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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毫无必要：胸怀大志者，这点小事何足挂齿；一种壮志凌云感使我心胸开朗，弥补了一切。我出去时处在某种兴高采烈之中。一走到外面，我就想放声歌唱，好像特意安排好了似的，那天上午天气好极了，太阳高照，人来人往，车水马龙，熙熙攘攘，喜气洋洋，人流如织。怎么，难道这女人没有侮辱我吗？我哪儿受过这种气呀，受到这种目光和这种放肆无礼的笑，而我居然没有立刻提出抗议？即使抗议极其愚蠢，也无关紧要。请注意，她来这儿的用意，就是为了尽快地侮辱我，虽然她从来没有见过我，因为在她看来我不过是“韦尔西洛夫派来卧底的密探”，而她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很久以后都深信，韦尔西洛夫掌握着她的整个命运，只要他愿意，凭借一纸文书就有办法立刻毁掉她；起码她是这么怀疑的。这是一场殊死的决斗。可见——我并没有受到侮辱！侮辱是有，但是我并没有感到侮辱！哪儿能呢！我甚至感到高兴。我本来是来恨她的，可是在恨她之余，我甚至感到我开始爱她了。“我不知道，一只蜘蛛
会不会恨它看准了并且想要捕捉的那只苍蝇？一只可爱的小苍蝇！我觉得，猎物是可爱的。瞧，我就爱我的仇人，比如，我就非常喜欢她长得那么美。我就非常喜欢，夫人，您是那么高傲，那么美若天仙，如果您再温厚一点儿，恐怕就没有这么开心了。您唾弃我，我却兴高采烈，即使您当真朝我脸上啐口唾沫，那，说真的，恐怕我也不会生气，因为您是我的猎物。
我的
，而不是
他的
。这个想法多么令人陶醉呀！不，隐蔽地意识到自己的强大，要比公然主宰一个人更开心，更叫人心花怒放。如果我是个亿万富翁，我情愿穿着一件十分破旧的衣服，让人家把我当作一个最微不足道的人，当作穷得差点要讨饭的人，把我推来搡去，蔑视我，说不定我倒会在其中找到一种乐趣：我只要意识到我家资巨万就够了。”
瞧，我就是这样来理解我当时的想法和快乐，以及许许多多我当时的所感所想的。我要补充的只有一点，在这里，在我方才写下的东西里不免有些浮躁：事实上，我要深沉一点儿，含蓄一点儿。也许，我现在说到我自己时，较之我的口头上和行动上也要含蓄一点儿。愿上帝保佑！
也许，我坐下来写这些东西做得很不好：我心里想的比我嘴里说的多得没法比。您的想法，哪怕是不好的想法，暂时还留在您脑子里——它总比较深沉，可是一说出来——就显得可笑和可耻了。韦尔西洛夫对我说过，与此完全相反的，只有那些言行十分恶劣的人。那些人只会扯谎，因此他们很容易；而我竭力想写出全部真实，这就非常难了！
在19日这天，我又迈出了一“步”。
自从我来彼得堡之后，我兜里有钱这是头一回，因为，我在上文中已经提到，我把我两年中积蓄起来的六十卢布全给了母亲。早在几天前我就拿定主意，领薪水那天我要做一个“试验”，这是我早就梦想的。还在昨天，我就从报上剪下一封公函——“圣彼得堡调解会审法庭民事执行官”发布的一则公告，以及其他，等等，等等。公告宣称：“今年9月19日中午12时，在喀山区某地段某号楼，将拍卖莱布勒赫特夫人的一应动产”，又说“查封物品、出售底价以及所拍卖的财产，均可在拍卖会当日前往观看”，等等，等等。
这时一点钟刚过。我急忙迈动双腿循址赶去。我已经两年多不雇出租马车了——我曾经做过这样的保证（要不我也攒不到六十卢布）。我也从不去拍卖场，我还不 敢 走这一步；虽说我现在迈出的这一“步”仅仅是 尝试性的 ，但是我决定，即使采取这一步，也必须在我中学毕业之后，必须在我与大家一刀两断、钻进我的乌龟壳、已经完全自由之后。诚然，我还远没有钻进“乌龟壳”，远没有得到自由，但是要知道，我决定迈出这一步也仅是试验性的——我只是来看看，近乎来幻想一下，以后就不来了，也许很久都不来，直到正式开始的时候为止。对大家来说，这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愚蠢的拍卖会，而对于我——这是哥伦布借以发现美洲大陆的那艘海船的第一根原木。这就是我当时的感受。
到达目的地后，我走进公告中标明的那座大楼的院子深处，走进莱布勒赫特夫人的寓所。这寓所由一个门厅和四个不大也不高的房间组成。从门厅进去的第一个房间里，站着一大群人，将近三十人，其中半数是来买东西的，其他人，从他们的模样看，或者是来看热闹的，或者是收藏家，或者是莱布勒赫特派来监管现场的；其中也有垂涎金器的商人和犹太人，也有几个穿着“整洁”的人。甚至其中某些先生的相貌，至今犹镌刻在我的记忆里。右边的房间，门敞开着，在两扇门之间恰好能放进一张桌子，因此这房间进不去，里面放着查封和出售的物品。左边是另一个房间，房门虚掩着，不时有人推开一条门缝，看得出，有人从里面向外窥视——大概是莱布勒赫特夫人大家庭中的一员。自然，这时候，这位夫人感到很不好意思。在门中间的桌子后面，面对观众，在椅子上坐着一位法警先生，佩着袖章，在进行物品拍卖。我去的时候拍卖已进行了一半；我进去后就挤到那张桌子跟前。正在拍卖一对青铜烛台。我开始观看。
