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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思想——就是成为罗斯柴尔德。我请读者少安毋躁，认真听我说下去。
我再说一遍：我的思想——就是成为罗斯柴尔德，要成为一个像罗斯柴尔德那样的富豪，不是一般的富豪，而是必须富得像罗斯柴尔德那样。为什么，干吗，我这样做到底有什么目的——这事留待以后再说。首先我只想证明，达到我的这一目标是十拿九稳的。
事情很简单，全部秘密就在于两句话： 不屈不挠 和 锲而不舍 。
“听说了，”有人会对我说，“并不新鲜。德国的任何一位
父亲
都会给自己的孩子重复这句话，然而您那个罗斯柴尔德（我说的是已故的巴黎的詹姆斯·罗斯柴尔德），他总共只有一个人，而
父亲
何止千千万。”
我会这样回答：“你们硬说你们听说了，然而你们什么也没听到。不错，有一点你们说得对：我是说过这事‘很简单’，不过我忘了补充一点，这事也最难。所有的宗教和所有的道德规范都可以归结到一点：‘众善奉行，诸恶莫作。’似乎没有比这更简单的了吧？好吧，您就随便做一件什么好事，不做一件您惯常做的坏事，您倒试试看——怎么样？傻了吧。”
这就是为什么您那些数不清的 父亲 ，可以在数不清的世纪中不断重复那两个令人惊叹的、构成全部秘密的词，可是罗斯柴尔德只有一个。这就是说：是也，非也，似是而非， 父亲 们说来说去完全不是那意思。
关于不屈不挠和锲而不舍云云，无疑，他们曾经听说过，但是为了达到我的目的，需要的却不是 父亲 式的不屈不挠和 父亲 式的锲而不舍。
就凭他是个 父亲 （我不是单讲德国人），就凭他有家，他跟大家过着一样的生活，跟大家花费一样的开销，跟大家一样承担着应尽的义务——他就成不了罗斯柴尔德，只能成为一名恪守中庸之道的人。我太清楚了，也太明白了，一旦成了罗斯柴尔德，或者仅仅是想成为罗斯柴尔德，不过不是 父亲 式地成为，而是真正地成为——我就会脱离这社会，一下子游离于社会之外。
几年以前，我在报纸上看到过一则报道，说在伏尔加的一艘轮船上死了一名乞丐，他穿得破破烂烂，以乞讨为生，那里的人都知道他。他死后，人家却找到缝在他破衣服里的多达三千卢布的钞票。不久前，我又读到一则关于乞丐的新闻，他出身贵族，可是却在各种小饭馆里向人伸手要钱。他被抓起来了，在他身上找到了五千卢布。由此直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 不屈不挠 地攒钱，甚至一戈比一戈比地攒，最后会取得巨大成果（在这里，时间无足轻重）；第二——发财最简单的办法就是 锲而不舍 ，这办法十拿九稳，肯定成功。
然而，也许还有相当多的人，既可敬又聪明还颇有自制力，但是这些人（不管他们如何挣扎）的手头既没有三千卢布，也没有五千卢布，尽管他们想拥有这笔钱。为什么会这样呢？答案很清楚：因为尽管他们十分希望，但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的希望达到这样的程度。比如说，如果他们想发财而又别无他法，那哪怕当乞丐也行啊；他们还没有不屈不挠到这样的程度，即使成了乞丐，刚拿到几戈比，也不肯乱花，给自己或者给自己的家人多买一块面包。然而用这样的办法攒钱，也就是说靠乞讨来攒钱，为了积聚出一大笔钱，就必须仅仅靠面包和盐来充饥，此外别无他法；至少我是这么理解的。大概，上面提到的那两名乞丐就是这么做的，也就是说，只吃面包，而且几乎就住在露天下。毫无疑问，他们并没有想成为罗斯柴尔德的打算：这些人不过是纯粹的阿巴贡或者泼留什金
，别无其他；但是，如果想自觉地发财，目标是成为罗斯柴尔德，那就必须采取完全不同的办法——那就必须有不亚于那两名乞丐的更强烈的意愿和意志力。
父亲
是不会有这样的意志力的。世界上的力量是多种多样的，尤其是意志力和意愿力。有的温度只能把水烧开，有的温度却能把铁烧红。
这就跟修道院的清贫生活一样，这就跟苦行僧的闭关修行一样。这里起作用的是感情，而不是思想。这是为什么？这又是干吗呢？身上揣着这么一大笔钱，却一辈子穿粗布衣、吃黑面包，这道德吗，这难道不是心理变态吗？这些问题留待以后再说，现在我们只谈有没有可能达到这一目标。
当我发明了“我的思想”（它已经处于赤热状态）之后，我就开始考验自己：我能不能过修道院般的清贫生活，遵从苦行僧的清规戒律？我带着这一目的，头一个月，整整一个月，我就只吃面包和水。每天只吃黑面包，而且分量不超过两俄磅半。为了做到这点，我必须欺骗聪明的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和希望我好的玛丽娅·伊万诺芙娜。我坚持让他们把我的饭菜送到我房里来吃，这使她很伤心，也使恪守礼节的尼古拉·谢苗诺维奇感到困惑。在那里我简直是暴殄天物：我把菜汤倒在窗外的荨麻丛里或者倒在别的什么地方，我把牛肉——或者扔到窗外喂狗，或者包在纸包里塞进口袋，然后再拿出去扔掉，以及其他等等。但是，因为佐餐的面包远远不足两俄磅，我只好自掏腰包，偷偷地再添购一些。这一个月我坚持下来了，也许，只引起肠胃的稍许不适；但是从第二个月开始，我在面包之外加了点儿菜汤，早上和晚上又加了杯茶——不瞒你们说，我就这样过了一年，身体完全健康，身强力壮，而精神上则其乐融融，暗自窃喜。我不仅不可惜扔掉的食物，反而感到兴高采烈。一年结束之后，我坚信我能够经受住任何素食，于是我开始同他们一样进食，转而同他们一起吃饭。但是我不满足于这一试验，紧接着我又做了第二次试验：除了付给尼古拉·谢苗诺维奇的伙食费以外，还规定每月给我五卢布的零花钱中我只能花掉一半。这是一种很难的试验，但是两年多以后来彼得堡的时候，我兜里除了别的钱以外，已经有了七十卢布，这是完全靠这样的积蓄积攒起来的。这两次试验的成果对我来说是巨大的：我认定，我有把握，只要我想，只要我愿意，我就能达到自己的目的，再说一遍，“我的整个思想”就在于此；至于以后怎么做——小事一桩，不在话下。
