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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表现的一个方面就是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利用其资源的程度。目前我国的经济发展所处阶段决定了劳动者是我国经济的主要资源，让劳动者有工作是经济政策制定者关注的首要问题。在我国，统计部门用就业率和失业率来衡量劳动者的就业情况。
根据国际通用的标准，每个家庭的成年人（16 岁及以上）可以被归入三种类型之一：第一类是就业者。这一类包括那些在调查时作为有报酬的雇员在工作、在自由企业中工作或在家庭成员的企业中从事无报酬工作的人。其还包括当时没有工作但实际上有工作只是由于假期、疾病或坏天气等而临时缺勤的人，例如病假休息在家的人。第二类是失业者。这一类包括那些有愿意工作但没有工作，并在此前一个月中力图寻找工作的人，还包括被辞退正在等候被召回的人。第三类是不属于劳动力者。这一类包括那些不属于前两类的人，例如全职学生、料理家务者或退休者。
劳动力（laborforce）的数量等于就业人数与失业人数之和，就业率是就业人数在劳动力中所占的百分比，失业率被定义为失业者在劳动力中所占的百分比。即
在我国老龄化逐渐深化的阶段，我国关注另一个指标——劳动力参与率（labor-force participation rate），即成年人口中属于劳动力人口的百分比：
图 2.1 展示了 2012—2021 年我国就业人数和就业率。
图 2.1 我国 2012—2021 年就业人数和就业率
整体来看，我国就业率整体呈现出下降趋势，表明我国的就业形势越发严峻。具体来看，2012—2015 年我国的就业率逐步下降。结合图形，可以看出其主要原因在于劳动力数量的迅速增加，而就业人数增长幅度远落后于劳动力数量增长幅度，我国就业率逐步下降。2015 年，我国就业率仅为 95.29％，为近年来的最低水平。
2015—2018 年我国就业率逐步稳定回升，经济形势逐渐回暖。2020 年年初开始，新冠疫情对中国的经济发展造成严重的破坏。受此影响，很多工厂被迫停产，复工遥遥无期，在这期间大量工人下岗，失业人数快速上升。随着近几年对新冠疫情的有效应对和合理管控，新冠疫情的影响在逐渐被消化，大部分工厂开始复工复产，生产有条不紊地恢复着，在这期间，中国的就业率开始回升，但要恢复到疫情前的水平仍有一段漫长的路。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在现实中，并不是劳动力中的每个人在所有时候都有一份工作：总有一些人处于失业状态。通过上述专栏，我们注意到我国 2012—2021 年的就业率在 95％～97％波动，也就意味着失业率在 3％～5％波动。为什么总会有失业？我们通过考察自然失业率
（natural rate of unemployment）——经济围绕其波动的平均失业率的决定因素来说明这一点。现实中失业率对长期平均失业率的偏离部分被称为周期性失业。
理想状态下，我们也许会期盼劳动力市场的价格机制发挥作用，也就是工资的上升下降能很快发挥调节作用，能迅速使得劳动力供求平衡从而实现零失业率。然而，现实的劳动力市场并不是这种理想的劳动力市场，失业在长期中也总是会存在的。自然失业率来源于两个基本原因：工作搜寻和工资刚性。
失业的一个原因是，工人与工作岗位相匹配需要花时间。实际上，工人有不同的偏好与能力，工作有不同的属性，也就是说工作岗位和工作技能都是异质性的。而且，关于找工作者和空缺职位的信息流动是不完全的，工人在不同地区间的流动也不是实时的。所以，找一份合适的工作需要时间和努力，这往往会降低劳动者的入职率。因为不同工作要求不同的技能和支付不同的工资，所以失业工人可能不接受他们收到的第一个工作机会。由于工人找工作需要花时间而引起的失业称为摩擦性失业（frictional unemployment）。