我一边看一边立刻开始盘算：在这里我能买什么呢？眼下，我拿这对青铜烛台又能做什么呢，我的目的能不能够达到，这事这样做对不对，我的盘算能不能够成功呢？我的盘算是不是幼稚呢？这一切，我想过来想过去，观望不前。我当时的感觉就像站在赌台前，正赶上您还没有出牌的那一刻，但是您来的目的是想赌一把：“我想出牌就出牌，我想离开就离开——我说了算。”这时心还没有怦怦乱跳，但却似乎有点微微收紧，在发抖——一种不无愉快的感觉。但是一种犹疑不决的感觉却立刻开始压迫您的胸膛，您仿佛变得盲目起来，您伸手，您拿牌，但动作是无意识的，几乎是违心的，仿佛您的手由别人在掌控；您终于下定决心，您出牌了——这时候，感觉就完全不一样了，变得十分巨大，十分强烈。我现在写的不是拍卖会，我写的只是我自己：拍卖会上，除了我，又有谁的心会怦怦乱跳呢？
有人头脑发热，有人沉默不语，等待机会，有人买了又后悔了。有一位先生，因为没有听清，把一只白铜制的牛奶壶错当成了银的买了下来，本来只要两卢布，却花了五卢布，对这位先生我一点儿也不可怜；我甚至还感到很开心。法警不断地变换物品：在烛台之后出现了耳环，耳环之后出现了一只山羊皮的绣花枕头，之后又出现了一个首饰盒——大概是为了形式多样，或者考虑到买者的不同要求。我连十分钟都没熬住，就冒冒失失想去买枕头，后来又想去买首饰盒，但是每到关键时刻我就卡壳了：这些东西，我觉得根本买不起。最后，法警手里出现了一本纪念册。
“家庭纪念册，红色山羊皮精装，老物件，有水彩画与水墨画插页，装有象牙雕刻的封套，并有银质锁扣——底价两卢布！”
我向前走了一步：这东西看去很雅致，但在象牙雕刻上有个地方有一疵点。只有我一个人走上前去观看，大家都不作声：没有竞争者。我本来可以打开锁扣，把纪念册从封套里拿出来，再仔细看看，但是我没有使用我的这一权利，只是挥了一下发抖的手，寻思：“管他呢。”
“两卢布零五戈比。”我说，又感到我的牙齿在发抖，在打架。
东西归我了。我立刻掏出钱付了款，然后抓起纪念册，退了出来，退到房间的一角；在那里，我把它从封套里拿了出来，而且跟发热病似的，急匆匆地开始仔细观看：不算封套，这是一件世界上最蹩脚的东西——一本小小的纪念册，只有小型张的一页信纸那么大，薄薄的，边缘烫金，但是已经磨损，完完全全就像旧时贵族女子中学刚毕业的那些女孩子为自己购置的那种纪念册。水墨画和彩色画，画的都是些山上的教堂呀，爱神呀，天鹅戏水的池塘呀，等等；还有歪诗一首：
我启程前往遥远的旅途，
与莫斯科久久分离，
久久地告别亲爱的人，
坐上驿车驰往克里木。
（残留在我记忆里的就是这东西！）我认定这回我“栽了”；如果有什么谁也不需要的东西的话，那就是它了。
“没什么，”我认定，“第一次出牌肯定会输；甚至是好兆头。”
我顿时变得十分开心。
“啊，我来晚了；归您了？您买下了？”一位身穿蓝大衣的先生的声音忽然在我耳旁响了起来，这人仪表堂堂，穿着讲究。他来晚了。
“我来晚了。啊，真遗憾！多少钱？”
“两卢布零五戈比。”
“啊，真遗憾！您能不能出让呢？”
“咱们出去说。”我向他悄声道，压住了心跳。
“给十卢布，我让给您。”我说，感到背上一阵发冷。
“十卢布！得了吧，您怎么啦！”
“随您便。”
他睁大了两眼望着我；我穿得很好，根本不像个犹太佬或二道贩子。
“哪儿能呢，要知道，这是一本很糟糕的旧纪念册呀，谁会要它？这封套其实也分文不值，要知道，您是卖不出去的，谁也不要，不是吗？”
“您就要了。”
“要知道，这是因为一种特殊情况，我昨天才知道：要知道，像我这样的人只有一个！您行行好！”
“我本来应当要二十五卢布的，但是毕竟有点冒险，怕您不肯出，为了十拿九稳，因此才只要十卢布，一口价，一戈比不让。”
我转身就走。
“您就拿四卢布吧，”我已经走到院子里了，他追上了我，“好吧，五卢布。”
我不作声，继续往前走。
“给，给您！”他拿出十卢布，我把纪念册递给了他。
“您得承认，这是不公平的！两卢布和十卢布——啊？”
“为什么不公平？这就是市场嘛！”
“这算什么市场？”（他生气了。）
“哪儿需要哪儿就有市场。如果您不要，连四十戈比也卖不出去。”
我虽然没有放声大笑，而且神态严肃，但心里在笑——我哈哈大笑，倒不是因为开心，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笑得上气不接下气。
“我说，”我喃喃道，实在忍不住了，但是态度是友好的，我十分喜欢他，“听我说：有位叫詹姆斯·罗斯柴尔德的人，已故，是巴黎人，他死后留下了十七亿法郎的遗产（他点了点头），所以能如此，因为他年轻时偶然获悉贝里公爵被害的事，仅仅比大家早几小时，于是他就把这消息立即通知了相关人员，仅仅因为这一手，转眼之间就发了大财，赚了几百万法郎
