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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通》説：“隋史，當開皇、仁壽時王邵爲書八十卷，以類相從，定其篇目，至於編年、紀傳，並闕其體。煬帝世，唯有王胄等所修《大業起居注》，及江都之禍，仍多散逸。皇家貞觀初，敕中書侍郎顔師古、給事中孔穎達，共撰成《隋書》五十五卷，與新撰《周書》並行於時。” 《外篇·古今正史》 。王邵《齊志》，狠受劉知幾底推崇，但是他底《隋書》，便成問題。今《隋書》稱其“多録口敕，又採迂怪不經之語及委巷之言，以類相從，爲其題目，辭義繁雜，無足稱者”。 卷六十九《王邵傳》 。顔師古等底《隋書》，以王邵底《隋書》爲藍本，一部分的委巷不經之談，未盡删除，而且關於隋代的記載，常常受到當代政制底影響，以致陷於失實。在這方面，有時還期待後人底稽考。
唐僧道宣的《續高僧傳》，便是一部可供參考的書籍，尤其關於隋代佛教的一部分。討論隋代史實，過於着重佛教方面，或許有一點畸重的嫌疑，但是假使我們瞭解隋文帝的個性，和他得國的原因，以及其後諸子争立和佛教徒在當時知識界活躍的狀態，那麽我們會知道明白了隋代佛教的情形，便會認識隋代政制的一個方面。
道宣没於唐高宗乾封二年十月，年七十二， 宋僧贊寧《宋高僧傳》卷十四《釋道宣傳》 。逆推當生於隋文帝開皇十六年，所以道宣的一生，恰當隋唐佛教全盛的時期。唐高宗顯慶元年，敕建西明寺初就，道宣即爲上座；乾封二年道宣没後，高宗下詔崇飾，《傳》稱：“宣之持律，聲震竺乾，宣之編修，名滿天下。”在佛教徒中，稱爲南山律宗初祖，其後代宗大曆“十一年十月，敕每年内中出香一合，送西明寺故道宣律師堂，爲國焚之，禱祝”。 見《傳》 。懿宗咸通十年敕諡澄照律師。從這些記載裡，我們看到道宣在唐代佛教徒中的地位。在估量《續高僧傳》的價值時，這是一個因素。
《續高僧傳》成於何時，不得而知。從内容看，大致是一部累積的著作。《道亮傳》 卷二十三 稱：“至今貞觀十九年，春秋七十七矣。”《慧乘傳》 卷二十五 稱：“今上時爲秦王。”《智實傳》 卷二十五 稱：“主上時爲秦王”；《智令傳》稱：“今上任總天策。”這是太宗時所作的明證。但是《玄奘傳》卷五稱玄奘没於麟德元年；《曇光傳》 卷二十九 稱“今麟德二年”；《法沖傳》 卷二十七 稱“至今麟德，年七十九矣”。這是高宗時所作的明證。所以《續高僧傳》的敘述，至遲必起自貞觀十九年，至早必終於麟德二年。中間至少歷時二十一年。這不能不算是一部用力至勤的著作。
道宣的著作，一部分雖成於顔師古等的《隋書》以後，但是一部分卻與《隋書》同時，或在其後不久。《住力傳》 卷三十 稱住力值大業“十四年隋室喪亂，道俗流亡，骸若萎朽，充諸衢市，誓以身命守護殿閣。”《智命傳》 卷二十九 稱：“皇泰之初，越王即位，歷官至御史大夫。”案煬帝大業十三年，李淵入長安，立代王侑爲皇帝，改元義寧，遥遵帝爲太上皇；次年，煬帝被弑，元文都等立越王侗爲帝，改元皇泰。《隋書·煬帝紀》 卷四 削去大業十四年、皇泰元年的年號，直稱義寧二年。道宣的記載，證實了《續高僧傳》是一部不受《隋書》影響，乃至不受唐代影響的書，這也是值得注意的一點。
道宣《續高僧傳·序》自稱“今余所撰，恐墜接前緒，故不獲已而陳。或博諮先達，或取訊行人，或即目舒之，或討讎集傳。南北國史，附見徽音，郊郭碑碣，旌其懿德。皆撮其志行，舉其器略。”這是列舉史料的來源。現在不計國史所載以及關於碑誌的部分，單計傳、狀的部分，也可看出道宣搜討的勤勞。關於隋代高僧的傳狀，道宣叙陳的有《惠遠行狀》 智猛撰，見卷八 、《靖嵩行狀》 道基撰，見卷十 、《志念行狀》《道基傳》， 見卷十一 、《曇遷行狀》 明則撰，見卷十八 、《法純自序》 卷十八 、《那連提黎耶舍本傳》 卷一 、《僧曇别傳》 卷十 、《靈璨别傳》 卷十二 、《信行本傳》 卷十六 、《智顗别傳》 卷十七 、《智顗行傳》 法琳撰，見卷十七 、《曇遷别傳》 卷十八 、《智通本傳》 行友撰，見卷十八 、《覺朗别傳》 卷二十二 、《慧達别傳》 卷三十 、《神尼智仙傳》 王邵撰，見卷二十八 、《明馭别傳》 卷二十八 。自此以外，所舉别記卷二十九《寶相傳》、私記 卷十四《慧稜傳》 、遥記 卷二十七《岑闍黎傳》 ，以及其他的記載例如卷十八《智顗傳》言：沙門灌頂歷其景行，可二十餘紙尚多。但是一部分的史料，還是道宣自己的經歷，全書中留下不少的例證，不及列舉。所以在史料的搜集方面，道宣曾經費了狠大的努力，而且許多是直接的史料，更增加了全書的價值。他敘述隋唐之間的高僧，難免偏重交遊，全憑主觀，但是傳叙的著作，要絶對地專憑客觀，是一件不可能的事，總傳主題太多，尤其無從下手，這是我們應當知道的事。
隋文帝的得國，在中國史上是一件狠平凡，然而狠難理解的事。在文事方面，《隋書·音樂志》 卷十四 説：“高祖素不悦學。”《榮毗傳》 卷六十六 稱開皇初年，榮建緒入朝，文帝因其對於禪代之際，未有贊同，“謂之曰：‘卿亦悔未？’緒稽首曰：‘臣位非徐廣，情類楊彪。’上笑曰：‘朕雖不解書語，亦知卿此言不遜也。’”在武事方面，《隋書》雖没有留下什麽不利的記載，但是《續高僧傳》提出“大隋受禪，闡隆象法，以文皇在周，既總元戎，躬履鋒刃，兵機失捷，逃難于并城南澤。後飛龍之日，追惟舊壤。開皇元年，乃於幽憂之所，置武德寺焉。” 卷十二《慧覺傳》 。又《道密傳》 卷二十八 稱：“其龍潛所經四十五州，皆悉同時爲大興國寺。”這四十五州是否都和失機逃難有關，没有佐證，但曾經失機逃難是一件無可置疑的事實。
這樣的一個不學無術、臨陣脱逃的庸才，後來所以復起者，完全仗着女兒爲周宣帝的皇后。但是即使如此，地位還是非常危險。《隋書》留下後列的記載：
帝有四幸姬，並爲皇后，諸家争寵，數相毁譖。帝每忿怒，謂后曰：“必族滅爾家。”因召高祖，命左右曰：“若色動，即殺之。”高祖既至，容色自若，乃止。
——《隋書》卷一《高祖紀上》
