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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剑和李崇光（2003）认为，国外农产品流通研究是从营销渠道（marketing channel）角度进行研究的，日本流通研究也是从营销渠道进行研究的，但欧美地区对农产品流通也有从物流、供应链角度进行研究的 ［27］ 。
依托于农业标准化的发展趋势，菲利普斯（Phillips，2002）提出了产品导向的农产品营销渠道的概念，阐述了在公司层面和特定农业区域差异化农产品营销渠道建立的战略意义 ［28］ 。卡纳万等（Canavan，et al.，2007）研究了互联网作为爱尔兰特色农产品营销渠道的可能性。该研究发现，特色农产品消费者能够在线上购物过程中获得更多的便利和多样性选择，互联网已经成为高价值商品、礼品包装产品以及具有消费体验产品的重要销售渠道。对于大多数农产品生产者而言，互联网可以补充其他营销渠道。在美国，农场发展趋势分析主要依赖于农场调查、“跟随”调查和农业资源管理调查（ARMS），这些方法在提供农场信息时受到很大的限制 ［29］ 。胡特和马特森（Hunt ＆ Matteson，2012）首先引入了USDA数据搜集系统来追踪农产品营销渠道的多样化信息。研究结果表明，在 2012 年以及 2017 年农场普查中，USDA数据搜集系统的引入可以提高农场层面和行业层面对营销渠道的观察能力，比跟踪当地和区域粮食系统更加精确 ［30］ 。克里斯滕森（Christensen，2017）针对美国本地的农产品采购和销售情况，研究了本地采购市场的业务绩效差异，特别是市场对劳动力分配和销售的影响。他通过引入二维固定效应模型，量化了农场属性对市场渠道盈利能力的影响 ［31］ 。卡卡提和查克拉博蒂（Kakati ＆ Chakraborty，2017）引入改进营销指数和Shepherd指数对印度农产品营销渠道进行分析，重点评估了三个传统农业营销渠道（当地代理商、小型和大型面粉厂、批发商和零售商）的效率 ［32］ 。
农产品供应链管理和物流，在减少水果和蔬菜的浪费、最大限度地降低商业成本和提高盈利能力等方面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已成为近年来的研究热点。在农产品供应链中，新鲜农产品是该行业最具活力的领域之一。瓦伦苏埃拉（Valenzuela，2008）提出了一个管理新鲜农产品供应链的规划框架。该研究将整体规划问题分为战术和运营两个阶段。该研究的贡献是根据新鲜农产品的战术和运营规划开发一个综合的分层规划系统。该规划系统采用运营研究模型来规划高度易腐烂的产品，如番茄和青椒 ［33］ 。诺拉萨拉里和哈拉德（Narasalagi ＆ Hegade，2013）在对印度市场传统供应链、合作供应链和现代供应链进行研究后发现，传统供应链形式的营销成本最高，而净回报率最高的是合作零售形式，现代供应链形式的营销效率指数是最高的。对比班加罗尔蔬菜营销中的供应链管理，他们发现现代供应链的营销成本最低，价格最低，其次是合作和传统供应链 ［34］ 。伊斯拉姆和霍克（Islam ＆ Hoque，2017）提出了一种供应商—制造商—零售商联合经济模型下的农产品供应链。该研究开发了一个三层供应链模型，包括单一季节性供应商、单一制造商和多个零售商 ［35］ 。穆恩和撒哈（Moon ＆ Saha，2018）研究了新鲜农产品供应链中的投资和协调决策，并引入公平指数的影响来分析相应的结果。他们通过比较三个集中情景中的供应链利润，发现联合投资始终是供应链成员的最佳选择 ［36］ 。
20 世纪 90 年代初期，关于农户参与市场的研究没有充分描述个体农户对市场的选择，并且通常认为农户的战略行为是相对同质的。农场管理学科并不强调农户参与市场的营销行为。企业管理非常重视个体企业的营销和战略活动。麦克利、马丁和兹瓦特（Mcleay，Martin ＆ Zwart，1996）发现针对农业战略群体研究的重要性，但只有少数学者对农户个体层面的战略群体进行了研究 ［37］ 。麦克利、托民和布鲁斯（Mcleay，Tony ＆ Bruce，1998）调查了农户参与市场营销渠道结构和个体企业选择决策行为，探讨了农户的何种销售交易形式会占据主导地位，各个公司的营销能力如何影响农户选择的问题 ［38］ 。