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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学发展史看，大学诞生于13世纪的意大利，而新兴资本主义精神也在那个时代孕育，这不是历史的偶然而是理性主义精神的现代化复苏。“不仅大学的兴起与资本主义精神的萌芽存在这种一致性，近代科学兴起问题与资本主义在西方而且仅在西方兴起的问题也是完全并行的。”
例如，在历史上，民族资产阶级革命推动了民族国家的建立。洪堡式大学就是在这种资产阶级理性精神的影响下，重构大学结构与使命的。政治学、经济学等学科的分野也是适应资本主义社会发展需要的，至于社会科学则“是随着工业资本主义的到来而诞生的一种常识的专业变体”
。在社会变革的进程中，大学和资本主义就曾无数次相互成就：德国大学与德意志民族国家兴起、威斯康星理念下社会核心机构的设置、20世纪60年代的研究型大学的转型以及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下大学对高新技术的研发运用，无不体现着大学和资本主义之间的这种相互影响。总之，资本主义携现代性之威，裹挟着大学及其组织架构；大学则以追求理性和永恒知识为前提，培养解决资本主义困境的人才，成为为资本主义纠错的绝佳机构。
随着政治意识形态的宽松化、经济的全球化，资本主义重新回归其本质：“对（形式上的）自由劳动进行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
作为“社会轴心”的大学，是典型的以捍卫理性而存在的组织。只不过，学术资本主义与经济或制度资本主义相比，不是靠资本而是依靠知识运转的，但是这种边界正在知识经济的浪潮中消散甚至走向融合。在德鲁克描绘的后资本主义时代中，知识和资本的边界并非不可逾越，资本也不是大学的“致命缺陷”：只要资源市场化配置机制仍然存在，那么知识的商品化或者学术的资本化的概率就必然存在，以理性主义组织的方式形塑大学结构与功能的冲动也就必然存在。
大学与资本主义及其思维方式在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紧密联系，赋予了资本逻辑在知识生产、传递和应用过程中的某种合法性，确保着大学及其成员能够凭借知识资本获取学术职业发展所需的物质性资源和象征性资源。大学及其成员在借助学术资本谋求知识理性价值与实用价值的增值过程中，不断培育潜在的人力资本，回应社会发展诉求，并在此过程中享有知识资本所带来的物质和精神馈赠，重新描绘着学术职业的发展图景。总之，大学发展与资本主义的密切联系，一定程度上赋予了学术资本主义视角以解读大学及其成员办学价值观与教育实践的可行性，提供了借助知识经济语境审视大学及其成员职责、定位变化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