高祖爲宣帝所忌，情不自安。嘗在永巷，私於譯曰：“久願出藩，公所悉也，敢布心腹，少留意焉。”譯曰：“以公德望，天下歸心，欲求多福，豈敢忘也，謹即言之。”時將遣譯南征，譯請元帥。帝曰：“卿意如何？”譯對曰：“若定江東，自非懿戚重臣，無以鎮撫。可令隋公行，且爲壽陽總管，以督軍事。”帝從之。
——《隋書》卷三十八《鄭譯傳》
就在這一個刹那以後，宣帝不豫，於是朝廷權要争奪大權。顔之儀謀引大將軍宇文仲輔政的計畫失敗了，而劉昉、鄭譯引隋文輔政的計畫成功。一個岌岌自危的楊堅，成爲親受顧命、入總朝政的大丞相。從此誅諸王，滅宿將，一步步踏上了篡奪的路線。但是在尉遲迥稱兵鄴城的時候，還是危險。隋文派韋孝寬征討，韋孝寬便不甚可靠，派諸將出征，號令又不一。只得另派親信監軍，但是劉昉自言未嘗爲將，鄭譯又以母老爲辭。幸虧高熲請行，到了鄴城，戰事不利，更仗着攻擊觀戰士女的詭計，在轉相騰藉的狀況下面，討平尉迟迥。從此楊堅底權勢纔有把握，再從事以隋代周的布置。在最初的時候，一切没有預期，成功的機緣，完全出於意外。
這已經可以使得隋文相信他的命運了。同時正因爲他是一個不學無術的人，更充滿了無謂的迷信。《隋書》卷二十四《食貨志》説：“帝以歲暮晚日，登仁壽殿，周望原隰，見宫外燐火彌漫，又聞哭聲。令左右觀之，報曰：‘鬼火。’帝曰：‘此等工役而死，既屬年暮，魂魄思歸耶？’乃令灑酒宣敕，以呪遣之。自是乃息。”《續高僧傳》卷三十《僧明傳》説，隋文滅陳以後，聞有晉道安造丈八金像，“乃遣迎接大内供養，以像立故，帝恒侍奉，不敢對坐。乃下敕曰：‘朕年老，不堪久立侍佛，可令有司造坐佛，其相還如育王，本像送興善寺。’”從許多方面看到隋文止是一個又兇殘，又胆怯，又僥倖，又迷信的人。要把隋文和前不久的周武帝對比，回想到周武那種“真佛無像”的高論， 見《續高僧傳》卷八《慧遠傳》 。真是天壤相隔了。
周武的心理型態適合於毁法，而隋文的心理型態便適合於興法。這便是周、隋之間毁法興法的解釋。關於周武的事不談，專談隋文。
興王之初，都免不了相當的附會。在古帝先王佔有羣衆心理的時候，便附會到堯後舜裔；在儒家佔有羣衆心理的時候，便附會到讖緯符命。所以在佛教佔有羣衆心理的時候，便附會到佛經梵夾。隋文時代便有後列的記載：
劭於是採民間歌謡，引圖書讖緯，依約符命，捃摭佛經，撰爲《皇隋靈感誌》，合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劭集諸州朝集使，洗手焚香，閉目而讀之，曲折其聲，有如歌詠。經涉旬朔，徧而後罷。上益喜，賞賜優洽。
——《隋書》卷六十九《王邵傳》
時有秀才儒林郎侯白，奉敕撰《旌異傳》一部二十卷，多叙感應即事，亟涉弘演釋門者。……又有晉府祭酒徐同卿，撰《通命論》兩卷。卿以文學之富，鏡達玄儒等教，亦明三世因果，但文言隱密，先賢之所未辯，故引經史正文，會通運命，歸於因果。
——《續高僧傳》卷二《達摩笈多傳》
有王舍城沙門遠來謁帝，……將還本國，請《舍利瑞圖經》，及《國家祥瑞録》。敕又令琮翻隋爲梵，合成十卷，賜諸西域。
——《續高僧傳》卷二《彦琮傳》
附會符瑞是隋文興法的一個動機，其次便是牢籠當時的智識階級。從晉宋到隋唐，在中國智識界取得領導地位的，是佛教徒而不是儒教徒，這是一個明顯的事實。再加以僧徒和一般民衆發生密切的關係，擁有廣大的民衆，更加鞏固了他們的地位。在周、齊對立的時候，周的佛教已經盛行，高齊更是佛化甚深的國家，當時有四萬餘寺，僧尼二百餘萬。 《續高僧傳》卷八《法上傳》 。及至周武平齊以後，繼以滅法，普廢天下佛寺。於是二百餘萬智識分子普遍失業，這便是周武種下的惡因，以後宇文周在佛教徒中遂引起甚深的嫉視。隋文得政以後，第一着便是復立佛寺。《慧遠傳》説：
大象二年，天元微開佛化，東西兩京各立陟岵大寺，置菩薩僧，頒告前德，詔令安置，遂爾長講少林。大隋受禪，天步廓清，開皇之始，蒙預落髮，舊齒相趨，翔於雒邑，法門初開，遠近歸奔，望氣成津，奄同學市。
陟岵寺底後身，便是隋代的大興善寺，在隋文帝時，負着領導全國的地位。《法藏傳》 《續高僧傳》卷十九 説：“大定元年二月十二日，丞相龍飛。……十五日奉敕追前度者，置大興善寺，爲國行道，自此漸開，方流海内。”其後國都改建，城曰大興城，殿曰大興殿，門曰大興門，縣曰大興縣。“乃擇京師中會，路均近遠，於遵善坊天衢之左而置寺焉，今之大興善是也。” 卷二十二《靈藏傳》 。《慧常傳》 卷三十一 稱：“興善大殿，鋪基十畝。”我們藉此可以想象建築之偉大。
隋文當權以後，改創大興善寺，接下來便是度百二十僧。《續高僧傳》有下列的記載：
大象之初，皇隋肇命，法炬還照，即預百二十僧，敕住興善。
——卷十七《曇崇傳》
隨文御
，重啟法筵，百二十僧，釋門創首，昌
曇獻之師昌律師
膺此選也。仍僧别度侍者一人，獻預其位。
——卷二十一《曇獻傳》
逮天元遘疾，追悔昔愆，開立尊像，且度百二十人爲菩薩僧，延預在上班，仍恨猶同俗相，還藏林藪。隋文創業，未展度僧，延初聞改政，即事鬀落，法服執錫，來至王庭，面申弘理。未及敕慰，便先陳曰：“敬聞皇帝四海爲務，無乃勞神？”帝曰：“弟子久思此意，所恨不周。”延曰：“貧道昔聞堯世，今日始逢。”云云。帝奉聞雅度，欣泰本懷，共論開法之模，孚化之本。延以寺宇未廣，教法方隆，奏請度僧，以應千二百五十比丘、五百童子之數。敕遂總度一千餘人，以副延請。此皇隋釋化之開業也。
——卷八《曇延傳》
天元即周宣帝，所謂追悔昔愆，這是指大象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隋書》不載日期，見《續高僧傳》卷十九《法藏傳》 隋文作相以後的事。六月法藏下山，與隋文對論三寶，尋又還山。至七月初，追藏下山，更詳開化，至十五日，令遣藏共景陵公檢校度僧百二十人 見《法藏傳》 。這是佛化之始。以後曇延請度僧一千二百五十人、童子五百；曇崇上奏，更立九寺，這是佛化底第二步。《隋書·高祖紀》稱隋文爲丞相後，大崇惠政，天下悦之。這便是惠政底一端。以後再度三千人；《僧辯傳》 卷十五 ：“開皇初年，敕遣蘇威簡取三千人，用充度限，辯年幼小，最在末行。”即指此。最大的成就在開皇十年：
