。’‘其色何如?’曰:‘如蒼玉。’‘大小何如?’曰:‘如璧。’‘其墮者何如?’曰:‘如珪。’晏子出,公曰:‘吾不見君子,不知野人之拙也。’”在這一段文字裡,作者借齊景公極力奚落高子、國子,顯然已在高、國失勢之後,而且把高子、國子寫成三家村的村農一樣,一心止在豆底大小,李底生熟底問題。這並不是高國底寒酸,而是作者已是另一時代的人物,久已不知春秋世卿底身分。

我們假定《晏子春秋》是戰國時代齊人關于晏子種種片段記載底集合,這裡當然有傳叙底原料,甚至是晏子傳叙最重要的原料。但是還靠不住,因爲書中充滿了無數的矛盾,所以它底價值不會超過傳説以上。最可惜的就是關于晏子底出生,没有正式的提示,關于晏子底死亡,没有翔實的記載。

晏子出仕,經過了齊靈公、莊公、景公,在這三個時代裡,都曾經受到某種的重視,所以大家稱他“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在《内篇》卷四,這個疑問放在梁丘據口中,到了《外篇》卷八,便放到孔子口中了。究竟是誰提出的,我們不能決定,因爲都狠近情;梁丘據是景公底幸臣,和晏子意見不合;孔子最後至齊,更受了晏子底歧視,也不免有些怨望。至於晏子在靈公一朝底事蹟,在《晏子春秋》裡就完全看不到。《左傳》魯襄公十八年(周靈王十六年,齊靈公二十六年紀元前五五六年):“齊晏桓子卒,晏嬰麤縗斬,苴絰帶,杖,菅屨,食鬻,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爲大夫。’”次年,晉人伐齊,齊侯禦諸平隂,范宣子把魯、莒二國準備攻齊底計劃告知齊大夫子家。《左傳》記着:“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從這兩件記載裡,我們知道晏嬰是齊國底世大夫,而且因爲從政的關係(齊靈公没於二十八年,晏嬰出仕必在晏桓子既卒,靈公未殁以前),我們可以假定晏子生於紀元前五七六年左右。

《晏子春秋》關于晏子底死亡,紀載不止一處,記清年數者在卷八第十八章:“晏子没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景公在位五十八年,假如出質唱善底事,就在這一年,那麽晏子底死,至遲不過景公四十一年(周敬王十三年,魯定公三年),即紀元前五〇七年。但是《史記·齊太公世家》却認定了晏子之卒在齊景公四十八年(周敬王二十年,魯定公十年,紀元前五〇〇年),恰恰在夾谷之會和歸魯侵地以後。這個雖然差了七年,但是假如《晏子春秋》没有其他的矛盾,我們當然還是要承認景公四十一年爲晏子卒年。

但是事態没有這樣的容易。《左傳》定公十年記夾谷之會,“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可見斯時梁丘據尚未死,但是《晏子春秋》記着梁丘據死,景公召晏子而告之。 《内篇·諫下》第二十二章 。這裡看到梁丘據死,在夾谷之會以後,晏子之死,更在梁丘據死之後。書中又説景公予魯君地山隂數百社,使晏子致之。 《内篇·雜上》第十八章 。景公一代予魯地者止此一次,當然即指夾谷以後之事,晏子致地於魯,其死於會後可知。所以即使梁丘據、晏子死亡相繼,他們底死,必定不在景公四十一年,而在四十八年。這樣一來,《晏子春秋》底矛盾,顯然可見,而《齊世家》之説,也得到相當的證明。

事態還不是這樣的。《内篇·問下》第二十八章,記着曾子問晏子,《雜上》第二十三章,又記着曾子將行晏子送之而贈以善言。曾子生年是信而有徵的。《仲尼弟子列傳》記着曾子少於孔子四十六歲。孔子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魯襄公二十二年,即紀元前五五一年,那麽曾子生於周敬王十五年,魯定公五年,即紀元前五〇五年。所以假如晏子卒於景公四十一年,那時曾子尚未生;假如卒於四十八年,那時曾子止有六歲。在這兩種假定之下,晏子、曾子酬對之事,皆無從成立。或者以爲這是好事者相傳之説,但是《禮記》、《荀子》、《説苑》都有類似的記載,不至全是好事者之説,所以我們不妨再作第三個假定。

