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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业是最大的民生。我国有 14 亿多人口，其中劳动年龄人口近 9 亿，解决老百姓就业问题事关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大局。我国就业总量在 2015 年之前呈现稳步上涨趋势，在 2015 年以后出现下降趋势，尤其是 2020 年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对就业造成了很大的冲击，就业人员数量呈现快速下降趋势（见图 1.1）。
图 1.1 就业总量
我国就业面临的两个突出问题来自就业总量压力和结构性矛盾。一方面，虽然我国劳动年龄人口有所减少，但总量仍然很大。据测算，在未来几年，我国每年需要在城镇就业的大约有 2 500 万人，要保持城镇失业水平不上升，每年城镇新增就业规模不能低于 1 000 万人，就业总量压力将长期存在。另一方面，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爬坡过坎的关键时期，就业领域也面临着诸如市场用工需求趋弱、部分企业稳岗减员压力加大等问题，受此影响，结构性矛盾也会更加凸显，“就业难”和“招工难”并存现象将长期存在。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强化就业优先政策。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明确社会政策要兜牢民生底线，落实落细就业优先政策。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多措并举缓解当前就业面临的总量矛盾和结构性矛盾，多渠道促进就业。
我国存在规模庞大的农民工群体，且农民工规模呈逐年上涨趋势（见图 1.2）。全国农民工监测调查显示，2022 年全国农民工规模达到 29 562 万人，比上年增长 1.1％；农民工人均月收入 4 615 元，比上年增长 4.1％。农民工主要就业行业包括建筑业、制造业、住宿餐饮、批发零售。农民工群体就业呈现出如下两个新趋势：
图 1.2 农民工规模
第一，就地就业的农民工数量增加。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0—2021 年，跨省就业的农民工占全国农民工的比例从 31.36％降至 24.38％，越来越多的农民工选择在本省就业。各地也通过“春风行动”、印发职业技能电子培训券等举措，为农民工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推动返乡留乡农民工就地就近创业就业。四川省巴中市开展的一项摸底调查显示，2023 年春节全市返乡农民工达 62 万余人，其中有24.9 万人有意愿就地就业或返乡创业。巴中市围绕全市“1＋3”主导产业、县（区）“1＋1”特色产业，结合农民工就业创业意愿和市场需求，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和返乡创业培训，对有创业意愿的返乡农民工实行跟踪服务。截至2023 年年底，巴中市农民工服务中心已培训返乡农民工超 2 000 人次。
但是，大部分返乡留乡农民工文化素质不高，与用工单位需求不完全适应，容易产生“就业难”与“招工难”并存的结构性矛盾。有些农民工受年龄偏大、专业技能偏弱的限制，就业渠道单一、岗位稳定性差、收入偏低的影响。虽然不少地区组织开展了职业技能培训，但部分培训内容与产业发展结合度不高、与就业需求联系不紧密，农民工参与积极性较低。还有部分年轻农民工想通过创业大展身手，但由于缺资金、缺技术、缺项目、缺服务，以创业带动就业的效果不够理想。
第二，农民工群体呈现高龄化趋势。近年来，我国农民工平均年龄加速增长，2021 年农民工平均年龄 41.7 岁，比 10 年前提高近 6 岁。其中，50 岁以上农民工占比由 2011年的 14.3％上升至 2021 年的 27.3％，10 年间提高了 13 个百分点。江苏省农民工监测调查显示，2021 年江苏省高龄农民工（50 周岁及以上）占比 42.5％，较 2020 年提高2.2 个百分点。
如今，在全国各地的建筑工地，在工厂的厂房车间，在商业楼的保安、保洁等岗位上，甚至在街头巷尾的快递员和外卖骑手中，都能看到不少大龄农民工的身影。“我身体挺好，技术越做越熟练，这几年工地上条件待遇也上来了，正是加紧干活的时候。”52 岁的老方在深圳一个建筑工地上做消防管道项目，虽然年龄渐长，但干劲正足。20多年前，老方成为外出务工群体中的一员，几次尝试后，很快扎进了建筑行业，跟着工地辗转四方。他也逐渐从一名主要靠体力的普通小工成长为技术工，工资水平跟着上了一个档次。“我们的观念，只要干得动、有能力，肯定得找事做。”老方说，跑了这么多工地，基本上四五十岁的人群是主力军，虽然灵活性可能比不了年轻人，但大家都熟悉工地、愿意干活。这样的感受，从侧面反映了今天中国农民工群体的一些现状
。
高龄农民工就业呈现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打零工者多，不稳定性相对突出；二是体力型、经验型工作占比较高。他们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绝大多数没有专业技能，难以掌握智能生产的基本规范，只能从事体力劳动和技术简单的工作，从“体力型”转“技能型”难度较大。此外，高龄农民工属于灵活就业群体或返乡群体，难以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的保护，容易遭受同工不同酬甚至就业不充分等歧视。同时，高龄农民工接受技能培训比例低，政府性培训效果不理想的问题一直没有得到很好解决，培训存在内容同质化、形式化问题，导致高龄农民工难以适应产业转移的岗位技能需求。要积极探索保障高龄农民工就业权益、提升就业技能的相关措施，并为高龄农民工积极应对老龄化提供收入基础。