咱们就来看看这“小事一桩”吧。
我已经描写了我的两次试验。大家知道，我在彼得堡又做了第三次试验——去了一趟拍卖场，锤声一响，我就赚到了七卢布九十五戈比。当然，这并不是真正的试验，不过是小试牛刀，逗个乐而已：我不过是想从未来偷得一分钟，试试看将来怎样处置和行动。总的说，真正付诸行动，还从一开始，还在莫斯科的时候，我就决意推迟，直到我完全得到自由为止；我太清楚了，我必须，譬如说，先念完中学（大家已经知道，上大学的事我已经牺牲了）。无可争议，我之来彼得堡心里是有气的：刚读完中学，第一次成为自由人，却忽然看到，韦尔西洛夫的事横插一杠子，势必会妨碍我，不让我干自己的事，而且不晓得会推迟到什么时候！但是，尽管我心中有气，我来的时候还是安之若素，根本不担心，最终，我将达到自己的目的。
诚然，我没有实践经验，但是我已经连续三年思前想后地考虑周全，是不可能有疑问的。我已经想象过上千次如何开始行动：我忽然从天而降似的出现在我们两个京城之一的彼得堡
（我选择了我们的两个京城作为开始，尤其是彼得堡，根据某种考虑，我更看中彼得堡）；总之，我仿佛从天而降，但我完全是个自由人，不依附于任何人，身强力壮，口袋里藏有一百卢布作为创业的流动资金。没有这一百卢布是没法创业的，因为，即使把握先机，小试牛刀，也将被推迟到很久以后。我身边除了有一百卢布，我已经说过，我还有英勇无畏、不屈不挠、锲而不舍、完全彻底的孤独和能够保守秘密。孤独——最重要：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分钟我都非常不喜欢与人们有任何交往与联系，总的说，我开始实现“我的思想”时就决定，必须是一个人，这是
必需条件
。我见到人就难受，就会心神不宁，而心神不宁就会有害于达到目的。总而言之，直到今天，我整个一生，我一直在幻想我应该怎么同人们交往——我想出来的办法总是很聪明；可是刚一接触实际——就会显得十分愚蠢。我愤怒而又真诚地承认，我一开口说话就会暴露自己心中的秘密，总是慌慌张张，因此我决定尽量减少与人们交往。这就赢得了独立自主、心态平和与目标明确。
尽管彼得堡的物价高得可怕，我还是横下一条心，不可更改地决定，我在饮食上的花销决不超过十五戈比，而且我知道我是说话算数的。关于吃的问题，我想了很久，而且想得很周全；我决定，比如说，有时候连续两天光吃面包和盐，这样做是为了到第三天把这两天积余下来的钱统统吃光；我觉得这样较之每天节衣缩食、只花十五戈比，一律吃素，更好，更有利于健康。接着，为了有个安身之地，我需要一个角落，一个名副其实的角落，只要夜里能睡觉，或者遇到风雨大作的天气时能遮风避雨就成。我决定露宿街头，如果有必要，我也准备到专为无家可归的穷人开设的小客栈里过夜，那里除了供住宿外，还供应一块面包和一杯茶。噢，我太会藏钱了，我会把钱藏得好好的，决不让人家在我住的角落里或小客栈里把我的钱偷走，甚至都不让他们偷觑了去，我保证！“偷我的钱？我还担心自己偷人家的钱呢。”有一回，我在街上听到一个乐呵呵的无赖这样说。当然，我拿他来与自己比的仅仅是精明和诡计多端，我并不打算去偷去抢。此外，还在莫斯科的时候，也许还在实现“我的思想”的头一天，我就决定既不当一个收当放债的主儿，也不当一个放高利贷的人，干这行当有犹太佬和那些既没头脑也没性格的俄国人。收当放债和吃高利贷——这事太寻常了。
至于说穿，我决定置备两套衣服：一套日常穿着，一套像样一点儿。一旦置备妥当后，我就深信这两套衣服能穿很久。我花了两年半时间专门学习穿衣服的方法，甚至发现了一个秘密：要使衣服保持常新不旧，必须尽可能勤快地用刷子刷它，一天刷它五六次。我有十分把握，呢子衣服是不怕刷的，它只怕灰尘和脏物。如果用显微镜看，灰尘就像石头那样大，而刷子，不管它怎么硬，终究不过是毛或者与毛近似。我还同样学会了怎么穿靴子：其中的诀窍就在于，走路要小心，靴底要一下子全部着地，尽可能不踩歪或者少踩歪。两星期内就可以学会这么做，以后就习惯成自然，变成无意识了。用这个办法平均可以延长靴子三分之一的寿命。这是我花两年之久积累起来的经验。
接着就该付诸行动。
我去拍卖会是出于这样的考虑：我有一百卢布。彼得堡有那么多拍卖会、甩卖场，旧货市场里有那么多小商品和需要买东西的人，不可能花多少钱买进来的东西不加点价再卖出去。我花两卢布零五戈比买了一本纪念册，卖出去时却赚了七卢布九十五戈比。我捞到这么一大笔好处，而且没有担风险：我从买家的眼神里看得出来，他决不会掉头不顾，望而却步。不用说，我很清楚，这不过是碰到机会了；可是，要知道，我到处寻求的正是这样的机会，也正因为如此，我才决定住在通衢大街。就算这些机会很少，难得一遇吧；反正一样，我的一个主要准则是不冒任何风险，第二个准则是每天多少能赚一点儿，所赚的钱必须超过我为了维持生计不能不花的最低开销，必须做到日积月累，没一天中断。
