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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师学术身份问题成为教育领域的核心议题始于20世纪80年代
，但其研究深度与范围仍显薄弱，在整个国际学术话语体系中的影响力并不明显
。直到身份研究范式的建构主义转向，对教师学术身份的研究才逐渐从量化技术导向逐渐走向质性情感导向，关切教师的自我认同和意义世界
。而本土语境中，教师对“我是谁”的定位更多受到社会结构、国家制度、政治体制的规约，因而其学术身份定位体现出较高的对大学教师“必须或者应当如何”的身份要求，学术身份的建构性和认同性被弱化，教师的社会角色性不断强化。相关研究较少深入个体层面，关照个体在身份重构前后的心理变化和身份体验以及身份调适等，更鲜有从个体维度解读身份危机及身份挣扎语境中的个体主观感悟和客观行动之间内在联系的研究。
对大学教师学术身份的界定，多从个体意义建构与社会结构赋予两个维度展开，且多基于动态建构理论展开，认为大学教师学术身份是处在变化、发展、矛盾、情境中的，因为“结构研究既能揭示外语教师身份认同的存在状态，又能反映身份认同的运动态势”
。与此理论相对的本质主义理论学派的静态大学教师学术身份观则鲜有学者论及。
理查德·温特（Richard Winter）在《学术经理还是学术管理者？高等教育中的学术身份分裂》一文中对学术身份进行了界定，他认为：“学术身份是从事某项专业工作的个人长期拥有的信仰、价值观、动机和经验。”
张静宁则认为，“学术身份是指大学教师对什么是学者，学者应当做什么等问题的认知，即对身为大学教师的权利、义务、职责、使命、道德标准、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的理解”
。由于身份不是一元化和固定的，而是多元和流动的，因此在以下方面存在着不同的期望和话语解读：①大学教师学术身份及身份所具有的权利与义务（如学术人员是自主的专业人员，学者是受管理的雇员）；②整个大学机构的性质和宗旨（如视大学组织为学习和教育的熔炉，视大学为营利性企业）。肯·海兰（Ken Hyland）描述了大学教师是如何在学术圈中构建身份并获得话语权、如何使用圈子话语体系获得学术共同体认可的，他也描述了大学教师是如何与他人、组织在互动和协商中塑造自己身份的。他基于建构主义身份理论，指出新的身份恰当与否的关键在于身份所归属的共同体对该身份接纳程度的高低，认为“学术身份是依托学科语言获得的，是通过不断强调学科属性和学术价值伦理一致性来获得的，这种获得是个体在与群体互动过程中展示个人信息、个人理念以及个人价值的过程”
。吴宗杰也通过对话自我理论对两位英语教师进行分析，对故事叙述中各种关系的梳理揭示了在文化差异、价值多元的全球化时代，英语教师学术身份的变化历程
。
“学术身份就是指作为个体的高校教师在与整个社会环境的意义建构过程中，吸收借鉴其自身所嵌入的关键性学术共同体的影响后，所建构出来的关于自身如何看待高校教师是什么、应该做什么的认识和定位，是关于高校教师的存在方式与意义理解的过程。”
张银霞对处于转型期的大学教师学术身份的内涵进行界定，认为学术身份“具有本体意义上的根本性，作为中介于个体与情境的动态调节机制，学术身份是审视变革脉络中的大学教师及其学术工作际遇的微观视角”
。她从情境性的建构主义视角出发，认为大学教师学术身份是个体对自己作为一名大学教师的、超越时间空间限制的理性认知与定位。王玉晶、程方平则对我国大学教师作为知识分子的学术身份进行分析，从传统的“士农工商”角色定位讲起，认为知识分子是排在首位的身份，承担着社会意义的建构者和法律的解释者的重任，进而论述体制化影响下的大学教师学术身份的专业化和职业化转向
。文灵玲等从大学教师学术身份的“姊妹”专业身份的角度定义了教师专业身份，认为大学教师专业身份是“一个人对自己与其所从事某种专业性工作相关的信念、态度、自我定义和自我概念以及基于该专业获得或拥有的社会地位”