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是我国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数据显示，2023 届全国普通高校毕业生规模达 1 158 万人，同比增加 82 万人。近几年，应届高校毕业生的人数持续走高，年年都被称为“最难毕业季”，形象地反映出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持续承压（见图 1.3）。每一年高校毕业生所经历的“成长”烦恼常有不同，需要各地各部门早开局、走在前，在拓岗位、优服务、扶特困、护权益等方面多措并举，努力帮助毕业生又好又快找到工作。
图 1.3 高校毕业生数
拓宽就业渠道、增加岗位供给是关键。市场主体是吸纳就业的顶梁柱和主力军，促进企业发展才能增加就业岗位。一方面，应发挥中小微企业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的主阵地作用，通过安排纾困资金、吸纳就业补贴、技术改造贷款贴息等方式鼓励中小微企业吸纳就业；另一方面，要稳定扩大国有企业招聘，保持事业单位、基层项目招聘招募总量不降低，特别是提前调整优化公共部门考试招录的时间安排，为毕业生求职留出时间窗口。需要指出的是，近几年越来越多的高校毕业生有志到基层就业，应当深入挖掘基层就业社保、医疗卫生、养老服务、社会工作、司法辅助等多种就业岗位，促进人力资源的合理配置。
推动公共就业服务早进校园，及时满足学生多层次、多样化应聘需求。2022 年以来，通过政策宣传、招聘服务、就业指导、创业服务、职业培训、困难帮扶“六进校园”，各地人社部门、教育部门、各类就业服务机构主动将服务向前延伸，为应届毕业生提供了全方位公共就业指导，取得了积极成效。接下来，应继续创新举措，搭建线上线下职业指导平台，面向各大高校、职业院校、技工院校，开展政策解读、求职准备、面试技巧、职业兴趣、职业技能、职业规划等“面对面”指导服务。
加强技能培训，提升青年职业能力。在高质量发展引领下，“技高者多得”正成为人力资源市场的趋势。各地政府部门和毕业生院校要根据地方经济和产业发展方向，积极组织一系列高质量的职业技能培训、见习岗位培训、创业能力培训、新职业培训，提高毕业生实践能力，积累工作经验，并鼓励引导有条件的企业参与并支持青年见习和培训工作，提高毕业生就业质量。
近年来，我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数总体表现出下降趋势。具体来看，2012—2014 年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数仍然保持增长状态，从 2015 年起，就业人数连续三年下降（见图 1.4）。截至 2017 年 12 月底，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从业人员为 17 643.8 万人，较上年同期减少 244.3 万人，下降 1.4％。
图 1.4 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数
国有单位就业人数波动不大，呈现小幅度下降趋势，从 2003 年的 6 875.6 万人下降到 2020 年的 5 563 万人（见图 1.5）。
图 1.5 国有单位就业人数
城镇集体单位就业人数呈现下降趋势，从 2003 年的 999.9 万人下降到 2020 年的272.2 万人（见图 1.6）。
图 1.6 城镇集体单位就业人数
其他单位就业人数（包括股份合作单位城镇就业人数、联营单位城镇就业人数、有限责任公司城镇就业人数等）呈现上升趋势，从 2003 年的 3 094.3 万人上升到 2020 年的 11 204.9 万人（见图 1.7）。
图 1.7 其他单位就业人数
从就业比例来看，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占城镇就业的比重从 1995 年的 80％下降到2020 年的 37％。其中，国有集体就业占城镇就业和全国就业的比重，从 1995 年的 76％和 21％下降到 2020 年的 12.6％和 7.8％。与之相反，私营和个体就业在就业中的角色越来越重要，两者在城乡非农就业的比重从 1995 年的 17％上升到 2019 年的 71.4％。除此以外，非私营单位里的其他单位也有较大比例是私营属性，因此私营和个体就业占到了城乡非农就业的八成左右。
与此同时，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的工资也在稳步提高。2021 年全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 106 837 元，首次超过 10 万元，比上年增长 9.7％，增速比 2020 年提高 2.1 个百分点，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 8.6％。
新技术、全球化和结构变革极大地提高了效率。与此同时，工作的性质也正在发生变化。工业国家正在经历着从主要和传统的制造业向服务业和知识密集型产业持续转变。同时，发展中国家技术的进步和外包业务灵活性的提高正在导致中等技术工作的减少。技术已经使生产任务的分散成为可能，从而使生产在不同的地方进行。跨国公司建立了一体化价值链，并可以在全球范围内补充其技能蓄水池。外包行为同时发生在服务业和制造业中。发展中国家在全球服务业产品出口中的份额从 1990 年的 11％上升到2008 年的 21％。印度在信息技术领域独领风骚，其他国家，如阿拉伯埃及共和国已经开始重视服务业产品的出口。
