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世界人口的不断增长，以及人类为满足自身不断上升的需求而对自然资源进行的大肆开采，给世界资源基础带来了压力，并危害了生态系统的可持续性。资源利用和可持续投资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Man and the Biosphere， MAB）计划提出的一个概念，旨在探讨自然资源的利用以及对资源利用的投资所涉及的诸多问题。公共部门或私营部门对资源利用的投资应考虑提高对有限资源的保护力度和发展前景。因此，本书主要从环境、社会、经济和治理等角度来探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资源利用与可持续投资。本书的第一和第二项研究（第 3 章和第 4 章）通过介绍环境、社会、经济和治理等方面对海外投资决策所起的作用，解释了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采取的可持续投资的概念。本书的第三项研究（第 5 章）解释了自然资源可持续利用的概念。这三项研究是互相关联的，旨在通过建立可持续性模式，提升中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稳健性与有效回报。由于各种解释变量的数据可用性相异，这三项研究的数据样本（国家）在使用的解释变量方面有所不同。对于研究中使用的解释变量，某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数据未更新，每项研究的“数据选择”部分均说明了具体原因。我们对第 3 章、第 4 章和第 5 章中提到的主题进行了实证研究。这三项相互关联的研究可为专家学者提供参考，并拓宽政府、企业等组织中的相关人员投资决策的思路。

本书的第 3 章为第一项研究，主题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风险及自然资源潜力。围绕该主题，我们构建了一套理论框架，解释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投资风险（具体包括环境风险、经济风险、政治风险）和自然资源的潜力。近年来，中国企业的海外投资遇到了来自东道国的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风险的各种挑战。为了更好地评估中国企业遇到的海外投资风险，本章从一些以前从未涉猎的角度进行了思考，并提出了一套全新的评估指标体系。另外，本章采用了基于熵权的“逼近理想解排序法”（ technique for order preference by similarity to an ideal solution， TOPSIS），以全面评估中国在 63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海外投资风险和这些国家的自然资源潜力。本章旨在鼓励中国企业考虑自然资源潜力和东道国的环境，做出合理的海外投资决策。本章的研究结果表明，大多数中东欧国家和新加坡、马来西亚、尼泊尔、不丹、亚美尼亚、阿联酋等“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是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最佳选择。据此，中国企业可以从海外投资风险和自然资源潜力的角度考虑，如何更有效地管理和实施“一带一路”沿线项目，最大限度地降低潜在风险，实现投资效益的最大化。

本书的第 4 章为第二项研究，主题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绿色能源领域可持续投资综合指标构建。围绕该主题，本章提出了从环境、社会、经济和体制四个方面对东道国（被投资国）进行综合评估的框架。由于这些方面已成为决定绿色能源行业的投资和未来发展的决定因素，因此，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总体可持续性和经济基准构建一套评估指标体系变得至关重要。在过去的十年中，在绿色能源行业，若干经济因素和非经济因素已成为投资的重要决定因素。在本章的研究中，针对绿色能源行业的可持续投资，我们提出了一套国家层面的评估指标体系。绿色能源可持续投资指标（Green Energy Sustainable Investment Index， GESII）含 22 个变量，从环境、社会、经济和体制四个方面进行划分，并采用了“逼近理想解排序法”。此外，根据数据的可获得性，我们实证研究了 2006—2015 年 47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变化。根据绿色能源可持续投资指标，我们还对“一带一路”沿线前三大国家的概况进行了比较分析。本章提出的新评估指标体系，即绿色能源可持续投资指标，可作为投资决策工具和政策依据。

本书的第 5 章为第三项研究，主题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自然资源枯竭对能源使用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围绕该主题，为了探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自然资源消耗情况及其对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首先我们采用了人口、富裕程度和技术的随机回归影响模型（ Stochastic Impact of Regression on Population， Affluence， and Technology， STIRPAT）来探索 1990—2014 年自然资源消耗对 56 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能源消耗和二氧化碳排放的影响。我们使用了增强均值组（Augmented Mean Group， AMG）面板估计和共同相关效应均值组（Common Correlated Eftects Mean Group， CCEMG）估计来拟合我们的模型。估计结果表明，自然资源消耗越多，二氧化碳排放量和能源消耗量越高——研究对象区域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自然资源消耗每增加 1％，二氧化碳排放量和能源消耗量分别增加 0.028 6％和 0.011 7％。为了检查所选变量之间的因果关系，我们采用了矢量误差修正模型（Vector Error Correction Model， VECM）格兰杰因果关系检验法（ Granger Causality Test，GCT）。检验结果表明，从长期来看，二氧化碳排放量、能源消耗量、经济增长、自然资源消耗、城市化和贸易开放之间存在假定性关联，以及显著的截面相依性和异质性。

基于以上三项研究的结果，本书提出了若干建议，引导决策者从自然资源利用和可持续投资角度出发，思考如何制定保护环境的可持续发展战略。首先，应对投资风险的各个方面进行大量仔细深入的审查。中国企业进行海外资源投资时，不应只关注某个项目的风险，还应谨慎评估可能存在的全球风险。此外，公司不应一心只想着规避风险，而应专注于提升海外投资的可持续性和把握潜在市场的机遇。其次，绿色能源可持续投资指标（GESII）提供了各个国家在环境、社会、经济和体制方面的过去和现在的大量信息。 GESII是一款全面的监控工具，可从绿色能源发展的角度确定一个国家的优势和劣势从而帮助企业做出合理的投资决策。最后，自然资源消耗会对二氧化碳排放和能源消耗产生不利影响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应制定严格的政策，鼓励和促进自然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第 6 章为结论与讨论，对研究发现进行了总结性陈述，并对本书研究的局限、研究的贡献以及对未来的展望等进行了思考和讨论。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西南财经大学全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给予了大力支持。由于原文用英文写成，梁欣、谭静、王寅苏、李晗、蔡靖、薛媛、李婉睿、李嘉梁、张祎、熊升银、王润等同学在英文翻译等方面提供了大量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受笔者学识水平、写作时间等多种因素限制，本书难免存在不足之处，敬请各位专家学者和读者朋友批评指正。

周葵
2023 年 10 月