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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实证主义和行为主义范式影响，教师被视为客观可感知的行动客体，借助可视化和标准化技术能够捕捉和测量教师群体。这种基于可视化表现的研究范式在社会转型和新社会运动频发的20世纪70年代发生转变：不同于标准分数模式的研究指向得以应用，新的范式被学者们称为“基于关系思维的认识论哲学”
（relational epistemology），强调从人的发展性和关系性存在来审视教师专业发展及学习，根植于教师教育教学实际人际情境和历史演进脉络。正如贝雅迪泰尔（D.Beijardetal）所言：“身份认同已从结构主义视野转向建构主义视野，没有谁会否认身份认同的动态性、多元化、诉求博弈性。”
在此基础上，教师如何看待自己取代了别人如何审视教师，从客体的人变成具有主观能动性的人，这成为实践中的教师（teacher-as-practice）和渗透到教师教育实践中的文化情境和心理体验
。后现代危机中掀起的新社会运动，也从关注物质领域走向关注人的精神世界，从政治身份的获得及相应权力的争取转向文化身份的认同，即认同政治（politics of identity），从“是什么（what）转向如何做（how）”。
20世纪70年代的社会运动潮流与后现代思潮联姻，掀起了“认同嘉年华”运动。于是性别、信仰、种族和性态度等议题被纳入认同研究的视野中，整个社会科学研究领域进入“认同爆炸”
（identity explosion）阶段。身份认同、政治认同、性别认同、承认行动或新社会运动等都围绕着认同议题展开。在社会科学领域中，本质主义哲学正逐渐让位于建构主义哲学，一切固化的内容让位于动态生成的认识论，即从强调社会结构的客观实际以及这种结构的稳固性对人的关键性作用转向了人的动态生成性的“情感或心理的社会性建构”，这种哲学尤其关切微观情境中的人的主观能动性及人际互动。这种哲学汲取符号论、剧目论、现象学、常人方法论等理论观点，并被研究者们广泛应用于社会科学领域。与之相伴的是，改革开放后的中国社会出现了个体观，个体自我意识的逐步觉醒和个性解放逐渐成为趋势，学界开始关注个人信仰和自我价值彰显的问题。
在建构主义哲学的影响下，学校成为微观情境组织，情境中的关键成员——教师成为组织变革和自我提升的主导者。教师应当理解自身使命，寻找自我意义的边界，审视自己的可为与能为，并通过实践确认自己的身份定位。教师作为鲜活的人的那一面呈现出来，关于教师信念、教师认同、教师情感、教师实践智慧的探讨逐渐充分起来，这一过程被巴内特等人称为“教师研究的本源化转向”（ontological turn）
。这种转变在教育场域的表现就是大家开始思考：如何让只见分数或排名的教育变得强调教育的过程性？社会资本在教育场域中究竟产生了何种差异化的影响？学校成员究竟如何看待自己所肩负的职责及使命？这些重要却无法简单用数字表述的问题就像“黑匣子”一样吸引着教育研究者们。
教师的信念、情绪、职责定位和实践智慧等逐渐得到关注。如何审视自我定位和所肩负的使命，如何调控外部结构或制度约束与自我发展的矛盾，从教的意义是什么等议题也逐渐被重视。作为“有意识的人”的教师取代了“被结构化的人”的教师，“身份认同”被引入教师研究领域。“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如果外在因素推动的教师专业发展缺乏教师自身的价值认同，脱离教师生存境遇，忽视个体的生命历程，是难有成效的。”
关注教师的从教信仰与自我定位，探讨教师如何协调身份定位的应然与实然，揭示个体教师探寻生命意义的心路历程，成为教师专业发展不能回避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