，并从知识属性、国家政策、社会声望等角度论证了大学教师专业身份的特殊性。徐自强等通过对251篇大学章程的文本进行统计分析，探究了在大学内部治理结构中大学教授在学术权力上的身份影响力是如何彰显的。其研究发现：大学教授在整个大学内部治理体系中扮演的是以“正高级职务为主体的多元化诉求的学术委员”
，通过学术委员会发挥学术权力，用“民意选举—大会商定—投票表决”的方式彰显身份影响力。
上述研究从规定性身份和建构性身份的维度界定学术身份的内涵，但存在规定性身份角色化和建构性身份主观化的倾向，将大学教师学术身份识读单向度带入了制度规约或主观体验的泥淖。后续研究应当立足身份建构的二重情境，在政策环境和自我境遇的理性协商中理解学术身份的意蕴，而非对学术身份内涵界定采取非此即彼的零和策略。
关于教师身份性质的研究，有的学者认为教师身份独立性缘起于夏商，身份官方性盛于汉唐，身份社会性始于清末，身份人民性则指向新中国成立；也有研究按照经济形态划分教师身份，认为前工业时代教师并无正式身份，工业化时期教师具有独立职业身份，后工业时期则体现为专业性身份
。同时，有研究对教师称谓的演进进行考究，指出教师先后经历“教官”“教习”“教员”“教师”的称谓变换，体现出教师身份的边界明晰度、结构制约性、专业特色化和文化隐喻性
。在政治视野中的教师则历经“民间私塾教师”“国民教师”“人民教师”的转型，暗含着文化启蒙者向专业成员的转向
。晚清时期，大学教师身份是“官”，是朝廷的代言人和统治意志的执行人；三大改造时期大学教师作为社会知识分子和社会主义建设者的身份得以彰显；改革开放后，大学教师是国家工作人员或公职人员；随着教师作为专业从业人员的呼声愈加强烈，大学教师身份再次转型，变成具有高深知识的专业人员；而在当前知识经济时代，大学教师则可能进一步从专业人员转型为具有学术资本主义倾向的“学术商人”。
钱理群对知识分子的空间位移进行研究，在整个20世纪到21世纪，大学教师身份的发展是复杂且充满艰辛的，始终围绕着“启蒙、学术、民族”等议题孕育着新希望
。容中逵则对普通民众眼中的教师身份的历史演进进行分析，从先秦士子到两汉官员、魏晋族长到科举文人、民国思想与行为的异类再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国家工作人员、大众学者及知识售卖者，体现了不一样的演变历程。“就外在表象来看，经历了一个由支配阶级到支配阶级中的被支配阶级，再到有文化的普通社会民众……的演变过程；就内里本质来看，则经历了一个由自决生成到官方派生，再由半官方派生到自我确证的演变过程”
。张苏从福建师范大学的发展历程切入，以陈宝琛为研究个案，为我们呈现了大学教师身份从知识人到政治人再到经济人的历史流变，并指出当前大学教师学术身份面临“以学术为志业”和“以学术谋生”的价值冲突，应当从伦理道德和知识价值认知层面进行超越
。
叶菊燕对晚清至民国时期、新中国成立之后、改革开放以及教师身份建构的理论进行分析，用案例向我们描述了百年中国教师身份变迁史。其著作围绕着“历史回溯、现实身份以及身份定位归因”展开，从“我是怎么成为一名教师的”到“我为何会成为一名教师”再到“我该怎么建构自己作为教师的身份”
，无不透露出对教师身份的深切关怀。刘云杉对公共精神卫士、人民教师、“又红又专”教师形象、作为灵魂工程师的教师角色进行多视角呈现，为我们了解近现代中国教育事业中教师角色的演进历程提供了丰富且独特的可能性
。
刁彩霞等认为，大学教师学术身份具有个体性标识（人）、社会性标识（公民）以及学术性标识（教师），分别对应经济人身份、政治人身份以及学术人身份，并指出经济人的现实性、政治人的公益性以及学术人的自律性是重建教师学术身份的关键
。闫建璋等认为，大学教师学术身份具有“经济人”“社会人”“道德人”“学术人”四重身份标识，“道德人”身份是贯穿其中的灵魂和关键，是建构其他身份标识底色和应对身份异化的伦理性策略
