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本序

《少年》在《祖国纪事》杂志连载之初，俄国评论界不理解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美学观点和创作方法，居然有人说《少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差、最不成功的一部小说，脱离现实，歪曲现实。有的评论家甚至还说《少年》是一部“混乱无序的作品”，“书中有大量形形色色的思想和见解，一切混乱地搅和在一起，以致让人无法明白这部小说到底要说什么”。一向与陀思妥耶夫斯基交恶的萨尔蒂科夫-谢德林还恶意地攻击《少年》“简直是一部疯子小说”。

为此，陀思妥耶夫斯基在 1875年3月22 日草拟了一篇《前言》，试图反驳有人指责他脱离现实，专门描写地下室的奇谈怪论和污浊现象。他认为这些批评站不住脚，坚称他描写的恰恰是生活的本质，是多数人视而不见的“当前的现实”，“种种事实。擦肩而过。视而不见”。

“种种事实”虽然已经摆得很清楚了，国内和国外有些人还是看不懂，怎么办？

“我不是为笨蛋写作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断然道。

小说《少年》的主人公阿尔卡季·多尔戈鲁基（即少年）是俄国贵族韦尔西洛夫的私生子。他母亲原是韦尔西洛夫家的女仆，后与少爷私通，生下一子一女。为了使孩子取得合法身份，只好让孩子暂姓她自己合法丈夫的姓。她丈夫马卡尔·多尔戈鲁基原是一名家奴，在无可奈何下也只好默默吞下这颗苦果，做了孩子名义上的父亲。

小说是以少年回忆往事的形式出现的。这时少年年满十九岁，未满二十岁，按照当时俄国法律尚未成年（成年应满二十岁），所以，姑以“少年”称之，是个在肉体上成熟，但在精神上尚属幼稚的半大不小的小青年。他初涉人世，虽天真无邪，但内心却已被世俗的成见所囿，过早地萌生了对自己这一偶合家庭的怨与恨，各种邪念已开始进入他的灵魂。为了迎合这个社会，他也养成了卑躬屈膝和对强者逢迎讨好等陋习。

少年因是私生子，从小受尽了屈辱和歧视。他的童年乃至少年的一切苦难，均来自他是地主的私生子，但又顶着农奴的姓，而这地主还撇下他不管，十九年里只去看过他一次。他本该诅咒自己的出身，可是他却心理扭曲，到处宣扬他是私生子，自己法律上的父亲是农奴，好像不以为耻、反以为荣似的，借此泄愤。少年热爱自己的生母，可是又千方百计地折磨她，使她痛苦，使她难堪，他恨透了自己的生父，可他又希望得到父爱，得到他在为人处世上的指点。他希望有个家，能与自己的父母和妹妹同住一起，可是他又一再申明，他要同他们一刀两断，要住出去，走自己的路。

少年初入人世，恰逢俄国1861年农奴制改革，古老的封建宗法制度开始土崩瓦解，资本主义势力弥漫整个俄国。在当时社会风气的浸染下，少年也萌生了一种敛财欲与发财梦。他把这种金钱万能的思想命名为“罗斯柴尔德思想”。詹姆斯·罗斯柴尔德是当时法国的大银行家和亿万富翁。少年的志向就是做俄国的罗斯柴尔德。他因有这样的思想而自豪，认为自己有抱负，有理想，不同于芸芸众生。他自以为有了钱就有了一切。金钱能使最微不足道的人平步青云，变成人上人。他说：“金钱，当然是一种专横的实力，但与此同时也是一种高度的平等……金钱能使不平等成为平等。”能使他为所欲为，要什么有什么：可以住豪宅，蓄家奴，可以吃山珍海味，可以让千娇百媚的女人投怀送抱。“不是我死乞白赖地想当贵族，而是贵族死乞白赖地想巴结我，不是我追求女人，而是女人一窝蜂似的跑来，向我提供一个女人所能提供的一切。”

为了实现这一梦想，他先是省吃俭用，像个真正的守财奴一样聚敛财富。继而又利用刚刚兴起的拍卖市场投机取巧，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最后，他又投身赌博，想一夜暴富。结果，在一次赌博中，他自己的钱却被人偷了，反被人诬为小偷，受尽屈辱。他在午夜的彼得堡狂奔，恨不能放把火把整条胡同烧了，以雪心头之恨。他说：“有朝一日——忽然把一切炸个人仰马翻，把所有的东西、所有的人，有罪的和无罪的，全都消灭干净，这时候大家才会忽然晓得，这都是那个被称为贼的人干的……”他猛地燃起一股破坏欲，想向社会报复。