摩擦性失业可能由于多种原因而产生。在不断变化的经济中，一些摩擦性失业是难以避免的。例如，个人电脑的发明减少了对打字机的需求和对生产打字机的劳动力的需求。同时，电子行业的劳动力需求增加了。类似地，由于不同地区生产不同产品，可能某个地方的劳动力需求在增加而另一个地方的劳动力需求在下降。经济学家把需求在不同行业和地区之间的变动称为部门转移（sectoralshift）。因为部门转移总在发生，且工人改变部门需要时间，所以摩擦性失业总是存在的。
此外，当工人所在的工厂关闭了，当工人的工作被认为无法接受，或者当工人的特定技能不再被需要时，工人发现自己出乎意料地失去了工作。工人也可能离职以改变职业或迁移到国内的其他地方。无论离职的原因是什么，工人找到新工作都需要花费时间和努力。只要企业间劳动力的供给和需求在变动，摩擦性失业就是无法避免的。本章第二节我们会再次回到工作搜寻问题，介绍搜寻-匹配理论的基本要点。
失业的第二个原因是工资刚性（wage rigidity）——工资未能调整到劳动供给等于劳动需求的水平。工资并不总是有弹性的，并不能随着市场条件的变化做出及时性的调整，如工会、劳动合同等因素的影响。
图 2.2 说明了为什么工资刚性导致失业。工资刚性导致工资不能对市场条件的变化做出及时的调整，当实际工资高于市场均衡工资时，由于工资刚性，企业无法及时地降低工资，企业的生产成本增加，愿意雇用的劳动力数量减少，其结果是劳动力市场中劳动的供给量超过需求量，企业必须以某种方式在工人中配给稀缺的工作岗位。因此，实际工资刚性降低了入职率，提高了失业水平。
图 2.2 实际工资刚性引起工作配给
由工资刚性与工作配给引起的失业被称为结构性失业（structural unemployment）。工人失业并不是因为他们积极寻找最适合于他们个人技能的工作，而是因为愿意工作的人数与可以得到的工作数之间存在根本性的不匹配。在现行工资下，劳动供给量超过劳动需求量，所以许多工人只是在等待招工。当实际工资高于均衡水平和工人的供给超过需求时，我们预期企业可能会降低它们支付的工资。结构性失业的产生是因为尽管存在劳动的超额供给，企业也未能降低工资。工资刚性产生于最低工资法、工会、效率工资等，对此我们将在第三章进行详述。
本节介绍标准劳动力市场理论。上一节关于自然失业率中摩擦性失业的讨论表明，劳动力市场中供求均衡时并不会没有失业。接下来，我们从标准的劳动力市场供求来考察工人就业的情况。
在企业中，雇主对工人的需求构成了劳动力的市场需求。雇主对劳动力的需求和消费者对产品和服务的需求之间存在很大差异。雇主通过雇佣劳动力，得到了间接的满足，即当他们销售劳动力生产的产品时，以收入增加的形式得到满足。出于这个原因，劳动力需求被称作一种间接需求、引致需求或派生需求（derived demand）。换句话说，劳动力需求是从对生产产品的需求中派生出来的。
图 2.3 中的劳动力需求曲线是向下倾斜的，就像消费者对如橙汁之类产品的需求一样。就橙汁来说，这种负斜率的需求曲线表示随着更多的橙汁被消费掉，消费者对每增加一个单位橙汁的评价呈下降趋势。劳动力需求曲线向下倾斜也是出于类似的原因。劳动力需求曲线斜率为负，说明雇主多雇用一个工人产生的价值随着雇佣工人数量的增多而下降。
那么，为何雇主多雇用一个工人产生的价值随着雇佣工人数量的增多而下降呢？当一个企业雇用一单位的劳动力时，生产出一定数量的额外产品，一旦该额外产品被销售出去，就可以转化为该企业的额外收入。多雇用一个单位的劳动力而导致的收入增加，称为劳动边际收益（marginal revenue product of labor），表示该企业对这一额外单位劳动力的评价。劳动边际收益分为两部分：①多雇用一个单位的劳动力而增加的产量，称为劳动边际产品（marginal product of labor）；②企业每多卖出一个单位产品而增加的收入，称为边际收入（marginal revenue）。如果劳动边际收益随着劳动力的雇佣增加而下降，那么，在劳动边际产品与边际收入两个因素当中，至少有一个因素肯定下降了。
