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先生们

我上学，先是进下江人办的黔江中学附小；第二年石城人新办的三一小学招生，就转学了。创办这所小学的，是一群矢志献身教育的年轻女子。其中好几位，后来都终身未嫁。校长胡坚、教导主任秦元明都是天主教徒，所以给学校命名为“三一”，但赋予了新的含义：教学做合一，知行意并重，智仁勇兼备。不再是圣母圣子圣灵三位一体，学校也丝毫没有教会学校的痕迹。

胡校长身材矮小，但有一股凛不可犯的威仪。身居一校之长，何况又戴着银丝眼镜（当时长年戴眼镜的人不多，女子更少）。我非常敬畏胡校长，每逢她正颜厉色训斥什么人，我都有股战栗之感。一次我放学后到厨房找母亲要钱去理发，母亲很吃惊，因为我总是三番五次赖着不愿上理发店，甚至抬出过“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的歪理来抵抗。我说是胡校长说的（大约近日有什么活动之类）。母亲笑骂道：“难怪，奉了圣旨的！”刚进校不久，我说到胡老师，母亲问哪位胡老师，我说胡坚老师，母亲说：“她有好老？”她们一辈对教员称“先生”，老师是特别德高望重且与学生谊如父子的郑重称呼。到我们已是一律称老师了。后来知道，胡校长与家母还是小学同学。

有一天午后，我去上学，走进校门，见胡校长走在我前面，忽然回过头来，见是我，就叫我到校门边的传达室看看几点钟。我那时不怎么认识钟，又不敢说，去到传达室，把刘炳章经常拎在手里的小闹钟看了很久，数来数去，弄明白了，跑去告诉胡校长：“一点半过五分。”她笑起来说：“这叫一点三十五，什么一点半过五分。这个戴明贤！”旁边的同学跟着笑，我引为奇耻大辱。又一次，校舍借给美军军官驻扎，我们在县参议会的空房子里上课。胡校长教自然科，一天忽然把我叫到办公室，翻着我的笔记本，问是谁抄的。这十来页笔记确实不是我抄的，是两三天前胡校长忽然要收看同学们听课的笔记本，字写得快的好朋友薛和灿替我抄的。本来我应当实说，并且提出异议，说是老师从未规定过笔记不准代抄，但我猝不及防，冲口而出：“我自己抄的。”胡校长说，不是我的笔迹。我开棋已错，只好硬着头皮错下去，说是借薛和灿的笔抄的。胡校长叫我去再把笔借来。我借来了，当面写了几行，努力模仿薛和灿的笔迹，但如何能够呢。于是只好从实招来。胡校长数落我一通：不该落下笔记，不该请人代抄，更不该错了还扯谎。我无地自容，泪如雨下，但还是为“并无事先规定”而感委屈。

一天下午，课程完了，降旗放学，胡校长站在旗台上训话，全校学生按回家方向，分列于下。忽然天际传来飞机轰鸣声，越传越近。队列中出现骚动，纷纷抬头搜索，见一架飞机低低掠来，转眼去远。大约半分钟后，又掠了回来。如此三四次，机身一次比一次低，连舷窗和窗后飞行员戴航空帽航空眼镜的脸都看得清清楚楚。每掠过一次，同学们就发一阵喊。省城挨过两次轰炸，人们记忆犹新，谈虎色变，“天不怕，地不怕，只怕飞机屙巴巴”的俚谣常挂嘴上，空中任何响动，都会引起骚动。但整个过程中，胡校长始终镇定自若地站在台上，没有向天空看上一眼。轰鸣声一远去，她又接着讲话。因而，同学们虽一再喊叫，队形却没有散乱。设想她要是惊惶失措，学生肯定乱挤乱跑，局面大乱。后来得知，那是一架美军飞机，在盘旋寻找清镇机场，后来迫降在平坝县稻田里。

胡校长原名秀华，生于一九〇九年。幼时家道清贫，发愤苦学。九岁才入县女子小学，十八岁考入女子师范学校；毕业后又进省立女子师范学校，立志终身从事教育，并改名为“坚”以自励。她一生真做到了“坚毅”二字。二十四岁回到石城，在县立二女小当教师，历任教务主任、校长。四年后与好友秦元明联袂去云南，考入西南联大师范学院。五年后学成归来，正值商界捐资办学，就邀请胡、秦二位兴办三一小学。胡老师任校长，秦老师任教导主任。校董会董事长帅灿章先生，我父亲任副董事长，我小时特别觉得亲近的父执韩云波先生、吴晓耕先生都是董事。所以二姐明坤和我都转学到三一来。三一的第一个毕业班出现时，胡秦二位又接着办了立达中学，互易其位，秦元明任校长，胡坚任教导主任。明坤是第一批学生，她胆大，与老师们处得稔熟，听到不少老师们说的笑话，其中几个精彩的就出自胡校长之口，由此知道胡校长其实是很有幽默感的，只怪我太胆小，对老师望而生畏，敬而远之，只看见她刚毅严肃的一面。

