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经典结构主义理论

结构主义方法是发展经济早期阶段的经典方法论。本章回顾发展经济学中的经典结构主义理论，包括二元经济发展理论及其拓展以及产业结构变迁相关理论。

第一节 二元经济发展理论

一、传统社会的经济机制

我们首先来看看一个描述传统社会经济运行机制的模型，即马尔萨斯模型。所谓传统社会，指的是工业革命之前的社会。在一两千年的传统社会中，各国主要的经济特征是人均收入增长极其缓慢。图 4.1 中的中国和西欧公元元年到 2000 年的人均GDP水平表明，无论中国还是西欧，在漫长的历史中，经济发展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西欧大约是在 1800 年之后才开始较快速度增长，中国长期持续快速增长则是新中国成立之后的事情。我们习以为常的现代经济增长速度，其实是整个人类历史上的新鲜事物，最近一两百年来才开始出现。托马斯·罗伯特·马尔萨斯的著作《人口学原理》（Malthus，1798） 可以被用来解释传统社会的经济发展现象。

（一）生产

马尔萨斯模型由两个方面的行为或方程组成。第一个方程描述的是经济的生产活动。假设经济中仅存在农业生产部门，并且农业生产函数的边际产出递减。因此马尔萨斯模型实际上描述的是一个“一元”的传统社会经济运行状况。为便于分析，我们假设生产函数为

其中A为全要素生产率，生产函数F具有规模报酬不变的特性，但是土地的供给 是固定的；在上一行中，当 ，边际产量为 0，总产量为 ，也就是下一行中的不变产量。所以，这实际上是一个连续的分段函数，其形状见图 4.2。

如图 4.2 所示，在土地供给给定的情况下，总产量Y由劳动投入L唯一确定，达到均衡前，劳动的边际生产率递减，总产出曲线凹向原点。当达到 时，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此后总产出曲线水平。

（二）人口动态

马尔萨斯模型的第二个行为方面或方程是人口的动态变化。首先应当明白，在一个传统社会中，人们大多为了果腹而忙碌，因此绝大多数人应当都是参与劳动的，也就是忽略人口与劳动力供给的差异。在一个传统社会中，人们的主要消费就是食物，而人均粮食的消费量决定了人口增长率。当人均粮食消费量较高时，生育率较高，死亡率相应较低，从而人口增长率较高；反过来，如果人均粮食消费量较低，则死亡率（包括婴儿死亡率）较高，人口增长率较低。因此，人口增长的动态变化的方程为

其中，L′为未来或下一期人口，L′/L为人口总和增长率（1 加上人口增长率），g为增函数，C为总消费， 为当期人均（或劳均）消费。如图 4.3 所示。

图 4.3 中，人口增长表示为人均消费的增函数，其中稳定状态的劳均消费c ^∗ 确定为没有人口增长，即L′/L为 1 的劳均消费水平。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函数描述的是在收入较低阶段的人口动态。当人均收入较高时，随着收入的增加，人口出生率下降，长期内会导致总人口增长率下降。

（三）稳态与最低生存收入

我们现在来解释L′/L＝1 时为什么是稳态。首先要明确的是，所谓稳态，是指如果经济系统发生偏离它能够自动恢复到原来的状态，那么这个状态就是稳态。稳态与均衡是不同的。在这个模型中，均衡是指生产出来的商品全部用于消费，即C＝Y，而满足这个条件的不一定是稳态。稳态总是由动态方程（微分方程或差分方程）确定的。在马尔萨斯模型中，稳态的（必要）条件是人口增长率为 0，或者未来人口数量等于当前人口数量。为看出这一点，我们将人口动态方程改写为

该式是将未来人口表示为当期人口的函数，它实际上是一个动态的差分方程。根据前面的生产函数和人口动态函数假设，该式的图形可由图 4.4 表示，该图为差分方程的相位图 。图中满足L＝L′处（排除原点）就是稳态，我们把这时候的人口数量记为L ^∗ 。为什么说这个位置是稳态呢？如果初始位于L ₁ ＞L ^∗ 处，下一期人口比当前人口少，人口增长率为负，这样人口将减少，沿着图中向左的箭头运动。进一步来看，为什么这个区间的人口增长率为负呢？其背后的原因是这时人口相对过多，人均消费量较小，根据人口增长方程的假设，人口减少，或者简单来说就是这时候数量固定的土地养活不了这么多人了。反过来，如果L ₂ ＜L ^∗ ，则人均消费量较大，人口增长率为正，人口将增长，沿着图中向右的箭头运动。这样我们可以看到，只要偏离了L＝L′＝L ^∗ 的位置，经济系统的动态力量（在这里实际上是人口变动的动态力量）会使得社会回到这个位置。所以我们把这个位置叫作稳态。