我们首先来看边际收入。边际收入表示企业在出售每一额外单位产品时，所得到的收入量。如果该企业是完全竞争的，那么，边际收入就是这种产品的市场价格。完全竞争市场结构的一个特征是，没有任何一个企业能够控制市场价格。因此，完全竞争企业在出售其额外一单位产品时，其边际收入不变。因此，如果劳动边际收益下降，必定是由于劳动边际产品在下降。随着劳动力的雇佣量增加，劳动边际产品会下降，这种现象被称为收益递减规律（law of diminishing returns）。这一规律表明，在诸如资本之类的固定投入物数量既定的情况下，如果增加诸如劳动之类的可变投入物的数量，结果是产量增加（劳动边际产品）趋势最终会下降。
在现实生活中，也许有 100 个、1 000 个企业甚至更多的企业。在这种情况下，一个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是如何与所有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联系在一起的呢？在经济学的假设中，在每一种工资率下，每一单个企业的需求量与其他所有企业的需求量相加，就形成了所有企业的劳动力需求量，如图 2.3 所示。
图 2.3 劳动力的市场需求
劳动力的需求反映了社会生产发展对劳动力的需求情况，其影响因素包括微观因素和宏观因素两方面。微观因素如工资变化、企业生产规模、企业技术和管理水平、利润、其他生产要素价格和企业生产预期等。一般来说，企业生产规模大、企业技术和管理水平高、利润高、工资低、其他生产要素价格高、生产预期好，对劳动力的需求越大。宏观因素如社会生产规模、国家经济体制、产业结构状况、科学技术进步、对外开放程度、市场环境和政府政策等，都会影响对劳动力的需求量。
工资率变化对劳动力需求量的影响在需求曲线上表现为沿着劳动力需求曲线上下移动，如工资率上涨导致劳动力需求量下降，在图形中表现为沿着劳动力需求曲线向下移动。除工资率变化外其他因素变化会导致需求曲线左右平移，如企业或社会生产规模增加导致对劳动力的需求增加，在图 2.4 中表现为劳动力需求曲线向右平移。
图 2.4 劳动力的市场需求变化
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对劳动力需求量的影响较为复杂，一般来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是数字经济的发展取代了一些行业工人的劳动，主要是低技能和可重复性行业，如电话营销、邮件回复等，这些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减少；另一方面是数字经济的发展催生出新的行业如互联网营销师、网约配送员等，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此外，数字技术促进了整体经济的扩张，这种增长效应会增加大多数行业对劳动力的需求（本章第三节将简要讨论经济增长问题）。总体而言，数字技术的发展增加了对劳动力的需求。
图 2.5 展示了数字经济发展对高技能劳动者和低技能劳动者需求的影响。高技能劳动者指有所专长的高级技术工人，低技能劳动者指未接受完整高中（包括职业高中）阶段教育，通常从事重复、常规体力劳动的初中及以下学历劳动者
。数字经济的发展一方面使得对低技能劳动者的市场需求变动更加敏感。工资率水平一旦有所提高，企业就可以运用人工智能来代替低技能的劳动力，减少对低技能劳动力的需求，因此低技能劳动者的需求曲线更加平坦。另一方面，数字经济发展使企业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更为紧迫和必要，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曲线更加陡峭。
图 2.5 数字经济发展对劳动力需求曲线的影响
