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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特色的货币政策调控框架已日益完善，包括货币政策目标体系（最终目标＋中间目标＋操作目标）、工具体系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等多项内容。
关于货币政策目标体系，由于我国仍然处于经济转轨发展时期，意味着我国仍将继续推进改革开放和金融市场发展，所以与发达国家注重物价稳定的单一目标体系不同，我国货币政策目标体系具有多重目标特征，这分别体现在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中间目标和操作目标上。其中多重最终目标包括：保持币值稳定以促进经济增长；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导向，更加重视充分就业目标；兼顾金融稳定，强化宏观审慎政策。多重中间目标是指我国目前仍然处于货币政策调控转型阶段，货币政策中间目标仍然以货币数量（广义货币供应量M2 和社会融资规模）为主，但是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深入推进，我国正加快培育有效的市场基准利率作为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在多重中间目标下，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也形成了数量型（基础货币M0）和价格型（政策利率体系）两大类。总体来讲，“坚持系统观念，加强前瞻性思考、全局性谋划、战略性布局、整体性推进”，“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概括了当前货币政策目标体系的中国特色。
关于货币政策工具，1998 年以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社会金融资源相对稀缺，货币政策工具以直接货币政策工具为主。1998 年以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发展，我国开始主要采用间接货币政策进行调控。目前中国特色的货币政策工具体系可以概括为：以传统三大货币政策工具（存款准备金制度、公开市场业务、再贷款和再贴现业务）为主，同时通过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和常备借贷便利利率构建利率走廊，不断推动结构化货币政策工具创新（例如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计划和信用贷款计划）。
关于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随着我国经济和金融等各项改革的推进，货币政策传导渠道日益畅通。目前，中国特色的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可以概括为：以数量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为主，并逐渐由数量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转向价格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其中的内在驱动力是经济结构的不断变化和金融体系的不断发展，主要抓手是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
下面将从中国特色的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中间目标、操作目标、工具体系和传导机制五个方面进行详细的介绍。
当前中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具有典型的多重目标特征，可以概括为：以币值稳定为首要目标，促进经济增长；以服务实体经济为导向，更加重视充分就业；兼顾金融稳定，落实宏观审慎政策。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银行法》，中国人民银行以“保持货币币值的稳定，并以此促进经济增长”为最终目标。这意味着，中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首先是保持货币币值稳定——对内保持物价水平稳定，对外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基本稳定，从而为经济发展提供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这体现了：中国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设定是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且充分借鉴国际货币政策实践的经验教训。一方面，保持币值稳定是建立宏观调控体系的重要基础，是实现充分就业、促进经济增长、保持物价稳定和平衡国际收支等综合发展目标的基本条件。另一方面，在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保持币值稳定能够为改革发展稳定营造适宜的货币金融环境。