十年春，帝幸晉陽，敕遷隨駕。既達并部，又詔令僧御殿行道。至夜追遷入内，與御同榻。帝曰：“弟子行幸至此，承大有私度山僧於求公貫，意欲度之，何如？”遷曰：“昔周武御圖，殄滅三寶，衆僧等或剗迹幽巖，或逃竄異境。陛下統臨大運，更闡法門，無不歌詠有歸，來投聖德。比雖屢蒙招引度脱。而來有先後，致差際會。且自天地覆載，莫匪王民，至尊汲引萬方，寧止一郭蒙慶。”帝沈慮少時，方乃允焉。因下敕曰：“自十年四月以前，諸有僧尼私度者，並聽出家。”故率土蒙度數十萬人，遷之力矣。
——卷十八《曇遷傳》
開皇十年，敕僚庶等，有樂出家者，並聽。時新度之僧乃有五十餘萬。
——卷十《靖嵩傳》
《曇遷傳》又説：“十四年，柴燎岱宗，遷又上諸廢山寺并無貫逃僧，請並安堵，帝又許焉。因敕率土之内，但有山寺一僧已上，皆聽給額，私度附貫。遷又其功焉。”于是周、齊、梁、陳僧衆，除去死亡還俗以外，完全安堵。在弘揚佛化的方面，曇遷成了大功，在牢籠智識階級的方面，隋文也成了大功。
佛教徒入京以後，第一件事便是譯經。最先從事的是那連提黎耶舍，《傳》 卷二 稱：“二年七月，弟子道密等侍送入京，住大興善寺。其年季冬，草創翻業。敕昭玄統沙門曇延等三十餘人，令對翻傳。”同傳又稱沙門毗尼多流支開皇二年於大興善譯《象頭精舍》、《大乘總持經》二部，沙門法纂筆受，沙門彦琮製序。開皇三年，西域經至，敕彦琮翻譯 卷二《彦琮傳》 。同年，敕招明贍翻譯，住大興善寺。 卷二十五《明贍傳》 。開皇五年，沙門曇延等三十餘人奏請敕追闍那崛多翻譯。《闍那崛多傳》 卷二 稱：“爾時耶舍已亡，專當元匠，於大興善更召婆羅門僧達摩笈多，并敕居士高天奴、高和仁兄弟等同傳梵語。又置十大德沙門僧休、法粲、法經、慧藏、洪遵、慧遠、法纂、僧暉、明穆、曇遷等，監掌翻事，銓定宗旨，沙門明穆、彦琮重對梵本，再審覆勘，整理文義。”同時還有達摩般若，有敕召掌翻譯。 見《闍那崛多傳》 。開皇七年，沙門靈幹蒙敕令住興善，爲譯經證義沙門。 卷十二《靈幹傳》 。開皇十年，達磨笈多奉敕翻經，移住興善。 卷二《達磨笈多傳》 。開皇十一年，敕洪遵與天竺僧共譯梵文。 卷二十二《洪遵傳》 。開皇十二年，下敕慧遠令知翻譯，刊之辭義。 卷八《慧遠傳》 。這些都是開皇年間譯經的故事。
開皇年間，敕招諸州大德，以及下敕勞問的記載，不勝枚舉。最重要的是開皇七年敕召六大德入京的事。《續高僧傳》有下列的記載：
屬開皇七年秋，下詔曰：“皇帝敬問徐州曇遷法師：承修敘妙因，勤精道教，護持正法，利益無邊，誠釋氏之棟梁，即人倫之龍象也。深願巡歷所在，承風飡德，限以朝務，實懷虚想，當即來儀，以沃勞望。弟子之内閑解法相、能轉梵音者十人，並將入京。當與師崇建正法，刊定經典。且道法初興，觸途草創，弘奬建立，終藉通人，京邑之間，遠近所湊，宣揚法事，爲惠殊廣，想振錫拂衣，勿辭勞也。尋望見師，不復多及。”時洛陽慧遠、魏郡慧藏、清河僧休、濟陽寶鎮、汲郡洪遵，各奉明詔，同集帝輦。遷乃率其門人，行塗所資，皆出天府。與五大德謁帝於大興殿，特蒙禮接，勞以優言。又敕所司並於大興善寺安置供給，王公宰輔，冠蓋相望。雖各將門徒十人，而慕義沙門，敕亦延及，遂得萬里尋師，於焉可想。
——卷十八《曇遷傳》
七年春往定州，途由上黨，留連夏講，遂闕東傳，尋下璽書，殷勤重請，辭又不免，便達西京。於時敕召大德六人，遠其一矣。仍與常隨學士二百餘人創達帝室，親臨御筵，敷述聖化，通孚家國。上大悦，敕住興善寺，勞問豐華，供事隆倍。
——卷八《慧遠傳》
這一件事在《慧藏傳》 卷九 、《洪遵傳》 卷二十二 皆有記載。曇遷敷宏《攝論》，受業千數；慧遠常居講説，四方投學七百餘人， 皆見本傳 。都是當時的盛集。
關於僧官底制度，《智聚傳》 卷十 説，開皇“十二年敕置僧官”，這是不甚可靠的記載。本來魏、齊、梁、陳都有僧官，見於《續高僧傳》者：魏有僧統； 卷八《靈詢傳》 。齊置十統，有大統，有通統； 卷八《法上傳》 。梁有僧正； 卷五《法申傳》 。陳有大僧都、 卷九《慧暅傳》 。大僧正。 卷九《寶瓊傳》 。隋初州置僧正，《僧晃傳》 卷三十 稱：“大隋啟祚，面委僧正，匡御本邑。”可證。僧正之上有都統，《靈裕傳》 卷九 稱開皇三年相州刺史樊叔畧舉靈裕爲都統，可證。《慧遠傳》 卷八 稱“下敕授洛州沙門都，匡任佛法。”都與統亦有别，《那連提黎耶舍傳》 卷二 稱“昭玄統沙門曇延、昭玄都沙門靈藏”，可證。昭玄都、昭玄統爲齊時官名，大抵由都轉統，《耶舍傳》：“授昭玄都，俄轉爲統。”《曇遵傳》 卷八 ：“年餘七十，舉爲國都，尋轉爲統。”可證。隋亦有國統，《靈裕傳》：“仍詔所司盛集僧望，評立國統，衆議咸屬，莫有異詞。”可證。又有大統，《僧猛傳》 卷二十四 稱：“尋授爲隋國大統三藏法師，委以佛法，令其宏護。”大統似即國統，《法上傳》可爲旁證。諸統之上，又有平等沙門，《曇延傳》 卷八 ：“敕又拜爲平等沙門。”《智聚傳》：“道俗稽請居平等沙門之任。”可證。隋文拜曇延爲師，又敕楊素、蘇威躬訪智聚，接足頂禮，故二人資望，又在諸僧之上。這是關於僧官的設置。
《法應傳》 卷十九 稱：“開皇十二年，有敕令搜簡三學業長者，海内通化，崇於禪府，選得二十五人，其中行解高者，應爲其長。敕城内别置五衆，各使一人曉夜教習，應領徒三百，於實際寺相續傳習，四事供養，並出有司。”這是關於僧徒教育的設施。《亡名傳》 卷七 稱僧琨爲隋二十五衆讀經法主；《僧粲傳》 卷九 稱：“至十七年下敕，補爲二十五衆第一摩訶衍匠。”《法彦傳》 卷十 稱：“開皇十六年下敕，以彦爲大論衆主。”《法總傳》 卷十 稱：“開皇年中敕召爲涅槃衆主。”《靈璨傳》 卷十 稱：“開皇十七年中，下敕補爲衆主。”《童真傳》卷十十稱開皇“十六年别詔以爲涅槃衆主。”《寶襲傳》 卷十二 稱：“開皇十六年敕補爲大論衆主。”《慧遠傳》 卷十一 稱“開皇十七年請遷爲十地衆主。”《洪遵傳》 卷二十二 稱：“十六年，復敕請爲講律衆主。”《智隱傳》 卷二十八 稱：“至十六年，……下敕補充講論衆主。”皆可證。
關於隋文及獨孤后尊崇僧徒，親受戒法事，《續高僧傳》記載不一，略舉如後：
開皇之始，下敕徵召，延入京室，住大興善，供事隆厚，日問起居，屢止紫庭，坐以華褥，帝親供待，欽德受法。
——卷二十八《曇觀傳》
宫闈嚴衛，來往艱阻，帝卒須見，頻闕朝謁，乃敕諸門不須安籍，任藏往返。及處内禁，與帝等倫，坐必同榻，行必同輿，經綸國務，雅會天鑒。有時住宿，即邇寢殿，