。朱书卉等则对大学教师传统的“教育者”“研究者”“知识分子”角色的演变历程及影响因素进行梳理归纳，并以此为分析大学教师创业者角色规律的依据，对大学教师作为学术创业者角色的概念、理论归因、角色冲突以及应对策略进行分析，认为大学教师学术创业者角色面临着“角色内教学还是创业的冲突、角色间同化还是抵抗的冲突、角色外理性人与学术人的冲突”
。王全林认为学术身份分为生存性、发展性以及超越性三类，分别对应教学者、学术者以及公共知识分子三种身份。生存性身份和发展性身份，从根本上讲是大学教师的首要身份，应放在一起讨论，而非将教学者与科研者的身份割裂起来。大学是知识组织，注重知识的探究无可争议，但大学也是育人的组织，育人是大学之为大学的两大合法性基础之一，因此教学应当也必须是大学的核心使命
。还有研究者对英国大学教师学术身份变革进行探讨，黄亚婷指出：英国大学教师学术身份正经历深刻变革，“学术人员的身份地位正从专业精英转向知识工人”
，与之相对应的是学院制管理模式向企业制模式转变、学术评价从同行评议向绩效考核倾向转变、身份变革的内驱力由学术价值向经济价值转变。
以社会变迁为研究主线的钟倩、罗光雄则认为：现代大学自诞生起到知识经济时代，经历了“单一职能”阶段、“双重职能”阶段直至“多元职能”阶段，与之相对应的是大学教师的学术身份，也从“知识传授者”到“教学与科研相兼者”到“多元学术身份”，再转变为当下的“学术资本家”身份，大学教师的学术职业在不断分化，导致大学教师的身份不得不在更狭窄和专业的道路上演进
。黄亚婷则以实证方式探究了两所研究型大学的个案教师的身份认同问题，结果发现：大学教师学术身份仍然以适应大学组织和社会外部环境的要求为主，主要包括顺应社会要求和考核需要的“单向度”适应者身份、在不同情境下能随意转换话语体系和应变的“符号性”适应者身份以及难以处理“我想”“我应该”“我可以”之间矛盾的“价值分裂”适应者身份
。
以经济体制为研究主线的学者们认为，我国学术职业的演进围绕从计划经济体制下封闭的单位身份转向市场经济体制下的契约身份这一主线，教师个体的学术工作和学术身份不得不围绕强势的管理主义文化进行重塑以应对环境压力。陈伟认为，大学教师学术身份的变迁有两条主线：一是按照传统大学发展模式进行演变的“商业行会身份、宗教庇护身份、政府公务身份”路线以及现代经济社会逻辑下的“以评聘协调、非升即走、聘任后评价、末位淘汰等为规程的契约化变革”路线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区分这两种变革的优劣，而在于如何规整融合两种模式，使之具有兼容互补性，避免走极端化路线导致身份混乱，以应对当下乃至未来社会对大学教师学术身份的期望与要求。
赵昌木则对欧美大学的教师学术身份建构问题进行探讨，认为大学教师正“由神圣的知识权威走向世俗的知识商人，由传统学究走向现代经济人，由尊崇走向失落”
。加拿大学者托马斯·法雷尔（Thomas S.C.Farrell）在其对教师身份认同的研究中，将教师身份划分为3大类16种，他指出：“从管理者角度看，教师可以是经销商、交流掌控者、信息传递者、知识商人、学习激励者、惩罚执行者等；从专业性的角度看，教师可以是学者、知识分子、学术大师、协同研究者、科学先驱等；从文化性的角度看，教师可以是社会代言人、道德伦理践行者以及文化传承者等”
。琼斯·伊凡（Jones Evans）从参与度上将学术创业者分成三种类型：一是在大学基础教学任务和科研任务之外进行“市场化创业实践”的身份，这时的创业者学术身份就相当于市场中企业的运营实践；二是将“市场化创业实践”视为自身学术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的学术身份，此时的创业者学术身份“包括学者对自己的学术生涯进行规划”