然而，不是所有人都能从全球化中受益，国际市场体系已经受到了一些来自工业国的冲击。这些国家中失业增加和工资收入不公平使人们觉得前途没有保障。一些工人担心来自低生产成本的国家的出口商品会使他们失业，其他人担心公司老板会为了寻求低工资和低生活费用而将公司转移到国外，或是担心大批贫穷的移民会突然而至，他们可以为了很低的工资收入而工作。由此引发的反应是对贸易保护主义需求的迅速滋长，且多数情况下是打着实现平等贸易和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的口号。
全球化的趋势不可避免，现在各国利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但是，经济增长的前景仍然受到各国经济政策的支配。全球化的趋势可以使成功的政策带来的好处扩大，也可以使失败的政策所造成的损失增加。尽管任何一类劳动者都不能指望经济差距缩小的动力能够自动使他们的工资增加，但他们也不必担心这种趋势会不可避免地导致其工资水平下降。黄金时代是不是来到所有人面前，主要取决于各个国家对不断发展的全球经济所提供的新机遇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
如前所述，全球化带来了技能需求的快速变化。然而，技能并不是单维度的，工作不同，所要求的手工技能（体力劳动所需要的）、认知技能（脑力劳动所需要的）和社会技能（与他人交往所需要的）的组合也不同。随着收入的增加，一个国家的生产对手工技能的需求趋于降低，对非常规认知技能的需求增加。然而，即使在既定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基线上，各国使用非常规技能的程度也不相同（见图 1.8）。
图 1.8 技能组合随着经济的发展而改变（引自WDR 2013）
技术进步提高了崛起的机会，使低收入国家也可以在高技能生产领域创造就业岗位，并与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国际价值链连在一起。换句话说，技术进步使一些国家能够从手工技能密集的发展道路转向使用高阶认知技能和社会技能的发展道路。
技术变迁使得大多数国家对手工技能的需求降低，对非常规认知技能的需求增加，但与此相关的技术供给却变化缓慢。以我国为例，我国制造业在向自动化、智能化转型的过程中，生产线用人在数量上减少，对技术工人的能力要求在提升。在人力端，一线员工不仅需要熟悉生产工艺，还要兼具信息化流程、设备维护等复合型能力。然而我国技能型人才缺口可能长期存在。据不完全统计，2021 年我国技能型人才缺口约 2 000 万，面临制造业技能型人才占比较低、结构性短缺、青年择业意愿不强等多重挑战。从企业方面来看，现有的高技能人才队伍在结构上呈现出“三多三少一稀缺”特征，即低级多、高级少，大龄多、青年少，单一技能多、复合技能少，新兴产业技工严重缺乏
。
此外，随着技术和企业组织的改变，永久性工作越来越不常见，而且这一趋势仍在持续。兼职就业和临时性就业（也称为非标准就业）现在已经成为工业国家的主要特征。在美国，在未来五年中希望提高兼职员工和临时员工比例的公司超过一半。发展中国家的这一趋势也很明显。
2020 年突发的新冠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短暂引发了历史上最大规模的远程工作场景，很多职场人士实实在在体验了一把远程办公，这也使得远程工作模式受到了全行业的空前关注。此起彼伏的疫情使得远程办公进一步常态化地渗透到我们身边大大小小的企业中。无论是新兴的互联网公司，还是传统企业，远程办公正在逐步成为当前常见的工作模式之一。在后疫情时代下，远程办公究竟是昙花一现，还是未来办公的长期趋势？
IBM在新冠病毒大流行期间进行的一项调查发现，超过一半的员工希望远程办公成为自己的主要工作方式；75％的人表示，他们希望至少在某些时间可以继续远程办公。许多公司也做出了相似的回应，部分是出于安全考虑，部分是为了解决它们在被迫试用远程办公期间发现的问题。
许多公司宣布，在努力弥补新冠疫情造成的损失后，它们将让员工继续长期进行远程办公。全球大型银行花旗集团告诉员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会远离办公室将近一年的时间。
脸书的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甚至更进一步，宣布其公司的 4.8 万名员工中可能有一半将永久转为远程办公。脸书的声明其实颇有讽刺意味，因为在“办公室福利”最鼎盛的时期，该公司花费了超过 10 亿美元，聘请著名建筑师弗兰克·盖里（Frank Gehry）打造了世界上最大的开放式办公室。
跨境电商平台公司Shopify的首席执行官托比·卢特克（Tobi Lütke）宣布，这家加拿大最有价值的公司将成为一家“默认数字化”的公司。它会保留一些办公场地开展某些必要的业务，但转为远程办公是永久性的，“以办公室为中心的时代结束了”。
在我国，2022 年腾讯研究院发布的报告显示，全国 69.8％的人有过远程办公的体验，超四成被调研者认为远程办公是大势所趋，并且所有人都支持混合形式的远程办公。对于远程办公的受访者来说，不适应远程办公的人不到 25％。这与新时代员工对于工作意义的追求有关，他们更偏好灵活、开放的工作模式，而远程办公则为他们带来了机会。携程自 2022 年 3 月份就已经将远程办公纳入组织的常态化工作模式，虽然现在远程办公不会完全快速颠覆现有办公体系，但是这将成为一种未来的常规工作形态，至少会与现场办公并存，成为主要的工作模式之一。
新冠病毒的肆虐是推动远程办公的临门一脚。现在，大多数管理者已经亲眼见证了远程办公带来的益处和挑战，很多人也已经认识到其回报远远大于风险，他们愿意继续远程办公。
