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子春秋》

《四庫全書總目》説：“紀事始者稱傳記始黄帝，此道家野言也。究厥本原，則《晏子春秋》是即家傳，《孔子三朝記》其記之權輿乎！”又説《晏子春秋》“雖無傳記之名，實傳記之祖也”。现在專談傳叙文學，像《孔子三朝記》這樣的記載，當然可以置之不問，其他古代著作，如《穆天子傳》，一則西晉年間得自汲冢，來歷不盡可恃，二則止是想象底叙述，而不是事實底記載，無從認爲傳叙。所以要談到古代傳叙文學，止有從《晏子春秋》説起。

假如認定《晏子春秋》是中國傳叙文學之祖，我們便得承認這止是一個狠寒傖的祖宗。這裡看不到整個的體系，看不到傳主生卒年月，看不到他的世系，看不到他的心理發展。所有的止是若干片段的記載：這些記載有時還是重複的，矛盾的，乃至莫衷一是的：縱使中間確有不少優美的篇幅。至于作者及成書的時代，仍然是一個無從斷定的問題。

《史記·管晏列傳》贊：“吾讀《管氏·牧民》、《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這是認定《晏子春秋》是晏子自撰的。《漢書·藝文志》和《隋書·經籍志》都主此説。柳宗元《辨晏子春秋》：“司馬遷讀《晏子春秋》高之，而莫知其所以爲書。或曰，晏子爲之而人接焉；或曰，晏子之後爲之；皆非也。吾疑其墨子之徒有齊人者爲之。”書中記晏嬰之死，不止一處，而且記明“田氏殺君荼，立陽生；殺陽生，立簡公；殺簡公而取齊國”。這是晏子死後數十年之事，所以認爲晏子自撰，當然是一種錯誤。不過像柳宗元那樣斷定是墨子之徒爲之，也不可信。宗元的理由是：

（一）墨好儉，晏子以儉名於世，故墨子之徒尊著其事，以增高爲己術者。（二）且其旨多尚同兼爱，非樂節用，非厚葬久喪者，是皆出墨子。（三）又非孔子，好言鬼神事，非儒明鬼，又出墨子。（四）其言問棗及古冶子等尤怪誕。（五）又往往言墨子問其道而稱之。此甚顯白者。

倘使宗元底理由，可以分爲五點，我們不妨提出對案。第一點是假定，不是理由。第二，《晏子春秋》没有明顯的尚同、兼爱、非樂底理論。第三，晏子非孔子，在孔子適齊，景公欲封之以爾稽 《史記》作“尼谿 ”的時候，這時正在魯昭公奔齊，齊處昭公乾侯之後。 參《史記·孔子世家》 。但是夾谷之會以後，晏子稱孔子爲聖相，見地全然改觀，所以第三點也不能成立。第四點更與墨家無涉。第五點固然不錯，但是書中也説：“仲尼聞之曰：‘小子識之，晏子以一心事百君者也。’” 卷四第二十九章 。這是孔子聞其道而稱之了。所以宗元認爲“非齊人不能具其事”，固然可信；但説“非墨子之徒，則其言不若是”。不盡可信。本來當時顯學，儒墨之徒徧天下，加以齊處海濱，方士之説又盛，所以在《晏子春秋》裡，往往看到儒家、墨家乃至方士的踪跡。 如問棗 。

因爲書中各片段底重複，矛盾，以及思想底不一致，所以狠容易地顯露作者不止一人。也許晏子身後，齊人關于晏子有許多不同的記載，中間某一時代，經過某種編輯，書名《晏子春秋》也成立了，但是也正因爲編輯者不止一人，所以本子又各各不同。傳到西漢劉向校書的時候，還是説：“所校中書《晏子》十一篇，臣向謹與長社尉臣參校讎，太史書五篇，臣向書一篇，參書十三篇，凡中外書三十篇，八百三十六章。除復重二十二篇，六百三十八章，定著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外書無有三十六章，中書無有七十一章，中外皆有以相定。”這裡狠看出原本的凌亂錯雜了。所以要斷定《晏子春秋》的作者，雖然不易，但是要推定《晏子春秋》的整理者，自然是劉向了。