；三是为了参与“市场化创业实践”而损害或放弃大学教师正常教学科研任务的学术身份，此时就丧失了作为大学教师的“身份合法性”，因为“如果某个事物无法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可，他就会遭遇合法性危机”
。在澳大利亚，随着单一的商业价值观和实践渗透到大学组织所有的运作过程中，大学教师学术身份的分歧已经不可避免：一些学术人员仍然坚守在基础研究和教授学生的岗位上，他们仍视大学为培育合格公民的“良心机构”，并未将大学视为一家专注营利性的企业，大学是为整个社会创造和存储、传播文明而存在的
。
欧美大学教师身份是依序演化，历经百年乃至数百年的演进而最终生成三种身份，并且每种身份的生成都预留了身份调适的空间和新身份所需的调整空间。我国现代化大学发展迅速，属于后发赶超型，并且借助行政力量获得规模和质量之跨越式发展，但就身份意识的生成及调适而言，确实缺少思考空间。并且行政力量的渗透，导致这种本就短暂的调适变得更加困难，再加上我国“师道尊严”“勤劳奉献”“兼济天下”之文化传统，更是在伦理道德层面限制着教师合理想象自身身份。
对学术身份属性及其演进历程的探讨表明，学术身份并非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教育情境变迁而动态演进的。学术身份变迁的过程就是教育人不断回应社会发展诉求的过程，教师不断调整身份定位以适应社会转型需要的过程。这意味着，学术与市场的联动将重新引发学术职业变革，塑造新的学术身份观，推动大学教师调适教育信仰和社会发展的距离。因而探讨学术资本主义现实语境中大学教师的生存境遇和职业伦理，既是教师回应社会转型的需要，也是教师持续建构自我意识的要求。
对于当下高教领域的管理主义变革及其对大学教师群体学术身份的影响，多数西方研究者秉持较为负面和批判的态度。他们将这种变革视为对传统学术实践方式的威胁，认为其有碍学术自由，削弱大学教师群体的自尊感和学术共同体精神，导致学术身份危机感。
社会学家C.莱特·米尔斯（Charles Wright Mills）认为科技发展使科学研究陷入狭隘的专业视角和单一的研究范式，创造新知识的璀璨星光已经在当前这群教授身上暗淡了。他将大学教授描述为知识贩子，“他们（指那些大学教授）显然忘记了自己知识创造者的身份，只想将现有的知识以教科书和课堂的方式卖给顾客们（出资以供大学生们读书的父母以及在校就读的大学生）。从教的角度看，教师的身份确实沦为单纯的批发商了，他们（大学教师们）学术强、声望高，就掌握了批发主动权，年轻一点的就只能为这群核心商人打工。但就整体而言，所有人（所有大学教师，也包括年轻教师）都将知识视为换取利益的资本，都通过运作知识，成为别人眼中的商人、顾客等”
。当然，也有研究者认为市场化变革为大学教师重新审视、定位和塑造自我提供了契机，能使他们的学术身份更具丰富性和多样性。如汉克尔（M.Henkel）在考察20世纪后半段英国社会、政治和经济变革的基础上发现：学术身份的结构仍然保持着惊人的稳定性
，并未随着新管理主义和学术资本化浪潮而产生根本性动摇。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在《学术与政治》中略带戏谑地指出：“美国的年轻人，除了他个人感兴趣的成就，对于无论什么人，无论什么传统和什么官职，概无敬重可言……美国人对站在自己面前的教师观念是，他卖给我他的学问和方法，为的是赚我父亲的钱，就像菜市场的女商贩向我母亲兜售卷心菜一样。”
更有人认为大学教师是“悲观主义者”，面对市场化的学术工作环境，这些“悲观的学者”显得束手无策
。在这些“被遗弃的人”看来，过于注重商业、技术和排名成绩等是具有偏执竞争意味的竞赛，会使研究者自身的学术习惯被打乱，甚至出现“破罐子破摔”的局面。
大学正遭到大众“愤世嫉俗”的攻击。尽管大学组织存在效率低下和业绩不佳的问题，但用市场管理模式来解决这些问题是不恰当的，甚至可以说将知识视为商品或产品是错误的。学生不是顾客，也并不总是知道什么知识对自己最有意义；大学不是高等教育期刊量化和效益至上的“结合场所”
