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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忍不住坐下来，想把我在人生大舞台初涉人世的这段经历写下来，其实不写也可以。有一点我敢肯定：此后我永远也不会再坐下来写我的自传了，哪怕活到一百岁。只有过分卑鄙地自恋的人，才会不知羞耻地写自己。我能够原谅自己的只有一点：我写作的动机与其他人不一样，也就是说，我不是为了博得读者的赞赏。如果说，我忽然灵机一动，想把我从去年伊始发生的事逐字逐句地记下来，我之所以作如是想，是出于我内心的需要：所发生的一切使我太震惊了。我只是把所发生的事记录下来，尽量避免不相干的描写，主要是避免文字上的浮夸和华而不实。文学家往往写了三十年，到头来却完全不知道写这么多年究竟为了什么。我不是文学家，也不想当文学家，我认为把我的内心活动公之于众，对酸甜苦辣的种种感悟做一番回肠荡气的描写，然后拿到他们的文学市场上出售，这是不光彩的，也是卑鄙的。然而，我又懊丧地预感到，完全不描写感受，也不谈自己的所思所想（也许，甚至是鄙俗的），似乎也不行：可见，任何文学写作，哪怕写出来仅仅给自己看，也会对人起某种诲淫诲盗的作用。这些见解也许甚至非常鄙俗，因为你自己感到珍贵的东西，很可能在旁人看来，一文不值。但是，这一切先不去管它。不过，这也算是开场白吧；以后，这类絮聒就不会再有了。言归正传，虽说再没有比言归正传更难的了，——也许，任何事都是开头难。
说写就写，也就是说，我想从去年的9月19日起写我的记事录，也就是从我头一次恰好遇见那个人……的那一天起写我的记事录。
在任何人都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就先来说说我遇见了谁，未免有庸俗之嫌，甚至，我想，这风格也俗不可耐：我曾经许诺要避免文字上的华而不实，可是下笔伊始我就落入了追求华而不实的窠臼。此外，要写得头头是道，光凭这愿望还不行。我还要说，用任何一种欧洲语言写作，似乎也不如用俄语写作那么难。我重读了一遍刚才写下来的东西，我发现我比所写的东西要聪明得多。一个聪明人说出来的话竟比他心中想说的要愚蠢得多，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在这要命的整整一年中，在我与人们的语言交往中，我曾不止一次地发现我有这样的毛病，为此我十分痛苦。
我虽然想从9月19日写起，但是我终究还是想插叙几句，交代一下我是谁，在此以前我在哪儿，因而在9月19日那天早上（哪怕就拿这天早上说事也行啊），我头脑里有可能在想些什么，这样，读者会清楚些，或许，我本人心里也会明白些。
我是一名中学刚毕业的学生，现在我已经年满二十，虚岁二十一了。我姓多尔戈鲁基，我在法律上的父亲名叫马卡尔·伊万诺夫
·多尔戈鲁基，过去，他曾是韦尔西洛夫老爷家的家奴。因此，表面上看，我是合法所生，不过要较真的话，我其实是个私生子，我的出身是丝毫毋庸置疑的。这事是这样发生的：二十二年前，地主韦尔西洛夫（这人才是我的生父）二十五岁，他前来视察他在图拉省的领地。我推测，他那时候还是个浑浑噩噩，完全没有个性的人。有意思的是，这人却打我小时候起就使我印象深刻，对我的整个心灵气质具有极大影响，甚至于，也许，他还会长久地感染我，影响我的整个未来，这个人，甚至直到现在，在方方面面对我仍旧是个解不开的谜。但是，话又说回来，这事以后再说吧。这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楚的。即使不说，这人的身影也将充斥我的整个书稿。
他恰好在这时候，也就是行年二十有五的时候丧偶。他曾娶过一位出身上流社会但不十分富有的姑娘为妻，她姓法纳里奥托娃，她给他留下了一子一女。关于这位夫人的情况，由于她过早地离他而去，所以我对她知之甚少，她在我拥有的材料中几乎已经无迹可寻。再说，韦尔西洛夫私生活中的许多情况总是回避我，不让我知道，而且他和我相处时总是那么高傲自大、深藏不露而又漫不经心，尽管有时候他在我面前又显得似乎十分温良，使我感到惊愕。不过，为了提前做个交代，我还要提一下，他已经花光了三份产业，而且还是三份非常大的产业，总共值四十万卢布有余，也许还要多些。现在，不用说，他已身无分文……