我们把经济系统位于稳态时的人均收入称为生存性收入或最低生存收入。为什么叫生存性收入呢？因为当经济处于稳态时，这个经济体里面普遍家无余财，其收入仅能维持自身生存与繁衍同等数量的下一代。最低生存收入是由人口动态方程背后的生理性与社会性因素所确定的，比如普遍嗜酒的社会生存性收入比较高，所以有时又被称为制度性工资/收入。

确定了稳态与生存性收入后，我们再来看看生产函数中是如何体现这一点的。在图4.5 中，原点与生产函数F（L）上的各点连线的斜率表示人均收入，当劳动力稳定在L ^∗ 时，此时总产量为Y ^∗ ，Y ^∗ /L ^∗ 等于最低生存收入，也就是图中最低生存收入线虚线的斜率为单个人的生存收入，而最低生存收入线代表整个社会不同人口数量下的最低生存收入。

（四）技术进步的影响

现在我们考察技术进步对马尔萨斯模型中人们生活的影响。农业技术进步可能来自耕作方式的改善或更优良的种子。技术进步将带来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即A提高。原来全要素生产率为A ₁ ，随后将全要素生产率提高至A ₂ 。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使得生产函数 向上移动到 的位置，如图 4.6 所示。假定经济初始处于稳定状态，即人口为L _{0 ∗} ，经济系统在生产函数上位于最低生存成本线与此时生产函数的交点A处，人均收入为最低生存成本 。因为技术进步，而人口在这一瞬间并没有变化，所以经济位于图中B点，人均收入突然上升到了 。但是人均收入增加后，经济系统随后的反应是人口增加，且一直增加到人均收入重新降低到最低生存收入才稳定下来，此时经济位于图中C点。

因此，马尔萨斯模型的结论是悲观的，即从长期看，尽管存在技术进步，但是只要人口不断增加，生活水平就无法提高。这种无法摆脱的低收入状态被称为马尔萨斯陷阱或贫困陷阱。之所以出现这种悲观的结论，是因为技术进步的速度太过缓慢，抵不过相对快速的人口增长。

二、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理论

（一）剩余劳动力与无限劳动供给

现在我们来看看刘易斯的二元经济模型。1954 年，刘易斯发表《劳动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提出了解释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的“二元”模式，在经济学界引发广泛讨论，也成为他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重要原因。1955 年他出版的《经济增长理论》一书，对经济发展问题进行了更广泛而深入的探讨，被认为是“第一部简明扼要地论述了经济发展问题的巨著”。

他的模型是一个两部门发展模型，其中一个部门是以农业部门为代表的劳动生产率极低的传统部门，传统部门也包括城市里的一些非正规就业部门；另一个部门是以工业部门为代表的劳动生产率和工资水平较高的现代部门。

传统部门实际上就是我们上面描述的马尔萨斯式的经济。在人口众多的发展中国家，传统农业部门没有资本投入，土地供给固定，而且人口增长十分迅速，劳动力丰富。这些特征使得传统部门存在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劳动力，也就是说即使将这部分劳动力从农业部门抽走，农业产量也不会下降。这部分劳动力被称为剩余劳动力（surplus labor）。

由于存在大量的剩余劳动力，所以和马尔萨斯模型一样，在传统部门的劳动者仅能获得维持生活的最低收入，即最低生存收入。在这种情况下，只要工业部门的工资稍高于最低生存收入就会引起劳动力从农村到城市的转移。发展中国家传统农业部门在经济中比重很大，剩余劳动力相对于工业部门的需求来说是极为丰富的，因此工业部门无须提高工资就能雇佣到足够的劳动力。这种在工业部门无须提高工资就能雇佣到足够的劳动力的状态，被称为无限劳动力供给（unlimited labor supply），也就是说现代的工业部门或城市部门的劳动供给曲线是水平的。

（二）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发展

现在我们用图形来说明刘易斯模型中的劳动力转移与经济发展过程，见图 4.7。首先看图 4.7（b）描述的传统农业部门。在传统部门中，只有一种投入，即劳动投入L _A ，4-7（b）中上方的图所对应的生产函数实际上就是上一节中的马尔萨斯模型中的生产函数。图 4.7（b）下方的图是由总产出曲线推导出的传统部门的劳动平均产量AP _LA 和劳动边际产量MP _LA 曲线。传统部门总劳动力为L ^∗ ，存在边际生产率为 0 的劳动力数量为L ^∗ -L _A ，这些劳动力就是剩余劳动力。传统部门已经处于马尔萨斯稳态，该部门的实际工资或称实际收入w _A 为生存性收入。和马尔萨斯模型一样，这个实际工资不是由劳动的边际产量决定的，较为合理的假设应当是如刘易斯所认为的那样，传统社会习俗在收入分配中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因此实际工资由平均产量决定，否则就会有相当多的人无法生存。