他在发财致富的狂想中，在与生活的冲突中，也是在生父的指点下，渐渐悟出一条道理：金钱不应成为罪恶之源，不应使人陷入无耻和堕落，更不应有了钱就仗势欺人。“我不害怕金钱；它们压迫不了我，也无法迫使我去压迫别人。”他的思想依旧，但变了形——由爱钱变成不怕钱，不怕钱并不是不要钱，而是指一个人有了钱但不能变坏，不能为金钱所奴役。“或许说，我需要的不是金钱，甚至也不是强大的实力；我需要的仅仅是靠强大的实力才能得到，没有强大的实力就根本得不到的东西：这就是孤傲的、平静的力量意识！……自由！我终于写出了这两个伟大的字眼……是的，孤傲的力量意识——这意识既令人神往又无限美好。我有了力量，心中就平静了。”自由即随心所欲，予取予求，是一种高于金钱的权力。它既可以通过金钱获得，也可以因为把柄在手，权力在握，通过其他途径，实行敲诈和要挟。有了它既可以有钱，甚至可以拥有一切。他的“思想”成了他睥睨一切的“地下室”。他说：“这就是我的史诗！”

少年在小说结尾处自问：“我的‘思想’到哪儿去了？我那么谜一般预告过的新生活，我现在才刚刚开始的那新生活，究竟指什么？这新生活，这新的、展现在我面前的路，也就是我那‘思想’，也就是我过去的那个思想，不过形式完全变了，以至于都认不出来了。”可是，过去的许多评论家却认为，少年先是大吹大擂他的“罗斯柴尔德思想”，后来这思想又退居到次要地位，绝少提及，这一情况就足以说明这部小说艺术结构的“紊乱”和“松散”。

当时也有评论家独具慧眼，认出了这一思想的变形，认出了这一思想的“物质对应物”——阿赫马科娃将军夫人的那封信，即那份所谓“凭据”。它掌握在少年手中，许多人都想得到它，从而成为别人命运的“主宰和统治者”。这是一种无形的权力和威力，权钱可以交易，可以互换，权还可以得到单凭金钱得不到的东西。

《新约·马太福音》曾提到魔鬼对耶稣的三次试探，就是用人间的所谓“权力”来引诱耶稣，让他把自己的灵魂出卖给魔鬼。耶稣回答说：“撒旦退去吧！”但少年不是耶稣，他不过是一名凡夫俗子，他不可能逃脱魔鬼的诱惑。他曾梦想以他手中的那封信（凭据）来要挟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以达到他不可告人的目的。但他在关键时刻终于守住了道德底线。这道德底线就是神（上帝）在圣经上说的话，就是“摩西十诫”。这也是在“混乱无序”的社会中，一名基督徒应该恪守的神圣底线。

少年曾向生父求教：应该怎么生活，怎么识别善恶。他父亲回答道：“你可以读读十诫：这一切那里写得明明白白，应永记不忘。”“你就照此办理，尽管你有种种问题和疑虑，你会成为一个伟人。”可是这十诫虽然人人皆知，但并不是读一遍、记住了就能说到做到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在《少年》创作笔记中写道：“少年虽然抱着现成的思想而来，但小说的整个思想是：寻找指导行为、区分善恶的准绳，这在我们社会中并不存在，而他却十分渴望，用感觉来寻找，这就是小说的主旨。”“用感觉来寻找”——这就是描写和凸显小说主旨的主要方法。因此，陀思妥耶夫斯基才特別注重细节的描写，谈主人公点点滴滴的感受（因为许多事他也是逐渐听到和看到的），于是积少成多，终于在这一年的遭遇和磨炼中得到了教训和感悟，得到了启发，从而找到了这条亘古不移的准绳。他的这条道德底线，不是谁硬灌输给他的，而是他在神（上帝）的指引下，在人生中逐渐感悟出来的，也是他凭自己的自觉意愿身体力行的，而不是像有些学者硬说的那样，这一主旨“没有得到认真的展示”，也“没有得到切实、中肯的回答”。