，——瞧，人家是咋干的！”
“那么说，您就是罗斯柴尔德啰？”他愤怒地向我嚷道，把我当成了傻瓜。
我快步走出了这座大楼。迈出了小小的一步——就赚了七卢布九十五戈比！我同意，这一步毫无意义，儿戏而已，但这一步毕竟符合我的想法，不可能不非常深刻地激励着我，使我心潮澎湃……然而，大可不必描写我的这些感受。一张十卢布的钞票揣在我的坎肩口袋里，我伸进两个手指摸了摸——我就这样把手插在口袋里一直向前走去。在街上走了约莫一百步，我把这张钞票掏出来看了看，真想亲亲它。在一座公寓的大门旁，忽然响起一辆轿式马车驶近的声音；看门人拉开了大门，从公寓里走出一位女士，准备上车。这位太太穿着华丽，既年轻又漂亮，十分阔气，穿着绸缎和天鹅绒，后面还拖着一条两俄尺长的尾巴。忽然，一只漂亮的小提包从她手里滑落下来，掉到地上；她已经上了马车；一名跟班急忙弯下腰准备把东西拾起来，可是我抢先一步，跑过去捡了起来，交给了那位太太，同时微微抬了抬礼帽（是顶高筒礼帽，作为一名年轻人，我穿得不坏）。那位太太拘谨地，但却带着十分可爱的微笑对我说：“
谢谢，先生
。”马车开始辚辚地滚动。我亲了亲那张十卢布的钞票。
这天，我还得去看一位我过去的中学同学叶菲姆·兹韦列夫，他中学没念完就转到彼得堡的一所高等专科学校上学了。他本人并不值得描写，说实在的，我跟他并无深交；但是我还是在彼得堡设法找到了他，因为我急于见到一位名叫克拉夫特的人，兹韦列夫能够（通过各种办法打听到，至于通过什么办法，那就不足为外人道了）一俟他从维尔诺
回来，立刻把他在彼得堡的住址告诉我。兹韦列夫估计，他不是今天就是明天肯定会回来，这是他前天告诉我的。必须走到彼得堡老城区
，但是我并不觉得累。
兹韦列夫（他也十九岁）暂时借住在他姑姑家，我是在他姑姑家的院子里碰到他的。他刚吃过午饭，正在院子里像大人似的踱方步。他立刻告诉我，克拉夫特昨天就回来了，仍下榻在他过去住的那套房间里，就在这里，在彼得堡老城区，他自己也希望能够尽快见到我，因为他也有件要事要立刻通知我。
“他又要到什么地方去了。”叶菲姆补充道。
因为在当前的情况下见到克拉夫特对于我非常重要，所以我请叶菲姆立刻带我到他住所去见他，原来，这住所就在附近，仅两步远，在某某胡同。但是兹韦列夫又说，一小时前已经遇见过他，他去找杰尔加乔夫了
。
“那咱们就到杰尔加乔夫家去，你怎么总推三阻四的，你害怕？”
的确，克拉夫特很可能在杰尔加乔夫家一坐就是半天，那我在哪儿等他回来呢？我并不怕去杰尔加乔夫家，但是我不想去，尽管叶菲姆已经接二连三地拉我上那儿去。而且每次说到“害怕”时，总对我露出一副十分可恶的嘲笑神态。我要预先申明，这里根本不存在害怕不害怕的问题，即使我怕，那怕的也完全是另外的事。这一次我下定决心非去不可；这地方也不远，就在附近。途中，我问叶菲姆：他是否仍旧想流亡美国？
“可能还要再等等。”他答道，微微一笑。
我不怎么喜欢他，甚至根本不喜欢他。他的头发很白，胖乎乎的脸也显得太白了，甚至白得有失体统，像娃娃脸，个子却长得甚至比我还高，可是他看去最多只有十七岁。跟他没什么好谈的。
“那里怎样？难道总有一群人？”我为了心中有底，问道。
“你怎么总是怕东怕西的？”他又笑起来。
“见你的鬼。”我火了。
“根本不是一群人。来的都是熟人，都是自己人，你放心。”
“是不是自己人关我屁事！难道我在那里是自己人吗？他们为什么就这么信得过我呢？”
“你是我带去的，这就够了。关于你，大家都听说过。克拉夫特也可以说说你的情况。”
“我说，瓦辛也上那儿去吗？”
“不知道。”
“如果他也在，咱们一进去，你就推我一把，告诉我哪位是瓦辛；一进去就告诉我，听见了吗？”
关于瓦辛的事，我已经听说过很多，早对他有兴趣了。
杰尔加乔夫住在一幢小厢房里，这厢房坐落在一名商人妻子的建有木屋的院子里，他租了整幢厢房。总共有三大间清洁的房间。四扇窗都垂下了窗帘。他是一名技师，在彼得堡工作；我偶尔耳闻，他在外省谋得了一个有利可图的私人差事，正准备前去履新。
我们刚走进一间极小的外屋，就听到屋里人声嘈杂；似乎正在热烈地争论，有人高呼：“
药物不能治疗者——铁治之，铁不能治疗者——火治之
！”
我的确有几分不安。当然，我还不习惯与人交往，无论任何人。虽然我在中学里与同学以你相称，但是跟任何人差不多都不是朋友，我给自己营造了一个角落，我就住在这角落里。但是，并不是这使我不安。作为万全之策，我向自己暗暗发誓，决不与任何人发生争论，只说最必需的话，从而使任何人都不能对我说三道四，下任何结论；主要是不争论。
这房间实在太小，屋里有六七个人，加上女士们，约莫有十个人。杰尔加乔夫二十五岁，他已成家。他妻子有个妹妹，此外，还有个女亲戚；她俩也住在杰尔加乔夫家。屋里的家具陈设还凑合，不过也足够了，甚至可以说，很干净。墙上挂着一幅石印的肖像，便宜货，在墙角则供奉着一帧圣像，没有金属衣饰