劳动力的供给是指在其他条件都相同的情况下，工人在各种工资水平下愿意提供的劳动数量。这样，劳动力供给曲线表明了在工资发生变化时，工人愿意工作的时间随之发生的变化。比如，假定工资率普遍上升，在这种情况下，工人愿意工作的时长会发生什么变化？人们试图得到如下结论，即随着工资率的上升，工作时长会增加，但是这一结论并不一定成立。实际上，当工资率上升时，工人提供的工作时长可能增加、减少或保持不变。这种不确定性的理由是，工资率的变化产生了两种相反的效应。
第一种效应即替代效应（substitution effect），是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工资率变化时，工作时长发生的变化。替代效应考虑了如下事实，即人们有多种方式来消磨时光而不是去工作。简单起见，假定我们把工作时间的所有其他利用方式都归结为闲暇。因此，人们可以利用他的时间去工作或是消费闲暇。现在考察一下工资率上升的替代效应。工资率上升相当于闲暇价格的上涨，会导致个人的闲暇需求量减少。由于消费的闲暇减少了，这个人肯定选择工作更多。结果是，随着工资率的上升，替代效应会引起工作时长增加，并使得劳动力供给曲线向上倾斜。
在得出劳动力供给曲线向上倾斜的结论之前，我们先回顾一下当工资率改变时所产生的第二种效应，这是一种抵消效应，即收入效应（income effect）。它指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当收入改变时，工作时长发生的变化。收入效应把闲暇当作一种正常品。当收入增长时，一种正常品的需求会增加。假定工资率上升伴随着收入增长，那么闲暇的需求预期也会增长。在闲暇需求增加的情况下，由于工资率上升的收入效应，所提供的工作时长可能会减少。因此，工资率上升的收入效应会使得劳动力供给曲线向下倾斜。
这两种效应哪种占主导地位呢？如果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那么，工资率提高使得劳动数量增加，即劳动的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反之，工资率的上升会使劳动数量减少，劳动供给曲线向左上方倾斜。在工资率较低的条件下，劳动者的生活水平较低，闲暇的成本相应也就较低，从而，工资提高的替代效应大于收入效应，劳动的供给曲线向右上方倾斜。但是，随着工资率的进一步提高和劳动时间的增加，工作的机会成本（闲暇的效用）增加，替代效应开始小于收入效应，导致劳动供给数量减少。因此，劳动的供给曲线呈现出向后弯曲的形状（见图 2.6）。
图 2.6 劳动力供给曲线
工资率上升的替代效应的讨论可以用来解释男女劳动供给曲线的差异。一般而言，男性劳动供给曲线对工资率变化不敏感，而女性劳动供给曲线对工资率的变化相对敏感。一般情况下，男性从事全职工作较多，在家务劳动中用时比较少，女性则相反。这样，工作之外的时间安排上，男性的选择要比女性少一些替代的选项。对于女性来说，家庭工作和职场工作之间具有很强的替代性。因此，男性劳动供给曲线近乎垂直，女性劳动供给曲线替代弹性大，更为平坦。
个人的劳动供给曲线可能是向后弯曲的，实证研究表明，某个群体的市场劳动供给曲线并没有向后弯曲，而是一个“正常”的劳动力市场供给曲线（见图 2.7）。这时，当工资率上升时，劳动供给将增加。
图2.7 劳动力的市场供给
影响劳动力供给的因素有很多，从外部来讲主要因素为以下三点：①社会人口规模及结构。一般而言，社会人口规模越大，结构越合理，所能提供的劳动力供给就会越多，人口素质越高越有利于提升劳动力的质量。②经济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往往也会影响劳动力供给，经济发展水平越高，越有利于社会各方面的发展，对教育也有促进作用，从而能为社会培养更多的人才。③经济体制。经济体制能够体现经济制度，合理且先进的经济体制对劳动力供给也会提供诸多好处。从内部讲，主要影响因素为消费者的劳动意愿。