沃尔尼和泽勒（Wollni ＆ Zeller，2006）基于国际咖啡市场的数据，试图研究决定农户参与专业市场的因素以及农户充分参与市场的行为是否会导致农产品价格上涨。他们用两阶段模型分析农户的营销决策及受到价格的影响 ［39］ 。希金斯（Higgins，2009）分析了英、美两国逐渐兴起的一种农户参与市场的新兴模式——“农户市场”，即农户面向消费者直接销售其农产品。他们研究发现，越来越多的消费者更愿意直接从生产者那里购买当地食品，农户市场正在替代超市成为大规模生产食品的提供者，并被许多消费者视为一种更安全、更环保的购买食品的方式 ［40］ 。尼威格等（Nwigwe，et al.，2009）调查了影响尼日利亚农户参与山药市场的因素，采用基本的Probit和Tobit计量经济模型，确定了农户的社会经济和人口特征、生产量、消费量、销售量以及农户对各种市场选择行为，定量分析了影响市场参与的因素，并确定农户面临的主要制约因素。他们的研究结果表明，获取市场信息、推广人员联系、运输成本、农场规模和获得信贷设施是影响农户参与市场的主要因素 ［41］ 。迈克尔逊（Michelson，2012）分析了 2000—2008 年尼加拉瓜大型企业零售与农户之间的合同关系，并估算了参与这一新市场对农户家庭收入和生产性资产投资的影响 ［42］ 。蒙特拉（Montri，2012）针对低收入城市地区农民参与市场进行了专题研究，结果表明，低收入城市地区的小型（早期）农民市场需要复杂的管理形式，以实现平衡和多样化的产品组合 ［43］ 。阿布等（Abu，et al.，2016）在研究小农户参与市场的研究中同时考虑了模型参与和市场选择，通过使用样本选择性概率模型研究加纳小农的市场参与情况 ［44］ 。
沃德（Ward，2012）通过分析泰国北部的两个多功能合作社，从农民的角度评估了泰国合作社的绩效。其研究结果表明，泰国的合作社有可能改善市场表现。该研究发现，合作社和批发商在同一市场竞争中，本地农民可能是最好的服务对象，合作社为农民的利益提供服务，批发商可以提高市场的效率或生产力。在经济地理学中，对新兴农业边疆地区的解释主要有两个理论视角，即土地租金理论和政治经济学 ［45］ 。杰普森（Jepson，2006）创新性地应用新制度经济学的概念来协调这些模型，从而推动了研究进程 ［46］ 。伯纳德和斯皮尔曼（Bernard ＆ Spielman，2009）首次提出了农村生产者组织（RPOs）的包容性概念，研究了农村生产者组织的市场营销绩效与包容性之间的关系，并揭示它们之间相互影响的规律 ［47］ 。伯纳德（Bernard，2010）利用埃塞俄比亚农户的经验作为案例进行研究。他发现，农村生产者组织确实增加了农民在市场销售中获得的利润，但受益者往往不是最贫穷的农户。发展中国家的小规模农业生产者正面临着与市场自由化、全球化以及对农产品越来越严格的质量和安全要求相关的新机遇和挑战，使小规模农户更难进入市场 ［48］ 。卡萨姆等（Kassam，et al.，2011）研究发现，通过参与农民组织（FOs）的集体行动可以提供有效的市场参与机制，帮助小规模农户克服这些挑战，促进和影响现代市场链和贸易 ［49］ 。德斯拉瓦（DeSalva，2012）研究发现，农业合作社可以帮助农户进入食品供应商市场 ［50］ 。有研究者（Alho，2015）利用生产者组织结构的异质性来研究现代农业合作社成员对农民的重要性。其调查数据包括 682 家畜牧业合作社的芬兰农业生产者，分析了合作社成员的主观价值以及与交易成本效益的关系。其研究结果表明，稳定的市场渠道仍然是生产者认为来自合作社成员的最重要的利益 ［51］ 。塔德赛和凯西（Tadesse ＆ Kassie，2017）首次提出了衡量集体行动中信任和承诺的理论，并进行了实证研究。其结果表明，在外部帮助下建立的农村组织，如非洲的农业合作社，很难赢得现有和潜在成员的信任 ［52］ 。
对流通现代化的研究，除研究基本概念与内容外，着重于流通现代化评价研究。代表性的评价研究有宋则和张弘（2003）设计了 11 个系统、50 个一级指标的中国流通现代化综合评价指标体系 ［12］ 。李飞（2003）、李飞和刘明葳（2005）构建了一个有三级子系统的商品流通现代化的评价指标体系 ［53］［54］ 。姚红（2005）从流通环境、流通地位、流通贡献、流通绩效、流通市场结构五个方面构建了流通现代化的评价指标体系 ［55］ 。学者们还开展了丰富且深入的结合中国国情的不同领域的流通现代化研究。