，但却点着神灯。杰尔加乔夫走到我跟前，握了握手，请我坐下。
“请坐，这里都是自己人。”
“劳驾。”立刻有一位面貌相当姣好、穿着十分朴素的少妇补充道，她向我微微点了点头，就立刻走了出去。这是他妻子，看样子她刚才似乎也参加了争论，而现在她出去给孩子喂奶。留在屋里的还有两位女士——一位个子很小，二十上下，穿着一件黑色的连衣裙，长相也不难看，而另一位，三十上下，相貌枯瘦，但目光锐利。她俩坐着，在很用心地听，但并不参加谈话。
至于男人，除了我、克拉夫特、瓦辛坐着外，其余的人都站着；我们一进去，叶菲姆就立刻向我指认了克拉夫特和瓦辛，因为连克拉夫特我也是生平第一次见到。我离座，走到他俩跟前，跟他们寒暄、问候。克拉夫特的脸，我永远也忘不了：倒不是说有什么特别的美，但却似乎有某种过于和善、过于彬彬有礼的气质，虽说整体上仍透露出一种自尊。他二十六岁，相当清瘦，个子中等偏上，浅色头发，脸型严肃，但很柔和；总之他整个人都透着一种文静。然而您如果问我——愿不愿意用我这张也许甚至很俗气的脸去换他那张我觉得很有吸引力的脸呢，我一定不肯。他脸上有一种我不愿在自己脸上看到的神态，有一种在精神上过于冷静的表情，有一种类似于某种隐秘的、自己都不甚了了的傲气。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当时未必会这样一字不差地进行判断；我现在才觉得我当时是这么想的，也就是说，已经在出事之后。
“您来了，我很高兴，”克拉夫特说，“我有一封与您有关的信。咱们先在这里坐一会儿，然后再到我屋里去。”
杰尔加乔夫是个中等个儿，肩膀很宽，一头漆黑的头发，大胡子，目光中透露出机敏。浑身上下都透出一种含而不露的神态，和处处小心谨慎的样子；虽说他多半保持沉默，但显然在掌控着会场，左右着大家的谈话。瓦辛的相貌并没有使我特别惊奇，虽然我听说他非常聪明：一头浅黄色的头发，一双银灰色的大眼睛，面色十分开朗，但是，与此同时脸上又有某种过于强硬的神态，使人预感到与此人不易交往，但目光却绝顶聪明，比杰尔加乔夫更聪明、更深沉——比屋里所有人都聪明。话又说回来，或许，我现在把一切都夸大了。在其他人中，我只记得所有这些年轻人中的两个人：一位是皮肤黝黑的大高个儿，蓄着一部黑黑的络腮胡，说话很多，二十七八岁，是位什么老师，或者诸如此类的人物；另一位是一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年轻小伙儿，穿着一件俄式的紧身外衣，脸上有褶子，沉默寡言，属于留神倾听的诸多人士之列，后来我才知道他出身农民。
“不，这事不应当这么提，”那位长着黑色大胡子的老师开口道，显然想恢复方才的争论，他说起话来比谁都热烈，“关于数学般准确的证明
我无话可说，但是这个想法即使没有数学般准确的证明，我也准备深信不疑……”
“等等，季霍米罗夫，”杰尔加乔夫大声打断了他的话，“刚来的人听不明白。这要知道，”他忽然转过脸来向我一个人说道（我得承认，如果他有意考考我这个新手，或者促使我也参加发言，那他采取的这个办法还是很巧妙的；我立刻感觉到了这一点，并做好了准备），“这要知道，这位克拉夫特先生，我们大家对他已经相当熟悉了，他很有性格，观点也很有分量。他鉴于一个极其平常的事实得出了一个极不平常的结论，使所有的人都感到吃惊。他得出的结论是，俄罗斯民族是二等民族……”
“三等民族。”有人叫道。
“……二等民族，它命中注定只能给更为高贵的人种充当材料，在人类的前途中，它将没有自己的独立作用。有鉴于自己的这个也许很有道理的结论，克拉夫特先生得出另一个结论，即任何一个俄国人今后的任何活动，都必将灰心丧气，因这一想法而陷入瘫痪，可以说吧，所有的人都必将无所作为，而且……”
“对不起，杰尔加乔夫，这话不应当这么说，”季霍米罗夫又不耐烦地接口道（杰尔加乔夫立刻让他继续说下去），“鉴于克拉夫特已经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得出了一些以生理学为基础的有根有据的结论，也许，他足足花了两年时间来苦心孤诣地研究自己的这一想法（这个观点我可以十分心平气和地、
先验
地接受），有鉴于此，即鉴于克拉夫特的忧患意识和认真态度，这事应当作为稀有现象来看待，由此引申出一个克拉夫特无法理解的问题，而这问题正是我们应当研究的，即我们应当研究的正是克拉夫特的不解之处，因为这是一种稀有现象。应当解决的是，这一稀有现象是否属于临床研究的个别病例，抑或具有在其他情况下也会正常地反复出现的属性；为了共同事业，这事应予关注。关于俄罗斯的说法，我准备相信克拉夫特的观点，我甚至要说，也许，我还感到很高兴；如果这个想法被大家所掌握，那它就会使大家放开手脚去做，并使许多人摆脱所谓爱国主义的偏见……”
“我不是出于爱国主义。”克拉夫特说，仿佛使了老大劲儿。他似乎对所有这些辩论感到不快。