賜之費，蓋無競矣。開皇四年，關輔亢旱，帝引民衆就給洛州，敕藏同行，共通聖化。既達所在，歸投極多。帝聞之，告曰：“弟子是俗人天子，律師爲道人天子，有樂離俗者，任師度之。”
——卷二十二《靈藏傳》
至六年亢旱，……帝遂躬事祈雨，請延於大興殿登御座，南面授法，帝及朝宰五品已上，咸席地北面而受八戒。……帝既稟爲師父之重，又敕密戚懿親，咸受歸戒，至於食息之際，帝躬奉飲食，手御衣裳，用敦弟子之儀。
——卷八《曇延傳》
帝語蘇威曰：“朕知裕師剛正，是自在人，誠不可屈節。”乃敕左僕射高熲、右僕射蘇威、納言虞慶則、總管賀若弼等諸公，詣寺宣旨，代帝受戒懺罪。
——卷九《靈裕傳》
文帝聞純懷素，請爲戒師，自辭德薄，不敢聞命。帝勤注不已，遂處禁中，爲傳戒法。……開皇十五年，文帝又請入内，爲皇后受戒。
——卷十八《法純傳》
崇既令重當朝，往還無壅，宫閤之禁，門籍未安，須有所論，執錫便進。時處大内，爲述浄業，文帝禮接，自稱師兒，獻后延德，又稱師女。
——卷十七《曇崇傳》
此外如敕曇遷隨駕，“與御同榻，自稱弟子” 卷十八《曇遷傳》 之類，推崇僧徒已達極點，但是隋文對於佛教的認識，仍不外於經像報應之類。開皇十三年下詔，“諸有破故佛像，仰所在官司精加檢括，運送隨近寺内。率土蒼生，口施一文，委州縣官人檢校莊飾。” 《曇遷傳》 。《法藏傳》 卷十九 還有“十六年，隋祖幸齊州失豫，王公已下奉造觀音”的記載。這裡可以看到他對於佛教的認識，和梁武帝的信佛截然不同。開皇十一年，詔以平陳所得古器，多爲妖變，悉命毁之。 《隋書》卷二《高祖紀》 。十五年，詔名山大川未在祀典者悉祠之。 同上 。這樣的人提倡佛教，正是佛教的不幸。
同時的道教是着重禎祥福應的，因此在僥倖而迷信的隋文時代，不但没有因爲佛教的復興而受到壓迫，反而受到相當的重視。開皇二十年詔稱：“佛法深妙，道教虚融，咸降大慈，濟度羣品，凡在含識，皆蒙覆護。” 《隋書》卷二《高祖紀》 。《續高僧傳》卷三十二《護法》論稱：“有隋御宇，深信釋門，兼陳李館，爲收恒俗。”李館就是道觀，可以證明。在這個時期最不幸的是儒教。開皇二十年，廢國子四門及州縣學，唯置太學博士二人，學生七十二人。 《隋書》卷七十五《劉炫傳》 。又《高祖紀》作：“仁壽元年，國子學唯留學生七十人，太學、四門及州縣學並廢。”紀年相差一年，人數亦異。儒家不言因果報應，遇到專言因果報應又不悦學的皇帝，這正是應有的結果。《李士謙傳》 《隋書》卷七十七 稱客問三教優劣，“士謙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要以當時三教盛衰而論，儒止能説是爝火，去五星還遠，不過在這一時期裡，佛、道、儒的順序是不錯的。
隋文在位二十四年，計開皇二十年，仁壽四年。開皇年間是佛化的開始，仁壽年間是佛化的成熟。在成熟期中，主要的事是舍利塔的普造和大禪定寺的創設。舍利塔的事正和隋文的誕生同樣是一段神話。《高祖紀》言：皇妣吕氏“生高祖於馮翊般若寺，紫氣充庭。有尼來自河東，謂皇妣曰：‘此兒所從來甚異，不可於俗間處之。’尼將高祖舍於别館，躬自撫養。皇妣嘗抱高祖，忽見頭上角出，徧體鱗起。皇妣大駭，墜高祖於地。尼自外入見曰：‘已驚我兒，致令晚得天下。’”這件故事，見《續高僧傳》卷二十八《道密傳》，又言：“乃命史官王劭爲尼作傳。”我們知道這便是撰《皇隋靈感誌》的王邵，那麽這件故事的價值，可想而知。其次便是舍利的故事，《續高僧傳》有兩種不同的記載：
文帝昔在龍潛，有天竺沙門以一裹舍利授之云：“此大覺遺身也，檀越當盛興顯則，來福無疆。”言訖，莫知所之。
——卷十八《曇遷傳》
仁壽元年，帝及后宫同感舍利並放光明，砧鎚試之，宛然無損。
——卷二十八《道密傳》
舍利的來歷，好像有二，其實都是出自隋文帝、后。迷信的君主往往製造迷信，這正是他們統治現在、邀福將來的工具。《隋書》卷二《高祖紀》稱，開皇二十年六月頒舍利於諸州。其實這是仁壽年間的事，而且前後三次，共頒一百餘州。這個當然是《隋書》的疏漏。《曇遷傳》稱仁壽元年“乃出本所舍利，與遷交手數之，雖各專意，而前後不能定數。帝問所由，遷曰：‘如來法身過於數量，今此舍利即法身遺質，以事量之，誠恐徒設耳。’帝意悟，即請大德三十人，安置寶塔爲三十道，建軌制度，一准育王”。這是第一度。二年春，下敕於五十餘州分布起廟，四年，又下敕於三十州造廟。 見《曇遷傳》 。又卷十四《童真傳》言前後諸州一百一十所。這是第二度、第三度。考其原因，大致國力充實，又加僧徒慫恿，隋文想模仿阿育王的故事，於諸州造塔，這是一；同時分派諸僧遠赴各州，也許在造塔以外，還有觀風省俗的使命，這是二。至於造塔之時，各地僧徒報稱靈瑞，這本是中國史常有的故事，漢人的獻符命和宋人的獻靈芝，情事全是一樣，不過這時的獻塔瑞，止由僧徒專美而已。隨有塔下，皆圖神尼，便和開國的故事印證。隋文又言：“我興由佛法，而好食麻豆，前身以從道人裡來。”更易取得僧徒的擁護。《道密傳》載當時塔銘，這是一種不易得的文獻，録於次。
維年月，菩薩戒佛弟子大隋皇帝堅，敬白十方三世一切三寶弟子：蒙三寶福祐，爲蒼生君父，思與民庶共建菩提，今故分布舍利，諸州供養，欲使普修善業，同登妙果。仍爲弟子法界幽顯，三塗八難，懺悔行道。奉請十方常住三寶，願起慈悲，受弟子等請，降赴道場，證明弟子爲諸衆生發露懺悔。
關於當時造塔諸州及敕送舍利之僧徒列表於次，紀年用《續高僧傳》原文，泛稱仁壽者用仁壽字，不載年代者從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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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皇年間興大興善寺，到仁壽年間復有禪定寺的崛起。《隋書·沈充傳》 卷六十四 稱：“初建禪定寺，其中幡竿高十餘丈。”這是禪定寺見於正史的一頁。隋代高僧在開皇年間住大興善寺，到仁壽以及大業年間，作大興善寺，和禪定的相等。東都慧日寺、西京日嚴寺都不能比。關於禪定寺創造的時期，共有兩説。或謂仁壽二年獨孤后崩後，始造禪定， 例如卷十八《曇遷傳》 。或謂隋文崩後，禪定鬱興。 例如卷十《靖玄傳》 。實則獨孤后崩後創造者禪定寺，隋文崩後創造者稱大禪定寺，所以卷二十五《明贍傳》有“下敕於兩禪定各設盡京僧齋”的記載，《曇遷傳》中關於禪定寺有詳密的叙述：