我們假定晏子、曾子晤談底記載是翔實的,那麽第一,晏子底没年應當向後推移,和曾子底成年相去較近,同時還要看到曾子是否有遊齊底記載。在《晏子春秋》裡,除去上述兩章以外,固然没有載明曾子底行踪,但關于孔子底行踪,却有切實的記載,曾子隨着孔子,知道孔子,就知道曾子了。文如次:

仲尼相魯,景公患之,謂晏子曰:“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孔子相魯,若何?”晏子對曰:“君其勿憂。彼魯君弱主也,孔子聖相也,君不如隂重孔子,設以相齊。孔子彊諫而不聽,必驕魯而有齊,君勿納也。夫絶于魯,無主于齊,孔子困矣!”居期年,孔子去魯;之齊,景公不納;故困於陳、蔡之間。 卷八第六章

孔子爲政以後,齊人洶懼,這是事實。《史記·孔子世家》:“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拜矣,盍致地焉。’”這個齊人,當然指齊景公,定公十四年,孔子果然去魯,以後展轉衞、陳、曹、宋之間,一度還直至河上,所經之地當然有齊在内,不過除《晏子春秋》外,别無明文可考。其後哀公五年,齊景公卒;六年,孔子困於陳蔡之間。我們假定魯哀公五年(周敬王三十年,齊景公五十八年,紀元前四九〇年)孔子之齊,景公不納,是年晏子、曾子相見,其後晏子、景公先後下世。是時曾子十六歲,晏子如存,當在九十六歲左右,所以二人底會面,事實上還是可能。或者把假定的時期,提前三二年,那麽曾子十三四歲,晏子九十三四左右,有這樣的問答,也還在人情之内。固然晏子底年齡似乎高了一些,但是古代的衞武公九十五歲,猶作詩以自儆,近代的格蘭斯敦也享了九十歲的高齡,政治家底克享大年,並不是没有的事實。

當然這是一個大膽的假定,但是惟有靠此纔能解釋晏子、曾子底晤談,也惟有靠此纔能解釋晏子、孔子底凶終隙末。魯昭公二十年,齊景公、晏子適魯, 見《史記·齊世家》及《孔子世家》,不見《左傳》 。問于孔子,這是晏子、孔子相識之始。其後二人之間交誼極密,所以《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説,孔子之所嚴事,於齊晏平仲。孔子説:“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論語·公冶長》 。又説:“其言曰:‘君雖不量於臣,臣不可不量於君。’是故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横命,晏平仲之行也。” 《大戴禮·衞將軍文子》 。《晏子春秋》也説:孔子“命門弟子曰:‘救民之姓而不夸,行補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孔子對於晏子,總算是客氣得狠了。但是晏子畢竟是認爲國家底利益超過一切的,所以無論個人底私交怎樣,看到魯用孔子,對於齊國造成威脅以後,就輕輊地下了一着,孔子起初還不明白,直待到了齊國,受到景公底冷落以後,纔開始痛恨晏子底辣手。《晏子春秋》卷八記着孔子之齊,不見晏子,景公對他説:“先生奚不見寡人宰乎?”子貢也説:“見君而不見其從政者,可乎?”晏子也論及孔子説:“孔子之所以不逮舜,孔子行一節者也。”一件凶終隙末底故事,幸虧這“頗不合經術”之第八篇,還能保留着,這個自然也是《晏子春秋》底價值。

這種假定,可以解釋許多的困難。《史記》記載底異同,原可不問,在《晏子春秋》裡面:“晏子没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兩句,依然是這種假定底障礙。也許這個年字是日字之誤吧,這自然很近情,因爲君父之喪,有時而既,何况止是一個大臣,豈有在十七年之後,景公仍然念念不忘之理。不過假定儘管在事理上説得通,我們究竟没有據此改字底把握。

中國古代的傳叙,無論篇幅大小,對於傳主底生卒年月,常常記不清楚,以致關於古人底生卒,我們依然不能得到結論,這不能不算一件憾事。倘使我們承認《晏子春秋》是傳叙之祖,對於這一點,自然不能忽略。至於書中文章之美,確有不少的幾段,姑録一節於次,這裡狠看到晏子個性的描寫。