“是不是爱国主义，可以暂时撇开不谈。”瓦辛冒出了一句，此前他一直沉默不语。
“但是，请问，为什么克拉夫特的结论会削弱我们对全人类事业的追求呢？”那位老师叫道（只有他一个人在大声嚷嚷，其他人说话声音都很低），“就算俄罗斯被判定为二等国家，但是我们也可以不仅仅为俄罗斯工作呀。此外，既然克拉夫特已经不相信俄罗斯了，他怎么还能算是爱国者呢？”
“更何况他是一个德国人。”又听到了那个声音。
“我是俄国人。”克拉夫特说。
“这问题与事情并无直接关系。”杰尔加乔夫对刚才打断话的那人说道。
“抛弃你们的狭隘观点，”季霍米罗夫谁的话也不听，“如果说俄国只是供更加高贵的人种使用的材料，那它为什么就不能做这样的材料呢？这也是相当体面的角色嘛。由于任务扩大，为什么就不能安于这一想法呢？人类正处于自己复兴的前夜，而且这个复兴已经开始了。当前的任务只有瞎子才会否认。如果你们对俄罗斯已经丧失信心，那就撇开俄罗斯，为未来工作——为未来的尚不知晓的民族工作，但是这民族是由整个人类组成的，而不管他们属于哪一种族。本来，俄罗斯不论什么时候，迟早都会死去；所有的民族，即使是最有才华的民族，也不过生存一千五百年，最多两千年；两千年或者两百年：还不是都一样吗？充满活力的罗马人也没有活过一千五百年，就变成了材料。罗马人早就不存在了，但是他们留下了自己的思想，而这思想却融进了人类的命运，变成人类进一步发展的因素。怎么可以对一个人说他无事可做呢？我简直无法想象，有朝一日人们会无事可做。为人类服务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至于其他，你们就不用操心了。如果你们留心地环顾四周，要做的事是如此之多，只怕此生有限。”
“应当根据大自然的规律和真理的法则生活。”杰尔加乔娃夫人从房门里说道。房门虚掩着，可以看到，她站在里面，正微敞着胸脯抱着孩子喂奶，她在热心倾听。
克拉夫特在听大家说话，微露笑容，最后似乎带着某种痛苦的表情，十分真诚地开口说道：
“我不明白，既然您的心智完全臣服于某个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并且处在这一思想的影响下，您怎么还能全身心地向往处于这一思想之外的其他观念呢？”
“如果从逻辑上像数学般精确地向您证明，您的结论是错误的，您的整个思想也是错误的，而且您没有丝毫权利仅仅因为俄罗斯注定要成为二等国家而把自己排除在普遍的有益活动之外；如果向您指出，放弃您那狭隘的视野，您面前将会展开无限广阔的新天地，只要放弃狭隘的爱国主义观念……”
“唉！”克拉夫特轻轻挥了挥手，“我不是对您说过了吗，这与爱国主义无关。”
“这显然是误会，”瓦辛忽然插嘴道，“错误在于，克拉夫特得出的不仅是一个逻辑结论，而是，可以说吧，这个结论变成了一种感情。不是人的所有天性都一样；在许多人那里，逻辑结论有时会变成非常强烈的感情，这感情会攫住一个人的全身心，而且这种感情很难驱除或者改变。为了治愈这种人，在这种情况下就必须先改变感情本身，而要使这办法成为可能，无他，只有用另一种同样强烈的感情来代替它。这事往往很难，在许多情况下是不可能的。”
“错！”那个好争辩的人吼道，“逻辑结论本身就足以化解成见。理性的信念会产生同样的感情。思想由感情而生，它反过来又植根于人心，形成新的感情！”
“人是形形色色的：一种人很容易改变感情，另一种人就很难。”瓦辛答道，似乎不希望把争论继续下去。我很赞赏他的观点。
“正是这样，这事正如您所说！”我忽然对他说道，打破坚冰，忽然开口了，“正应当加入另一种感情来代替原来的感情。四年前，在莫斯科，有一位将军……要知道，诸位，我并不认识他。但是……也许，说实在的，他本身就不足以引起人们对他的尊敬……然而，事实本身也可能显得违反常理，但是……话又说回来，您知道吗，他死了一个孩子，就是说：实际是死了两个女孩，两个，一前一后，都死于猩红热……怎么办呢，他忽然变得伤心欲绝，一直很伤心，伤心得让人不忍卒睹——结果，大概过了半年，他也死了。他是因为伤心死的，这是事实！那么，当初，应当用什么办法才能使他复活呢？答案是：用同样强烈的感情！应当从坟墓里把那两个女孩给他挖出来，把她们还给他——这就完了，就是说，诸如此类吧。可是他死了。不过也可以向他提供一些绝妙的结论：人生苦短啦，所有的人都难免一死啦，也可以从统计日志上提供一组统计数字，有多少孩子死于猩红热啦……将军已经退役……”
我停了下来，气喘吁吁地仓皇四顾。
“这完全文不对题。”有人说。
“您所举的事实虽然与当前的情况并非同类，但毕竟有点相似，足以说明问题。”瓦辛对我说。
