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虎豹”

安顺顶尖级的中学国文教员，公认高、吴、张三位齐名。好事者又强分高下，称之为“龙、虎、豹”。

居龙位的高汇沧先生，可惜我未有识荆之幸。据他的学生小木文章介绍，高老师才华横溢，“有钱就买书，读完就送人。但只要需要，他就可以倒背如流。他上课不带备课本。连带去的书也不用翻，提着一支粉笔，滔滔不绝讲下来。而且他下课不依打钟，要依他所讲的问题是否完一段落。只要是其他班下了课而他仍在上课，那么窗门外总会挤满其他班来听课的同学”。中组部为了给一位在陕北牺牲的老革命立传，派人到安顺了解情况，说是这位老革命生前说起曾在安顺水洞街上中学，还记得一位教国文的高老师。高老师的老学生中，还有的将几十年前经他批改过的作文珍藏至今。此文说高先生去世较早，生平事迹和遗著文字都难以详知，只引了一首七绝，算是吉光片羽了。诗属悯农一类，句曰：

无复浓荫满地铺，

天风吹下水杨枯。

可怜颓尽青青叶，

犹有人来索地租。

居豹位的张时俊先生，是三位中我唯一听过课的老师，但时间很短暂。仅一个学期，我就到省城另考中学了。张老师瘦而高，肤色黄黑，老是穿一套手织粗呢的黄褐色中山装，牙齿焦黄，门牙缺了两瓣无力镶配，任它那样豁着。他家就在我们学校对门，每天要过几趟。堂屋空荡荡的，中间照例是天地君亲师牌位，里侧却放着一具空棺木，上面盖着草席。这在当时并不罕见。另一面的侧屋一扇格子窗，糊着白纸，有时支起，有时关着，就是张先生的卧室兼书房。张先生以脑袋有学问口袋无钞票著名，因之更得到高度评价。我们见过张师母临炊才提着一小袋米进家。他沉默寡言，脸无喜怒哀乐之色，我没见过一次张先生脸上露笑容。有课才来，课毕就走，没见过他同谁说过闲话。有一次，他无意中流露出病态的敏感。当时，中学挤在小学里，教室不够用，大楼中央的过厅，先是作教室办公，后来又改成我们初一新生的教室，就不让其他人从大门进出，须从楼外两侧行走。这天张先生走进教室，站定了，忽然对大家说：学校请我教书，并没有告诉我哪道门不准走。哪个不让走，可以请校长告诉我。大家莫名其妙，屏息而听。冷场了一会，张先生也就开始讲课。后来才知道，上课前有个坐在门边的同学，见一个人影经过，稀里糊涂就嚷了一声“不准从这里走！”后来知道闯了祸，当然不敢站起来自首，幸亏张老师也没追究。

张先生讲课严格按照教学大纲（当时叫“教学法”），不跑野马。但腹笥宽，自然能涉笔成趣。有一堂课，他上来不说话，捏着粉笔往黑板上嗒嗒嗒写起来，大家嗡嗡嗡地念，立刻傻眼了，因为密密麻麻不断气，像绕口令一样。张先生写完才说明，是让我们打标点符号。这段文字至今记得“山林欤皋壤欤令我欣欣然而欢乐欤乐未毕也哀又继之”。大家哼哼唧唧，乱标一气。最后先生动笔标点：几个“欤”字后面都是问号；“也”字后面逗号；“之”字后面句号。全班哗然，又笑又嚷。先生脸上，也似乎出现了一丝笑意。他对学生，似乎不怎么较真。有一次作文我只开了个头，下一次作文交上去发下来后，张先生把那个开头的句子补足，旁边批了一句：“为什么不做完？”没有叫我补做，似乎上一次也未发觉有人没交卷。我两个姐姐都是张先生的学生。二姐与我同校，国文课学文法，用的是开明课本，有语法课文，用横线竖线斜线标明句子的主谓宾动，我觉得非常深奥，以为自己往后也得这么学。但后来转了学，没有这门学问。大姐读女中，初中毕业时，时兴一种五彩内页的纪念册，请师友题惜别的话。张先生写的是一首七绝，就是前文提到的“明端贤棣善文章，摇笔即来气宏皇”，后面不记得了。张先生的作品还知道一首歌词。胡校长的老师周伯超先生去世，我们全校师生去吊唁，送葬时一路唱这支歌：“风雨兮凄凄，哲人逝兮悲不已。兴学兮育才，扶桑归来兮植桃李。留得遗范兮在人寰，斗远山高兮复何语！”曲子是请兽医学校的梁南波先生谱的。