劉向對他整理底成績，説：

其書六篇，皆忠諫其君，文章可觀，義理可法，皆合六經之義。又有復重，文辭頗異，不敢遺失，復列以爲一篇；又有頗不合經術，似非晏子言，疑後世辨士所爲者，故亦不敢失，復以爲一篇：凡八篇。其六篇可常置旁御觀。

六篇之中，又分三類，各有上下兩篇，故有《諫上》、《諫下》、《問上》、《問下》、《雜上》、《雜下》的篇目：這都是《内篇》。此外則有“外篇重而異者”，“外篇不合經術者”兩個篇目。當然篇目都是劉向題的，和《晏子春秋》四種原本無涉。

正和一切整理過的書籍一樣，本來不過是重複矛盾，現在雖然面目一新，但是竟成爲支離破碎。晏子原來不管經術的，但是劉向偏要把“合六經之義”和“頗不合經術”分爲内外了；《晏子春秋》原有復重，但是劉向究竟憑何標準，分成或内或外，我們也無從判斷。所以從書底精神方面説，不但非晏子所作，亦非其後齊人所作，簡直成爲劉向底作品。

這樣的整理，實在是一種面目全非的改作。也許《晏子春秋》還不能算是傳叙文學，但即使是的，也經不起這樣的蹂躪。姑舉英國的格蘭斯敦（William Ewart Gladstone）爲例罷。十九世紀中，他從政六十年，做過四次的首相，在政治生活方面，多少有些和晏子相似。身没以後，他的後輩而曾經同僚的穆萊（John Morley）替他寫了八十萬言的三册專傳。這自然無須整理的。假如有人要把傳中的故實，也分《諫篇》、《問篇》、《雜篇》，加以重而異者一篇，不合基督教旨者一篇；在各篇之中，又不問事迹前後，止以相關之人，聯名相從，例如關于皮爾（Sir Robert Peel）幾章，關于格蓝威爾（Lord Granville）幾章，關于哈定敦（Lord Hantington）幾章，一定都要以次相屬。那麽，這裡怎會看到《格蘭斯敦傳》呢？這個當然止是一種比擬，並不是説《晏子春秋》是和穆萊的《格蘭斯敦傳》一樣。

《晏子春秋》底完成，大致是在戰國時期，我們有幾個理由，可以爲這個假定的根據：

（一）《内篇·諫上》第十一章：“景公殁，田氏殺君荼，立陽生；殺陽生，立簡公，而取齊國。”田氏代齊，這是戰國的事實。

（二）《内篇·諫上》第十四章：“楚巫曰：‘公神明之主，帝王之君也。公即位十有七年矣，事未大濟者，神明未至也。請致五帝以明君德。’”這裡以帝王稱景公，顯然是諸國稱王以後的習慣。五帝之説，也不是春秋時人的思想。

（三）《内篇·雜上》第二十六章：“晏子曰：‘燕，萬乘之國也；齊，千里之塗也。泯子午以萬乘之國爲不足説，以千里之塗爲不足遠，則是千萬人之上也。’”晏子怎樣説的，我們無從斷定，但是春秋中，燕還是小國，固然談不到萬乘，就是當時的齊，也談不到萬乘，晏子不會有萬乘的觀念。這顯然是戰國時代，作者對於萬乘的觀念，印象太深，不知不覺地把它放到晏子口吻裡。

（四）《内篇·雜下》第七章：“晏公病疽，在背。高子、國子請公曰：‘職當撫瘍。’高子進而撫瘍。公曰：‘熱乎？’曰：‘熱。’‘熱何如？’曰：‘如火。’‘其色何如？’曰：‘如未熟李。’‘大小何如？’曰：‘如豆。’‘墮者何如？’曰：‘如屨辨。’……晏子入，呼宰人具盥，御者具巾，刷手温之，發席傳薦，跪請撫瘍。公曰：‘其熱何如？’曰：‘如日。’‘其色何如？’曰：‘如蒼玉。’‘大小何如？’曰：‘如璧。’‘其墮者何如？’曰：‘如珪。’晏子出，公曰：‘吾不見君子，不知野人之拙也。’”在這一段文字裡，作者借齊景公極力奚落高子、國子，顯然已在高、國失勢之後，而且把高子、國子寫成三家村的村農一樣，一心止在豆底大小，李底生熟底問題。這並不是高國底寒酸，而是作者已是另一時代的人物，久已不知春秋世卿底身分。