这里，我必须承认，为什么我十分赞赏瓦辛关于“思想—感情”所提出的论据，与此同时，我也必须承认我当时感到万分羞愧的一件事。是的，我曾经害怕到杰尔加乔夫家去，虽然我之怕去并不是由于叶菲姆揣测的那个原因。我之所以怕去，是因为还在莫斯科的时候我就怕他们。我知道，他们（即他们或者与他们同类的那伙人——反正都一样）都是些雄辩家，或许会把“我的思想”打个粉碎。我坚信自己决不会向他们透露我的思想，决不会说出去；但是他们（即仍旧是他们或与他们同类的人）却可能主动对我说些什么话，从而使我对自己的思想感到绝望，甚至都不敢向他们提起它。在“我的思想”中还有一些我没有解决的问题，但是我并不愿意别人来帮助我解决，除非我自己来解决。近两年来，我甚至不敢看书，生怕碰到什么观点不利于我的“思想”，从而使我的思想发生动摇。可是忽然瓦辛一下子解决了我的为难之处，使我放了一百二十个心。说真的，我有什么可怕的呢，他们使用的那套不管什么雄辩术能奈我何？那里也许只有我一个人懂得，瓦辛谈到“思想—感情”的关系时究竟要说什么！仅仅驳倒某个绝妙的思想是不够的，必须用另一个同样绝妙的思想来代替它。要不然，我是无论如何不会舍弃我的感情的，我将在我心中驳倒他们对我的反驳，哪怕是强词夺理。不管他们究竟说什么，作为替代品，他们又能给我什么呢？因此，我完全可以变得更勇敢些，我必须更加英勇无畏。在赞赏瓦辛观点之余，我又感到羞愧，我感到自己还是个没出息的娃娃！
这时还出现了一件出乖露丑的事。倒不是我想卖弄聪明这种拙劣的感情，促使我在他们面前打破坚冰开口说话的，是一种“取悦于人”的愿望。这种取悦于人的愿望，想让大家承认我是个好孩子、拥抱我、亲我，或者诸如此类的事（总之，拙劣透顶），我认为，这是我身上所有可耻的感情中最卑劣的一种，我怀疑我身上的这一愿望由来已久，这也正是我多年来一直躲在角落里的原因，虽然我对此并不感到后悔。我知道，我应当在大家面前表现得孤僻一些。在这类出乖露丑之后，唯一使我感到安慰的是，不管怎样，这“思想”仍像过去一样深藏在我的内心，我还没有向他们泄露过这一秘密。有时，我会心惊胆战地想象，如果我向什么人坦陈了我的思想，那我就会突然变得一无所有，因而我就会变得同大家一样，而且，说不定我还会抛弃这个思想；因此我才珍藏着它，保护着它，唯恐唠唠叨叨地说漏了嘴。可现在，在杰尔加乔夫家，几乎从头一次交锋我就忍不住了：当然，我什么也没有泄露，但却不可饶恕地胡扯了一通，出了件丢人现眼的事。一想起来就让人恶心！不，我不应当跟他人接触，跟他人交往，即使现在我也这么想，我说这话将管用四十年。我的思想——需要角落。
瓦辛刚一夸我，我就迫不及待地想开口说话。
“我以为，任何人都有权根据自己的信念……拥有自己的感情……而且任何人都不能因此责备他。”我对瓦辛说。虽然我在滔滔不绝地说话，但是似乎说话的不是我，嘴里转动的也似乎不是我的舌头。
“是——吗？”曾经打断杰尔加乔夫、向克拉夫特嚷嚷说他是德国人的那个人立刻接过话茬，以讽刺的口吻拖长了声音说道。
我认为这人根本不值得一驳，便扭过头去向那位老师说道，仿佛方才向我嚷嚷的是他似的。
“我的信念是我无权对任何人妄下断语。”我哆嗦着说，已经知道这下栽了。
“干吗这么秘而不宣呢？”又响起了那个不值一驳的人的声音。
“任何人都可以有自己的思想。”我直视着那位老师的眼睛，那位老师却相反，默不作声，满脸堆笑地打量着我。
“那您呢？”那个不值得一驳的人又嚷嚷道。
“说来话长……就某种程度说，我的思想就是让我安静一会儿，别来打搅我。当我手里还有两卢布的时候，我就想独自安安静静地过日子，不依赖任何人（请少安毋躁，我知道有人要反驳我），也不做任何事——哪怕是为人类的伟大未来，即曾经有人邀请克拉夫特君为之服务的那个人类的伟大未来。个性自由，即我本人的自由，您哪，应当放在第一位，至于其他，我一概不管。”
错就错在我发火了。
“也就是说，您在宣扬吃饱了肚子的奶牛的安宁？”
“就算是吧。谁也不会受到奶牛的侮辱。我不欠任何人一文钱，我向社会、向国库交各种税，为的就是不被抢劫、不挨打、不被杀害，此外谁也无权向我要求任何东西。我本人说不定还有一些别的思想，我想为人类服务，也许，我做的事比所有的宣传家加在一起还多十倍；不过我希望，任何人也 无权要求 我、强迫我做到这点，就像要求和强迫克拉夫特先生那样；即使我连一根手指也不想动，那也完全是我的自由。至于因为爱人类而四处奔波，见人就搂着人家的脖子又亲又啃的，感动得热泪盈眶——这不过是一种时尚罢了。我干吗非爱身边的人不可呢，或者非爱您说的什么未来的人类不可呢，这未来的人类我永远也看不到，也不会知道我，而他们自己也将化为灰烬，无影无踪，既无任何痕迹，也无任何回忆（这里，时间将变得毫无意义），地球本身也将变成一块结冰的岩石，并且与许多数不清的同样结冰的岩石一起，在没有空气的太空中飞翔。也就是说，没有比这更没有意思的了，让人无法想象！这就是你们的学说！请问，既然一切转瞬即逝，我干吗非得做个高尚的人。”
“哎——呀！”那声音又叫道。