崔杼既弑莊公而立景公,杼與慶封相之,劫諸將軍大夫及顯士庶人于太宫之坎上,令無得不盟者。爲壇三仞,埳其下,以甲千列環其内外。盟者皆脱劍而入,維晏子不肯,崔杼許之。有敢不盟者, 鈎其頸,劍承其心,令自盟曰:“不與崔慶而與公室者,受其不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七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桮血,仰天嘆曰:“嗚呼!崔子爲無道,而弑其君,不與公室而與崔慶者,受此不祥。”俛而飲血。崔杼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 既在脰,劍既在心,維子圖之也。”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其君,非義也。崔子,子獨不爲夫《詩》乎?《詩》云:‘莫莫葛虆,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曲刃鈎之,直兵推之,嬰不革矣!”崔杼將殺之。或曰:“不可,子以子之君無道而殺之,今其臣有道之士也,又從而殺之,不可以爲教矣。”崔子遂舍之。晏子曰:“若大夫爲大不仁,而爲小仁,焉有中乎?”趣出,援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于野,命懸于厨,嬰命有繫矣。”按之成節而後去。《詩》云:“彼己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内篇·雜上》第三

這裡當然不免有些文飾之詞,晏子底率直,以及他對於崔杼大膽的拒絶,在其他的記載裡,都有類似的佐證;但是當着“ 鈎其頸,劍承其心”的時候,還問崔杼讀《詩》與否,這便有些不近情了。倒是上文《大雅·旱麓》四句,和下文《鄭風·羔裘》兩句,連帶對照,使人感覺這一段多分是儒家底記載,他把自己底氣息放到晏子口吻中去了。這段故事,也見《韓詩外傳》,以後又見《吕氏春秋》和《新序》,那便成爲相傳的因襲了。

《内篇·諫下》第二十章,《景公路臺成逢于何願合葬晏子諫而許》,也是一章絶妙的文字。逢于何之母死,但是父墓在路臺之下,要請晏子向景公先容,許其合葬:

晏子曰:“嘻!難哉。雖然,嬰將爲子復之,適爲不得,子將若何?”對曰:“夫君子則有以,如我者儕小人,吾將左手擁格,右手梱心,立餓枯槁而死,以告四方之士曰:‘于何不能葬其母者也。’”晏子曰:“諾。”遂入見公曰:“有逢于何者,母死兆在路寢當墉下,願請合骨。”公作色不説,曰:“自古及今,子亦嘗聞請合葬人主之宫者乎!”

在這寥寥幾行之中,我們看到逢于何底狂熱的期望,晏子底故意的幽默,以及景公底合理的怫怒。無論這是不是現實的對語,但把三個人底神態完全寫出,當然是傳叙文字底妙品。《晏子春秋》卷七還有《景公臺成,盆成括願合葬其母》一章,這和上面是同一個故事,但是逢于何又訛變爲盆成括,文字也大體類似。《晏子春秋》是許多傳説底集合,不出一手,這也是一個證明。

晏子底率直,書中還有其他底記載:

晏子使于晉,晉平公問曰:“吾子之君,德行高下如何?”晏子對以小善。公曰:“否,吾非問小善,問子之君德行高下也。”晏子蹵然曰:“諸侯之交,紹而相見,辭之有所隱也。君之命質,臣無所隱,嬰之君無稱焉。”平公蹵然而辭,送,再拜而反,曰:“殆哉吾過!誰曰‘齊君不肖’,直稱之士正在本朝也。” 《内篇·論下》第十六章

這样的率直,當然和儒家“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的原則不相容,但是晏子止是晏子,不是儒家,從《晏子春秋》中,我們還能看到他底面目。《論語·季氏》也説:“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這更佐證了晏子底批判,不是没有根據。