“任何时候中国都不能缺少制造业。”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并就推动实体经济尤其是作为核心部分的制造业做出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的战略部署。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向外看，制造业从根本上决定着一个国家的综合国力和国际竞争力；向内看，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基础，是国家经济命脉所系。制造业由于价值链长、关联性强、带动力大，在现代化经济体系中具有引领和支撑作用。而制造业的先进与否，很大程度上也决定了现代农业、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最终，也直接影响着高质量发展的成色。可见，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中之重。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跨越“中等收入陷阱”的现实选择。经济学理论普遍认为，制造业是技术进步的基本源泉，也是经济增长的原动力。历史上，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腾飞，无一不与制造业息息相关。如英国、美国分别是第一次、第二次工业革命的佼佼者，前者因蒸汽机改良率先实现工业化，后者因电气技术进步而走上现代化道路。而如巴西、阿根廷等发展中国家，虽然曾经一度以制造业起家，在工业化进程上取得不俗成绩，然而后来因放松对制造业发展的坚持，过早“去工业化”，也没有及时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导致本国经济增长动力不足，在全球产业分工中逐渐落到劣势地位，从而掉入“中等收入陷阱”。事实证明，没有高质量的制造业，就难以提高供给体系的质量，就没有整个经济发展的高质量。
推动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命的必然要求。眼下，全球制造业格局正加速重整。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深刻影响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对中国制造业来说，这是一个转变发展方式的重大挑战，也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机遇。而我国制造业要实现从跟跑、并跑到领跑，则必须主动迎战、积极作为——让制造业成为技术、模式、业态创新的重要载体，以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目前，我国制造业规模已连续 13 年居全球第一，制造业能不能实现由大到强的跨越，关系到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局。坚持制造业当家，既要聚焦当下，也要展望未来。要坚定不移抓机遇、用机遇，加快产业链、供应链优化升级，筑牢制造业根基，为经济高质量发展增添更多新活力，推动高质量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广。
自 2013 年起，许多外企包括耐克、阿迪达斯等服装企业退出中国，将Made in China变成Made in Vietnam或者Made in Cambodia。其后，苹果、三星等消费电子行业企业均将产品退出中国制造，原本由我国承担的手机加工环节转移到了印度、越南等国家。早在 2008 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我国劳动密集型产业为压低成本，已经开始寻找工资更低的地方，主要向中西部地区转移。而从 2014 年起，我国制造业对外直接投资开始猛增。据商务部数据，2015—2019 年，中国制造业年均对外直接投资是 2010—2014 年均值的 2.2 倍，是 2003—2007 年均值的 16.6 倍。2014 年以后，我国东部地区的制造业开始向东南亚国家转移。2022 年 4 月，越南媒体TheSaigonTimes登载了一则新闻，李嘉诚旗下地产长实集团与日本欧力士集团，通过越南当地合作伙伴万盛发集团，会见了越南胡志明市市长潘文迈。紧接着 5 月份，互联网上出现了美国总统拜登支持美国企业将产业重心转移到东南亚的言论。而越南 2022 年第一季度GDP赶超深圳，又引起一波企业移步东南亚的讨论。中国商务部研究院国际市场研究所副所长白明表示，2023 年，一部分中国产业预计会继续目前的转移趋势。他指出，考虑到东南亚国家相对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以及更多的自贸伙伴，从国际分工和资源优化配置的角度来说，这种转移是“合理”的。
事实上，自第一次工业革命以来，全球共完成了四轮大规模的国际产业转移。每一轮的持续时间为 20～ 30 年，美国、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分别是前四次国际产业转移的主要受益方。当前正处于第五轮国际产业转移期，中国向东南亚等劳动力低廉地区进行产业转移，这也是中国自主选择产业转型升级与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等内外因素共同导致的。
随着中国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向劳动力成本相对低廉地区转移是必然的。不可否认，制造业外资转移对我国制造业有一定影响，其可能加大就业和资本流出压力。但同时，中国需要主动适应这个趋势，加快制造业升级，促进中高端制造业发展，让企业向高端转型，才能应对制造业外资转移带来的各种影响和挑战。
对大多数人来说，工作这个词让人联想到工人、雇主以及一份稳定的薪水。然而，这个狭隘的定义将全球约 15 亿为生存而工作的人排斥在外。实际上，工作的概念要比工资和就业宽泛得多。工作是可以产生以货币表示或以实物偿付的实际收入或推算收入的、正式的或非正式的活动。并不是所有形式的工作都可以被视为就业。违背工人意志或侵犯基本人权的活动不应该被视为就业。其他一些隐含劳动努力的活动，例如，烹饪或清洗衣物等家务活动，人们并不认为是就业，除非这些活动是由被雇用的、拿薪水的人完成的。