我曾得到过一次胡校长的赞赏。那也是在县参议会上课时期。胡校长临时代我班国文课。有一次出作文题叫《园丁》，下面打个括号，规定写“小说”。我可以算是班上看小说书最多的了，但也虚构不出一个故事来。于是不管它，一写写成了散文诗一类的东西，开头还记得，“我们好比未成长的花儿，禁不起冰雪的摧残，暴风雨的侵袭。老师好比我们的园丁”，如何如何。写了五六百字，意尽词穷，就结束了。过了几天，胡校长抱着作文本来发还，说是：某某某写了一篇好作文，她在办公室朗读，听的老师都掉泪了，等等。接着对全班朗诵了一遍。发到手里，只见从头到尾加了红圈。我真是受宠若惊。过了几天，父亲突然说：你们胡校长说你做了篇什么作文好得很，拿来看看。我去取了来，父亲边看边笑，笑完还给我。

以胡校长的阶级出身和事业成就，理应是最佳统战对象。但不知怎么，很被边缘化，连原来的小学校长也当不成了，调为普通中学教员。老学生们都为此纳闷。前几年，年近九旬的秦元明老师从北京回来，才在闲谈中揭开了这个谜。原来国民党当局有规定，中学须设友部，参加过战地服务团的张霆声老师出于好意，自作主张为胡校长登记了一个党籍，并兼任校支部书记，意在以此法避免县党部派党棍来校。胡校长事后才知此事，既从未参加过任何活动，更未组织过什么校支部，但解放后自然成为一个“名分”。虽经一再澄清，也不能见信于组织。胡老师在“文革”闹剧中的遭遇，我不知其详。只听说在一九七九年，她向主管部门提出，师范教育不能不开教育学和教育心理学，并以七十高龄的退休之身，请缨登坛，讲授这两门课程，极受学生欢迎。在“文革”收场前夕，最阴暗的年月，我有事去安顺，同一位窗友去看望胡老师，正巧在操场遇见。她一眼就认出我来，虽然分别已二十多年了。那时她租住五眼井后面山腰上一间农舍，我们边聊边走，又在小屋里聊了个把小时，才起身告辞。她一定要留饭，用小瓢把砂锅做“一锅菜”招待我们，当时她已素食有年，那锅菜十分可口。这是我见到胡校长的最后一面。她病逝于一九八三年五月，终生独身，孑然一人，但送葬者达万余人，为石城从来所未见。

秦元明老师与胡老师是最佳搭档。办小学胡校长秦主任，办中学秦校长胡主任。秦老师长得气派，一双眼睛流光溢彩。喜欢美术，给学生排戏当导演。几乎没有给我们班上过课，只记得有一次拔了门牙，用课本遮着讲话，讲了几句仍觉别扭，就提前下课了。她姐姐元智老师和胡坚老师都是独身，她却是结了婚的，刚生了女儿，夫婿用她的钱赴美国留学，一去杳然。两三年后她赴美了解情况，据说那人已再娶了，遂解除了婚姻。离校时，全校师生在校外小巷夹道送别，高班同学忽然齐唱骊歌。那歌词至今记得，洋溢着那段岁月的时代精神：“看！太平洋的风云，瞬息万变。优胜劣败，难逃天演。努力吧，努力吧，学问没有止境，要像美玉精金，琢磨锻炼。发展伟大的抱负，实现生平的志愿，不怕风浪怎样高，不怕路途怎样远，破浪乘风，十分勇健。努力吧，努力吧，光明的前途无限。期待着你们，有绝大的成功带转。来，站在时代最前线，战！战！战！”看来是一支毕业送别歌。秦老师的女儿小松长大，也擅绘画，毕业于中央工艺美院，先在北京工作，后来去了美国。秦老师退休后到北京女儿处住了好些年，还在社区担任义务教员，大受欢迎。女儿出国后，她仍回石城定居。诗人王萼华先生曾经向我说起这段往事，我方知其大略。当时王先生读云南大学中文系，秦老师她们读联大教育系，两校的贵州学生不少，常在一起聚会。王先生说，秦老师在女生中尤为突出，又是天主教徒，自有一种圣洁的气质，男生们对她都十尊重，毫无非分之想。不料有位吴某胆大妄为，竟追求起秦元明来，而且此人正是他们素来鄙薄的热衷之辈，于是都愤然夷然，以为无异乎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不料竟成事实，后果又来得这样快。多年旧事，王先生说起来还扼腕叹息。