及獻后云崩，於京邑西南置禪定寺，架塔七層，駭臨雲際，殿堂高竦，房宇重深，周閭等宫闕，林圃如天苑，舉國崇盛，莫有高者。仍下敕曰：“自稠師滅後，禪門不開，雖戒慧乃宏，而行儀攸闕。今所立寺，既名禪定，望嗣前塵，宜於海内召名德禪師百二十人，各二侍者，並委遷禪師搜揚。”有司具禮，即以遷爲寺主。
綜觀隋文一代興法之事，不可謂不盛，但是當時有識之士不盡贊同。《道林傳》 卷十九 稱：“隋開皇之始，創啟玄宗，敕度七人，選窮翹楚，有司加訪，搜得林焉。文皇親命出家，苦辭不可，乃啟曰：‘貧道聞山林之士，往而不返，浩然之氣，獨結林泉，望得連蹤既往，故應義絶凡貫。陛下大敞法門，載清海陸，乞以此名遺虚仰者。’”其後道林逃還太白山，再逃梁山之陽，對於當時的虚譽，避之若浼。這是一例。其次，《靈裕傳》 卷九 稱開皇三年，相州刺史樊叔畧舉爲都統，靈裕逃往燕趙。開皇十年，在洺州靈通寺，夜於庭中，得書一牒，言述命報，厄在咸陽。十一年，隋文帝下詔召靈裕入京。“裕得書惟曰：‘咸陽之厄，驗於斯矣。然命有隨遭，可辭以疾。’又曰：‘業緣至矣，聖亦難違。’乃步入長安，不乘官乘。”其後衆議舉爲國統，靈裕堅辭還山，“告門人曰：‘王臣親附，久有誓言，近則侮人輕法，退則不無遥敬，故吾斟酌向背耳。’”這又是一例。我們因此也可以遥想清初顧炎武、李颙等不應徵召的用意。仁壽造塔以後，諸州皆稱塔瑞，所言光相的故事不一而足，靈裕歎曰：“此相禍福兼表矣。”這不能不算是先見。歷史上一切獻符、獻芝的故事，都是如此。
隋代的僧徒，是當時領導社會的智識階級，因此常常和政治發生關係。《隋書·王誼傳》、《元諧傳》 卷四十 皆言胡僧告諧、誼謀反，這是一件。《高熲傳》 卷四十一 稱：“沙門真覺嘗謂熲云：‘明年國有大喪。’尼令暉復云：‘十七、十八年，皇帝有大厄。十九年，不可過。’”又是一件。《滕嗣王綸傳》 卷四十四 稱：“煬帝即位，尤被猜忌。……有沙門惠恩、崛多等，頗解占候，綸每與交通，嘗令……爲度星法。有人告綸怨望呪詛，帝命黄門侍郎王弘窮治之。”崛多即闍那崛多，《續高僧傳》卷二有傳，言：“隋滕王遵仰戒範，奉以爲師，因事塵染，流擯東越。”崛多塵染當指滕王得罪之事，《續高僧傳》言崛多死於開皇二十年，流擯之時，當更在其前，《隋書》繫之煬帝大業中，二説互異，不可考。
開國之後，誅戮功臣，這是常有的事。但是隋文五子，以次誅廢，最後煬帝亦不能善終，卻是自古少有的奇變。開皇十七年，秦王俊坐事免，二十年六月薨。是年十月，皇太子勇廢爲庶人，後四年賜死。仁壽二年，蜀王秀廢爲庶人，繫獄。四年，文帝崩，漢王諒反，兵敗請降，廢爲庶人，幽死。隋文諸子皆握重兵，皇太子勇失愛於獨孤后，於是兄弟之間發生奪嗣的陰謀，從設計陷害演變到稱兵争奪，情事是相當的複雜。在每一個演變的中間，都隱藏着僧徒的踪跡，這是隋代的特色。
第一個失敗者是秦王俊。《隋書》本傳 卷四十五 稱其：“仁恕慈愛，崇敬佛道，請爲沙門，上不許。”《續高僧傳》也留下許多秦王崇敬佛道的故事。《慧曠傳》 卷十 稱：“秦孝王帝子之尊，建麾襄沔，聞風佇德，親奉規戒。”這是開皇八年的事。以後轉并州總管。《真觀傳》 卷三十一 稱：“秦王蒞藩，二延總府。”《慧瓚傳》 卷十八 稱：“秦王俊作鎮并補，宏尚釋門，於太原蒙山置開化寺，承斯道行，延請居之。”這都是并州以後的事。《彦琮傳》 卷二 有更詳密的記載，“秦王俊作鎮太原，又蒙延入安居内第，叙問殷篤。琮别夜寐，夢見黄色大人身長三丈，執頗梨椀授云：‘椀内是酒。’琮於夢中跪受之曰：‘蒙賜寶器，非常荷恩，但以酒本律禁，未敢輒飲。’寤已莫知其由。及後王躬造觀音畫像，張設内第，身量所執，宛同前夢。”其後秦王以奢縱免官。
第二個失敗者是皇太子勇。《普安傳》 卷二十九 稱：“開皇八年，頻敕入京，爲皇儲門師。”《慧超傳》 卷二十九 稱：“隋太子勇，召集名德，總會帝城。”太子勇以失愛於獨孤后失敗。其他諸王皆造佛寺，延僧徒，而晉王廣最甚，也是最後的成功者。
第三個失敗者是蜀王秀。蜀王門師最初是慈藏 見卷二十七《法進傳》 ，其後是曇遷，但是曇遷始終没有赴蜀，《傳》 卷十八 言：“帝以遷爲蜀王門師，王置鎮梁益，意欲令往蜀塔所檢校爲功，宰輔咸以劍道危懸，塗經盤折，高年宿齒，難冒艱阻，更改奏之。”其時蜀王所造之寺爲法聚寺，代曇遷前往者爲慧藏弟子智隱， 見卷二十八《智隱傳》 。聲望遠在曇遷之下，宰輔當然指楊素等，這是當時政治上的一種作用。蜀王入益州的時候，同去的還有善胄。《善胄傳》 卷十二 稱：“開皇將末，蜀王秀鎮部梁益，携與同行，岷嶓歸德，日望道成務。”
第四個失敗者是漢王諒。自廢太子勇失敗以後，競争者止有太子廣、蜀王秀、漢王諒三個，所以在蜀王被廢的罪狀裡，有詛咒楊堅、楊廣、楊諒的事項。及至蜀王被廢，于是競争場上止賸太子廣和漢王諒。但是仍没有決定的勝負。太子廣的儲位雖定，因爲廢太子勇的先例，儲位究竟不是什麽保障。再加以漢王諒入都輔政的故事，所以事情的演變非常複雜。其後漢王復鎮并州，東至滄海，南距黄河，總管五十二州，左右如王頍、蕭摩訶，都是南朝的宿將。《蜀王秀傳》言：“晉王廣爲皇太子，秀意甚不平。”《漢王諒傳》言：“及蜀王以罪廢，諒愈不自安。” 皆見《隋書》卷四十五 。其實這一切都是隋文不學無術、處置失當的結果。
漢王造寺見《彦琮傳》 卷二 ；受戒見《静端傳》 卷十八 ；度僧見《玄會傳》 卷十五 。但是與漢王關係最深，在政治幕後的則爲當時魏齊高僧志念法師。《志念傳》 卷十一 言念“遂騁垂天之翼，弘蓋世之功，俯仰應機，披圖廣論，名味之聚，緣重之識，卷舒敻古之下，立廢終窮之前，大義千有餘條，並爲軌導。至如《迦延》本經，傳謬來久，《業犍度》中脱落兩紙，諸師講解，曾無異尋，念推測上下，懸續其文，理會詞聯，皆符前作，初未之悟也。後江左傳本，取勘遺蹤，校念所作，片無增減，時謂不測之人焉”。志念的著作有《迦延》、《雜心論》疏及《廣鈔》各九卷，受學者數百人。漢王諒作鎮并州，志念與徒衆四百餘人，受王供養。王於宫城之内更築子城，名爲内城寺。這便是和晉王廣東京内道場對立的建築。傳稱王令上開府諮議參軍王頗 即王頍，《隋書》卷七十六《文學傳》有傳 。宣教：“寡人備是帝子民父，蒞政此藩，召請法師等遠來降趾，道不虚運，必藉人宏，正欲闡揚佛教，使慧日清朗，兆庶蒙賴，法之力也。宜銓舉業長者，可於大興國寺宣揚正法。”當時主持講席的便是志念，門衆有名者五百餘人。其後仁壽二年，獨孤后背世，《志念傳》有下列的記載：