再来看图 4.7（a）描述的工业部门或称制造业部门、现代部门、城市部门。我们暂不考虑工业部门的技术进步问题，假设开始时工业部门的资本存量为K _{M 1} ，在这个资本存量下，工业部门总产出Y _M 与劳动投入量L _M 之间的关系如图 4.7（a）中上图的曲线Y _M （K _{M 1} ）所示。现代工业部门劳动力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劳动的边际产量曲线实际上也是劳动的需求曲线，即图 4.7（a）中下图的曲线D ₁ 。

工业部门的劳动供给曲线是这个模型的核心。根据前面的描述，由于有大量的剩余劳动力，工业部门无须提高工资就能雇佣到足够的劳动力，这时工业部门面临的劳动供给曲线是水平的，即图中W _M 处的水平线。工业部门的不变工资W _M 实际上取决于农业部门的最低生存收入W _A 。直观来看，工业部门的工资只要比农业部门的最低生存收入高出一部分，剩余劳动力就愿意流动。高出的部分主要与流动成本、城乡生活成本差异以及改变生活习惯的心理成本等有关。工业企业的最优决策是使得雇佣劳动力数量直至劳动力的边际产量与实际工资水平W _M 相等为止，也就是劳动需求曲线与劳动供给曲线相交的L ₁ 处。此时工业部门吸收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数量为L ₁ 。

工业部门雇佣L ₁ 的劳动力时，利润总额为图中由W _M FA构成的图形面积S ₁ 。与农业部门不同的是，工业部门可以通过资本积累实现经济发展。工业资本家通过将全部或部分利润用于投资扩大生产，从而使得资本存量增加，使现代部门的资本存量从K _{M 1} 增长到K _{M 2} ，从而使图 4.7（a）中的总产量线从Y _M （K _{M 1} ）向上移动到Y _M （K _{M 2} ），进一步导致劳动边际产量曲线，即劳动需求曲线上升。在图 4.7（a）下方的图中，这一劳动需求曲线外移到D ₂ ，从而工业部门新的均衡就业水平将在G点，此时吸收剩余劳动量为L ₂ ，利润为由W _M GB构成的三角形面积S ₂ 。

与上述过程相同，工业部门将利润再一次用于追加投资，使资本总存量增加到K _{M 3} ，总产量曲线和劳动需求曲线分别移至Y _M （K _{M 3} ）和D ₃ ，同时使工业部门吸收的剩余劳动力增长到L ₃ 。

以上描述的就是工业部门的可自我持续的增长过程和吸收传统部门剩余劳动力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同时是工业化、城市化与人口流动的过程。这个过程将一直持续到所有农村剩余劳动力都被吸收到新的工业部门为止。在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理论中，我们看到了劳动者从农村向城市流动，也看到了劳动者职业从农民向制造业工人的转换。刘易斯的人口流动模式暗含假定，工业部门的劳动与资本的比例始终不变。即资本积累率与就业创造率同比例增长。但实际情况是，随着现代资本主义部门的扩大，资本家越来越倾向于资本密集型技术的采用，而就业机会增加却很少。后续的大量文献研究了制造业的替代弹性与其就业吸纳能力的关系。刘易斯理论假定城市不存在失业。实际上，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城市存在大量失业，贫民窟问题突出。下一节的托达罗模型解释了人口城乡流动与城市失业并存的现象。

三、拉尼斯-费二元经济发展理论

1961 年，美国发展经济学家古斯塔夫·拉尼斯和美籍华人发展经济学家费景汉合作发表了一篇重要论文，改进了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模型，弥补了我们上面讨论的刘易斯模型忽视农业发展的问题，讨论了劳动边际生产力大于 0 而小于平均产品的那部分劳动力的转移条件，此后二元经济模型常被称为刘易斯-拉尼斯-费模型。

（一）粮食短缺与工业部门的劳动供给

和刘易斯模型一样，在农业部门中依然存在一个“不变制度工资”，即最低生存收入，它等于农业总产出与劳动力数量之比。但是，现在我们将农业劳动力分成三个部分。第一部分是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力，第二部分是边际生产率大于零但小于制度工资的劳动力，第三部分是边际生产率大于最低生存收入的劳动力。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的农业劳动力加起来，也就是边际生产率低于制度工资的所有劳动力，被拉尼斯-费称为“伪装的失业者”。