我国货币政策的最终目标注重服务实体经济，更加重视充分就业。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矛盾已经由过去的总量问题转变为当下的结构性问题。近年来，人口老龄化问题凸显、国际形势风云变幻、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疫情在全球爆发，给中国经济增长带来了较大压力。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背景下，制定货币政策不再刻意强调经济增长速度，而是转向服务实体经济，更加重视充分就业目标。这将有利于推动我国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和实施扩大内需战略，保持经济韧性和长期向好态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也要兼顾金融稳定，落实宏观审慎政策。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市场逐渐意识到，通货膨胀目标制下，简单锚定通货膨胀率的货币政策存在重大缺陷。传统通货膨胀目标制下，中央银行测算的通货膨胀率通常是基于日常消费品与服务的价格变化情况，而并未将房地产和金融工具等资产的价格变化纳入其中。随着金融产品创新不断丰富，货币政策环境持续放松，大量资金流向房地产和金融市场，催生资产价格泡沫。由于通货膨胀目标制实际上锚定的是产品和服务的价格水平，忽视资产价格水平，导致系统性金融风险不断积累，各国中央银行没有警觉，最终引发全球金融危机。因此，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不断强调关注金融稳定，将维护金融稳定纳入货币政策最终目标之一，同时持续落实宏观审慎政策，将防范、化解系统性金融风险作为中央银行的主要任务。
当前中国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同样具有典型的多重目标特征，可以概括为：以数量型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广义货币供应量M2 和社会融资规模）为主，兼顾价格型货币政策中间目标（贷款利率）。具体表现为：一要保持广义货币供应量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二要通过提高企业获得贷款的便利性和推动利率持续下行，切实有效降低社会融资综合成本。
一是以数量型货币政策中间目标为主。过去较长一段时间，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中间目标主要是广义货币供给量M2 和社会融资规模，这是由过去中国经济增长模式和社会融资结构所决定的。首先，过去中国经济处于高速增长阶段，具有较高的潜在经济增速，实际增长速度通常围绕潜在增长速度在相对稳定的范围内进行波动。因此，参考上一年度的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的实际值来设定当年的M2 和社会融资规模数值目标是可行的。其次，中国社会融资结构以银行主导的间接融资体系为主，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尚不发达，因此不宜使用价格型中间目标。随着我国经济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潜在经济增长速度进入下降趋势，过去的M2 和社会融资规模数值目标设定方式可能导致货币政策过度宽松，宏观杠杆率偏离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在此背景下，中国人民银行的货币政策中间目标转变为保持广义货币供应量M2 和社会融资规模增速同名义经济增速基本匹配。这优化了中国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锚定方式，更有利于中间目标向反映潜在产出的名义经济增长速度收敛，从而更好地调控宏观经济周期，稳定宏观经济杠杆，防控系统性金融风险以及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是兼顾价格型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在中国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一直以来，实体经济融资难、融资贵都是一个较为突出的问题。特别是中小微企业，由于普遍存在经营风险较高、财务管理不规范、抵押物和担保物不足、风险控制能力较弱等问题，信息不对称现象难以得到缓解，因而无法以较低的融资成本获得金融机构足够的信贷支持。虽然随着普惠金融的快速发展，近年来中小微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得到了部分缓解，但是我国的综合社会融资成本仍然较高。降低综合社会融资成本，对于支持我国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和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至关重要。因此，中国人民银行逐渐将以市场化利率为主的价格型变量纳入货币政策中间目标，通过提高企业获得贷款的便利性和推动利率持续下行，切实有效降低综合社会融资成本。值得一提的是，价格型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使用以发达的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为前提。所以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转变也对我国利率市场化改革提出了更高要求。
中国特色货币政策的操作目标可以概括为：以数量型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基础货币M0）为主，同时纳入价格型货币政策操作目标（政策利率体系）。目前我国的政策利率体系主要包括以短期公开市场操作为主的七天期逆回购利率，以中期借贷便利操作为主的中期借贷便利利率，以及以常备借贷便利利率和超额准备金存款利率分别作为利率上下限的利率走廊机制。
一是传统的数量型货币政策操作目标，以基础货币M0 为主。由于我国的金融体系以商业银行为主，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传导主要通过商业银行体系实现。在法定存款准备金制度下，商业银行通过扩张资产负债表创造存款货币后，需要在中央银行缴存更多准备金以满足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要求。因此，中央银行通过掌握基础货币的供应量，就能够从源头上来约束商业银行的货币派生过程。