（1）农产品流通现代化发展模式研究。文启湘（2003）提出了现代化农产品流通组织体系模式的内涵 ［56］ 。刘芳（2008）提出了农产品流通现代化有集中发展、电子商务、农工贸一体化、农村现代化合作和区域专业化等发展模式 ［57］ 。全新顺和吴宜（2009）表明农产品流通现代化模式是通过产销一体化，带动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和城市需求对接，实现农村市场与城市市场协同发展 ［58］ 。王岳含（2016）探讨了我国农产品现代化流通模式构建问题 ［59］ 。齐艳和贾晋（2016）研究了国内外农产品流通现代化模式 ［60］ 。
（2）农产品流通现代化发展路径研究。纪良纲（2006）认为，农产品流通现代化应重点解决农产品市场建设、农产品价格形成机制、农产品流通宏观调控三个层面的问题 ［61］ 。赵显人（2009）认为实现农产品流通现代化的主要措施和方向是加快批发市场的升级改造、创新经营方式、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等 ［62］ 。胡永仕、王健（2009）提出了农产品流通现代化的路径选择 ［15］ 。李连英、李崇光（2012）在分析中国特色农产品流通现代化主要问题的基础上，提出了加快农产品流通组织化程度等对策 ［63］ 。胡瑜杰（2018）探析了新零售背景下农产品流通现代化的升级路径 ［64］ 。
（3）农产品流通现代化评价的研究。张江华、朱道立（2006）参考宋则和张弘的指标体系，利用相关性统计检验方法，提出了农村商品流通现代化评价体系的基本框架 ［65］ 。涂洪波（2012）构建了我国 31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产品流通现代化评价指标体系 ［66］ 。涂洪波（2013）比较分析了中国、美国、日本、法国农产品流通现代化的关键指标 ［67］ 。王伟新、祈春节（2013）在构建农产品流通现代化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运用综合评价法和熵值法，测算了我国农产品流通现代化发展水平 ［68］ 。涂洪波、赵晓飞、孙剑（2014）模糊综合评价了我国农产品流通现代化 ［69］ 水平。涂洪波、李崇光、孙剑（2013）基于 2009 年省域的数据对我国农产品流通现代化水平进行实证研究，并对我国 27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09 年农产品流通现代化水平进行了测算与排序 ［70］ 。2016 年，学习出版社出版的李崇光等的著作《中国农产品流通现代化研究》全面研究了我国农产品流通现代化问题 ［71］ 。周丹、杨晓玉、姜鹏（2016）基于 2000—2014 年度省际面板数据，测度与实证研究我国重要农产品流通现代化水平 ［72］ 。
（1）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的研究。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的研究主要集中研究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的构成、目标、战略、思路、对策以及水平评价等 ［73-93］ （王杜春，2007；丁俊发，2009；杨春梅、郑继兴，2010；孙前进，2011；黄国雄，2011；宋则，2011；王晓红，2011；徐从才、唐成伟，2012；田野、赵晓飞，2012；张晓林、罗永泰，2012；王德章、周丹，2013；刘天军、胡华平、朱玉青等，2013；王丽颖、陈丽华，2013；张梅，2014；薛建强，2014；翟永平，2015；陈金龙、李思庚，2016；李玉梅，2017；郑琛誉、李先国、张新圣，2018；李丽、刘敬圆、刘文芳，2019；周丹、杨晓玉，2020）。