作者与母亲及弟妹合影（1981年）

国画《回首乱山横》

黄人璧老师也终生未婚。她也是省立师范出身，广有田产的耕读之家大小姐。个子瘦小。短发。上齿微凸，讲课时用课本半遮着嘴唇。她教我们念课本上没有的“折戟沉沙铁未销”“远上寒山石径斜”。两个指头拎着半截粉笔在眼前画圆圈，摇着头拖着声调吟诵：“痛饮酒，熟读离骚，方得为真——名士。”我觉得书上写的“才女”就是她。二姐明坤胆大淘气，向我们学黄老师用很重的鼻音唱红楼梦里的歌：“滴不尽相思血泪抛红豆，开不完春柳春花满画楼。”有一回，我们几个同学忽然想办壁报，推我去请黄老师批准。她说：好呀！拿出社论来，就可以办。没有社论，办什么报。我这才知道有“社论”一说。我找了一张《中央日报·贵州版》来找社论。见里面有“足以证明”云云，认为社论必得如此，就写了一篇论学习的“社论”。以孔子问道于老子为例，“足以证明”学习的必要性。给黄老师看了，她默许了，我们就在教室外走廊上办了壁报。所谓壁报，就是抄几篇作文贴在一起。但目录我费了大功夫，照着图案书画了一只蹲在树上的长尾鸡，长尾加倍长，从纸上端一直垂到下端才卷起来，把目录一起圈在尾巴里。反应如何，不得而知。因为这类壁报照例出了跟没出无异。

黄老师家离城有十多里，地名忘了。学校组织了一次郊游，目的地就是她家。要步行这样长途，我暗暗心惊。集合出发前，恰好听见一位高班同学和一位同班同学在夸口，说他俩比大队晚走一个钟头，也要比大队早到，因为他俩有一套特殊的秘诀，不能告诉别人。我是相信绝技的，就要求同行。他们劝我不要如此，路上是会被撇下来一个人走的。纷纷上路后，我渐渐掉队，正碰上他俩从后面走来，就一道走。原来他们的秘诀，是从童子军的什么书上看来的，其法是快走五十步，慢走五十步，反复循环。如此则速度加快了，却不减退体力。理论上是这样，实效则不然。最后他俩既不比前面的人早到，也不比别人不累。

陆续到齐，已经过午。黄老师家早已备办了十来桌饭菜。几个大甑子和几张桌面，摆开在房前石院坝里。仆妇六七人奔走张罗。黄老师站在屋前高高的石台上观阵指挥。石院有三四个篮球场大，石板缝长出青草，稀疏几株花树。石院后几级石阶，上面是三开间的正房，雕花门窗，一派素封之家的气派。饭后自由活动两小时。结队回城时，胡校长和两位秦老师，还有几个年小体弱的同学留下过夜，第二天再回去。我和二姐明坤一起留下。大队一走，石院坝顿时更加空旷起来。我到正屋转了一通，见着老式的书架、大叠的线装书、很旧的家具。每间屋都半明半暗的。我得出结论：这是个古老人家。晚餐剩了我们一桌人，在左边书房里，掌着油灯，四面墙壁上人影晃动。明坤特别记得这一餐吃的板栗焖鸡，后来一再提起。“文革”尾声中，我去安顺，住在东郊老朋友青明家中，次晨入城路过东门坡，见一幢眼熟的小木屋，窗玻璃后面一个眼熟的人影。我想这正是黄老师家，那人影也可能就是她，便贸然闯了进去。果然是黄人璧老师。她在读一本木版大字的《后汉书》。暌违二十多年，师生都高兴，却只说些闲话，默契地不往深处谈。后来随母亲再回去，又一道去看望黄老师。两位老人说的，还是“天凉好个秋”。后来从老同学得知，这位才女老师，远在解放初，就因为对推行苏联凯洛夫教学法提了些意见，觉得过于机械，受到批判，愤而辞去教职，就此赋闲数十年。生活来源，靠弟弟从工资中帮贴。黄老师享年不短，近年才去世，可见历经坎坷，仍能气定神闲。她家的那些旧刻古籍，不知还剩得几许？

终生独身的还有张霆声老师。她参加过青年军赴缅战地救护队，还改了这么个气势万钧的名字，书生意气，可以想见。但我们所见到的，却像是一尊笑口常开的弥勒佛。胖胖的，圆圆的，头发稀疏，牙齿稀疏，眼小小的，嘴宽宽的。胡校长秦老师们都很敬重她，当她老大姐一样。有一学期她教我班的自然，一天放早学时，她叫我下午早些到校。吃罢饭去学校，张老师已等在办公室，拿出一份刚考过的试卷，说是这次考试我蒙了个班上第一，但还是有几处不应当错的小错，没有得满分，让我好好想想，再做一次。意思是让我拿出一份无瑕无疵的百分试卷。我看了那几处打红叉的地方，想来想去，在空白试卷上重新做了一遍。张老师一直坐在旁边，深期热望地看着我。做完，立刻接过去扫了一遍，无限惋惜地说，还是有两个错。用红笔批了分，我就走了。张老师“文革”中的处境，我不了解。她后来也享高寿，近年才去世。

由于规模小，由于是私立，由于是一群热心肠的青年女子来做，我们的这所小学和中学，虽很正规，却氤氲着一种家庭的气息。想起它像想起老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