仁壽二年，獻后背世，有詔追王入輔。王乃集僧曰：“今須法師一人，神解高第者，可共寡人入朝，擬抗論京華，傳風道俗。”衆皆相顧，未之有對。王曰：“如今所觀，念法師堪臨此選。”遂與同行。既達京師，禪林創講，王自爲檀越，經營法祀。念登座震吼，四答冰消，清論徐轉，群疑潛遣。由是門人慕義，千計盈堂，遂使義窟經笥，九衢同軌，百有餘日，盛啟未聞。
當然志念的勝利，也就是漢王的勝利。這時期中由漢王諒、太子廣的對立，演爲内城寺、大興國寺及東都内道場、慧日寺的對立，又演爲禪林寺及太子廣所建日嚴寺的對立。《智脱傳》 卷九 稱：“及獻后既崩，福事宏顯，乃召日嚴英達五十餘人，承明内殿，連時行道，尋又下令講《浄名經》，儲后親臨，時爲盛集。”這是當時日嚴寺的佈置。《辯義傳》 卷十一 稱：“仁壽二年，隋漢王諒遠迎志念法師，來萃京室，王欲衒其智術也，乃於禪林寺創建法集，致使三輔高哲，咸廢講而同師焉。義厠其筵肆，聆其雅致，乃以情之所滯，封而問之，前後三日，皆杜詞莫對。”辯義是日嚴寺的僧徒，這是他和志念接觸的一幕。但是當時日嚴徒衆都不是志念的敵手，所以辯義的詰問，傳稱爲“慧發不期，合京竦神傳聽”。
漢王諒還并州，乃與志念同行，以後再於寶基寺開講，“方面千里，法座輟音，執卷承旨，相趨階位”。但是智識分子的争衡，究竟不是最後的決勝。所以仁壽四年隋文下世，漢王諒立刻舉兵，争取決定的結果。不幸漢王諒究竟不是煬帝的對方，王頍儘管自負其才不下楊素，但是漢王諒究竟不及煬帝。最後王頍自殺，漢王諒請降，煬帝、楊素得到最後的勝利。志念止有乘釁歸里。及煬帝屢招往住慧日，志念頻辭不赴，保全了一生的節操。《曇遷傳》 卷十八 稱楊素入并州後，總集諸僧，擬置軍法，當時漢王諒和僧徒的關係於此可見。
假如我們要把隋文和隋煬對比，顯然地他們屬於兩個不同的範疇。文帝陰狠，煬帝濶大；文帝鄙嗇，煬帝豪縱；文帝是校計升斗的田舍翁，煬帝是席豐履厚的世家子。要在中國史上找一個和煬帝相比的人物，我們只可推舉漢武帝：他們同樣是詞華横溢的天才，雄才大略的君主。不過煬帝的結局，遇到意外的不幸，成爲歷史的慘劇，再加以唐代史家全無同情的叙述，和《迷樓記》這些向壁虚造的故事，於是煬帝更寫成童昏，留爲千秋的炯戒。這不能不算是歷史上的冤獄。但史家稱文帝“素無術學，不能盡下，無寬仁之度，有刻薄之資，暨乎暮年，此風逾扇，又雅好符瑞，暗於大道。” 《隋書》卷二《高祖紀》 。又稱“煬帝爰在弱齡，早有令聞，南平吴、會，北却匈奴，昆弟之中，獨著聲績。” 《隋書》卷四《煬帝紀》 。至少在這幾點還有不可掩者。
隋煬的一生，大致可分三個段落：第一個段落從開皇元年到開皇二十年，這是晉王廣的時代；第二個段落從仁壽元年到仁壽四年，這是太子廣的時代；第三個段落從大業元年到大業十四年，這是煬帝時代。在第一個段落的後期，他的主要工作是奪嫡。到了第二個段落目的移轉，他的工作便在怎樣排斥蜀王秀和漢王諒。到第三個段落，這便是他自己的時代了。在奪嫡固位的當中，他也會結權要，耍陰謀，甚至排擠誣陷，這裡證明了他是隋文的兒子。但是這是他奪取政治地位的手段，在他得國以後，作風一變，那是他和文帝不同的地方。
《煬帝紀》稱：“高祖幸上所居第，見樂器絃多斷絶，又有塵埃，若不用者，以爲不好聲伎，善之。上尤自矯飾，當時稱爲仁孝。”這是煬帝尚爲晉王的時代。本來隋文帝崇儉約，獨孤后惡姬侍，太子勇、秦王俊的失敗，都由於觸犯了帝、后的大忌。煬帝的不好聲伎，正是這個用意。其次帝后正在崇奉佛法的過程，晉王也就在這方面下功夫，投其所好。
晉王崇奉佛教，爲時甚早。《彦琮傳》 卷二 稱：“從駕東巡，旋途并部，時煬帝在藩，任總河北，承風請謁，延入高第，親論往還，允愜懸佇，即令住内堂，講《金光明》、《勝鬘》、《般若》等經，又奉别教撰修文疏，契旨卓陳，雅爲稱首。”這是開皇三年晉王廣爲河北道行臺尚書令的事。六年，晉王改雍州牧。八年，置淮南道行臺，晉王爲尚書令。九年，平陳，拜晉王廣爲太尉。十年，會稽人高智慧等作亂。《煬帝紀》稱進太尉後，“復拜并州總管，俄而江南高智慧等相聚作亂，徙上爲揚州總管，鎮江都，每歲一朝。” 《隋書》卷三 。大致鎮江都的事，必在開皇十年以後，自後十年中，晉王廣的根據地在江都，但是經營的目光始終不離東都和京師。
晉王在江都的時候，第一個注意到的是天台智者大師，這本是當時第一流的高僧，所以首先引起晉王的崇敬。《智顗傳》 卷十七 稱：“會大業在藩，任總淮海，承風佩德，欽注相仍，欲遵一戒法，奉以爲師，乃致書累請。顗初陳寡德，次讓名僧，後舉同學，三辭不免。”開皇十一年十一月，於揚州設千僧會，智顗傳戒授律，賜晉王法名總持，晉王亦奉智顗名爲智者。和智顗同來揚州的有智顗門人灌頂，這是後來稱爲章安大師的。《灌頂傳》 卷十九 稱：“開皇十一年，晉王作鎮揚州，陪從智者戾止邗溝，居禪衆寺，爲法上將。”以後晉王和智顗這一派的關係狠深，屢次手疏請還揚州。開皇十七年，智顗病重，“出所製《浄名疏》并犀角、如意、蓮華、香爐，與晉王别，遺書七紙，……囑以大法。”晉王五體投地，悲淚頂受見《灌頂傳》。即位以後，每逢智顗諱日，帝必廢朝。傳又稱：“隋煬末歲，巡幸江都，夢感智者，言及遺寄，帝自製碑，文極宏麗。”又隋煬爲智者造寺，因山爲稱，號曰天台，其後因智操奏《天台大師懸記》云“寺若成則國清”，乃號爲國清寺，見《國清百録》。東京慧日道場道莊、法論講《浄名經》，煬帝命其全用智者義疏判釋經文。 見卷十九《灌頂傳》 。我們看到煬帝的推崇智者，那麽天台宗之所以卓然成立，和煬帝不無相當的關係。