当初他到乡下来，“天知道他来干什么”，至少，后来，他自己曾对我这么说过。他那两个不点儿大的小孩照例不在他身边，而是寄养在亲戚家。他终其一生就是这么对待自己的孩子的，无论是婚生的，还是私生的。这座庄园的家奴非常多，其中就有花匠马卡尔·伊万诺夫·多尔戈鲁基。为了从此一劳永逸地不再提起此事，我想在这里插句话：很少有人像我这样，在整个一生中对自己的姓深恶痛绝的了。这当然很蠢，但是又确实发生过。每逢我要进什么学校，或者遇到就我的年龄来说我必须向他们说明情况的什么长者，总之，每个老师、家庭教师、学监和牧师——随便什么人，在问到我姓甚名谁、听到我姓多尔戈鲁基后，总认为有必要没来由地加问一句：
“多尔戈鲁基公爵
？”
每次我都必须向所有这些无所事事、无聊透顶的人解释：
“不，
就姓
多尔戈鲁基，不是公爵。”
这个“ 就姓 ”，最后差点没把我弄得发疯。在此，我要指出一个怪现象，我不记得任何例外：人人都问。所有的人，显然，有些人毫无必要，再说，我不知道究竟什么人会有这样见鬼的必要。但是人人都问，所有的人，无一例外。一听到我 就姓 多尔戈鲁基，不是公爵，问我的人通常就会用他那迟钝、愚蠢而又漠然的目光，把我浑身上下打量个遍，这目光说明，他自己也不知道这样问究竟为了什么，问完也就怏怏地走开了。我的同班同学问我的那副神态最侮辱人了。一名学生如何盘问一名新生的呢？一个形单影只、忸怩不安的新生，头一天去上学（不管上什么学吧）总会成为大家的牺牲品：大家对他呼幺喝六，耍他逗他，像对待奴仆似的对待他。一名健康的、胖胖大大的小男孩，突然在自己的牺牲品面前站住了脚，用严厉而又傲慢的目光长久地紧盯着他，观察他若干时候。这名新生默默地站在他面前，侧目而视，如果他不是胆小鬼，就会静候下一步动静。
“你姓什么？”
“多尔戈鲁基。”
“多尔戈鲁基公爵？”
“不，就姓多尔戈鲁基，不是公爵。”
“啊，就姓多尔戈鲁基！傻瓜。”
其实，他说得也对：不是公爵，却叫多尔戈鲁基，再没什么比这更愚蠢的了。我背着这口愚蠢的黑锅，是无辜受辱。后来，我开始十分生气，每当有人问我“你是公爵吗？”，我就回答：
“不，我是家奴的儿子，从前是农奴。”
后来，我火冒三丈，光火到极点，每当有人问“您是公爵吗？”，有一回我就生硬地回答道：
“不，我就姓多尔戈鲁基，是我过去的主人韦尔西洛夫老爷的私生子。”
出此下策的时候，我已经在读中学六年级了，虽然很快我就毫无疑问地确信我这样做太蠢，但是我终究还是没能够立刻停止做这样的蠢事。我记得，有位老师（不过也只有他一人）发现我“充满了志在报复的正义感”。可是总的说来，大家对我的这一乖张举动，都会露出某种使我感到可气的沉思表情。最后，有名同学，这小子十分尖刻，我总共才同他说过一次话，他摆出一副一本正经的神态，但是眼睛稍许斜睨着一边，对我说道：
“这样的感情，当然，会替你增光添彩，毫无疑问，您也有可以自豪的理由；可是，要是我换了您，我才不会像您那样因为是私生子而兴高采烈呢……可是您却像过命名日似的喜气洋洋！”
从那时起，我就不再夸耀我是私生子了。
我要再说一遍，用俄语写作十分困难：我已经写了整整三页稿纸，说来说去都是说我一辈子恨透了我的姓，其实读者一眼就可以看出，我恨的正是我不是公爵，只是没有这一勋衔的多尔戈鲁基。再来解释一遍从而为自己辩护，对于我就显得屈辱了。
总之，在这家地主的众多仆役中，除了马卡尔·伊万诺夫以外，还有一名婢女，当时她已经约莫十八岁了，五十岁的马卡尔·多尔戈鲁基忽然示意他想娶她。大家知道，在农奴制时代，家奴们的婚姻必须在主人的恩准下才得以实现，有时候简直就是奉他们之命的包办婚姻。当时在这片领地附近还住着一位姑姑；她不是我的姑姑，她本人就是位女地主；但是，不知为什么，终其一生，所有的人都管她叫姑姑，不仅我叫她姑姑，而且韦尔西洛夫家的所有人都管她叫姑姑，其实她跟韦尔西洛夫家既不沾亲也不带故。这就是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普鲁特科娃。当时，她在同一省和同一县还拥有三十五名农奴。韦尔西洛夫的领地（共五百名农奴）倒不是由她来管理，而是因为彼此毗邻，由她来监管，她这种监管，我听说，抵得上任何一位精明的管家。话又说回来，她精明与否同我毫不相干，我只想撇开任何阿谀奉承之词补充一点，这位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是位高尚的人，甚至是位怪人。