晏子底幽默,從“鹿生于野,命懸于厨”兩句可以看到。書中記着晏子使楚,楚人爲小門,晏子不入,説:“使狗國者從狗門入。”又説:“橘生淮南則爲橘,生于淮北則爲枳。……今民生長于齊,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民善盜耶?”這兩段故事,久已成爲小學課文,多少總嫌有些貧嘴,也許古代外交辭令,止是如此,後代如吴蜀通使,宋遼、宋金通使,也有許多類似的事態,没有什麽可稱的地方。但是書中田無宇非晏子有老妻,工女欲入身于晏子幾章 卷八 ,都可以看出晏子底幽默。自然這些是小節,但是整個的人生,正是無數小節的綜合,我們對於傳主的認識,往往從小節上看出,所以《晏子春秋》底記載,正是傳叙文學底作法。

書中看到“晏子中食而肉不足”, 《内篇·雜下》第十七章 。還有“晏子方食,景公使使者至,分食食之,使者不飽,晏子亦不飽。” 《内篇·雜下》第十八章 。“晏子食脱粟之食,炙三弋,五卵,苔菜而已。” 《内篇·雜下》第二十六章 。“晏子布衣鹿裘。” 鹿即麤字之首。《外篇》第二十六章 。“晏子朝,乘弊車,駕駑馬”; 《内篇·雜下》第二十五章 ——這是晏子簡单的生活。但是間或也有異樣的色采,例如:“齊人甚好轂擊,相犯以爲樂,禁之不止,晏子患之,迺爲新車良馬,出輿人相犯也。曰:‘轂擊者不祥!’” 《内篇·雜下》第二章 。更妙者,齊景公有所爱槐,下令:“犯槐者刑,觸槐者死。”偏偏一位醉漢犯了令,在無可如何之中,他底女兒去見晏子説:“負郭之民賤妾,請有道于相國,不勝其欲,願得充數乎下陳。”晏子笑道:“嬰其淫于色乎,何爲老而見奔!雖然,是必有故。” 《内篇·諫下》第二章 。在這許多小節底後面,我們看到晏子底人性。

因爲一般傳叙注重大事而忽略小節,所以關于《晏子春秋》中底小節,特别提出來,并不説這只是一本專記身邊瑣事的記載。我們看到莊公之死,高國之亂,連带着景公一朝的政績。固然關于晏子底大事,不一定狠完備,例如齊莊公納欒盈以後引起齊晉底戰争,當時晏子也曾諫阻,見《左傳》及《史記·齊世家》,《晏子春秋》失載,不能不算是缺憾。至於晏子底主張,書中都有狠扼要的叙述。例如: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盛君,其行如何?”晏子對曰:“薄于身而厚于民,約于身而廣于世。” 卷三第十一章

叔向問晏子曰:“世亂不遵道,上辟不用義,正行則民遺,曲行則道廢。正行而遺民乎,與持民而遺道乎,此二者之于行,何如?”晏子對曰:“嬰聞之,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爲本也。苟持民矣,安有遺道;苟遺民矣,安有正行焉?” 卷四第二十一章

叔向問晏子曰:“意孰爲高,行孰爲厚?”對曰:“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樂民。” 卷四第二十二章

晏子飲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財不足,請歛于氓。”晏子曰:“止!夫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内,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今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者也,不可!” 卷五第十四章

從這幾章,看出晏子底主張,多少有些和墨子相近,然而和墨子並不一樣。晏子是墨子底前驅,墨子是晏子底後勁。有了晏子底行爲,到了墨子方纔成爲思想,成爲主義。至於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正和仲尼聞其道而稱之,大抵相同,不能認定《晏子春秋》便是墨家底著述。

《四庫全書總目》説《晏子春秋》是傳叙文學之祖,正和達爾文説猿猴是人類之祖一樣。猿猴不是人,《晏子春秋》也還不是傳叙文學。這裡没有整個的計畫,整個的篇幅,所有的止是片段的文章,矛盾的記載。在書的後面,隱隱約約地看到晏子底形迹,但是印像狠模糊,狠零亂,有許多地方簡直不像晏子。假如認定這便是中國傳叙文學,那是一件狠大的缺憾。但是倘使認定是晏子言行録,那却比較地適當,縱使中間還有些不必要的段落。 HbaNX7JBT6uWwTuQkOv/+8TAMNXKoVGVGnrPnemvid+mh6H+7SrnV09f+oI4DK/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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