我們假定《晏子春秋》是戰國時代齊人關于晏子種種片段記載底集合，這裡當然有傳叙底原料，甚至是晏子傳叙最重要的原料。但是還靠不住，因爲書中充滿了無數的矛盾，所以它底價值不會超過傳説以上。最可惜的就是關于晏子底出生，没有正式的提示，關于晏子底死亡，没有翔實的記載。

晏子出仕，經過了齊靈公、莊公、景公，在這三個時代裡，都曾經受到某種的重視，所以大家稱他“事三君而得順焉，是有三心。”在《内篇》卷四，這個疑問放在梁丘據口中，到了《外篇》卷八，便放到孔子口中了。究竟是誰提出的，我們不能決定，因爲都狠近情；梁丘據是景公底幸臣，和晏子意見不合；孔子最後至齊，更受了晏子底歧視，也不免有些怨望。至於晏子在靈公一朝底事蹟，在《晏子春秋》裡就完全看不到。《左傳》魯襄公十八年（周靈王十六年，齊靈公二十六年紀元前五五六年）：“齊晏桓子卒，晏嬰麤縗斬，苴絰帶，杖，菅屨，食鬻，居倚廬，寢苫，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爲大夫。’”次年，晉人伐齊，齊侯禦諸平隂，范宣子把魯、莒二國準備攻齊底計劃告知齊大夫子家。《左傳》記着：“子家以告公，公恐。晏嬰聞之，曰：‘君固無勇，而又聞是，弗能久矣。’”從這兩件記載裡，我們知道晏嬰是齊國底世大夫，而且因爲從政的關係（齊靈公没於二十八年，晏嬰出仕必在晏桓子既卒，靈公未殁以前），我們可以假定晏子生於紀元前五七六年左右。

《晏子春秋》關于晏子底死亡，紀載不止一處，記清年數者在卷八第十八章：“晏子没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公射出質，堂上唱善，若出一口。”景公在位五十八年，假如出質唱善底事，就在這一年，那麽晏子底死，至遲不過景公四十一年（周敬王十三年，魯定公三年），即紀元前五〇七年。但是《史記·齊太公世家》却認定了晏子之卒在齊景公四十八年（周敬王二十年，魯定公十年，紀元前五〇〇年），恰恰在夾谷之會和歸魯侵地以後。這個雖然差了七年，但是假如《晏子春秋》没有其他的矛盾，我們當然還是要承認景公四十一年爲晏子卒年。

但是事態没有這樣的容易。《左傳》定公十年記夾谷之會，“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吾子何不聞焉？’”可見斯時梁丘據尚未死，但是《晏子春秋》記着梁丘據死，景公召晏子而告之。 《内篇·諫下》第二十二章 。這裡看到梁丘據死，在夾谷之會以後，晏子之死，更在梁丘據死之後。書中又説景公予魯君地山隂數百社，使晏子致之。 《内篇·雜上》第十八章 。景公一代予魯地者止此一次，當然即指夾谷以後之事，晏子致地於魯，其死於會後可知。所以即使梁丘據、晏子死亡相繼，他們底死，必定不在景公四十一年，而在四十八年。這樣一來，《晏子春秋》底矛盾，顯然可見，而《齊世家》之説，也得到相當的證明。

事態還不是這樣的。《内篇·問下》第二十八章，記着曾子問晏子，《雜上》第二十三章，又記着曾子將行晏子送之而贈以善言。曾子生年是信而有徵的。《仲尼弟子列傳》記着曾子少於孔子四十六歲。孔子生於周靈王二十一年，魯襄公二十二年，即紀元前五五一年，那麽曾子生於周敬王十五年，魯定公五年，即紀元前五〇五年。所以假如晏子卒於景公四十一年，那時曾子尚未生；假如卒於四十八年，那時曾子止有六歲。在這兩種假定之下，晏子、曾子酬對之事，皆無從成立。或者以爲這是好事者相傳之説，但是《禮記》、《荀子》、《説苑》都有類似的記載，不至全是好事者之説，所以我們不妨再作第三個假定。

我們假定晏子、曾子晤談底記載是翔實的，那麽第一，晏子底没年應當向後推移，和曾子底成年相去較近，同時還要看到曾子是否有遊齊底記載。在《晏子春秋》裡，除去上述兩章以外，固然没有載明曾子底行踪，但關于孔子底行踪，却有切實的記載，曾子隨着孔子，知道孔子，就知道曾子了。文如次：