（2）农产品流通渠道的研究。关于农产品流通渠道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如下：郭崇义等（2009）提出以实力强的流通主体为核心建立六种渠道模式 ［94］ 。赵剑（2010）表示批发市场可能成为未来蔬菜流通渠道的主导方式 ［95］ 。杨青松（2011）认为，农产品流通模式应是批发市场模式和“农超对接”模式的并存 ［96］ 。赵晓飞、李崇光（2012）研究了农产品流通渠道变革的演进规律、动力机制与发展趋势 ［97］ 。侯建昀、霍学喜（2015）研究了高价值农产品流通渠道的关键问题与政策导向 ［98］ 。刘鹏（2017）探究了鲜活农产品物联网流通渠道发展 ［99］ 。卢奇、洪涛、张建设（2017）研究了我国特色农产品现代流通渠道特征及优化 ［100］ 。赵大伟、景爱萍、陈建梅（2019）探讨了中国农产品流通渠道变革动力机制与政策导向 ［101］ 。王春娟、赖阳（2020）通过构建演化博弈模型，揭示农产品流通渠道变迁演化机制、路径以及条件 ［102］ 。
（3）农产品流通效率的研究。关于农产品流通效率内涵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如下：李骏阳、余鹏（2009）认为，流通效率应包括流通成本和流通速度两层含义 ［103］ 。洪涛（2012）认为，流通效率具有单位时间内实现的商品价值与所耗费成本之比等多层次含义 ［104］ 。郭守亭等（2013）从市场、企业、资本和人员四个方面定义流通体系综合效率 ［105］ 。寇荣、谭向勇（2008）认为，流通环节各主体的经营效率及其相互间的合作效率影响整体流通体系效率 ［106］ 。张磊等（2011）认为，流通体系的运作效率就是农产品流通效率 ［107］ 。关于农产品流通效率指标体系构建与评价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如下：孙剑（2011）指出，农产品流通效率由农产品流通速度、规模和效益三大类共 12 项指标构成 ［108］ 。赵峰（2011）梳理出质量、速度和经济三方面流通效率评价指标 ［109］ 。吕丹（2013）运用层次分析对影响农产品流通效率的各指标进行赋权，并采用模糊评价方法衡量各指标影响力的大小 ［110］ 。王仁祥、孔德树（2014）建立了农产品流通业从业人员数量和流通资本存量两个投入指标 ［111］ 。陈金波、戴化勇（2014）利用因子分析提取农产品流通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的公因子，采用相关分析法确定农产品流通效率的影响因素 ［112］ 。汪旭晖、文静怡（2015）运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分析了我国农产品物流效率的区域差异 ［113］ 。周峻岗、尚杰（2015）构建了适用于不同流通模式的农产品流通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114］ 。陈耀庭等（2015）运用流通成本、流通费用率、生产者分得比率三项指标，评价不同模式下的农产品流通效率 ［115］ 。李燕京（2015）从市场、运作和消费者层面构建农产品流通效率指标体系 ［116］ 。王娜、张磊（2016）构建了系统的农产品流通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117］ 。张永强等（2017）从速度、规模、成本和效益四个方面构建评价指标 ［118］ 。李专、于爱淼（2016）采用随机前沿分析方法从全国和省域层面测量农产品流通效率 ［119］ 。欧阳小迅和黄福华（2011）、崔振洪（2013）、黄桂红和张丽亚（2015）运用数据包络分析的相关理论与方法对农产品流通效率问题进行了研究 ［120］［121］［122］ 。李靓、穆月英（2017）基于微观农户视角的DEA-Tobit模型，比较批发市场主导模式下不同渠道蔬菜流通效率 ［123］ 。关于农产品流通效率影响因素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如下：杨宝宏、郭纪莲、魏国辰（2009）认为，生鲜农产品供应链中的物流、商流和信息流的通畅程度对其流通效率存在一定的影响 ［124］ 。胡强仁（2011）指出，影响农产品流通的因素有政策环境、农业经济现状、基础设施、市场信息化及科技化水平 ［125］ 。欧阳小迅、黄福华（2011）认为，农产品物流基础设施对流通效率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 ［120］ 。龚梦、祈春节（2012）基于供应链理论的视角，探讨了我国农产品流通效率的制约因素及突破点 ［126］ 。