最后，少年对金钱和权势的想法是，先有钱，然后抛弃它，视同粪土；先有权，然后唾弃它。

小说的第二个主要人物是少年的生父韦尔西洛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最早给这部小说定的名称是《父与子》。韦尔西洛夫虽然不是小说的主人公，但却是小说中非常重要的人物。这是一个性格十分复杂的人，集地下室人、幻想家、漂泊者、双重人格等陀思妥耶夫斯基作品中的人物特点于一身。

韦尔西洛夫出身望族，是俄国一支古老贵族的后裔。他自诩属于“俄罗斯最优秀的一千名贵族”之列，他是俄罗斯思想的“载体”。他热爱俄国，并以身为俄国人而自豪，可是他又全然否定俄国，自称“俄罗斯的欧洲人”，是西方派。他热爱西欧的一切，热爱西欧的过去、现在和将来，比欧洲人还欧洲人，是“世界公民”。他推崇卢梭思想与法国社会主义思想相结合的“日内瓦思想”，他把这称为“整个现代文明的思想”，是“主张不要基督的美德”。可是他又拋妻别子，浪迹天涯，要去“埋葬欧洲”。他是俄国贵族，又是 1871年巴黎公社社员。他谴责巴黎公社起义时焚毁了杜伊勒里宫这一艺术宫殿，可是他又承认他们这样做有理，是符合逻辑的。他指摘当时的革命派（虚无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民粹主义者，也包括他自己的儿子在内）总想“去点燃什么，去粉碎什么，想凌驾于整个俄罗斯之上，惊天动地，叱咤风云，让所有的人都战战兢兢和欢呼雀跃”。他承认，他们的所作所为虽然不无道理，但是他又告诫他们“应保持分寸”“要信仰上帝”。他叫别人信仰上帝，可是他自己却是个死心塌地的无神论者，既不祷告，也不斋戒，甚至抡起一帧古老的圣像，摔到炉角上，摔成两半。他深爱少年的母亲，可是，起初他只是看中她的年轻貌美，后来她渐渐地人未老面色先衰，倒又真正爱上了她，称她是“天上的天使”。他真正爱上她以后，因为偶然碰到另一个女人，又立刻把这个天使给忘了，让她身无分文，只身漂泊国外。他移情别恋，发疯般爱上了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为她非凡的美貌和气质所倾倒，认为她是普天下罕见的女人，近乎完美。既像莎士比亚笔下的黛丝特蒙娜，又像普希金笔下的塔季雅娜。可是他在倾倒之余，又不相信她是这样十全十美的人，肯定是在作秀。他认为，他爱她可能只是出于情爱，但他又不愿做情欲的奴隶。再加，那女人既爱他又不爱他，竟拒绝了他的求爱。于是他开始由爱生恨，恨不能杀了她。后来，这女人又遇到他的儿子——少年，少年也被她弄得神魂颠倒。对此，韦尔西洛夫更是恨上加恨，写信骂她是“水性杨花”的女人，连他的儿子都想“勾引”。她回了他一封信（之前，她从没有给他写过信），极其老实和感人地向他承认她怕他，接着又直言相告，恳求他“让她过几天安静日子”。他看到这封信后却大喜过望，脸上焕发出异彩，非但不恨她了，甚至还声言他“复活”了。怎么会发生这么大的变化呢？她在给他的回信中并没有任何新内容，只承认她怕他而已。她怕他，并不是怕他杀了她（她像《罪与罚》中的杜尼娅一样，敢于面对枪口，并不怕死），而是承认她爱他，起码是爱过他。这就够了！这就足以使他“复活”了。他写信给她，向她再次提出求婚，结果又遭到拒绝。她坦陈她爱过他，现在也差不多是爱他的，但是她不能嫁给他，因为他不是她心仪的、理想中的男人。她十分直爽地说：“我是一个最平常的女人，我是一个爱平静的女人，我爱……我爱快活的人。”她之所以决定嫁给比奥林格男爵，因为跟了那人，“我感到最平静。我的整个心仍属于我自己”。也就是说，她不喜欢他那种躁狂、张扬的性格，永远徘徊于两极之间，无所适从，她宁可嫁给比奥林格，嫁给一个粗俗的人，以保持内心的平静和安宁。他开始央求她：“我已经没有自尊了，我情愿像叫花子一样接受您的任何施舍”，甘愿做她的奴隶，只求她别嫁给别人。但是她不为所动，断然道：“您这话我承受不起！我将一辈子思念您，思念您这个我最宝贵的人，思念您这颗最博大的胸怀。”