有人会对我说：您这些都是幻想，您不知道市场的风险，您刚一迈步，就会有人骗您。但是我拥有顽强的意志和坚强的性格，而市场科学像其他科学一样也是科学，只要不屈不挠、用心钻研和精明干练，就能掌握。上中学时候，直到七年级我一直名列前茅，而我的数学尤好。怎么能对经验和市场科学迷信到这样的地步，竟至预言我必败无疑呢！只有那些从来没有在任何事情上做过任何试验，从来没有过任何真正的生活，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浑浑噩噩地混日子的主儿，才会说这样的话。“一个人碰了钉子，另一个人必定会碰钉子。”不，我就决不会碰钉子。我有坚强的性格，只要我细心钻研，任何事情都学得会。如果持之以恒，不屈不挠，自始至终保持敏锐的目光，不断地思前想后、考虑周全和精打细算，而且不断地苦干实干、四处奔走，最后竟还是获得不了必要的知识，弄不清怎样才能多挣这二十戈比——这样的事您能想象吗？主要的是，我决定永远不去追求最大的利润，而且永远心平气和。等到以后，我已经赚够了一两千卢布，我当然就会身不由己地不再当掮客，不再当街头倒卖的倒爷。当然，我对交易所、股票、银行业务等还知之甚少。但是，我也像知道自己的五个指头一样知道得一清二楚，到时候，所有这些交易所啦，银行业务啦，等等，我也会像任何其他人都做不到的那样熟悉和精通的，因为只要工作需要，实干巧干，这门学问就会显得十分简单。难道这需要很聪明才能学会吗？这有什么了不起呢，非得有所罗门
那样的大智大慧不可吗！只要性格坚强，能力、技巧、知识就会不请自来。只要有这“愿望”，锲而不舍就成。
最要紧的是不要冒险，可是这点，只有性格刚强的人才能做到。还在不久以前，已经在我来了之后，在彼得堡，有一次认购铁路股票，那些认购股票的人都赚了很多钱。有一段时间，股票直线上升。可是，忽然有个没赶上认购或者贪心不足的人，看见我手里有股票，就建议我把股票让给他，外加多少多少利息。那有什么，我一定会立刻让给他。当然，有人会笑话我，说什么应该再等一等嘛，说不定可以卖到十倍的价钱。不错，您哪，但是我的赚头更可靠，因为钱已经揣在我兜里了，而您的赚头还在天上飞哩。有人会说，这样是发不了大财的；对不起，那您就错了，而且所有我们那帮人都错了，科科列夫、波利亚科夫、古博宁
之流，全错了。要懂得一个常识：发财上的锲而不舍和不屈不挠，主要应该体现在攒钱上，这比牟取暴利，甚至比百倍的暴利更强！
法国大革命前不久，有个叫劳的人来到巴黎
。他搞了一个原则上可以说天才的计划（后来，该计划在付诸实行时，惨遭破灭）。整个巴黎都骚动起来；劳的股票被抢购一空，达到拥挤不堪的程度。钱从整个巴黎蜂拥而来，就像从麻袋里倒出来似的，倒进那座进行认购的大楼；但是，到后来，连这座大楼也挤不下了：人群挤到了街上——各种身份，各种地位、年龄不等的人；资产者、贵族以及他们的子女，伯爵夫人、侯爵大人以及娼妓——所有的人都像被疯狗咬了似的，挤成一团，变成一群穷凶极恶、半疯半癫的人；官衔、门第之见和门楣之光，甚至连名誉和声望——一切都被踩进了污泥；他们为了能够弄到几张股票，他们（甚至女人）都不惜牺牲一切。认购最后甚至转移到街上，但是没地方可以填表。这时出现了一个罗锅，于是大家建议他暂时出借一下他的驼背当桌子用，让大家在上面认购股票。这罗锅同意了——大家可以设想一下为此出了多高的价钱！过了若干时候（很短），一切都破产了，一切都成了泡影，整个思想都飞了，见鬼去了，于是乎股票变得一文不值。谁赢了呢？只有那罗锅，正因为他拿的不是股票，而是现钱——金路易。瞧，您哪，我就是那罗锅！我有本事不吃饭，一戈比一戈比地攒钱，积少成多，攒到了七十二卢布；我有足够的毅力在大家热昏了头的时候保持克制，宁要十拿九稳的钱而不想赚大钱。我在小事上锱铢必较，但在大事上并不这样。在小事上我常常沉不住气，甚至在“我的思想”萌生之后，可是在大事上我始终四平八稳。在我上班前，母亲给我端咖啡来，有时候咖啡冷了，我就会发脾气，对她说粗话，然而同一个我可以整整一个月只吃面包和水。
总之，不发财，不学会怎么发财——这有悖常理。同样有悖常理的是，如果持之以恒、锲而不舍地攒钱，锲而不舍地仔细研究，锲而不舍地保持头脑冷静、自我克制、勤俭节约和有越来越增强的毅力，而又始终成不了百万富翁，我再说一遍，这也同样有悖常理。一个乞丐用什么来攒钱，岂不是用性格的狂热和不屈不挠的精神吗？难道我还不如一个乞丐？“到头来，即使我一无所有，即使我的算盘打错了，即使我垮了，完蛋了，我还是要一往无前。而我之所以一往无前，乃是因为我愿意。”这话，我在莫斯科就说过。
有人会对我说，这里没有任何“思想”，也毫无新奇之处。然而我还是要说，已经是最后一次说，这里有多得数不清的思想和多得数不清的新意。
噢，我早就有预感，这一切反对意见有多么陈腐，我自己在叙述“思想”时又会显得多么陈腐：我究竟说出了什么呢？百分之一都没有说出来；我感觉，我说得琐碎、粗俗和肤浅，甚至幼稚得不符合我的年龄。