。大学教师的身份随着创业型大学的诞生与发展、学术商业性质的衍生企业的创建、学科共同体的影响力下降以及大学教师学术评价与晋升制度的变革而发生巨变：这些转变削减了学术自主空间，甚至在这些转变逐渐在大学生根发芽时动摇了数百年来大学民主的根基
。大学在寻求资金的过程中，更多的企业家精神不仅会极大地侵蚀工作满意度，而且会严重破坏高质量的教育体系。大多数情况下，这是以内容的形式——根除批判性分析来降低课程质量的做法，这种做法会吸引来那些被商业驱动的消费者们。当学术工作围绕“违反传统学术价值观”的价值观和利益重新组织时，学术身份中的分裂就会显现出来
。
吴康宁认为：“当教师确认社会支配价值取向不符时代要求、不利于学生发展时，他就不能再充当社会代表者了，而应扮演批判者、抵制者以及相应的革新者的角色。”
靳玉乐等则担忧地指出：“消费文化将导致教师社会形象的庸俗化、角色定位的边缘化、专业权力的虚化以及建构基础的碎片化。”
仲彦鹏则用“学术锦标赛”形容大学教师的学术研究境遇，认为“大学学术锦标赛造成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间的冲突，使大学教师学术身份呈现重视科研的一边倒局面，功利学术取向下的学术失范严重以及重视应用学科的研究而轻视人文学科的探索”
。
社会转型、大学办学市场化、管理行政化以及考核指标化等因素，导致当前大学教师学术身份异化。“社会转型导致大学教师身份认同焦虑性、行政管理模式弱化了大学教师身份归属感、量化考核体系加剧了大学教师学术身份的功利性”
，使大学教师难以找回身份认同的价值。苏永建对中国学术职业发展的三种逻辑进行分析，认为大学教师学术身份的建构受三大逻辑制约，分别是以“行政化”为核心特征的政治逻辑、以“收益性”为核心特征的经济逻辑以及以“知识性”为核心特征的学术逻辑。但是中国大学“知识性”学术逻辑存在“先天不足”，再加上经济逻辑和政治逻辑的“步步紧逼”，使中国大学教师学术身份定位被遮蔽
。
上述研究从社会环境、制度改革和院校治理以及学术价值观的维度上呈现了大学教师学术身份所面临的困境。这些困境是在大学教师谋求发展与谋求稳定的冲突中产生的，大学教师消解困境时的心态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什么因素在调节身份冲突中发挥作用，都有待深入研究。
目前对大学教师学术身份异化的纠偏模式的探讨，主要体现为两种思路：一种是由外而内的思路，试图借助政策优化、制度强化和环境创设等外部要素来保障学术职业良性发展；另一种是由内而外的思路，试图通过重塑教师学术伦理、激发教师身份认同感和强化教师组织归属感等内部要素来克服学术身份异化危机。前者以外部诉求内部化为主，体现出学术身份建构的结构属性；后者以内部诉求扩散化为主，体现出学术身份建构的认同属性。
在第一种思路中，应对大学教师学术身份危机以国家层面制定优化学术职业良性发展的政策和院校层面强化学术事务管理制度为主，以学术共同体层面形成学术共同体价值共识为辅。譬如：全面深化“放管服”改革，保障大学的办学自主性和学术自治权，适度“撤回权力”，增强大学的办学服务意识，尊重人才培养规律，释放大学办学活力，激活教师潜心教书育人的能动性；对科研诚信和失信惩戒制度进行探索，制定全国范围内通行的学术腐败或造假行为的一票否决制度
，通过设置学术研究红线的方式规避学术职业异化危机；依托教育部《关于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师德师风建设的意见》对高校教师师德师风进行规范，在政策高度对大学教师立德树人的根本身份定位进行巩固强化；依托《促进科技成果转化法》和鼓励大学创新创业的政策来优化学术创业的政策空间
，并借助学术创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来确保学术资本转化方向、内容、方式与效果的正向性等。
