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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是指“经营工商业的本钱，或比喻牟取利益的凭借”
。学术资本则是指大学及成员以高深知识为商品化交易依仗，不断获得学术声望与地位，最终实现资本增殖的过程。任何组织的生存发展都仰仗多重资本。例如，企业最需要的是经济资本，文化组织最需要的是文化资本，政治组织最需要的则是政治资本，而中介性组织则以社会资本为主。作为以知识传承、创新和应用为己任的知识型组织，大学同样需要各类资本的融入，其中最核心的资本便是知识资本或学术资本。
相较于大学的社会资本、政治资本、文化资本、物质资本等的生成机制与聚集难度，学术资本是大学中最基本、核心的资本形式，“没有学术资本，大学不可能积累并发展其物质资本；没有学术资本，大学不可能营造和积淀其文化资本；同样，没有学术资本，大学的社会资本、政治资本等也只能是纸上谈兵”
。对组织核心资本的强调，意在强调组织的核心使命，强调组织不能丢失本真追求。资本在组织转型或变革过程中被解读为发展资源，具有中性价值及客观属性。因而论及学术资本便不夹杂资本牟利与剥削的价值预设，学术资本也不会因人们的有色眼镜而令大学人谈之色变。这就有别于斯劳特等人对学术“资本主义”的批判。同理，大学组织最需要的是知识资本，其他资本形式需要让位于知识资本的传递、创新和转化，否则大学组织就将面临异化危机。
学术资本按照是否可以以语言文字进行描述，划分为显性学术资本、隐性学术资本以及基于声望的混合学术资本。显性学术资本主要包括发明专利、出版专著、发表论文等；隐性学术资本主要包括以大学人为主的群体所蕴含的思想、观念、价值取向等；混合学术资本则主要是指显性学术资本和隐性学术资本都可以生成的声望资本，声望资本又是前两种资本的催化剂，能提升其增殖空间。相较于大学中的其他资本，学术资本的突出特征是“知识性”；而相较于其他社会资本，学术资本的突出特征则是“高深性”。
如果说人力资本是脱离有形资本概念的对人的力量作为生产资本的描述，那么智力资本则是强调人力资本中的智力因素之于生产资本的重要性，学术资本则更凸显了智力资本中最抽象和理性的高深知识的重要性。换言之，从程度上比较，学术资本、智力资本、人力资本的高深性和抽象性依次下降。而从范围上比较，则是人力资本的范围大于智力资本，智力资本的范围大于学术资本。可见，“人力资本是其他两种资本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原始根基，是这三种资本中最基础和最普遍的部分；而智力资本则是学术资本得以形成的前提条件，是人力资本向学术资本转化的中间环节；而学术资本则是前两种资本的最高级别表现形式，是处于层次和深度的最高端的资本”
。
希拉·斯劳特（Sheila Slaughter）和拉里·莱斯利（Larry L.Leslie）在其著作《学术资本主义：政治、政策和创业型大学》中，对学术资本主义的概念进行了界定，认为学术资本主义是指“院校和教授为获取外部资金而进行的市场的或类似市场的活动”
。在《学术资本主义与新经济：市场、政府和高等教育》中，他们认为，学术资本主义由高校内外的众多行动者掌控，这些行动者试图利用新自由主义国家创造商业机会
。日本学者则将“academic capitalism”译成大学资本主义，将资本从学术的范围扩散到整个大学场域。大学资本主义主要指的是大学及大学中的教师群体为了获得充足的研究经费而做出的市场化行为或者准市场化行为。
学术资本主义由三类行为构成。一是市场行为：直接的营利活动包括专利申请以及之后的版权税和许可协议、开办大学科技园、创立衍生公司、知识入股等创收活动。二是类似市场行为：为获得外部资金而展开的竞争，包括争取来自外部的拨款和项目合同、捐款、大学产业伙伴关系、教授开办的衍生公司中学校的投资以及来自学生的学杂费。三是隐性收益性行为：文章发表过程中及科研项目开展中的“搭便车”行为、学术剽窃等非经济性“营利活动”。
从表现形式来看，学术资本主义主要有四种类型的表现形式：一是身体性的，主要是指通过身体行为所表现出来的学术实践（如学术习惯的养成、学术成果所呈现的学术实践等）；二是物质性的，主要是指借助学术实践获得经济收益的行为（如学术成果奖励、兼职津贴等）；三是制度性的，主要是指通过学术实践获得学术职务晋升的机会（如职务晋升等）；四是象征性的，主要是指通过学术实践获得声誉或学术头衔（如学术与技术带头人、两院院士、国家杰青、“长江学者”称号等）。