二是新兴的价格型货币政策操作目标，包括短期政策利率和中长期政策利率。其中，短期政策利率以公开市场操作的存款类机构以利率债为质押的 7 天期回购利率（DR007）为主，中长期政策利率以中期借贷便利利率为主。根据国内外货币政策实践经验，中央银行实现货币政策操作目标的方式主要有两种：第一种是将市场利率作为货币政策操作目标，通过调节货币市场流动性引导市场利率向操作目标收敛；第二种是将货币政策工具利率作为中央银行的政策利率和操作目标，从而实现货币政策工具利率、中央银行政策利率和操作目标利率的三者合一。自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第二种方式由于具有更高的货币政策有效性和传导效率，逐渐成为主流。中国人民银行通过政策利率体系引导和影响市场利率体系，共同形成市场化的利率定价与传导机制。例如，通常在中期借贷便利利率的基础之上按照市场化的方式加点形成贷款市场报价利率，银行再根据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设定实际执行的贷款利率。最终使得货币市场利率围绕DR007 利率在合理范围内波动，中长期信贷与资本市场利率围绕MLF利率在合理范围内波动。
货币政策工具是指中央银行或者货币当局为了实现货币政策目标而采用的手段。按照货币政策目标的不同，可以划分为数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如存款准备金制度）和价格型货币政策工具（如公开市场操作和中期借贷便利）。按照货币政策影响范围不同，可以划分为总量型货币政策工具（如全面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结构型货币政策工具（如定向降低法定存款准备金率）。按照货币政策调控方式不同，可以划分为直接货币政策工具（如信贷规模和现金计划）和间接货币政策工具（如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政策利率）。1998 年以前，我国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社会金融资源相对稀缺，货币政策工具以直接货币政策工具为主。1998 年以后，随着市场经济体制逐渐发展，我国开始主要采用间接货币政策工具进行调控。目前，中国特色的货币政策工具体系可以概括为：以传统三大货币政策工具（存款准备金制度、公开市场业务、再贷款和再贴现业务）为主，同时通过超额准备金存款利率和常备借贷便利利率构建利率走廊，并不断推动结构化货币政策工具创新（如普惠小微企业贷款延期还本付息计划和信用贷款计划）。
当前，我国的货币政策工具以常规的三大货币政策工具为主，并不断推动宏观审慎政策和结构性货币政策下的货币政策工具创新，具有多重工具的鲜明特征。
一是以三大货币政策工具为主，包括存款准备金制度、公开市场操作以及再贷款和再贴现。存款准备金制度是指金融机构为保证客户提取存款和资金清算需要而准备的在中央银行的存款，中央银行要求的存款准备金占其存款总额的比例就是法定存款准备金率。通常，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工具是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即中央银行以立法的形式规定商业银行和其他存款金融机构必须缴存中央银行的法定准备金占其存款总额的比率，主要用于调控商业银行体系内的基础货币总量。公开市场业务是指中央银行在公开市场上，通过与交易商（一般是商业银行）进行回购或逆回购协议的交易，在短期内向市场投放或回笼资金，其能够促进调节商业银行体系流动性水平和引导货币市场利率走势等政策目标的实现。再贷款与再贴现是指中央银行向商业银行提供贷款或者购买商业票据，进而向商业银行提供融资的行为，能够促进信贷总量调控目标的实现，并合理引导信贷投向。
二是通过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和常备借贷便利利率构建利率走廊。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是指商业银行缴存中央银行的准备金超出法定准备金部分所获得的利息率，通常被认为是市场利率的下限（因为如果市场利率低于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商业银行将选择把存款全部缴存中央银行）。常备借贷便利是指金融机构在市场无法获取融资时，以高评级债券或优质资产抵押的方式从中央银行获取资金。常备借贷便利是中央银行为金融机构提供的流动性保障，常备借贷便利利率一般被认定为市场利率的上限（因为金融机构最高能够以常备借贷便利利率从中央银行获得融资）。超额存款准备金利率和常备借贷便利利率共同构成市场利率的上下限，从而形成利率走廊。相比于传统货币政策工具，利率走廊具有高效率、高弹性和更加符合宏观审慎政策需求等优势。
三是不断推动结构化货币政策工具创新。近年来，中国人民银行不断推动结构化货币政策工具创新，以引导金融机构信贷投向，发挥精准滴灌、杠杆撬动作用。通过提供再贷款或资金激励的方式，激励和支持金融机构加大对特定领域和行业的信贷投放，降低企业融资成本，以实现货币政策工具对实体经济更精准和更有效的调控。比较有代表性的长期性工具包括支农再贷款、支小再贷款、再贴现，代表性的阶段性工具包括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抵押补充贷款、碳减排支持工具、科技创新再贷款、普惠养老专项再贷款和交通物流专项再贷款等。
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指中央银行运用货币政策工具对操作目标进行调控，进而影响货币政策中间目标，并最终实现既定的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传导途径与作用机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是否完善及通畅，将直接影响到货币政策的实施效果及其对于经济发展的贡献。按照对应货币政策目标的不同，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可以划分为数量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价格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1998 年以前，我国主要采用直接调控的方式进行货币政策操作，因此几乎不存在较长的货币政策传导过程。1998 年以后，随着我国货币政策调控方式向间接调控转变，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开始发挥更大作用。