而在院校层面，大学应注重优化改进学术制度的顶层设计，并调整创新科研评价指标体系，引导大学教师的科研动机与规范其科研行为，对科研经费支出、管理和评价等进行分类化处理，提供大学教师潜心科研和静心育人的制度空间
；创新学术创业管理体系，通过创办学术创业责任审查中心，对学术成果转化的伦理风险、市场风险和声誉风险等进行理性评估
；释放学术基层组织的活力，充分扩大基层学术成员的学术话语权，增强学术职业的自主独立性；重塑学术共同体的价值共识，确保学术活动始终处于学术共同体价值认同和行为规范的体系内，以共同体认可的学术规范纠正学术身份异化造成的危害
。
这种思路预设制度强制性和结构规定性在重塑学术职业发展图景
、纠正学术身份异化过程中具有关键性作用，注重由外而内的强制性力量在扭转学术身份异化过程中的不可逾越性。这种立场也契合了新制度主义学派强调以“制度”作为解释和解决社会问题的价值倾向
。不过这种预设制度强制性和规范性作为矫正学术身份异化的思路，确实存在某种窄化制度内涵的倾向，存在忽视文化观念性制度约束力的危险。制度的生成性机制暗喻了制度可以经由约定成俗的风俗习惯和文化传统而自然生成，也可以依托政治或权力体系的强制性而人为生成。这种模式提供了从制度维度矫正学术身份被资本逻辑侵蚀的可行思路，具有优化大学教师学术职业发展图景的方法论意义。
第二种思路则强调借助学术理想的再确认、学术传统的再强调和学术精神的再塑造等方式来唤醒大学教师从事学术事务的坚定信仰，借助文化认同的力量巩固学术志业的价值根基。这种观点预设文化在培育价值认同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乔治·拉雷恩（Jorge Larrain）认为：“差异化身份诉求间的交流碰撞中都蕴含着观念、价值观、行为模式的不对称性，身份建构或解构的根源就在于此。”
“文化意义上的身份源自集体性的文化基因，这种基因伴随着社会变革而不断融合重组，文化身份也就具有了动态性特质。”
“它（文化）生成身份，或者至少是某种特定身份的认同培育者。”
因而，重塑为知识而知识的学术价值观也就具备了消解为金钱而学术的价值观的能力，“学术志业精神划定了学术职业与世俗职业的价值界限，规定了作为学者的求知育人的身份底色，提供了谨慎审视学术市场化不断侵蚀学术动机的精神屏障”
。以学术为业的人，不会因其他人借助学术优势争取商业利益或技术专利，或者获得优渥的生活条件或管理更加富有成效而丧失学术底线
。有学者强调，“重建资本破坏的学术秩序、重构学术职业发展方向的关键，在于恪守公共知识分子精神、保持学术独立人格、秉承批判价值观、聚焦立德树人目标”
，这样才能扭转学术功利化对教师形象的侵蚀。还有学者强调学者应保持“精神性自我”
的高贵品性，超越庸俗物化价值观的束缚，将学术传统置于暗夜灯塔的高度，在上下求索的道路上前行。
阎光才也认为，借助学术伦理认同的力量扭转资本力量对学术职业的异化，具有治本效果，教师兼具制度赋予性和文化生成性，但制度的强制性只能提供教师理解和践行自我定位的外部语境，而生命意义的追寻和自我存在的超越则提供了教师依据心灵呼唤而行动的文化生境
。基于此观点，帮助教师在身份丛林中确立教书育人的主身份以调节其他身份诉求
，“培育大学教师探索、选择、传递和批判知识的惯习”
，通过增强大学教师的学术职业荣誉感和学术热情以规避其学术动机异化
，也就很好理解了。
尽管从学术职业认同感培育的角度矫正学术身份异化问题切中了身份建构的自主能动性问题，但作为预设价值共识的学术职业认同仍然有被大众文化和教育传统所裹挟或束缚的危险。也就是说，借助学术职业认同来纠正资本逻辑对学术逻辑的异化，必须确保学术志业的价值共识建立在教师发自内心地理解、认可和赞赏甚至憧憬学术理想的基础上，否则这种尝试仍然是徒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