剩下来就是回答“为了什么”和“因为什么”，以及“是否合乎道德”，等等，等等，这些问题是我曾允诺要回答的。
我难过，我会使读者立刻大失所望，我难过，但是又很开心。我要让大家都知道，在我的“思想”所要达到的目标中，没有一丁点儿“报复”心理，没有一丁点儿拜伦式的东西——既没有诅咒，也没有弃儿的哭诉，也没有私生子的眼泪，什么也没有，什么也没有。总之，如果我的这部记事落到一位喜欢读浪漫小说的女士手中，她一定会垂头丧气的。我的“思想”的全部目的，就在于独来独往。
“但是要做到独来独往，也无须拼命地非当罗斯柴尔德不可呀。这跟罗斯柴尔德有什么关系呢？”
“大有关系，因为除了独来独往以外，我还需要有强大的实力。”
我要先交代几句：读者一看到我的自白竟这么坦率也许会吓一跳，会老实巴交地问自己：这个作家怎么就不脸红呢？我的回答是，我把我的所思所想写下来并不是为了出版；除非再过十年，当一切都已十分明确，一切都过去了，得到了证实，已经没什么可脸红的了，恐怕到那时我才会有读者。至于有时候我在这部记事里对读者说话，那不过是一种写作手法而已。我的读者——不过是幻想的人物。
不，我那“思想”的萌生之源，并不是我在图沙尔中学备受揶揄的私生子身份，也不是我童年时代的忧愁岁月，也不是报复，也不是我的抗议权，一切都应归咎于我的性格。我想，我从十二岁起，也就是说，几乎从我刚刚明白事理的时候起，我就不喜欢与人交往。不光是不喜欢，而是不知怎么见了人就觉得讨厌。有时候，在我静夜独处的时候，我心里会感到十分忧伤，究竟因为什么，我也说不清，甚至对很亲近的人也没法说清，也就是说，能说但又不愿说，不知为什么总是欲说还休；我忧郁，不信任人，不愿与他人交往。此外，我身上还有一个特点，这我也早发现了，几乎从小就发现了，我总爱责怪别人，总爱数落别人的不是；紧跟着这种倾向，又常常会立刻出现一种新的想法，使我感到十分痛苦：“该不是别人没错，是我自己错了吧？”我常常自责，不必要地自责！为了逃避解决这一类问题，自然，我就会寻求孤独，独来独往。再说，在与人们的接触中，不管我怎么努力，也找不到能使我对他们刮目相看的任何东西，我的所有同龄人，我的所有同学，所有的人，无一例外，思想上似乎都比我低级；我不记得有任何例外。
是的，我常常闷闷不乐，我总是关起门来，对人家不理不睬。我常常想离开人群。我也许能为别人做点好事，但是我又看不出一丁点儿我应为别人做好事的理由。人根本就不是那么好，根本就不值得对他们那么关心。为什么他们不主动地、坦率地先来接近我，为什么非要我主动送上门去，死乞白赖地先去接近他们呢？——这就是我常常问自己的问题。我是一个知恩图报的人，足以证明这点的是，我已经为此做了上百件傻事。我会立刻对坦率的人报以坦率，我会立刻爱他。我就是这么做的；可是他们大家却立刻耍我，嘲笑我，讳莫如深地躲开我。所有这些人中对我最能敞开心扉的还是那个小时候曾经狠狠打过我的兰伯特；——即使是他，也不过是个公开的卑鄙小人和强盗，而他之所以向我公开，无非是因为他傻。这就是我来彼得堡时的想法。
从杰尔加乔夫那里（天知道为什么鬼使神差地让我跑到他那儿去了）出来以后，我主动走过去与瓦辛打招呼，而且由于一时兴奋和冲动，把他大大夸奖了一番。那又怎么样呢？当晚我就感觉到我喜欢他的程度已经一落千丈。为什么？正因为我夸奖了他，从而也就在他面前贬低了我自己。其实，似乎，恰好相反：一个为人正直和宽容大度的人，甚至不惜贬低自己以抬高他人，这样的人就人格而言，几乎是高于任何人的。那有什么——这我懂，不过我还是不大喜欢瓦辛，甚至很不喜欢，我故意举这个读者已经熟悉的人为例。甚至克拉夫特，我也是一想起他就酸溜溜的，感到不是滋味，就因为是他主动把我领进前室的，而且直到第二天，到克拉夫特的情况已经完全弄清楚了，根本没必要生气的时候，我心里还是不能释然。从读中学时的最低年级起，同学中只要有人超过我，无论是在功课上，在回答老师提问时的机灵上，还是在体力上，只要他们超过我，我就不理他们，不跟他们玩。倒不是因为我恨他们或是希望他们失败，我就是不爱理他们，因为我就是这性格。
是的，我毕生都渴望拥有强大的实力
，强大的实力和独来独往。甚至在我还小的时候，只要有人弄清楚我脑袋瓜里究竟在想什么，准会毫不客气地当面嘲笑我的时候，我就爱这样幻想。这就是我喜欢保守秘密的原因。是的，我在使劲幻想，以致我都没有工夫说话了，于是乎，有人便由此得出结论：我这人孤僻，而由于我这人常常心不在焉，于是又得出一个更可恶的结论，说我有病，可是我这白里透红的脸蛋却证明其反。
当我钻进被窝躺下睡觉的时候，我感到特别幸福，因为我已是孤身一人，处在最完全的孤独状态，周围既没人跑来跑去，也没发出一点儿声音，我可以浮想联翩，独自幻想，可以换一种样子，随便改造生活。最狂热的幻想一直伴随着我，直到我发现我那“思想”为止，这时所有的幻想便从愚蠢至极一下子变成非常合理，从小说般的幻想形式变成合乎理性的现实形式。
一切都凝聚成一个目的。话又说回来，即使在过去，这些幻想也不见得就十分愚蠢，虽然它们多得不可胜数，多得成千上万。但是，我最喜欢的是……不过，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强大的实力！我坚信，如果许多人知道了，我这么一个“窝囊废”还想拥有强大的实力，一定会哑然失笑。但是，我会让人感到更惊奇的是：也许，从我刚开始幻想时起，也就是说，几乎从我很小的时候起，我就无法想象自己不是名列前茅，位居第一，而且在人生的各个阶段都如此。我还要补充一点，虽然你们会觉得奇怪，但是我承认，我这毛病也许至今未改。在此我要指出，我并不请求别人原谅。