正是她，不仅不劝阻郁郁寡欢的马卡尔·多尔戈鲁基（听说，他当时阴沉着脸，很不高兴），甚至相反，不知为什么还竭力怂恿，促成此事。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这个十八岁的婢女，也就是我母亲），是个孤儿，父母双亡已经好几年了。她那已故的父亲非常尊敬马卡尔·多尔戈鲁基，由于什么事还十分感激他。他也是一名家奴。在此以前六年，他临终之际，甚至有人说，在他咽气前一刻钟，他让人把马卡尔·多尔戈鲁基叫来，指着自己的女儿，并且当着全体家仆的面，当时还有神父在场，大声地、坚定地留下遗言：“把她养大后就娶她为妻。”这话大家都听见了。但是他临终时说的话，把它当作死前的胡话又有什么关系呢，再说，他又是一名农奴，他本来就没有这样说这样做的权利。至于马卡尔·伊万诺夫，我不知道他后来娶她为妻究竟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他心里十分乐意呢，还是履行义务。很可能他完全无所谓。这是一个在当时就善于“露一手”的人。他既不是一个熟读经书的人，也不识字（虽然他知道整套的教堂仪规，尤其熟悉某些圣徒的传记，不过多半是听人说的），他并不是那种爱说教爱讲大道理的家奴，他不过是性格固执，有时还有点出格罢了；他说话时很自负，对事情的看法说一不二，最后的结论是，用他自己的奇怪说法就是，他“规规矩矩、恭恭敬敬地活着”。当时他就是这样一个人。当然，他博得了大家的尊敬，但是，也有人说，他让大家受不了。当他摆脱家奴的身份以后，那就是另一回事了：这时只要有人提到他，无不认为他是一个什么圣徒，吃过很多苦，受过很多罪。这一点我深知，而且确信无疑。
至于我母亲的性格，在十八岁以前，她一直由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带在身边抚养，尽管这位管家一直坚持要送她到莫斯科上学，而且让她受了某种程度的教育，也就是说，教会了她缝纫、裁衣、走路行动有点姑娘家的样子，甚至还教会了她稍许阅读的本领。至于写字，我母亲从来就没有像模像样地学会过。在她看来，跟马卡尔·伊万诺夫的这段婚姻是一件早就决定了的事，因此当时发生的一切她都认为非常好，好得不能再好了。她去参加婚礼的时候，样子十分平静，是在这种场合下可能有的最平静的姿态，以致连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本人都说她当时像条鱼似的安安静静，一声不响。关于我母亲当时性格的所有这一切，我都是从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本人那里听到的。韦尔西洛夫坐车到乡下来，正好是在这场婚礼后的半年。
我只想告诉读者，我永远无法弄清，甚至差强人意地猜测都猜不出来，他和我母亲之间的那事究竟是怎么开始的。我完全愿意相信他本人去年红着脸让我相信的那些话，尽管他讲到这一切时表情十分自然，甚至还带有某种“俏皮风趣”的表情，说什么他们俩根本就没有发生过任何罗曼史，一切就
这么
发生了。我相信这是事实，“这么”这个俄文词真是妙不可言。但是我还是念念不忘地想弄明白，他们俩之间的那事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我在我的整个一生中对所有这些卑鄙下流的事恨透了，过去恨，现在也恨。当然，就我这方面说，这根本不是出于一种单一的无耻的好奇心。我要指出，一直到去年，我几乎根本不认识我母亲。为了使韦尔西洛夫生活舒适，我从小就被寄养在别人家里，不过，关于这点，以后再说吧。因此，我无论如何想象不出，当时她的脸究竟应该是什么样的。如果说她长得根本不漂亮，那像当年韦尔西洛夫那样的人怎么可能会对她着迷呢？这个问题对我很重要，因为通过这一问题可以呈现出这人非常耐人寻味的方面。这就是我问他的原因，而不是出于诲淫诲盗之心。这个老是板着脸、性格内向的人，当他看到必须这样做的时候，便会摆出一副可爱的老实模样，这模样，鬼知道他是从哪儿学来的（好像是从口袋里掏出来似的），他就是带着这副模样亲口对我说，当时他是个非常“傻的年轻的狗崽子”，说不上多愁善感，而是
这样
，刚读完《苦命人安东》和《波琳卡·萨克斯》