下面我们来看看工业部门劳动力供给曲线如何体现上面的农业劳动力的三部分划分。图 4.8 中横轴AO的数量为工业与农业加总的劳动力数量，工业部门的原点在A ，农业部门的原点在O，所以看工业部门是从左往右看，看农业部门是从右往左看。图中STU′V′表示为工业部门的劳动供给曲线，VUDA曲线为农业部门的边际劳动生产率曲线，自V点至A点劳动的边际生产率递减，DA段劳动的边际生产率为零。

第 1 阶段表示农业边际劳动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力，此时农业劳动力数量减少不影响农业总产出，劳动力的转移不会产生粮食短缺问题，工业部门的现行工资水平不发生变化，即劳动供给曲线在第一阶段是水平的。

第 2 阶段表示劳动的边际生产率大于零但小于制度工资的劳动力，此时农业劳动力数量减少导致农业总产出减少，粮食的供给不能满足工人的需要，出现粮食短缺，因此D点就是“粮食短缺点”。在这一段，假定工资仍维持制度工资是不合理的，因为此时农业总产量减少，农产品相对价格提升，因此留在农业部门的实际收入超过了制度工资，此时工业部门要想吸引农业部门的工人，必须支付更高的代价。农业部门实际收入上升后带来的一个后果就是，DP段的劳动力难以完全转移到工业部门，在农业商业化到来之前，工业化过程以及劳动力转移过程就停止了。

第 3 阶段表示劳动边际生产率大于制度工资的部分，此时工业部门为吸引劳动力，必须将工资提高到农业的劳动边际生产率以上，这样，两个部门的工资水平就都由市场原则来决定，农业开始商业化，因此P点就是“商业化点”。

（二）农业技术进步与工业扩展

正如上面分析的那样，从“粮食短缺点”到“商业化点”的劳动力转移是存在障碍的。达到粮食短缺点后，农业部门无法提供更多的劳动力，从而使工业部门无法继续扩张，发展出现停滞。要打破这个限制，需要农业部门实现技术进步，也就是促使从事农业的劳动者数量即使减少到低于粮食短缺点的人数，也能够维持农业总产出不变，而不再陷入粮食短缺的危机。

我们用农业部门生产函数图来阐明这一点。图 4.9 中，P、D分别为粮食短缺点和商业化点（A点的边际劳动生产率为 0），剩余劳动力为PL ^∗ ，伪装的失业者为DL ^∗ ，DP为边际劳动生产率大于零但是小于制度工资的劳动力。在原来的农业部门技术条件下，DP部分的劳动力不能全部转移到工业部门。技术进步使农业部门生产函数Y _A 1（L）不断向上移动，到Y _{A 2} （L）时至少能使得伪装失业者完全转移出去而粮食不会短缺。这时满足的条件是：OCD的面积与OAP的面积相等。当然，如果考虑到随着人们收入水平的普遍提高，粮食会有更多的比例用于工业化用途，比如酿酒，那么农业部门生产函数应当上移更多。

因此，为了超越粮食短缺点的限制，促进工业部门扩张，农业部门的技术进步是不可或缺的。实际上，要实现劳动力从农业部门向工业部门转移，必须具备工业部门的就业吸收力和农业部门的技术进步同步发展的条件。应当注意的另一个问题是，工业扩展和工业部门就业吸纳能力增加并不能完全画等号，关于这一点的讨论参见秋山裕（2014） 。

四、乔根森二元经济发展理论

一些新古典经济学家否认刘易斯模型的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力假设，认为传统农业部门的资源配置有效，劳动边际生产率为零不可能存在。1961 年，美国经济学家乔根森提出了一种新古典二元经济发展理论。该理论不承认边际生产率为零的剩余劳动力存在，也不认为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工资水平是固定不变的，转而从农业发展与人口增长的角度来研究人口流动。

乔根森模型阐述了这样的一个基本事实：只有当农产品供给大于人口增长的需要之后，农业部门才有余力为工业部门提供粮食支持。如果对人口增长没有任何人为限制，农业产出首先要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在此之前，所有的劳动力都应该存在于农业部门之中。粮食产出超过了人们口粮和其他基本所需的部分被称为“农业剩余”。只有存在“农业剩余”，总人口中的一部分才能脱离农业，从事工业。