这就是我的“思想”，这就是它的力量所在：钱——这乃是带领一个哪怕是最没出息的人
出人头地
的唯一途径。我也许并不是很没出息，但是，比如说，我照照镜子就会知道，我的外表对我很不利，因为我的脸太平常了。但是只要我像罗斯柴尔德那样有钱——谁会计较我的脸长得怎么样呢，只要我吹声口哨，还不是会有成千上万的女人千娇百媚地飞也似的向我跑来，投入我的怀抱？我甚至深信，到头来，连她们自己也会完全真诚地认为我是个美男子。我也许很聪明。但是，即使我聪明绝顶，社会上总还能找出一个比聪明绝顶还聪明的人——那我就完蛋了。然而，只要我成了罗斯柴尔德，难道这个比绝顶聪明还聪明的人对于我还会有什么意义吗？他在我身旁，人家甚至都不会让他开口！我也许能说会道，口若悬河，但是如果我身旁出现了塔列兰
和皮龙
——我就会黯然失色，可是我一旦成了罗斯柴尔德——哪儿还有皮龙，甚至，也许，哪儿还有塔列兰？金钱，当然是一种专横的实力，但与此同时也是一种高度的平等，而金钱的力量也正在于此。金钱能使不平等成为平等。这一切我还在莫斯科的时候就想明白了。
你们在这思想里看到的，当然只有厚颜无耻、暴力，以及渺小的人战胜富有才华的人。我同意，这想法太过分了（因此才甜蜜）。但是，就算，就算是这样吧：你们以为我希望拥有强大的实力就为了压迫人，报复人吗？问题也正在这里，那帮凡夫俗子肯定会这样做。此外，我还深信，那些成千上万高高在上的富有才华的人和聪明人，如果罗斯柴尔德的亿万财富落到了他们手上，他们一定会立刻忍不住像那些最庸俗的凡夫俗子一样，压迫起人来甚至登峰造极，无出其右。我的思想却不是这样。我不害怕金钱；它们压迫不了我，也无法迫使我去压迫别人。
我不需要金钱，或者说，我需要的不是金钱；甚至也不是强大的实力；我需要的仅仅是靠强大的实力才能得到、没有强大的实力就根本得不到的东西：这就是孤傲的、平静的力量意识！这就是自由的最完备的定义，全世界都为之绞尽脑汁的定义！自由！我终于写出了这两个伟大的字眼……是的，孤傲的力量意识——这意识既令人神往又无限美好。我有了力量，心中就平静了，尤皮特
手中掌握了雷电，怎样呢？他很平静；能常常听到他电闪雷鸣吗？只有傻瓜才会认为他在睡觉。如果你让一个什么文学家或者让一个农村的傻娘儿们坐到尤皮特的位置上——那还不成天地打雷，打个没完！
我想，只要我有了强大的实力，我就根本不再需要它；我敢说，我自己就会自动地退居末位。只要我是罗斯柴尔德，我就会披着一件旧大衣，打着一把小雨伞，四处闯荡。我在大街上被人推来推去，为了不被出租马车轧死，我不得不在烂泥地里跳来跳去，这有何妨！只要我意识到我自己是罗斯柴尔德，这时我心里甚至会很开心。我知道我可以吃到别人吃不到的山珍海味，我有世界上第一流的厨师，我知道这点就够了。我可以吃一块面包和一根火腿肠，由于我意识到这点，我也就饱了，甚至到现在我还这么想。
不是我死乞白赖地想当贵族，而是贵族死乞白赖地想巴结我，不是我追求女人，而是女人一窝蜂似的跑来，向我提供一个女人所能提供的一切。“庸俗的”女人跑来是为了要钱，而聪明的女人却是受到好奇心驱使，来看看我这个骄傲的、高深莫测的、对一切都无动于衷的怪物。我将对这两种人都很亲切，也许还会给她们钱，但是从她们那儿我什么也不要。好奇心会产生激情，也许我会燃起她们的激情也说不定。我可以向你们保证，她们走的时候什么也得不到，除非是一些礼品。我只会使她们加倍地好奇。
……我意识到这点，
心愿已足。
奇怪的是，这幕小景（不过，这毫厘不爽），我还在十七岁的时候就心驰神往了。
我不想也不会去压迫任何人，折磨任何人；但是我知道，如果我想毁掉某个人，毁掉我的敌人，那谁也阻挡不了我，大家只会巴结我，帮我。好了，这也就够了。我也不会去报复任何人。我一直感到奇怪，詹姆斯·罗斯柴尔德怎么会同意当男爵的！
这又干吗，为了什么呢？他本来就高于世界上的所有人！“噢，当我们俩在驿站上等候换马的时候，就让那个蛮不讲理的将军欺压我好了；如果他知道我是谁，他肯定会亲自给我套马，跳起来扶我坐上我那不起眼的马车！还有人著文写过一篇报道，说有一位外国伯爵或者男爵，在一列到维也纳去的列车上给一位当地的银行家当众穿鞋。噢，就让，就让这个可怕的大美人（正是可怕的，就有这样的大美人），也就是那位神气活现、名甲一方的贵妇人的女儿，在轮船上或者别的什么地方与我相遇，她竟乜斜着眼，鼻子翘得老高，鄙夷不屑地表示惊讶，这么一个平平常常、其貌不扬的小人物，手里拿着书或者报纸，居然也敢坐进头等舱，坐在她身旁？可是当她一旦弄清——弄清我是谁，就会主动走过来，坐在我身旁，顺从地、胆怯地、和蔼可亲地迎候着我的目光，看见我微微一笑，她就会开心得什么似的……”我故意插进这些早年的场景，以便更加鲜活地表明我的思想；但是，这些场景很苍白，也许，毫无新奇之处。只有现实才能说明一切。
有人会说，这样生活太蠢了；干吗不弄座大公馆，干吗不敞开大门，广延宾客，干吗不呼风唤雨，干吗不娶妻生子呢？但是，这样一来，罗斯柴尔德又成什么了？他会成为跟大家一样的人。“思想”的所有动人之处必将消失，它的整个精神力量也将荡然无存。还在小时候，我就学会背诵普希金“吝啬骑士”的独白；就思想而言，普希金还没有写过任何高于这段独白的东西！直到现在我还坚持这些想法。