（4）农村电子商务研究。学者们从不同视角对农村电子商务进行了研究。关于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影响因素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如下：杨燕、王伟（2011）认为，目前阻碍我国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最大绊脚石是缺少政府引导促进的发展机制和有效稳定的体系 ［127］ 。杨会全（2014）认为，推动农村电子商务发展的内在力量，也是最主要的助推力，是农民创新和农村企业创新 ［128］ 。穆燕鸿（2016）研究了影响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五大因素之间的关系 ［129］ 。关于农村电子商务发展模式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如下：姚庆荣（2016）认为，自上而下式、自下而上式的发展模式是我国农村电子商务的主要发展模式 ［130］ 。章薇婷、翁庆华、韩萌（2016）认为，遂昌模式兼具自上而下式与自下而上式，最主要还是依靠市场与农民自发性发展 ［131］ 。穆燕鸿、王杜春（2016）比较分析了沙集模式、遂昌模式、成县模式、通榆模式四种农村电子商务模式 ［132］ 。关于农村电子商务发展对策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如下：谢天成、施祖麟（2016）认为，应通过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加快推进农产品上行、加强对农村的金融扶持等途径，解决农村电子商务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133］ 。丁明华（2016）认为，政府应从硬件和软件两方面着手，发展农村电子商务 ［134］ 。关于农村电商物流配送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如下：武晓钊（2016）提出，通过建设市、县、镇、村四级物流配送运营服务体系，推动农村电子商务发展 ［135］ 。范林榜（2016）认为，解决农村电商物流配送难题，首先应当解决的是农村基础设施薄弱的问题 ［136］ 。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相对于传统小规模家庭经营农户而言的。国外的学者主要对家庭农场和合作社进行了研究，国内学者则从比较视角，将其界定为基于传统小规模、半自给的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经济组织。关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如下：黄祖辉、俞宁（2010）认为，我国农业经营主体已经完成由相对同质性的家庭经营农户占主导的格局，向多类型经营主体并存的格局转变 ［137］ 。陈锡文（2013）提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必须坚持以家庭经营为基础、多种形式共同发展的经营模式 ［138］ 。张照新、赵海（2013）表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具有较大经营规模、较好物质装备条件和经营管理能力的特点 ［139］ 。孔祥智（2014）认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是指近年来通过土地流转形成的、直接从事第一产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农业经济组织 ［140］ 。陈晓华（2014）认为，新型农业经营是建立在家庭承包经营基础之上，从事专业化、集约化生产经营，且组织化、社会化程度较高的现代农业生产经营组织形式 ［141］ 。宋洪远、吴比（2018）在分散的小规模农业生产格局的基础上，构建了契合中国农村发展实际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 ［142］ 。