“农业剩余”是新古典二元经济发展理论的关键变量，它决定了工业化与经济发展的产生与发展速度。首先，当农业部门的产出增长率超过人口增长率时，就会产生“农业剩余”，这样就有了人口向工业转移，这就是工业部门得以启动的发展条件。其次，劳动力的转移要与农业剩余的规模相适应，两者之间应当达到这样一种平衡：农业剩余占农业总产出的比例要等于工业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简而言之，当农业剩余为零时，所有劳动力集中在农业部门，工业人口为零；农业剩余越大，能够转移到工业部门的劳动力就越多，工业人口占比也就越大。

乔根森的思路和结论虽然简明，但他采用了大量且复杂的数学形式进行证明。本章由于篇幅所限，只大致介绍其思路，难以在此具体展开模型的数学推导过程，对此有兴趣的读者可以参考其原文（Jorgenson，1967） 或谭崇台老师的《发展经济学》（谭崇台，2001） 。

第二节 二元经济发展理论的拓展

一、托达罗三元经济发展理论

由于没有考虑现代部门（城市）的失业问题，刘易斯二元经济发展理论给人这样的推论：工业部门需要多少劳动力，就从农业部门中转移来多少劳动力。如果有人进城后找不到工作，会立马打道回府。更有甚者，如果现代部门处于收缩期，则原来转移过来的劳动力需要回老家。这些论断与发展中国家的现实均不吻合。在很多发展中国家，由于经济并不总是处于长期高速增长阶段，在城市里存在大量的失业者，如巴西等国的贫民窟的失业问题一直相当严重，与此同时，农民又不断涌进城市。这种现实与理论的矛盾其实在于集体理性与个体理性的差异，具体来说，就是刘易斯模型中其实缺少劳动力流动决策的个体优化机制。

托达罗的三元经济发展理论解释了这一矛盾。在托达罗模型中，所谓三元，指的是城市现代部门、城市传统部门和农村传统部门，比二元经济多了城市传统部门。城市传统部门中的大多数人从事着收益较低的零散职业或不稳定的临时性职业，他们的生活水平与农村基本相同，有时甚至低于农村。如图 4.10 所示，农村人口转移到城市后，可能在城市现代部门中找到工作，如果找不到则进入城市传统部门。或者说，对于转移到城市的人口总体来说，一部分被现代部门雇佣，一部分进入传统部门。

图 4.11 描述了托达罗的人口流动模型，该模型有农村农业和城市工业两部门。图形左侧纵轴表示农村工资水平，右侧纵轴表示城市工资水平。横轴O _A O _M 表示总劳动力，农村的劳动力需求用反方向曲线AA′表示，城市的劳动力需求用MM′表示。如果市场完全就业，并且工资具有弹性，在此条件下，均衡工资水平为 ，有 的劳动力从事农业， 的劳动力从事工业，则劳动力得到充分利用。

但是，由于城市政治与社会结构（如工会的存在）以及工业部门的市场力量阻止工资低到 的水平，存在一个城市部门的制度最低工资。现在我们假设城市制度工资水平为 高于均衡工资水平 。则由曲线MM′可知城市吸纳的劳动力人数为 如果经济中不存在失业，那么将有 的劳动力留在农业部门，则对应的农村工资水平为 ，小于均衡工资水平 ，城市和农村收入出现差异。在劳动力能够自由流动的条件下，收入差异将会引诱出现城乡人口流动。尽管城市现代部门可吸纳的劳动力数量有限，他们也愿意去城市试一下运气。运气有多好？或者说农村人口进城后获得工作的概率有多大呢？我们用L _M 表示城市工作岗位数（实际获得城市工作的人数）， 表示城市劳动力总数。每个工人获得工作的可能性为 最终迁移进城市的人数需满足如下条件：

式（4.4）表明，当农村收入W _A 与城市期望收入 相等时，劳动力流动达到了稳定状态。如果农村收入超过城市期望收入，则更多劳动力流入城市；如果农村收入低于城市期望收入，则劳动力从城市流向农村；两者相等时，劳动力流动是没有套利可能性的 ，或者说劳动力流动与否是无差异的。

图 4.11 中，曲线qq′上的点的轨迹表示劳动力流动的无差异曲线。如何构造出这条无差异曲线呢？式（4.4）中，制度工资.W _M 是不变的，它所确定的城市雇佣人数L _M 也是唯一的。所以，式（4.4）中实际上只有农村收入W _A 和城市劳动力总数L _US 是可变的。我们可以将这条无差异曲线看作是横轴上的变量L _US （从右往左。注意：将L _US 看成自变量，图中的L _US 仅为一个示例）和纵轴上的变量W _A （左边纵轴）的关系曲线。所以，式（4.4）和这条无差异曲线表明，如果农民收入等于所在位置自变量L _US 确定的工资，那他迁移与否就是无差异的。举一个具体例子来看，如图中无差异曲线上的点T。这个点告诉我们，城市总劳动力人数L _US ＝O _M L _M ，这时农业工资收入应当为点T所在水平线对应的农业工资收入，实际上就是制度工资