我从张先生受学很短暂，他无意中说的一句话却跟了我几十年。有一次讲课，他不知怎么说道：“常言说‘一心不能二用’，以前我也相信；后来读《三国演义》，庞统一心可以几用，才知不尽然。一心二用是做得到的。”当时我已看过三国，知道这个故事，听后茅塞顿开，决心学会一心两用。演义上说，刘备听说庞统在耒阳县任上很不敬业，什么事都不管，大怒，派张飞去查。庞统当着张飞的面升堂理事，手中批词，口中发落，耳内听词，一会儿就把积压百日的公事处理完了。曲直全明，并无分毫差错。“民皆叩首拜伏”，张飞这才知道让庞统当县官是大材小用了。我学庞统眼耳手并用，成为积习，做什么都不专心。画虎类犬，大受其害。但怪不得张先生。更怪不着庞统。

几年后，那是解放初了，有一次暑假回家，二姐告诉我，张先生在教师思想改造班自杀了，死因令我骇异至极。未经核实，不敢乱说。以后每当偶然忆及张先生，都感到他身上隐藏着一个十分阴冷、肃杀的旧时士人的灵魂悲剧，像极了一个鲁迅笔下的人物。

居虎位的吴晓耕先生，在我该算太老师，我的校长和老师都是他的学生。我熟悉的是讲台下的吴先生。当面我叫他姨爹，背地称他吴大姨爹。他是我小时候最倾倒的长辈。直到现在，每读书见“相貌清癯”、“目光熠熠如岩下电”的形容，立刻会联想起吴先生。瘦削、矮小，双目深陷而神光湛湛；加上青衫布鞋，轻谈浅笑；这样一个人，坐在四面都是字画书籍环绕的小屋里。他给我的记忆就是如此。这间小屋的壁上，挂着一张小横幅，黑底白字的拓片，“还我河山”四个字，落款是岳飞。我看了很兴奋，他却告诉我这是集的岳字，也不是拓片，是用毛笔制作的“颖拓”。我听了不甘心，希望这正是《说岳全传》上那位骑白龙马使沥泉枪的岳爷爷亲手写的。写在花笺上的信札，用镜框装起来挂在墙上，也是在他家第一次看见。沿墙堆许多老式书箱，箱壁上刻着石绿的字。小屋后面有个小园子，显然从不料理，一片荒芜，一片冷绿。荒得绿得十分可爱。后来读课本上的《四时读书乐》，至今只记得一句“读书之乐乐如何？绿满窗前草不除”，就因为有这个园子横亘心中。

翻阅志书，知道吴先生是学政法出身，受任过普定县长，二十多天就辞职了。后来教中学，多选鲁迅、胡适的文章作课文，讲郭沫若、茅盾，讲高尔基，还指导学生读三国水浒西游红楼。有学生回忆说，吴先生说《红楼梦》规模宏大、结构严谨、文字好，是古典小说中的巨著。又说《儒林外史》语言洗练，生动风趣。还有学生回忆吴先生告诉他作文的诀窍：“要写好，着笔妙；要感人，短而精。”在他百岁冥寿的纪念会场，老学生们异口同声赞扬他讲课引人入胜，左右逢源，涉口成趣，知识含量大。还说他批改作文非常认真，还指导学生办墙报。并且回忆他在讲课中抨击时弊，骂国民党。我越听，越遗憾没有做过他的学生。他一辈子教过的学生不知有多少。一次我随母亲去他家做客，进屋才发现一屋子妇女，都是我的老师，包括校长、主任，都叫他和他夫人为老师。屋子又小，我挤在他们中间，顿时浑身燥热，渐渐汗出如浆，头上冒蒸汽。老师们以为我感冒了，有的让我减衣服，有的掏手巾给我擦汗，更令气温猛增，如坐烤房。还是母亲明白底细，对我说：前院坝在唱孝歌（办丧事），你去看看吧。我如闻大赦，赶快逃走。

吴先生是安顺首屈一指的书法家。行书写得飘逸而又有力度，好像京剧老生中的马（连良）派。他把他的老师任可澄的口诀教给他的学生，“要得俏，欧兼赵”，他自己的字正是如此。我父亲喜欢种花，造了一个园子，请吴先生命名。吴先生选了“适园”两个字，写了一块碑记。那天我们好几个人一起在园子里看吴先生写字。磨好的大石条已平卧在两个石凳上，吴先生在纸上试试调好的土红膏，开始在石条右端写一个很大的篆字“适”。写了不满意，拿过湿布来擦，擦不掉，反而弄脏了石面。石匠师傅就与徒弟一起用锄头刮，发出尖锐的噪声，一直钻进耳根里去，牙齿也发酸。父亲赶快请吴先生进屋喝茶。刮了好一会，可以了，又进园子去写。写完两个大篆字，空一小截，用行书小字写记。他一边写，旁边的人一边念：“心太平之谓适，身得安之谓适……”后来刻好了，立起来，成为牡丹台的前壁。再后来父亲的工作转到省城，住宅全部借给地委会。又后来园子归了另一个单位，改建楼房，这块石条被扔在地上。再后来，经博物馆建议，嵌在围墙上。去年我去看见，字迹已风化得很模糊了。

