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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概念被无数次使用，也不能说明这个概念就具备了明晰而固定的界定。”
身份就是这样的概念。身份以identity一词为切入点：identity一词主要涉及三层含义：一是指认同或相似性（similarities），即成员间共享的特点，指向身份的社会维度，即身份近乎等于社会认同或群体身份认同，强调一群人所共同拥有的群体性特质或文化属性上的归属感；二是指个体性的身份，即差异性（differences），也就是使个体或群体间得以区别的特质，指向身份的个人维度，具有表现个体个性的作用；三是指某个具体的人出生时所用的称呼或者其所扮演的角色等，如戏剧表演中的“角色”，出生时财富、地位等带来的称谓等。
在《现代汉语词典》中，身份则指人的出身与社会地位，这种解释显得更像“角色”一词所承载的社会学意蕴。在汉语语境下，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传统社会“身份制”被赋予了生存资源获取权限的缘故，此时身份是“社会地位”的同名词，这也就不难解释为何身份具有社会地位的属性了。
身份的复杂性决定了不同人对其理解的差异性：①自我概念的延伸，是对自身作为群体成员的责任、义务以及道德等方面的认知与承诺
。②“身份是个体在与社会环境的意义协商过程中，吸收个体所在的关键性共同体的影响，为自己创造一定的自我界定和阐释空间，从而使得个体成为社会所期待的人以及自己想成为的人。”
③谢尔顿·斯特瑞克（Sheldon Stryker）认为，身份是个体的社会角色的自我界定，是将自身归为某类特殊社群成员的行为过程中表现出的自我意识、自我概念、自我界定
④身份等于自我认同，“当一个人要确认其身份时，也就是要辨识自己异于他人，或同属于某个群体的特征，换言之，即是个人对内在自我寻求统合，对外区分与他人的差异。这个确认的过程可称为‘认同’”
。⑤“身份就是一个个体所有的关于他这种人是其所是的意识”
，也就是对“我是谁”问题的直观表达。⑥哲学和心理学上倾向于从“价值”意义上来解释“身份”，即“身份”是指某一个体所拥有的关于自身是何种人、有什么价值的理解
。身份是个体特征与社会群体标识的认识与意义建构的过程，体现为两大层面：本体意义上的身份，即确定某个事物为另一个事物的现实依据与表征；认同意义上的身份，即内化到事物中的心理认知逻辑。
“角色”一词最早来自戏剧中所扮演的“角色”，特指“个体在社会群体中被赋予的身份及该身份应发挥的功能”
。后来“角色”概念被引入社会科学领域，并逐渐被大众视为日常生活中形容人类行为和社会实践活动的概念。身份与角色既有关联也有区别，常在生活中被混用。在混用语境中，二者都是对“自我”内涵的规定和延伸，是对“我是谁，我能或应该做什么，我可以或应该怎么做”的回答。这完全不同于某些学者所认为的“身份实际是（角色）的换一种说法”
。二者的不同之处在于：角色更强调社会结构的影响，是社会结构化的外在表现，具有相当的客观性和制度化属性，一般是超越个体行为方式的；而身份则是角色向个体方向的阐释和自然舒展，是个体获得行为意义和认知情感的关键，具有典型的内化性和动态性属性。概括起来就是“角色是具有外部特性的，具有结构性，与社会的整体结构和社会阶层位置高度相关；身份则是具有内部特性的，更具个体性，涵盖并内化了与一个角色相关性极高的意义与期望”
。前者是社会结构化的集中体现，是有关某一社会位置的规范和行为期待，具有制度化和客观化的特点，可独立于特定行动主体而存在；后者是个体化意义建构的集中表现，是经由个体阐释和内化的心理期待，更具内生性，体现着行动主体的个性化特质。
本书研究选择身份而非角色，原因在于对“我是谁，我该如何看待自己”的认识具有鲜明的“主动阐释性”（active claim），契合建构主义身份观。尽管身份受外部结构或制度因素影响，但对于“我是谁，我应当如何做”等问题的本体性追问，仍需要回到人的自我认知与信念内化层面来回答，而非在社会期望、制度规定和组织定位等外部因素的要求下回答。
“任何身份选择都无法回避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张力，都必须在社会期望与自我体认的互动融合中做出取舍。当符合社会系统期望的身份获胜时，个体身份选择就更符合群体性身份诉求，而当符合自我体认的身份获胜时，情况则相反。”
但二者的权重及相互关系无法精准测量，只能通过剖析实践中人的言行举止来推断。正如玛格利特·萨默斯（Margaret Somers）所言：“只有对实践情境中的故事叙述的挖掘，才能揭示社会内外部因素对人的思想与行为的影响。”
与其执着于在“结构化的人”和“能动化的人”之间做出权衡，不如将重心放在挖掘和阐释实践情境中教师认定并践行的身份。作为外部期望与自我认同的产物，这种身份体现为“结构的人”与“能动的人”的统一。在此意义上，我们便可借助个体在观念与行为上的表现，推断外部期望与自我认知间的张力究竟偏向何方，并以此来剖析个体对政策要求、制度规定和社会期望的身份诉求的接纳与改造程度。