但是，点T对应的城市吸纳总劳动力数量L _US ＝O _M L _M 意味着农村劳动力为O _A L _M ，农村有这么多劳动力时，农业部门的工资收入为 ，小于制度工资 也就是说，农业部门工人实际上获得的工资小于无差异曲线所确定的工资，也就是小于城市期望收入。因此，农民迁移入城市。总之，当曲线AA′在曲线qq′下方时，劳动力会从农村进入城市，只有当两曲线相交于点Z时，人口流动才会稳定下来（动态意义上的均衡）。此时农村劳动力从 减少至O _A L _A ，在城市工业部门就业的劳动力仍为O _M L _M ，剩下的L _A L _M 或者失业或者在低收入水平部门就业，这个低收入水平部门就是托达罗三元经济理论中的城市传统部门。

值得注意的是，以上描述的托达罗模型可以得到出人意料的政策含义：提高城市工资水平以及增加城市工作岗位，都不能减少城市失业，反而会使得城市失业越来越严重，因为这两项措施都提高了城市期望收入；减少城市失业唯一的措施是提高农村收入从而降低城乡收入差异，从式（4.4）中可以很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二、李克强的三元经济结构模型

不同于托达罗的三元经济理论，李克强（1991）根据中国基本国情，构造了一个不同于托达罗的三元发展模型。李克强模型将三元经济划分为城市现代部门、农村现代部门即乡镇企业和农村传统部门，与托达罗的三元经济理论相互补充。如图 4.12 所示，农村剩余劳动力通过创办乡镇企业进入农村现代部门，再由农村现代部门实现向城市现代部门的转化。

根据刘易斯的理论，二元结构可以直接转化为一元结构，但我国城市工业部门的吸纳力很小，不能实现二元结构到一元结构直接转换。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我们可以看到，乡镇企业的崛起代替了劳动力从农村向城市的直接转移，使我国劳动力呈现出独特的“离乡不离土、进厂不进城”模式。

在 20 世纪八九十年代，我国农村现代部门（乡镇企业）总产值增长速度快，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工业转移的重要通道。但同时乡镇企业与现代工业部门仍有较大差距，具有劳动生产率低、物质装备差、倾向于劳动密集型产业的特点，更重要的是，乡镇企业的就业人口基本上仍属于农村人口，这使其不具备现代化的基本条件。因此，农村现代部门虽然具备推行工业化的特征，但又不具备现代化的条件，是与农村传统部门和城市现代部门有显著差异的新兴部门。

我国改革开放最初 20 年的经济结构转换很大程度上是通过三元结构实现的。三元结构中，农村现代部门是作为转换结构而出现的，它的中间性质使其成为传统产业与现代产业之间的桥梁，符合我国的基本国情，是我国经济结构转化的唯一选择。农村现代部门的产生与发展在现代工业和传统农业之间建立起了结构性联系，弥补了断裂层，也就必然使得国民经济流程发生有利于结构转换的变化。乡镇企业的兴起与发展很可能是我国短缺经济时代的产物，所以自 1995 年之后，由于三元结构关键部位的农村现代部门其自身诸多不足（如产权不清、产品质量跟不上市场变化节奏等），以及沿海城市经济的快速壮大，乡镇企业从 20 世纪 90 年代后期整体上开始衰落。

第三节 产业结构变化的模式与动因

一、产业结构变化的模式

（一）配第-克拉克定理

配第-克拉克定理描述了三次产业间变化规律。随着经济发展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从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转移，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又会从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转移。这样，第一产业创造的国民收入和占有的劳动力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比重不断缩小，第二产业的比重由上升到稳定乃至缩小，第三产业的比重不断扩大，成为最庞大的产业。也就是说，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产业结构的重心沿着第一、第二、第三产业的顺序逐步转移。

需求收入弹性和相对劳动生产率的差异是劳动力和产出在三次产业间出现如上顺次转移的原因。第一产业的主要产品是农产品，绝大多数农产品是人们的生活必需品，其需求的收入弹性较小。第二产业生产的工业品中，有一部分是人们的生活必需品，有相当一部分属于耐用消费品，其需求的收入弹性要大于农产品，需求的增长空间比农产品较大。第三产业的产出为服务，在经济发展的较高阶段，人们才有可能对它大量消费，它的需求收入弹性通常又大于工业品，属于需求高增长的产业。这样，随着经济发展和收入水平的提高，人们的消费需求一般会从农产品转向工业品，进而又会从实物产品转向无形产品——服务。