世界上的工作，尤其是发展中国家的工作形形色色，而且正在迅速地变化着。在这样的背景下，世界各国和各种不同的文化使用多样化的词语来描述人们为谋生而进行的劳动就不足为奇了。即使是使用同一种语言的人们对工作的解释都可能大相径庭。对一些人来说，该词语使他们联想到被雇主雇用的、在办公室或工厂工作的有固定工资的工人的形象。另外一些人可能想到农民、在城市里自就业的小贩、照看儿童或年长亲属的护理者。
不同的解释表明了人们所看重的工作的不同方面。关于工作是什么和工作意味着什么的观点会影响我们对于应当采取什么样的就业政策的判断。对那些将“工作”一词与被雇主雇用的、在办公室或工厂工作的领取工资的工人形象联系在一起的人而言，他们可能强调为公司创建支持性的投资环境。对那些认为“工作”一词也覆盖农业、街头零售、废物收集和家政等领域的人而言，他们可能认为就业政策也应当包括土地改革、农业推广、城市化政策或赋予最脆弱工人发言权等。
国际劳动统计学家大会（ICIS）给出了国家间正式使用的标准定义：工作就是一个人为雇主或在自就业中所履行或意欲履行的一组任务或职责。根据该定义，工作与就业并不等同。工作空缺的存在和承担多项工作的人的存在意味着工作的数量高于就业人员的数量。失业现象的存在意味着人们找不到他们希望得到的工作。工作系指任务，而领取工资的雇员、农场主和自就业的人系指完成任务的人。
界定和衡量一份工作十分具有挑战性，这是由于人们使用时间和工作方式具有多样性。经济学家常常对工作和休闲加以区分，但是事实要复杂得多。时间可以分配给非生产性活动和生产性活动。生产既包括市场性活动，也包括非市场性活动。生产性活动的时间分配模式因国家而异。每周工作五天、每天工作八小时并允许带薪休假在发展中国家并不是对工作的规定。一些工作只要求在每周的某几天内工作几个小时，一些工作长年累月几乎每天都要工作，每天的工作时间都很长。某些人只有一种工作，而其他人可能从事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工作。2011 年，韩国和西班牙的临时性就业在其全部工资性就业中比例超过 15％，而澳大利亚和斯洛伐克的这一比例在 5％左右。
衡量失业或就业不足具有同等的挑战性。有些人愿意工作较长的时间，有些人不愿意；一些愿意工作的人没有工作。在亚美尼亚、哥伦比亚、危地马拉和秘鲁，工作时间少于期望工作时间的工人的比例超过了 15％，而在匈牙利、巴基斯坦、葡萄牙和美国，这一比例不足 3％。失业率会受到商业周期的影响。2009 年和 2010 年，当全球大多数国家受到了最严重的国际危机的冲击时，南非和西班牙的失业率超过 20％，奥地利、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斯里兰卡和泰国的失业率不足 3％。
与发达国家相比，发展中国家的就业状况更多样化。这里所述的多样化不仅仅是指工作时间的长短、就业岗位的数量等发达国家的通常标准，也是指工作的特点。引人瞩目的特点有两个：第一，自就业盛行，这常常导致对失业和就业不足的测量不够充分。第二，传统和现代生产方式的并存导致就业的性质大相径庭，既有糊口农业和打杂工作，也有技术驱动的制造业工作和服务业工作。
无论是根据公司注册、社会保险还是根据书面的雇佣合同来界定，发展中国家就业的一大特点都是非正式工作的高度盛行。非正式就业并不在劳动规章的监管之下，这或者是因为它们的经营范围有限，或者是因为它们故意避免或规避。非正式就业通常与较低的生产率联系在一起。然而，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公司注册、社会保险或书面合同会提高效率。不规范可以是较低的生产率的表现，也可以是较低的生产率的原因。
工作和休闲的性质随着城市的扩展而变化。今天，在整个发展中国家的中小城市中都可以看到结构转变的进程。这一进程是如此迅速，以至于大多数人，甚至是年轻人都记着旧有的乡村生活环境。他们融入并享受现代城市生活，工作和休闲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因此不考虑回归旧有的生活习惯。
在国家的发展进程中，生产率和劳动收入的提高允许家庭增加用于投资和消费活动的时间，减少用于生产活动的时间。这样，教育和退休生活得到了人们的相对重视。在过去一个世纪，随着受教育机会的扩大，工业国家青年工作的时间呈现稳步下降的趋势。同样，退休生活的年数也与预期寿命同步增长。较高的收入也延长了找工作的时间，尤其对家庭的年轻成员而言，这常常导致失业率的提高。在成熟期的男性和女性中（25 至 54 岁），市场和非市场工作时间总量保持相对稳定，主要变化是女性市场活动量的持续增加。然而，这些总的趋势并不是一成不变的。
生产、消费和投资活动的性质因国家而异。在某些国家，青年较短的工作时间更多地与赋闲而不是与教育联系在一起。在另外一些国家，教育实现了加速发展。同样，工作性质随着发展而改变。在农业生产活动占据主导地位的农村经济中，家庭生产的目的常常是直接消费。欠发达经济体的特征常常表现为用于无报酬工作（包括农业和其他类型的自就业）的时间更多。发展促进了工作组织形式从家庭生产向市场生产的转变。随着经济的发展，越来越多的工作可以获得工资或薪水形式的报酬。
然而，工作并不能保证收入和福利的持续改善。工作人口常常陷入贫穷。在许多国家，和非贫穷家庭相比，贫穷家庭的成年人工作的可能性更大。缺少工作或工作时间不够通常不是贫穷人口的特征；相反，他们的工作数量常常超过一个，工作的时间也更长，但是他们的工资待遇却很差。在更富裕的社会里，来自资本、转移支付（社会援助）或储蓄（社会保险和退休金）的收入所占的比例较大。然而，世界上大多数家庭仍然要通过工作谋生，劳动收入在家庭收入总量中的比例最大。发展带来的最大变化是劳动收入的构成变化。