（1）家庭农场、种养大户研究。家庭农场在国内兴起时间较晚，但在国外一些国家早已盛行，且研究较为深入。恰亚耶夫（Chayanov，1931，1932）认为，农业发展应走以农民家庭农场为主体的合作制道路 ［143］ 。曼恩和迪金森（Mann ＆ Dickinson，1978）认为，农产品的保鲜性、劳动的灵活性、劳动力的雇佣、固定资产的利用以及利润性等外部因素造就了家庭农场的存在及持续发展 ［144］ 。加森和埃林顿（Gasson ＆ Errington，1993）认为，家庭农场是所有者和经营者相统一的经营单位，所有权、管理权会不断地进行代际传承 ［145］ 。尤费尔德（Djurfeldt，1996）认为，家庭农场是生产、消费、亲属三种关系单元的集合体 ［146］ 。里德（Reid，2004）认为，家庭农场发展必须依赖于家庭成员，农场的代际传承对家庭农场的发展至关重要 ［147］ 。克苏斯（Calus，2008）认为，家庭农场的资产总额对家庭农场的顺利传承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148］ 。伯雷茨和瑞吉特（Borec ＆ Rejetal，2013）指出，家庭农场经营者的继承意味着上一代会将农场经营综合知识、专业知识、管理经验、生产技能、农场所有权及农场经营权传递给下一代 ［149］ 。
2013 年，中央首次提出“家庭农场”的概念。关于家庭农场的研究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当时，学术界广泛引入国外“家庭农场”的概念，认为其是一种制度创新，优于传统“大包干”生产模式。当时所谓的家庭农场主要是指以家庭成员为生产主体的国营农场，与当今家庭农场的定义并不一致。关于家庭农场的代表性研究成果如下：王刚和金广明（1984） ［150］ 、李惠安（1984） ［151］ 、王贞良等（1984） ［152］ 。林毅夫（1994）认为，家庭农场具有显著优势，解决了农业生产中的监督和激励问题 ［153］ 。
2000 年以后，家庭农场发展多元化，研究日渐增多。较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如下：印堃华等（2001）、陈纪平（2008）、王铁和寇垠（2013）、伍开群（2014）、杨成林（2014）、王振等（2017） ［154］-［159］ 。其主要观点如下：我国现代农业发展应建立能适应现代化、专业化、集约化经营的自主决策、自负盈亏的家庭农场 ［154］ （印堃华等，2001）；农村家庭农场制度变迁的内在动因是规模经营、技术进步、专业分工，而农村家庭追求外部效益是家庭农场制度变迁的外在动因 ［157］ （伍开群，2014）；家庭农场的兴起最关键的原因是国营农场制度效率低下 ［158］ （杨成林，2014）。
（2）农民专业合作社研究。合作思想及合作社最早起源于欧洲。1844年，第一个世界公认的合作社——罗虚代尔公平先锋社在英国成立。马克思、恩格斯（1866）提出把合作社作为经济过渡的中间环节，又有自己“特殊利益”的经济组织 ［160］ 。列宁（1923）强调通过合作社把农民组织起来，把农民的私人利益、私人买卖利益与国家利益相结合 ［161］ 。
早期合作社经济研究源于美国，以埃米利亚诺夫（Emelianoff，1942）的著作《合作经济理论》和恩克（Enke，1945）的论文《消费合作社与经济效率》为标志 ［162］ 。20 世纪 70 年代以后，合作社理论研究重点集中在不同市场条件下合作社的产量与价格决策和合作社的市场绩效。库克（Cook，1995） ［163］ 、富尔顿（Fulton，1995） ［164］ 、哈里斯·史蒂芬森（Harris ＆ Stefanson，1996） ［165］ 分析了新一代合作社的制度变迁、制度特征及其制度绩效。
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之前，我国学者对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就有研究。20世纪 80 年代之后，学者们对农民专业合作社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代表性的研究者有侯立平（2006）、徐旭初（2008）、温铁军（2013）、秦愚（2013）、沈红梅和霍有光（2014）、黄金秋和史顺超（2018）、任大鹏和赵鑫（2019）等 ［166］-［172］ 。陆林、刘烊铭（2020）系统地梳理了 1999—2019 年农民专业合作社研究的演进路径和热点前沿 ［173］ 。