第一产业的相对劳动生产率比较低，这样就减缓了第一产业劳动力向其他产业转移的速度，使得第一产业劳动力所占比重下降的速度落后于增加值在GDP中所占比重。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大型机器设备的采用，劳动生产率较高，在工业化初期，第一产业的国民收入相对比重和劳动力相对比重都是上升的，但当工业化达到一定水平后，对工业品的需求相对增加缓慢甚至下降，从而导致第二产业劳动力相对比重趋于稳定甚至下降。第三产业由于是需求高度增长的，但是相对生产率低于第二产业，所以当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第三产业的劳动力相对比重上升，从而导致所谓“成本病”。

（二）工业部门结构的一般规律

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过程，一般早期就是工业化过程。在工业化和现代化过程中，工业内部的行业部门之间的结构变动，展现出较为明显的阶段性与规律性。工业发展通常要经历三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初级消费品工业如食品加工、纺织、家具制造等工业是主导型工业部门，并且比资本品工业如冶金、化工、钢铁、汽车等部门发展速度更快。在第二阶段，资本品工业部门加速增长，比重上升，但是消费品工业部门仍占较大比重。在第三阶段，资本品工业部门比重最终超过消费品部门。

德国经济学家霍夫曼将这种消费品工业与资本品工业之间的关系用霍夫曼比率定量化：霍夫曼比率＝消费品工业净产值/资本品工业净产值，并提出了所谓“工业化经验法则”的霍夫曼工业化（实际上是重工业化）阶段理论。

第一阶段，霍夫曼比率为（5±1），消费资料工业的生产在制造业中占主导地位，资本资料工业的生产不发达。第二阶段，霍夫曼比率为（2.5±0.5）。在这一阶段，虽然消费资料工业生产的规模仍远远大于资本资料工业，但是其优势逐渐下降。第三阶段，霍夫曼比率为（1±0.5），资本品工业继续快速增长，并已达到和消费品工业相平衡状态。第四阶段，霍夫曼比率为 1 以下，这一阶段被认为实现了工业化，资本资料工业的规模大于消费资料工业的规模。

钱纳里的工业化阶段理论解释了工业内部资本品、中间投入品以及消费品结构的时序性。随着时间的推移，机械、运输设备等资本品工业的增加值占比逐渐增加，服装、食品、饮料等消费品工业增加值比重逐渐下降，而纸及纸制品、化工产品、纺织等中间投入品比重大致不变。

实际上，这种时序性并不是真的与日历时间有逻辑关系，而是取决于人均收入，因为一般情况下，随着时间的推移收入会增加，上述随时间推移的过程可以看作从低收入到中等收入再到高收入的发展过程。所以钱纳里将收入看作解释这种时序性的关键变量，并由此得出了以人均GDP为衡量标签的工业化阶段理论。

因此，钱纳里从经济发展的长期过程考察了制造业内部各产业部门的地位和作用的变动，揭示了制造业内部结构转换的原因，即产业间存在着产业关联效应，为了解制造业内部的结构变动趋势奠定了基础，提出了钱纳里工业化阶段理论（见表 4.2）。初级产品生产阶段仅有少量工业生产。工业化早期以劳动密集型工业为主，如食品、烟草、采掘、建材等产品的生产。工业化中期则以资本密集型工业为主导，主要为重工业。在工业化后期，发展最快的领域是第三产业，特别是新兴服务业，如金融、信息咨询服务等。后工业化时期，制造业内部以技术密集型产业为主导，高档耐用消费品被推广普及，大致对应于罗斯托的高额大众消费阶段。在最后的现代化社会，第三产业开始分化，知识密集型服务产业开始成为主导产业。

二、产业结构变化的动因

（一）需求

生产的目的是满足人们的需求，因此需求结构的变化会反过来影响产出结构的变化。当收入水平较低时，人们自然将有限的收入购买满足最基本需要的商品，以解决生存问题；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便有可能将增加的收入购买满足更高层次需要的商品。因此，现实的需求结构是随着收入水平的提高而不断变化的，并且在满足基本生活需要的基础上逐步向满足更高层次的需求转变，即不同部门提供的产品的需求收入弹性是不同的。恩格尔定律大致反映了需求力量导致产业结构随着收入提高而变化的关系（Kongsamut et al.，2001）：随着人们收入提高，恩格尔系数即食品支出占总消费支出比重在下降。