数字经济的发展增加了工作的便利性和自由度，提高了劳动力市场的包容性，劳动者可以更加充分地利用碎片化的时间进行工作。同时，数字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更多的数字消费产品，丰富了消费者消费的内容，引起了劳动者消费方式的转变与升级，增加了劳动者闲暇的效用，降低了劳动者的劳动意愿，从而降低劳动供给。因此，数字经济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劳动供给的弹性（见图 2.8）。
图 2.8 劳动力的市场供给
图 2.9 把劳动力市场的供给和需求放在了一起。如图 2.9 所示，如果D和S是初始市场需求曲线和供给曲线，那么均衡工资率是 20 元/小时，均衡数量是每月 240 小时。注意，在此工资率下，既不存在劳动力过剩（失业），也不存在劳动力短缺，就像其他任何市场一样，这种均衡状态表明，买方（企业）的意愿和卖方（工人）的意愿相同。
图 2.9 竞争性劳动力市场
只有当工资率为 20 元/小时时，劳动力市场是稳定的。如果工资率不是 20 元/小时，劳动力市场会如何呢？
假如，我们将工资率下调到 10 元/小时，对于雇主来说，会在劳动力市场中雇佣更多的劳动力，虽然雇佣更多的劳动力会使得雇主的边际收益递减，但由于雇佣劳动力的成本下降，雇主愿意雇佣更多的劳动力。对于工人来说，工资率的降低意味着闲暇价格的下降，工人将选择消费更多的闲暇而提供较少的劳动。在劳动力市场中，雇主想要更多的工人，但工人不愿意提供自己的劳动，出现了劳动力“供不应求”的状况。在完全竞争市场中，工人会坐地起价，要求提高自己的工资水平，雇主苦于雇佣不到劳动力，不得不妥协，最终工资率会上升，达到 20 元/小时。
如果我们反过来将工资率上调到 30 元/小时，对于劳动力市场又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对于雇主来说，雇佣工人的成本上升，会解雇边际收益低的一批工人，以保证自己是有利可图的。因而，对于劳动力的需求在降低。对于工人来说，工资率的上升意味着闲暇价格的下降，工人将选择消费更少的闲暇而提供更多的劳动。其结果是工人提供更多的劳动力。在劳动力市场中，工人愿意提供更多的劳动力，出现了“供过于求”的状况。在完全竞争市场中，雇主可以挑选工资率要求更低的工人，整个市场工资率水平逐渐降低，下降到 20 元/小时。
以上分析说明，工资率水平会稳定在 20 元/小时，在此工资率下，企业愿意雇佣的劳动小时数恰好等于工人想要提供的劳动小时数，劳动力市场达到了均衡，经济体实现了充分就业。
前面我们已经提及，工作岗位和工人的工作技能、态度等具有异质性。也就是说，即使个人拥有相同的受教育水平、培训经历和经验，但是其个性、动机和态度以及居住地都差异很大。工作岗位也各有特色，除了工资外，工作提供的晋升机会、工作条件也各不相同。
另外，关于工作岗位和工人的信息是不完全的，需要花时间去获取，因此，工人搜寻工作岗位，雇主搜寻合适的工人，双方都搜寻对方的信息以获取更大的利益。
但是获取工作或工人的信息都是需要成本的，哪怕没有财务成本，也需要承担时间机会成本。所以，无论是工人还是雇主，最优的决策原则是：搜寻工作的边际预期收益与边际预期成本相等。在劳动力市场上不但工人在寻找工作，厂商也在寻找合适的工人，这就需要双方进行匹配，当求职者和雇主相互搜寻的时候，工资是由失业工人数量和职位空缺数量决定的。
工作搜寻理论中另一个重要概念是保留工资（reservation wage）或可接受的工资。保留工资是指一个人选择不工作的最高工资率，或者一个人决定工作的最低工资率。保留工资的存在，使得消费者在做出工作决策时的预算线不会与横轴相交，从而可能出现角点解，这时消费者不会向市场提供劳动服务，而是退出劳动力市场。工人在搜寻工作时，拒绝接受低于保留工资水平的工作，仅仅会在超过保留工资水平的范围内进行搜寻。
工作搜寻理论一个重要的推论是：失业保险或失业补偿会降低工作搜寻的意愿，延长工作搜寻的时间。这是因为，失业补偿提高了工人的保留工资或可接受工资水平，或降低了失业即工作搜寻的机会成本。