工作是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脱贫的主要路径。一项关于贫穷动态的研究显示，劳动是家庭脱贫的启动器。这项研究持续了二十多年，研究对象国的差异性很大，如加拿大、厄瓜多尔、德国和南非等。脱贫的原因包括家庭的户主换了一份新工作，其他家庭成员开始工作，正在工作的家庭成员的劳动收入增加了。在对低收入国家进行的一组大规模定性研究中，获得工作和开始经商是人们在解释自己的脱贫原因时所陈述的两大主要理由。反过来，缺少工作机会降低了家庭改善自身福祉的能力。
工作不是一个家庭脱离贫穷的唯一决定性因素。人口变迁，譬如新生儿、亲属移入、死亡或分离造成的家庭分裂，会对人均支出产生影响，从而对家庭的贫穷状态产生影响。人口变迁对来自资产或转移支付的非劳动收入、私人汇款、公共社会援助或退休金的影响也是如此。这些变迁可能互相作用，而且常常同时发生。例如，家庭成员为就业而移民城市，这不仅会提高移民家庭成员的福利，而且会提高那些留在农村的家庭成员的福利。除了得到汇款，那些留在村里的人可以耕种移民家庭成员的土地，从而增加了劳动量。
在众多变化同时发生的情况下，测量劳动收入对减贫的贡献不是一件易事。然而，根据收入来源解构贫穷状况变化的方法可以确认劳动收入对减贫的基本贡献。根据美国每天 2.5 美元贫困线的测量，在被分析的 18 个国家中，有 10 个国家贫穷状况的改变主要是由劳动收入引起的。在另外 8 个国家中，1/3 的减贫来自劳动收入。对孟加拉国、秘鲁和泰国劳动收入对减贫贡献的进一步解构发现，个体特征的变化（教育、工作经验或居住地区）非常重要，但是这些特征的回报更重要，劳动力的相对价格便是回报之一。
就业和减贫的关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且并不是所有的脱贫都与所从事工作类型的改变有关。同一工作生产率的变化也可能发挥作用。例如，在孟加拉国和越南，贫穷状况的改观不是主要由收入来源从农场转入非农场收入引起的，而是由同一部门的收入提高引起的。
工作和再度陷入贫穷也有关系。干旱洪涝和冲突等大范围的冲击可以将家庭逼入贫穷甚至长期性的贫穷。具体到个体的事件，比如户主患病或健康状况不佳等也会产生相同的后果。在这些情况下，将家庭逼入贫穷的并不是失业本身，而是个体和家庭资产遭到的破坏。而且即使将这些冲击因素考虑在内，户主丢失工作仍然是陷入贫穷的关键决定因素。显然，贫穷人口依靠出卖劳动力维持生计。收入人口的死亡或残疾会大大增加陷入贫穷或延续贫穷的可能性，对资产很少的家庭而言尤其如此。来自乌干达和巴基斯坦的研究显示，参加工作的家庭成员的比例对此也有重大的影响。赡养率持续增加的家庭陷入贫穷或延续贫穷状态的可能性更大，而工作年龄人口增加的家庭陷入贫穷或延续贫穷状态的可能性则更小。
工作是大多数家庭的主要收入来源，是减贫的重要推动力量。但是工作对福利的贡献不仅仅是工作提供的收入。
在工资性就业盛行的国家中，失业可能对福利产生严重影响。与收入一样，社会地位也被视为发展和维系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医学研究将失业和压力、沮丧、心脏病、酗酒联系在一起。心情苦闷、婚姻解体和自杀也和失业相关。随着外包、劳动非正规性和现代工作流动性的增加，抑郁症等和压力相关的疾病越来越普遍。失业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是独立于社会保险或其他保护机制之外的，这是因为失业带来的心情苦闷关乎社会耻辱。大量文献表明，失业人口认为和有工作的人比起来，他们的幸福感和生活满意度都较低。例如，在印度尼西亚，一个人找到工作时，其主观幸福感就会增加，失去工作时其主观幸福感就会降低。一些研究者认为这种不满是稍纵即逝的，但是其他人指出，只要对工作稳定性的担忧持续，不幸福感就会持续。男性通常比女性更具“不幸福感”，但是证据显示，女性的“幸福感”受到配偶失业的影响。失业有损自尊，也会降低家庭其他成员的社会地位。
当工作不足时，失业成为问题，人们会改变自己的期望和态度。世界价值观调查对很多国家（既有发达国家也有发展中国家）的调查数据表明，人们降低工作期望与较高的失业率有关，这或许表明有效工作的缺失迫使个体接受任何工作。失业也使人们丧失了通过工作场合与人交往的机会，从而导致相关社会网络的收缩，这会损害个人的社会资本，削弱与他人的联系。
然而，仅仅具有工作不足以保障较高的生活满意度。工作中因工作不稳定或对健康与安全的焦虑引起的不安全感也会对人的福利产生影响。对工资工人而言，合同类型及其有效期很重要；兼职工作者和季节性工人的工作满意度较低。即使签有长期合同的工人也可能感觉到不安全。在海地、约旦和越南的工厂里，工作收入并不影响生活满意度，但是工作条件会产生影响。在发达国家，工作赋予的自主性越高，生活满意度也越高。
工作也会对人们如何认识自己及与他人的交往产生影响。大多数人强烈感觉到他们的工作应该对社会有所裨益和贡献。2005 年一项在 29 个国家展开的调查，询问人们如何评价他们工作的属性，超过 3/4 的被调查者回答说重要的是工作要对社会有所裨益，相当比例的被调查者认为他们的工作要对他人有所助益。在 9 个国家中，被调查者中认为工作的重要性在于对社会有所裨益的比例高于认为工作的重要性在于高收入的比例。在多米尼加、墨西哥或南非，人们对有益于社会的工作和高收入工作的偏好差异不大。
工作不但对工作者的个人福利具有影响，也会对其他人的福利产生影响。一些工作具有较大的减贫效应，使那些认为根除贫穷是基本社会目标的人受益。一些工作提高了女性的就业率，赋予她们在家庭资源分配中较大的话语权，通常还会提高用于养育儿童的支出。和减贫一样，性别平等也是一项被广泛认可的社会目标。具有这些额外影响的工作可以促进发展。考虑到这些溢出效应，工作在个体及全体社会的福利中发挥着基本的作用。因此，就业应成为发展战略的中心议题。