上一节中我们实际上已经利用了这种关系来解释三次产业结构变动。需求收入弹性的差异还可以用来解释细分产业结构的变化。例如，人们对理发服务的需求收入弹性较低，而对旅游、文化娱乐等服务的需求收入弹性则较高。因此，随着收入的提高，理发服务支出所占比重在下降，而旅游与文化娱乐服务支出所占比重则在上升。

（二）供给条件：要素密集度

资本和劳动是两种基本投入要素。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劳动力的增长受到生育以及社会因素的限制，人口增长率下降，从而劳动供给相对于资本供给来说会下降，资本劳动比上升。劳动变成日益稀缺的生产要素，工资率相对（相对于资本使用者成本而言）上升。在企业生产过程中，都会尽量降低总成本，从而随着资本劳动比上升，会更加倾向于转向资本密集度更高的行业。一般而言，纺织业、食品加工业等初级产品生产行业资本劳动比较低，因而在工业化初期阶段发展这些工业更为有利，而石油、煤炭等产业需要巨量的资本投入，资本劳动比较高，因而生产结构会逐渐向这些产业转移。要素密集度的分析方法还适用于更为细分的生产要素，如将劳动投入细分为普通劳动投入和专业技术人员投入。随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教育供给的增加，专业技术人员相对稀缺性下降，利用更多专业技术人员来生产高附加值的高端机器设备变得更为有利。

（三）技术进步及其部门差异

技术进步会对产业结构产生广泛而复杂的影响。例如，技术进步会降低产品成本，市场扩大，高端商品变成一般商品，需求随之变化。技术进步还会降低生产过程中的资源约束，使得可替代资源增加，从而改变了生产要素之间的相对稀缺性。技术进步还会使得消费品升级，改变消费结构，如智能手机功能越来越强大，同时它又是一种“快消品”，这提高了手机产业的比重。

由于生产本身的技术属性的差异，不同行业部门的技术进步速度是不同的。接触式服务业，如餐饮，需要面对面地服务，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必然缓慢。一般而论，工业技术进步速度快于农业，农业快于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快于生活性服务业。当工业部门发生技术进步时，会有两种相反的力量：一种是相对价格下降，挤出劳动力；另一种是劳动的边际生产力提高，吸引劳动力。在经济发展的初期，工业制品尚属“奢侈品”，需求价格弹性大，价格降低反而会使得产量增加更多，因而后一力量更为强大，工业占比上升；而在工业发展后期，工业制品越来越成为“必需品”，前一力量更大，工业占比会下降。农业产品大多属于必需品，需求弹性比工业品更低，因此农业技术进步使得农业生产收益下降，农业劳动力向工业或服务业转移。同时，由于农业技术进步速度相比工业要慢，与工业品相比，农产品相对有上升趋势。

（四）国际贸易与产业转移

国际贸易会从外部的供给与需求两个方面影响到本国的产业结构。在开放经济条件下，各国基于各自相对要素丰裕程度形成的比较优势进行国际分工，必将会导致进出口双方的产业结构变化。发展中国家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上具有比较优势，因而在开展国际贸易时会有更多资源流向劳动密集型工业部门。

对于新产品引起的发展中国家产业结构变化，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第一是弗农提出的基于发达经济体视角的“产品循环说”。发达经济体开发出新产品后，一般首先满足国内市场，国内市场趋于饱和后便开拓国外市场，使产品出口。随着国外市场的形成，进一步出口该产品相关的资本和技术，利用当地便宜的劳动力降低产品价格，也就是将产业转移出去，转而进口该产品，获取利润后再开发新产品，由此形成一个循环。发达经济体向外转移产业的过程同时也是发展中经济体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第二是从发展中经济体的视角来看，它们一开始会利用进口产品培育国内市场，然后逐渐开始“进口替代”，即用国内生产的方式满足市场需求，并进而扩大国际市场。这个过程同时也促进了产业结构的变动。

产业转移也带来全球服务业的兴起。首先是发达经济体因制造业人工成本上升而将制造业转移出去，剩下的仅为研发部门，形成产业“空心化”，服务业比重自然上升。其次是发达国家的许多高端服务业，如会计、律师、金融、软件等产品和服务也大量输出到发展中国家，服务业开始全球化，这也促进了发展中国家的一些高端服务业的发展，服务业在整个经济中的比重自然上升。 9W0auCw/Q/3GdyUv8tXH1SskqvRrxRVwJJMW44SI43S1BDw2/cqcOAVFgXgA8sJ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