慧日道場是晉王所設四大道場之一。《智脱傳》 卷九 稱：“煬帝作牧邗江，初建慧日，盛搜異藝，海岳搜揚。脱以慧業超悟，爰始霑預。”《法澄傳》 卷九 稱：“晉王置四道場，澄被召入。”四道場之説不詳。卷十五《義解》論云：“道場慧日法雲，廣陳釋侣，玉清金洞，備引李宗。”慧日、法雲、玉清、金洞似是四大道場之名，僧道各佔其二。法雲道場，其後無聞。慧日道場在東京，又稱内道場，或慧日寺，《道安傳》 卷二十四 言：“一時總萃慧日，道藝二千餘人”，規模之大，可以想見。煬帝時，慧日寺的道莊、法論兩人始終處於主要的地位，所以《義解》論 卷五 稱：“煬帝嗣籙，重飛聲實，道莊顧言於内外，法論禮御於始終。”就指定莊、論二師用《浄名經》智者義疏一點看來，我們認識隋文父子雖然同是隆興佛法，但是隋文是崇拜佛法，而隋煬正經是領導佛法了。這是立場上的差異。慧日寺始終爲當時第一流的高僧所棄，智顗、灌頂不入慧日，志念也不來。《靖嵩傳》 卷十 稱：“隋煬昔鎮揚、越，立四道場，教旨載馳，嵩終謝遣，及登紫極，又敕徵召，固辭乃止。門人問其故，答曰：‘王城有限，動止嚴難，雖内道場，不如物外。沙門名爲解脱，如何返以事業累乎？’”這便指明了他們不入慧日的原因。
晉王在京師造日嚴寺。《彦琮傳》言：“煬帝時爲晉王，於京師曲池營第林，造日嚴寺，降禮延請，永使住之。由是朝貴賢明，數增臨謁。”便是這一件事。日嚴、慧日兩寺關係甚深，所以道莊、法論、智脱、法澄皆卷十一、吉藏、智炬卷十三往往從慧日移住日嚴。這時正是漢王諒在并州弘道的時候。一邊晉王令召僧徒入住二寺，一邊漢王也召集諸衆同入河北。仁壽年間，河北居然佔有優勢。《道傑傳》 卷十三 稱仁壽二年，“法門大敞，宗師雲結，智景大論，十力攝乘，兩達《涅槃》，舜龕律部，一期總集，并晉中興。”兩達指并州兩慧達，見卷十四，舜指智舜，見卷二十一，龕指道龕，見卷二十七，和智景、十力，都是河北的英秀。他們的領袖便是志念法師。這時智識分子多在河北，但是最後的勝負還是決於軍事，所以河北的僧徒，在《續高僧傳》留下的踪跡，不及慧日、日嚴兩寺的僧徒。
太子廣時代，便是晉王廣時代的延長，在這一段時期以内，繼續着兩股勢力的對立。在獨孤后逝世的期間，日嚴諸僧有和志念法師諍論的故事。
煬帝即位以後，對於譯經的事，着着進行。《隋書》卷八十三《西域傳》稱煬帝遣侍御史韋節、司隸從事杜行滿使於西蕃諸國，至王舍城得佛經。這是正史的記載。《達摩笈多傳》 卷二 稱：“煬帝定鼎東都，敬崇隆厚，至於佛法，彌增崇樹，乃下敕於洛水南濱上林園内置翻經館，搜舉翹秀，永鎮傳法。登即下徵笈多，并諸學士，並預集焉。”《彦琮傳》稱，大業二年於洛陽上林園立翻經館，令彦琮處之；又稱“新平林邑，所獲佛經，合五百六十四夾，一千三百五十餘部。并崑崙書，多梨樹葉，有敕送館，付琮披覽，并使編叙目録，以次漸翻”。《無礙傳》 卷二十一 ：“大業二年，召入洛陽，於四方館刊定佛法。”《靖玄傳》 卷十 ：“東都譯經，又召明則入館，專知綴緝。”《道密傳》 卷二十八 ：“及大業伊始，徙治雒陽，上林園中置翻經館，因以傳譯，遂卒於彼。”同指此事。四方館大致即指翻經館，亦有論道講經的故事。《慧乘傳》 卷二十五 ：“大業六年，有敕郡别簡三大德入東都，於四方舘仁王行道，别敕乘爲大講主，三日三夜興諸論道，皆爲析暢，靡不泠然。”便是這一件事。
從開皇年間建四道場起，到大業末歲下敕九宫並爲寺宇 卷二十二《靈藏傳》 爲止，煬帝都在隆興佛法的過程中，但是僧徒的冒濫，已經是當時的現象。《隋書》卷七十四《王文同傳》：“及帝征遼東，令文同巡察河北諸郡。文同見沙門齋戒素食者，以爲妖妄，皆收繫獄。比至河間，……求沙門相聚講論，及長老共爲佛會者數百人，文同以爲聚結惑衆，盡斬之。又悉裸僧尼，驗有淫狀非童男女者數千人，復將殺之。”文同或許止是一個酷吏，而僧徒的不理人口，已不可掩。因此大業年間復有屏除流徙隱逸的事。 卷二十九《大志傳》 。從隋文的安堵逃僧，到隋煬的屏除隱逸，中間便有一個狠大的距離。
隋文崇敬僧徒，自稱義兒，到了隋煬，便有敕令沙門致敬的事。從東晉起這是僧徒當前的一個難題。慧遠言：“袈裟非朝宗之服，鉢盂非廊廟之器，沙門塵外之人，不應致敬王者。”因著《沙門不敬王者論》五篇，見慧皎《高僧傳》。到了隋煬，舊事重提。《續高僧傳》卷二十五《明贍傳》對於此事記載甚詳。
大業二年，帝還京室，在於南郊，盛陳軍旅。時有濫僧染朝憲者，事以聞上。帝大怒，召諸僧徒，並列御前，峙然抗禮，下敕責曰：“條制久頒，義須致敬。”於時黄老士女，初聞即拜，惟釋一門，儼然莫屈。時以贍爲道望，衆所推宗，乃答曰：“陛下必欲遵崇佛教，僧等義無設敬，若准制返道，則法服不合敬俗。”敕云：“若以法服不合，宋武爲何致拜？”贍曰：“宋氏無道之君，不拜交招顯戮。陛下有治存正，不陷無罪，故不敢拜。”帝不屈其言，直遣舍人語僧：“何爲不拜？”如此者五。黄巾之族，連拜不已，惟贍及僧長揖如故。兼抗聲對叙，曾無憚懾。帝乃問：“向答敕僧是誰？録名奏聞。”便令視擬戮，諸僧合衆安然而退。明旦有司募敢死者至闕陳謝，贍又先登，雖達申遜之詞，帝夷然不述，但下敕於兩禪定各設盡京僧齋，再遣束帛，特隆常準。後迴蹕西郊，顧京邑語朝宰曰：“我謂國内無僧，今驗一人可矣。”自爾頻參元選，僉議斯屬，下敕令住禪定，用崇上德故也。
“國内無僧”一語，不能不認爲隋煬的失言，但是像慧日道場諸僧，受王者供養，號爲家僧， 見卷二十五《慧乘傳》 。不以爲恥，實在也難引起時君的欽敬，可施之以廩禄者，可加之以鞭撻，這原是顛撲不破的定律。隋煬不戮明贍，比北周武帝的不戮慧遠，固然相等，但是以明贍的敕住禪定，和慧遠的遁還汲郡相比，煬帝之君人之度，似勝一籌。我們再看到蜀王秀、漢王諒争立失敗以後，都能免於顯戮，也可知道煬帝的爲人，究和傳説不同。道宣於卷二十五《護法篇》論此云：“有隋御宇，深信釋門，兼陳李館，爲收恒俗。二世纘曆，同政前朝，悼像化之微行，襲宋桓之致敬。於時緇素相望慘然，明贍法師屈起臨對，夙未程術，衆或漏言，及覿其厲色格詞，抗揚嚴詔，皆謂禍碎其身首也，助慄不安其足。而贍逞怡顔色，欣勇綽然，帝後乃述釋門之有人焉，衆乃悟其脱頴也。知人其難，人實難知，知其難者，千載其一乎！”