数字技术的发展降低了工人和厂商的搜寻成本，因而会提高劳动力市场的匹配效率，这被认为是数字技术对劳动力市场最大的潜在好处。
本章第二节从微观角度考察了个体厂商的劳动需求，本节将从宏观总量生产函数出发考察宏观经济增长对劳动需求的影响。
生产函数是我们分析很多问题的重要工具，它是指生产要素投入量与最大产出量之间的关系。任何类型的“投入-产出”关系或类似关系都可以用生产函数来刻画，比如一个国家或地区用资本投入K、劳动投入L来生产GDP或地区生产总值，一个行业用资本投入、劳动投入以及其他生产要素来生产增加值，一个企业用机器和工人来生产产品，农户用土地、劳动、农资来生产农产品，企业投入研发经费和科研人员来“生产”发明，学校用教室和老师来培养学生，乃至老师用时间和笔墨来批阅作业等，都可以用生产函数来表述。实际上，生产过程中需要用到很多不同的投入。例如，一个企业生产离不开厂房、库房、机器设备、员工、电力或者从其他企业购进的半成品等生产投入。但是，在宏观层面上，绝大多数情况下只会分析资本和劳动这两种初级投入（primary input）与产出之间的关系，不考虑中间投入（intermediate input）对产出的影响，即总量生产函数。生产函数的代数表达式为
上式中，Y为产出，A为全要素生产率，F表示函数。产出可以是GDP、地区生产总值、行业增加值或产品数量。资本投入指的是物质资本的投入，它是由历史上物质资本投资形成的机器设备、厂房、机场、高速公路等资本存量投入到生产性活动中提供的资本服务流，通常可以简单处理成资本存量。劳动投入L则既可以包括劳动服务的数量，又可以包括劳动服务的质量。全要素生产率的具体含义将在本节第二部分进行展开分析。在投入生产要素相同的情况下，A提高意味着更多产出。
生产函数通常满足一个重要的性质，即要素边际产品为正且递减。
边际产品又称为边际生产力，从生产角度来看，它度量了增加最后一单位投入所增加的产出量；从要素回报来看，如果要素市场是完全竞争的，它等于单位要素的回报率。“边际产品为正”是一个使用非常广泛的假设，它表明其他要素投入不变，某一要素增加会使得产出增加。边际产品递减是指某种要素逐渐增多对产出增加的效应逐步减弱，这主要是因为生产过程中有其他固定投入，由于可变要素投入的增加，从而使得要素组合从原来较为匹配的状态转变为越来越不匹配的状态。例如，一块一百亩（1 亩＝666.7 平方米，下同）的耕地，刚开始时 5 个农民耕种，恰好耕种完，如果增加 1 个农民变成了 6 个农民耕种，虽然可以通过进一步精耕细作增加总产量，但是增加的总产量很可能没有原来的平均产量那么多，这就是边际产量递减。
劳动的边际产品为正且递减，用公式表示为MP L ＝ dY/dL＞0 和.MP L /.L＜ 0，这些式子中隐含着资本投入不变。图 2.10 刻画了生产率和资本投入固定不变时产出和劳动投入之间的关系。图中，A点处的平均产品等于A点与原点连线的斜率，即A点产量除以劳动投入；A点处的边际产品等于其切线斜率，即产量的变化量除以劳动投入的变化量。劳动的边际产品为正且递减如图 2.11 所示。图中曲线位于横轴上方即为边际产品为正，曲线的斜率为负即为劳动的边际产品递减。由于劳动的边际产品曲线又是劳动的需求曲线，因此，图 2.11 中的MP L 曲线也代表了总量上的劳动需求曲线，即总量上劳动需求曲线向右下方倾斜。
图2.10 资本投入不变时的生产函数曲线
图 2.11 资本投入不变时的劳动边际产量曲线
如果资本存量增加，比如，由于数字技术进步，引发了企业投资热潮，这会对劳动需求产生什么影响呢？资本存量增加后，MP L 增大，这意味着同样增加的一个单位的劳动投入，其边际生产力提高了，所以劳动需求曲线向右移动（见图 2.12）。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得出这一结论的前提是资本存量增加后，资本与劳动的比例关系没有发生变化，即原来的函数形式本身没变。
图 2.12 资本存量增加扩大了劳动需求