“但是您的理想也未免太等而下之了，”有人会鄙夷不屑地说，“就知道金钱和财富！如果能造福社会，普济众生，那就完全不同了！”
但是谁知道我会怎么使用我的财富呢？这些数以百万、千万、万万计的财富，从许许多多守财奴有害和肮脏的手里，源源不断地流向一个像我这样冷眼看世界的清醒而又坚强的苦行僧手里，请问，这又有什么不道德，又有什么等而下之的呢？总而言之，所有这些关于未来的梦想，所有这些猜测——所有这一切，现在还只是像小说一样是虚构的，我也许就不该把它写下来；还不如把它留在脑子里好。我也知道，这些话也许任何人都不会去读；即使有人读，那他也未必会相信，也许我也经受不住罗斯柴尔德亿万财富的诱惑呢？倒不是因为这些钱会把我压趴下，而完全指另一种意思，相反的意思。在我的幻想中，我已经不止一次地捕捉到未来这样的时刻，当我的意识已经得到太多的满足，可是我的威权尚嫌不足。那时候——倒不是因为无聊，也不是由于无目的的忧伤，而是由于我无止无休地想望得到更多——我把我的亿万财产都拿出来交给别人；就让全社会来分配我的全部财富吧，而我——我又要混迹于那帮小人物之中！也许，我甚至会变成那个死在轮船上的乞丐也说不定，我们的区别仅仅在于，在我的破衣服里找不到任何缝在里面的东西。我只留下一个意识，就是我手里曾经有过亿万财富，但是我把它扔了，扔在烂泥地了，这意识就像那只乌鸦一样，在我的荒漠里供给我吃食。
甚至直到现在我也愿意这么想。是的，我的“思想”——这就是我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躲开一切人的堡垒，哪怕我成了那个死在轮船上的乞丐也罢。这就是我的史诗！要知道，我需要的就是我这
整个
走火入魔的意志——我之所以需要它，仅仅为了向
我自己
证明，我也能够随时放弃它。
毫无疑问，有人会反驳我说，这不过是诗一般的幻想罢了，如果我有数以百万计的财产，我是永远不会放弃它们的，而且我也不会变成那个萨拉托夫乞丐。也许，我不会放弃也说不定；我描绘的仅仅是我的思想的理想境界。不过，我还要十分严肃地补充一点：如果我积攒的钱财达到了罗斯柴尔德拥有的巨款，我倒真有可能到后来把它们统统捐献给社会（不过，在达到罗斯柴尔德拥有的巨款之前我很难做到这点）。而且我也不会只捐一半，因为那样一来我就俗不可耐了：我不过穷了一半，别无其他。要捐就非得全捐出去，全部，直到最后一文钱，因为我一旦成了乞丐，就会摇身一变，变得加倍地富有，远远超过罗斯柴尔德！如果有人不懂得这道理，那不是我的错。为什么呢？我不说！
“这是苦行僧的做法，这是因为自己渺小无能，因而异想天开的幻想！”有人会说，“这是蠢材和平庸的胜利。”是的，我承认，这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是蠢材和平庸的胜利，但是未必就是无能的胜利。我非常喜欢想象自己是个蠢材和庸人，站在世人面前含笑说：你们都是伽利略和哥白尼，查理大帝和拿破仑，你们都是普希金和莎士比亚，你们都是元帅和大内总管，而我呢——不过是个无能的蠢材和私生子，可是我还是比你们高，因为你们认命了，对此屈服了。我承认，我把这个幻想发展到了极致，甚至把教育本身也一笔勾销。我觉得，如果这人没有受过教育，甚至思想肮脏，那才更妙呢。这个已经过分夸大了的幻想当时甚至也影响到我在中学七年级的成绩，我中途辍学正是出于幻想：不受教育似乎倒会给理想平添几分光彩。现在我的这一信念已经变了，教育不会阻碍我的我行我素。
诸位，难道思想的独立性，哪怕就这么一小点儿独立性，对你们就那么难吗？拥有美的理想（哪怕，甚至是错误的理想）的人，有福了！但是我对自己的理想坚信不疑。只是我的叙述可能不那么好，不生动，太粗浅。再过十年，当然，我叙述得可能会好些。这东西且留着做个纪念吧。
我的“思想”写完了。如果写得平庸乏味和浅薄——那其错在我，而不是“思想”。我已经有言在先，最简单的思想最难理解。我现在还要补充一点：也最难叙述，更何况还要用原先的形式来描述这思想。思想还有个相反的规律：平庸的、仓促的思想——被理解得异乎寻常地快，而且还一定会被芸芸众生，一定会被整个市井街巷所理解；不仅如此，它还会被认为是最伟大、最富有天才的思想，但是——仅限于它出现的当日。便宜货——不结实。理解得快——恰好说明被理解的东西平庸。俾斯麦
的思想霎时间就成了天才的思想，而俾斯麦本人则成了天才；但是，正是这种快，这种迅速令人怀疑：我倒要看看这个俾斯麦，再过十年他那思想还剩下什么，那个首相大人本人，还能剩下什么。我加上这段毫不相干的题外话和与事情并无关系的插叙，当然不是为了做比较，而是为了留下做个纪念（也为了给过于粗浅的读者做点解释）。
现在我要讲两件趣事，以此来完全结束关于“思想”的记叙，也为了使这“思想”不至于干扰我们的记叙。
夏天，七月间，在我动身到彼得堡来的两个月前，那时我已经完全自由了，玛丽娅·伊万诺芙娜请我到三一镇