，这两篇文学作品曾对当时我国成长中的一代产生过非常广泛的启蒙影响。接着他又补充道，也许就是因为《苦命人安东》，他当时才来到乡下的，他说这话时态度还非常严肃。这只“愚蠢的狗崽子”究竟以什么形式开始同我母亲发生那种关系的呢？我现在想象得出，假如我哪怕只有一名读者，他也一定会哈哈大笑地嘲笑我，嘲笑我这个非常可笑的少年，这少年至今还保持着自己愚蠢的童贞，却硬要去考虑和解决自己一窍不通的事。是的，我的确还一窍不通，虽然我承认这点根本不是出于骄傲，因为我知道，一个二十岁的傻大个儿居然还这么没有经验，没有经历过这种事，这该有多蠢啊。不过，我倒要奉告这位先生，他自己也一窍不通，我这就向他证明这点。诚然，我对女人还一无所知，而且我也不想知道，因为我将一辈子唾弃这种事，我还发过誓，做过保证。但是，话又说回来，我也熟知，有的女人会以自己的美貌或者她身上天知道的什么东西刹那就把你迷住；另一种女人呢，你一下子琢磨不透，必须琢磨来琢磨去地琢磨上半年，才能弄清她的心；要看清这样的女人并且爱上她，单凭观察，单凭甘愿付出一切，那还不够，还得有一种天赋。对此我深信不疑，尽管我什么也不懂，如果情况相反，那就必须把所有的女人一下子降低到普通家畜的水平，并且照这样子把她们豢养在自己身边；恐怕，想这样做的还大有人在。
我通过好几道手才获悉，而且可以肯定，我母亲并不是个大美人，虽然她过去的相片我没有见过（这相片保存在某处
）。可见，不可能对她一见钟情。如果单纯为了“消遣作乐”，韦尔西洛夫可以另找一个女人嘛，而且这样的女人在那时就有，而且还没出嫁，是个黄花闺女，她叫安菲莎·康斯坦丁诺芙娜·萨波日科娃，是一名女仆。而一位带着《苦命人安东》下乡的人，倚仗地主的权势来破坏一桩神圣的婚姻，即使是自己家奴的婚姻，那他即使面对他自己也是很不体面的，因为，我再说一遍，就在几个月以前，也就是说，在二十年以后他谈到《苦命人安东》时仍旧非常严肃。要知道，安东被夺走的只是一匹马，而现在是夺走人家的妻子！这说明，一定是发生了什么特别的情况，因此，萨波日科娃
小姐
才棋输一着（我看，是她赢了）。去年，有一两回，我瞅准可以跟他谈谈的机会（因为并不是永远有机会可以跟他随便谈谈的），就把所有这些问题一股脑儿地提了出来，要他回答，我发现，尽管他经常出入社交界，善于应对，再说，这事又相隔二十年，他听后还是脸色大变。但是我非要他回答不可。记得有一次，他被我纠缠不过，只好不得已地以一种上流人士惯会摆出的那副厌恶神态（过去他曾不止一次地这样对待过我），奇奇怪怪、支支吾吾地说道：我母亲是个
毫无防人之心
的女人，对这样的女人，倒不是说你会爱上她——恰恰相反，根本不是的——可是却会突然不知为什么
可怜
她，因为她百依百顺吗？然而，究竟因为什么呢？——个中原因永远无人知道，但是你却会长久地可怜她；可怜来可怜去就依依不舍了……“总而言之，亲爱的，有时候你就会觉得难舍难分了。”这就是他对我说的话。如果真是这样，那我就不得不认为那时他根本就不是他当时自称的愚蠢的狗崽子。我要的正是这个。
不过，他当时还硬说，我母亲爱上他是因为“逆来顺受”：他居然想得出这是因为农奴制！他这是胡说，为了给自己脸上贴金违心地胡说，既违背了贵族的荣誉，也违背了贵族的身份。
当然，我说了一大堆，似乎是在夸我的母亲，可是我已经申明在先，我对她，对当时的她一无所知。况且，我知道得很清楚，她从小就生活在那些可怜的观念中，已经变得麻木不仁，后来又一辈子保持这观念不变，这种环境和这些观念的影响是不可逾越的。然而，不幸还是发生了。恰好，我想顺便纠正一下，我浮想联翩，却忘记了必须先从事实讲起，这事实就是：他们之间的猫腻，正是从那件 不幸 的事开始的。（我希望，我的读者还不至于装腔作势到这样的地步，居然会一下子听不明白我想要说什么）。总而言之，他俩之间的猫腻正是按地主家的常规开始的，尽管萨波日科娃 小姐 得以幸免。但是说到这里，我要替自己辩护几句，并且赶快声明，我说的事绝没有自相矛盾。因为，噢，主啊，当时像韦尔西洛夫这样的人，而且又是跟我母亲这样的女人，况且又在欲火中烧、欲罢不能的情况下，他俩又能说些什么呢？我曾经听到一些淫乱成性的男人说过，男人与女人苟合，最常见的情况是，开始一声不响地干那事，当然，这太骇人听闻了，也太恶心了。再说，韦尔西洛夫即使愿意，刚上手时也不可能同我母亲有别的做法。难道同她干那事的时候，能先给她讲解《波琳卡·萨克斯》吗？此外，他们俩也根本无心钻研俄罗斯文学，相反，用他自己的话说（他有一回说得忘情了），他俩常常躲躲闪闪地藏在犄角旮旯里，相约在楼梯上见面，如果有人走过，就红着脸像皮球似的急忙跳开，一个“暴君似的地主”，尽管拥有农奴主的一切权利，可是碰到一名地位最低下的擦洗地板的女奴，也会吓得发抖。即使用地主们惯常的方式入手，结果也是既像幽会又不像幽会，说到归齐，根本就不可能谈情说爱。甚至说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单就他们爱情的发展程度说，就是一个谜，因为像韦尔西洛夫这样的人的首要条件就是，一旦达到目的，就会立刻抛弃。然而，结果却不是这样。一个淫乱好色的“年轻的狗崽子”（他们全都淫乱好色，所有的人，无一例外——无论是进步分子还是顽固派），一旦同一个面容俊俏、作风轻浮的女仆偷情（我母亲并不轻浮）——不仅可能，甚至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考虑到这个独守空房的年轻人的浪漫处境和他无所用心、无所事事的现状。但是要不离不弃地爱上她一辈子——这就过分了。我不敢担保他一定爱她，但是他一辈子都把她带在身边却是事实。