我离家早，多年中很少见到吴先生，只让妹妹向他求了一幅小单条，写的是鲁迅“运交华盖”诗。再次亲近他，已是二十多年以后的一九七三年。那时“文革”处于神仙打仗阶段，对老百姓已相对松弛。吴先生以“敌我矛盾按内部矛盾处理”的莫名其妙身份，特地来探视我父亲。父亲患心脑血管病，已不能与老友深谈，由我陪伴了吴先生几天。那年他快八十岁了，仍然是双眸清炯，举动便捷，脑力灵健。他晚年的习惯，入寝和起床都很晚，有时连中饭也不吃。晚上便作竟夜之谈。多年的讲课习惯，一边说，一边把“关键词”和所引诗句写在纸上。这几张纸片我一直保存着，上面有图云关长联，任可澄西山对联和重九诗、古人的警句等等，据之可以追踪当时的话题。

当时我正热衷于学做七古诗，把习作给他看，他叫我多读郑子尹的七古，这正与省城学者陈恒安的意见一致。我请他写幅字，他说，写一首近年做的诗罢。一边就讲了这首诗的本事——造反派把他遣送农村，在劳动中改造思想，意在让这位瘦弱不堪的老人吃点苦头。没想到选中的是灵谷，正是他的老家，大半个寨子都是族中后辈。他这一去，乡民们视之为请都请不到的爷爷祖祖、许多人的老师太老师光临，争相款待。表面上天天给他安排农活，实际全是后辈们干了。吴先生是含着笑、轻言细语地说这个故事的。文中“造反派”、“意在”等语都是我加的。后来听说，他作为全校头号“反动学术权威”，没少挨折磨凌辱。

一天下午，他让我陪着去省博物馆看望陈恒安先生。从南城到北城，他说要慢慢走，我也不敢让他去挤那公共汽车，我们就慢慢走。途经旧时的志书局遗址、桂百铸老人老宅，他都停下来站了很久，看了很久，告诉我，跟着任可澄先生修省志时，就住在这里。桂百铸先生的“百蕙堂”则是当时的文艺沙龙，每天群贤毕至，上午一拨文人谈诗读画，下午一拨艺人唱贵州梆子。吴先生是座上常客。吴先生看够了，吁口气，又拄着手杖踽踽地走。我明显地感觉到，这是一位风烛瓦霜的老人在告别人间的仪式。民间习俗，亲人去世的第三天夜里要举家避居别处，因为死者要回来“收脚迹”，把生时走过的地方一处处走遍，收尽留下的足迹。可叹遭逢朝不保夕的乱世，老人还健康就在“收脚迹”了。到博物馆已经三点多钟，两位老人四手相执，不断点头，什么话也没说。坐定了，慢慢轻言细语谈开来，说的全是淡淡的旧事。谈到吃过晚饭，因路远走得慢，两位老人才依依作别。后来两位互相赠诗，都是由我传递。陈诗有“难得足音送好风，十年回首两癯翁”之句；吴和以“摇笔曾扬莫郑风，青瞳阅世忽成翁”之句。吴先生在寄诗的信中嘱咐我，做诗的事万不可与别人说，可怜那时的中国人！他初回安顺时，兴致不浅，让我给他刻了两方印，一方就叫“癯翁”，一方是苏东坡的诗句“心定与天游”，想重新写起字来，随即因期盼已久的“解放”令又告落空，心又灰了。连答应给我的一幅字，也说“能稍假时日否”，终于没有写。

吴先生逝世于一九七九年，总算看到了邪恶的结局，得其善终。此前我随母亲去安顺，晚上去他家拜访，他很高兴，但已相当衰弱了。这幢小井巷的木结构住宅，还是西街大十字那幢，因为要让出地来给一个商店修大楼，由占地单位把它拆卸了，运到这儿原样组装起来。我看去又眼熟又眼生，如真如假，有一种梦魇似的怪诞感觉。

高、吴、张三位先生，都属于新旧交替的时代之子，旧学底子打得厚实，成年后又接受了新文化。如早生二十年，必定也只会走科举路径。府志统计，明清两代科举，安顺共出了二十八名进士，明代八人，清代二十人。清代出了两名中书。明代出举人一百四十三人，清代出举人一百六十九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