中国近现代的大学，自创建起就是“西方现代大学的舶来品”，其制度等均不同程度参照欧美大学，自然也承袭了“学术资本”在教学、科研以及社会服务等方面的理念与实践。换句话说，中国近现代的大学自诞生起就处于学术资本市场化转变的过程中，伴随着知识不断向市场蔓延的趋势而演进发展，因而用表示一种发展趋势或过程的“学术资本主义”概念，来审视近现代中国大学及大学教师的发展演进历程，是具有相当的解释张力的。当然，任何一个概念都不具备完全的统摄性，本书也只是对“学术资本主义”概念做出了基于本研究所需的理性阐释，这种做法不妨碍其他研究者重新界定“学术资本主义”，也不妨碍我们理性审视大学与市场关系的日益密切性，更不会妨碍我们探索大学及其学术研究的内涵式发展道路。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学术资本主义是大学及其成员凭借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等方式获取外部性收益的情境状态，这种收益可以是象征性的荣誉称号或学术头衔，也可以是作为等价物的货币或者职务等级的晋升。这里的外部性更多强调的是经由校园外的活动来谋求的收益，这种收益既有可能来自校外，也有可能来自校内。但需注意，学术资本主义是“学术资本”的主义化，而非学术的“资本主义化”，前者强调以学术资本造福社会，而后者倾向于以资本主义方式掌控学术。
学术资本相较于学术资本化和学术资本主义，具有相当的静态性，而学术资本化则更强调学术资本的商品化转化的过程，学术资本主义则更强调学术资本的商品化转化的趋势。“主义”一词，是对所持有的思想观念的理论与主张。在此基础上，学术资本主义就可解释为大学人对学术资本的思想认知的理论主张，即关于学术资本的理论；而“化”一词具有动词意义上的过程转变含义，此时学术资本化就可理解为大学场域中学术资本的转化过程，强调动态性。“学术资本主义”概念强调的实质性变化不是将政府资助大学力度的减小与大学自身寻求办学经费的努力视为“经费模式的异常波动”，而是强调高等教育面临的现实问题或者说高等教育获得合法性的新基础。显然这已经不是程度和范围层面的变革了，而是高等教育基于适应时代诉求的实质性变化。
现代大学诞生初期，大学教师就凭借知识的稀有性和自身学术声望来“兼课”以赚取经费，此时是“学术资本”逐步向“学术资本主义”转化的阶段，即学术资本化阶段，且这种转化是非整体性的，市场的卷入度也较浅。到20世纪后半期，全球化进程加速了大学教师和科研院所向市场迈进的步伐，量的积累达到了足以质变的水平，大学教师的学术工作就呈现出实质性变化而不是程度上的变化了。这种实质性的变化主要体现为：政府的经费政策的转向，如颁布学校专利法或承认学术版权自主权；新的研究中心或科研机构的建立，如生物技术实验室等，这类机构通常不负责教学任务，专门负责新技术的研发；高校等聘用技术业务人员专职负责联系政府部门、企业、市场化组织以获得相应科研资助的情况的出现，这在以往的大学中是难以看到的；以成果转化为典型指标的职务晋升体系的建立；等等。
本书研究之所以选择学术资本主义作为研究视角，很大原因也在于突出知识经济时代的学术资本商品化的趋势，以及潮流的不可逆转性。这也是作为“环境和遗传产物”的大学所应面对之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放弃了大学求真育人的本真价值而大谈学术资本如何转化为经济效益。归根结底，经济效益的实现仍应将更好地求真育人作为最终目标。
学界对学术资本主义性质的判定存在不同声音，根源在于学者做出价值判断的立场差异。
资本影响着学者对学术资本主义性质的定位。在资本等同于“资源”的立场上，学术资本意味着维持和促进学术创新的资源，为学术实践提供了保障性条件，因而具有价值中立性，学术资本本身也就被视为中性概念。这种“资本资源化”的理解可以从布迪厄的论述中得以窥探。他将广义上的文化资本视为和政治资本、经济资本等具有同等地位、具有价值无涉性的“无形力量”
，赋予文化资本以促进社会阶层流动的资源属性，而非资本家所把持的剥削属性的内涵。
如果站在资本剥削性的立场看资本概念，资本则成为统治阶层或资本家用以剥削平民、压榨剩余劳动时间所创造价值的术语。这种语境下的学术资本或学术资本主义都无法变更其剥削性本质，进而成为被批判的对象。因而学术资本、学术资本主义均具有贬义属性，需要批驳。这种理解根植于马克思主义关于资本问题的价值判断，根植于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模式逐渐兴盛的社会背景。同时，在历史上，由于受资本主义政治意识形态与社会主义政治意识形态的矛盾性论断和资本原罪论文化观的影响，中国社会长期存在某种“资本”等同于“剥削”以及关于资本主义固有结构性矛盾的认知，这无形中为学术与资本的结合设置了观念障碍。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前，“资本以罪恶、消极和腐朽的样态存在，一度成为被批判、否定和消灭的对象”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则将资本视为促进经济社会发展活力的资源性要素，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提及“人力资本服务”等