就业是民生之本，是发展的核心任务和重大挑战。作为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之一，我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比重的 1/5。由于劳动力人口参与率，特别是女性就业参与率相当高，我国劳动力人口（包括就业人口、现役军人和失业人口）一直占世界总劳动力的 1/4。无论是从劳动力人口总规模看还是从总人口就业率看，我国最大的发展难题就是创造就业。就业，已成为我国经济发展的中心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的“就业优先”战略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我国政府也一直高度重视就业问题，并且已经在应对失业、创造就业岗位方面取得了重大的进展。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之后，我国也曾面临有史以来最大规模的失业挑战。当时，仅城镇国有单位和集体单位累计下岗分流人员就超过 5 000 万人。国家“十五”计划首次提出：“五年城镇新增就业和转移农业劳动力各达到 4 000 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5％左右。”实际结果是五年城镇新增就业 4 200 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4.2％。国家“十一五”规划再次提出：“五年城镇新增就业和转移农业劳动力各达到 4 500 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 5％左右。”实际结果是五年城镇新增就业 5 771 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4.1％。国家“十二五”规划进一步提出：“五年城镇新增就业4 500 万人，城镇登记失业率小于 5％。”2011—2012 年的实际结果是两年城镇新增就业2 487 万人，相当于两年预期指标的 138％，城镇登记失业率为 4.1％。在这 12 年（2001—2012 年）间，城镇新增就业累计数为 12 458 万人，我国创造了世界最大规模的就业岗位。从国际视角看，如果不是中国创造了这么大规模的新增就业，全球失业人数就不是两亿，而可能是三亿。
我国不仅创造了大规模的新增就业岗位，还进一步优化了就业结构，使不同就业者从低劳动生产率部门转向中劳动生产率部门，从中劳动生产率部门转向高劳动生产率部门。2001—2011 年，我国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就业人员比重由 50.0 ∶ 22.3 ∶ 27.7 调整为 34.8 ∶ 29.5 ∶ 35.7，第一产业就业比重下降 15.2 个百分点，第二、第三产业分别上升 7.2 和 8.0 个百分点。
事实上，我国政府对于就业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实践、不断总结的过程。党的十五大报告提出：为了“加快推进国有企业改革”，“实行鼓励兼并、规范破产、下岗分流、减员增效和再就业工程，形成企业优胜劣汰机制”，对此报告还专门做了说明，“从根本上说，有利于经济发展，符合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要求“广大职工要转变就业观念，提高自身素质，努力适应改革和发展的新要求”。仅 1998 年，全国国有、城镇集体职工总数就减少了 2 874 万人，形成了大规模的人员下岗。当时也曾发生一场政策辩论：是增长优先还是就业优先？是国有企业改革优先还是建立社会保障体系优先？是经济效率优先还是社会公平优先？不过，随着社会矛盾冲突、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劳动争议爆炸性增长，决策者开始从注重增长优先转向就业优先。
党的十六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就业是民生之本。扩大就业是我国当前和今后长时期重大而艰巨的任务。国家实行促进就业的长期战略和政策。”世界银行的报告介绍了我国发展私营经济、创造就业的实践，称之为“最令人叹为观止的典型”。报告介绍道：“1981 年，中国在私营企业就业的工人为 230 万，而在国有企业就业的工人则高达8 000 万。二十年后，中国在私营企业就业的工人达到 7 470 万，第一次超过了国有企业就业的工人数量，此时在国有企业就业的工人数量为 7 460 万。”事实上，中国创造就业的不只是私营企业，还包括大量的个体工商户。城镇个体工商户就业人员从 2001年的 2 131 万人提高到 2011 年的 5 227 万人，净增加 3 096 万人。此外还有大量未被统计的就业人员，主要包括进城务工人员。
各地发展水平差异较大，自然资源禀赋和区域优势不同，人口规模和结构也不相同，因此在国家总的就业战略和就业政策指导下，各地都根据自己的情况提出了三个重要指标：一是城镇新增就业人数，二是农业转移劳动力，三是城镇登记失业率。这些指标均属于预期性指标，作为政府期望的发展目标，主要依靠市场主体的自主行为实现。政府综合运用各种政策引导社会资源配置，包括实行更加积极的就业政策，加强公共就业服务，健全人力资源市场，构建和谐劳动关系。仅 2008—2012 年，各级政府累计投入的就业专项资金高达 1 973 亿元，实现高校毕业生就业 2 800 万人，城镇就业困难人员就业 830 万人。通过不断实践，逐步创新了创造就业机制，即劳动者自主择业、市场调节就业、政府促进就业三者相结合的机制。我国的实践表明，上述“中国政策”是积极就业的政策，也是创造就业的政策，不仅是有效的，而且还是成功的。