我提出了许多问题，但是我要指出，有一个最最重要的问题我没敢直截了当地向我母亲提出，尽管去年我跟她很接近，关系也很亲密，况且，我是一个粗鲁而又忘恩负义的狗崽子，认为
他们对不起我
，因此对她毫不客气。这问题是这样的：当时她结婚已经半年，而且还受到婚姻合法性的所有观念压迫，就像一只无力的苍蝇一样被压在下面，而且她又非常尊敬她的丈夫马尔卡·伊万诺维奇，几乎把他奉若神明，她怎么会在区区两周之内就犯下这样的罪孽呢？要知道，我母亲并不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呀！相反，我现在要提前说清楚，简直难以想象她的灵魂有多纯洁，而且一辈子都这样。只有一个解释，她当时是在忘乎所以，情不自禁的状况下干这种事的，不是像现在律师们为自己的凶犯和窃贼辩护时硬要大家相信的那样
，而是因为她当时处在一种强烈的印象下，加上受害人相当忠厚老实，于是这种印象便在劫难逃地、悲剧性地控制了她。你又怎么知道呢，也许她爱他爱得要命……爱他的衣裳款式，爱他的巴黎发型，爱他的法国口音，正是法国口音，虽然她一句法国话也听不懂，还有他站在钢琴旁唱的那浪漫曲，她爱上他的还有某种她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东西（他还长得很帅），这些全加到一起，她就爱上了他整个的人，连同那各种各样的款式和大大小小的浪漫曲，一直爱到精疲力竭。我听说，过去，在农奴制时代，那些身为家生子的女仆身上，而且还是最老实的女仆身上，这样的事还真的时有发生。这我明白，只有那种卑鄙无耻的人才仅仅用农奴制和“逆来顺受”云云来解释这一现象！因而，由此可见，这年轻人很可能在自己身上拥有那么多的最直接和最能迷惑人的力量，他居然能够把一个至今仍十分纯洁、主要是与自己判若两人的女人，完全从另一个世界和另一片天地中吸引过来，让她走向如此明显的毁灭？正是走向毁灭——我希望我母亲一辈子都明白；除非在她走向毁灭时根本就没有想到毁灭；但是，这些“毫无防人之心”的女人一向如此：明知前面是死路，还是不顾死活地往前闯。
他们造孽以后马上就后悔了。他曾巧妙地告诉我，他曾特意把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叫到自己的书房，伏在他的肩膀上哀哀痛哭，而她——她那时处于昏迷状态，躺在自己那个下人住的斗室里……
关于这些问题和这种丑事的诸多细节，已经说够了。韦尔西洛夫从马卡尔·伊万诺夫手里把我母亲赎了出来，很快就离开了，自从那时起，正如我在上文中已经记叙的那样，就一直把她带在身边，几乎他到哪儿就把她带到哪儿，除非有时候出远门，一去经年，那时他大半把她留给姑姑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普鲁特科娃，托她照顾，每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姑姑总会从什么地方突然冒出来。他俩先是住在莫斯科，后来又去过许多不同的乡村和城市，甚至到过国外，最后才定居彼得堡。凡此种种，以后再说，或许根本不值得一提。我想说的只有一点，在离开马卡尔·伊万诺维奇之后过了一年，我出世了，之后又过一年，我妹妹出世，随后，又过了约莫十年或者十一年——我弟弟，一个病孩子出生了，可是他没过几个月就死了。由于这孩子难产，我母亲的美貌也随之结束——起码，大家告诉我：她很快就变老了，变憔悴了。