（3）农业龙头企业研究。在国外，农业龙头企业一般是指农业综合企业。农业龙头企业是带动农民、整合农业资源、实现农业生产要素向经济利润转换的重要组织形态。国内学者对农业龙头企业的相关研究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地位和作用研究。韦公远（1998）、周元和（2004）认为，农业产业龙头企业应在带动农户走入市场、引导农户生产、对农产品进行精深加工、提升农业产业竞争力等方面起示范和辐射作用 ［174］［175］ 。二是农业龙头企业发展与政府的关系。曹利群、周立群（2001）从信息经济学的角度，分析政府应该对农业龙头企业进行政策扶持的必要性 ［176］ 。李晓峰、翁贞林、徐峰（2012）结合实证数据分析了政府不同的扶持政策对企业发展的影响作用 ［177］ 。三是农业龙头企业的企业绩效评价。杨印生、张充（2019）采用因子分析等实证研究方法，运用较常规的财务指标对农业上市公司的绩效进行实证分析 ［178］ 。我国龙头企业的整体绩效不高，两极分化较严重，盈利水平较低 ［179］［180］ （王怀明、史晓明，2010；刘克春，2012）。王丽明、王玉斌（2015）运用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数据，采用DEA-Tobit模型测度粮食类龙头企业效率 ［181］ 。张明林、文丽清（2016）采用DEA-Tobit两步法来研究扶持政策对绿色食品农业龙头企业的生产效率的影响 ［182］ 。朱红根（2018）从新制度经济学的视角，提出绿色创业行为有助于提高农业龙头企业绩效的理论假设 ［183］ 。
国内外学者在商品流通、农产品流通和农产品流通现代化等相关领域取得了较为丰富的研究成果。首先，国内外学者在农产品流通理论、农产品流通渠道、农产品流通效率、农产品流通现代化评价体系等多方面已经取得突破性进展，为进一步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其次，众多学者对国内外不同的农产品流通模式和体系等进行了对比研究，为构建及完善我国农产品流通体系提供了经验。最后，国内外学者在农产品流通体系构建、农产品流通渠道、农产品流通效率评价、农产品流通现代化评价以及电子商务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实证研究，尤其是李崇光教授团队在农产品流通现代化研究方面取得的成果，为本书的研究提供了大量可供借鉴的思路与方法。
已有研究在取得丰富的成果同时，也存在一些不足，宏观层面的研究较多，微观层面的研究较少，尤其是基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的研究较少，更缺乏基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研究农产品流通现代化的成果。首先，关于三峡库区的相关研究中，研究经济发展战略、区域经济合作和经济一体化的文献居多。三峡库区的农产品流通对库区农业经济发展与安稳致富有重要影响，目前还没有文献综合分析三峡库区的农产品流通效率、流通体系和农产品流通现代化问题。其次，现有文献对农产品现代流通体系建立、农产品流通效率评价、农产品流通现代化评价以及电子商务对农产品流通现代化的影响等方面的研究还不够全面和深入，大多数是从宏观的角度，使用一些代理变量对地区的农产品流通进行研究，从微观角度对农产品流通现代化定量测度研究不够。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在农产品流通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基于新型农业经营主体视角来分析三峡库区特殊地理区域的农产品流通现代化的实证研究仍为空白。最后，鲜有学者从空间关联的角度对农产品流通现代化进行分析。地区的农产品流通现代化是一个与周围其他地区相互关联、相互协作的过程，要素的相互补充和农业生产相互合作是农产品流通现代化水平持续发展的关键。因此，针对农产品流通现代化的空间研究很有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