全要素生产率A提高对劳动需求的影响与资本存量类似，同样会导致劳动需求曲线向右移动，其原因是全要素生产率提升，也会使得劳动边际生产力提升。同样，得出这一结论的前提是原来的函数形式没变。如果技术进步引起资本替代更多劳动，则劳动需求不一定增加。
需要注意的是公式 2.1 中的全要素生产率的含义：综合生产要素的生产效率，即产出与综合生产要素之比，其中将所有要素投入加总起来看作综合的或者全部的投入要素。全要素生产率可能包括了以下五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一，全要素生产率包括技术进步。全要素生产率的这种含义在经济学文献以及一些公开报道中是最为常见的，乃至在经济增长理论文献中，全要素生产率与技术进步具有等同含义。但是我们需要记住的是，经济学家们（尤其是研究经济增长的经济学家们）并不认为全要素生产率就是技术进步，有时在技术进步与全要素生产率之间画等号，是因为在理论文献中区分两者有时没必要甚至没可能。此外，全要素生产率中技术进步这一构成部分具有特别的含义：其一，它是全要素生产率中最活跃、变动最大的部分；其二，技术进步的程度决定了其他构成部分（尤其是效率）的变动范围。
第二，全要素生产率中还应该包括效率改进。效率改进可能来自宏观社会管理的进步，这使得更多资源被用于生产性活动；也可能来自企业微观管理的进步，这导致企业更为高效地生产。许多经济理论文献发现，效率改进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比技术进步还大。当然，如果是依赖实证证据得出这一结论的，需要对全要素生产率进行分解，至少分解为纯技术与效率两部分。我们这里说的效率是指在同样的技术和投入要素情况下产出的不同，也就是实际生产活动位于生产可能性边界之内，或者说资源未能有效利用。哪些具体原因会阻碍生产活动位于生产可能性边界上呢？其一是非生产性活动，也就是社会资源被浪费在没有实际投入生产的很多活动中。其二是资源未能充分利用，怠工、失业、产能过剩。
第三，全要素生产率中还包括结构变化。这是一种来自发展经济学家的观点，其根源在于发展经济学早期的结构主义学派。早期的结构主义学派认为，经济社会结构变化会导致经济发展。结构变化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观点为早期的结构导致发展的观点提供了一个具体解释机制。结构变化提高全要素生产率的逻辑相当简单，当生产要素从低生产率部门或行业撤出转移到高生产率部门或行业时，投入没变，产出增加，从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
第四，全要素生产率包括其他要素的价格变化带来的影响。虽然全要素生产率冠名全部要素，但是我们实际测量时，并不可能包括所有生产过程中使用的投入要素，其原因在于数据的可获得性并不支持我们这么做。通常情况是我们只能勉强有劳动投入、资本投入的数据可用，而且劳动投入与资本投入的测量本身也会有相当大的误差。在生产过程中被使用的能源、信息以及其他中间投入，常常不在我们的考虑范围之内。当这种情况出现时，假设某种要素比如能源的价格上升，从企业角度来看，能源相对价格更贵了，因此在给定产出情况下，需要重新调整投入要素的组合，比如会雇用更多的劳动力或使用更多的资本投入。由于计算全要素生产率时投入要素中没有考虑能源，而只是考虑了资本和劳动，这样，产出不变，资本和劳动投入增加，从而我们计算出来的全要素生产率必定下降了。而实际情况是，企业的技术与效率并没有变化。
第五，全要素生产率包括运气好坏的成分。在经济发展过程中，诸如历史背景、地理位置、气候与自然资源等运气因素有时是相当重要的，因为它们会影响全要素生产率。历史背景会通过制度遗产对社会发展的进程与全要素生产率产生广泛的影响。地理位置会影响到贸易成本从而影响全要素生产率。气候与自然资源有时候就是生产过程中投入要素的一部分，比如农业生产本身就非常依赖土地与气候条件。
数字技术提升了上述第一、第二和第三个组成部分的全要素生产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