目前，中国特色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可以概括为：以数量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为主，并逐渐由数量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转向价格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其中，内驱力是经济结构的不断变化和金融体系的不断发展，主要抓手是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
一是以数量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为主。数量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核心是中央银行通过对基础货币数量进行货币政策操作，依靠商业银行存款派生机制传导，并调控M2 等数量型货币政策中间目标。1998 年以后，中国人民银行主要通过前文所述的货币政策工具体系控制基础货币数量，并通过商业银行的货币创造机制调控货币供给量，最终实现货币政策目标。我国以数量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为主的原因，取决于我国以商业银行贷款主导社会融资体系的实际情况。随着近年来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和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数量型货币政策传导的效率也受到明显影响。一方面，2001 年中国加入WTO以后，对外出口贸易总额和实际利用外资快速增长，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长期处于“双重顺差”的局面。外汇占款大量增加，使得基础货币数量面临巨大的扩张压力，这极大地影响到我国数量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有效性和稳健性。为防止外汇增加导致货币环境过度宽松，中国人民银行通过结售汇制度和发行中央银行票据等方法回笼市场流动性，并保持数量型货币政策中间目标M2 等变量运行在合理区间，从而缓解“双重顺差”对数量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产生的冲击。另一方面，随着资产市场的扩张和金融市场及金融机构呈现出的各种金融创新，经济中的货币供给量和流通速度发生了显著变化，从而对数量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其表现为：金融机构表外业务迅猛发展，使得许多流通资金并未被纳入M2 的统计口径之内，导致M2 的变化无法准确反映市场资金供需情况，进而导致中央银行对数量型货币政策目标的预测和调控能力减弱；房地产市场与股票市场壮大，使得大量资金进入资产交易环节，退出在商品和服务市场中的流通。由于房地产价格和金融资产价格并未纳入我国通货膨胀率统计口径，这进一步导致M2 增长率与通货膨胀率的相关性减弱，最终降低了中央银行通过数量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对物价水平的调控能力。可见，我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金融结构决定了我国货币政策以数量型传导机制为主。近年来，数量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不断面临新的挑战，又对发展和完善价格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提出了新要求。
二是逐渐由数量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转向价格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价格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核心是中央银行通过政策利率体系和利率走廊进行货币政策操作，引导市场利率体系的变化，并依靠金融市场资金的供需关系调整和再均衡实现对贷款利率等价格型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调控。相较于数量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价格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有利于中央银行更好地把握金融市场和社会融资的实际供需情况，也有利于中央银行实施更加灵活的货币调控政策，但它对中央银行货币政策调控水平和金融市场发展程度都有着更高的要求。当前，我国价格型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利率市场化的不充分。利率市场化是指经济体系中的利率水平由金融市场的实际供需关系决定。我国由于特殊的历史和经济背景，利率并未完全市场化，但从 20 世纪 90 年代开始，我国就已经开始渐进式地推进利率市场化改革。2000 年，我国开始推行外汇利率管理体制改革，放开了外币贷款利率管制；2013 年，中国人民银行全面放开了贷款利率和票据贴现利率管制；2015 年，全面放开了存款利率上下限；2019 年，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了LPR形成机制
。总之，随着我国金融体系不断发展和完善，以深化利率市场化改革为主要抓手，推动货币政策传导机制逐渐由数量型转向价格型已是大势所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