但是，同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的联系却始终不曾断过。韦尔西洛夫一家无论在哪儿，在某地一住经年还是搬来搬去，马卡尔·伊万诺维奇一定会把自己的情况告知“家里”。形成了某种奇怪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是庄重的，近乎严肃的。在老爷们的生活中，这样的关系一定会掺进一些滑稽可笑的成分，这我知道；但是，这里却没有发现这类事。这种信件来往一年有两次，不多也不少，信的内容彼此十分相似。我见过这些信，信里很少谈及个人私事；相反，尽可能只是庄重地告知最一般的事和最一般的感受，如果这也可以称为感受的话：起先是告知自己的健康状况，然后是问候大家的健康，最后是祝愿，庄重的问候和祝福——就完了。正是在这种一般性的问候和无个性的叙述中，似乎才蕴含着在这一圈子里被认为最得体和最高尚的交往之道。“谨向我们可亲可敬的夫人索菲娅·安德烈耶芙娜致以最卑微的问候”……“谨向我们可爱的孩子们致以我们父辈永远的祝福”。又逐一写上孩子们的名字，添一个写一个，我的名字当然也忝列其中。在此我要指出，马卡尔·伊万诺维奇做得非常得体，他从来不把“最可尊敬的安德烈·彼得罗维奇大人”称作自己的“恩人”，虽然每封信中他都一如既往地向他致以最卑微的问候，恳请他惠予关照，并祈求上帝赐福于他本人。给马卡尔·伊万诺维奇的回信，每次都由我母亲很快回复，这些回信的格调也永远与前面说的一模一样。不用说，韦尔西洛夫没有参加他们的通信。这些信是马卡尔·伊万诺维奇从俄罗斯各地写来的，来自不同的城市和修道院，有时他在修道院一住就很久。他成了所谓的朝圣者。他从不索取什么，然而每两三年肯定会回来小住一阵，而且就直接住到我母亲那儿，我母亲一向有一套自己的房间，与韦尔西洛夫的住所分开。关于这点我以后当另做交代，但是这里我要指出的是，马卡尔·伊万诺维奇从来不随随便便地横躺在客厅的长沙发上，而是谦虚地住在一个用板壁隔开的地方。他来住的日子不长，五六天，最多一星期。
我忘了说，他十分喜爱和看重自己的姓氏“多尔戈鲁基”。不用说，这既可笑又愚蠢。最蠢的是，他之所以喜欢他的这一姓氏，正因为俄国有多尔戈鲁基公爵这一望族。真是个奇怪的观念，脚朝上，完全倒了个个儿！
如果我说过我们全家始终住在一起，不用说，应该把我除外。我仿佛被人遗弃了似的，差不多从出生时起就被寄养在别人家里。这倒并没什么特别的意图，而是不知道因为什么就这么发生了。生下我之后，我母亲还很年轻，很漂亮，因此他需要她，而一个爱哭爱闹的小孩，不用说，只会碍事，尤其是出门在外，在旅途中。这就是为什么我直到十九岁以前就几乎没见过我母亲，除了有两三次匆匆地见过一面以外。发生这种情况倒不是因为母亲对我没有感情，而是因为韦尔西洛夫对人的傲慢和蔑视。
现在撇开这一切，完全讲另一件事。
一个月以前，即9月19日以前的一个月，我住在莫斯科，决定要跟他们大家断绝关系，彻底投入自己的思想之中。我就是这样写下这话的：“投入自己的思想之中”，因为这样说才足以表明我整个的主要思想——我活在这世上的目的。至于什么是“自己的思想”，关于这点，我要说的话太多了，以后再说。我在莫斯科居住多年，离群索居，充满幻想，我自己的思想还在我读中学六年级的时候就形成了，也许从那时起它一刻也没有离开过我，吞没了我的整个生活。在此以前，我也一直生活在幻想中，从童年时代起就一直生活在具有某种色彩的幻想的王国里；但是从这个主要的、在我心中吞没了一切的思想出现时起，我的种种幻想就凝聚在一起，一下子凝聚成形，具有了某种形式：愚蠢的幻想变成了聪明的、富有理性的幻想。在中学读书并没有妨碍我幻想，也没有妨碍我思想。我要补充一点的是，我在中学快毕业的最后一年考得并不好，可是我在七年级
以前一直名列前茅，而我之所以会出现这种情况，正是由于我的这一思想，也许我从中得出了错误的结论。因此，不是读中学妨碍了我思想，而是这思想妨碍了我读中学，也妨碍了我上大学。中学毕业后，我立刻打算不仅同所有的人彻底断绝关系，如果需要的话，甚至同全世界彻底决裂，尽管那时候我才将满二十岁。我写信给一个相关的人，并通过他告诉彼得堡，希望他们不要来打扰我，让我彻底安静，也不要再给我寄生活费了，如果可能的话，最好把我彻底忘了（就是说，自然，如果还有人多多少少记得我的话），最后，我还告诉他们，大学我是“无论如何”不想上了。我面临非此即彼的选择，非这样不可；或者上大学，继续深造，再推迟四年把“自己的思想”付诸实施。我毫不动摇地站在思想这一边，因为我就像二二得四一样坚信不疑。韦尔西洛夫，我的父亲，我这一生中统共才见过一次，而且就匆匆一见，当时我才十岁，在这匆匆一见中他使我十分吃惊。韦尔西洛夫亲笔给我写了封回信（其实我的信并不是写给他的），他让我去彼得堡，答应给我找一个在私人家里帮忙的差事。