约翰·莱文（John S.Levin）等认为，“学术身份是大学教师理解和概念化自身在高校中所处角色以及与高校关系的方式”
。换言之，对“学术是什么”的判断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学术身份”是什么。理查德·温特（Richard Winter）则指出：学术身份是从事某项专业工作的个人长期拥有的信仰、价值观、动机和经验
。学术身份是指大学教师对自身的权利、义务、职责、使命、道德标准、社会关系等问题的认知
。
从属性上看，学术身份兼具社赋性和自赋性，前者注重社会结构和制度规制性对大学教师学术身份的影响，后者则从个体学术生活情境的专业性、动态性出发建构学术身份。从理论与实践层面看，学术身份既体现为“灵魂工程师、园丁、蜡烛”等隐喻性层面，也体现为“学者、教育者、知识分子、学术经销商”等现实性层面。从词源构成上看，学术身份由“学术”和“身份”两词结合而成，学术被视为“有系统的、较专门的学问”
。身份则是对“我是谁，我应当如何做”等问题的本体性追问。二者结合下的“学术身份”则是指以追求高深学问及其规律为旨趣的大学教师对“我是谁”与“我应该怎么做”的理性认知。从类型上看，学术身份则分为“发现的学术、综合的学术、应用的学术和教学的学术”
，依次指向大学教师在知识创新、学科交融、成果转化和知识传播过程中所肩负职责使命的认知与确定。而从权力结构上看，学术身份可分为学术管理者身份（academic manager）和管理学术者身份（managed academic）
，前者遵照管理主义逻辑指导学术生活，后者则强调学者的学术生活自主权和自我管理
。
概言之，学术身份是指从事或“经营”学术工作的专业人员（大学教师）所持有的专业态度、动机、认识与价值定位，具体表现为大学教师对自身所肩负职责（进行学术研究、传播文化知识等）、所拥有权利（学术自治、学术自由、学者治校等）以及道德观念（为社会公共事业贡献文化力量、为学术探索而进行研究、坚持大学文化育人传统）的体认与践行。
教师身份与学术身份的关系是：一方面，作为社会职业的“教师”，身份意义的建构必然是在社会期望、各类政策制度等的要求下完成的，属于社会要求“教师”是什么样的人、教师应当怎么去做的“社会身份”层面；另一方面，教师履职后对自身是谁、自身应当如何去做的认识则属于“个体身份”层面，这有点类似欧美国家所强调的“教师专业身份”
。事实上，当我们讨论教师身份的时候，通常会将社会性期望与自身身份认同融合在一起，区别在于：在谈及“教师”身份时，更多使用社会性、制度性期望或要求来思考；而谈及“学术身份”时，则更多地从个体身份意义建构的期望或要求来思考。两者都受到社会结构性因素和个体境遇与心理变化的双重影响，都体现为对“我是谁、我应当怎么做”的本体性追问与思考，只不过“教师身份”的社会性更强，而“学术身份”的自主性更强。
目前，学术身份已被视为分析外部社会环境与教师自我认知动态交互的概念工具，成为揭示外部诉求与自我信念融合过程的路径
。“教师个体是外部社会情境中的能动人”
，他们能够借助个体与情境的互动过程对外部变革情境做出契合个体心理特质与价值倾向的意义阐释，并在意义阐释过程中完成对“我是谁”及所肩负责任的认知重塑，最终将这种认知重塑的结果外化为自身学术实践。学界已有借助问卷、访谈、观察等方式来剖析大学教师如何应对外部变革环境并重塑自我身份认知问题的研究，这也为本书研究提供了有益借鉴。
宗教社会学家彼得·伯格（Peter Berger）指出：“社会不仅控制着我们的行为，而且塑造着我们的身份、思想和情感。我们受制于社会的枷锁，这个枷锁不是我们被征服后套在我们身上的，而是我们和社会合谋打造的。”
据此，可以从逻辑推断出，大学组织不仅控制着大学教师的行为，还塑造着大学教师的身份感、价值观，这种控制不是被社会或国家强制规定的，而是大学教师与社会“合谋共建”的。
大学教师学术身份建构的范式有两种：一是本质主义身份观（Essential-ism），二是建构主义身份观（Construction-ism）。前者认为具体的人所形成的身份是基于性别、种族、肤色等固定性特质建立起来的，这种身份是无法变革的。后者则认为，身份的建构是动态的，是随着社会及组织环境以及自身生活实践变化而不断建构生成的。
具体来说，大学教师学术身份建构的主要意义来源有以下几个：一是大学组织层面。“作为文化组织的大学，是教师建构自身学术身份的首要社会情境，它提供了大学组织整体的身份确认的合法性，为内部成员获得相一致的身份提供了主要依据。”
二是大学组织内部的学术团体以及与这种学术团体相匹配的运行机制是大学教师学术身份建构的重要意义来源。“因为学科体系和专业设置是按照知识的性质来分类的，是不同学术部落形成的内在依据，也是大学教师群体身份获得的重要参照，它提供了‘我和我们’之间的同质性身份属性的可能性。”
三是大学教师个体的学术生活实践情境，是直接反映其“学术身份”的外在表现和建构其“学术身份”所需态度、情感、价值观念等的最终来源
。大学组织到学术团体到个体学术生活，是大学教师建构其学术身份的内在机理和建构向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