我扯断了一切绳索，神经质、恶狠狠地开了这一炮，把所有这一切都说了出来。我知道我正在跌进泥塘，但是我害怕别人反驳，慌不择言。我清楚地感觉到，我就像筛糠似的，一股脑儿倒下去，七颠八倒，语无伦次，跳过十个思想陡地讲到第十一个，但是我急于说服他们，把他们统统驳倒。这对我太重要了！我准备了三年！但是有意思的是，他们突然都闭上了嘴，默不作声，简直一言不发，大家只是竖起耳朵在听。我则继续对那位老师说道：
“正是这样，您哪。顺便说说，一个非常聪明的人曾经说过，没有任何事情比回答这样的问题更难的了：‘干吗非得做个高尚的人不可呢？’要知道，世界上有三类小人：一类是天真的小人，也就是说，他们坚定地相信他们的卑劣乃是绝顶的高尚；另一类是真有羞耻之心的小人，也就是说，他们对自己的卑鄙无耻感到羞耻，但是又欲罢不能，非干到底不可；最后一类是地道的小人，纯粹的小人。请听我说，您哪：我有一名同学，叫兰伯特，他还只有十六岁的时候就曾经对我说过，假如他发了财，他最大的乐趣就是，当穷人家的孩子快饿死的时候，他却把面包和肉拿去喂狗；而当他们无物取暖的时候，他却可以买下整整一院子劈柴，把它们堆放在旷野上放把大火，一根劈柴棍也不送给穷人。这就是他的感情！请问，当这个纯粹的小人问我：‘为什么他非得做个高尚的人不可？’我能回答他什么呢？尤其是现在，在我们这个时代，被你们弄得世风日下的时代。再没有比现在更坏的时代了——从来不曾有过。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变得混沌一片，诸位，请看，你们否定上帝，否定做好事，那还有什么保守落后的、盲目的陈规陋习能驱使我按你们的方式做，而不按对我更有利的方式？你们会说：‘合理地对待人类也对我有利。’可是，如果我认为所有这些合理的做法，所有这些兵营式的东西呀，法朗吉
呀，都不合理，那怎么办？既然我在这世上只能活一次，那所有这些劳什子以及什么未来长未来短的，关我屁事！请让我自己来弄清我的利益何在，这样岂不更好。再过一千年，你们说的这人类究竟会怎么样，这又关我什么事呢，如果按照你们那个准则，我既没有因此而得到爱，也没有因此而过上未来的生活，我做的种种好事也没有因此而得到承认的话？不，您哪，如果是这样的话，倒不如让我老实不客气地干脆为自己而活，到那时候哪怕大家都完蛋，也与我无关！”
“想得倒美！”
“不过。我随时准备跟大家一起完蛋。”
“那就更妙了！”（又是那个声音。）
其余的人都继续保持沉默，大家都看着我，打量着我，但是慢慢、慢慢地从屋子的各个角落都传来嘻嘻嘻的窃笑声，虽然声音还很低，但是大家都冲我的脸窃笑不已。只有瓦辛和克拉夫特没有嘻嘻地笑。那个蓄有黑胡子的人也在冷笑；此前他一直两眼盯着我，在听。
“诸位，”我全身都在发抖，“我决不会把我的想法告诉你们，相反，我倒想从你们的观点出发来请教你们，别以为我是从我的观点出发来问你们的，因为也许我比你们更爱人类，比你们加在一起更爱一千倍！请问——你们现在一定要回答我，你们必须回答我，因为你们在笑，我倒要请问，你们能用什么东西来吸引我，让我跟你们走呢？请问，你们能用什么东西来向我证明，你们那儿就肯定好呢？在你们兵营式的生活里，我个人提出的抗议，你们又会如何处置呢？诸位，我早就想同你们见面了！你们那儿将会有兵营式的生活，将会有公共宿舍，将会有 最低水平的必需品 ，无神论，不要孩子的公妻制——这就是你们的结局，我统统知道，您哪。就是为了这个，就是为了这一切，就是为了那点平均利益的一小部分（也就是你们的合理制度保证我能得到的那一小部分），为了一块面包和一点儿温暖，你们却以此为代价剥夺我的全部个性！请问，您哪：如果在那里有人带走我的老婆，你们能让我心平气和，能让我不把我的敌人的脑袋砸个稀巴烂吗？你们会说，到时候我自己也就变聪明了；但是我老婆会对这样一个明智的丈夫（如果她还多少有些自尊的话）说什么呢？要知道，这是违背自然的；你们该懂得羞耻才是！”
“您是研究女性问题的专家吗？”响起了那个不值一驳的人的幸灾乐祸的声音。
一时间我头脑发热，真想冲过去给这混蛋一顿老拳。这人个子不高，棕红色头发，脸上有几粒雀斑……不过，话又说回来，活见鬼，我描写他的外貌干吗呢！
“请放心，我还从来没有碰过女人。”我顶了他一句，头一回向他扭过了脸。
“宝贵的信息，不过鉴于有女士在场，措辞不妨文雅些！”
忽然，大家纷纷动弹起来，纷纷拿起礼帽，想走——当然，不是因为我，而是他们到了该走的时候了；但是对我的这种默然不语的态度使我感到压抑和无地自容。我也霍地起立。
“您一直看着我，请允许我请教阁下贵姓？”那位老师面带十分可憎的微笑，忽然向我走过来。
“多尔戈鲁基。”
“多尔戈鲁基公爵？”
“不，姓多尔戈鲁基的一介草民，前农奴马卡尔之子，我的前主人韦尔西洛夫老爷的私生子。请放心，诸位，我这样说完全不是为了让你们立刻扑到我的脖子上来亲我吻我，也不是为了让我们像一群牛犊似的感动得哞哞叫！”
一下子爆发出了最不礼貌的哄堂大笑，因而使门背后的那小孩惊醒过来，开始啼哭。我气得发抖。他们纷纷与杰尔加乔夫握手告别，接着便走了出去，对我根本不予理睬。
“咱们走吧。”克拉夫特捅了捅我。