这个冷冰冰而又傲慢无礼的人居然来叫我，他对我的态度一直十分傲慢而又漫不经心，生下我后就把我撇在一边，交由别人抚养，他至今恐怕不仅根本不认识我，甚至对此也从无悔恨之意（谁知道呢，也许他对我这个人是否存在都模糊不清，因为后来我才弄清，我在莫斯科的生活费也不是他给的，而是另有其人），这个人居然叫我去，居然会忽然想起我，并且亲笔赐函，惠予答复——他这一叫，坦白说，迷惑了我，也决定了我的命运。顺便说说，说来也怪，我居然很高兴在这封短简（一页小型张的小小信纸）里他竟然只字不提我上大学的事，也不要求我改变决定，也不因为我不愿继续深造而责备我——总之，没说一句父母们通常会说的这类废话，不过，这也说明了他的坏，说明他对我毫不在乎。我打定主意去看他一趟，因为这丝毫也不妨碍我实现我的主要幻想。“且看他会怎么说，”我寻思，“不管怎么说，我同他联系不过是暂时的，也许只是十分短暂的一刹那。但是，只要我一发现，我迈出这一步，尽管是有条件的和小小的一步，终究会使我离开我的
主要目标
，那我就立刻跟他一刀两断，撇开一切，躲进自己的乌龟壳。”正是躲进乌龟壳！“就像乌龟躲进乌龟壳一样。”我很喜欢这个比喻。“我不会是独自一人，”我继续掂量，在莫斯科的这最后几天我一直像热锅上的蚂蚁似的东奔西跑，“现在我再也不会像过去那可怕的岁月里那样独自一人了：跟我在一起的有我的思想，我永远不会背叛我的思想，即使那里的人我全喜欢，他们能给我幸福，我将同他们在一起，哪怕一住就是十年！——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也决不会背叛我的思想。”我要预先指出的是，正是这一感慨，正是我的计划和目的的这一双重性，还在莫斯科时就已形成，后来在彼得堡也没有一刻离开过我（因为我在彼得堡没有一天不想跟他们一刀两断，我把每一天的第二天都定为从此远走高飞的最后期限），我要说的是，这双重性似乎就是我在这一年中犯下许多不检点的过失的最主要原因之一：这一年中我做了许多卑鄙的，甚至下流的事，不用说，都是些混账事。
当然，忽然出现了一个我过去从不曾有过的父亲。这想法，无论在莫斯科收拾行装的时候，还是在上火车后的车厢里，都使我感到陶醉。多了一个父亲——这还没什么，再说，我也不喜欢温情脉脉，但是，这个人过去根本就不想搭理我，根本就不把我放在眼里，弃我如敝履，虽然这些年来我一直如醉如痴地幻想着他（如果关于幻想也可以这么说的话）。我的每个幻想，打从我很小的时候起，都会归结到他身上：围绕着他翱翔，最后仍旧回到他身上。我不知道我是恨他还是爱他，但是他的身影仍旧充满我的未来，充满我对人生的一切打算——而这是自然而然发生的，伴随着我的成长。
影响我离开莫斯科的，还有一个重大情况，一个诱惑，就是说，在我离开莫斯科前三个月（可见，当时还根本不存在什么彼得堡的事），我就由于这一诱惑而心潮澎湃！吸引我到这个未知的海洋中去的，还因为我可能在其中直接成为甚至左右他人命运的主宰，而这又是一些怎样的人啊！但是我心中沸腾着的是宽宏大量而不是独断专行的感情——这点我要预先说明，以免从我的话中得出错误的结论。况且韦尔西洛夫也可能会想（如果承他不弃会想起我的话），这次来的不过是个少不更事的孩子，一个刚刚离开学校的中学生，一个半大不小的小青年，一看到这整个花花世界一定会目瞪口呆，大吃一惊。其实我也已经知道了他的全部底细，我手上已经掌握了一份极其重要的文件，如果当时我向他公开这一秘密，他宁可少活几年也想得到这一文件（我现在对此已确信无疑）。不过我要指出，我在让大家猜哑谜了。离开了事实是描写不了感情的。再说，关于这一切，到该写的时候，自会详详细细地写个够，我就是为此才拿起了笔。可这样写下去就像痴人说梦，云遮雾罩，不知所云。
最后，为了言归正传，彻底转到19日这个日子上来，我想暂时简短地说一说，即所谓一笔带过，我见到了他们所有的人，即韦尔西洛夫，母亲和妹妹（我还是生平第一次见到我妹妹），他们正处在艰难困苦之中，几乎一无所有。关于这点我在莫斯科的时候就已听说了，但是毕竟没有料到会出现像我看到的那样的情况。我从小时候起就习惯于想象这个人，“我这未来的父亲”几乎笼罩着某种光辉，处处都高人一头，我无法想象他是另一种样子。韦尔西洛夫从来不同我母亲住在同一套寓所里，而是给她另租房子单过；当然，他这样做是出于维护他们那种卑鄙已极的“体面”。但是，现在他们却住在一起，住在同一座木头厢房里，在一条胡同，在谢苗诺夫团
。他们所有的东西都当光了，因此我甚至瞒着韦尔西洛夫给了母亲我偷偷攒下的六十卢布私房钱。说这是
私房钱
，是因为每个月都给我五卢布零花钱，我省吃俭用地攒了两年，才攒到这六十卢布；这钱是从我确立我的“思想”的头一天开始攒起的，因此韦尔西洛夫不应该知道一个字。而我担心的正是这点。