。可见，资本已被视为剥离了意识形态的社会发展所需的某种资源。
随着社会现代化转型，“资本”概念同样与时俱进，超越特定时空语境而成为描述发展资源的中性概念。“资本观”的差异造成了不同学者对学术资本、学术资本主义的态度偏差，正是“资本”概念时空错位的结果。在当前社会语境中，“资本”被视为资源、条件或具有某种能力属性的内容，并不具备价值倾向性。只有当资本与特定社会形态相结合，才被赋予不同价值属性
。资本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内涵不等于资本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的内涵，以前者取代后者或前者统摄后者的观念并不可取。通过上述分析，我们就能理解为何学术资本和学术资本主义在本土语境中会遭受“不公正对待”了。
在本土语境中，很多中性概念假如冠以“主义”二字，就会丧失原意甚至走向原意的对立，如理想与理想主义、经验与经验主义、经济与经济主义等。因而对“主义”概念的前置性认知在某种程度上会令许多人将学术资本主义理解为消极性的过于注重知识资本转化而忽视知识纯粹价值的行为倾向，进而产生对学术资本及其主义的批驳。在汉语词典中，主义被定义为“对客观世界、社会生活以及学术问题等所持有的系统的理论和主张”
，暗含着追求某种目标的价值倾向。将“学术资本主义”理解为“学术资本”的主义化，势必造成学术资本被许多人视为具有谋求利益的剥削属性的概念，相应的契合学术资本主义特性的活动以及从事此类活动的人也会被贴上“逐利”标签。
如何为“学术资本主义”断句，影响着我们对学术资本主义的判断。学术资本“主义化”将“学术资本”和“主义”拆开，强调中性概念“学术资本”和“主义”的结合，指向对学术资本的理论体认和系统主张，指向以追求学术资本的拓展、丰富和完善为最高价值诉求和行动准则。而如果站在学术“资本主义”的立场上理解“学术资本主义”，对资本主义独占生产资料、剥削剩余劳动价值的价值预设便影响着我们对“学术资本主义”的认识。这种语境下，学术“资本主义化”走向知识资本逐利的道路，我们对学术资本主义的理解自然也就带有资本主义价值烙印。
因而，是否以逐利为动机成为理解学术资本与学术资本主义关系的关键。逐利倾向也不再局限于经济收益，也可能涵盖权力等级、制度优势、社会声望或其他形式的效益，同时也涵盖为谋求上述效益而降低成本和质量的各种行为。通常可以从下列问题的回答上予以确认：一是大学是以“求利”还是“求是”为本，如果以“求利”为宗旨，大学将沦为贩卖知识产品的“学店或厂商”；二是知识资本向市场转化的过程是否有助于自我创新，如果无益甚至损害学术创新性，就会丧失大学的合法性根基；三是学术资本转化是否以获取合法利益为旨趣，如果是，将导致大学异化成与企业别无二致的机构；四是学术资本转化过程是否存在社会公益性或利他性，如果知识不能为公众福祉和社会发展服务，也将有损大学的公共性；五是学术资本转化过程是否无碍学术声誉，如果大学教师在知识走向市场的过程中珍惜和保护学术声誉，通常不会深陷知识资本化的泥淖。
将学术资本主义理解为以学术资本谋求经济效益的观点并不妥帖。学术资本主义指向大学所面临的新的环境——市场化环境，这个环境充满矛盾、挑战和发展机遇，身处其中的教师都需要以消耗人力资本储备的方式获取发展资源。学术资本主义创设了市场化生存的环境，提供了审视大学及其成员理念与行动的新视野，提供了理解教师职责定位和使命遵循的新视角。作为研究视角，学术资本主义无优劣之分，也无性质上的褒贬，只是审视学术职业变革的理论工具，我们不能带着某种价值预设来看待和运用它。已有研究表明，学术资本主义作为研究视角，至少能够从三个维度审视高等教育市场化的变革
。一是将学术资本主义视为高校内部财政收支理念与行为的“涟漪”，关注院校内部制度、机构、人员、财政等市场化理念与行为所造成的“波动”；二是将学术资本主义视为赢得更高学术地位的手段，关注学术成果与学术声誉之间的关系；三是将学术资本主义视为商业行为，关注专利、技术转让等的标准化、可视化、可量化等指标体系的考量。但无论哪种维度，都不涉及预设的价值判断，这能有效规避价值倾向性对研究结论信效度的削弱效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