仲尼相魯，景公患之，謂晏子曰：“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孔子相魯，若何？”晏子對曰：“君其勿憂。彼魯君弱主也，孔子聖相也，君不如隂重孔子，設以相齊。孔子彊諫而不聽，必驕魯而有齊，君勿納也。夫絶于魯，無主于齊，孔子困矣！”居期年，孔子去魯；之齊，景公不納；故困於陳、蔡之間。 卷八第六章

孔子爲政以後，齊人洶懼，這是事實。《史記·孔子世家》：“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爲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爲先拜矣，盍致地焉。’”這個齊人，當然指齊景公，定公十四年，孔子果然去魯，以後展轉衞、陳、曹、宋之間，一度還直至河上，所經之地當然有齊在内，不過除《晏子春秋》外，别無明文可考。其後哀公五年，齊景公卒；六年，孔子困於陳蔡之間。我們假定魯哀公五年（周敬王三十年，齊景公五十八年，紀元前四九〇年）孔子之齊，景公不納，是年晏子、曾子相見，其後晏子、景公先後下世。是時曾子十六歲，晏子如存，當在九十六歲左右，所以二人底會面，事實上還是可能。或者把假定的時期，提前三二年，那麽曾子十三四歲，晏子九十三四左右，有這樣的問答，也還在人情之内。固然晏子底年齡似乎高了一些，但是古代的衞武公九十五歲，猶作詩以自儆，近代的格蘭斯敦也享了九十歲的高齡，政治家底克享大年，並不是没有的事實。

當然這是一個大膽的假定，但是惟有靠此纔能解釋晏子、曾子底晤談，也惟有靠此纔能解釋晏子、孔子底凶終隙末。魯昭公二十年，齊景公、晏子適魯， 見《史記·齊世家》及《孔子世家》，不見《左傳》 。問于孔子，這是晏子、孔子相識之始。其後二人之間交誼極密，所以《史記·仲尼弟子列傳》説，孔子之所嚴事，於齊晏平仲。孔子説：“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論語·公冶長》 。又説：“其言曰：‘君雖不量於臣，臣不可不量於君。’是故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命，無道横命，晏平仲之行也。” 《大戴禮·衞將軍文子》 。《晏子春秋》也説：孔子“命門弟子曰：‘救民之姓而不夸，行補三君而不有，晏子果君子也。’”孔子對於晏子，總算是客氣得狠了。但是晏子畢竟是認爲國家底利益超過一切的，所以無論個人底私交怎樣，看到魯用孔子，對於齊國造成威脅以後，就輕輊地下了一着，孔子起初還不明白，直待到了齊國，受到景公底冷落以後，纔開始痛恨晏子底辣手。《晏子春秋》卷八記着孔子之齊，不見晏子，景公對他説：“先生奚不見寡人宰乎？”子貢也説：“見君而不見其從政者，可乎？”晏子也論及孔子説：“孔子之所以不逮舜，孔子行一節者也。”一件凶終隙末底故事，幸虧這“頗不合經術”之第八篇，還能保留着，這個自然也是《晏子春秋》底價值。

這種假定，可以解釋許多的困難。《史記》記載底異同，原可不問，在《晏子春秋》裡面：“晏子没十有七年，景公飲諸大夫酒”兩句，依然是這種假定底障礙。也許這個年字是日字之誤吧，這自然很近情，因爲君父之喪，有時而既，何况止是一個大臣，豈有在十七年之後，景公仍然念念不忘之理。不過假定儘管在事理上説得通，我們究竟没有據此改字底把握。

中國古代的傳叙，無論篇幅大小，對於傳主底生卒年月，常常記不清楚，以致關於古人底生卒，我們依然不能得到結論，這不能不算一件憾事。倘使我們承認《晏子春秋》是傳叙之祖，對於這一點，自然不能忽略。至於書中文章之美，確有不少的幾段，姑録一節於次，這裡狠看到晏子個性的描寫。