韦尔西洛夫由爱生恨，而且恨得比爱还深。他竟与流民团伙沆瀣一气，由兰伯特出面敲诈她（他想看看她怎样在兰伯特面前低三下四）。兰伯特还满嘴胡喷，对她进行性骚扰，最后还拔出手枪威胁她。这已经超出了韦尔西洛夫的本意。他从门背后冲了出来，夺过兰伯特的手枪，猛击兰伯特的头部，救了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而他自己也在感情的风暴中失去了理智。起先，他想用兰伯特的手枪先杀死她，然后自杀。但是少年冲出去救了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于是韦尔西洛夫又将枪口倒转过来对准自己的胸膛，少年用力一推，子弹打中了他的肩膀，救了他。

韦尔西洛夫前后判若两人。少年说：“我根本不认为他真的疯了，更何况，即使现在，他也根本不是疯子。但是，我却毫无疑问地认为有‘另一个他’在起作用。”他的人格分裂了，他的感情和意志分裂了。同一个人变成了两个。另一个他也是他，但根本不像原来的他了。这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双重人格”。

韦尔西洛夫自称俄罗斯思想的“载体”。什么是俄罗斯思想呢？用他的说法，就是“各种思想的全面和解”。他主张兼容并包，把各种对立的思想调和在一起，可他自己却又偏爱走极端，反对中庸之道。他自己就是一个矛盾体。

小说《少年》的主要情节围绕事关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名誉的那封信展开，包括由此而产生的种种阴谋诡计和敲诈勒索。表面看，这封信是足以左右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能否继承父亲遗产的重要凭据。另外，卡捷琳娜·尼古拉耶芙娜确实担心这封怀疑她父亲有精神病的信被她父亲发现。但是，她担心的并不是自己能否继承遗产，而是父亲看到这封信后会感到伤心，这就会影响他的健康。老公爵不相信或不愿意相信有这样一封信，即便有，他也不想看或者不愿意看，因为他非常爱自己的女儿，不愿有任何东西来玷污他的爱。这封信，当大家都相信它的威力的时候，成了许多人争夺的对象，似乎重要无比。可是，到后来，当书中的主要人物看到有人想利用它来做坏事，而且不仅限于敲诈勒索的时候，似乎又一下子揭开了蒙在他们眼上的障眼布。这份象征“无限威权”的所谓“凭据”，连那个小流氓兰伯特也不屑一顾了，“留在了桌上”，无人理睬。

小说另一个重要人物是少年名义上的父亲马卡尔·多尔戈鲁基。马卡尔原是韦尔西洛夫的家奴，“农奴解放”后成了自由人，成了一名到处漂泊、朝圣的香客。他的言行体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宗教理想和道德理想。“‘可去把你所有的财富分给穷人，做所有人的奴仆。’你就会变得比从前更富有，富有得不知多少倍；因为你将来的幸福，将不仅是吃得好，将不仅是穿金戴银，将不仅是自己得意和别人羡慕，而是因为你将拥有数不清的爱……而是拥有整个世界！”

马卡尔是俄罗斯文学中特有的宗教徒形象。与马卡尔类似的形象，还有《卡拉马佐夫兄弟》中的佐西马长老和《群魔》中的吉洪。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马卡尔相呼应的，还有列夫·托尔斯泰《战争与和平》中的卡拉塔耶夫。他们都提出了“好品相”问题。这提法具有一种空灵的诗意。这牵涉最深层次的基督教信仰问题，由于信仰不同和中西方文化不同，这问题我说不好，待有志者继续深入钻研。对基督教（包括正教）没有深入的了解和体悟，就很难彻底读懂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列夫·托尔斯泰。

小说《少年》人物众多，思想复杂，情节曲折紧张，一个悬念接着另一个悬念，又精彩又深奥，有时使人如堕五里雾中。有些地方，恐怕只有尼采、弗洛伊德、卡夫卡、爱因斯坦，以及某些绝顶聪明和细心的读者才看得懂。

我认为，小说《少年》是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具特色的作品之一。我甚至认为，就剖析思想发达的“地下室人”的心理而言，《少年》绝不亚于《罪与罚》，甚至比《罪与罚》更深刻，更有价值。

臧仲伦
2013年9月6日
于北京大学承泽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