此后，我国的就业战略和政策也进入了新的阶段，即从扩大就业规模到提高就业质量阶段。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提出：“推动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报告还首次将鼓励创业纳入就业方针，并强调引导劳动者转变就业观念，鼓励多渠道、多形式就业。同时，“健全面向所有困难民众的就业援助长效制度，完善就业与社会保障的联动机制，促进体面劳动，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延续了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的提高就业质量的表述。报告指出，“要提高就业质量和人民收入水平”“要坚持就业优先战略和积极就业政策，实现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报告强调了就业创业的重要性，“大规模开展职业技能培训，鼓励以创业带动就业。提供全方位公共就业服务，促进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群体、农民工多渠道就业创业”。同时，要“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社会性流动的体制机制弊端，使人人都有通过辛勤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完善政府、工会、企业共同参与的协商协调机制，构建和谐劳动关系”。
党的二十大报告仍然强调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要继续实施就业优先战略，强化就业优先政策，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对于困难群体的就业问题，提出要“健全就业公共服务体系，完善重点群体就业支持体系，加强困难群体就业兜底帮扶。统筹城乡就业政策体系，破除妨碍劳动力、人才流动的体制和政策弊端，消除影响平等就业的不合理限制和就业歧视，使人人都有通过勤奋劳动实现自身发展的机会”。为了实现更高质量的就业，需要“健全终身职业技能培训制度，推动解决结构性就业矛盾。完善促进创业带动就业的保障制度，支持和规范发展新就业形态”。在保障劳动者就业的同时，也要保障劳动者权益，要“健全劳动法律法规，完善劳动关系协商协调机制，完善劳动者权益保障制度，加强灵活就业和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
从党的十五大到二十大，从最开始的重视经济增长到转向就业优先，认识到就业是最基本的民生，我国政府对就业的认识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过程。我国始终坚持“就业是民生之本”的核心理念，坚持就业优先战略，把扩大就业、创造就业、提高就业质量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核心目标之一，在发展中就业，在就业中发展，把扩大国内需求，促进城乡一体化、创新驱动发展、生态文明建设等作为不断创造就业的过程，努力实现全社会就业更加充分的目标。
做好高校毕业生就业工作，关系高校毕业生和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关系社会和谐稳定的大局。受经济下行压力增大等因素影响，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复杂严峻。2022 年以来，中央和地方政府先后围绕推动高校毕业生就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
2022 年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强化就业优先政策，落实落细稳就业政策。强化就业优先政策要大力拓宽就业渠道，注重通过稳市场主体来稳就业，增强创业带动就业作用。财税、金融等政策都要围绕就业优先实施，加大对企业稳岗扩岗的支持力度。各类专项促就业政策要强化优化，对就业创业的不合理限制要坚决清理取消。
落实落细稳就业政策要求延续执行降低失业和工伤保险费率等阶段性稳就业政策。对不裁员少裁员的企业，继续实施失业保险稳岗返还政策，明显提高中小微企业返还比例。2022 年高校毕业生超过 1 000 万人，要加强就业创业指导、政策支持和不断线服务。做好退役军人安置和就业保障，促进农民工就业，帮扶残疾人、零就业家庭成员就业。深入开展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增强双创平台服务能力。加强灵活就业服务，完善灵活就业社会保障政策，开展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继续开展大规模职业技能培训，共建共享一批公共实训基地。使用 1 000 亿元失业保险基金支持稳岗和培训，加快培养制造业高质量发展的急需人才。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做好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创业工作的通知》从多渠道开发就业岗位、强化不断线就业服务、简化优化求职就业手续、加强青年就业帮扶四个方面保障大学生顺利就业。主要政策措施包括支持中小微企业更多吸纳高校毕业生就业、健全职业技能等级（岗位）设置、稳定扩大国有企业招聘规模、明确高校毕业生到基层工作待遇、支持自主创业、完善高校毕业生就业岗位归集机制、为毕业生提供求职就业便利、完善毕业去向登记等。
此外，国家还出台了一系列重点就业政策，主要从为毕业生提供就业创业补贴以及为企业提供就业扶持补助两方面保障毕业生顺利就业。为毕业生提供就业创业补贴主要包括灵活就业提供社保补贴、到偏远一线就业减免学费和助学贷款、为困难毕业生提供专项补贴、高校毕业生首次创业有补贴、创业贷款贴息以及实行弹性学制以鼓励大学生创新创业等政策。同时，国家还为企业提供就业扶持补助。对吸纳离校 2 年内未就业高校毕业生的企业提供就业见习补贴、社保可缓缴，招录失业毕业生并签订劳动合同可以享受税收优惠，新招用符合条件的高校毕业生人数达到一定比例还可享受财政贴息贷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