我走到杰尔加乔夫跟前，使劲握了握他的手，又使劲摇晃了几下。
“对不起，那个康德柳莫夫（棕红头发的那主儿）一直在惹您生气。”杰尔加乔夫对我说。
我跟着克拉夫特走了出去。我丝毫不觉得羞耻。
当然，现在的我与当时的我有着天壤之别。
我继续“丝毫不觉得羞耻”，我还在楼梯上就追上了瓦辛，他落在克拉夫特后头，仿佛他是个次要人物似的，接着便以一种十分自然的姿态，仿佛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问道：
“您似乎认识家父，我是想说韦尔西洛夫？”
“说实在的，我同他并不熟悉，”瓦辛立刻回答道（一些彬彬有礼的人在跟方才那样出乖露丑的人说话时总会摆出一副做作出来的客套，可是他却丝毫没有这种气人的姿态），“但是，也多少认识一点儿，见过面，也听过他讲话。”
“既然听过他讲话，那自然就算认识喽，因为您就是您！您对他有什么看法？请原谅我冒昧询问，但是我需要知道您的意见。 您 对他有什么看法，正是 您 本人的意见，对我是必需的。”
“您对我的要求太高了。我觉得，此人能对自己提出很高的要求，或许也能做到，——但是他并不需要向任何人解释。”
“此话有理，此话十分有理，这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但是，这是个清白的人吗？请问，您对他皈依天主教有何看法？不过，我忘了，也许，您不知道这事……”
如果我不是这么激动，不用说，我就不会对一个我从来没有说过话，只是听说过名字的人这么没来由地，像开机关枪似的，提出这么一连串问题了。我感到奇怪，瓦辛似乎并不介意我的疯狂！
“关于此事我也略有耳闻，但是我不知道这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信的。”他依然平静地、从容不迫地回答。
“毫无可信之处！关于他的种种传说全不是真的！难道您以为他会信仰上帝吗？”
“正如您刚才所说，他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而许多非常骄傲的人是喜欢信仰上帝的，尤其是那些有点恃才傲物的人。许多强者似乎都有一种自然的需要——找一个人或者找一样什么东西，然后对他或它顶礼膜拜。强者有时候会受不了自己的强大。”
“我说，这话可能非常正确！”我又叫起来，“不过我想弄明白……”
“这里的原因是清楚的：他们为了不崇拜世人，于是选择了上帝——不用说，连他们自己也不明白他们这是怎么搞的：崇拜上帝仿佛不那么辱没身份似的。他们当中常常会出现一些非常热烈地信奉上帝的人——说得更准确些，他们是一些热烈地希望信仰的人；但是他们却把愿望当成了真正的信仰。尤其在这样的人中，到头来常常会出现一些大失所望的人。关于韦尔西洛夫先生，我想，他身上有一些非常真诚的性格特点。总的说，他使我很感兴趣。”
“瓦辛！”我叫道，“您使我太高兴了。我倒不是惊叹您的智慧，我惊叹的是，您是一个如此纯洁、远比我高明的人，怎么能如此朴实、如此客气地跟我平起平坐地说话呢，就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似的！”
瓦辛微微一笑。
“您对我过奖了，刚才发生的事仅仅是因为您太喜欢进行抽象的谈话了。您大概在此以前沉默的时间太久了吧。”
“我沉默了三年，我想一吐为快，也准备了三年……不用说，您不可能把我看作傻瓜，因为您自己非常聪明，虽说不可能比我的表现更愚蠢了，但是您却可能把我看作小人！”
“小人？”
“对，毫无疑问！请告诉我，当我说我是韦尔西洛夫的私生子……而且还夸耀我是家奴之子的时候，您没有私下里看不起我吗？”
“您太折磨您自己了。如果您觉得这样说不好，下次不这样说，不就得了；来日方长嘛，您还有五十年好活哩。”
“噢，我知道，在与别人相处时，我应当尽可能少说话。在所有的坏毛病中，最卑鄙无耻的毛病是挂在人家的脖子上无端邀宠；方才，我已对他们说过这话，而现在我又想挂到您脖子上了！要知道，二者有区别，是不是？如果您明白这区别，如果您能够明白，那我就赞美这一时刻！”
瓦辛又微笑了一下。
“如果您愿意，可以常来找我，”他说，“我现在有工作，很忙，但是您来，我会很高兴的。”
“我方才从您的相貌上看出来，您这人坚强有余，但不爱与人接触。”
“这很可能是对的。我认识令妹丽扎韦塔·马卡罗芙娜，去年，在卢加……克拉夫特停下来了，似乎在等您；他要拐弯了。”
我紧紧握了握瓦辛的手，追上了克拉夫特，我同瓦辛说话的时候他一直走在前头。我们俩默默地走到他的住处；我还不想，也不能同他说话。克拉夫特性格中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彬彬有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