去了一趟，让我去找一位住在那里的老处女办一点儿事——这事太没意思了，所以不值得详加记叙。我当天就回来了，途中，在火车上，我看到一个其貌不扬的年轻人，穿得不坏，但龌里龌龊，脸上长有粉刺，脏兮兮而又晒得黑黑的，一头黑发。他的特点是，每到一个车站，无论大小，都要下去喝伏特加。快到终点时，他周围已经形成了一个快活的小圈子，然而这些人都是下三烂。有个商人，也稍许喝醉了点儿，他特别欣赏那年轻人的本领：不断喝酒，居然不醉。还有个年轻小伙子对他也很欣赏，这人的模样蠢极了，喋喋不休，唠叨个没完，穿得像个德国人，而且身上发出一股难闻的气味——后来我才知道，这人是名仆役；这人和那爱喝酒的年轻人甚至交上了朋友，每次火车停站，他都要向年轻人发出邀请：“现在该下车喝酒啦。”——于是这两人就搂搂抱抱着下了车。那个爱喝酒的年轻人几乎根本不说一句话，可坐到他周围来起哄的人却越聚越多；他只听大家说话，自己则唾沫横飞、嘻嘻连声地不断傻笑，而且还时不时地，总是出人意料地发出类似于“啾——留——留！”的声音，这时他还非常夸张地用一只手指按住自己的鼻孔。正是这个动作，把商人、仆役和所有的人全都逗乐了，于是他们全都放肆地大声狂笑。真弄不明白有时人们狂笑不已究竟在笑什么。我也凑了过去——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也似乎欢喜上了这个年轻人，也许是因为他竟敢彰明较著地破坏公认的必须恪守不误的礼节——总之，我没看出他是个傻瓜；非但如此，我还立刻跟他套起了近乎，对他以
你
相称，下车时我还从他那里得知，他在晚上八时许要到特维尔林荫道去。原来他过去还是个大学生。我也去了林荫道，于是他教会了我怎样恶作剧：我跟他俩一直在林荫道上走来走去，直到天色稍晚，只要看见走来一个大家闺秀，但是必须周围附近没有人，我们就立刻过去纠缠那女人。但是，我们并不跟她说一句话，而是一左一右地把她夹在中间，摆出一副从容不迫的样子，好像根本就没看见她这个人似的，开始你一言我一句地相互聊起天来，而且净说些不三不四的话。我们露骨地说些下流话，态度镇定自若，不慌不忙，就像应该这样做似的，我们在讲到各种卑鄙下流和下作的事情时，还津津有味地大谈各种细节和微妙之处，甚至连最肮脏的淫棍的最肮脏的想象也编造不出来（当然，所有这些知识，我早在上学，甚至还没上中学的时候就学会了，但只是一些话，而不是付诸行动）。那女人吓坏了，急急忙忙地赶紧逃走，可是我们也加快脚步——继续我们的谈话。那个受害人当然无计可施，又没法喊叫：没有目击证人，即使去告我们，也显得有点怪。我们就这样自得其乐地过了七八天；我真不明白我怎么会喜欢上做这种事的，其实也说不上喜欢，而是就这么做了。起先我感到很新奇，似乎超越了陈腐的陈规陋习；再说，我最讨厌女人。有一回，我曾经告诉那个过去的大学生，让-雅克·卢梭在他写的《忏悔录》里承认，说他已经是青年了，常常喜欢躲在角落里，偷偷地把身上通常遮盖的那部分暴露出来，而且保持这样子，等候走过去的女人。
这个大学生用自己的“啾——留——留”来回答我。我发现，他这人十分无知，他感兴趣的事非常少。他毫无半点我想在他身上找到的隐秘的思想。我想在他身上找到点与众不同的思想，可是找到的却只是令人压抑的单调乏味。我越来越不喜欢他了。最后，一切都结束得完全出乎意料。有一回，天已经完全黑了，我们盯上了一个迅速而又胆怯地走过林荫道的姑娘，很年轻，恐怕只有十六七岁或者还小，穿得很整洁、很朴素，也许她靠自己的劳动为生，正下班回家，回到自己的老母亲那儿，她母亲是个穷寡妇，拉扯着好几个孩子；不过，大可不必动什么恻隐之心。这女孩先是默默地听了一会儿，接着便急匆匆地向前走去，低着头，戴着面纱，怕得发抖，但是，她突然停了下来，掀开面纱，露出她那好看（就我记忆所及）但又瘦瘦的脸蛋，她两眼圆睁，闪闪发光地向我们喝道：
“啊，你们真下流！”
也许，她会立刻哭出来，可是却出现了另一种情景：她挥动她那瘦小的胳臂，啪的一声扇了那大学生一记响亮的耳光，她的动作那么灵巧，简直从来没有见过地灵巧。啪的一声，干净利落！他骂了一句，想扑过去，但是我拦住了他，那女孩趁机跑了。剩下我们俩，立刻吵了起来：我说出了这段时间以来我心里郁结的对他的全部不满；我对他说，他不过是个可怜的无能之辈，平凡的庸人，他身上从来没有一点儿思想，连思想的微小的影子也没有。他也把我臭骂了一顿……（有一回，我向他说过我是私生子。）接着，我们就连啐几口唾沫，互相分手了，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他。当天晚上我觉得很懊恼，第二天好了点儿，第三天就全忘了。也没什么，后来，虽然有时候我也会想起这个女孩，但也不过是偶然地，一闪而过而已。直到我到彼得堡以后，又过了大约两星期，我才猛然想起这幕情景——想起后，我忽然觉得羞愧难当，羞愧得我的眼泪都沿着腮帮子流了下来。我痛苦了整整一晚上，直到现在，还余痛未已。 起先 我简直弄不明白，当时我怎么会堕落得这么下流，这么无耻，主要是——居然会把这事给忘了，既不感到羞耻，也不感到悔恨。直到现在，我才弄清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错就在那“思想”。简言之，我直接得出的结论是，你头脑里一旦充斥了某种静止不动的、永远不变的强烈思想——你就好似从此脱离了这整个世界，进入了荒漠，这时不管发生什么，都犹如过眼云烟，无关紧要。甚至事后留下的印象也是不正确的。此外，主要是，你永远有了一个借口。在这段时间里，不管我怎么折磨我母亲，怎么可耻地冷落我妹妹，我总有借口：“唉，我有‘思想’，其他都是小事。”我仿佛总是这样对自己说。我自己受到了侮辱，感到了疼——我会以受辱之身离开，后来又忽然对自己说：“唉，我虽然下流，但我毕竟有‘思想’，而她们不知道这个。”“思想”在耻辱和渺小中安慰我；我的所有卑劣似乎也可以躲到这“思想”之下；它，可以这么说吧，能在我面前淡化一切，使我感到轻松，也能在我面前掩盖一切，使我熟视无睹；但是对事物的这种不明不白，分不清是非曲直，当然有损于我的“思想”，且勿论其他。