崔杼既弑莊公而立景公，杼與慶封相之，劫諸將軍大夫及顯士庶人于太宫之坎上，令無得不盟者。爲壇三仞，埳其下，以甲千列環其内外。盟者皆脱劍而入，維晏子不肯，崔杼許之。有敢不盟者， 鈎其頸，劍承其心，令自盟曰：“不與崔慶而與公室者，受其不祥。”言不疾，指不至血者死，所殺七人。次及晏子。晏子奉桮血，仰天嘆曰：“嗚呼！崔子爲無道，而弑其君，不與公室而與崔慶者，受此不祥。”俛而飲血。崔杼謂晏子曰：“子變子言，則齊國吾與子共之；子不變子言， 既在脰，劍既在心，維子圖之也。”晏子曰：“劫吾以刃而失其志，非勇也；回吾以利而倍其君，非義也。崔子，子獨不爲夫《詩》乎？《詩》云：‘莫莫葛虆，施于條枚；愷悌君子，求福不回。’今嬰且可以回而求福乎？曲刃鈎之，直兵推之，嬰不革矣！”崔杼將殺之。或曰：“不可，子以子之君無道而殺之，今其臣有道之士也，又從而殺之，不可以爲教矣。”崔子遂舍之。晏子曰：“若大夫爲大不仁，而爲小仁，焉有中乎？”趣出，援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撫其手，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必死。鹿生于野，命懸于厨，嬰命有繫矣。”按之成節而後去。《詩》云：“彼己之子，舍命不渝。”晏子之謂也。 《内篇·雜上》第三 。

這裡當然不免有些文飾之詞，晏子底率直，以及他對於崔杼大膽的拒絶，在其他的記載裡，都有類似的佐證；但是當着“ 鈎其頸，劍承其心”的時候，還問崔杼讀《詩》與否，這便有些不近情了。倒是上文《大雅·旱麓》四句，和下文《鄭風·羔裘》兩句，連帶對照，使人感覺這一段多分是儒家底記載，他把自己底氣息放到晏子口吻中去了。這段故事，也見《韓詩外傳》，以後又見《吕氏春秋》和《新序》，那便成爲相傳的因襲了。

《内篇·諫下》第二十章，《景公路臺成逢于何願合葬晏子諫而許》，也是一章絶妙的文字。逢于何之母死，但是父墓在路臺之下，要請晏子向景公先容，許其合葬：

晏子曰：“嘻！難哉。雖然，嬰將爲子復之，適爲不得，子將若何？”對曰：“夫君子則有以，如我者儕小人，吾將左手擁格，右手梱心，立餓枯槁而死，以告四方之士曰：‘于何不能葬其母者也。’”晏子曰：“諾。”遂入見公曰：“有逢于何者，母死兆在路寢當墉下，願請合骨。”公作色不説，曰：“自古及今，子亦嘗聞請合葬人主之宫者乎！”

在這寥寥幾行之中，我們看到逢于何底狂熱的期望，晏子底故意的幽默，以及景公底合理的怫怒。無論這是不是現實的對語，但把三個人底神態完全寫出，當然是傳叙文字底妙品。《晏子春秋》卷七還有《景公臺成，盆成括願合葬其母》一章，這和上面是同一個故事，但是逢于何又訛變爲盆成括，文字也大體類似。《晏子春秋》是許多傳説底集合，不出一手，這也是一個證明。

晏子底率直，書中還有其他底記載：

晏子使于晉，晉平公問曰：“吾子之君，德行高下如何？”晏子對以小善。公曰：“否，吾非問小善，問子之君德行高下也。”晏子蹵然曰：“諸侯之交，紹而相見，辭之有所隱也。君之命質，臣無所隱，嬰之君無稱焉。”平公蹵然而辭，送，再拜而反，曰：“殆哉吾過！誰曰‘齊君不肖’，直稱之士正在本朝也。” 《内篇·論下》第十六章

這样的率直，當然和儒家“父爲子隱，子爲父隱”的原則不相容，但是晏子止是晏子，不是儒家，從《晏子春秋》中，我們還能看到他底面目。《論語·季氏》也説：“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民無德而稱焉。”這更佐證了晏子底批判，不是没有根據。

晏子底幽默，從“鹿生于野，命懸于厨”兩句可以看到。書中記着晏子使楚，楚人爲小門，晏子不入，説：“使狗國者從狗門入。”又説：“橘生淮南則爲橘，生于淮北則爲枳。……今民生長于齊，入楚則盜，得無楚之水土使民善盜耶？”這兩段故事，久已成爲小學課文，多少總嫌有些貧嘴，也許古代外交辭令，止是如此，後代如吴蜀通使，宋遼、宋金通使，也有許多類似的事態，没有什麽可稱的地方。但是書中田無宇非晏子有老妻，工女欲入身于晏子幾章 卷八 ，都可以看出晏子底幽默。自然這些是小節，但是整個的人生，正是無數小節的綜合，我們對於傳主的認識，往往從小節上看出，所以《晏子春秋》底記載，正是傳叙文學底作法。