煬帝興法關於經籍護持的一點，也值得注意。本來在後周滅齊、隋滅陳的兩度戰役中，經籍的摧殘，是無可避免的，加以周武的滅法，以及隋文滅陳以後，江南每州止留兩寺的限制， 卷十二《慧覺傳》 。于是經籍更受損失。《續高僧傳》提及幾次。卷十八《静端傳》：“周滅法時，乃竭力藏舉諸經像等百有餘所，終始護持，冀後法開，用爲承緒。及隋開化，並總發之，經籍廣被，端之力也。”又卷十一《吉藏傳》：“在昔陳、隋廢興，江陰陵亂，道俗波迸，各棄城邑，乃率其所屬，往諸寺中，但是文疏，並皆收聚，置于三間堂内，及平定後，方挑簡之。故目學之長，勿過於藏，注引宏廣，咸由此焉。”但這止是私人的收藏。《慧覺傳》 卷十二 言隋煬“江都舊邸立寶臺經藏，五時妙典，大備於是。及踐位東朝，令旨允屬掌知藏事，僉曰得人”。江都寶臺又有寫經之事，《智果傳》 卷三十一 稱晉王召令寫書，智果不可，“王大怒，長囚江都，令守寶臺經藏”。指此。
就文、煬二帝對於外國僧徒的設施，也看出絶大的距離。本來印度高僧的來華以及中國佛化東漸，促成高麗、百濟 卷二十九《慧顯傳》作伯濟 、新羅的佛化，原是隋代以前的事，并不始於文帝。開皇之初，那連提黎耶舍移住廣濟寺，爲外國僧主， 見卷二《那連提黎耶舍傳》 。這是文帝時的政制。但如《闍提斯那傳》 卷二十八 的記載：
闍提斯那住中天竺摩竭提國，學兼群藏，藝術異能，通練於世，以本國忽然大地震裂，所開之處極深無底，於其岸側獲一石碑，文云：“東方震旦，國名大隋，城名大興，王名堅，意建立三寶，起舍利塔。”彼國君臣欣感嘉瑞，相慶希有，乃募道俗五十餘人，尋斯靈相，初發祖送，並出王府，路逢賊掠，所遺蕩盡，唯餘數人，逃竄達此，以仁壽二年至仁壽宫，計初地裂獲碑之時，即此土開皇十四年也。
這是一種不成事體的記述。但是到了煬帝，除了往天竺求經，於上林園譯經以外，還有於鴻臚館教授蕃僧的記載，於是中國完成了傳播佛教的使命，也就奠定了中國在東亞文化界的地位。記鴻臚館事如次：
大業四年，召入鴻臚館，教授蕃僧。
——卷十二《浄業傳》
大業九年，召入鴻臚，教授東蕃三國僧義。九夷狼戾，初染規猷，賴藉乘機接誘，並從法訓。
——卷十三《静藏傳》
大業十年，召入禪定，尋又應詔請入鴻臚，爲敷大論，訓開三韓諸方士也。
——卷十三《神迥傳》
大業十年，被召入鴻臚教授三韓，并在本寺翻新經本。
——卷十五《靈潤傳》
又《敬脱傳》 卷十二 稱：“以大業十三年卒于東都鴻臚寺。”大約亦是教授三韓蕃僧者。此外《慧乘傳》 卷二十五 有奉敕爲高昌王麴氏講《金光明經》的故事，但是當時的傳播，還是集中在三韓和高麗，而東蕃高僧，見《續高僧傳》的亦不少。再經三韓傳到日本，《隋書》卷八十一《東夷列傳·倭國傳》：“大業三年，其王多利思比孤遣使朝貢。使者曰：‘聞海西菩薩天子重興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門數十人來學佛法。’”菩薩天子之稱，指煬帝。
講論的方面，隋代僧徒的力量集中在《大品》、《涅槃》、《法華》、《華嚴》、《浄名》、《地持》、《毗曇》諸經，《成實》、《十地》、《大智度論》、《三論》諸論。《攝論》初自南朝傳來，所以引起當時的觀聽。《靖嵩傳》 卷十 稱：“有天竺三藏，厥號親依，齎《攝》、《舍》二論，遠化邊服，初歸梁季，終歷陳朝，二十餘年，通傳無地，雖云譯布，講授無聞。”其後靖嵩入徐州崇聖寺，“於是常轉法輪，江淮通潤，遂使化移河北，相繼趨途，望氣相奔，俱諮《攝論》。”這是開皇十年以後的事。開皇七年曇遷奉敕入關，講授《攝論》，受業千數，傳稱“沙門慧遠，領袖法門，躬處坐端，横經稟義”。關中《攝論》開宗之盛，於此可見。這些當然屬於佛學的範圍，今不具述。
隋代僧徒有一點特别引起注意的，便是導文的發展。導文是一種經誦，《法韻傳》 卷三十一 稱：“誦諸碑誌及古導文百有餘卷。”《真觀傳》 卷三十一 稱：“著諸導文二十餘卷。”皆可證。導文大抵臨景結構，没有固定的方式，所以柳顧言、諸葛穎屬善權寫爲卷軸，善權答以“唱導之設，務在知機，誦言行事，自貽打棒，雜藏明誡，何能輒傳，宜速焚之，勿漏人口。” 卷三十一《善權傳》 。《法韻傳》言：“經導兩務，並委於韻。”當時對於導文的看重，可以想見。兹舉當時唱導之狀於次：
導達之務，偏所牽心，及身之登座也，創發謦欬，砰磕如雷，通俗斂襟，毛竪自整。至於談述業緣，布列當果，泠然若面，人懷厭勇。
——卷三十一《立身傳》
權與立身分番禮導，既絶文墨，唯存心計，四十九夜，總委二僧，將三百度，言無再述。身則聲調動人，權則機神駭衆，或三言爲句，便盡一時，七五爲章，其例亦爾。
——卷三十一《善權傳》
門人法綱，傳師導法，汪汪放曠，譎詭多奇，言雖不繁，寫情都盡。
——同前
每聞經聲唄讚，如舊所經，充滿胸臆，試密尋擬，意言通詣，即以所解，用諮先達，咸曰：“卿曾共習，故有今緣，不可怪也。”遂取瑞應，依聲盡卷，舉擲牽迸，囀態驚馳，無不訝之。
——卷三十一《法琰傳》
以梵唄之功，住日嚴寺，尤能却囀弄響，飛揚長引，滔滔清流不竭。然其聲發喉中，唇口不動，與人並立，推檢莫知，自非素識，方明其作。
——卷三十一《慧常傳》
時京師興善有道英、神爽者，亦以聲梵馳名，道英喉顙偉壯，詞氣雄遠，大衆一聚，其數萬餘，聲調稜稜，高超衆外。興善大殿，鋪基十畝，櫺扇高大，非卒摇鼓，及英引衆遶旋，行次窗門，聲聒衝擊，皆爲動震。神爽唱梵，彌工長引，遊囀連綿，周流内外，臨機奢促，愜洽衆心。
——同前
關於梵誦，《慧恭傳》 卷二十九 稱讀《觀世音經》“恭始發聲唱經題，異香氤氲，遍滿房宇，及入文，天上作樂，雨四種花，樂則嘹亮振空，花則雰霏滿地，經訖下座，自爲解座。梵訖，花樂方歇。”這當然是神秘的記述。從義解、習禪到雜科聲德，無論如何玄妙，不能不認爲佛教的通俗化。從隋唐到宋明，佛教徒的日漸消沉，原因在此。但是因爲注重雜科聲德，便注重到文字聲韻。《智果傳》稱智騫“造《衆經音》及《蒼雅字苑》，宏叙周贍，達者高之，家藏一本，以爲珍璧。晚事導述，變革前綱，既絶文縟，頗程深器。”又稱“京師沙門玄應者，亦以字學之富，皂素所推，通造經音，甚有科據矣”。在中國文字聲韻學方面，僧徒曾有鉅大的供獻，這便不得不歸功到雜科聲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