现在谈另一件趣事。
去年4月1日是玛丽娅·伊万诺芙娜的命名日。晚上来了几位客人，很少几个人。突然，阿格拉费娜气喘吁吁地跑进来说，在厨房前的过道里有个被遗弃的婴儿在啼哭，她不知道该怎么办。这消息使所有的人都激动起来，大家都跑出去，看到一个树皮筐，树皮筐里有个出生才三周或者四周的哇哇啼哭的女婴。我抱起树皮筐，拿进了厨房，立刻发现有一张折叠的纸条：“亲爱的恩人们，请你们大发慈悲，帮帮这个受过洗礼的女孩阿琳娜吧；我们和她将永远把我们的眼泪送到上帝的宝座前，为你们祈福，祝贺您的命名日；你们不认识的人。”这时，我非常尊敬的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却使我大失所望：竟一本正经地板起面孔，决定把这女婴送到育婴堂去。我闻言很难过。他们过得很俭朴，但是没有孩子，尼古拉·谢苗诺维奇却不以为苦，反以为乐。我小心翼翼地把阿琳诺奇卡
抱了出来，托住她的两只小肩膀，把她抱起来了点儿，树皮筐里发出一股刺鼻的酸味，这是婴儿长久不洗澡常常会发出的那股酸味。我跟尼古拉·谢苗诺维奇争论了几句后，突然向他宣布，这孩子我要了，我出钱，我来养。他不同意，甚至有点声色俱厉的样子，虽然他说话的声调很缓和，临了还开了句玩笑，但是他送育婴堂的主意并无丝毫改变。但是，后来还是照我的意思办了：同一个院子里，但是在另一间偏屋，住着一个很穷的木匠，已过中年，爱喝酒；但是他妻子还很不老，很健康，她刚死了一个吃奶的孩子，主要是她结婚八年未曾生育后生下的唯一的孩子，也是个女孩，而且很奇怪，很运气，她也叫阿琳诺奇卡。我说很运气，是因为当我们在厨房里争论的时候，这女人听见了，跑过来看个究竟，当她得知这女孩也叫阿琳诺奇卡的时候——大受感动。她的奶水还没有消失，于是她解开胸脯，给这孩子喂奶。我向她跪下，请求她把孩子抱回家去，我会按月给她钱的。她害怕她丈夫不答应，但还是抱回去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她丈夫同意了，但每月要八卢布，我立刻把头一个月的钱预付给了他；他也就把这钱立刻喝光了。尼古拉·谢苗诺维奇虽然奇怪地微笑着，但还是同意替我向木匠担保，每月八卢布的钱将由我如数付给，决不拖欠。为了使他放心，我本来想把我的六十卢布交给尼古拉·谢苗诺维奇保管，但是他不肯收；他知道我有钱，也就相信了我。他这么一客气，我们俩短暂的争吵也就变得没事了。玛丽娅·伊万诺芙娜一句话也没说，但是她奇怪我为什么要操这份闲心。我特别珍重他俩的礼貌待人，他俩决不容许自己有半点笑话我的意思，而且相反，他们开始以应有的十分严肃的态度来对待此事。我每天都跑去看达里娅·罗季沃诺芙娜，一天三次，过了一星期，我瞒着她丈夫又悄悄塞给她三卢布。我又另外花了三卢布，置备了一床小被子和一些尿布。但是，过了十天，里诺奇卡
突然病了。我立刻请来了医生，他开了一点儿什么药，于是我们折腾了一夜，用他那糟糕的药来折磨那小不点儿，而到第二天他宣布，为时已晚，而对我的请求（其实，更像是责怪），他大大落落地支吾搪塞道：“我不是上帝。”小女孩的舌头、嘴唇和整个口腔都长满了白色的细小的斑疹，到傍晚时分，她就死了，睁着她那双黑黑的大眼睛，盯着我，好像她已经懂事了似的。我不明白，我怎么就没有想到给她，给这个死孩子拍一张照呢？唉，你们信不信，那天晚上我不仅哭了，而且简直是放声大哭，过去我是无论如何不会这样失态的，玛丽娅·伊万诺芙娜只好过来安慰我——无论是她，还是他，都没有一丝一毫的嘲笑之意。那木匠给她做了一具小棺材；玛丽娅·伊万诺芙娜则给这棺材做了一圈褶边，又放进了一只漂亮的小枕头，我买了些鲜花，撒在这孩子身上：就这样送走了我这株可怜的小草，你们信不信，对这株小草我至今都不能忘怀。然而，过不多久，这整个几乎是突然发生的事，却促使我进行了甚至深深的思考。当然，里诺奇卡并没有花费我很多钱——总括起来：买棺材，办丧葬，请医生，买鲜花，再加上给达里娅·罗季沃诺芙娜的钱——总共才三十卢布。在我动身去彼得堡的时候，韦尔西洛夫给我寄来了四十卢布做盘缠，临行前我又卖掉了一些小东西，因此我把这钱也就给补上了，因而，我的整个“资本”仍旧原封未动。“但是，”我想，“如果将来我也这么东倒西歪，那是走不远的。”跟大学生的那事说明，“思想”可能会使人误入歧途，以至模糊是非，偏离当今的现实。而里诺奇卡的事则可能说明相反的情况，任何“思想”都不能把人（至少是我）引入歧途，使我不会忽然在某种令人压抑的事实面前停下来，而不把我为了“思想”用多年劳动积攒起来的钱一下子完全捐献出去。这两个结论都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