書中看到“晏子中食而肉不足”， 《内篇·雜下》第十七章 。還有“晏子方食，景公使使者至，分食食之，使者不飽，晏子亦不飽。” 《内篇·雜下》第十八章 。“晏子食脱粟之食，炙三弋，五卵，苔菜而已。” 《内篇·雜下》第二十六章 。“晏子布衣鹿裘。” 鹿即麤字之首。《外篇》第二十六章 。“晏子朝，乘弊車，駕駑馬”； 《内篇·雜下》第二十五章 ——這是晏子簡单的生活。但是間或也有異樣的色采，例如：“齊人甚好轂擊，相犯以爲樂，禁之不止，晏子患之，迺爲新車良馬，出輿人相犯也。曰：‘轂擊者不祥！’” 《内篇·雜下》第二章 。更妙者，齊景公有所爱槐，下令：“犯槐者刑，觸槐者死。”偏偏一位醉漢犯了令，在無可如何之中，他底女兒去見晏子説：“負郭之民賤妾，請有道于相國，不勝其欲，願得充數乎下陳。”晏子笑道：“嬰其淫于色乎，何爲老而見奔！雖然，是必有故。” 《内篇·諫下》第二章 。在這許多小節底後面，我們看到晏子底人性。

因爲一般傳叙注重大事而忽略小節，所以關于《晏子春秋》中底小節，特别提出來，并不説這只是一本專記身邊瑣事的記載。我們看到莊公之死，高國之亂，連带着景公一朝的政績。固然關于晏子底大事，不一定狠完備，例如齊莊公納欒盈以後引起齊晉底戰争，當時晏子也曾諫阻，見《左傳》及《史記·齊世家》，《晏子春秋》失載，不能不算是缺憾。至於晏子底主張，書中都有狠扼要的叙述。例如：

景公問晏子曰：“古之盛君，其行如何？”晏子對曰：“薄于身而厚于民，約于身而廣于世。” 卷三第十一章 。

叔向問晏子曰：“世亂不遵道，上辟不用義，正行則民遺，曲行則道廢。正行而遺民乎，與持民而遺道乎，此二者之于行，何如？”晏子對曰：“嬰聞之，卑而不失尊，曲而不失正者，以民爲本也。苟持民矣，安有遺道；苟遺民矣，安有正行焉？” 卷四第二十一章 。

叔向問晏子曰：“意孰爲高，行孰爲厚？”對曰：“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樂民。” 卷四第二十二章 。

晏子飲景公酒，令器必新。家老曰：“財不足，請歛于氓。”晏子曰：“止！夫樂者上下同之，故天子與天下，諸侯與境内，大夫以下，各與其僚，無有獨樂。今上樂其樂，下傷其費，是獨樂者也，不可！” 卷五第十四章 。

從這幾章，看出晏子底主張，多少有些和墨子相近，然而和墨子並不一樣。晏子是墨子底前驅，墨子是晏子底後勁。有了晏子底行爲，到了墨子方纔成爲思想，成爲主義。至於墨子聞其道而稱之，正和仲尼聞其道而稱之，大抵相同，不能認定《晏子春秋》便是墨家底著述。

《四庫全書總目》説《晏子春秋》是傳叙文學之祖，正和達爾文説猿猴是人類之祖一樣。猿猴不是人，《晏子春秋》也還不是傳叙文學。這裡没有整個的計畫，整個的篇幅，所有的止是片段的文章，矛盾的記載。在書的後面，隱隱約約地看到晏子底形迹，但是印像狠模糊，狠零亂，有許多地方簡直不像晏子。假如認定這便是中國傳叙文學，那是一件狠大的缺憾。但是倘使認定是晏子言行録，那却比較地適當，縱使中間還有些不必要的段落。 TcqL0UF1EDvD5VPLAfzYKktDzPH/+KP3mf4Oba2NeoQtymN9q0OIRJA5wSpvpVb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