这点帮助只是杯水车薪。母亲在工作，妹妹也常揽些针线活儿干；韦尔西洛夫则过着游手好闲的日子，任性，挑剔，仍旧保持着许多过去的相应奢靡的生活习惯。非常爱唠叨，尤其在吃饭的时候，他的许多作风还十分专横。但是母亲、妹妹、塔季雅娜·帕夫洛芙娜，以及已故的安德罗尼科夫（他是一名科长，兼管韦尔西洛夫的一应事务，大约三个月前刚去世）全家（人数众多，而且都是女人），都把他奉若神明。关于这点我简直无法想象。我要指出的是，九年前他还风流倜傥，没人比得上。我已经说过，他在我的幻想中一直笼罩着某种光辉，因此我无法想象，从那时以后总共才过了区区九年，他怎么会变得如此苍老和憔悴的呢；我顿感悲哀、可怜和羞愧。我对他的看法，是我来彼得堡后最初获得的十分沉重的印象之一。不过话又说回来，他还根本算不上是老头，他总共才四十五岁；再仔细往下打量，我发现，在他的一表人才中甚至有某种比残留在我回忆中的印痕更加令人吃惊的东西。少了点儿昔日的风采，少了点儿外表的神韵，甚至也少了点儿优雅的风度，但是生活却在这张脸上留下了某种较之过去更令人感到饶有兴味的痕迹。
然而，一贫如洗还只占他种种失意的十分之一或二十分之一，这点我实在太清楚了。除了一贫如洗外，还有某种严重得多的情况——且不说他还有望赢得一场遗产官司，这官司韦尔西洛夫与索科尔斯基公爵家打了一年，如果这场官司打赢了，韦尔西洛夫就可能在最近的将来得到一片领地，价值七万卢布，甚至更多。我已经说过，韦尔西洛夫一生已经挥霍掉了三份遗产，现在又有一份遗产在等着使他脱离困境！官司在近期即将由法院裁决。我就是为此而到彼得堡来的。没错，单凭有希望打赢这场官司，是没人会借给他钱的，他们只好暂时忍着。
但是韦尔西洛夫也不出去拜访任何人，虽然有时他整天出门在外。他 被逐出 社交界已经一年有余了。尽管我十分努力，尽管我在彼得堡已经住了整整一个月，我还是弄不清这事的要害。韦尔西洛夫到底有没有错——这对于我很重要，这也是我到彼得堡来的原因！大家都对他扭头不顾，不再理他，而且不再理睬他的还全是些有影响的显贵，过去他在整个一生中尤其善于跟这些人结交，就是因为在一年多以前风传他似乎在德国干过一件非常卑劣的丑事，最糟糕的还是在“上流社会”的目睹下，甚至还在众目睽睽之下挨了人家一记耳光，打他的人正是索科尔斯基公爵家族中的一员，而他居然没要求对方决斗。甚至他的孩子们（合法的，婚生的），一男一女，也对他扭头不顾，另外单过，不再理他。诚然，他的儿子与女儿通过法纳里奥托夫家和索科尔斯基公爵（过去是韦尔西洛夫的朋友），仍然出入于最上层的圈子。不过，在这整整一个月里，我仔细观察他，我看到，与其说社交界把这个傲慢无礼的人开除出了自己的圈子，倒不如说是他自己把社交界从他身边赶走了。——他的神态是那么孤芳自赏。他有没有这样做的权利——这也正是我感到不安的问题！我一定要在最短期限内弄清这一切，因为我来此的目的就是弄清这人的是非曲直。我到底有多大能量，我还一直瞒着他，但是我必须做的是：要么承认他，要么把他一脚踢开，弃之不顾。如果不得已而选择后者，我将会很难过，我将因此而感到很痛苦。我终将完全承认：这人对我很宝贵！
我暂时还跟他们住在同一个寓所里，该上班时上班，我好不容易才忍住了没有对他粗暴无礼。有时，我甚至觉得忍无可忍。我在那里住了一个月后，我与日俱增地确信，我无论如何也没法向他摊牌，让他向我彻底解释。这个孤芳自赏的人站在我面前简直像个谜，因而使我感到受了深深的侮辱。他对我的态度甚至很亲切，有时还开开玩笑，但是我宁可跟他吵架，也不愿看到这样的嬉皮笑脸。我与他的所有谈话总具有模棱两可、语意暧昧的性质，也就是说，他经常露出某种奇怪的嘲弄口吻。他从一开头对我从莫斯科来此，态度就不太严肃。我怎么也弄不明白他这样干所为何来。诚然，他达到了目的，他让我看不透他，但是我决不会低声下气到请求他严肃地对我。再说，他还有某些令人惊诧和无法抵御的伎俩，让我不知道应该怎样对他才好。简言之，他对我的态度就像对待一个少不更事的少年一样。尽管我早知道会这样，但是我还是感到几乎无法忍受。因此，我自己也不再严肃地说话了，而是等着，我甚至几乎根本不开口。我在等一个人，只要这人一来彼得堡，就会真相大白，我就会知道一切，这是我最后的希望。不管咋说，我已经作好了彻底决裂的准备，已经采取了一切措施。我可怜我母亲，但是……“或者是他，或者是我”，这就是我想给她和我妹妹提出的建议。甚至日期我都确定好了，而现在我暂时还是去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